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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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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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的交融意义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样的地理空间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仡佬族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渐趋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仡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大致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他们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二是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开掘，或者通过对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来强化地方形象，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进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务川县九天母石等景观重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象的建构，同时也是对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第三种方式是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实现民族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来涌现出王华、戴绍康、肖勤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这可以看做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等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学建构路径、约束因素与文化适应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建构路径

仡佬族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对地域自然环境充满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对于人文环境的相对集中的阐释。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环境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对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基质性作用，会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阐发文化认同感。仡佬族作家通过对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的最为原始的情感特质。比如，王华在《桥溪庄》中通过对“石仡佬”开荒辟草，展现了“石仡佬”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傩赐》中通过仡佬族民族节日“桐花节”的盛大场面描写，以及先民傩戏事象与傩赐庄贫穷对比描写，既凸显出仡佬族的苦难历程，也展现了仡佬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激励着仡佬人民走出苦难，促进了仡佬文化走向复兴。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难书写展现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经历的时代的变迁是每一个仡佬族民众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为其民族文化不断更新、再造的内生动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间，对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体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仡佬族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无论是秋秋《傩赐》生命沦为碎片的悲剧，还是李作民《桥溪庄》人性被扭曲的无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觉的寻根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构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的约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体现在民族认同聚合型逻辑约束、族裔话语意识形态约束以及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等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认同聚合型转向的逻辑约束。众所周知，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的社会实证思路，它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仡佬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对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肖勤在《寻找丹砂》中指出，寻找的是一种民族的归属，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提炼是一个“寻根”的情感认同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换言之，我们还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认同背后潜在的“认异”的双向互动逻辑。外在逻辑不应是常态，内在逻辑应该成为主流。实际情形是内聚型的认同逻辑规范以及价值认知过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个贵州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从本质上讲，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同样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举例来说，王华在《傩赐》中通过对傩戏表演的环境特质细节性描写，消解“他者”视角中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并通过具体的描述转化为仡佬族文化内在的抵抗，从而在空间对立隐喻文学叙述中得到强有力支撑。赵剑平《獭祭》中老荒除了捕杀之外很少有语言的表达，他的人物性格遮蔽与凸显完全存在于对猎物的捕杀。实际上，老荒的失语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意识形态规训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自身所处层级的初步判断，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权衡与取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质，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他还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和意思的语境化的自我认定。

显然，赵剑平试图通过“老荒”的自我认同的构造，来表述少数族裔主体空间语境的紧致，以及族裔话语象征空间的脆弱，而以词汇为基础的话语暴力背面，潜伏着的恰恰是针对少数族裔知识差异的驯服。三是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既然族群空间成为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文化场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独特的性别特质自然成为性别表述与空间表述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少数族裔文化空间既参与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区域化异化的本源。传统仡佬族女性在空间中经验与认同已经被排除在外，当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达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种离散性质的特征。我们发现，仡佬族少数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华、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们文学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对于空间、时间本身的描摹，从而将女性的空间存在感放置于一个相对虚无的区域中。这种虚构的表达，一方面凸显出少数族裔女性漂泊无根的碎片感、无力感，便于读者从人性的广阔图景解读小说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数族裔女性的异化表象；另一方面，抛却道德与人文关怀来看，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对于整个华语体系关系网络的开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种对内对外相互协调的张力和向度。诚如王华在《傩赐》中对“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的种种悲悯情愫一样，我们强调仡佬族女性空间的区域化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下仡佬族群女性现状的剖析，也是对于女性挣脱权力文化实践的肯定，尽管在当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义的抵抗逻辑。

（三）空间重建对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调适

诚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间规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的重建既包括现实层面对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的整理和建构。从文化地理空间想象的角度来说，仡佬族的文化重构体现了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话等历史元素成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王华在《傩赐》中写道，祖辈告诉傩赐人过桐花节，没告诉过傩赐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仡佬族普通民众缺乏对于语言、服饰的认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缺乏对于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活动传承的自觉意识。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对于历史地理仪式再造的角度来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间也在实现一种文化调适意义上的细微转变。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诚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实践中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使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

这样本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对于祖先的呼应，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操作的祭祀游戏。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广大民众支持的祭祀仪式，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表面的特点，祭祀活动内在的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仪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价值，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实际上，在诸多的仡佬族作家笔下，仡佬族祭祖仪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在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结构呈现出来，比如赵剑平《獭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动就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解构了祭祖仪式和场所，使得“河边”这一自然景观变为类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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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巨大转变，课程网络化成为教育方式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网络化是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质量的提高。

一、“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意义与目的

“人文地理学”是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由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课程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优势，进行人文地理学课程资源网络化建设，对于深化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以及研究性教学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文地理学有着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有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旅游地理、社会地理等，各学科互相交叉，构地理综合体。复杂的体系结构，困扰了很多刚入门的学生，需要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将这种体系结构展示出来。

其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广泛，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第一手资源虽然有着亲身体验，印象深刻，但是人的直接行为空间毕竟有限，通过间接行为空间，获取间接资源，同样很重要。

再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停地运动中，并且运动速度相对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对象要迅速很多，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面貌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学习与研究人文地理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某一时期特定的环境下，而要有时间跨度，这样的学习和研究才更有深度。而传统的媒体资源更新较慢，不能响应更新频繁而迅速的人文地理研究对象，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媒体资源来支持人文地理的学习与研究。

最后，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各种地图、动态和静态的图像以及大量的统计数据等。因此，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单纯地依赖某一种媒体，要多种媒体结合，使用各种媒体资料。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人文地理学科特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由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逐步转变为课堂讲授与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模式，扩展学习主体自主学习的途径，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平台，强化学生能力培养，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二、“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思路

1　运用多元化理论指导。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应在现代课程理论、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和现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多元理论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例如，根据现代课程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每一位老师和学生对课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总要融入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形成不同意义的生长域。因此教学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设计之后加以实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学与教的具体情况下和在学与教的互动中发展演化的过程。结合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在“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时坚持教学设计和系统设计并举。其中，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教学对象、课程特点，合理地选择和加工教学信息，设计和组织教学环节。同时特别注意网络的教学环境和课程特点，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实时互动的优势，追求创设支持自主学习的良好环境，使课程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教学过程个性化、自主化。

2　体现人文地理学科特色。人地相关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始终贯彻在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一条主线。在选取课程资源、构建网络课程体系、进行授课辅导时要始终贯穿人地和谐的思想，并突出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学科，不仅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且人文地理的社会性还突出表现在其历史性上，比如人口的分布、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聚落的形成与分布等，在教学资源建设时既要突出现状，也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地域性是地理学的基本特性，也是人文地理学的特性之一。人文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差异，根本点之一就在于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要突出区域性特点。人文地理学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综合性，而且体现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如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的发展，都大大促进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不仅仅着眼于人文地理学本身，还要与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核心内容紧密结合，并且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将地理信息技术引入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

3　发挥网络平台教学优势。网络平台具有以下教学优势：一是直观性。网络课程资源具有图文并茂、音画俱全的特点，针对人文地理教学中难懂难教的问题，以地图、图片、图表、视频、动画和逻辑示意图等多种形式展现，直观、形象、生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并扩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二是互动性。网络平台具备网上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等工具，改变了以往课堂教学学生被动接受模式，能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能够随时与教师沟通，答疑释惑。三是友好性。网络平台界面美观，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符合学生的视觉心理；提示信息详细、准确、恰当，使师生都能够容易操作。四是创新性。在设计上可以采取多种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如学生利用网络平台，根据自身特点，自行浏览课程知识，及时查漏补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工具就教师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与思考等。

4　展示自身学科建设成果。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一方面网络课程需要较为稳定和规范的结构，涵盖教学必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课程特点及自身学科建设及教学与科研成果，设计个性化的内容，体现课程特色。

例如，教材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除人文地理总论以外，各分支学科也需要配套的教材与论著作为课程教学的支撑。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自创立之初，老一辈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金其铭等先生陆续出版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教材及著作。在课程网络化建设中，将教材建设成果作为一个特色模块，拓展学生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学科研究方向和动态，方便学生查阅、比较和学习。

5　着眼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高。课程网络化建设不仅是以网页形式呈现课程的内容，而且是教学的一种重要资源，是网络教学的支撑环境。它可作为课堂环境和课外环境下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内容和材料，学生的许多学习活动都是在网络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课程网络化建设除了内容的展示，还必须增加强大的学习功能，保证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钻研精神和科研能力，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的建设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三、“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体系结构

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体系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它是网络课程整体设计理念和指导思想的体现。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整体结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整体页面层次和各层页面中内容的组织。学生是通过访问各层次进行学习的，整体层次及各个层次页面中的具体内容及其结构必然对学生的学习直接产生影响。

人文地理网络课程结构分为四大模块，即课程模块、教学模块、互动模块和特色模块(见下表)。

特色模块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一大亮点。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系列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导航、实践拓展训练和中外文献选读四大特色栏目。

1　教学资源导航。没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就无法建构起理想的教学环境。网络教学资源是为学生提供大量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培养营造理想环境的基础。根据人文地理学课程特点，教学资源导航栏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英汉对照人文地理词汇和国外人文地理学者两个子栏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国外人文地理发展和人文地理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经历。目前已有国外著名高校34位人文地理学者的简历及其相关网址，涉及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专业领域。第二部分为主体教学资源，包括专题地图、实景图、规划图和统计年鉴等子栏目。地图是地理学的重要语言，用地图说明问题往往比文字更有效。教学资源包括经济、聚落、文化、人口等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景观图片、专题地图等，所有图片均使用高分辨率图像；同时，为帮助学生学习掌握规划工作的方法与技能，分类搜集整理了国内外众多具有代表意义的规划图件。另一方面，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人文地理研究越来越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教学资源的统计数据库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城市、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权威统计年鉴，便于教师、学生及其他研究人员的查阅。第三部分为考研指导，主要是提供国内绝大多数人文地理学招生院校及网址信息，并提供部分院校历年人文地理考研资料。

2　实践拓展训练。实践教学与训练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已经建立了南京市城市地理、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黄山与宝华山风景旅游区、庐山区域地理等实习基地。同时，开设科技文献检索、规划制图、论文写作等实践性选修课程，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依托地理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设了“虚拟实习”的特色栏目，利用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地理环境模拟实验室，增设了城市景观三维表现、数字小区三维表现、主要商业区三维表现、城市交通流三维表现与模拟等极具特色的实验项目。

3　中外文献选读。人文地理学科历史悠久，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人文地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众多的教材和专著。为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人文地理的理解，设立中外文献选读栏目，精选各种经典文献，包括国内外代表性教材、中外著作和词典以及国内外人文地理相关资源网站等。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对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利用也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高校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知识的组织者，也应成为教学资源的建设者，共同促进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黄丽，从学习策略规律思考高校课程网络化建设[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77-79

[2]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

[3]贾雪梅，杨改学，网络课程建设与发展的若干趋向[J]，现代远距离教育，2005(1)：55-57

[4]曾海文，高校网络课程建设的问题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9(24)：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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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