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性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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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收稿日期］2002-08-22

【参考文献】

[1]刘诗白：《论科学力》，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3期。

[2]刘诗白：《论科技创新劳动》，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3]林强、江彦福、张健：《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4]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著，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6]钱颖一、肖梦：《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7]连建辉：《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载《改革》2002年第3期。

[8]Amit,R.,Glosten,L.,&Mueller,E.,(1993):ChallengetoTheoryDevelopmentinEntrepreneurshipResearch,[J].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Vol:30Iss:815-834.

篇2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113-05

一、引言

企业边界问题的最早提出，学术界公认肇始于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但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兴趣。然而，近半个世纪来，对企业边界的研究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企业组织中的广泛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企业边界的演化变化多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如战略联盟、虚拟企业、模块化组织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一种组织间的协调，是在分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通过形式多样的契约，寻求整个生产系统的有序性和协调性来获得高效率生产过程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①。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蒂斯曾指出，这些新的组织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或许可以比拟“流水线”和“多事业部企业”所带来的重大组织创新，将开启商业史中重大组织变革的新篇章。那么，这些经济组织形式的新变化对企业边界研究意味着什么？如何界定新经济组织的边界？

企业边界的研究离不开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事实上，企业的性质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正是企业的多重性质带来了企业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各种理论学派的研究为从不同视角全面的认识企业性质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基于企业的多重性质提出的企业多重边界理论观点不仅能从多个纬度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全方位透视，并且可以较好地解释各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及其具有的竞争优势。

二、从企业的多重性质到企业的多重边界

学者们对多种企业理论进行过详细的比较，这些理论并不彼此矛盾，相互否定，只是因为它们观察企业的角度不同，结论会有所差异。企业就好比是一个多面的实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企业的不同性质。例如，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关注企业的规模性质；组织理论则认为企业是一种组织，关注企业的组织性质；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能力的集合，关注企业的能力性质；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知识的贮藏库，关注企业的知识性质。既然“边界”是异质系统的间隔，企业多重性质是否说明企业具有多重边界？企业的规模有边界，企业的组织有边界，企业的能力有边界，企业拥有的知识亦有边界。然而，由于交易费用理论长期以来占据着企业理论的主流地位，企业边界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规模边界，以至于在传统的企业边界分析中，“企业边界”等同于“企业的规模边界”。尽管企业的规模边界非常重要，忽视了企业其他性质的边界分析始终是不全面的，好比从一个角度看下去，即使再深入看到的也只是事物的局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前，关于企业其他性质（如企业的知识性质和能力性质）的研究日益多起来，企业的边界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企业的规模边界，从企业多重边界的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企业的性质。

（一）企业的规模性质与规模边界

规模问题是企业的基本问题，规模边界是企业理论研究中关注最多的问题。斯密认为分工导致了企业的出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因而企业的规模边界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等同为一个生产函数，认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边界，企业的最佳规模在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开创的主流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规模边界在利用市场机制的边际交易费用和利用企业的边际管理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

从历史演化的视角看，在技术进步、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下，企业规模边界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大规模生产技术和股份公司制度出现之后，企业的规模扩张达到了极限。从微观角度讲，技术进步会影响企业的规模边界决策，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会带来生产费用、协调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考虑了新经济时代技术进步的影响，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近年来企业规模边界的演化为什么企业更多地从垂直一体化向外包转变。企业规模边界的大小反过来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这说明技术进步与规模边界具有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微观基础。

（二）企业的组织性质与组织边界

企业是一个经济性质的社会实体组织。一个企业区别于外部环境，或区别于另一个企业是因为其与外部环境之间或与其他企业之间具有相对可识别的边界，这就是企业的组织边界。企业的组织边界可分为垂直边界和水平边界。管理层次决定了垂直边界的大小，管理幅度决定了水平边界的大小。管理权威对组织边界的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组织边界不能无限扩展是因为受管理者有限理性的束缚，其影响力会随组织边界的扩展而不断降低，从而导致 “管理收益递减”。按照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会随着组织边界的扩展不断增加，直到组织内部费用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相等时，企业的组织边界就会停止扩张。

企业组织边界的设计会影响企业的管理绩效和创新绩效，很多企业通过重新划定其组织边界成功地应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现代企业的组织边界演进呈现动态化、模糊化、开放化的新趋势。虚拟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虚拟企业的优势在于其组织边界的构成和扩展的特殊方式使得其交易费用增加的速度较慢，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企业规模扩张中组织边界约束。

（三）企业的法律性质与法律边界

企业是一个有效率的契约组织，是各种要素投入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的契约关系网络。契约关系意味着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其实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因此企业必然是一个法律实体。企业的法律边界是法律为了保护契约关系的实施对企业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所规定的界限。企业法律边界的基础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因而企业的法律边界往往是较明确的。企业法律边界不仅会约束企业的经济行为，通常法律上对企业权利与责任的限定还会影响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组织形态的不同选择，进而会影响到经济体系的效率。

企业治理是对企业契约关系中权、责、利的配置与安排，治理边界则指治理的对象和范围。独立企业的治理边界与法律边界总是一致的，但一些新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的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并不一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企业间契约关系的建立，它既不同于市场契约，又不同于企业契约。中间型契约关系由于超越了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的法律边界，其治理方式往往无法由法律制度所规范。中间型契约关系能更加灵活的应对风险，但也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信任将成为协调企业间契约关系的主导力量。

（四）企业的知识性质与知识边界

企业知识理论的发展深化了对企业知识性质的认识。企业是知识集成的组织，是生产性知识的贮藏库。企业将存在于个体中的知识进行整合，然后将整合后的知识转化成产品和劳务。企业知识不同于个人知识，企业知识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任何企业的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因此形成了企业的知识边界。知识边界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环境选择机制作用下，企业现有惯例或知识基础决定其成长的路径选择。企业在某一时点上的知识存量与边界状态是其历史的产物，它决定了企业下一步可能选择的方向。

企业知识边界的拓展具体有三种方式：内部知识的积累，外部知识的吸收与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现代企业知识边界演进的新趋势，一是现代企业倾向于向多技术企业发展，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所涉及的知识领域会变的更加广泛。二是技术外包和研发的全球化使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强，使企业能够跨越组织界限和地区与国家的界限获取大量的外部知识。知识边界的各种灵活的拓展方式大大提升了现代企业的创新能力。

（五）企业的能力性质与能力边界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的能力性质决定了企业的能力边界。企业的能力边界是企业整合其内部与外部资源能力的大小，企业不可能从事其能力边界以外的活动。对于现代企业而言，重要的不是组织边界也不是规模边界，而是能力边界，企业的能力边界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企业能否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与企业的法律边界、组织边界和规模边界相比，企业的能力边界是一种动态的边界。“动态”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的特征。当企业根据变化的环境适当改变、整合、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的组织技能、资源以及职能权限时，企业的能力边界就会不断发生变化。

企业的能力边界在解释和研究现代企业的战略行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战略联盟是现代企业对其能力边界进行拓展的一种典型方式。企业能力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企业结成战略联盟的基础，战略联盟的优势在于企业法律边界和组织边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企业可控制、整合和协调的资源范围，从而实现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大，最终实现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大。

三、企业多重边界的协同演化与竞争优势

企业的多重边界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多重边界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协同演化，并对企业竞争优势和成长产生影响。

（一）企业多重边界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1规模边界与组织边界

有些研究对企业规模和企业组织规模的概念并不加以区分，因为传统企业的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总是呈同向变化，然而现代企业的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并不一定呈同向变化。通常企业的组织边界可由企业组织规模的大小来衡量，组织规模的大小则具体表现为组织机构、组织层级和组织人数的多少，而企业的规模大小则可以由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资产的多少来表示。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由生产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两部分构成，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大会带来组织管理费用的迅速上升，当内部交易费用升高到与市场相等时，企业的规模就无法继续扩张了。可见，企业的规模边界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下去正是因为企业组织边界的扩张会带来组织交易费用的升高。因此，企业的组织边界是企业的规模边界扩张的一个约束条件。如果在企业扩张时，有一种方式能让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并不增加，或只有限的增加，那么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展空间就会增大很多。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正是朝这一趋势发展。

2组织边界、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

对于一个独立的企业而言，企业的组织边界、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是一致的，作为法律实体的企业其组织边界通常是清晰的，企业的法律边界通常在企业的组织边界内发生作用。大量中间型契约关系的出现改变了组织边界、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的一致性，中间型契约关系的建立跨越了组织的边界，同时也超越了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的法律边界，其治理往往无法由法律制度所规范。组织间契约关系使企业能力边界的拓展超越了法律边界的约束，其好处是更加灵活，更加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从而最终带来规模边界的扩张。

3能力边界、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

能力边界会影响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企业将根据自身的能力决定“自制还是购买”，通过制定纵向一体化或多元化经营的竞争战略，实施兼并与收购活动，从而改变其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企业的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也影响能力边界，规模边界的扩大往往会使企业的能力边界得到扩大。但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永远不可能超出其能力边界。企业战略行动的目标就是努力拓展其能力边界，一旦企业的能力边界得到扩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能力转化为现实的规模，使企业的规模边界尽可能接近其能力边界。企业也常常会通过其组织边界的调整（例如通过组织重构，战略联盟，外包行为等）扩大其能力边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组织边界的开放可以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为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开放的创新平台，同时使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机制更为有效（Jacobides & Billinger，2006），从而大大扩展企业的能力边界。

4知识边界、能力边界和组织边界

企业的知识边界约束着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展。企业的知识边界越大，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展越容易，所以企业知识边界又是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展的基础。不过企业知识边界并不等于企业的能力边界，企业可以积累起一大批有价值的技术资产，但是仍然没有大量有用的能力（Teece & Pisano，1994）。主要原因是从企业知识到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还有一个转化过程。从企业知识到企业能力的形成关键在于企业知识的整合和创新。企业组织边界会影响企业知识边界的形成。组织的特性和背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采取的管理行为和企业能力的形成过程，由于组织边界会影响企业对其身份的自我认知，从而影响企业吸收新的生产性知识的选择。如，作为一家银行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不同身份使企业进行信息处理，数据管理和风险评估所需的知识明显不同，银行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会影响其知识积累的过程，从而改变其能力的发展过程。此外，跨组织边界研发活动的大量增加成为现代企业知识边界迅速扩展的重要途径。

可将上述企业多重边界间的关系归纳如图1。其中实线的方向表示出，企业知识边界决定能力边界，能力边界决定企业的规模边界，规模边界的改变会导致组织边界的改变，组织边界的改变会导致法律边界的改变。反向的虚线关系表示出，组织边界会影响知识边界的形成；组织边界开放可以扩展企业的能力；规模边界的扩张会使企业的知识增加；法律边界会约束企业的能力扩展。其中规模边界是核心，规模边界的扩张是企业成长的最终目标。

图1 企业多重边界间的相互影响

（二）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几种组合与协同效应

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组合方式有多种，这里讨论常见的三种组合（见图2）。

图2 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组合

1组合之一：企业多重边界的同向演化

图中可以看出，企业的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通常大于企业的组织边界、规模边界和法律边界，知识边界常大于能力边界。组织边界、规模边界和法律边界对企业而言是较为清晰的边界，可以用实线表示，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则是较为模糊的，所以用虚线表示。图a说明企业多重边界同向演化的情况。组织边界、法律边界和规模边界扩张的方向不仅一致，扩张的程度也基本是一致的，因此三种边界是重合的。多重边界同向演化的情况实际描述了传统的企业成长路径。传统的企业成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靠自身能力的不断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能力边界、知识边界不断扩大，带来了组织边界和规模边界的逐步扩大，但此时规模边界的扩大需要以组织边界的扩大为基础。另一种方式是靠兼并其他企业（包括横向兼并和纵向兼并），来实现组织边界、法律边界和规模边界在短期内的同步迅速扩张。企业多重边界的同向演化多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竞争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积累的稳步扩张或兼并扩张实现成长。

2组合之二：企业多重边界的反向演化

图b描述了多重边界反向演化的情况。企业的组织边界扩大了，能力边界却朝缩小的方向演化，最终导致规模边界的缩小。其中一种情况是，在企业自我扩张的过程中，由于组织规模不断增大，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费用迅速增加，管理效率降低，使企业能力发展受到影响，甚至有所降低，最终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规模边界反而缩小。现实中一些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后会患上“大企业病”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企业组织规模的增长不一定能带来经济规模的增长。另一种情况是企业通过并购获得组织边界和法律边界扩张的同时，由于双方企业的能力无法很好的融合，甚至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使企业的能力边界向缩小的方向演化，最终导致的规模边界的缩小。这种情况解释了现实中企业并购之后反而走向亏损的例子。企业多重边界的反向演化显然是不理想的情况，因为组织规模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组织能力的增长，最终导致了规模的缩小。

3组合之三：企业多重边界的协同演化

图c是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一种理想情况。企业组织边界缩小的同时，能力边界和知识边界却能够得到扩张，从而带来规模边界的扩张。可具体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缩小组织规模，提高管理效率，增强能力，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另一种情况则是在专业化和模块化发展的推动下，企业将以前在内部从事的业务活动或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其他企业，使企业的组织边界得以缩小，同时企业通过专注于核心能力和对外包企业的控制，能力边界实现扩张，最终带来规模边界的扩张。虚拟企业和模块化企业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组织边界和法律边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能力边界和知识边界得到扩张。例如企业间结成的战略联盟和知识联盟，就可以在单个企业组织边界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共享知识和能力的互补，实现企业能力边界和知识边界的扩张。协同演化的情况说明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并不一定非要以组织边界的扩张为基础，组织边界不变或缩小，能力边界照样也可以得到扩张。企业组织边界缩小所带来的内部管理协调费用的降低，使企业会变得更加灵活高效，更有助于能力的扩张和竞争优势的建立。这种协同效应，会使企业规模得到比同向演化更大程度的扩张。

四、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基于企业多重边界的综合解释

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分析框架为解释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对于传统企业，人们并没有强调其多重边界的存在，这是因为传统企业的多重边界及其演化方向是基本重合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后，企业多重边界的演化方向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使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具备了某种竞争优势而被企业广为采纳和接受。

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广泛出现证明了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利用企业多重边界的理论框架，可以避免单一视角分析所带来片面性的结论。因为每一重边界都代表着企业的一重性质，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绝不是企业单一性质的改变，而是多重性质的同时改变。此外，以前学者们常常无法很好地对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知识联盟、模块化企业等形式进行区分，甚至在概念上存在着混用，这导致了研究结论的模糊和不统一。本文发现，在企业多重边界的分析框架下，可以对这些概念和组织形式加以很好的界定和区分。例如，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的不同主要在于，虚拟企业通过外包，在缩小了组织边界的同时，扩大了能力边界；战略联盟则是在企业组织边界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能力边界。战略联盟和知识联盟的区别则在于，企业间结成战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展企业的能力边界，企业间结成知识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展企业的知识边界。至于模块化组织，则可解释成主导设计企业通过集成从事模块生产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实现知识边界、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的共同扩张（表1）。

五、结语

为什么之前人们没有关注到企业的多重边界问题？主要是因为企业多重边界在传统企业那里并不十分明显。传统企业在组织的内部完成其全部功能，企业的多重边界多朝相同的方向扩张，因此，人们并不能明显地感觉到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随着新经济时代新型经济组织形态的大量出现，企业的多重边界明显呈现出分离的趋势。企业的组织边界越来越小的同时，企业的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却可能越来越大。对于传统企业而言，组织边界和规模边界是决定企业生存的两个重要边界，在知识资源成为新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和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企业的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才是更为重要的边界。企业的组织边界可以很小甚至变得模糊，但通过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的扩张，也可实现规模扩张的目标，这恰恰是新型经济组织形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正是新型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证明了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如能发挥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协同效应，则可实现企业的低成本运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向多重边界向协同演化方向发展将是未来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一个问题是，既然多重边界协同演化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那么为什么多重边界协同演化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在新经济时代才广泛出现？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进步促成了企业规模边界的大幅度扩张，新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多重边界的分离提供了可能。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超越组织边界的约束去拓展其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正是新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为企业多重边界协同演化创造了条件。

注 释：

①这些新型组织形式又被称为“中间性组织”。

参考文献：

［1］Cohen, W. M., D. A. Levinthal.（1990）.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 Sci. Quart. 35(01).128―152.

［2］ Jeffrey T. Macher.(2006).“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A Knowledge-Based Examination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Science, Vol. 52, No. 6, June, 826―843.

［3］Michael G. Jacobides and Stephan Billinger（2006）. Design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From “Make, Buy, or Ally” to the Dynamic Benefits of Vertical Architecture. rganizationScience.Vol. 17, No. 2, March―April, 249―261.

［4］ Teece, David J. and Pisano, Gary(1994),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Firm: An Introduc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r,3(03),537―566.

［5］ 董华，吴江. 企业边界问题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0，（01）.

［6］ 董华. 企业边界与技术多种理论视角分析思路的梳理拓展与比较评价［J］.甘肃社会科学，2009，（06）.

［7］ 杨瑞龙，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伊迪丝・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M］.赵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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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从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企业是什么?为什么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不同的?企业为什么能够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如何能够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企业战略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了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影响着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从国外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企业性质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1)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2)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3)企业是战略资源的集合体。本文认为，企业是顾客需求的集合体，顾客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一、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Porter)。波特于1980年出版了其经典著作《竞争战略》一书，初步建立了行业结构学派的理论框架。1985年，他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之上，出版了《竞争优势》一书，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获得途径和方式。波特认为，如果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无法认识企业的性质，也无法讨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只有运用系统方法来考察企业的所有活动及其相互作用，才能正确认识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波特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关于“企业是一组功能和子功能的集合体”的假设，提出了企业是一组价值活动(value activities)的集合体的观点，并独创性地以价值活动为中心，探讨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核心问题。波特认为，企业是一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价值活动的集合体，价值活动包括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竞争优势来源的基本单元是各种不同的价值活动，因为完成这些不同价值活动的经济性和方式决定了企业产品的相对成本和差异性，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企业整体上的特性。

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将企业视为产品或业务的组合。从这种观点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波特的关于价值活动的分析方法几乎完全接受了着眼于战略形成的传统经营政策分析法中隐含的大部分前提。从这种观点产生的理论背景来看，波特的关于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的观点，产生于波特对理论界或实践界的某些批评所作出的回应。一些学者对波特在其行业结构分析框架中沿袭产业组织理论中把企业视作“黑匣(black box)”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由此引发了波特的关于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的观点以及关于价值活动的分析方法。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的观点为理论界和企业界提供了新的战略思维方式，波特运用因果链模型说明了企业战略思维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式。在因果链模型中，波特以企业成功为归宿点，追溯了企业成功的多层次的原因。波特认为，要回答企业为什么成功，就必须从两个层面来探讨：一是横断面(cross—sectional)的问题，二是纵切面(longitudinal)的问题，并且，波特以价值活动为中心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联结起来，探讨了企业竞争优势、竞争地位与企业成功之间的逻辑关系。

但是，波特的关于企业是价值活动的集合体的观点以及关于价值活动的分析方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第一，波特没有分析为什么一些企业能够首先获得并且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地位，因而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产业中，不同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经营业绩。另外，波特运用价值链模型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却没有充分考虑到附加值问题，而附加值结构决定了哪项活动对于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和价值活动分析方法过多地关注产品——市场战略，而忽略了战略实施的成本。实际上，企业通过在价值链上的各种价值活动来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隐含着企业必须拥有优越于竞争对手的“战略性的”和“异质性的”的资源。如果企业一味追求价值链的优越性，而不考虑企业的“战略资源”，则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活动是无法判断能否超越竞争对手的。第三，波特的因果链模型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在探讨企业成功的原因时，因果链模型十分强调企业所在的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该产业的相对竞争地位，认为这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但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同义反复 (tautological)的逻辑问题。

二、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

美国学者塞日尼克(Selznick)在1957年出版的《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独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的概念，他认为，能够使一个组织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的特殊因素就是组织的独特能力。1965年，安德鲁斯(Andrews)在其著作《公司战略概念》一书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从企业战略的角度阐述了“独特能力”对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汉默尔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著名的“企业核心能力”一文，明确提出了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的观点。他们认为，所谓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集体学习，尤其是如何协调多种生产技能以及整合众多技术流的能力。核心能力是分布于组织内部以及跨越组织边界的特殊物质，在核心能力统领之下，许多根本不同的业务变成厂可以协调一致的业务。这样，市场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的竞争，也不是业务单元对业务单元的竞争，而是企业整体对企业整体的竞争。鲁梅尔特(Rumelt)也认为，普拉哈拉德和汉默尔提出的“核心能力”概念，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整体构架性(corporate span)，把核心能力看作是超越不同的业务单元而与企业整体相关的东西。

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的观点表明，现代市场竞争与其说是基于产品的竞争，不如说是基于核心能力的竞争。只有具备了这种核心能力，企业才能迅速适应迅速的市场变化，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的观点要求企业能够识别核心能力，这是一个企业能否获取竞争优势的首要前提，因为核心能力是企业通向当前相关市场和未来目标市场大门的金钥匙。在企业如何获得核心能力的问题上，这一观点强调核心能力来自于经验规范、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的传递，来自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参与。总之，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的观点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这一观点从企业内部出发分析企业竞争战略和持续竞争优势。第二，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行业中的某些企业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超额收益。第三，这一观点要求企业在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该具有明显不同的思路。因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不再被看作是短期的产品开发或业务经营的结果，而被看作是企业深层次的物质——一种以企业核心能力形式存在的、能促使企业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的结果。

但是，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的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首先，波特认为，普拉哈拉德和汉默尔关于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的论述，也存在着同义反复的逻辑问题。他还批评企业能力理论过分推崇企业的内在性，即过多地关注了企业内部能力状况而忽视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位置。其次，企业是核心能力的集合体的观点不能说明为什么有些公司在技术和经营不重叠的情况下也能取得好的业绩。第三，强调核心能力可能会产生“核心能力刚性”效应：企业在历史上的成功及其对做事的传统方式的一贯坚持致使企业可能错过一些重要的市场机会。尽管普拉哈拉德和汉默尔认为，企业核心能力不像物质资产那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损耗，也不会随着使用而衰减，其价值应该随着它们的应用及分享而提高，但是，企业经营环境的持续的、快速的、甚至是跳跃式的变化，尤其是顾客需求的改变、产业结构的演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常常使得企业很难保证其核心能力能够保持或提高它的价值。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尽管核心能力概念能够如此强烈地吸引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但它并没有为制定公司层次的战略提供多少实际的指导。

转贴于

三、企业是战略资源的集合体

1959年，安蒂思·潘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认为，企业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被看作“黑匣”，实际上，正是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构成了企业经济效益和发展方向的坚实基础。她指出，“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元，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着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因此，她深入分析了作为企业成长基础的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突出特征和功能，并把资源和能力作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1984年，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lfelt)发表了《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为企业战略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企业是战略资源的集合体的观点将目标集中在资源禀赋和要素市场上，强调是要素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形成了决定企业成功的环境，企业能否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在“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中获取并开发战略资产的能力，由于要素市场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在获取、模仿、替代战略资源和投入要素方面就存在进入障碍，这些障碍阻止了竞争者获得和复制企业战略资源的可能，由此造成了企业相互之间的异质性，并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成为可能。

近十几年来，企业的资源与能力被普遍认为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就是通过在“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中，进行理性的资源选择决策，不断积累和优化配置企业的战略资源，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战略资源的集合体的观点承认，战略资源的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及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下降，如品牌的价值会由于新顾客的加人及老顾客的退出而削弱，企业原有的技术能力在面对竞争对手的创新技术时会失去原有价值等，因而必须通过以下方式和途径对战略资源进行提升：第一，增加新的战略资产。这可通过在要素市场上购买获得，也可通过购并、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或与其他业务单元共享而获取。第二，扩展现有战略资产。这需要对现有资产不断进行投资，以保持和增加其价值，也可将现有资产与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或通过相关多元化将现有资产运用到其它业务单元中，以提高现有资产的价值。马其茨和威廉姆森(Markides and Williamson)认为，核心能力是提升战略资产的催化剂，可降低创新战略资产或扩展现有战略资产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因而培育和发展核心能力也是企业提升战略资源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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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投融资问题一直是财务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Modigliani & Miller（1958）首次提出资本结构无关论，主要观点认为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无关。而Jensen & Meckling（1976）提出了成本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具有激励作用，可以降低由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 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等发现，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呈现正的影响。但Hirota（1999）、Booth（2001）等发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有着负的影响。 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的研究表明，股权结构是一种内生变量，但其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Demsetz（1983）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对应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有系统性对应关系。Holderness & Sheehan（1988）通过比较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与股权常分散的上市公司业绩，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无相关关系。Cho（1998）的分析结果显示投资影响企业的价值，而企业价值的变化又对股权结构产生影响，股权结构是公司绩效变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引起公司绩效变化的原因。国内方面，孙永祥、黄祖辉（1999）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公司业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认为有一定股权集中度且股权分布差异不大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改善企业价值，白重恩（2005）对此也持赞同观点。许小年、王燕（1999）、吴淑琨（2002）、徐晓东、陈小悦（2003）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徐晓东、陈小悦（2003）在扩大样本量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企业价值高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是，较之股权相对集中的国有股或法人股而言，股权的相对分散，同时允许少数几个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大股东存在则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刘星、刘伟（2007）通过扩展LLSV （2002）的模型，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

（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陈晓悦、李晨（1998）通过计算各参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后，得出上海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公司规模负相关的结论。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运用非对称信息博弈方法研究认为，在确定机制下，好公司较差公司有较高的负债比例和较高的市场价值；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减少公司经理的道德风险，使经理根据股东的意愿行事。皮毅（2004）以2003年的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公司债务比率上升时，公司价值下降；随着法人股的增加，公司债务比率的上升以及有效的董事会监督将会促进公司价值上升。

（四）公司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在度量股权融资依赖程度的基础上，对不同股权融资结果和融资依赖程度下的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影响等内容进行，目前国内还很少有学者将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纳入统一的检验。因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先分析企业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再分别分析投资行为和融资行为以及投融资行为交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借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经验规律，并据此提出提升企业价值的一些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的融资行为对投资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2：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3：企业的融资行为对企业价值也存在显著影响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0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共1565家。因为要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公司投融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所以以2008年为分割点，将数据分为了2005年～2007年和2008年～2010年两组。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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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知识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正在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21世纪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也正接受着种种考验和洗礼。

旅游业是现代经济中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它不仅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它发展的高度，也是评价当今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但是在改革开放伟大政策的指引下，现己进入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体企业，单个地域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旅游产业链系统之间的竞争。因此，旅游企业各相关部门之间能否有效衔接、能否形成强大的产业协同合力，能否经受住各项严峻的考验，是旅游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旅游企业不是直接进行生活资料生产的企业，而是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陶冶情操、学习知识的一种与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企业。这种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社会的经济形态、文化变革息息相关的，是建立在企业对当代社会需求信息的敏锐发现、有效利用和创新基础上的。而以信息化、网络化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恰恰对知识、信息这一影响企业发展的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旅游企业管理人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2、复杂多变的中国旅游企业管理大环境

2.1背景的变化及竞争焦点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控下，旅游业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但沿用的完全是传统的管理格局和手段。经济管理制度的高度集中，使用行政的管理方式，决策权力集中化，都具有很大的弊端。各地主要旅游企业多由政府直接管辖，企业无权自主决策，成了旅游管理部门的附属机构。在传统体制下，旅游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与旅游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有旅游企业逐步向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转变。旅游企业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形成多种所有制的旅游企业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竞争背景。

在旅游企业的竞争焦点方面也发生着重大的转变，从传统的以资源、客源为主的竞争转化为以知识、服务、技术、信息为主的竞争，从以价格为主的竞争转变为以非价格为主的竞争。在销售方式上，网络化销售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企业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方便实用的旅游产品、更加优质的令人满意的服务上来赢得消费者的好评。

2.2企业战略的调整

企业赖以生存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必然导致企业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在投资战略上，旅游企业的重点发生重大转变，将由过去主要投资于有形资产及时调整到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服务等方面，由于人是生产知识、传授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主体，因而人力资源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3、21世纪旅游企业管理变革的主要特征和创新理念

3.1新世纪旅游企业管理的主要特征

    首先，旅游企业更加重视对知识、信息的获取，共享与创新、对人才的引进。知识、信息和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旅游企业的主要资源。对大量的知识与信息，除了重视员工自身的潜能发挥以外，旅游企业还应重视国内外专家学者及领导层的智慧成果，即人才潜力的高效率发挥。其次，旅游企业更加重视对员工的精神激励，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中，精神激励相比物质激励会有更好的效果，尤其是通过赋予员工更大的权力和责任， 员工是企业发展延续和企业创新的主体，尤其对于旅游企业，能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再次，旅游企业更加重视组织文化的建设，每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有自己

的企业文化，用一种共同的正确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使他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更好的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此外， 提倡领导和员工集体参与，重视领导方式的转变， 追求社会整体发展目标，重视环境保护和人文关怀等，也是旅游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特征。

3.2旅游企业管理变革创新理念

    知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创新则是知识的灵魂。由于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无形性、竞争激烈性等特点，更需要创新意识才能保证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拓展了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广阔的市场更要求现代旅游企业实现经营理念、管理方法和发展目标三大创新。

    正确的理念才能指导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尤其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来说，经营理念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兴衰成败；管理方法创新，认真汲取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管理经验和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为塑造员工的创造

力和能动性提供灵活性、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服务；发展目标创新，在人们物质和精神文明要求不断提高今天，作为服务性质的旅游文化企业，在制定发展经营目标时，更要注重优质、高效、利用新能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最佳方式，即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结论

我国旅游企业经过改革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是存在重经营，轻管理，忽视创新等问题，这不仅拉大了我国旅游企业管理水平和国外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之间的差距，也大大减少了旅游企业经济效益，所以，我们急需提高旅游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以更好的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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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欠债，经济低迷，就业率创历史新低，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中国经济虽仍处较快发展阶段，但内需不旺，出口不畅，资源几近耗尽，节能减排任务繁重，就业压力巨大。为了实现既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以解决社会落后和保就业问题，又要促进产业从低端升级，改善结构比例布局，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中国经济需作艰难选择。各种国内外的因素给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势在必行。总之，企业在阵痛之中，社会在变革之中，人们在期盼之中。

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意味着作为人力资源配置的教育，特别是直接为企业输送合用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同样面临转型升级要求。转型服务将会碰到什么问题，要做好哪些工作才能见效，本一肤浅的探究。

一、对职教培训，技校教育教学的目标内容等提出了新的动态要求

1.人员层次、专业方向已不相同：层次要求更高、更趋向于服务新兴产业、国家扶持产业。而传统产业，低端制造业渐少。

2.对学员的知识技能要求已不相同：管理知识、国际接轨、外语交流、创新意识、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应用、自动化、信息化等方面的要求在提高。

3.对学员的行为习惯等非智力因素要求不同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团队合作、集体荣誉、吃苦奉献、安全安保、心理健康等方面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力，变为企业招工，职务晋升的重要考量。

4.为履行新公约内容，考试大纲，教学内容，侧重点已不相同：例如海运业为履行《STCW78/10公约修正案》，考纲、内容、课程组合、要求都有极大的改变，且要求限时改变。

二、克服阵痛适应市场，从理念、组织抓起

政府转型、企业转型都有阵痛，职教机构、技工学校转型同样有阵痛：有人教了大半辈子的课程取消了，而有些人则加班加点还忙不过来，把身体搞坏了；有些专业取消了，一大群人有失落感，有些专业新开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专业老师；有些设备变得没用了，又要按新课程新标准配备诸多设备，投入巨大；有些人年纪四、五十，仍要参加各项考试培训以取得相关课程的授课资格；寒暑假因为培训开班而泡汤等等。总之，利益格局在调整，工作重心在调整，人员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划分也在调整。

市场需求是最高准则，是永恒主题。转型虽痛，但却藏着生机和商机，几十年不变的日子几乎一去不复返。服务市场的核心是提供对路产品，亮点在主动变化。职教单位主动适应市场，急企业所急，主动适应，超前适应，订单服务，特色服务，对在职人员的知识更新工作等都大有可为。职教单位也在不断地适应、转型、超前中得到办学层次提升、员工素质提升、管理水平及硬件提升，并树立起“服务市场、动态提升”的校园文化。海尔在推进未来经营模式的战略转型过程中，突出“以用户为中心”就是榜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三、细化管理服务转型

转型是必需的调整亦或是瞎折腾？这要看领导抓的定位和目标选择是否正确，组织框架的配置是否合理；还要看教职工所做的观念转变，和为转型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以逐渐树立起新的运作机制、新的文化氛围。若缺乏哪一层高质量工作，恐怕转型都不会成功。

细节决定成败。职教单位的转型需决策层科学的顶层设计，更多的是围绕新目标大家所做的点滴努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老师的一堂课，管理人员的一句话，教学计划的一个变动，后勤部门的一顿饭，都具体决定着教育教学事业的成败。全员参与，人人有责，细化管理，贴心服务，一切为学员学生着想，应是转型期学校的基本要求。

四、关键在教师知识能力结构的更新

新专业新内容，教育教学新要求，都对教师素质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转型可否成功，教师是关键，为此恐必须做到：

1.要在思想上树立转型发展意识，不讲条件，不等不靠，增加知识技能储备，提升教学质量，以使命感迎接新浪潮。

2.所教学科的知识结构要及时更新。要求教师要自觉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参加新证考核，通过报刊杂志，互联网，电视媒体、参加教研活动、深入生产一线（例如海运技校老师上船跟船）、质量体系学习、晋升职称等等各种渠道不断学习，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实操老师及时增补新工艺新设备的使用技能。

3.增加跨学科综合知识。克服多数老师业已存在的专业化有余，综合素质不足的毛病，防止相互重复或者脱节的隔离状态，更加注重各科教材的沟通与综合。这同时也能为适任新岗位做好准备。

4.掌握实用的现代信息技术。电化教学要求要掌握信息化手段，充分应用信息化技术为教学服务。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紧跟潮流才能撑起一片新天地。

五、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企业也好，职教单位也好，转型升级都需付出相当的代价，包括设备、人员、管理、市场份额、企业文化的更替或转移。转型难、转型痛、确有其客观原因。只有做到良性、协调、共赢、可持续发展才能成功，为此，要考虑：

1.转型需要投入。不投入就变成空喊口号。教师的培训，教研学习，设备更新，都需要资金投入，这就包括内部挖掘、企业反哺和政府投入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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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更多的是侧重于对资产质量本质属性的研究，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针对创业板上市企业的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比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在创业板上市的32家电子信息企业为例，选定相关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以进一步丰富企业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关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相关学者对企业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较强、技术含量较高、成长性较好的特点，以变现性、赢利性、周转性、成长性和市场价值作为研究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的指标体系。

假设1：资产的变现性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资产的盈利性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资产的周转性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4：企业的成长性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5：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本文采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经营业绩评估的标准，在自变量的选择上，由于资产质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采取流动比率、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和托宾Q值来代替变现性、赢利性、周转性、成长性和市场价值。变量及其描述如表1所示。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回归方程如下：

ROE=β0+β1CR+β2ROA+β3VOA+β4TMBOA+β5TQ+ε （1）

（三）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截止2010年10月底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32家电子信息企业为样本，以年报数据作为主要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投证券、证券之星等网站）。流动比率是一个适度指标，本文以电子信息行业流动比率的平均值为最佳水平，对32家电子信息企业的流动比率进行正向同趋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x'= （min＜x≤mean） 1 （x=mean） （mean＜x≤max） （2）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上述变量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表2所示。

利用spss16.0软件对模型（1）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说明反映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关系的回归模型（1）在整体上是显著的，通过了单尾检验（Sig.=0.000）。从表4可以看出，通过对各指标进行系数检验，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指标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在0.02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流动比率、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和托宾Q与经营业绩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实际情况不太一致。另通过表2、表4中得出N=32（Ntmboa=29），PCR=0.257、PTMBOA=0.983、PTQ=0.230，我们推断这三项指标出现了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流动比率、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和托宾Q值与经营业绩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再对回归模型（1）做岭回归分析，得出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流动比率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三年主营业务增长率、托宾Q在0.05的水平上与经营业绩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

本文将流动比率、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及托宾Q值作为企业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相关性研究的指标体系，应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创业板上市的电子信息企业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比率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经过分析，很多企业的货币资金充足，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很高，如新国都55.2%，国腾电子55.5%，而流动负债过少，导致流动比率偏离正常水平，财务杠杆效应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和托宾Q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优化资源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加快资产周转是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关键。

由于数据的限制，加之统计中出现的系统误差，因此结论的稳定性及可靠性还有待更多的数据进行检验。另外，由于企业经营业绩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宏观环境变化、行业特征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指标的建立和选择中，难免存在不足，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干胜道、王生兵：《试论企业资产质量优化与评价》，《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余新培：《资产质量和收益质量及其分析》，《当代财经》2003年第2期。

［3］徐文学：《企业资产质量特征的理论探讨》，《江苏商论》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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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101-01

1 性别就业歧视的表现

所谓性别歧视是指一种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使得女性不能达到和其能力相当的男性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主要表现为女性在录取上的不平等、工资上的不平等、职业生涯上的不平等、行业职业的性别隔离等方面。上述现象目前是中国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

1.1 录用上的不平等

男性求职者的就业率普遍高于女性求职者,在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会首先考虑男性,因为其普遍认为女性工作能力没有男性强,并且以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比男性多,承受能力和抗打击能力不如男性,所以女性在录用中没有优势。

1.2 职业生涯上的不平等

大多数女性以后的工作生涯不如男性顺利,工作业绩与男性相同,但是在职业升迁中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而不是花在工作上,就算企业给其升迁机会,女性也不一定在新岗位上能有更好的作为。

1.3 工资待遇上的不平等

因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家是由男性挑大梁的,企业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可能会给予男性更多,以至于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有64.6%的女性认为性别会影响自己的工资待遇,66.2%的女性认为自己所在单位女职工比男职工更难获得购买单位集资建房资格。

1.4 职业、行业的性别隔离

女性集中在服务行业,低薪,劳动简单,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比较弱势,在农林牧渔及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中,女性的比例一直高于男性,而男性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一直占着优势,在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相关岗位中的比例也一直高于女性。

2 我国性别就业歧视的根源

2.1 女性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

从传统上来说,女性在家庭中担任着重要的职责,下班后的时间基本上是贡献给了家务活,而不像男性那样下班后还可以留在公司里加班。而且从生理上来说,女性需要的睡眠时间多于男性,因此其工作时间的底线会高于男性。婚后女性更是担任起生孩子的大任,可能这就得一年多的时间,对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时间上的损失。

2.2 企业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虑

企业是理性的,其目标便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男性职工可以比女性职工在同等工资待遇的条件下负担更重的工作任务,当然也就能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这方面,女性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女性有“三期”,企业需要根据相关规定对女性“三期”做出不同的保护规定,特别是在女性孕期的时候,不仅不能得到她给公司创造的利润,还要给她发放生育津贴,产假内的基本工资等等,并且还要另外付给代替其上班工人的工资,这对企业来说是不符合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2.3 国家对于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但这只是做了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形成一整套具体的司法诉讼程序,对妇女劳动权利的保护无法落到实处。

2.4 现行法律法规难以落实

目前我国在就业的保护性立法中,存在这样的困境:一方面,着力保护男女平等,忽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女性的特殊生理条件,而强调男女差异而给予女性特殊的保护。前者是形式上的平等,难以在现实中实现;而后者以生理的差异解释,这种保护性立法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误导,让人错以为男女不平等是两性的生理差异导致的,从而导致对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漠视和默认。

现行的法律法规可能会过分损害企业的利益,所以企业会找各种各样的不违法的理由来进行性别歧视,打球,形成实际上的性别歧视。

3 国外治理性别歧视的措施

3.1 制度设置和执行

各部门相互配合,建立就业权利的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女性就业权利的实现,制定针对妇女的优惠政策,加强职业指导和企业监督,健全和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等。欧盟对此设计、实施和促进家庭互助政策,使得妇女能够安心工作。从而从根本上来解决女性需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的问题,是妇女能够有更多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3.2 改革教育制度,提高女性自身水平和加强对其职业的教育

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女性有与男性同样的教育机会,这样能够提升女性自身素质和能力,在工作中更具竞争力,使企业没有借口拒绝女性求职者和不提拔女性工作者。即使有企业仍然实行性别歧视,由于女性自身具有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也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甚至可能比之前工作更好。

3.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妇女有合理的生活水平和正当福利

政府对女性特殊时期进行劳动保护和发放津贴,因为能够使企业在女性特殊时期的支出减少,能够降低企业的不满,使得企业能够更好的执行国家对于性别歧视的出台的法律法规,而且女性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劳动保护,不仅使女性生理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而且也能降低企业实行性别歧视的概率。

3.4 实施妇女分阶段就业制度,实行弹性工作制

采用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减小妇女的压力,也可以降低企业的压力,使得女性职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一心一意工作,心无旁骛,提高劳动生产率。荷兰缺乏以家庭为主要对象的服务的日托设施和公共基础结构,这使非全日制工作成为妇女所采取的主要对策,使得荷兰的性别歧视得到很大的改善。

3.5 立法保护女性权益

企业的任何行为都得以法律为准绳,要求规范企业的行为并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

1972年美国教育法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机构歧视妇女。1980年《科学和工程学平等机会法案》禁止科学机构歧视妇女,1970年《政府间人事法》要求各州和地方政府实行性别同工同酬的原则。

4 我国治理性别歧视的途径建议

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出现的原因,综合考虑国外治理性别歧视的措施和我国国庆,要从根本上治理性别歧视,必须要从女性自身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来解决,外部环境包括从企业和法律环境两个方面。

4.1 女性要提高自身能力,转变传统观念

女性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不要觉得自己就不如人家,不敢向企业投简历,要明白自己并不比男性差,没有什么是比不上男性的。女性还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能力,努力将自己塑造成具有竞争力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根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女子不如男”的现象。

4.2 用人单位要废除选拔人才不平等的条款

用人单位要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招聘时,要根据应聘者的能力和技能来进行挑选和选拔,一视同仁的为男女提供平等的就业、竞升机会,并实现同工同酬,平等地保障女性就业权利,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建立在才能和知识的基础上,杜绝人为的、性别的因素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4.3 建立健全针对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只有对这方面制定了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才能杜绝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对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健全了,企业才能根据法律法规来行事。并且要制定相应的保护妇女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应的配套设施,减少企业和女性本身的负担,这样才能对性别歧视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4.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将企业生育保险转化为社会生育保险,在有条件的时候将职工生育保险转表为全民生育保险,实行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社会统筹,将女性职工的抚养后代的责任转化为全社会的责任,这样承担家庭大部分责任的女性便能从其中解放一大部分出来,而将用于这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企业和单位创造更多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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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

就企业的筹资方式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内部利润留成的资本积累，二是包括银 行贷款、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在内的外部筹资。在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筹 资方式是以银行贷款为中心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从外部资本市场看，证券市场尚不发达， 增资发行的成本大、难度高，同时又受到企业自有资本和准备金规模小的限制，因此通过发 行股票和债券难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而银行贷款则变得相对可行，手续简单、约束条件也 少。尤其是企业集团内的主银行制度，使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变得更为简易可行，交易成本很 小。总之，这一时期日本企业正处于设备投资旺盛、资金需求高速增长时期，资金需求的旺 盛、自有资本积累少与证券市场的不发达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只能选择银行借款为 主的筹资方式。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57－1974年之间主要企业的资金筹措结构中自有资金(内部 资金)所占比例较低，仅在22．7－ 33．7％之间；股票和公司债券的筹资比例逐年递减：股票 比例为：1957－1959年12．0％、60－64年10．9％、65－69年3．6％、70－74年3．2％；而同 期公司债的比例分别为：6．5％、7．0％、5．4％、5．1％；而银行借款的比例基本上是 逐阶递增并占有很高的比重，1957－1974年间，四阶段所占比例分别为39．9％、33．5％、 35．8％和47．4％。

1970s中后期，企业的筹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主要依靠银行借款的间接融资方 式向银行借款、证券发行、自筹资金“三箭齐发”的筹资方式转变。与1970－1974年间相 比，1975－1979年间银行借款由41．4％下降到23．3％、股票发行由8．3％上升到10．4％、 公司债券由5．1％上升到10．7％。而内部资金却由35．7％上升到49．2％。

促使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有：(1)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减量经营的实施。1973年资本主 义世界爆发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物价暴涨、物质匮乏，迫使日本经济减速。 日本政府一改长期实施的“紧财政松金融”的政策，转而实行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官定 利率提高、银行收紧，从而带动了民间银行利率的全面提高。这样，企业间接融资的成本提 高，因而企业被迫放弃了高速扩大企业规模的战略，由原来规模经营战略转为压缩人、财、物 需求、追求效率的“减量经营”战略，企业在财务上的策略就是：压缩银行贷款、改善资本结 构、提高自有资本比率、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2)股票市场的兴起和市价发行的普及。 1970s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过剩资本的增加、股票市场日渐壮大、市价发行基本普 及。这就开通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同时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也使企业在股市直接融资 的成本比银行贷款低，从而使企业偏好于直接融资的筹资方式；(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 设备投资的减少。1970S中后期石油危机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由原来厚重长 大的重化工业开始向轻溥短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以微电子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 革命的兴起，使固定资本的投资大为减少，资金需求增加放慢企业能从容地选择自己的筹资 方式。

经过1970s的渐变后，1980s日本的筹资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其特点是：(1)银行借款 比例急剧下降。由1975－1979年的23．3％下降到1980－1984年的15．6％，而1985－ 1988年更是降低到了3．2％；(2)内部资金比例的急剧上升。由1975－1979年的49．2％上 升到1980－1984年的56．4％，1985－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了59．5％；(3)资本市场上的 直接融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80s中后期主要企业以发行股票所筹资金已占到12．3％ 的比例，债券也上升到了16．4％，二者总计为28．7％，仅1989年资本市场的直接筹资总 额就达到了23万亿日元。可见直接融资已成为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

1980，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是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企业 的内部因素看，1980s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企业成功地完成了生产上的结 构性调整，低能耗、知识密集性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并使日本企业奇迹般地克服了第二次石 油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企业经过高速增长后积累起了大量的资金，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再 追求外延式的规模扩张，更注重于资金效率的运营和内涵式的增长。从外部环境看，1980s 的金融自由化对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资本 市场制度的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资本市场制度的自由化使公募公司债券发行的条件放 宽，公司债券的发行无担保化，在国内市场引入了附带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券、外汇自由化 完全取消了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方面的限制。使企业的筹资方式走向国际化。

从高速增长时期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到1980s以股票、债券发行为主的直接融资， 这一筹资方式的转变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开通了企业通往资本市场 的通道，带来了日本股市的空前繁荣，从而使企业的经营行为与股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泡 沫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企业的股市投资行为与泡沫经济的形成

1980s的日本企业不仅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发行者，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它 们同时扮演着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在日本的股票市场上法人是主要的投资者，他 们在持股结构和股票交易中所占的比重极高，这种局势造就了日本股市运行机制的特殊性： 在股票价格形成机制中，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股票价格的高低。我们认为这是 形成“泡沫经济”最直接的原因。下面通过对企业在股市中的投资行为分析对该问题作进一 步的阐述。

根据投资目的和期限的不同，我们把企业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 两种。作为日本企业的长期股票投资具有特殊性，它是同企业间相互持股的制度联系在一 起的，其投资策略并不是为了股票投资的直接收益，而是一种策略性投资，是为了通过相互 持股维持一种企业间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因此，这一部分股票的投资长期固定，如果没有 特殊情况，无论股市价格如何变动，企业都不会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抛售，并且随着所持股 份企业股票总额的不断扩张，还要不断追加所持股票的数量，使法人间相互持股自始至终都 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这种独特的法人相互持股的背景下，股票持有者的主体是法人企 业，它持有股票市场约70％的份额。因此，同时作为发行者的法人企业足以对股票市场形 成垄断和价格操纵。因为在理论上，股市是社会资本合理配置的场所，股票的价格是在完全 竞争的市场机制下，由股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股票的价格应当能准确地反映股票在市场亡 的供求状况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股票价格作为一种信号能诱使社会资源从低效率的企 业流向高效率的企业，以使整个微观经济充满竞争和活力，社会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然而， 在日本这种法人企业持有大部分股票的社会里，整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完全竞争的前提，致使 股票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扭曲，下面我们用供求理论分析之。

首先从股票的供给方面看，法人企业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发行者，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多少 完全由它们联同证券发行公司操纵，因为在当时日本的证券发行市场上，也存在着野村、大 和、日兴、山一的“四社寡占体制”：四大证券发行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四大发行公司通过寡头垄断支配着日本的证券发行市场，而由于作为股票发行者的法人企 业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天然利益关系，很容易使二者相互勾结起来，对证券市场进行操纵。对 发行股票的法人企业而言，希望股票能顺利卖出，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对证券发行公司来 说，同样希望股票能顺利卖出，以获得大笔的收入，而且股票发行数量越多、股价越高， 他们所得收入和筹措资金额就越大。尤其是股票的价格是决定股票能否顺利发行的关键因 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不断上涨的前提下，股票才能销售出去，他们的目标才能实现。这样，二 者就会联合起来，通过“稳定股东工作”，法人大量购买和吸收市场上的浮动股票，提高股价， 造成股价的不断涨势，从而使股票得以顺利销售。从供给角度看，这相当于减少了实际供给 量。因为法人长期持有的部分股票作为一种策略性投资，被企业搁置起来，不再参与市场流 通，因此股票的实际供给量＝股票发行总量－法人长期持股＝法人短期性投资持股＋个人 持股。

从需求角度看，法人企业作为投资者的角色，从市场上购回大量股票，并将一大部分作 为长期投资，永久性地退出流通市场，必然会造成一种“虚假需求”或“需求假象”。这种虚假 的需求会推动需求曲线的上移，带动股价的大幅度上涨，并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影响着个人投 资者的行为，使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成为法人投资者的追随者，进一步促使股价上涨。这样 法人企业的股票得以顺利销售，同时泡沫经济也在此过程中(当然还应当考虑到法人投资的 短期行为)逐渐滋生。这一过程可用图1来表示。如图所示OA2表示股票发行总量A1A2 表示法人长期持有股票，实际参与市场流通的股票只有OA1部分(OA1＝OA2－A1A2)，若按照市场的实际供求量，股市的供需均衡点应在E1点，股价应为相应的P1，但由于法人长 期持有A1A2部分的股票所造成的需求假象，使需求曲线由D1点上移到D2，均衡点由E1 移动到E2点，相应地股价也由实际需求和供给中的P1上扬到P2。

1980s日本企业筹资方式向证券市场的转变以及法人长期持股所造成的特殊的股价形 成机制，为日本经济泡沫的滋长提供了温床，但这还不足以形成泡沫经济，促使日本泡沫经 济形成的直接动力是法人企业大规模的短期股票投资。尤其是在1980s中后期，由于股市 的日益“繁荣”，企业开始把高速增长和“减量经营”中积累下来的“过剩资本”大量地投放到 股票的短期流动市场，从而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投资狂澜。股票的短期投资是以获得短期 投资利润为目的的，有很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但由于法人持股下的独特的股价形成机制使 法人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操纵股价，再加上法人企业在信息上的优势，使它们在股市上的短 期投机变得相对容易。因此，在空前繁荣的1980s的股市上，企业的短期投资获得了丰厚的 利润，丰厚利润的获得又引发了企业规模更大的短期股票投机。日本企业进入了“财技术” 时代，即企业把低价筹措到的资金，大规模地投放到金融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从事“金融 炼金术”，以获取投机性利润。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法人股票投资的股票买卖周转率上得到 实证：在1984年以前银行和事业法人的股票买卖周转率虽大致呈上升趋势，但一直很低，在 1984年分别仅为7．97％和7．91％，说明1980s中期以前法人企业的股市投资以长期投资为 主；但从1985年开始周转率骤然上升分别达到14．16％和8．28％，而到1987年居然达到 53．50％和22．14％(康焕军，1995)，这说明企业已进入急风暴雨式的“财经济”时代。

“股票买卖是一种‘炼金术’，它使赚钱变得容易，从而妨碍产业资本的正常生产与经营” (孙执中，2001)。许多企业不惜牺牲本业，把大部分精力集中起来从事“金融炼金术”， 1988－1989两年，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日本企业筹资44万亿日元，其中只有30万亿日元 用于投资建设，余下的部分都投放到证券市场从事投机活动去了。而这种“财技术”所带来 的利润也成为企业的主要收益，甚至超过了本业的经常收益。1985－1989年间，在东京证 交所上市的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本业利润为1．25万亿日元，而金融收入却高达1．91万日亿 元(孙执中，2001)。日本著名的大商社丸红公司，20世纪80年代每年炒股收益高达30－50 亿日元。丰田公司的金融资产也从1980s初的5000亿日元膨胀到1989年的2．4万亿日 元。在日本特殊的股市运行机制的作用及企业疯狂地炒作下，日本经济就像一个大气泡，越 胀越大，也越容易破裂。因为当泡沫大到一定程度时，仅凭企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支撑和抵 御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终于宣告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 长期萧条时代。

参考文献

[1]孙执中，2001：《日本泡沫经济新论》，人民出版社2001；

[2][日]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1995：《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3][日]植草益，2000：《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前沿》，锁箭译，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4][日]青木昌彦，1994：《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朱泱、汪同三译，商务印书 馆1994；

[5]张杰、郑掀起1994：《日本融东西方为一体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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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3-0181-03

[作者简介] 陈世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法理论与实践。(重庆 400031)

一

鉴于本文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寻找刑法干涉企业经济行为的合理界限，因此我们就首先来解读一下我国刑法中“企业”的具体规定。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了“单位犯罪”，其犯罪主体中就包括了“企业”。按照立法者的意思，我国刑法第30条所规定的“企业”是指“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且“不论其所有制如何”。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也认为，“企业，是指公司以外的，以从事生产、流通、科技等活动为内容，以获取赢利和增加积累、创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营利性社会经济组织”。实际上，这种结论源自于对我国刑法第30条具体规定的合理解释。我国刑法第30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来看，不论是有意还是疏忽，客观事实就是立法者将“公司”与“企业”并列为“单位犯罪”的两类主体。而我们知道，“公司”本身不过是企业当中的一种并且“在现代企业形式中，公司是最具典意义的、占有资产最多、经营规模最大的企业形态”。因此，在立法者看来，“企业”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前者仅仅指公司这种“典型的企业”；而后者则包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既然立法者已经将公司独立加以规定，我们理解这一条文里的“企业”就只能采“狭义的企业”即除了公司以外的其他营利性经济组织。很显然，这一立法用语不够严谨，权宜之计是通过合理解释来理解该条文，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修正刑法的这一规定，采用“广义的企业”以统一刑法文本中的用语。本文中所探讨的“企业”就采“广义企业”即包括了公司在内的所有营利性经济组织。基于此，我以为，刑法中“企业”的界定应当采取经济学和法律规定相结合的混合标准，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归纳的事实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认定标准，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本文所采“企业”的含义也不同于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具体来讲，本文中的“企业”是指包括公司在内的各种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经济组织。进一步来讲，作为营利性的组织，按照是否为了实现营利目的这一标准，企业所有的行为又可以大致划分为经济行为(如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等)和非经济行为(如企业举办的慈善活动等)。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活动，企业行为总是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调整。由于法律调整人类行为有其特定的范围，因此并非企业实施的所有行为都必须经由法律特别是刑法来加以调整。相反，刑法等法律只关注在他看来有意义的企业行为。这些“有意义的企业行为”就是指“企业的经济行为”即企业所从事的所有营利性活动。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企业经济行为”一词。

当然，企业的经济行为最终是由自然人来实施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的经济行为既可以是整个企业的行为(比如宏观管理)，也可以是企业内部由某些或者某个自然人实施的行为(比如具体组织生产)。但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犯罪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人，另一类就是单位。通过对自然人“行为” 的拟制，作为一个单位存在的“企业”与自然人一样都能够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不过，企业作为整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不同于企业内部由某个自然人或者某些自然人单独实施的并不体现企业整体犯罪意志的犯罪行为。换言之，根据刑法的明确规定，企业作为整体实施的行为可能成立单位犯罪，而企业内部职工实施的与企业整体犯罪意志无关的行为则只能成立自然人犯罪。因此，刑法视野中的“企业经济行为”就仅指体现企业整体意志的所有营利性活动。从企业的纵向发展来看，企业的这些营利性活动又都存在于企业产生(包括成立前置程度)、发展、成熟直到“死亡”(破产、自然解散以及国家根据法律解散等)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企业经济行为最为有力的外部刚性约束和整个法律体系中最为严厉的法律的刑法如何合理地调整“企业的经济行为”就成为了我们刑法理论和立法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刑罚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既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参与国际竞争，也能营造一个企业之间有序竞争的外部环境；用之不当，就可能破坏企业正常、有序的经济活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也只有刑法的适度介入才能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造就一个宽松和谐的经济环境，以调动每个市场经济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发展”。而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弄清楚刑法独特的调整对象。

二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法的这种保障作用也是通过其独立性表现出来的。刑法的独立性即刑法和其他法律部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有着独特的调整对象。刑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就表现在调整对象利益的整体性、内容的确定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这其中，“刑法调整对象利益的整体性”则又成为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分标准。所谓“刑法调整对象利益的整体性”是指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刑法只能调整其他法律不能加以有效规制的并且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所要保护的相关制度的行为。换言之，在我们考虑是否动用刑法调整该行为时，判断的具体标准就是如果再不动用刑法作为调整该行为的手段，国家保护的相关制度将会受到根本威胁，从而严重危及国家的法律秩序。由此看出，在刑法调整对象利益的格局当中，一面是公民基本利益的集合体――国家、社会利益(国家保护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是公民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利益。当这两种利益发生矛盾时，为了保护包括公民个人利益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的、基本利益，因此刑法只能选择限制、剥夺公民个人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刑法调整对象的内容既不同于只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民法，也从根本上区别于调整公民与国家某个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行政法，而只可能是“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与国家所保护的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为实质内容”。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受恣意侵害，因此我们只能以保障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基本人权作为刑法干涉行为的合理限度。换言之，刑法调整对象利益的整体性决定了刑法绝对不能调整那些事实上没有从根本上威胁或者侵害国家所要保护的相关制度的行为，决定了刑罚权不到“不得已”绝对不能随便滥用。这正是刑罚权“不得已性”或者“刑法的辅”的集中体现。“法益保护并不会仅仅通过刑法得到实现，而必须通过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在全部手段中，刑法甚至只是应当最后予以考虑的保护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其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例如民事，警察或者工商管理规定，非刑事惩罚，等等――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能允许被使用。人们因此称刑罚是‘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并且将其任务定义为辅的法益保护。”以全体公民基本人权作为限度也决定了刑法必须采用适当、有效的刑罚来调整危害行为即首先应当做到立法上的“罪刑相适应”进而实现司法中的“罪刑均衡”。刑法绝对不能违背这一限度随意以重刑来调整危害相对较小的行为(重刑主义)，这样就会不当侵害了公民作为个人的基本人权；当然，刑法也不能随意地运用轻刑调整那些危害较大的行为，这又会放纵了犯罪从而危害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甚至可以说，这无异于是对绝大多数公民的“犯罪”)。

总起来讲，刑法调整对象利益的整体性明确了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界限，不仅为立法者提供了一个划定犯罪圈的标准，更为司法者合理适用刑法提出了一种科学的理念。当然，这正是笔者在本文中分析和解决刑法合理规制企业经济行为的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作为规制企业经济行为法律手段之一，由于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刑法是规制企业经济行为最为有力的一种手段。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刑法学家芝原邦尔所指出的那样，“在以事后问责为主的社会，国民或企业得以自由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此规范的范围内，人们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以种种方式被追究责任。这意味着，相对于行政机能，司法机关的机能将比已往任何时期都占据重要的地位。犯罪与刑罚可以说是构成该公正行为规范的核心部分。”企业本来应当是一个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但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利润)，企业总有一种冲破包括法律在内的既有规则的“冲动”。这种“冲动”支配下的行为既可能是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的前瞻(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投机倒把行为)，也可能是丧心病狂的危害社会行为的行为(比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很明显，对于那些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的、具有开拓性、虽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企业经济行为，刑法是不能加以调整的；对于那些违反其他法律但其他法律还能够调整的企业经济行为，刑法也不能加以调整。因此，刑法只能调整其他法律不能有效规制且已经危及国家所要保护的企业之根本制度的企业经济行为。不仅如此，作为存在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的经济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刑事立法中就可能表现为对企业的某些经济犯罪行为废(非犯罪化)、改(调整某些经济犯罪行为的刑罚)、立(犯罪化)。我国1997年的刑法就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视为是犯罪行为的“投机倒把”非犯罪化、在新刑法实施后通过单行刑法将新出现的为数不少的企业经济行为犯罪化或者调整某些企业经济犯罪行为的刑罚就是很好的例子。笔者有理由断言，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个过程当中，企业经济行为的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特别是犯罪化仍将比较频繁。不过，由于过于频繁的“单行刑法”破坏了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和公民、企业对自己行为的可预测性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我以为，为了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和企业对自己“行为”的可预测性，充分体现罪刑法定的价值，在坚持上文提出的刑法调整企业经济行为的限度前提下，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成熟程度在整个经济犯罪的立法上适度超前。这一立法理念既能保障企业经济活动的活力，也不会使刑法被动于现实而“疲于奔命”，而是能够做到“刑罚效益最大化”。“法律制度像市场一样使人们面临其行为的成本，但也将是否愿意遭受这些成本的决定权留给个人。虽然有时会课以更重的处罚――如刑罚，但这通常也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适用：即只有刑罚才能产生适当的经济激励。”

三

在弄清了刑法的调整对象以后，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国现行刑法是如何规制企业经济行为的。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企业实施的经济犯罪主要集中在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和第7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第6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当中。当然，严格讲来，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也存在少量的企业经济犯罪，如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就是适例。1997年修订的刑法是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这一宏大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刑法带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痕迹”，其中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同样的经济行为分开立法就是明证。经过近10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现行刑法是基本能够适应时展需要的。但是，如笔者在文中所述，这一适应过程主要是通过频繁修改刑法(单行刑法)来做到的。我们无意也不可以能指望立出一劳永逸的刑法典，但是至少应当努力改变现在刑法被动应付不断新出现的企业经济行为的立法局面，而完全可以采取相对、适当超前的态度来规制企业的经济犯罪。因此，在接下来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现行刑法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首先，刑法要注意自身与其他新出现的调整企业经济行为法律的衔接。我国正在抓紧制定出台的《反垄断法》中会规制一些新的企业经济行为。刑法就需要考虑是否将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的企业垄断行为犯罪化。其次，根据现实的需要，某些企业经济犯罪行为的刑罚也应当作出修改。比如，为了更为有力的打击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从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秩序，我们可以考虑再提高刑法第223条规定的“串通招标、投标罪”的法定刑，同时将原来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修改为“并处罚金”。又如，刑法第193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应当明确规定“企业”等单位主体也可以构成。再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的“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中也应当将“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明确规定为犯罪主体，以切实保障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最为迫切的是，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保障知识产权，我们应当注重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的衔接，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有力地打击企业实施的危害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完善企业实施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比如，我们应当明确刑法第388条的主观罪过为故意(现行规定引起了很多争论)，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提高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从而加大对企业实施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刑事惩罚力度。又如，我们应当合理分解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等犯罪的法定刑，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的法定刑(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实现罪刑均衡。

参考文献：

[1]马德胜，董学立.企业组织形式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2] 赵秉志.新刑法典创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4] 王保树.商法[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5] 赵长青.经济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 林.刑法学(上)[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篇11

东方证券表示，尽管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会再有去年30％以上的高增长水平，但中西部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包括海西建设、广西区域、皖江经济区域等振兴规划，加上国家、省、市的一批已经开工和即将开工的重点工程建设，2010年不需要房地产投资和工业投资拉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就将完成20％以上的增长水平，因此，区域经济和重点工程将是2010年机械制造行业需求的重要支撑。鉴于行业的高增长潜力，维持行业看好投资评级。

中银国际认为，短期来看，市场仍然对于投资和信贷收缩有所担忧，继而担忧下半年机械产品的销量。在这种市场情绪下，即便二季度机械销量较好，行业仍然难有整体机会，机会可能在下半年。由于下半年投资大幅放缓的可能性不大，市场将对板块的低估值进行修复。长期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国内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机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初步显现，海外市场的巨大成长空间已被打开，我国机械行业仍然处于成长初期。而目前机械板块的整体估值较低，多数企业2010年动态市盈率估值在15倍左右，与大盘相比，估值明显偏低，板块估值也处于一个历史相对低位。机械行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已经显现。

本期入选的前25只股票中，2009年预测市盈率高于40倍的有13只，低于30倍的有5只。从今日投资个股安全诊断来看，有12只股票的安全星级为三星或以上级别。本期25只盈利预测调高的股票中，我们选择华意压缩简要点评。

华意压缩(000404)

整合想象空间大

华意压缩(000404)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无氟冰箱压缩机供应商，产销量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分析师称家电下乡拉动和产能扩张，以及管理水平提升和产品档次提升是公司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公司具有一定的成本消化能力，毛利率水平有望保持高位。公司原材料主要是铜、硅钢片、钢铁等，其中铜价影响最大。2010年1～2月1号电解铜均价比2009年提高了36.89％，可见2010年的原材料成本压力不容小觑。但是，考察发现在2003～2006年铜价大幅上涨的四年期间发现，公司毛利率水平与铜价的相关度并不高，而是与行业需求增速的相关度更大一些，同时国际铜价存在持续走低的压力。因此，判断公司通过规模化效应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向下游转嫁，能够部分消化原材料成本的压力，进而保持其较高的毛利率水平。

公司产品节能减排，受惠政策推动。公司生产的无氟压缩机本身就是减排产品，控股公司加西贝拉产品大部分都是高效节能产品，公司本部通过搬迁改造后实现了产品升级，压缩机效率明显提升。因此，公司产品的节能减排效应，将受惠相关政策的推动。东方证券表示，公司将在整合想象中受惠家电下乡和节能减排。铜等原材料价格走低和国家关于节能减排扶植政策的推出等是公司股价的重要催化剂。鉴于公司的高增长潜力，给予公司股价目标价13.44元和买入评级。

今日投资《在线分析师》显示：公司2010-2012年综合每股盈利预测值分别为0.35、0.42、0.55元，对应动态市盈率分别为32、26和20倍；当前共有6位分析师跟踪，1位给予“强力买入”评级，2位给予“买入”评级，3位给予“观望”评级，综合评级系数2.33。

本期入选的25只股票中。2009年预测市盈率高于40倍的有14只，低于30倍的有7只。从今日投资个股安全诊断来看，有8只股票的安全星级为三星或以上级别。本周25只盈利预测调低的股票中，我们选择亚通股份简要点评。

亚通股份(600692)

交易性机会逐步下降

亚通股份　(600692)2009年公司经营收入4.39亿元，同比增长－13.02％；利润总额0.07亿元，同比增长一75.47％；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0.04亿元，同比增长85.81％，摊薄每股收益0.01元，同比增长－86％。

据年报批露，公司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江隧桥通车导致运输量下降的影响。2009年10月31日长江隧桥开通后对公司水上运输业务冲击较大，公司根据长江隧桥开通后的水上运输流量，及时调整航班，减少损失。同时淘汰部分老龄船舶，减少各种费用支出。

篇12

职业价值观

价值冲突

论文摘要：职业价值观作为青年就业的内在观念，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表现出诸多矛盾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青年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价值冲突作为转型期的社会观念主题，其与青年价值观现状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价值观冲突的背景来诠释转型期青年职业价值观的矛盾性。

职业价值观作为个体在职业选择中所依据的一种内在观念，直接影响和指导着青年个体的就业过程。当前青年职业价值观现状，应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变化特点的表现和反映。价值冲突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而价值冲突所引发的社会思潮的涌起、思想观念的碰撞，也对个体的认知和判断产生了影响，使个体的价值观及其在职业生活中的表现——职业价值观出现了矛盾性。因此，对于当前青年职业价值观现状，应立足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冲突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思考。本文依据2007年3—4月在西安进行的青年职业价值观千人调查的结果，作以分析和阐述。

一、转型期青年职业价值观的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在职业选择中呈现出阶段性变迁。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重视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意义、服从国家分配，到80年代中后期青年希望从事社会地位高和经济收人高的职业，若“双高”达不到则选“单高”，经济收人可以暂不考虑;90年代前期，“增加收人、改善生活”成为当时青年最迫切需要的第一选择;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流行的“待遇决定职业选择”的模式中，“能否发挥专长”又成为青年人择业的首要标准。fz〕外在环境的变化，使个体的职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青年职业价值观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性。

1.自我实现与社会需要的矛盾

需要是职业价值观的基础，职业价值观是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变化，主体需要的强度决定了此种职业价值观的强度。本次调查中，青年把“自我发展空间大、符合自己兴趣”列为职业需求的前位，达到32.85%，这与以往的调查相比较趋势是一致的。如华中师大调查显示“发挥个人才干”是选择职业的第一标准，占37.5%;南京师大的调查将“自我发展空间大”作为择业首要因素的达46.2%。这些调查表明，自我实现的需要成为青年职业选择的一个主导需要。

但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要求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是个体对社会的贡献，满足社会需要，并且指导人们的生活导向。这使得青年在职业选择中，职业价值取向表现为自我实现与社会需要的冲突。社会整体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基础行业，如农业、服务业、教育科技等，对这些行业青年在理念上表示认同。调查中认为最受尊敬的职业:教师占45.11%、科技工作者占45.67%、军人占31.38%，但在实际就业中只有24.97%的人愿意到教育科研机构，到国家急需行业的仅有13.39%，二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个体在职业选择中自我实现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某种情况下使青年的就业陷人两难境地。

2.外在功利取向与内在精神追求的矛盾

在我国社会转型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物化的社会环境，欠完善的评价标准，加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善，使得人们生理安全需要这一低层次的需要得不到稳定保障，而且又存在着获取更多物质利益之可能的情况，人们的行为就会向满足低层次的物质需求方面回归，这样工资福利与工作环境就成为评价个体在职业上成功与否的一个被认可的标准，使得青年将物质性保健需要等同于社会尊重需要。在本次调查中青年将“福利待遇好”(占46.25%)和“工作稳定有保障”(占48.26%)作为选择职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华中师大的调查中将“经济收人”列为择业第一标准的也高达32.2% o

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皆可以成尧舜”，把实现人生目标作为每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也使得青年渴求成功、独行于世以及有所作为的职业理想成为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同时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学识，使其对高级需要又非常强烈。因此，在调查个体就业目的时，有37.91%的青年选择的是“自身价值得到社会承认”，还有27%的人选择“为施展才能和完善人格”，远高于其他功利性因素选项。

另外，社会主义道德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宗旨作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导向和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经济人观念的不一致，也更突出了青年择业过程中的内在精神追求与外在功利取向的矛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青年职业的内外取向与追求的矛盾也异常明显，使得青年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两种追求的矛盾冲突中。

3.职业理想与职业现实的矛盾

职业理想是指青年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及其发展目标所做出的想象和设计。职业理想是青年进行职业判断的内在标准。我们调查中发现青年对职业理想的描述较高。在确定职业目标中有33.97%的人选择“中高级管理人员”，有34.65%的人选择成为“本行业内专家”，还有12.82%的人选择“富豪”，而愿意作为“一般基层工作者”的人只有8.32%。华中师大的调查也类似，青年大学生选择最理想的职业是企业家、公务员的分别为32.3% ， 17%，而最需要人才的中小学教师及国防事业岗位都排在最后。在选择愿意去工作的区域时，有66.02%的青年选择东部和中部城市，而西部城市仅占28.34%，西部乡村更是为o

但是，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中，社会提供的职位类别和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有从事基础工作的，如农、林、水利等第一线工作的，比较辛苦;也有从事服务的，如交通运输、饮食服务、社区服务等相对单调的工作;还有基层的职业，如中小学教师、工人等;特别是西部、边远落后地区的许多职业需要青年去从事。这些与青年的职业理想有很大差距，有时对其来说甚至是无法接受的。这样就产生了职业理想与现实状况的冲突，使一些青年不知所从，甚至于选择待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4.职业发展的长远性与职业评价的短视性矛盾

青年由于其社会阅历的有限，对职业的了解更多来自于亲戚、朋友、同学、报纸或者网络等载体中，并不能真正全面了解职业本身。青年在职业选择中，多重视职业表面现象:工作环境、收人等。在本次调查中，认为影响职业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价值”和“工作环境”的青年占35.99%，而认为是“个人事业成就”的人仅占14.51%;在职业价值观中最重视的选项中，青年选择“生活方式”和“生活工作环境”的占33.64%，而选择“职业的变动性”的只占1.57%;另外，在选择具体就业部门时，将“经济收人”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达到37.12%，选“工作环境”的也有10.46%，而考虑“专业对口”的仅有13.61 %。这与另一道题的调查结果相似，有54.78%的青年愿意放弃薪金一般、专业对口的职业，而选择专业不对口，但薪金高的职业。

事实上，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如政府事业单位能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但个人发展空间相对狭小。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职业也在发生着变化，即职业发展有其长远性，从冷门变为热门，社会地位会提升等。如教师职业，在几次调查中有不同的反映，这次调查中教师职业评价提高了。因此，在职业选择中，职业发展的长远性与职业评价的短视性冲突，使许多青年不能理性择业，按照所学所长择业就业，表现为一些行业的人才高消费甚至浪费。

由于职业价值观中存在这些矛盾性，在目前社会就业环境的制约下，青年在就业选择中表现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又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影响青年个体的发展，甚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稳定。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功利主义盛行。表现为只重视职业的生存意义，而忽视了职业对于个体发展实现的终极目的意义，从而抑制了自我的发展，为以后的职业生活留下了不稳定的因素。二是个体至上性盲目。表现为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更多追求个体利益，更多地从个人和家庭角度考虑职业，相应地其社会责任意识被淡化。三是地域和行业人才消费的不平衡。表现为工作条件好、地理条件好、福利待遇条件好的行业和地区，过量囤积人才，造成人才高消费甚至成为一种浪费。而落后地区和行业，却缺乏人才支持，地区发展受限。四是职业价值观缺失现象凸现。表现为青年缺乏应有的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自我概念的认知，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盲目性、不成熟和缺乏思考，产生羊群效应((Herd Effect)(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信息的行为)。

造成青年职业价值观中的矛盾性，有政策因素如就业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有经济发展因素，如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就业岗位相对增加的有限性等;也有人才市场因素，如就业市场机制的不成熟、信息沟通不畅、市场发展的不均衡等;还有青年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化不足问题等等。但职业价值观作为个体一般价值观在职业生活中的体现，是个体与社会事件交汇融合的产物。因此决定了职业价值观受社会价值影响的作用较大。当前青年职业价值观的现状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有关。社会转型期是新旧时代交替过渡的阶段，新旧时代的交融和激荡会使各种价值观发生碰撞，使这个时期的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十分激烈，从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而职业价值观内在的矛盾性应是转型期价值冲突的一个表现。从价值冲突的背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青年职业价值观矛盾的形成。

二、青年职业价值观矛盾性的价值冲突背景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X37社会转型引发价值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首先，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具有过渡性、两面性特征，政治体制处于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更新时期。社会存在变化造成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在人的观念领域形成激烈的观念冲突。其次，社会存在变化又引起我国原有的利益主体单一(国家和集体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和集体利益是终极价值，其它价值都可归结为这一终极价值，且在这一价值制约下彼此化约)的结构被打破，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下形成经济利益分化，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伴随改革开放涌人形成新的价值参照条件，产生多元利益主体和主体的多重利益，必然使主体处于多元价值观念之中。最后，个体存在方式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附属于社会整体的状态，成为一个独立自由且平等的个体，也使其价值体系发生变化和调适。

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产生于这些条件，又加剧了这种状态，并深刻反映出来。集中反映为五个方面:价值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功利性价值与非功利性价值的矛盾冲突、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的矛盾冲突、社会主导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的矛盾冲突、解释性价值与操作性价值的矛盾冲突[4]。而青年职业价值观作为社会观念的一种，其当前的矛盾性的背景就是社会转型期价值冲突的这五个方面。

1.价值主体的冲突引发了自我实现与社会需要的矛盾

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主体的产生和主体的多重利益的形成，使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在基本利益一致时，在具体层面上又不一致，并且相互制约。青年在就业过程中，按照自身的价值评价所作的价值追求与社会需求(社会主体的选择)的不一致就反映了价值主体之间冲突的现象。如西部地区落后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就是一种矛盾。青年在职业选择中若追求生活高水平和工作高质量，必然就不会选择去西部工作，而政府(社会主体)、西部的各行业(群体主体)则更期待人才引进打破人才瓶颈，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青年从自身的物质利益或其他需求去评判职业，进行职业选择，而政府和社会则从全局和长远的规划发展来引导就业。这样，青年和社会其他主体之间就产生了价值取向上的不一致，导致了青年职业生活中的自我实现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2.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价值冲突造成了外在功利取向与内在精神追求的矛盾

功利性价值即人们讲求实惠，注重是否增进行为主体的物质利益;非功利性价值一般表现为对功利性价值的超越，表现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马克思说“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满足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生存条件，追求功利是一切个人和社会活动得以发展的起点，也是个人积极性的动力之源。人们职业生活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保证个人生活的手段;二是个体和社会存在的方式;三是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载体。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职业谋生意义还很明显，对功利的追求，也就成为职业选择的一个方面。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他不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总是力图超越之，在职业生活中还要追求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和价值的实现。

另外，由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以及行业不平等造成同工不同酬，功利性价值不平等、不一致，也使个体为了获取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或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水平，不得不在选择中把功利性价值作为首要的追求，而非功利性价值就退而求其次，影响了个体的职业选择，也加深了个体职业生活中的外在功利取向与内在精神追求的矛盾。

3.社会主导价值与基础性价值的冲突造成了职业发展的长远性与职业评价的短视性矛盾

社会主导价值是社会主体的一种价值取向，其所依据所拥有的信息，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做价值判断，具有前瞻性、宏观性，并非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在社会生活中居核心位置，对人们的价值观起着整体的定向作用、凝聚作用和调整作用。基础性价值是社会中每个个体对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变化的直接感受，与人们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具有主动性、个体性和变动性特点。只要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基础性价值就立即发生了变化。在职业生活中就体现为人们对一类职业评价有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的差异。但对一个行业，政府往往从全局角度来认识，并且力图主导之，使其成为社会主导价值，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样，对同一个职业就可能会有两种观点。如政府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应重视，但在调查中没有人愿意将农业作为自己的首选行业。也就反映了个体在职业选择中对职业长远认知与当前该职业的现实条件和状况、流变的社会舆论对职业评价所导致的对一些职业评价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短视性的矛盾。

社会主导价值与基础价值冲突是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是社会主体多元化、自主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发展的成本体现(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调整必然使部分主体的利益被影响，但社会整体利益却增大了)，因此价值主体间价值取向的冲突就成为必然，特别是社会主体与个体之间，就需要去调适，使社会主导价值更有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基础价值被引导与社会主导价值之间趋于一致，使个体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主导价值统一。

4.解释性价值与操作性价值的冲突、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的冲突共同造成了职业理想与职业现实的矛盾

职业理想与职业现实的矛盾是当前青年就业中比较突出的矛盾，是多种冲突所造成的，从价值冲突角度看是由解释性价值与操作性价值、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两种冲突共同造成的。

解释性价值是指理论家、政治家依据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对一些社会观念作以阐释与发挥，通过主流传媒和社会思想引导加以宣传与推广，潜移默化地被人们所认知的价值体系，是社会主导价值阶段化的表现，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操作性价值是社会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所奉行、所遵循的价值观体系，这是从家庭、学校及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是个体社会生活中做出各种选择的最先依据，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在职业生活中，前者表现为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所倡导的甘于奉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职业奉献思想，干一行爱一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不同的职业评价思想等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职业价值观念。后者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受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影响，个体由于考虑对求职成本的负担(接受高等教育、技术培训的家庭和个人支出)和持有面对现存的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差距、职业差别的认识将限制个体的物质、精神追求的观点，在职业选择中产生带有功利性的职业意识。由于没有达到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高度一致，就会造成个体职业选择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