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个人简历范文
时间：2022-04-29 0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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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个人简历的模板范例一：姓
名：
国籍：中国
目前所在地：广州
民族：汉族
户口所在地：广州
身材：175 cm
婚姻状况：未婚
年龄：25 岁
求职意向及工作经历
人才类型：普通求职
应聘职位：游戏开发：游戏策划/项目策划、广告设计/策划：品牌策划、项目经理/主管：项目主管
工作年限：3
职称：无职称
求职类型：均可
可到职日期：随时
月薪要求：2000—3500
希望工作地区：广州
个人工作经历：
公司名称：华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起止年月：2007-01 ～ 2008-04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
所属行业：广告，策划，营销
担任职务：品牌策划,项目主管
工作描述：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华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担任策划职务，工作近2年。主要是为首次代表我国参加奥运马术三项赛的奥运选手——华天作宣传方面的策划工作。期间参与多次记者招待会新闻发报会的宣传工作，也取得理想的成效。在工作期间感到荣幸的是，可以参加到我国奥运的运动项目相关的工作，让我感到自豪，也令我认识到策划工作的更深层次一面。这次的工作，是如何宣传这位未被人所认识的运动员，其中涉及到如何寻找亮点、包装、宣传。在这2年的工作中，我为公司写了很多发展计划，也做了不少宣传活动策划。事后我们的团队取得了完满的成绩。遗憾的事，随着宣传工作的结束，我们策划部门也结束了任务。华天，属于贵族阶层，其社交圈子也比我们一般人不同，讲求礼仪、高尚、荣耀。针对其特别的情况，我作出了特别处理方法。当时，华天为参加马术比赛所需要的马匹而发愁，马术比赛所需要的马匹，是非常有讲究的，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需要有优良血统、健壮体格、俊朗的外观，而且还要有大赛经验。所以话，是需要宏厚的财力来支持。借鉴于此，我们需要找一位有兴趣给予赞助的富商或者集团给予支持。
离职原因：公司结业
公司名称：某游戏工作室起止年月：2006-03 ～ 2006-11
公司性质：其它所属行业：计算机业
担任职务：策划,项目主管
工作描述：设计编写游戏剧本与世界观,确定游戏风格,分析游戏市场需要设计icon,管理美术团队
离职原因：工作室解散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最高学历：本科获得学位: 学士毕业日期：2007-07-01
所学专业一：行政管理
所学专业二：电子商务
受教育培训经历：
2006-05到2007-09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电子商务大专
2007-05到2008-02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本科
语言能力
外语：英语 一般
国语水平：精通粤语水平：精通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1.能独立编写计划与文案.
2.有一定设计能力,能运用photoshop,coreldraw等图象设计软件进行设计.
3.做事塌实,稳重.
4.有自己主见,能独立,理性面对各种工作上问题.
5.能根据各种需要,对不同的产品进行平面设计等.
6.有一定团队管理能力,能计划,协调,指导团队工作.
7.有c1机动车驾驶执照.
8.欢迎新成立团队的接纳,一起发展成长!
详细个人自传
1.热爱游戏，希望能够从事游戏行业。
2.熟练使用Word、Excel、PowerPoint、Visio等办公软件，能独立编写文档与演示文稿。
3.熟悉Photoshop等图形图像软件，能进行一定的设计工作。
4.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5.九年游戏经历，对经典的单机游戏，网络游戏和网页游戏都有充足认识。
6.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吸收新信息，了解青少年的流行喜好。
7.有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学习能力，善于团队合作，有强烈的责任感。
8.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接受高强度的工作。
个人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州海珠区
联系电话：138xxxxxxxxxx
个人简历的模板范例二：姓 名：
性 别： 男
学 历： 大专 身 高： 171 CM
籍 贯： 广西 出生年月： 1985-04-14
目前所在地： 宝安区
毕业院校： 桂林电子科大
主修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 =>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作经验： 二年以上 目前年薪 ： 3-4万 /年
有效证件： 身份证 证件号码 ： ************
预求职位： 电子技术员
技能专长： 熟练操作office软件，熟练运用PROTEL 99SE
求 职 意 向
寻求职位： 电子技术员
求职地区： 罗湖区 福田区 南山区 宝安区 工资待遇： 3000(可面议)
到岗时间： 随时到岗
自我评价： 诚实负责，热心善良，积极进取，吃苦耐劳，勇于挑战，乐观开朗，团结协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做事有恒心，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发展方向： 电路板(PCB)设计与制作方向。现在的电子产品都集中在电路板(PCB)上，而且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非常快，因此电路板(PCB)设计与制作岗位不仅缺口大，而且待遇起点高
教 育 培 训
起止时间 就读院校名称 主修专业 学历
2006.9~2009.7
桂林电子科大 电子技术 大专
工 作 经 验 (1)
就职公司： 深圳市培英电声有限公司 公司行业： 电子技术
就职时间： 2011年5月到如今! 就职部门： 汽车功放研发部
公司性质： 民营/私营企业/非上市公司 就职职位： 电子技术员
工作描述： 制作客户样机，管理电子物料，以及辅助工程师完成产品的研发
工 作 经 验 (2)
就职公司： 深圳市富安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行业： 电子技术
就职时间： 2010年10月到2011年5月 就职部门： 修理
公司性质： 民营/私营企业/非上市公司 就职职位： 修理员
工作描述： 针对生产上的一些坏机进行修理
工 作 经 验 (3)
就职公司： 南宁商鼎物业有限公司 公司行业： 非盈利机构/政府
就职时间： 2007年7月到2007年9月 就职部门： 物业部
公司性质： 其它 就职职位： 文员
工作描述： 处理一些公司信息，如：做报表
联 系 方 式
个人简历的模板范例三：姓
名：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87年6月1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未婚
身
高： 156cm 体
重： 46kg
户
籍： 江西南昌 现所在地： 江西南昌
毕业学校： 九江师范 学
历： 中专
专业名称： 幼师 毕业年份：
工作年限： 职
称：
求职 意向
职位性质： 全 职
职位类别： 计算机硬件
职位名称： 办公人员 ; 文员 ;
工作地区： 江西 ;
待遇要求： 1200元/月 可面议 ; 不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可随时到岗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普通话 标准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虽然没有很多经念但本人做事认真，性格开朗，希望贵司给我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
发展方向： 虽然没有很多工作经验但是本人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展现自我的机会
篇2
xuexila
目前所在： 广州
年
龄： 25
户口所在： 广州
国
籍： 中国
婚姻状况： 未婚
民
族： 汉族
求职意向
人才类型： 应届毕业生
应聘职位： 银行柜员：银行柜员，文秘/文员：
工作年限： 0
职
称： 无职称
求职类型： 实习
可到职日期： 随时
月薪要求： 1500--2000
希望工作地区： 广州,清远,
工作经历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 广东金融学院
最高学历： 本科
获得学位: 学士
毕业日期： 2010-07
专 业 一：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 业 二：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学校(机构) 所学专业 获得证书 证书编号
2006-09 2010-09 广东金融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 -
语言能力
外语： 英语 良好 粤语水平： 精通
其它外语能力：
国语水平： 精通
详细个人自传
本人性格开朗，善于交际，工作细心认真、责任心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
应届生银行简历范文(二)
姓
名：廖XX
性
别：男
学
历：大专
工作年龄：0 年
出生年月：1993-10
民
族：汉
籍
贯：浙平
最高学历：大专
毕业学校：XX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所学专业：市场营销掌握外语：英语(一般)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教育经历：
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毕业于XX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工作年龄：0 年
能力与专长：
能熟练运用excel,word,ppt等办公软件。有良好的市场营销专业及汽车销售等专业知识等
工作经历：
在读书期间有丰富兼职经验
个人简介：
大学期间获得助理采购师、助理营销师、电子商务师等证书愿您的慧眼可以让我获得一份平阳周边的工作。给我这个应届毕业生一些信心。谢谢
希望工作类型壹：办公室文员/电脑打字员 出国留学网
希望工资待遇：面议希望工作类型：全职希望工作地点：敖江镇意向
其它工作要求：
我的自荐书：
希望工作类型贰：市场策划/文案
希望工资待遇：面议希望工作类型：全职希望工作地点：敖江镇意向
其它工作要求：
我的自荐书：
希望工作类型叁：品牌推广/市场拓展(助理)
希望工资待遇：面议希望工作类型：全职希望工作地点：敖江镇意向
其它工作要求：
应届生银行简历范文(三)
姓名：×××
性别：女
年龄：22岁
现居住于：湖北省--武汉市
户口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
身高：165cm
联系电话：138××××××××
自我评价
乐观开朗进取;良好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及应变能力;做事认真负责，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大学期间，两次获得人民奖学金，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CET4(621分)CET6(623分);能够熟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通过计算机二级(VFP)考试
通过CPA经济法考试。
求职意向
期望工作地区：河北省--石家庄市
期望工作行业： 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期货/投资
期望工作职业： 财务/审计/统计类,金融类(银行/基金/证券/期货/投资)
工作性质：全职
到岗时间：面谈
工作经验
2015.01 - 2015.02 中国银行衡水路北支行 —— 信贷部 信贷部实习生
工作地点：衡水市
公司性质：国内上市公司
公司行业：银行
工作描述：
强工作力度下，配合同事工作进度，审查、整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证明材料，进行电脑数据统计。
楼盘现场接待客户，跟随师傅与客户面签;电话回访和登门拜访客户。
实习一个月期间，团队共出账30笔贷款，金额共302.5万，绩效是上月的两倍。
屡清纷杂文件，提高团队工作效率;上手快，细心负责，主动加班不叫苦精神受到同事好评。
教育背景
2012.09-2016.0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 业：金融学
学 历：本科
专业描述： 专业方向为金融学，学习银行证券保险等相关领域的课程。主要课程有：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学，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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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在32项调整地行政审批权项目中，共计20个项目的行政审批权被取消。除了保荐人代表注册、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四种情形等今后不再经过行政审批核准外，还包括证券公司变更境内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审批、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选任或者改任审核、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会员结算业务资格核准、外国证券类机构驻华代表机构总代表资格核准，以及期货公司一系列股权、公司营业形式变更的行政审核权的取消。
值得一提的，还有市场中颇被关注的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行政审核权也正式被取消。这意味着，之后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份将仅需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之后，向监管层进行报备，而不用再等待有关的审核决议了。
显然，在此次被取消或调整行政审核权的32项涉及资本市场的项目中，保荐人代表注册审核核准的取消最为引人瞩目。实际上，有关保代注册审核制的取消，早在今年2月末便已经开始在业内试水。
篇4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理财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会计研究》、《投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财务与会计》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公开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来李常青教授主要围绕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学产业合作基金的资助开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首次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了梳理和综合性评述，为国内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性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股利信号内涵进行实证检验，为政府保护股东权益、规范股利分配行为和上市公司制订股利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其中专著《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被誉为“挑战公司财务研究中的理论迷题”，具有“高、新、实”特点，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和厦门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招标课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研究”，以此为契机，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会影响企业业绩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绩效，较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情况，首次将高管变更的类型分为高管双向变更、高管离职和高管新任三种类型，对我国公司的高管变更展开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带领团队开展公司治理的新领域媒体治理的研究。三是会计审计问题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关注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问题，其认为真金白银也有瑕疵，现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饰，提出了识别现金流量表粉饰的四种方法，并率先在国内开展非经常性损益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非经常性损益披露制度的具体对策，李常青教授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无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也不能影响IPO折价，盲目引进国际四大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充审计意义不大。
三、主要论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专著）；《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现金流量表的粉饰与识别》，《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4期；《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影响IPO折价关系实践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吗？》，《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沪市公司IPO业绩效应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美国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审计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应用供应链理念发展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投资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效应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审计监督与公司治理――来自年报补充更正公告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检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篇5
一、引言
自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学者对其发挥效应进行了探讨。多数认为独立董事独立性是董事会独立性的核心，是独立董事制度规范“内部人”行为、制约大股东“挖掘”行为并维护中小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少数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引入能有效改善公司绩效水平（Baysinger &Butler，1985；Rosenstein &Wyatt，1990；王跃堂等，2006；曹廷求等，2010），大多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绩效改善无效（Bhagat &Black，2000；Hermalin &Weibach，2003；叶康涛等，2007；李维安、孙文，2007；郝云宏、周翼翔，2010）或呈现负效应（Agrawl &Knoeber，1996）。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较多文献主要从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能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研究，如由于选拔制度的缺陷，许多独立董事选拔易受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操控，受聘的独立董事很难代表中小股东并维护其利益；独立董事来源呈现“政府化”“学院化”“老年化”特征，以致独立董事经验资质、教育背景、精力时间等难以保证其独立勤勉履行职责（马兆平、杨汉明，2002）。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较多学者考虑到国外制度的引入需要与本国基本文化相适应，从文化视角解释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效应低下的原因，如谭劲松（2003）提及到文化特征会影响独立董事独立判断，少数学者如张宗益和党文娟（2006）从宏观经济视角研究独立董事制度引入的经济效果。而这些文献较少从董事会内部研究独立董事独立性低下的影响因素。因此，文中基于企业内部关系网络理论，从董事会内部网络关系视角考察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低下的原因，以期为继续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已研究表明，企业内部关系网以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网为主。董事会作为公司监督、决策的主体，在独立董事制度引入之前原董事间冲突主要表现在不同持股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董事间个体决策与群体决策之间的偏差（马兆平、杨汉明，2002），这种冲突主要由持股主体争夺公司控制权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人董事非完全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而致。在董事或股东间冲突过程中，以互惠互利为基础逐渐形成新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主要由亲戚、朋友、熟人等或新加入成员组成。个体冲突逐渐演变为小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形成团体间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监督决策权的一种相对平衡。这些冲突是公司固有的内在形式。现代公司理论认为公司作为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非完全契约集合，各利益相关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各小团体不可能无限制地竞争，冲突会暂时中断。此时，以董事长为核心的内部关系网络联合其他团体或个体，促使其相互协调合作，降低内部交易费用，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效率。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旨在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化与独立性（马兆平、杨汉明，2002），但却打破了原董事会各利益主体的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的分配体制，直接威胁到原董事或委托股东自身的利益，使原固有冲突形式逐渐演变为独立董事与原董事间的控制权争夺、虚拟委托人与大股东间的利益冲突、董事会决策定位冲突、决策失误的风险承担引起的冲突等（马兆平、杨汉明，2002）。原董事或股东（尤其是董事长或大股东（实际控制股东））为维持自身利益，必然对独立董事行为进行人为的直接或间接干涉。在一系列的冲突过程中，原董事间固有的关系网络发挥作用。以董事长为利益主体会联合其他董事逐渐形成合谋关系，且董事间关系越紧密，这种合谋关系越牢靠，独立董事合法行为受到抑制。因此假设：
假设：董事间的关系越紧密，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的有效性越易受到抑制
（二）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据计算信息最佳变量数准则（IC准则）选择变量，并建立面板模型如下：
模型1A：IDDi，t=α0+α1*lnRS_CIi，t+αk*Coni，t+εi，t ； 模型2A：IDDi，t=β0+β1*lnGRS_CIi，t+βk*Coni，t+δi，t ，
其中IDDi，t表示董事会独立性，RS_CIi，t、GRS_CIi，t表示董事间的关系强度及增量，Coni，t表示控制变量，εi，t、δi，t表示模型对应的扰动项。变量的选择及具体定义如下：（1）被解释变量。独立董事独立性（IDD），用独立董事比例表示，即独立董事总人数/董事会的总人数；其一阶滞后量为Lag_IDD，用于克服模型部分内生性。（2）关键变量。董事间关系强度（RS_CI），社会学家M.Granovetter（1973）基于个体行动受制于其他个体假设提出了“强弱关系理论”（“strength-of-weak-ties” hypothesis）（Bian，1997），认为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主要由互动次数、情感强度、亲密度（相互信任）（Mutual Confiding）、互利互惠（The Reciprocal Services）等4个维度组成，并得出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与获取匹配工作的机会呈反比的结论。文中根据Granovetter理论分析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强度效应。国内外关系网络理论大多强调企业外部关系网络为之带来稀缺资源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内部关系网络较少研究。少数学者如钱锡红等（2009）将企业家关系网络划分为外部横向（企业间关系）、外部纵向（企业与政府关系）和内部纵向（企业家对企业运营控制）三个维度，分别运用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质量进行测定，并使用珠三角私营企业家调查问卷数据得出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三个维度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成长。这一论文对企业内部关系网络效应有所涉及，并没考虑到董事会成员间关系网络的作用。因此，文中先测定董事间的关系强度，进而分析该强度与董事会独立性的实证关系。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强度测定主要分为两步骤：第一，定义成员截止统计日任职的关系公司，即成员曾经或现在任职的组织或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关系的公司，包括三类：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布的机构股东、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布的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或组织、与前两类公司相关联的公司或组织。这三类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组成了关系公司。第二，基于成员任职的关系公司对成员间的关系强度进行定义：董事会有两成员甲、乙，截止统计日任职的关系公司集合分别为A（A0，A1，A2，…，An）、B（B0，B1，B2，…，Bn），则对集合A、B中各任取某一关系公司进行不重复两两配对，则可能配对总数为甲乙间的关系强度。该定义基于关系公司为董事会成员交互（交流）的重要平台的假设。在原董事会体系存在前提下，新进入董事会的董事有效开展工作需与原董事建立联系，而关系公司为其提供了协作平台。因为关系公司本身与上市公司存在广泛间接或直接的关联，因而具有关系公司任职背景的董事能较易加入原董事会阵营中，有益于各方协作，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和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随着各董事间广泛联系，交互频率加大，越易形成朋友、熟人、合作伙伴等关系，且董事会成员任职的关系公司数目的增加使这种交互产生的关系程度越大。因此本文用董事长与内部董事之间的关系强度表示，表征董事间关系紧密程度，即关系强度越大董事间关系越紧密，取对数为lnRS_CI；董事间关系强度的增量（GRS_CI）：用当期关系强度（RS_CIt）与上一期关系强度（RS_CIt-1）之差表示，表征关系的累积程度，取对数为lnGRS_CI。（3）控制变量（Con）。控制变量选择4个，分别为资产负债率（FS），用负债额/资产额表示，表征企业负债风险程度；净资产收益率（CP1），用净利润额/股东权益额表示，表征企业盈利能力强度；专家（顾问）（EX），用独立董事为专家或顾问人数/独立董事总人数表示，表征独立董事名誉；监事会的规模（SB），用监事会总人数表示，取对数为lnSB。此外，模型最后还需进行稳健性检测，检测变量：股权集中度（ES），用第一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总和表示，表征公司控制权集中程度；资产收益率（CP2），用（净利润额/平均资产额）*100%表示，其中平均资产额=（上期期末资产额+当期期末资产额）/2，作为CP1的相近替代量。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截止2010年12月31日新疆已上市的36家非金融公司，以2004年至2010年为区间，剔除连续四年及以上数据缺失或含ST（*ST）的公司，最终得到28家有效样本用于实证分析。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研究系列数据库，其中关系公司、专家（顾问）、监事会的规模等变量根据该数据库与新浪网公布的个人简历搜集整合而成。上文定义了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强度，文中继续以此定义进行研究。董事长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在董事会中占据核心位置，因而以董事长与其他成员间的关系作为董事间的关系代表，主要包括三部分：董事长与副董事长间的关系、董事长与内部董事间的关系、董事长与独立董事间的关系。由于截止2010年末28家有效样本中仅有9家公司设立副董事长，加之较难从现有公布数据中识别出独立董事与董事长的可能关联，因此文中主要采用董事长与内部董事间的关系来表示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1.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由F检验或LSDV法可知，模型1选择混合OLS估计更有效；由White值表明模型1不存在异方差；由于不同上市公司间存在相关，故LOS回归之后采用OLS+聚类稳健标准差克服截面自相关（结果见模型1B）。以独立董事比例（IDD）为被解释量、董事间关系强度（lnRS_CI）为关键量的模型1B回归结果表明，董事间的关系强度与独立董事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董事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易形成合谋关系抑制独立董事与其争夺控制权，制约独立董事独立有效履行职能，使董事会独立决策有效性难得以保障。从董事间关系强度的定义可知，董事间的关系强度与董事任职关系公司的数目直接正相关，这说明董事任职关系公司的数目对独立董事独立性产生负效应，也说明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能若能有效保障，上市公司在选拔董事时应该考虑其任职背景是否存在关系公司，或减少董事在关系公司的兼职数目。此外，模型1A引入滞后项Lag_IDD后，模型1C回归结果显示Lag_IDD系数为负值且不显著，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趋于弱收敛，这说明自2001年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来，独立董事比逐渐趋于稳定。再者，关系强度的系数符号不变且显著性仍在95%水平显著，这说明控制内生性后模型评估是稳健的。由于模型1A不存在异方差且克服了截面自相关，模型评估结果也是有效的。
（二）相关性分析 以独立董事比例（IDD）、董事间关系强度（lnGRS_CI）的模型2B回归结果表明：董事间关系的累积与独立董事比例呈弱显著（显著水平75%）负相关，这说明关系强度的累积虽对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的抑制效应不显著，但不能忽视这种弱负效应，因为这种弱负效应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段发生转变而对董事会独立性的发挥产生更大的抑制作用。以董事间关系强度（RS_CI）与时间可知，董事间的关系强度随着时间呈较显著的递增趋势。表明若不能有效地抑制董事间关系的增长或累积，可能会对独立董事制度适用性造成长期负效应。这可解释独立董事制度引入以来，独立董事难以独立发挥功效的原因。
（三）稳健性检验 模型1A不存在异方差且克服了截面自相关性；当向模型添加如独立董事科研院校、金融、政府等职业背景、企业规模、独立董事女士比例等变量时，回归结果表明关键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均不较大变化，这说明模型出现的遗漏变量有偏性问题可有效克服。说明模型评估结果是有效的。此外，添加股权集中度（ES）或更改相近变量为资产收益率（CP2），回归结果表明关键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均保持不变；剔除2004年至2006年样本期间，发现模型1A关键量在95%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不变。从这一层面而言，模型是稳健的。综上表明模型建立稳健且评估结果有效。
四、结论
本文在Granovetter（1973）“强弱关系理论”基础上测定了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强度，选取新疆上市公司2004年至2010年28家有效样本数据，以分析董事间关系强度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董事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易抑制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且模型在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这一结果说明董事会成员间的强关系抑制了独立董事制度有效实施，进一步说明了现有文献在考虑独立董事独立性有效时需要注重制度引入与本土文化（关系网络）相适应的程度。进一步发现董事间关系强度的累积作用具有弱负效应，也说明关系的累积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董事会独立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还发现关系强度随时间呈弱递增趋势。综合这些结论可知，若不能采取措施有效抑制董事间的亲密程度，将会对独立董事制度有效发挥造成长期负效应，不利于内部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提高和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因此，在未来独立董事制度不断完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原有董事会结构中可能出现的董事间强关系的制约问题，这对于独立董事独立性判断、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尤为重要。董事间的关系网络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之一，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无法避免，说明独立董事完全独立性假设并不成立（至少在中国），这证实了谭劲松（2003）等学者“人作为社会人”的解释。因此，非完全独立性假设才是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一个理论约束前提，这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结论主要采用新疆上市公司数据，适用于新疆，而结论普遍适用性意义还需扩展数据以进一步检验；在测定董事会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中并没有考虑两者可能存在血缘亲属等关系，因为这些数据在现有文献中公布得较少，这也是文中一项缺陷。在测定关系强度时忽略了时间变量，因为同一董事同期任职时间越长，两者越易形成朋友、熟人、合作伙伴等关系，时间上任职差异可能对独立董事独立性产生影响。运用现有公布的董监高个人简历对董事间关系强度的测定进行了初步探索，这种测定方法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缺陷需要在将来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并完善。此外，文中与现有文献相比具有以下特征：在测定关系强度方法上，选取较易搜集的董监高个人简历背景以测定董事间的关系强度，与调查问卷法相比，虽结果有一定偏差，但数据采集成本较低、花费时间较少；在行文视角上，分析了董事会成员间关系网络的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系新疆大学世川良一优秀研究生科研项目“新疆公司成员关系与治理绩效评价模型研究”（项目编号：XJU-SYLLF1101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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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金融市场、金融工程、项目投融资等方面的研究。近几年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研管理》、《管理科学学报》等发表了关于金融工程、金融市场、风险投资、期权博弈等方面的多篇论文，2006年5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关于投融资方面专著一本。
三、主持项目
曹国华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可转换债券融资与项目柔性投资的互动机理研究（70571089）”（2005年获准，2008年底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期权博弈视角的西部风险投资发展研究（08BJY154）”（2008年获准，2011年6月结题）、一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期权博弈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NCET—07—0905）”（2007年获准，2010年底完成），并都顺利通过验收结题，三个项目使用的主要工具是期权博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用期权博弈研究可转换债券，国家社科基金应用期权博弈研究西部风险投资，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则研究了期权博弈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
四、主要研究成果
1、上市公司“庄股跳水”预测模型的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6年第2期。
2、基于建设时间的企业投资期权博弈均衡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06年第3期。
3、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科研管理》， 2007年第1期。
4、企业创新竞争的期权博弈行为分析，《财经科学》，2007年第1期。
5、国有企业委托问题的期权博弈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2期。
6、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动机的国外研究综述，《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5期。
7、联合投资在分阶段风险投资中的约束机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7期。
8、银校合作模式研究，《金融经济》，2007年第20期。
9、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投资与分红的柔性分析，《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8期。
10、美、印风险投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23期。
11、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不对称双头垄断期权博弈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2、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的双边匹配模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5期。
13、技术不确定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投资决策分析，《管理学报》，2009年第12期。
14、股权资本结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国进民退”隐忧的思考，《金融评论》，2010年第3期。
15、实物期权法在生态补偿额测定中的应用，《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16、基于期权博弈的西部风险投资发展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4期。
17、基于BP神经网络的大非减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软科学》，2010年第5期。
18、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科技保险与风险投资的协同发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9期。
19、基于rough集与BP神经网络的大非减持度预测研究，《软科学》，2010年第10期。
20、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1期。
21、我国股市对货币供应结构变动影响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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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职务
林至颖于2003年加入香港利丰集团，曾在利丰集团旗下的利丰（贸易）有限公司及控股公司利丰（1937）有限公司下若干子公司工作，在环球消费品采购、物流、经销及零售方面拥有丰富实践经验。近年专注于协助利丰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从事与供应链管理、商贸流通及中国商业模式有关的研究。加入利丰集团之前，曾任职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林至颖在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第40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毕业，拥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并为香港董事学会会员。林至颖是国家工信部《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的专栏作者。曾公开在国家级经济、社科类核心期刊及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三、主要荣誉
“供应链金融在泛珠三角区域的实践现状及对区内现代物流业合作发展的战略思考”获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及广东省现代物流研究院联合颁发“泛珠三角现代物流业合作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忧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生物质能源价值链管理（Bioenergy Value Chain Management）”代表中国参加壳牌及美国时代杂志（Times Magazine）联办2010全球明日能源研究报告比赛（Energy For Tomorrow）获得二等奖（2010年）。
四、主要论著
1、《以内外贸一体化为本位构建中国式跨国商贸集团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9月。
2、《中国与欧美流通发展比较及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1月。
3、《中国发展供应链金融的优势、经验和对全球的启示》，《经济纵横》，2012年6月。
4、《国内外银发市场理论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现代商业》，2011年3月。
5、《从声誉风险视角看企业风险管理》，《商场现代化》，2011年5月。
6、《供应链全球化与企业组织变革》，《中国经贸》，2011年5月。
7、《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国内外理论研究综述及案例》，《中国市场》，2011年7月。
8、《基于SCP范式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分析及其实证研究》，《当代经济》，2011年8月。
9、《中国与欧美流通业发展比较及对“十二五”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创新的启示》，《中国流通2011（国家商务部指导、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2011年年会会刊）》，2011年12月。
10、《中国私人公务机市场发展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供应链金融在国内的发展概况与战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利丰集团：没有工厂的生产商》，《中国经营报》访问，2011年12月26日。
13、《利丰集团：一家百年贸易公司如何打破企业发展“平原化”》，《商学院》杂志访问，2012年4月。
14、《“盛世危言”达沃斯》，《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2月10日。
15、《中美TPP博弈》，《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2月25日。
16、《碳排放交易体系不能没商量》，《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3月10日。
17、《新普京时代的中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3月25日。
18、《中美贸易摩擦何以加剧》，《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4月10日。
19、《经济复苏中的亚洲机会》，《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4月25日。
20、《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变革》，《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5月10日。
21、《中日韩自贸区簸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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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司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在投资者决策以及政策、法规制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影响实际税率的因素不仅局限于经济和政策层面，实质上诸多社会因素对于实际税率亦有重要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转轨市场经济国家，影响实际税率的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因素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税收行为和实际税率。Polanyi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其中，政治联系因素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和“关系”。Faccio （2006）通过对47个国家超过20 000家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里企业的政治联系普遍存在。政治联系的存在，对企业的银行贷款、税收、业绩、市场价值等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各种政治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一些企业试图和退休的政府官员建立联系，譬如邀请退休的政府官员在企业里担任独立董事等高管职务，借以利用退休政府官员“虎威犹存”的影响力，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便利和特权。但是，对民营企业而言，关键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通过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政议政，亦是一种典型的建立政治联系的方式。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究竟是否会降低其实际税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选择2004—2008年期间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手工搜集了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数据，研究参政议政行为本身是否会降低民营企业的实际税率。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的确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且参政议政的级别越高，越会降低实际税率。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手工搜集了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参政议政及其层级的数据；第二，深入分析了参政议政对公司实际税率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涉及，包括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进一步的方向。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实际税率不同于法定税率，是企业实际税负的一个体现。为此在考察不同企业的实际所得税负担时，ETR就成为最佳的替代之一，可以为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国外相关文献中估计公司实际税率的方法主要包括“应税所得虚拟变量法”、“非净营运损失虚变量”、“三分法”、“平均税率”以及模拟税率。Graham（1996）认为，由Shevlin（1990）提出的模拟税率，虽然计算较复杂，但效果却是最好的，因为模拟税率不仅考虑了当期及以前年度经营净损失对税负造成的影响，而且还捕捉到了税法的动态特性，考虑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实际税率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侧重于讨论公司资本结构、公司的规模、公司的资本密集度、产业政策以及行业分类等经济、制度因素对实际税负的影响（Stickney and Mcgee，1982；Zimmerman，1983；Graham，1996；Derashid and Zhang，2003；王延明，2003；阚振芳，2008）。Salamon and Siegfried（1977）发现公司规模与避税能力呈正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公司政治能力影响了公司的赋税。Stickney and Mcgee（1982）发现平均ETR的差异与企业规模、资本密集程度、国外经营程度，涉及自然资源和负债程度的差异的关系，结果表明拥有最低ETR的企业负债程度很高，且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度高以及涉足自然资源的行业。Zimmerman（1983）考察企业规模、行业分类和平均ETR之间的关系，分析了1947年至1981年间企业规模与企业平均ETR的正相关关系，特别在石油行业尤其明显。Graham（1996）研究1980年至1992年的超过一万家公司，发现相比低边际税率的公司，高边际税率的公司往往发行更多债券。Derashid and Zhang（2003）以马来西亚的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ETR与公司规模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公司并不比小公司的ETR更高，且对特定的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大公司的ETR显著较低。
一些学者如Rajan and Zingales（1998）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存在许多制度疏漏，为此该阶段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关系导向”的；随着法制的健全、制度的完善，经济发展逐渐趋向于“市场导向”。Krueger（1974）认为，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的经济体中，政府管制产生各式各样的“租金”（rents），企业往往通过建立政治联系竞逐这些“租金”。政治联系在企业竞逐“租金”中扮演的角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杜兴强、郭剑花和雷宇，2009；杜兴强、雷宇和郭剑花，2009）：“政府干预”说和“关系”说。“政府干预”说认为政府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要求企业承担某些非经济的责任如增加就业、缴纳过度税负，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Fan et al（2007）发现，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政治联系的IPO公司的业绩表现，往往比不具有政治联系的IPO公司更差；换言之，政府干预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关系”说认为，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是为了克服由于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Li et al（2007）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法制和经济制度越欠发达的地区，政治联系表现的越重要，由此认为政治联系有利于企业克服体制缺陷和歧视壁垒。
Adhikari et al（2006）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以“关系为基础”（relation-based）的，譬如马来西亚“原住民”经营的企业，除了受到国家政策的优惠之外，还因为高管个人维度的政治联系，从而享受更低的实际税率优惠。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地方政府具有税收征管层面上很大的自由裁断权，加之政府涉足市场的程度较深，促使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极力通过建立与政府的联系获得管制产生的“租金”。王 （1999）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税负约为16.07%，远远低于33%的名义税率，并认为原因主要是我国税收管理制度的不规范，虽然国家税法给予的减免并不多，但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巧立名目，进行税收“歧视”，譬如对存在关系的企业制定优惠政策（直接减免或先征后退）。
民营企业家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是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主动建立政治联系、进行参政议政的直接体现。参政议政使得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个和政府官员进行交流的平台，也可以充分反映自身及其企业的诉求，包括请求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予以扶持、给与政策倾斜等，更具体的可能包括优惠的低息和长期的银行贷款（余明桂、潘红波等，2008）、打破行业壁垒和进入管制行业等等（罗党论、刘晓龙，2009）。当然，鉴于民营上市公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在解决就业、拉动内需方面的贡献，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在保证当地税源的情况下，给予民营上市公司一定的税收优惠，使得其享受更优惠的实际税率。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虚拟变量）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负相关。
H2：限定其他条件，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层级（赋值变量）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假设1和2，参考Wilkie（1988）、吴文峰等（2009）为研究，本文构建了如下的模型：
ETR=?琢0+?琢1DBWY+?琢2LNSIZE+?琢3LEV+?琢4CAPINT+?琢5INV+?琢6ROA+?琢7GROWTH+?琢8MKT+?茁IND+λYEAR+?着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是实际税率ERT，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民营上市公司的参政议量DBWY，包括两种形式：第一，是否参政议政（虚拟变量）DBWYDUM；第二，参政议政的层次（赋值变量）DBWYMAX。控制变量包括规模LN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本性投资比例CAPINT、存货比例INV、总资产收益率ROA、增长率GROWTH、市场化指数MKT，以及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模型（1）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二）样本结构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包括2004年至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的民营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如下原则进行了样本的筛选：
1.所属行业是金融行业（证监会行业代码为I）的上市公司观测值；2.ST、*ST类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观测值；3.研究中所需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观测值；4.样本中披露高管存在缺失，或数据出现异常值的上市公司的观测值；5.当年或前一年估计的应税所得额（应缴纳所得税）小于等于0的上市公司观测值。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为了避免以前年度亏损对实际税率估计的影响，如果当年和前一年估计的应税所得额（应缴纳所得税）大于0，则可以认为以前年度亏损对当期实际税率估计没有影响。
最终，本文得到了1 022个观测值，2004—2008年观测值分别为211、250、219、171、171个。观测值的具体情况见表2。表2揭示，总体上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比例为18.59%，2004—2008年各年的比例分别为18.96％、20.40％、16.44%、18.13%、18.71%。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层次，则往往集中于国家级和省级的代表委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高层次的参政议政，占据参政议政总体的76.85%。
本文涉及的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经验数据，来自于笔者的手工搜集，系逐一查阅2004—2008年期间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个人简历，然后进行相关的辨别和赋值后得到。其他财务数据取自CCER和CSMAR财务数据库。此外，本文还对研究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ETR、LEV、lNSIZE、CAPINT、INV、ROA、GROWTH按照1％和99％分位进行Winsorized缩尾处理。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本文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3揭示，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ETR最小值、中位数和最大值分别为0.14%、18.48%、83.06％，这个结果揭示了大约50％以上的民营上市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减免税的规定和政治联系因素的影响等），实际税率ERT低于法定的33％；此外，ERT的均值为22.04%，亦说明了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的背离。DBWYDUM的75％分位数为0、最大值为1，说明仅有低于25％（实际上准确的为18.59%）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进行了各个级别的参政议政；DBWYMAX最大值为5、75％分位为0，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更为侧重于高级别的参政议政。LEV的描述性统计揭示，最小的资产负债率仅为9.12%，最大值为84％，中位数为50.51%，均值为48.97％，说明了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去甚远、差距相当之大，且平均的资产负债率为48.97％。资本性投资CAPINT、存货比例INV、总资产收益率（税前）ROA、增长率GROWTH和市场化进程变量MKT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3。
表4报告了本文涉及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4揭示，实际税率ERT与参政议政的虚拟变量DBWYDU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与参政议政的层级DBWYMAX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了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税率的下降。此外，ERT与资产负债率LEV、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INV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ERT与总资产收益率（税前）ROA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ERT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GROWTH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当然Pearson相关性分析仅是单变量分析，进一步可靠的经验证据有赖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
（二）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表5是关于实际税率ERT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5的Panel.A的结果显示，实际税率ERT与参政议政的虚拟变量DBWYDU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系数＝-0.0290（P=0.047，t=-1.99），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确可以降低公司的实际税率。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5的Panel.B的结果显示，实际税率ERT与参政议政的赋值变量DBWYMAX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系数＝-0.0063（P=0.081，t=-1.74），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级别越高，越可以降低公司的实际税率。本文的假设2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Panel A和B的结果联合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行为、参政议政的层级都有助于降低公司的实际税率。原因在于：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实际上是间接参与政治生活、表达企业诉求的重要方式。由于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内的参政议政行为使得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且在民主制度下代表委员有可能决定政府官员的选举和任免，甚至可能影响到相关的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通过。为此，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等于是获得了和政府官员、税收监管、征收的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以此获得较为优惠的实际税率。
控制变量方面，Panel A和B基本一致，区别仅在于个别系数和t值的不同。其中，ERT与规模LNSIZE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意味着规模越大，实际税率越低。因为规模大的民营企业往往对当地的利税贡献比较大，所以往往容易取得和当地政府、政府官员、税收征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使得其实际税率降低。ERT与资本性投资CAPINT、INV、ROA分别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资本性投资越大、存货占资产比例越大、税前业绩越好，实际税率越高。ERT和GROWTH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营业收入增长越快，实际税率越低。
五、小结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表明，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的确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且参政议政的级别越高、实际税率越低。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政策扶持提供了很好的佐证，也为民营经济的腾飞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层面提供了解释。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仅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角色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对民营企业邀请政府官员在企业内担任高管是否也会带来实际税率的下降甚至是更为优惠的税率，本文并未涉及；第二，本文研究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难以捕捉参政议政的变化对实际税率的影响。这些均是本文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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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4-25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郝君富（1978-），女，辽宁东港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与公司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公司金融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问题。“政治关联”，通常用于表征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机会、市场准入、财务危机救助、税收待遇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公司价值带来重要影响。Jayachandran（2006）、Goldman等（2009）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都非常健全的美国，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非常重要[1-2]。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阶段，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使我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更紧密和复杂。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俞鸿琳（2006）等指出，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在我国，政府行为几乎影响到包括董事会、股权制衡、激励机制、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在内的所有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作用的发挥[3]。由于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特定的制度背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也将构成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因而，对政治关联和公司治理展开系统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两大热点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客观要求。
本文选取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董事会要素，试图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对董事会这一重要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带来显著影响。基于当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一地方控股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外在治理环境背景，提出“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的这一分析框架，主要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公司治理机制，即董事会结构的有效性是否有显著影响。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在实证研究中，（1）进一步改进了政治关联指标的量化度量，以进一步提升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并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基于制度分析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丰富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地方经济的管理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锦标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对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掠夺使企业的经营行为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官员的政绩目标。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仍呈现出国有控股和“一股独大”的普遍特征。“一股独大”原本有利于调动大股东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降低成本，但国有股委托人又存在“所有者虚置”问题，因而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具有“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的双重特征[4]。特别是我国地方国有企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全民所有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层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第三级委托人，其在委托企业的人时，为便于将社会性目标内化到企业，更倾向于任命现任政府官员或具有政府从业经历的人员担任公司管理层，以使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这自然导致与政府关联紧密的人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成为真正控制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形成企业管理层与政府之间紧密关系的利益脐带，“内部人”也越有能力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如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的政府官员背景董事。根据Fan、Wong和Zhang（2007）[5]的研究，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虽然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但欠缺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能力，董事会的专业性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无助于甚至会损害公司业绩的改善，即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将越不合理，董事会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咨询职能，甚至将纵容与政府存在紧密关联关系的“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为更好地满足双方各自的利益目标服务，造成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侵害。因而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通过弱化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专业性，制约董事会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董事会这一最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
因而，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越不合理，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基本研究样本①，同时采取以下筛选程序：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样本；剔除2006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剔除政治关联信息、财务数据缺失或出现异常值的公司样本，最终观测值样本为1 916个。公司CEO、董事长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行政级别资料主要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资料”进行整理获得，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指标的度量
1.自变量。本文将“公司CEO、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国家各级行政系统任职”视为存在“政治关联”②。为更准确揭示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不同政治关联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庆文、吴世农（2008）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对每家样本公司按年构建政治关联综合评分。首先，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分③[6]。赋分标准设置为“无任何从政经历为0分，具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但为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正处级为5分，依此类推”。而后将公司所有政治关联个人的行政级别得分进行简单加总，计算得到每家公司各年的政治关联综合评分（PC）。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细化考查不同来源的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对政治关联评分做如下进一步的细分，见表1。
除此之外，借鉴Fan等（2007）的研究，本部分选取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变量作为模型控制变量，见表2。
2.因变量。国内外学者以往对董事会结构治理效率的研究，集中于董事会的规模结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这三个重要方面的治理效率，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研究。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背景、管理经验等。董事会成员的人文结构特征可能决定董事会成员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及能力，而董事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正是董事会监督、评价职能有效履行的基础，对董事会的治理效率有重要影响[7]，同时还将对董事会的顾问、咨询职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Bhagat和Black（1999）甚至认为董事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独立性更为重要[8]。而且，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正是主要通过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实现的。因而，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反映董事专业能力背景的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具体选取了包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科研背景、技术背景、国际背景、企业高管经历背景的董事人数及具有上述六种专业背景的董事的总人次数等主要相关指标，见表3。
3.模型设立。本文设置模型（1）和模型（2）对基本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④，采用泊松回归法。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度量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主要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给出全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外，本文还分别给出政治关联组（PC>0）和非政治关联组（PC=0）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通过对上述政治关联组样本和非政治关联组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比较可发现，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为3.432551年，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3.507818年。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中，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为11.55618人次，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11.89005人次，其中，政治关联组样本企业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国际背景董事平均总人次数高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而具有科研背景、技术背景、管理背景的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低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
2.样本公司政治关联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源于与地方政府和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
3.其它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非政治关联公司样本的ROA经营业绩指标的均值为0.410497，略高于关联组公司样本的0.0405901，即非政治关联公司的整体公司业绩水平高于政治关联组公司；非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负债水均值也整体上高于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除此之外，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时间各变量的均值整体上略高于非政治关联组公司。
（二）实证检验结果
1.以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和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作为因变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实证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企业的“内部人”越可能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导致公司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更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应有的监督、决策和咨询的职能。进一步，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主要体现为独立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而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则主要体现为是内部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的欠缺，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越可能形成内部董事缺乏专业管理经验背景、独立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缺乏监督能力的董事会人文结构，致使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将无法发挥董事会对经理人应有的监督作用，助长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弱化了公司治理的效率。
此外，从模型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与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资产负债率对董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2.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所拥有的具有财务、法律等六大专业背景董事人数影响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8至表10）。
（1）表8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或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越少。
（2）表9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的专业技术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则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3）表10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International）具有负面显著影响，而这一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所具有的高管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Managemen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综合上述实证回归结果，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同时从衡量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的六大具体指标来看，要重点关注（1）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科研背景和国际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2）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国际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3）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和科研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上文实证回归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对于“政治关联”的界定既包括公司CEO、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也包括其他董事的政治关联。考虑到公司的关键高管人员（即CEO和董事长）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因而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过程中，仅将政治关联界定为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并计算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水平及对前文模型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前文在政治关联评分的构建过程中，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值时，赋值的级距统一设定为1，而实际上CEO和董事会成员从政经历的经济影响程度可能与按统一的级距对其行政级别赋分后简单相加的得分并不一致，特别是当公司高管曾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从政经历时，其政治关联的经济影响很可能大于按级距1赋值的行政级别评分的影响。因而，为验证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这里改用公司CEO或董事个人政治关联评分的平方和作为整个公司政治关联水平的度量进行相关实证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无本质区别。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的外在治理环境，即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以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政治关联变量引入董事会结构的研究，通过建立“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效率”的基本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人文结构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则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的人文结构越不合理，董事会内部治理监督机制作用及治理效率越低下。可见，政治关联可通过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弱化公司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份解禁后能够在二级市场上流通，与中小流通股东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方面更可能趋于一致，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因而，为尽可能剔除股权分置和会计准则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0年四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②以往文献中，很多学者对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将CEO及董事会成员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也包括在内。本文考虑到多数企业高管是因所在企业经营业绩好、社会影响力大而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如果将CEO或董事会成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包括在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内进行研究，可能使回归分析产生较为严重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③考虑到政治关联影响的滞后性，本文按照年初时公司CEO、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当时或曾经在国家行政系统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进行政治关联赋分。
④因本文将同时用前述八个因变量对模型进行检验，因而在下面的回归模型中统一用Dep代表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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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对于今年股市的走势，李旭利认为：牛市已经开始。
他分析指出，首先，今年总体上涨趋势不会改变。宏观经济走势逐步趋于平稳；股改的顺利完成改善了股市的投资环境；政府政策传递了大力支持股市规范发展的信息；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会吸引基金、券商、保险公司等大额资金向A股流入。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会吸引海外资金的持续涌入。随着未来海外大型上市公司如中海油、中国银行等的回归A股，都会为A股提供更多优质的可投资对象。同时，从目前来看，A股的总体估值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尤其部分大盘蓝筹股，投资价值还是比较明显。
但在本轮行情中，前期涨幅最大的个股并不是大盘蓝筹股，而这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相对良好，未来的市场创新将围绕这些大市值公司展开，大盘蓝筹将会获得估值溢价。这也预示着，真正带动市场上涨的最大力量还没有在本轮行情中完全启动，未来的市场将呈现出结构性牛市的特点，而带领这个牛市的将是这部分上市公司。
另外，他表示，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政策面的因素，都已经为牛市提供充分的支持。而从指数近来快速突破1600点、成交量大幅放大情况来看，新一轮的牛市即将甚至说已经开始。虽然近来指数上涨较快，但是大部分股票还是处于合理的估值区间。“千金难买牛回头”，在已经形成的大趋势面前，今年的调整只会是短期的、由技术面所引发的，总体上涨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
重点关注四大行业
在后市的投资中，李旭利表示，投资者应当重点关注：金融、房地产、消费品、商业等行业。
李旭利分析，宏观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银行业发展前景广阔，而目前银行业的股票依然处于价值被低估的状态，长期来看，国民财富增长和混业经营的改革将给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政策方面，包括营业税、所得税降低，以及相对于H股的估值比较优势是银行股中短期走势的支持因素。未来拨备率和不良率逐步降低将使银行股业绩呈现跳跃式增长。
对于房地产业，李旭利分析，从四月底出台的上调利率政策可以看出，政府此次的宏观调控手段较为温和，主要是抑制部分中心城市的房价过高过快上涨，并没有完全的打压。因此，对于该行业只是将原来的乐观预期略为下调，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的发展，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增大，而且我国地产股估值水平与周边市场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还是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但是，也要密切关注政府对于该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
对消费类行业，李旭利认为，未来宏观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需，居民消费增长已成为长期趋势。城市居民消费逐渐升级，并增加中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很多人收入增加导致对消费的支付越来越大，尤其是稍微高端的消费品，所以消费类公司未来很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成长，农村消费市场开始启动，可能增加对低档消费品的需求。内需的扩大是消费类行业业绩增长的最大动力，一季度很多消费品公司的业绩大大超过了机构投资者的预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长期看好消费品行业，优选其中业绩优秀的个股，并持续挖掘价值被低估的公司。
他还表示，目前纸币贬值已经导致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这两者实际上是存在着传导关系的，这从近来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和有色金属股票走强就可以看出。而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这两者将会导致生活成本的提高和存款的缩水。因此，黄金价格的上涨提醒了在过去长期的低通胀条件下养成储蓄习惯的人们，看看自己的财富是不是正面临着缩水的可能。而在这时，将钱投资于低估的股票市场，其赢利前景在未来两年中都将是较为光明的。
牛市保持健康的投资心态
“牛市求进，熊市谋稳”。 这是交银稳健的特色所在。无论是交银施罗德精选基金和正在发行的交银施罗德稳健基金均秉承这一理念。
交银精选建仓时市场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是经历了前期的宏观调控，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变得较为谨慎，同时，三季度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出现负增长，加重了市场对于短期盈利的悲观；另一方面，股市自6月初以来经历了一次反弹，市场估值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在这种情况下，交银精选在11月份之前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建仓节奏，控制基金净值的下行风险。在11月下旬，三季报披露完成，市场消化完所有的利空信息后，加大了建仓的力度。截止12月底，交银精选保持了67.22%的股票持仓水平，避免了基金资产因为指数的反复调整遭受损失，反而获得了绝对的正回报。
交银施罗德精选基金的运作，这是他到交银施罗德任投资总监所管理的第一只产品。截止今年5月15日，交银精选成立7个多月，累计实现48.2%的净值增长，并成为首只分红的银行号基金。
李旭利表示，对于宏观经济的准确把握也使得交银精选成功地抓住了金融、房地产、消费品、商业等行业的优质个股。在建仓过程中，投资团队没有盲目追捧当时涨幅较大的科技股和小盘股，而是坚持持有表现稳健的消费品等防御型个股，这些行业的个股不仅避免了基金净值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也在2006年的上涨行情中，为基金资产贡献了持续稳定的收益。
基金的操作手法对个人投资者非常值得借鉴。在本轮疯狂的行情中，有色金属、航天、百货、酒类等行业的个股连续多个涨停，从去年最低以来累计涨幅超过200%的股票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一定要克服急躁情绪，可在涨幅不高的板块中选择有成长性的股票介入，最后所取得的赢利一定也不薄。
个人简历
李旭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1998年至2005年任职于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公司研究员、交易员、基金经理、投资总监等职务。其中1999年9月至2004年1月担任基金天元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2004年1月至2005年7月担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及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期间管理的基金业绩出色，曾多次荣获《新财富》十佳基金经理、晨星年度基金经理奖、《中国证券报》金牛基金奖等各项殊荣。现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家庭理财所要追求的目标要的是什么？不是尽可能高的收益率，而是通过合理的规划，使得自己的家庭财务能够从容不迫，这是我们反复向读者朋友们强调的一点。
近来，股市高涨，有很多读者来信、来电询问股市到底能够涨到多少点？是否要追涨？
篇11
(2)误招虚假人才。我国财会人才市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者大有人在。由于我国既无欧美发达国家健全的个人社会资信记录，也缺少专业咨询公司协助调查和测评人才背景，人才招聘中信息严重不对称，往往仅凭一纸个人简历及短暂的面试作判断，真伪难辨。许多单位将庸才误当人才招致麾下。不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而且极易引发各种失误，比如投资失误、资金被骗等，给单位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
(3)误招错位人才。美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的场论认为：个人绩效B是个人能力和条件p与所处环境e的函数，即B=f(p，e)。如果一个人处于工作与能力不匹配、工作与专长不一致、工作与志趣不投等不利的环境，造成人事错位，就无法取得应有成绩。财会人事错位有类型错位和层次错位两种形式，前者如吸纳财会战略人才去从事财会执行事务等，后者如吸纳高级财会人才去从事中初级人才的工作。错位势必造成人才引进成本和使用成本高而效率低下，并最终可能导致人才再度跳槽，或单位被迫与其解约，引发多种危机。首先是引发了离职成本，包括辞退金、重新招聘、培训、效率损失等追加成本；其次人才离职会造成单位形象受损和影响士气等隐形损失；最后还存在人才带走和泄露财务机密的危机。
(4)误招违规违法跳槽者。一旦将违规违法者吸纳进单位，将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单位人财两空，不得不弃用所吸纳之人，吸纳成本付之东流，还要追加吸纳新人才的成本，产生了效率损失成本。二是单位可能由此负有连带责任，官司缠身，成为被告，最终既赔偿又道歉。三是形象受损。四是违规违法跳槽者可能再度发生违法违规事件，使用人单位成为新的受害者，财产损失、商业机密泄露、替代成本等使用人单位蒙受损失。
吸纳财会人才的人事风险规避
(1)设计优化的招聘团队规避人事风险。招聘者的选择和组合是决定吸纳财会人才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首先，要选择思想素质高的招聘者，只有思想素质高的招聘者才可能招聘到思想素质高的财会人才，所以招聘者要公正无私，唯才是举，并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其次，还要选择精通财务专业的招聘者，由于财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具有难以替代性，是通过长期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形成的，人力资源等非财务专业人才难以对其精准识别。最后，要选择精通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者，因为测评人才的性格倾向、人际关系、敬业精神、协作精神等也是独特的技能，仅精通财务专业的招聘者是难以胜任的。然后将精通财务管理的招聘者与精通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者有效整合，立体测评和定位应聘者，从而降低人事风险。
(2)构建科学的人才测评体系规避人事风险。为降低吸纳财会人才的人事风险，应侧重测评财会人才的三个维度：一是忠诚度。即了解人才对单位的稳定程度和感情倾向，例如可以设计“近年来换过几次单位?为什么?”，“请你评价原单位”等问题。二是诚信度，即测评人才是否诚实可信，例如可以设计“如果上司让你做假账怎么办?”等问题。三是财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即测评人才财务知识的广度、先进性及技术能量，例如可以设计“当前财务工作有哪些新趋势?你如何适应?”等问题。除上述三个维度外，其它方面也不可偏废，如团队精神、意志品质、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沟通能力、爱好意愿、发展潜力等。
篇12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当前，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到本企业来，将他们保留在本企业之内，并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大和多样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1.家长式、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长式管理，也可称为集权式管理。家族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长”的示范效应等方式，来完成企业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主要为业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岗位主要为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据。即使有些家族企业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数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在下属提供的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老板自己作决策，同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与执行能力，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并做出迅速的反应，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权利往往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长手里，家族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身，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综合素质不全面时，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2.注重亲属、关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任人惟亲，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当作自己人，而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则被当作外人。这种注重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能够借助亲情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我国家族企业，自己人与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表明，20.9%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参与企业管理，而绝大多数私企老板都为子女“预留”了接班位置。据调查，在家族企业中，总经理、副总经理有66%来自策事长或总经理亲属，其他重要部门(如采购、则务等)的人员多来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亲属和朋友。家族企业试图用血缘、亲属关系来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来确保企业的顺利运转。总而言之，家族企业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行管理的。所以，注重关系式治理，是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轻开发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培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智力资本的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开发”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员上培训出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对于家族内部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业技能培养极为重视，甚至不计投入；非家族员则重使用轻培训，不愿承担人才培养的投资成本，担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缺乏充分开发培养的积极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宁可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在我们对某地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中发现，51%的受调查企业未制定培训计划，49%的受调查企业虽然制定了培训计划，但是其中71%的企业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93.8%的企业培训投入在5%以下。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将企业人力资源的能力局限在现有水平上，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则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以其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依然是家族企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