金融服务创新论文范文

时间:2022-06-11 2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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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创新论文

篇1

1.我国金融信息化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金融电子化建设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中期,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金融系统电子化领导小组,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金融电子化建设规划和远期发展目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基本实现电子化。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我国的金融电子化建设经历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约70年代末到80年代,银行的储蓄、对公等业务以计算机处理代替手工操作;第二阶段,大约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逐步完成银行业务的联网处理;第三阶段,大约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实现全国范围的银行计算机处理联网,互联互通,支付清算和业务管理、办公逐步实现计算机处理;第四阶段,从现在开始,完成业务的集中处理,利用互联网技术与环境,加快金融创新,逐步开拓网上金融服务,包括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人类走进21世纪时,步入了以网络、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发展机遇面前,我国金融业也同时面临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广阔的市场和来自发达国家同行业更严竣的竞争压力。金融信息化是我国金融业的必然选择。金融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中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环。金融信息化既是金融业本身为提高其竞争能力、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悦务、海关、贸易和电子商务等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金融信息化不仅实现了业务处理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经营网络化,更进一步为监管电子化、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是金融服务创新、制度创新坚实的技术基础。

2金触信息系统的安全

安全是金融信息系统的生命。在金融信息系统日益发展,信息越来越向上集中,规模越来越大,金融业对它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的同时,金融信息化系统安全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它关系到金融机构的生存和经营的成败,所以,应把金融信息化系统的安全视同资金的安全一样,看作是金融机构的生命。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不仅是金融行业本身的问题,它与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紧密相连,是保障金融业稳定发展、增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已成为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问题。

据英国PA咨询集团公司调查,在20世纪末的5年中,电脑诈骗每年使英国银行损失40-50亿英镑,美国每年因计算机犯罪造成银行损失也多达55亿美元,德国银行每年因此损失约50亿美元。在我国,自从1986年7月发生首例金融计算机犯罪以来,发案率逐年上升,给银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仅1997,1998两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就发生了141起计算机犯罪案件,涉案人员166人,涉案金额16129万元,造成经济损失5853万元。朱铭基同志在扬州发生的一起利用遥控发射装置浸入银行电脑系统,盗取巨款的案件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信号,我们的银行家要抓电脑技术,不能落在犯罪分子的后面’。

2.1信息系统面临的威胁和攻击手段

信息安全从技术上讲,有如下几方面的含义: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不可抵赖性、可控性。金融信息系统是一个网络环境下的计算机系统,它处理的对象是信息。信息资源具有先天的脆弱性,系统中存储的信息密度极高,信息的可访问性、信息的聚生性、系统工作时产生电磁辐射、磁性介质的剩磁效应等都使系统中的信息面临着安全风险。概括而言,金融信息系统面的威协主要有三种形式:通信过程中面临的威协、存储过程中面临的威胁和处理过程中面临的威协。对金融信息系统的攻击手段主要有窃取、推断绒分析(属于被动攻击)、冒充、墓改、重放和病毒(属于主动攻击)。

2.2信息安全技术

2.2.1密码技术。密码技术是信息安全技术的核心。要保证信息系统中信息的保密性,使用密码对其加密是最有效的办法;要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同样可以使用密码技术实施数字签名,进行身份认证,通过对信息进行完整性校验来实现;保障信息系统和信息为授权者所用,利用密码进行系统登录管理,存取授权管理是有效的办法;保证电子信息系统的可控性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密码和密钥管理来实施。

1949年Shannon发表了《保密系统的通信理论》,引起了密码学的一场革命,从而使密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密码学(Crypto-graphy)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应用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是其重要的工具,涉及到数论、信息论、算法复杂性理论等学科分支。保密系统的Shannon模型如图l所示。

70年代中期,在安全保密研究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一是D}ffe和Hellman发表了《密码学的新方向》,冲破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单钥体制,提出一种崭新的密码体制,即公开密码体制。该体制可使发信者和收信者之间无须事先交换密钥就可建立起保密通信。二是美国国家标准局(NBS)于1977年正式公布实施了美国数据加密标准(DES)。公开密码体制的出现是现代密码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它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适应网络开放性的使用环境,密钥管理相对简单,可以方便、安全地实现数字签名和认证。对称密码体制下比较著名的算法有IBM公司开发的DES算法及其各种变形(如Tri讨eDES等)、欧洲的IDEA算法、LOKI,RCA,RCS等;公开密码体制下比较著名的算法有RSA算法、背包密码,Diffe一Hellman}ElGamal算法等等。与通信安全保密相比,计算机安全保密具有更广泛的内容,涉及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所处理数据等的安全和保密。除了沿用通信安全保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外,计算机安全保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并构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在计算机安全保密研究中,主体(subject)和客体(object)是两个重要概念,保护客体的安全、限制主体的权限构成了存取控制的主题。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相对于通信安全保密和计算机安全保密而言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它涵盖了通信安全保密和计算机安全保密的所有内容,把整个系统的安全保密作为其目标。金融信息系统因其自身高机密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信息系统,而类似于军事系统,有极高的安全保密需求。

2.2.2访问控制技术。限制主体的权限,防止非授权主体对客体的越权访问是访问控制的主要内容。存取控制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存取控制模型、存取控制策略、存取控制机制、存取控制的实现等。存取控制是建立在用户识别的基础上的,系统通过唯一标识符验证用户的合法性.决定是否允许用户进入系统。认证总是要求用户提供足够能证明他身份的特殊信息,这些信息是保密的,可以采用单向加密算法加密后保存在系统中。口令机制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认证手段,但比较脆弱。生物技术是一种比较有前途的方法,如视网膜、指纹等,但限于技术条件,目前还不能广泛采用。信息系统中存在大量的主体和客体。主体与客体关系如何表示,主体对客体的存取权限如何获取,是存取控制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系统中所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存取控制数据库。主体、客体、存取控制数据库、存取控制策略之间的关系构成存取控制基本模型。

存歇控制策略决定存取控制的水平。存取控制策略研究权限分配原则、方法和约束。等级授权方式是最常见的权力分配方式,根据权力分配细则,由安全专家根据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制定。

权力分配原则则涉及一些誉遍适用的存取陀制策略:。.最小授权策略(leastprivilegepolicy),即只给主体授予执行任务所必须的最小仅力;b.最小泄露策略(leaseexposurepolicy),按需知(needtoknow)原则给主体完成任务所必须知道的那部分保密信息,得到信息的主体要承担信息保护的责任;;c.多级安全策略(multilevelsecuritypolicy),将主体和客体都进行分级,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访问权限进行规定外,还对主体对客体促使信息的流向加以控制。存取控制模型如图2所示。

自主访问控制(DAC)是一种最替扁的访问控制方式,在自主访问控制下,用户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对系统参数进行适当的修改,以决定哪些用户可以存取其文件。自主访问控制是安全操作系统需要具有的最基本的访问控制机制,对于军事鱿金融系统,它的访问控制能力尚嫌不足。自主访问控制不能抵御特洛伊木马、电子欺骗(Spoof),黑客(Hacker)的攻击。这样就产生了强制访问控制(MAC)。

所谓强制访问控制,就是系统中主体和客体的安全属性(存即类)是由系统安全管理员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分配的,用户和用户程序不能修改系统中确定的安全属性,就是客体的所有者也不能修改。强制访问控制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金融信息系统是一个网络信息系统,为了保证其安全性,有必要提供一种网络访问控制手段。防火墙技术就是一种用于加强网络间的访问控制,防止外部用户非法使用内部网的资源,保护内部网络的资源不被破坏,避免内部网络的敏感数据被窃取的系统,它能增强机构内部网络的安全性。防火墙实际上是一种访问控制规则,它无法完全保护系统免受来自外部网络的攻击,另外,它对来自系统内部的攻击无能为力。

VPN(虚拟专用网)是一种为处于不同地点的两个分公司网络通过不安全的公共网络Inteme:建立可靠连接的技术。VPN所用的隧道技术就是用某种协议(如PPTP,IPsec等)建立双方通信隧道,将内部网所用协议和数据封装在IP包中,对隧道中传送的包进行加密/解密。VPN能从很大程度上解决网络面临不安全因素的威胁,作为远程用户利用公用网络接入公司内部网络的较简单的一种接入技术,现在正越来越体现出其价值。

2.2.3漏洞扫描和入浸检测技术。漏洞扫描与网络安全评佑紧密相关,其主要目的是先于入浸者发现安全漏洞并及时弥补,从而进行安全防护,是一种‘事前’(攻击发生前)防护手段。由于网络环境比较复杂,一般利用工具来进行漏洞检查,针对网络层、操作系统层、数据库层、应用系统层多个层面上进行。因为网络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漏洞扫描与评沽应该定期执行;入侵检测则是对网络活动和系统事件进行实时监控,检查是否有来自网络内部和外部的入浸。入浸检测强调时间连续性,是一种事中.防护手段。网络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应该不断跟踪分析黑客行为和手法,研究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漏洞,提高漏洞扫描水平和入浸位测水平。

2.2.4响应和恢复技术。任何一个信息系统无论采取了多么先进、复杂的安全技术,也不可能保证系统是绝对安全的,响应和恢复技术就是在系统遭到入侵或破坏的时候,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系统恢复正常。响应和恢复技术是一种‘事后’防护手段。

2.2.5审计技术。审计类似机上的“黑匣子.,利用系统运行日志,对系统进行事故原因查询、定位,为事故发生后的处理提供详细可靠的依据戴支持,是一种‘事后’的补充防护手段。

2.2.6病毒防治技术。病毒防治技术是研究在网络环境下,如何及时识别、发现病毒,如何强化系统对病毒的免疫能力,以及如何消灭病毒,减轻戴完全消除病毒对系统的危害。

2.3安全模型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与信息系统的安全技术有关,同时也与国家的法律与法规、金融行业的管理及其制度建设幽切相关。安全技术在金融信息系统安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过分依赖信息安全技术,安全技术只是信息系统安全的基础,安全管理则是金融信息系统安全的关键。

在研究信息系统安全的过程中,人们建立了不同的信息系统安全模型。其中,P2DR充分考虑了信息系统随时间而不断改变的动态性,建立在基于时间的安全理论之上,并且体现了闭环控制的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系统安全模型(如图3所示)。

P2DR是Policy(安全策略)、Protection(防护)、Detection(检测)和Response晌应)的缩写。安全策略是P2DR安全模型的核心,所有的防护、检测、晌应都是依据安全策略实施的。保护通常是通过采用一些传统的静态安全技术及方法来实现的,主要有防火墙、加密、认证等方法。在P2DR模型,检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检测是动态晌应和加强防护的依据,它也是强制落实安全策略的有力工具,通过不断地检测和监控网络系统,来发现新的威胁和弱点,通过循环反馈及时做出有效的晌应。紧急晌应在安全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解决安全潜在性最有效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全问题就是要解决紧急晌应和异常处理问题。要解决好紧急晌应问题,就要制汀好紧急晌应的方案,做好紧急晌应方案中的一切准备工作。

P2DR模型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数学模型作为其论述基础—基于时间的安全理论。该理论认为,信息安全相关的所有活动都要消耗时间,因此可以用时间来衡里一个体系的安全性和安全能力。P2DR模型可以用一些典型的数学公式来表达安全的要求:

公式1:Pt>Dt+Rt

Pt代表系统的防护时间,续者理解为在安全措施保护下,黑客(入浸者)攻击目标所花费的时间;Dt代表从入浸者开始发动入浸开始,系统能够检测到入浸行为所花费的时间;Rt代表从发现入浸行为开始,系统能够做出足够的响应,将系统调整到正常状态的时间;那么,如果上述数学公式满足—防护时间大于检测时间加上响应时间,也就是在入浸者危害安全目标之前就能够被检测到并及时处理。

公式2:Et=Dt+Rt,如果Pt=0

公式2的前提是假设防护时间为0。这种假设对WebServer这样的系统可以成立。Dt代表从入浸者破坏了安全目标系统开始,系统能够检测到破坏行为所花费的时间。Rt代表从发现遭到破坏开始,系统能够做出足够的晌应,将系统调整到正常状态的时间。那么,Dt与Rt的和就是该安全目标系统的暴露时间Et针对于需要保护的安全目标,如果Et越小系统就越安全。

通过上面两个公式的描述,实际上给出了安全一个全新的定义:‘及时的检测和晌应就是安全,“及时的检测和恢复就是安全.P2DR模型阐述了这样一个结论:安全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增大保护时间,尽量减少检测时间和晌应时间。

篇2

现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纵观近期文献,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阻滞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威胁。 

一、相关关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从2000年开始,在我国农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撤出县级及县级以下地区。从而导致农村金融供应机构以及资金供应出现严重缺口,与当时农村经济机制改革产生重大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尖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积重难返的威胁。 

(二)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一是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四是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行业冲击金融市场 

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有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必要性,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四)存款保险体系不健全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防止挤兑危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缺乏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政策建议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因此应该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农村金融改革同时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需要相关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观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促进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改革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一文中提到,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地域的广阔性而导致经营管理难度较大,而使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因此,应注意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推进的协调性。 

(三)完善我国农村存款保险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齐的农村信用环境,设置强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并且强化准入机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将经营效益差的信用单位排出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农民的财产安全。 

(四)注重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实现小额信贷组织创新。 

虽然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充斥了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但我们不能否认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同性质市场的存在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双方会不约而同地改善经营模式,加强管理,而最终获益者为广大农民,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 

例如,进行以利润为导向、成本收益平衡、运行效率高的小额信贷组织创新,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从多个渠道减少对捐赠的依赖。 

(五)区别化对待,满足不同地区的农村建设要求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状况、耕作环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出台政策应区别化对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区的等级划分,逐层削减规模,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农村,切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节省农民办理事务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结构,加快资金回流 

有数据显示,农村建设常出现资金运用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可规定对资金运用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贷资金投入,或者减少存款,或者自动退出农村存款市场。加快资金的回流,为农村的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流支持。 

参考文献: 

[1] 周霆,邓焕民.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2]薛红,赖景生.基于城乡统筹视角下重庆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关关系分析[j].管理学家.2009(04). 

篇3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鲁克俭 (1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关于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几个问题陈玉光 (18)

城市社区运转中的政治生态分析——以深圳、珠海为例范时杰 于风政 (23)

农村房屋拆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及价值——以北京市X镇T村为例高建强 (28)

政治·行政

英国全面绩效评价体系:实践及启示包国宪 周云飞 (32)

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李文 (37)

从自逼机制到他逼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的一条途径李习彬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少数民族政治运动初探罗春寒 (48)

与当代

辩证思维及其当代意义冯国瑞 (5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四大哲学创新——兼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成熟论”林锋 (59)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思考童萍 (65)

经济·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全林远 赵周贤 (70)

技术价值、历史遗产与分配正义于晓媛 (76)

首都研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教育命题孙善学 (80)

法律·社会

法律殉道者之法律接受与抗拒的现代性反思——以苏格拉底与安提戈涅为例孙曙生 (84)

台湾房屋拆迁的立法、补偿与冲突解决机制刘文忠 朱松岭 (90)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方向段美枝 (94)

哲学·人文

弗洛姆人道主义的基础:寻求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杜丽燕 (98)

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刘永祥 (104)

文本阐释的多元与同一孙际惠 (109)

省域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与对策——以山东为例刘文俭 (1)

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陈奇星 胡德平 (6)

地权纠纷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来自湖北S镇的调查郭亮 (10)

政治·行政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丁煌 李晓飞 (16)

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党发展与变革考量秦德占 钟文 (24)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向波 (29)

危机过程、制度结构与危机预防——一个发生和预防机制的分析框架汪锦军 (34)

公共行政120年:从“双螺旋演化”到“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尚虎平 王菁 (40)

与当代

试论社会建设的生态方向张云飞 (46)

科学发展观人学思想探要寇东亮 (50)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反思与评析谭扬芳 (54)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投入机制研究秦维红 (59)

经济·管理

论干部工作的“三边模型”王喆 (63)

领导者自我精神资本管理问题探析韩勇 (67)

低碳经济——新的财富之源刘治兰 (71)

首都研究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74)

法律·社会

压力型税收征收管理体制与我国税法的价值理念冲突李晓安 (78)

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徐丽雯 (83)

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定位张治银 程美东 (88)

制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伍先斌 (92)

哲学·人文

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认识问题张翼星 (95)

科学与人文的互动——论怀特海的科学文化观孟建伟 彭彦 (99)

论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贡献王莉莉 (104)

俄罗斯发展道路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拉古诺夫·弗拉季米尔·博里索维奇 杨青(编译) (109)

行政学院科学发展研究——论贯彻落实《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若干问题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大部制改革后的完善路径探析——兼以重庆市大部制改革为研究个案傅广宛 (7)

非常态治理:关于建立“准大部门制”应急管理体制的思考——来自烟台市的调研报告胡象明 魏庆友 (12)

政治·行政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臧乃康 (16)

当代中国行政区经济表现的再探讨刘小康 (22)

自决与民主的异同比较及关系梳理王英津 (28)

关于我国目前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周美雷 董武 (34)

高风险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管理——以“2008年南方雪灾”为案例张海波 (38)

与当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安启念 (43)

论的社会正义原则罗克全 (49)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性思想探析郭现军 (53)

经济·管理

多元化经营的利弊分析及选择要素彭新武 (58)

企业行为伦理标准的消解与建构曹凤月 (64)

北京金融服务业辐射力实证研究张辉 朱光楠 冯中越 (68)

首都研究

北京市基层群众自治的现状及问题王维国 周小华 (73)

法律·社会

正当程序中的自然法因素史彤彪 (78)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李瑜青 张善根 (83)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实践谭志君 (88)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研究张江莉 (92)

安居基金:住房保障模式创新杨之光 杨家义 (96)

哲学·人文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张耀南 (100)

文化软权力化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李智 (105)

论珠三角文化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刘建中 (108)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李俊清 (1)

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翟校义 (5)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乡镇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命题初论马得勇 (10)

政治·行政

深化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何增科 (16)

基于危机管理模式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研究滕五晓 夏剑霺 (22)

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思考张友国 伺俊武 (27)

政策制定中的电子参与:质量、满意度和效率李亚 韩培培 (33)

与当代

哲学是正确解释世界与能动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评《“知识经济”批判》杨生平 (38)

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异化问题争论的反思徐春 (44)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王小岩 (48)

何种文化?谁之霸权?——从苏联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张羽佳 (51)

首都研究

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胜任力状况及培训对策研究 (56)

经济·管理

多元化用工制度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个案分析郑湘娟 任春晓 郑春牧 (61)

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十大启示李庆梅 聂佃忠 (67)

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从经济效率型到公平正义型欧斌 (71)

基于战略地图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研究——以GW公司为例阮平南 邵亚平 (74)

法律·社会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吴传毅 唐云涛 (77)

五四青年教育探析——倡导者的青年教育特点李毅红 (82)

论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的立法完善吕华红 (87)

哲学·人文

存在决定意识基础上对学术和政治统一性的关注——高校师生思想变化特点探求李凯林 (90)

科举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吴惠巧 (94)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胡喜云 (98)

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鲁霞 (104)

海外学术

确保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特鲁尼·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俄) 孙玉秀(译) (109)

关于行政学院加快四大体系建设问题周文彰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石亚军 (6)

社会复合主体与城市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为例毛寿龙 李文钊 (11)

政治·行政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颜佳华 朱逢春 (15)

篇4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third party logistics changes from“convention role”which only provides logistics services,to“delegation role”and“control role”which provide both logistics service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The appearance of “delegation role”and“control role”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the cognition of two different financing modes- external financing and internal financing.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the article introduces some theory,including the role of the third-party log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and the financing risk of supply chain enterprise,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and the optimum order quantity of financing enterprises,the thesis uses the capital constraint newsvendor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nancing methods. The above conclusions can be good references to tho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have capital constraints,poor solvency and low credit rating problems in supply chain.

Key Words:supply chain enterprise,external and internal financing,financing risk,Newsvendor Model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2-0017-06

一、引言

二十一世纪,企业竞争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在供应线与供应线之间的竞争。在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条中,不仅有实力雄厚的大型主导型企业,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不同的是,供应链中的中小型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较难通过金融市场融资,因而更热衷于从银行的信用市场获得资金。这种由供应链以外的机构(如银行)提供的融资服务被称作“外部融资”。

随着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资金流业务方面的拓展,一些大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成立了独立的金融子公司,专门从事供应链中企业融资问题的协调和咨询。随着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的逐渐成熟,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一定的信贷权限授予这些大型物流公司,允许它们在供应链企业融资过程中向受资金约束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贷款。这种由供应链内部企业以特定形式提供的融资服务被称作“内部融资”。

目前国内在供应链融资领域的实践发展迅速,但内外部融资理论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用理论研究的方法比较两种融资方式。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其一,在无风险的条件下,定量地比较了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在最优订货量时的收益,分析两种融资方法适用的不同情况;其二,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将条件风险价值法(CVaR)和报童模型研究中的时间风险同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结合在一起,定量地衡量了供应链企业内外部融资风险,并定性地分析了内外部融资对经销商收益和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

(一)第三方物流在供应链企业融资中扮演的角色

根据其提供的不同服务,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分为三类:传统角色(convention model)、角色(delegation model)、控制角色(control model)。

1. 传统角色。即仅为供应链企业提供专业的物流服务。当供应链企业资金不足时,传统角色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不参与任何融资活动。

2. 角色。在融资过程中,第三方物流企业起到在银行和资金约束企业间建立桥梁的作用(比如协助银行监管借款企业,使得供应链内部信息和银行所处的金融市场信息对称等)。由于向融资企业提供贷款的依然是供应链以外的金融机构,所以这种角色下的融资方式为外部融资。

3. 控制角色。第三方物流企业通过延迟支付的信用合同等方式为供应链企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融资服务。由于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供应链内部企业,所以此种角色下的融资方式为内部融资。

(二)供应链企业融资风险

供应链是一个涵盖供应商、经销商以及最终用户的复杂动态系统。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合作,会因为信息不对称、信息扭曲、市场不确定性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各种风险的产生。并且处于供应链中任何一级的企业的经营状况都将影响供应链的整体利益,从而增加供应链风险。供应链的本质是决策的分布性,“双边际效应(double marginalization effect)”①(Splender,1950)和各实体的风险规避效应通常导致供应链整体性能的下降。目前,对供应链协调性的研究通常基于实体风险中性的假设。而实际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中存在着风险,尤其在供应链中企业由于资金不足需要进行外部或内部融资的情况下,风险几乎是衡量融资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不同的融资方式对风险的衡量也不同,本文将分情况讨论内外部融资的核心风险该如何衡量。

1. 外部融资风险。外部融资风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化。如果贷款企业信用水平较低,银行将倾向于设立更高的贷款利率以补偿自身承担的信贷风险。由于融资风险最终将转化为融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且风险的高低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决定,所以对供应链中的融资企业而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运用CVaR作为风险度量准则来衡量外部融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此种不确定性风险衡量方法由Rockfellar和Uryasev(2000)正式提出。

2. 内部融资风险。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是针对延迟支付条件下的内部融资,所以内生风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订货时间风险。

在单一周期(在单一周期内经销商只有一次订货机会)条件下,经销商做出的订货决策,是依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来进行的。预测时间跨度越长,需求的不确定性越高,决策的风险就越大。相反,越接近于需求实现时点订货,需求信息量越充分,需求预测的准确度越高,库存与缺货风险就越小。

因此,从经销商的角度,希望推迟订货,从而降低库存风险和缺货风险。相反,供应商为了降低自身需求不确定性风险,希望经销商提早订货。为了鼓励经销商提早订货,供应商将会采用订购价格优惠策略,即在一个预定的时间段内,给予早期的订单较低的批发价格;反之,给予晚期的订单较高的批发价格。所以,根据融资企业对订货时间风险的不同偏好,针对时间风险的成本也在相应地改变。本文用订货价格作为供应链企业内部融资的风险度量指标,因为它是对由于订货时间不同从而造成风险成本差异的最直接的反映。

二、基础报童模型在供应链融资中的应用

在随机型存储问题中,常见的随机因素是需求和时间。报童模型就是典型的单阶段随机需求模型,旨在寻找最优的产品订货量,最大化期望收益或最小化期望损失。报童模型在1956年首次推出后,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被应用于诸多领域,本文对其在供应链融资问题中的应用进行研究。

(一)模型的假设

在本文整体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假设产品市场是开放的,有关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需求分布和库存成本等信息是对称的(完全信息市场);供应商在产品销售季节到来之前一次性生产完预测的需求量;经销商面临一个随机的市场需求;零售价格为外生变量,不受经销商决策影响;产品考虑残值,并且订货周期较长(不允许二次订货);供应商和经销商是完全理性的,根据期望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

在基础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假设无风险因素且经销商资金充裕。

(二)变量的设置

三、资金约束报童模型对供应链融资的分析

(一)无风险的资金约束报童模型

1. 无融资服务时的报童模型。模型的假设同基础报童模型。变量的设置除基础报童模型中的变量之外,假设经销商自有资金为B。此模型中经销商存在资金约束现象,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融资服务。订货量将通过下面的最优化问题进行决策:

4. 内外部融资的比较。不论融资方式如何,经销商的融资目的永远是达到其最优收益。作为一个理性的经销商,比较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分别达到其最优订货量时的收益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两种融资方式的差异。

根据之前的研究结论,外部融资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二)存在风险的资金约束报童模型

1. 外部融资时的报童模型。根据上文对供应链企业外部融资风险的论述,本文运用CVaR作为风险度量准则来衡量外部融资的不确定性风险。

所谓CVaR(Conditional Value-at-risk/条件风险价值法)是指在给定的条件和置信水平内,决策者预期的损失大于或等于某个给定风险价值VaR(Value-at-Risk,风险价值或价值风险)的条件期望,也可理解为超额损失的平均水平。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x为决策型变量; 为随机变量;P为损失函数; 为置信度,即风险偏好程度;VaR为在给定的条件和置信水平内,决策者能够承受的最大潜在损失,也可理解为决策者的安全风险。

之所以选择CVaR作为衡量外部融资风险的标准,是因为外部融资中由银行决策的不确定性风险与CVaR有着很好的契合度。其实,VaR就是现实中银行所能承担的安全风险(由基础利率r来衡量),那么CVaR就是超过银行安全风险的那部分超额风险的平均水平。不同市场环境下,不同银行针对不同企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所以银行的风险偏好就是公式中的 。VaR和CVaR随着的变化而变化,即银行能够承担的安全风险和超额风险的平均水平随着自身风险偏好的变化而变化。在实际融资过程中,银行会通过增加贷款利率等手段将超额风险转移给经销商,变成经销商的融资成本,我们可将CVaR中的损失函数P理解为超额风险带来的损失,由于这部分超额风险是由经销商承担的,所以损失转化为经销商的融资成本。同时,决策型变量x即订购量q,随机变量

即市场随机需求量D。

综上所述,站在经销商的角度,衡量外部融资风险的方法就是在期望收益函数中减去由风险带来的融资成本。在Gotoh和Takano对CVaR准则下报童模型的研究的基础上,已知如下模型:

3. 内外部融资的比较。由于内外部融资风险的度量准则不同,所以定量地比较两种融资方式较为困难。但我们不难看出,在外部融资情况下,融资风险偏好的决定者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经销商对风险的掌控性差,不确定性高。在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仅仅是关心自身的投资收益或资金安全,并没有提供一种机制与资金不足的经销商共享市场风险。

四、结论

在传统角色中,第三方物流的角色是传统物流产业专业的角色,可以为供应链中物料流的协调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应用自身的专业物流服务为供应链创造一定的价值。但当经销商由于资金限制仅能采购有限的产品,从而限制了自身和供应链的整体收益,这时,传统角色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并不能为供应链创造出新的价值。然而,角色和控制角色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通过内外部融资的方式向资金不足的经销商提供资金帮助,从而解决了供应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实现了经销商最优的采购决策或运营决策和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大化。显然,角色和控制角色在解决供应链企业资金约束问题方面较传统角色更为优秀。

在对内外部融资进行了一番对比研究后,我们发现,同外部融资紧密相连的角色并没有提供一种机制与资金不足的经销商共享市场风险,也并没有对供应链中传统问题“双边际效应”产生任何影响,从而没有起到协调整体供应链的作用。和内部融资紧密相连的控制角色却可以通过延迟支付信用合同的方式,为经销商提供一种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供应商共享市场风险的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销商的市场风险和供应链“双边际效应”对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在全局上协调了供应链。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控制角色是供应链企业融资服务中的最优角色。

同时,在控制角色中,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自身收益也会高于传统角色和角色。因为在控制角色中,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物流服务提供商收益(向供应商提供物流服务而获得的收益);金融服务收益(由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有一定的风险,它将收取一定的风险费用);供应商收益(向供应商批量采购可能获得价格折扣收益,然后再代售给经销商可获得一定的收益)等等。

但尽管控制角色是资金不足供应链的最优角色,但是要实现控制角色往往要求第三方物流企业是规模较大的、资金无约束的、信誉较好的企业。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不能盲目崇尚控制角色,应根据自身特点找到合适的业务创新方向。

注:

①也可称为“双重加价”。美国经济学家Splender在早期对产业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当市场上的供应链存在单个上游卖者(如供应商)和单个下游买者(如经销商)时,上、下游企业为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整个供应链经历两次加价(边际化)。而以自己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下游买者倾向于采购对上游来说并非最优数量的产品。这里,“双边际效应”涉及企业的订货决策。实际上,上下游之间关于产品价格、质量、促销、技术等方面仅考虑自身利益的决策行为,都是“双边际效应”的一种形式。并且,“双边际效应”是引发供应链冲突的本质根源,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连锁反应。

②即资本市场的无风险利率,由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决定。市场竞争越激烈, 越小。当=0时,则表示资本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由于激烈市场竞争导致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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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除了各国政府、中央银行不遗余力的天量救助方案外,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金融高管们的天价薪酬。AIG前CEO马丁•沙利文2005年、2006年两年奖金总额达到4000万美元。2008年7月他从AIG辞职时,拿到了4700万美元的“分手费”。 美林证券前CEO奥尼尔,在2005年、2006年两年的奖金分别为3600万和4700万美元。当他2007年10月被迫辞职时,获得的期权和股票共值1.615亿美元。2009年7月底,纽约州总检察长科莫公布了一份报告,披露9家获得政府巨资援助的银行在去年累计发放了326亿美元的高额奖金。

2009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接受政府救助最多的7家大公司高管进行限薪。包括花旗、美国银行等7家企业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面临严格的薪酬限制。美联储则在同一天宣布对银行业员工的薪酬提出监管要求,将审查和否决银行业的薪酬政策,范围覆盖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机制无疑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会被认为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为什么政府和国际社会要去干预甚至是私人金融机构中的公司治理(薪酬)问题?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纠正金融高管扭曲的薪酬机制?本文将通过金融高管薪酬制度所体现的负外部性与委托成本来分析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及解决的思路。

一、外部性和委托―理论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首开对外部性问题的关注。什么是外部性,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简明的答案:"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根据这一定义,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收益,却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时,称之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损害,却没有支付其成本时,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正负外部性都不利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负外部性往往只能带来个人利益,却增加社会成本,没有社会效率并且容易引发恶性循环;而正外部性则一般不产生激励,因而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也不具有社会效率。

而谈到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机制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到 “委托理论”了。由于社会大生产和分工的细化使“专业化”成为社会需要,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论”,倡导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给专业经营人员。委托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参与人对信息的拥有是不相同的,某些参与人拥有其他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通常委托人在博弈中处于信息劣势,而人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人由于具有信息优势代表委托人行动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率,因此通过契约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指根据契约的规定,委托人指定、雇佣人为其服务,同时赋予人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人的工作内容和绩效按照契约原则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虽然人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权利,但不可否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也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权益(财富)增加,而人则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收入、职务消费和较小的工作压力等),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是根据明示或隐含的契约给予人以委托工作的报酬,但是契约的设计的报酬制度是否能够满足和优化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诉求则是委托关系中的关键点了。换句话说,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将是委托关系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对企业所有权的研究认为:在现代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和上市企业中,由于作为委托人的股东通常人数众多且过于分散,从而使他们很难有效参与公司管理决策,而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通过专业技能和专职工作从而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所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人―股东享有的是名义控制权和名义索取权,而人―公司管理层则享有实际的企业控制权和有效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二、美国金融高管薪酬机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高管薪酬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所以我们以美国为例运用外部性和委托―理论来分析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美国公司股权结构的理念基础是分散.因此,美国公司呈现出以高度分散为特征的股权结构,并在分散的股权结构基础上形成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美国绝大部分金融公司通过上市而形成公众化,股东非常分散,对公司缺乏实际的控制;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管理层掌握了公司实际的企业控制权。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委托人(即股东)与人(管理层)的最终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对委托人来说,其对公司的利润具有占有权,其利益最大化可以简化为公司利润最大化。而公司管理层只是公司资产的控制运营者,其收益不等于公司盈利。由于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实现途径不一致,自然衍生出所有人和控制权人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而这种利益冲突在股东分散而管理层控制力强的金融机构就更加突出了。以传统的华尔街薪酬模式为例,一般底薪低而奖金高,鼓励高风险高回报的模式。比如前雷曼兄弟CEO富尔德的基本工资只有75万美元,但他的奖金部分(现金+期权)通常高达数千万美元;前贝尔斯登CEO Jimmy Cayne在2006年的基本工资为25万美元,但当年的奖金总额却高达3360万美元。管理层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事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收益。而在相当的金融机构中(如基金、投行等)的部分产品是属于代客理财的,即风险由客户承担,金融机构收取管理费和超额利润分成,于是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冒险行为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其冒险成本由客户承担,而自己则可分享冒险成功的收获。即或是在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时,其动用的大量金融资产也是属于股东权益或他方权益(公司负债等),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负外部性的存在,区分仅在于冒险成本不是由客户承担而是由股东或他方承担。这样,经营层的冒险显性成本基本不用自己承担(但有隐性的市场声誉成本),但却能分享冒险收益,这种成本收益的核比将对理性的经济人产生激励,所以金融机构的经营层会有驱动力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而在美国,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流行,不同行业的关联度很高。通过资产证券化,房地产、银行、保险、基金、债券等不同行业和机构被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关系复杂、涉及广泛的系统性链条。而组成这个链条的各个机构的经营层都具有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激励,虽然机构个体也有风险控制机制,但多个环节累加在一起则形成了聚集风险、一损俱损的多米诺式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曾经有理论认为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因为利益攸关,会采取尽职的方式监督人的行为,会对人过度的冒险行为形成有效的抑制。诚然,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因为有资产的投入,其决策行为的成本收益核比自然与经营层不同,其对风险后果将承担所有者权益范围内的责任,因此股东相对经营层而言应该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但金融机构通常其自有资本比例是比较低的,以状况较好的商业银行为例,通常其资产数额都在自有资本十倍以上。即在杠杆作用下,股东对于金融风险而引发的损失仅以其在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为限,超过限额的风险则由社会、政府或纳税人承担,由于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在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达到“大而不死”的地步时,政府一般会对于其困境采取救助措施,因而在这种负外部性激励下的股东也开始逐渐放松了对业务和发展的监督,使道德风险逐步成为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当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产品不断产生时,股东对管理层有效监督的成本显著提高,因此股东倾向于采取使管理层利益与自己趋同的股权、期权和奖金等公司利润增长分享方式,以较高的收益提高其失败的机会成本,从而以较低的监督成本来保障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诉求,这就是股东愿意对高管发放高薪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高薪有利于吸引高端优秀人才加入,客观上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加。但这种股权、期权和奖金的高薪机制又加剧了管理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以及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因此,完全寄希望于股东的约束可以制止管理层的高风险行为是不现实的。

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层对于高风险业务都有负外部性,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负外部性程度较低的股东由于分散、专业能力不够和较高的监督成本而无法实际控制金融机构行为;而实际控制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由于其较高程度的负外部性在高杠杆和高证券化的金融环境下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成本最终会由其本国全体纳税人甚至是其他国家承担,而引发危机的管理层仍然可以按照薪酬合约拿走高额的奖金和补偿金,这种明显的负外部性使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机制面对强大的改革压力。

三、改革金融高管薪酬机制的思路

上文已经阐述了当前的金融高管薪酬机制所存在的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所以改善金融高管薪酬机制也应该从减少这两方面成本着手。

解决外部性成本的思路一般有两条:一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思路,它强调政府调节,主要是指税收和补贴;二是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思路,该方法强调市场机制,主要运用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手段。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将市场手段和政府调节相结合更为有效,因为它们既避免了一些靠实行纯市场化无法克服的难点,同时又保留了市场手段经济激励作用。在实践操作中,内部化高管薪酬负外部性的常见手段有改善薪酬结构、延期支付一定比例的薪酬(锁定)、奖金必须与长期业绩挂钩、当盈利状况发生负面变化(尤其是当相关业务发生负面变化时)高管要回吐相应比例的薪酬、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持有一定数量的头寸,政府对不合理的高薪采取限薪和征税等等措施。

降低委托―成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事实上,学者和股东们设计了诸如减少信息不对称、创设双方利益趋同机制、建立长期重复博弈关系、人市场声誉、相对业绩评估等措施优化双方的契约关系,限制和改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处于一个竞争的动态市场环境内,单个企业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真正遏制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各种良好措施和机制很难在非统一规则环境下发挥作用。

我们依然以美国为例,自1929年大萧条后,相继通过的《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立了分业经营和严格管制的原则。因为存在着诸多统一而具体的管制,企业的商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的管制,管理人能够独立自主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整体薪酬机制大致相似,出于高管自身利益驱动追求高风险回报的可能因而也较小。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于来自对冲基金、PE、VC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华尔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体制开始出现松动。自此以后,金融机构竞争发展不断推动监管部门放松管制,直到1999年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重新确立了混业经营的体制,从而由严格管制转而由市场竞争机制自我调节。各金融机构在市场化条件下逐渐采用更为商业化的激励机制,以追逐更高利润。与此同时,在混业经营的环境中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和核心专业人员在日常业务中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在提高机构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委托-”成本,从业人员热衷追逐高风险以换取高回报。这不但体现在对业务的争夺,更体现为对高端金融人才的竞争,从而使不断出现天价薪酬。另一方面,由于华尔街投行分散的股东对短期回报的期望通过激进的高管薪酬体制使得追求风险以获取短期回报成为行业的风气。事实上,在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但由于金融业的主要资产是人,有着更大的“委托-”成本,因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然,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设计出了诸如在薪酬条款中增加锁定和回吐条款等机制来减少“委托-”成本,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原因很简单,采用这些薪酬限制条款的金融机构将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金融人才,从而会削弱其市场表现。虽然各种薪酬限制机制会降低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但在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只能成为边缘制度。在市场条件下,很少有企业愿意采取比其他企业更加严格的薪酬制度从而造成自己的优秀人才流失,所以各种内部化负外部性的机制往往成为小众选择或是只具有理论价值。通过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长期激励的普遍绩效周期是4~5年,而2008年的调查显示54%的公司在竞争的环境下已经缩短为3年了。

因此,要想对高管薪酬的负外部性和“委托-”成本形成有效的遏制,关键不在于理论上的认识和设计,而应该由政府和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加强监管,统一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纠正市场失灵的缺陷,在统一合理的原则下优化管理层薪酬机制。监管的目标不是“限薪”,而是降低“委托-”成本和限制不合理薪酬机制的负外部性。政府不仅要在政府注资金融企业里行使投资人权利去调整高管薪酬机制,而且也有必要通过行业监管去规范所有相关企业的高管薪酬机制,从而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只有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具有较低负外部性的薪酬机制才可能真正被金融企业广泛采用,也才有可能在整体上降低系统风险。事实上,如前所述: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有者(股东)有决策权和经杠杆放大的风险收益权但仅承担与所有者权益等额部分的风险,金融高管有实际的决策权和风险收益分享权但却只承担了极小的个人风险和成本,而社会公众或纳税人往往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这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社会权利义务结构。因此,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标,不能仅仅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有必须要实现社会公众利益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为了解决金融机构这种不相称的风险与收益,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应该实施对金融机构的外部制约,包括对金融高管的监管。而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机制的负外部性就应该是金融监管的一部分,而这也正是美联储为什么会将审查和否决其辖内近6000家银行的薪酬政策的原因。所以建立统一的金融企业薪酬监管原则是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负外部性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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