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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五”期间,2008年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员会将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等技术研究列为重大科研课题。2009年,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与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共同承担了“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其中,现代集团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历史建筑保护设计研究院合作进行子课题“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可持续利用设计技术研究”。
历史建筑的妥善保护与利用是城市传承历史文化、维系城市或民族记忆的需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不仅需要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及城市各管理,规划部门的规划与严格管理:需要现状调整、检测,需要建筑专业在历史考察,确定重点保护部位的前提下所作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修复以及结合新功能所必要的调整等设计,并在改扩建时遵循可识别性、可逆性原则等,还需要结构专业的修缮加固设计、设备专业结合新功能的系统更新,包括节能、消防,先进设备等配置,当然还需精心施工等。在力求综合性的整体保护历史建筑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各方努力,才能让这些无比珍贵的历史的见证者,在相匹配的优雅的环境中,立足于今天、并得到恰当的可持续利用,延续其寿命,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有鉴于此,有关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设计技术研究的课题组由相关多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赴日本考察的成员也涵盖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2009年12月完成课题中期报告后,集团组织课题组一行八人,赴日本专题考察,成员有:上海院建筑总师唐玉恩,张皆正,历史院副总师陈民生、郑宁博士四人,还有上海院结构总师李亚明、给排水副总师徐凤、暖通副总师何焰、以及电气主任工胡戎。
本次考察着重了解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情况,时间一周。除了实地考察广岛、神户、奈良、东京、横滨、镰仓等地的众多重要历史建筑――国宝、指定重要文化财等,还与日本同行“株式会社日本设计”、“株式会社JRE建筑设计”进行有关项目保护与利用的设计技术交流。“日本设计”的野正人先生介绍了东京几个重要保护项目保护与利用设计案例,并陪同考察“国指定重要文化财――三井中央信托银行”老楼及新楼,赠送简介;森一朗先生陪同考察横滨港红砖仓库等项目,“JRE设计公司”的米川龙夫,田原幸夫先生作了东京丸之内车站保护修复、扩建的技术介绍并赠送有关资料。正是通过交流使考察得以深入。
日本的历史建筑类型众多,有从受中国建筑影响的“唐风”传统木构到逐渐演变发展的“和风”木构,受西方建筑影响的各种风格,功能类型、各种结构与材料的近代建筑等,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历史建筑构成丰富的文化遗产。考察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技术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针对不同情况,日本相继出台保护制度,注意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以在大众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中持续发挥作用。
1950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并在1975年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创立了以历史街区为保护对象的“传统建筑区保存地区制度”。
1996年,日本再次修改《文化财保护法》,引入登录制度。该制度的运行,扩展了建筑保护的范围与数量。现行的日本文化财体系中关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方面,主要包括:“有形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等。其中,属世界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财中的重要部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而价值特别高的部分,则被指定为“国宝”。纪念物指“史迹”、“名胜”等。传统建造物群,则由市、町,村条例决定“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或选定“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
此外,日本产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得到重视,这类建筑大部分被列入都或市选定历史的建造物以及近代化产业遗产的保护名录之中。
考察后,我们曾在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内进行了讲座交流,经进一步整理、查阅参考书等工作,现汇集成涵盖各个专业的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作为课题研究的附录成果之一。
同时提交到特别关注建筑文化考察的《建筑创作》杂志发表,也是我们向同行的汇报。本次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分成三部分:之一,日本传统木构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二,对话与共生――日本近代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三,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结构与设备特点。
因考察时间较短,深度尚不足,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指正。
注释
关于该选题,我们反复论证,不断寻找切入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广西传统民居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大,走遍广西的代表性传统民居困难颇多,因此最终我们将选题界定在桂北传统民居。
二、项目目标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而桂北是广西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聚居地,包括壮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受不同时代文化、民族传统、地理因素、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广泛分布在桂北范围内的民居形态各异,各具特色。
桂北民居受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在建设选址、院落布局、建筑材料、营建技艺以及建筑装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本次活动通过调查梳理桂北各地民居风格的成因以及民居的主要特征,来挖掘传统民居的价值体系;同时提出保护与发展的原则与策略,激发人们对传统民居的保护意识,使传统民居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最后通过了解桂北民居保护与发展的现状,寻找适合不同类型民居的保护措施。
三、项目内容
本次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桂北各类传统民居的特点及其形成因素,将选择桂北传统民居类型中的代表性建筑进行重点调研,观测记录其建筑数据,调查研究其历史文化渊源,从而分析记录民居类型显著特征及其形成因素。
建筑形制:对建筑规模、建设选址、院落布局等因素进行观测记录,总结提炼民居类型特征。
建造工艺:调研传统民居的建筑结构、建筑选材、建筑工艺等信息,记录传统民居建造技艺。同时观察建筑中的瓦雕、木雕、砖雕等装饰性元素,研究其文化内涵。
历史研究:依托前期的资料收集与分析,结合实地调研掌握的资料,明确当地民居的历史概况。
地理环境研究:调查所处地的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分析地理环境对传统民居建筑的影响。
实地调研后,需要对调研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桂北传统民居的深层次研究,内容包括:
1.成因分析:结合收集到的资料,从风俗文化、气候环境、地理特征等元素分析此类民居的成因。
2.型比较与演变:与其他典型民居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提炼该类民居的显著特征,并通过历史、文化、地理特征的总结归纳,研究追寻此类民居的演变过程。
3.进一步提出传统民居的保护策略与措施,寻找保护、传承、延续传统民居的方式方法。
四、项目研究方法
此次调研以实地观察、人物访谈、建筑测绘、归纳总结为主,以文献查阅为辅。
实地观察:在考察前期,通过收集资料,分析整理,选择确定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桂林九屋江头村、桂林灵川雄村、桂林龙胜金竹壮寨、桂林龙胜黄洛瑶寨、柳州三江程阳八寨,进行观察、拍照、测绘、走访调查等,对传统民居的建造技艺进行调查记录。
建筑测绘:对具有典型价值、保存较好的传统民居进行实地测绘,测量其占地面积、通风采光面积等数据,绘出其建筑平面图。
人物访谈:对当地居民、房屋主人进行访谈,了解更多关于当地民居的信息;同时向专业研究人员请教关于传统民居与民族风俗等的相关问题。
文献调查:利用网络资源、图书资料,收集整理关于走访考察地点的每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的相关文献资料。
五、项目实施过程
见下页“项目实施过程”表。
六、项目成果
在项目学习过程中,我们及时记录并整理每个活动阶段的成果,形成了比较丰富的阶段成果,包括:十余次会议语音记录,五个民居考察地点的观察记录表、测量表、平面图、民居特色照片集,五份民居考察报告,若干篇项目学习日记等。
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一份完整的研究报告,五篇研究论文,一本手绘画册。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大专院校的两代专家学者唐昌朴、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黄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别多次到今西昌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窑址遗存,会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窑址遗存,冕宁有元、明、清的陶瓷窑址遗存,在上述遗存地层中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来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亦多次去会理调查或考察,并在古窑址试掘。
上述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事后都分别在文博书刊上发表了论文。笔者研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其有三个共同的观点:
1.会理古窑址始烧于宋代,最迟在元代就开始烧制青花瓷器。
2.会理元明青花瓷器无论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艺技术特点,还是产品最终的形态,都与云南体系(玉溪窑、建水窑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视为一个窑系。
3.会理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来源于邛窑的釉下彩,是邛窑工匠被掳南迁的直接结果。
例如: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昌朴先生在1982年6月对会理瓷窑(鹿厂窑)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其窑的建造时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专家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在考察后撰写的《论会理元代青花瓷窑》一文中论述道:
“我国陶瓷发展史釉下三彩的运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宫隋、唐窑址内已有发现,唐代长沙窑和四川邛崃县的十方堂窑以及其他邛窑系都已广泛运用,这种釉下三彩的技术已为大家所公认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术基础。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厂窑就发展为划花填彩和绘三彩的所谓‘宋三彩’的釉上彩技术。因而釉下彩技术,可能由成都地区南传到会理为鹿厂窑所继承发展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论可靠,则鹿厂窑宋、元青花就是运用当地原料并继承发展成都青羊宫窑隋、唐釉下三彩技术而创烧出来的新产品。”
“湖田窑不是青花瓷的创烧者,而玉溪窑又晚于(会理)鹿厂窑,故鹿厂窑在青花瓷的创烧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禄丰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壶春瓶,是玉溪窑的产品,其所绘鱼藻纹图案的绘法粗放自由,与鹿厂窑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绘法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
无独有偶,最近笔者在收集、整理有关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有幸读到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的论文《四川会理古陶瓷窑口归属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会理地区实地考察,她认为会理铁厂的抱母鸡坡古瓷窑的年代应比鹿厂古瓷窑更早。在那里,她发现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残片”……其色泽与玉溪窑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论文中引用了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陶瓷老专家耿宝昌先生的话:“云南的青花瓷在着色上色彩比较暗,灰,釉色泛黄,花纹多呈现青黑色。”她认为:“会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点且颜色更深,应早于玉溪窑青花。”
她解释道:会理窑青花碗内底的支钉痕迹,是运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蚕豆大小的颗粒状支钉垫烧形成的,“与玉溪窑青花的烧制方法完全一样”。
她感慨地说:”通过对上述窑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人们直接感受到了邛窑工艺对上述地区的影响。”
会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体呈浅灰色,胎质较细腻;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黄土色;普遍开“小块冰裂纹”,青花发色呈“灰蓝色”、“灰黑色”、“青蓝色”、“青黑色”等,深黑为早期产品,淡蓝者为晚期产品。绘画手法分涂划和雕皮印刷两种:涂划线条粗放随意潇洒,雕皮印刷则图案整齐划一。雕皮印刷为主要的装饰手法。图案多为树叶或朵花,或无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记。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无匣钵,只有少量垫饼,用于烧制大件器物,盘、钵、碟皆为涩圈叠烧。所用青花颜料则是当地土产青料。装烧方法多为涩圈重叠和支钉垫烧,故多数瓷碗内底有一圈无釉涩圈或五至六个支钉痕迹。
多年来,按照专家的指引,笔者出于学习、研究的需要,也陆续收藏了一些会理的青花瓷器,在此发图与方家交流、探讨。
朵花纹碗(图1-1),元代,支钉垫烧,土黄色釉,青花色深,发黑,简笔弯钩状花瓣。这只碗的花瓣画法与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图1-2,图1-3)雷同。
青花盖罐(图2-1),豆青釉,有细冰裂纹片,灰蓝色青花,彩绘“福”字、“春”字。这只青花盖罐带八思巴文草书“福”字的写法,与传统汉字草书“福”字的写法绝然不同;变形花草形的“春”字,与邛窑酒罐上的“春”(图2-2)字一脉相传。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因而,实践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教学环节。而历史学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学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本文以专业考察为例探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问题。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
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参考文献:
[1]王建刚.实践教学双语教学研究与探索.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
[2]庄韵勤.专业考察对历史系学生成长的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2).
[3]王宗磊.对石河子大学历史学专业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思考[j]. 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