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国际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0 07: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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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国际化论文

篇1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适应国际经济与税制改革发展趋势，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税收制度，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到底中国税制应向何处去？笔者认为，要从本国经济、社会实情出发，冷静思考加入WTO后如何坚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WTO的原则要求，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新一轮改革中对税收制度作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

一、中国税制应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所谓中国税制的国际化是指中国税收制度的制定、施行与管理要充分考虑国际经济领域中税收制度的联系、运行规律和共同特征；要符合世界税制改革与发展趋势，有效地借鉴和运用各国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服务。税制国际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WTO原则框架下设置税制；二是充分借鉴国外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依赖，虽然一些大国和富国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机遇，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的。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开始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进程，税收作为政府试图获得经济全球化利益和减少其消极影响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只有与国际惯例接轨进行调整，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才能确保中国入世后获得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双赢效果。中国税制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不断借鉴各国税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历程，是逐步实现国际化的过程。我国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从税制国际化的角度来说，是一次具有初步接轨意义的改革。目前世界各国推行减税，尤其是与中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国家实施减税，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因此，认真研究世界减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运行现状及其税制和税负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实施结构性减税，既是遵循税收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政策选择。

所谓中国税制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税制在遵循国际化的前提下，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的现实改革与发展需要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制度。中国税制不仅要适应加入WTO要求走国际化道路，而且要适应国内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走本土化发展的道路。税收从来都是国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重要工具，税制的设置是基于本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离开这些考虑片面追求税制国际化和趋同化是不现实的。我国的现实是：（1）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均GDP水平低下；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并存；先进的现代高科技企业与落后的传统企业并存；大型企业集团与众多中小企业并存；生产力先进的城市与生产力低下的广大农村并存，小生产方式普遍存在等等。税制改革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要有利于经济结构及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管理能力等多种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维持这种格局，不可能马上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或所得税与流转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税收所具有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发挥的有限性，而需要更多地依赖于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发挥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3）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温和和紧缩的发展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定人口背景下的失业问题及其他相关矛盾进一步突出。经济改革必须有利于扩大内需、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税收负担合理，税收制度改革只能表现为渐进式、阶段性改革的特征。

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发达国家总是期望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置于可控制的水平。国际规则制定的不平等，各市场主体的原始起点不同，最终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国家及税收，不能因为对国际社会全面开放而自动放弃国家和税收权益，中国税制的建设与发展也必须立足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必须实现内外税制的统一，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内外资地方税制，将现行只针对内资企业和中国居民的税收的征收范围扩展到包括外资企业和外籍居民在内的所有纳税人。应统一城乡税收制度，按照对商品和所得征税的原则，改革现行与自然经济相伴生、歧视农业和农业生产者的税收制度，从税收制度上消除对城乡市场的分割。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区域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根据产权重组的实际需要，对企业并购的所得税问题参照国际惯例作出科学规定。要进一步强化增值税、营业税的中性特征，减少税收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设置而对经济运行和税收征管产生的负面影响；适当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减少税率档次；在暂时不能取消营业税的情况下，应统一营业税税目、税率。要进一步统一税政、统一税权，通过立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使不同层次的政府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税权，把区域间的税收竞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二）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

税制改革要消除税收政策障碍，促进全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增加。要进行增值税转型、消除股息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取消土地增值税、优化营业税等。要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促进国内消费的增加。对汽车、商品房、旅游、保险、教育等消费热点，制定和完善有关消费税、营业税以及相关地方税的税收政策。要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适度加大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优化税制结构，减轻出口退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通过综合调整税收政策，如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征收范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税收政策环境。

（三）以促进科技进步、保持生态环境为重点

要统一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打破部门、行业、区域的界限，进一步调整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将科技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到补偿和降低高新技术投资风险上来。改变目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的格局为更多的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要制定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征收环境污染税。完善现行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

（四）按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改革税制、调整税收政策

进一步消除现行税制中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对采掘业实行增值税转型、减轻水电业税负，将森林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逐步取消东部沿海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进一步完善促进再就业、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有关税收政策

首先在税收政策上对资本含量不高但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鼓励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应开征社会保障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应对中小企业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门路。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政策支持。

（六）优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与政策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发挥个人所得税在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的主力作用。在税制上要完善立法，改变现行单一分类所得税制的模式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模式；调整课税范围、税率结构、税前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完善纳税申报制度，建立个人收入信息的归集报告制度。进一步完善财产税制，在个人财产积累和转让环节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发挥财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通过流转税的政策设计，充分体现对低收入者的优惠、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充分发挥流转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

（七）加强国际税收协调

遵循WTO涉税规则尤其是国民待遇原则、反补贴原则，调整现行税收政策中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内容。积极利用WTO规则，调整和优化中国的税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国内幼稚产业发展的政策、西部开发的税收政策、对技术改造的扶持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等。应认真清理现行税收政策，规范管理程序，增强我国税收制度的透明度和统一性，为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创造有利的税收环境。

（八）进行税费同步改革

进一步确立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加快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和机制，重新审视目前各类收费项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保留部分有偿服务的事业性收费项目，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改为收税，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

参考文献

（1）锡德里克*桑福德《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篇2

一、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在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活动产生着日益深刻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同时存在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就是明显的例证。

所谓税收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 Tax Coordination），或者更全面意义上的“税收国际竞争与协调”（International Tax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和税制设置来达到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税收关系中进行多方位协调与合作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所谓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of Accounting Standards）则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在国际强势集团的推动下，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对这两个并行趋势的影响，把握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对两大趋势的发展，我国应如何在税收制度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有所回应，如何协调税收制度与会计安排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显然，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关于税收与会计国际发展趋势关系的跨学科问题。虽然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外税收和会计界都较少，但却已有相当的基础：一是关于税收与会计在微观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冯淑萍，1999；曲晓辉，2003；魏长升等，2003）；二是在宏观层面上，财税学者对税收国际协调已进行了较长期研究（靳东升，1994；邓力平，2000，2003；钟晓敏，2001），会计学者则已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全球趋同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葛家澍，2001，2002；冯淑萍，2001，2002；曲晓辉，2001；曲晓辉等，2003）。笔者认为，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交叉研究，这是一种把税收与会计相关国际化趋势联系起来的探讨，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探讨；二是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既为有关部门制定规制提供导向支持，又为提供应对之策。本文仅就宏观层面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尝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二、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并存

对两大趋势并存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主体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地说，经济全球化具有四种形式：贸易自由化、全球化、投资国际化、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企业），宏观主体则是主权国家（邓力平，2000）。在研究税收国际化和会计国际化时，必须考察经济全球化对此的影响，必须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一）税收国际协调及其表现形式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各国的减税就形成了税收国际竞争。税收国际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关系的主权及其协调这一对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邓力平等，2001），并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当的税收国际竞争可以促进资源向税负低的国家流动；另一方面，过度税收国际竞争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致各国之间持续地降低税负，最终导致各国税收主权的丧失。这样，适当的税收国际协调就成为必要。

概括地说，税收国际协调采取五种依次递进的形式：其一，税收合作（Tax Cooperation），即国家间通过交换各自税制结构和纳税人信息，防止和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其二，税收协定（Tax Agreements），指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寻求解决税制之间相互冲突引起的重复征税问题；其三，税制趋似（Tax System Approximation），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相近的国家，通过规则的约束，使各自税制具备相似的特征；其四，区域税收一体化（Regional Tax Integration），指区域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通过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相互协调以缩小各自税制的差异。这是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背景，税收国际协调的较高层次；其五，拟议中的国际税收组织（WorldTax Organization，WTOⅡ（1））（Tanzi，1994），这是最高层次的税收国际协调，显然须与较高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相对应。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的原则进行了税制改革，这一税改浪潮迅速波及全球，从而使各国税制呈现主动和被动性趋似；二是区域性税收协调是以一国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前提，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间协调的内在要求。从的情况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国在税制设置与税收政策运用方面进行更大让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

（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及其表现形式

与税收国际协调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也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依次递进的形式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出升级的要求。贸易自由化引发各种国际会计业务，客观上要求有适当准则与之相对应；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融资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要求会计国际合作以建立相应的规则；投资国际化对特定会计、会计信息生成及其可比性提出要求；而在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内部及其与关联公司的定价在很多场合下难以找到市场参照，需建立相应的会计规范，跨国经营活动也需相似乃至统一的会计准则（曲晓辉，2001）。

从目前的情况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存在依次递进的三种形式。一是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最初形式；二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这是以提高财务信息可比性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必经阶段，1973年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经过不懈努力，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IAS），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和实施，此外，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三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这是会计准则国际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LASC在2001年实施了重大改组后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然而，与税收国际协调相类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主导力量和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财务信息需求，这里同样存在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所设立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IASB，2002）能否实现尚需时间来检验；以欧盟（EU）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区域协调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关系

两大趋势的发展轨迹表明，二者在发展动因、影响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背景；二是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三是微观主体的利益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四是宏观主体的活动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五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六是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里仅从投资国际化角度举两例加以佐证。其一，资本市场国际化使资源配置超越一国限制而纳入国际范围。资本市场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运作基础是信息披露制度，而财务信息则是最重要的信息。由此，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在资本市场国际化下更显其重要性。同时，会计确认和计量作为税务体系的微观基础，其国际化进程势必对税务体系运作发生影响。而税收法规的刚性及其与财务会计规范的大量重合，又使国家税收不可避免地制约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其二，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在跨境资产重组中，对有关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十分重要，这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间的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各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协调对跨境资产重组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对跨境资产重组的不同税收取向直接影响资产的国际配置；而一国税收政策直接决定着跨境资产重组中资产定价、股息政策等，因税收政策不同而造成的跨境资产重组决策中的分歧须通过税收国际协调进行缓解。

（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与税收和会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世界性，即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二是现代性，即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两大趋势的内在联系。

就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税收国际协调的联系来看，税收国际协调的发展依托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理想税制原则是市场经济对一国税制内在要求的体现。市场经济下税制设置主要遵循效率、公平、易于管理三原则，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更强调经济的开放性和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映在税制原则方面，效率和公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凸现，要求通过对税收杠杆的运用有效吸引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此外，如果各主权国家的税制都遵循规范、透明、易于管理的要求，税收国际协调将更具有操作性。总之，税收国际协调趋势的发展同时也是各国税制不断按照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进行调整的优化过程。

同样地，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也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供了体制基础。会计信息作为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和表述，直接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引导着经济资源的流向。从这一意义上看，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程序，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协调，并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趋势。从实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政府对本国国内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均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冯淑萍，1999）。

（三）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活动）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最根本动机是谋求其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会计是企业经营的“语言”，而税收则是进行跨国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的立场出发，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协调一致是理想状态，这样，企业以会计标准进行处理后无需再进行纳税调整。当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拓展时，如能建立起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将降低企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如果各国税制之间的差异可以完全被克服，企业将无需进行基于全球的税收筹划；进而，如果两大趋势共同发展甚至完全重合，企业的跨国财务和纳税的调整成本也将大大减低。由此可见，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代表了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要求，并且从企业利益出发，企业倾向于将这两大趋势发展至极致。然而克拉尼斯基定律存在的必然性（魏长升等，2003）决定了在一国内部，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分离的必然性，这种分离只可调节不可消除；进而在国际范围内，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消除但在程度上可以缓解的分离。因此，跨国公司的切身利益要求（进行调和的动力）和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客观约束（分离的硬约束）共同决定了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互相兼顾，既协调又异步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作为企业对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差异进行调节的应对之策，跨国公司采取了全球范围的财务（纳税）筹划，进行了各种转让定价操作，这些都是明证。

（四）宏观主体活动和利益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

一国税制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最终都将体现国家利益。会计准则（无论是一国的或国际的）具有协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则隐含着各国的主权和利益，会计准则全球协调和趋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及各种阻力实质上是各国利益之争（冯淑萍，2001；葛家澍，2002）。而税收是一国税收主权的直接表现，税收国际协调下的国际税收关系代表了世界经济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和调整。因此，两大趋势之所以有许多共同之处，源于两者都与国家主权和利益有着深刻的联系。

但是，准则全球趋同和税收国际协调同国家主权利益之间的联系程度又不尽相同：会计准则通过微观主体活动与国家主权发生间接联系，因此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步伐的制约相对疏松；而以税制和税收政策为表现的税收主权，直接关系本国对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一国经济主权中最难让渡的部分，其受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往往最小或最迟。因此，较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税收国际协调所面临的阻力更大。与此相对应，二者的国际化进程（即发展的步伐）也将有所区别，可以预计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发展步伐会快于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经历了国际比较、国际协调之后将有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全球趋同；而税收国际协调从税收合作、税制趋似到区域税收一体化已近极致，全球税收一体化似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愿望。

（五）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

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主要涉及税基的确定、应税金额的核定、税款的正确性和确认及解缴时间的合规性。如前所述，税收国际协调不仅体现在税制的协调上，而且涉及税收征管。这样，财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就会到税收国际协调的效果。譬如，在我国现行税收实务中，财产税的计算就是以财务会计的折余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财务会计的折旧的选择、折旧期间和预计残值的估计，都会对财产税负的计算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讨论财产税的国际协调，与财务会计确认密切相关的税基的计算就比税率显得更为重要。再如，虽然在当前税收实践中，所得税是严格据税法计算的，而财务会计税前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由于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是在申报所得税时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因此财务会计中有关所得税税基的确认就成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金额的计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实际上，在存在财务会计系统的情况下，在实务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纳税数据的生成是财务会计信息产出后的局部再加工而已。这样，财务会计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会在税务计量上反映出来。同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量和税收公平原则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受财务会计理论、准则和实务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国际协调势必受制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同时，应当承认，以税收中性化为目标的税收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税种的简化和税率档次的缩小，但仍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各国对税基的不同处理方式构成了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且形式更为隐蔽，足以抵销税收中性化的效果。而恰恰在税基的具体确认上，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和融合几乎达到极致。

（六）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首先，与国家主权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国家政府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两大趋势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税收国际协调是以各国政府为参与主体推进的国际趋势，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推动力量主要为国际职业组织和强势集团，其背后隐含了国家主权和利益（特别是涉及税收和保护本国投资人的合法利益等政策方面）。从这一意义上看，税收国际协调通过直接影响国家主权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产生制约作用。其次，从制度运作层面上看，税务对会计的制约作用在税收国际协调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进程、范围、程度和效果的影响。鉴于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把会计准则归结为法规和主权范畴以及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税务确认和计量对会计准则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税收国际协调的将会影响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税收国际协调范围的扩展也将进一步充实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一体化三难”：两大趋势并存与联系的本质

上述两大趋势之间的种种联系，就本质而言，是所谓“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Economic Integration Trilemma）在国际税收和国际会计领域中的表现。“经济一体化三难”指的是存在于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相互竞争、难以完全彼此兼顾的关系，即一种矛盾发展中的状态。在现实中，同时满足或兼顾其中两项目标而忽略第三项目标是可能的，而同时实现三项目标却极其困难，甚至是无法企及的（Summers，1999；Bagwell＆Staiger，2001）。

将对“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的认识思路扩展到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有助于认识这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本质。税收国际协调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趋势，但税收主权又因其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完全让渡，税收制度和政策必须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迎合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要求，一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间接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主权。因此，“一体化三难”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既有明显的共性，又因其覆盖领域而各具特点。两大趋势中的“三难”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可能得到调和，对这种“度”的把握程度决定了“三难”三个目标之间在这两个关联领域的协调程度。

简言之，无论是税收国际协调，还是探讨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审慎地把握维护政府管理和国家主权的程度，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税收国际协调的难点在于税基的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核心问题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进行税收国际协调必须考虑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特点、程度和趋势，实施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必须考虑税收国际协调的宏观约束作用，二者的进展又必须以主权国家的活动和利益为基本前提。

（二）应对两大趋势之启示

面对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进程，我国应采取积极与稳妥相结合的态度，“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冯淑萍，2001）。这里，笔者仅谈谈对政府、学界与企业的三点启示。其一，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应把握趋势并注意协调。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政府对这两大趋势参与和干预的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转轨国家，不能够无条件接受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不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是各国博弈的过程（贾亚锋，2003）。我国应找准位置，研究税收规范和会计准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利用趋势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又要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还应联合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与强势集团和国家讨价还价，使这两大趋势最终沿着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其二，学界应加强在宏微观层面对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本文仅基于宏观层面对两大趋势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探讨，而就两大趋势的宏微观层面之结合，本文尚未涉及。因此，未来之研究还需要学界，特别是税收和会计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开创性思考和研究。其三，企业应充分了解趋势，把握规则，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税收法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两大趋势效应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对此进程的把握，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对企业而言，要与外资企业开展业务往来，必须有效了解外资企业居民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而要走出去，则更要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标准。总之，当企业经营活动突破国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发展，以获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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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淑萍。2001.关于中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问题。会计研究，11

冯淑萍。2002.关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11

葛家澍。2001.国际会计的一个新动向——近几年美国SEC FASB和IASC在提高会计准则质量方面的努力。中国工会财会，6

葛家澍。2002.财务会计理论方法准则探讨。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贾亚锋。2003.对会计国际化的几点认识。财经前沿，1

靳东升。1994.略论国际税收协调发展总趋势。世界经济，9

魏长升，陈晓坤，荣延权。2003.探讨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必然性——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的理论。涉外税务，5

钟晓敏。2001.竞争还是协调：评欧盟未来的税收政策走向。财经论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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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平，陈涛。2003.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研究新进展。税务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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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32-03

《国际税收》是财税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专业主干课程。上海金融学院近几年对该课程实施中英双语教学，取得一定经验，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本文分析我国当前《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现状，并结合上海金融学院的双语教学改革实践，提出了《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设想。

一、《国际税收》实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化财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的时代背景，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亦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可见，各高校的教学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一项广泛、深入而艰巨的任务［1］。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该项意见使得在我国大规模展开和推进双语教学成为可能和必需。《国际税收》因其产生背景的国际化、理论体系的国际化、规则案例的国际化而成为一门双语教学课程亦是必然。

（二）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教育对外开放其核心是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培养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为目标，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学生跨境流动、教师学者跨境流动、学术思想的跨境流动、不同国家之间的院校合作等等［2］，而双语教学因能贯穿于上述路径始终而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化载体。

对于上海而言，推动教育国际化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上海国际化水平”［3］。这就尤其要通过加强双语教学，提升学生的国际语言交流能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是培养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

对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能讲外语、熟悉国外环境来理解。从个体的视角，是看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能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就业市场竞争的需要，能不能在国门内外适应市场创造价值；而从学校来看，就是能不能构建一个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培养的环境［4］。这就需要学校设计出符合科学合理的双语教学体系，《国际税收》则是这个体系中的首选双语课程。

《国际税收》双语课程的开设，并非专业教学和语言教学的简单组合。语言作为知识的载体，在双语教学的课堂上，语言已经从一种工具变为一种思想，一种知识库。财税专业学生通过英语这个媒介，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阅读国外原版的书籍、论文和研究报告，可以掌握国外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拓展国际视野拥有世界人文情怀。

二、《国际税收》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现状并不容乐观，无法较好地满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以及留学生培养的需要。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如下：

（一）双语教学的质量受到师资水平的限制

双语教学要求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还有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教学能力。但当下制约双语教师的瓶颈是外语专业教师缺乏的是专业知识，专业教师缺乏的外语口头表达和思维。各高校教授《国际税收》双语教师虽然一般都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并有一定英语基础，但这些教师绝大多数没有一年以上国外的学习或工作经历，英语能力并不全面，阅读能力强而听说能力弱，对国际经济、西方社会的了解仅来自于媒体或有限的阅读，很难在教学中将《国际税收》中所依托的国际背景、所伴随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讲解透彻。同时，《国际税收》课程中有大量的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避税案例，各高校教师普遍缺乏在实务部门、跨国公司、中介机构的工作经验或挂职经历，对案例的掌握仍然是纸上谈兵，难以案例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国际税收》双语课程的质量。

（二）双语教学的效果受制于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

学生作为双语教学的主体和接受者，其接受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际税收》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需要学生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从理论基础来看，《国际税收》需要有相关的先导课程，如财政学、税收学、外国税制、经济法等。学生掌握上述课程的基础上再学习《国际税收》，才可能起到有源可追有本可溯的效果。但目前就现实情况来看，各高校针对财税本学生的教学效果可能因学生前期理论基础不扎实、理解能力薄弱的原因无法保证，而对非本专业的如会计、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的学生开设，其效果更是无法保障。同时，该课程还要求学生熟悉相关术语的英文表述，并具有较强的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英文理解和表达能力。但我国虽然一直重视英语教学，长期形成了注重读写能力，忽视听说能力的教学模式，这使得学生在接受英文的专业知识时困难重重。另外，因各地区的英语教学水平差异很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参差不齐，课程设计凸显得相当困难。而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大量陌生信息的涌入成为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甚至产生厌学心理，极大地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内容受到教学资料的制约

双语教材是双语教学的核心教学资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内相关《国际税收》的教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文版教材，这类教材自成体系，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教材，诸如葛惟喜、朱青、杨斌、方卫平等编著的各类《国际税收》教材，其编著的体系脉络相近，侧重点各不相同，可以较好地满足教学需求，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但是该类教材尽管对部分专业术语进行了英语标注，但毕竟是中文教材，难以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另一类是英文原版教材，如Brian J．Arnold and Michael J． McIntyre．编写的International Tax Primer（2nd edition．ASPE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New York,，U．S．A，2004）等。但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原版教材在内容编排上较为零散，编排系统性不足，且价格昂贵，篇幅巨大，与我国开设的课程衔接不紧密，内容不一定与教学计划相符等缺点。从参考资料来看，UN和OECD的英文原版范本、以及两个组织的网站都有丰富的国际税收信息资源，但是由于受学生阅读能力的限制，这些参考资料难以发挥预期的果效。

三、《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实践

上海金融学院自2008年2月始在全校开设《国际税收》双语课程，除面向财税本专业之外，授课对象还包括：公共管理、金融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社会保障、会计学、国际会计、财务管理、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等十多个专业的国内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三年多来，通过教学团队的努力和学生的积极配合，开展了以下创新实践。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更新双语教学理念

我校的《国际税收》教学根据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三型一化”人才培养特色，确立了以“应用型财税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突出“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特色。以此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托，《国际税收》课程以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以专业知识学习为主兼顾英文学习目标，使学生熟练掌握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的基础理论，国际惯例与国际准则，了解国际税收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能够运用国际税收的基本理论分析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促进学生结合专业知识强化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实际运用，进而拓宽学生专业学习和交流的界面，同时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两种语言的学习既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也是对两种社会文化、语言、思维习惯差异的熟悉与了解。

（二）突出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

在教学设计上，《国际税收》突出“四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材与前沿相结合、教师传授与学生参与相结合、个体教学与团队合作相结合。为了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我们增加了课程中的实验实践教学内容，重点选择了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减除、转让定价、国际税收竞争四个项目，作为实践教学项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如下流程设计，即课堂确定教学主题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小组讨论写出项目论文进行课堂交流小组修改并提交项目论文，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在教学方法上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案例教学、课堂讨论、教学演示、专项研究、小组实践等。同时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中的应用，教学团队注重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制作了素材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一方面采用典型的讲授型模式进行常规教学：播放课件创设情境教师讲授提出问题学生思考讨论教师归纳总结。另一方面采用案例视频教学型模式：利用多媒体呈现案例视频引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案例，解决问题学生网上浏览、分析其它相关案例师生共同归纳总结。案例的遴选采取中外结合的办法，既有国外经典案例，又有中国国际税收实务的案例，以使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知识点更好地加以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国际税收问题的能力。而在进行专项研究时，为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采用了主题探究型模式：确定研究主题制定研究计划，明确小组成员分工搜集网络资源网上协商研讨完成研究报告汇报研究成果师生评价总结。

（三）注重教材选择，精选教学内容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运用和掌握相关知识，本课程选用了国内反响较好的人大版教材，同时辅之以英文原版教材，二者结合使用。由于《国际税收》是研究跨国国际税收关系的一门课程，其研究领域既涉及到经济理论，又涉及到国际税收的法律、法规，还涉及到国际税收的实践，且该课程采用双语授课，目的是培养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国际性人才、以适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针对实际教学需要，我们已着手英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按照国内较为成熟的内容体系，采用全英文编写，既可以保证教材编写体系的完整，同时又可以保证英文教学的需要，且相较于购买原版教材，经济实用。我们已在近几年的教学中将部分在编教材内容添加到日常教学中，学生反响较好。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一方面沿袭以往对基础理论的重视，积极引进国内外最新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来更新和深化教学内容，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根据课程实务性较强的特点，增加案例教学，尤其对一些真实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提高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为了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教学团队正着手该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立，一方面多方收集国外最新的文献资料，《国际税收》双语教学改革与创新探讨

申燕王莹

（上海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1）

摘要：《国际税收》课程实行双语教学很有必要。要提高《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水平，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更新双语教学理念；突出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注重教材选择，精选教学内容，编好英语配套教材；完善适应双语教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建设好从事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

关键词：国际税收；双语教学；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教学资源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32-03

一、《国际税收》实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化财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培养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

二、《国际税收》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双语教学的质量受到师资水平的限制

（二）双语教学的效果受制于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

（三）双语教学的内容受到教学资料的制约

三、《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实践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更新双语教学理念

（二）突出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

（三）注重教材选择，精选教学内容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推进考核方法的改革

虽然我校的《国际税收》课程的教学对象主要以国内学生为主，但还包括部分相关专业的留学生，而且随着来华外国留学生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这门课程，而教学效果则直接关系到高校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因此建立一套可以全面考核双语教学的指标体系成为了当前保证双语教学质量的首要任务和制度保证，因此本课程正尝试在这些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采用对教、学和课堂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指标设计，合理地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学过程进行考核，从而达到全面客观的评价结果。

该课程在考核方式的选择上，采用多元评价，不再拘泥于期末考试，而是将平时的考核与期末成绩结合考虑，通过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布置作业、小组论文、随堂小测验等方式，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及时对学生的平时学习状态进行评价。

此外，课程教研组还积极推进试题库的建设，正在筹建中的试题库包括中英文两种，通过分类试题库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推进《国际税收》的课程建设，有效地实现对该学科课程知识点的分布、覆盖面的宽窄、难易程度的掌握和分数比例的合理搭配；而且规范了《国际税收》课程的考试工作，使试题符合统一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有益于引导学生认真、全面地学习课程内容，系统地掌握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外语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五）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鉴于目前双语教师师资偏少、英语水平及运用能力仍然不高的现状，学校制定了全面的双语教师引进和培养计划。对于财税专业来说，目前正在努力引进高水平海外师资，并且通过聘请外教来加强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同时有针对性地对现有师资中英语基础较好并有较大发展潜力的老师给予英语进修、国外短期学习、国内外访问学者等机会，以提高他们的专业和英语水平。为了激发双语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学校还建立起了相应的激励制度。如示范性双语教学（即全英文授课）的课时系数为2，普通双语教学（每堂课英语的授课比重在50%以上）的课时系数为1.5。我们则根据授课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学模式，如对国际金融、国际商务、国际贸易的学生采用示范性双语教学，而对其他专业则为普通双语教学。

另外，鉴于应用型大学对“双师型”教师的渴求，学校出台了教师挂职锻炼的支持计划。《国际税收》实则也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课程，为保证教学效果，我们已派出两位教师到税务部门和中介机构开展为期三月的挂职锻炼，并保持与上述单位与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项目合作等方式使师资队伍保持实务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1\]袁崇轶.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高等教育\[N\].光明日报（第5版），2001-12-6.

篇4

欧洲各大城市都设有“免税购物商场”,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目前共有9万多家,都标有EU(欧盟)同一标记(EuropeTaxFreeShopping)。外国旅游者在欧盟国家旅游期间,如在有此标记的商店里一次购物达到一定数量(在发行欧元之前,在巴黎需要一次购买1200法郎以上商品;在布鲁塞尔需要5000比利时法郎以上;在芬兰需要250马克),就可以向商店索取免税发票,只要他在购物后的三个月内离开欧盟,而且所购商品未在欧盟国家使用,就可以在最后离开地点的机场的免税店凭加盖有机场海关检验章的退税发票得到退税。出境免税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外国旅游者的购物积极性。因为从实质上说,它相当于打折购买商品,是一种促销手段,可以使旅游者以同等的花费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购买量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欧盟国家的旅游收入大幅度提高,旅游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随之提高。如2000年,西班牙的旅游收入为31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4%,占全球旅游总收入的6.5%;法国的旅游收入为299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

而这其中通过免税购物增加的旅游收入占其总收入的近1/4。而我国2001年的入境过夜旅游人数虽然达到3087万人次,仅次于法国、美国、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名列世界第五,但旅游收入只达到162亿美元,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只有1.1%。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来说是极不相称的。其实,我国的旅游业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这3087万人次庞大群体的购物潜力更是有着极大的增值空间。而在这方面,实施出境免税政策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我国实施出境免税制度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90年北京才开设了第一家市内免税店,十年之后才于2001年底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上海开设了第二家免税店,这也与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极不相称。而且我国免税店施行的免税方式也与国际上的通行的方式有很大区别,这就使得免税政策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推行出境免税制度的重要性还没有被认识到。其实,在我国实施出境免税政策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能够在扩大我国商品出口、发展我国经济方面起到其他经济政策难以替代的重大而且特殊的作用,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它将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实行出境免税制的必要性

(一)实行出境免税政策可以间接地增加商品出口。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到5097.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7.5%,但出口仅为2661.6亿美元,只比上一年增长6.8%,远远低于上一年出口27.8%的增长幅度。2001年的外贸形势明显不利于中国的商品出口,从国际经济环境看,占世界经济总量70%的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同时下降,这是1975年以来的第一次。特别是“9•11”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给中国商品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国际经济衰退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案件增多,国际上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影响难以预测,因此出口形势很不乐观。从国内来看,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在过去几年,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应用,调整汇率也不大可能,因为人民币的贬值可能引起周边国家货币竞相贬值,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再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23%,如果再单纯提高出口额,则会更加提高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不应单纯以扩大出口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应以实行出境免税的方法来增加商品出口。虽然出境免税不属于进出口贸易的范畴,但它是促进商品出口必不可少的途径。首先它可以避开直接出口所经常遇到的关税及配额的限制;其次所购买的商品随人员流动,属于私人物品,因而可以避免反倾销之讼;还可以不受诸如苛刻的技术性壁垒等近年来十分盛行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的限制。从而以间接的方式增加我国商品的出口,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实行出境免税制可以增加旅游创汇。旅游业是世界各国的重点支柱产业,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全世界旅游业的总产出占世界GDP总量的10.7%。国际旅游收入相当于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收入的8.1%。2001年世界跨国旅游人数为6.86亿人次,其中法国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为7580万,美国为5090万,我国为3087万,名列世界第五,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接待大国。然而在旅游创汇水平上,2000年全球旅游收入为4786亿美元,其中美国最高,为852亿美元,占17.8%。西班牙居第二位,旅游收入为310亿美元,占全球旅游总收入的6.5%。法国居第三位,旅游收入为299亿美元。中国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之后居第七位,旅游收入为162亿美元,仅占全球旅游总收入的3.4%。而2001年我国的旅游外汇收入也只有170亿美元,创汇水平上的差距可见一斑。而实行出境免税制则可以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入境过夜旅游者这个庞大购买集团的购买力,从而增加旅游创汇收入水平。再者,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地,通过他们的购买可以将我国的商品带到世界各地,其到达范围会远比直接的商品出口大得多,而且通过他们的宣传,会大大增加我国商品的知名度,这比直接的广告宣传更有说服力。同时,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规范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旅游购物的透明度,为旅游者提供一个更为自由、宽松的旅游购物环境,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高旅游业的贡献度。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接待国,年接待海外旅游者将超过1.3亿人次,因此提高外国旅游者的购买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实行出境免税制可以扩大我国零售业的销售额,有利于培养出能与世界一流零售企业竞争的实体。零售业在我国传统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小打小闹。然而在世界发达国家中零售业乃是受相当重视的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消息,著名的零售折扣店“沃尔马”以2198.1亿美元的年收入额名列世界500强之首。而2001年度,中国全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不过是3万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沃尔玛的销售额相当于我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二分之一。随着中国入世,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零售业也不例外。而且在入世后,我们也必须承担零售业的对外开放义务,作为中国最先全面开放的行业之一。入世之后1年时间,外商便可进入批发业;零售业市场准入限制将在2~3年内逐步全面放开。这意味着,入世后,中国分销零售企业最多只有1年过渡期,并将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全面迎接境外的竞争者。合资企业被允许在5个经济特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郑州、武汉成立并在2003年1月前,取消所有地域、数量、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作为中国零售业龙头老大的联华集团,2001年的营业收入不过是140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沃尔玛的千分之八。像这样的实力如何能在三年后和强大的国际同行竞争?如不未雨绸缪,一旦国外的强手占领了我国市场,我国的零售业再想将其夺回是极其困难的。这不仅是零售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民族工业兴衰的大事,因为市场一旦失去,发展民族工业将成为空谈。

(四)按照国际标准实行出境免税制可以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提高中国的国际化程度。随着中国入世,与国际惯例接轨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问题。与国际惯例接轨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是能否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避免盲目发展的关键。出境免税政策在欧盟国家已施行多年,成为发展旅游业,进而发展该国、该地区商品经济的重要方法。而在我国,北京、上海仅有的两家免税店前各树有一块告示牌,指明只有即将离境的持外国护照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及持有台胞证的台湾人可以入内购买免税商品。而且这四种人在购买免税商品时还必须出示近期即将离境的机票,规定可谓严格。而国外通行的免税方法则是享受免税的外国人在购买商品时与当地居民同样支付消费税,只要在购买商品后三个月内离境,而且所购商品在当地没有使用即可在最后离境的机场海关得到退税。因此可以看出我国所实施的免税政策并非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严格的规定大大限制了可享受退税团体的购买量,也挫伤了他们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只有按照国际通行方式施行出境免税政策,才能更加接近国际上的习惯做法,规范我们的行为,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距离,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认同我国实行的政策。

二、实施出境免税政策的可行性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出境免税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首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与世界各国进行密切交往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济工作越来越向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尤其在加入WTO后,为与国际惯例接轨,许多相应的法律、法规得到了修改,为出境免税制的实施奠定了规范基础。其次,通过对国际惯例的研究以及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交往,使我们的相关工作者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人员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已经拥有了一支知识化、技术化的工作人员队伍。这些都为出境免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二)我国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施出境免税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实施出境免税制需要旅游购物者在购买商品时出示护照,让零售服务人员在免税发票上登记护照号码并在商品包装上加封印有同一号码的标签。然后在出境时有海关工作人员对购货者的护照、免税发票及所购货物包装上的封签进行检验,核对三处号码是否一致,以确保所购货物将在购货国以外的地区被使用,避免“出境转内消”情况的发生。这是实施出境免税制的关键性一环。因为核查如果不详细,就很可能导致骗税情况的发生,使出境免税制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出境核查的关键在于护照真伪的辨别以及号码的核对,这就需要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的支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的信息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使用,诸如信息交互、远距离查询、资料核对、鉴别……因此,从技术方面来说,防范出境骗税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人民币逐渐向全面可兑换货币发展。近20年来,人民币在不断地向国际化靠拢。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IMF的合法席位,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较少,因而按照IMF协定的第14条款,允许我们保留以往的汇兑限制。1994年,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情况大为改善,于是,随之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所有汇兑限制。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致函IMF时任总裁康德苏,承诺从12月1日起,履行IMF协定第八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实现了人民币写作论文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为施行出境免税制提供了支付工具的支持。因为人民币如果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旅游者和其他可以享受出境免税政策的人员在购买商品时就会感到很不方便,降低其购买热情。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不但方便了出境免税制的实施,而且通过人们的大量使用,还可以提高人民币的知名度,促进人民币实现全面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全面可自由兑换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必要步骤。

(四)国外实施出境免税的国家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出境免税政策在国外已实施了多年,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方式。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管理方式和成功经验,对它们进行消化吸收,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实施出境免税政策的管理方式,使出境免税政策的实施发挥更大的效益,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实施出境免税制需关注的问题

(一)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制定相应法规。在我们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今天,法制建设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实施出境免税政策时,我们也首先应该以加强法制建设来监督其施行,借鉴国外的管理规则制定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我国出境免税制的实施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出境骗税危害性的认识,加强群众监督意识。

(二)需要设立专门的服务网点,方便出境免税的施行。推行出境免税政策的一个难题是经济核算问题,在这方面应发挥中国免税集团应有的作用,赋予它单独核算的权利,允许它在有条件的大城市设立专店,或与当地的商业零售集团合作,进行大规模的试点工作。并在国内各主要机场设立专点,专门负责出境退税工作。

篇5

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第18 号所得税》的颁布实施，我国的所得税会计核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所得税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而以往使用的应付税款法、纳税影响会计法（包括递延法和债务法）则直接被淘汰。这一变化将对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企业、及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新会计准则中所得税与以前的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会计准则所得税计量基础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所得税的计量基础有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两种

（一）收付实现制

收付实现制亦称现金制，所有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均以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为标准，即只有收到现金的收入才能确认为实现的收入，只有付出现金的费用才能确认为实际发生的费用。国家征收所得税的目的是公平征税，而且税法强调“有支付能力”原则。所以，税法采用收付实现制会计，这种计量基础尽管不能将收入与费用恰当地配比起来，但在会计和管理上较权责发生制简便而客观。

（二）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亦称应计制，所有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均以权利已经形成或义务己经发生为标准，即一项收入只有当期享有了该项收入的权利才能确认为实现的收入，一项费用只有当期承担该项费用的责任才能确认为实际发生的费用。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是向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所以，从净收益的计量及其结果来看，企业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较之收付实现制会计提供的净收益信息更为公平而合理。

二、新所得税会计准则中暂时性差异采用的是全面分摊法

（一）部分分摊法

部分分摊法是指仅对一次性非重复发生的暂时性差异作跨期所得税分摊，而对重复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则不作跨期分摊。对重复发生的暂时性差异来说，当旧的差异转回时，又有新的暂时性差异发生将其转回，而使原确认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永远不需要支付或不可抵减，会计确认以后不能转回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是毫无意义的，故可以不作跨期摊配。主张部分分摊法的人认为，重复发生的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负债是一种遥遥无期的负债，通常不会产生现金流出，不需要跨期分摊。因此，采用部分分摊法时，只对那些预期在将来能够转回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予以确认、计量和报告。

（二）全面分摊法

全面分摊法是指对所有的暂时性差异无论是否重复发生都要作跨期分摊，以反映他们对所得税的全部影响过程。主张全面分摊法者认为，根据暂时性差异的定义可知，既然它是暂时性的就不会是永久性的，每一种暂时性差异总是要转回的，这是由持续经营的假设决定的。新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按照暂时性差异与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或收益) ，本准则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除外。这正是新所得税会计准则中暂时性差异采用全面分摊法的体现。

三、可抵扣的亏损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新准则规定：企业对按税法规定能够结转后期的可抵扣的亏损，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于抵扣的未来应税利润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企业应当对五年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否能在以后经营期内的应税利润充分转回作出判断，如果不能，企业不应确认为所得税资产。

另外，新会计准则中还有以下几种变化。

（一）减值确认的变化，旧会计准则没有规定对“递延税款”账户借项计提减值准备。新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计提减值准备。现行准则第二十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应当转回。

（二）企业亏损处理的变化，经营亏损的处理由前溯和后转两种方法。我们国家采用的是后转。旧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可以接转以后期间的尚可抵扣的亏损，在亏损弥补当期不确认所得税利益。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即以后结转抵减所得税的利益在亏损当年确认，称之为当期确认法。按照该方法，企业应当对五年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否能有足够的利润来抵扣进行判断，如果不能取得足够的利润来抵扣亏损，则不应当确认。

（三）报表附注披露的变化，旧会计准则只要求企业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所得税有关的下列信息：所得税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会计利润的关系说明等等。虽然披露的内容更加详细，加大会计工作量。但是可以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四）所得税项目列报和披露的变化，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在资产类科目中设置“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核算企业由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按能够结转后期的尚可抵扣的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税利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负债类科目中设置“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核算企业由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清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更有利于企业的正确决策。旧准则规定损益项目仅包括企业本期所得税费用，具体是在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项目下设置“减：所得税”项目，以反映企业本期所得税费用；而新准则规定，损益类科目不仅包括企业当期所得税费用，还包括递延所得税费用。新准则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所得税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计入权益项目相关的当期和递延所得税的总额等项目单独披露，内容方面的列报和披露，新准则更详尽、完整、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取向、新的企业所得税制的基本框架应该是：统一的纳税义务人，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统一的税率，推进所得税制的国际化；统一的税基，实施中央与地方同源共享的分税方式，解决好企业所得税的隶属关系问题。因此企业所得税的问题要从理论上加以明确，以保证企业所得税的顺利实施；要进行考虑，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增加企业所得税的透明度通过会计和税法的规范处理和监督，才能使我国企业的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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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目前仍然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企业间的交易行为并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也不够充分，公允价值难以形成。公允价值的难以形成，在核算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时必然出现困难，对所得税会计核算产生一定的制约。现行法律以及当前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偏重于收入费用观的会计理念。根据现行的公司法及有关证券法规的规定，在公司发行股票配股和增发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以及对公司的评价监督等方面过于倚重于利润指标，使得利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会计信息虚假披露比比皆是。在我国以往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收入费用观的理念长期贯穿其中，无论是会计信息的编制者，还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更加注重的是利润，而并非是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对利润表的重视程度大大高于对资产负债表的重视程度。而且目前我国对企业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注程度甚低，我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应付税款的应用，对于债务法的应用比例是很低的，而在所得税会计准则中规定企业进行所得税核算时，只能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企业在短时间内要进行大幅度的转变，其制度的转换成本必然很高，而又由于准则实施的仓促性，在实施的最初阶段，企业对新准则的适应程度必然不高，难免会有短期的混乱。

（二）会计人员素质对实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制约

随着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演进，会计操作的技术难度也在提高，对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在所得税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中，不能不重视会计人员的意见。但是企业会计人员对选择与国际所得税会计准则完全接轨的支持率并不高，这显然会加大制度的转换成本，延缓所得税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而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又恰恰将所得税的核算方法统一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对以前比较熟悉的一套所得税会计核算方式从计税差异到会计处理方法等都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这对于长期使用应付税款法的大多数会计从业人员而言，其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是很高的，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这种大幅度的变化。在实务的推行过程中就难免会有抵制的阻力，所以，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未来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确定起来难度较大，对会计会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提出的要求较高，即会计人员还要充当估价师或评估师的角色。虽然企业可以进行纳税，但是我国税务中介机构和注册会计师数量严重不足，尚不能满足需要。企业财务人员就无法避免必要的职业判断和评估估价，而我国目前的会计从业人员中良莠不齐，既有通晓国际准则、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可以参与国际准则制度的一流专家，也存在只有记账水平的会计师，从业人员队伍是高度多样性、高度多元化，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尚不能满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成为制约所得税会计准则实施和发展的另一个必然因素。

二、对于以上所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对策

（一）完善所得税会计的相关法律规范

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尚属起步阶段，所得税会计的相关法律规范还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一方面要坚持以独立的思路分别考虑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核算办法，所得税会计和财务会计要各自以其特有的原则、目标、方法自成体系；另一方面所得税会计的差异不能完全任其自由发展，而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适应我国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会计管理体制、法律法制等因素的特殊需要。所得税会计的相关法律规范，应该也必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确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法律地位，也就是把企业实行所得税会计的相关法律制度作为一项法律义务加以规定。二是规定计税所得额的税基，按照保护所得税税基的原则界定成本费用列支范围、税前扣除项目，以及所得税会计核算应税所得的程序和模式。三是明确不按税法规定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所产生的后果的法律责任。有了这些规范，企业所得税会计制度才能得以确立，其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才能据以建立，新的所得税会计相关法律、制度和准则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所得税制方面，内外合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各税制要素加以定性和量化。如果由于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实现税收政策目标等原因，需要对相关税制要素进行修订、补充，也应通过法律途径做出调整，以提高税收法制化水平。在税制改革方面要突出法简、条例细的特点，税法的条文要清晰、用语要简洁、语意要准确无歧义。实施细则要尽量详细、确定，以便于执行。主法应当同实施细则同时出台，以便于税收征管操作。

（二）提升所得税会计从业人员素质

企业会计人员是会计活动的主体，是企业财务报表的直接编制者，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对于执行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具有重要影响，其对新会计准则的理解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财务报表是否符合新会计准则的各项要求，只有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水平、职业判断能力相应提高，才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值得一提的是，执行新准则中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会计人员要求相当高，尤其是在职业判断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例如，在新所得税会计准则中递延所得税资产一项可以抵减暂时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的影响金额，以后转回时是通过抵减应交所得税的金额来实现的，从而能够减少以后时期的应纳税金额，但以后转回时需要具备会计利润大于应税所得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依靠会计人员自己的职业判断来衡量，这对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会计人员对以前比较熟悉的一套会计处理从会计重心到计税差异、会计处理方法等都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会计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难以适应这种剧烈变化。尤其是在目前我国高学历、高职称的会计人员比较少，对所得税会计方法的理解和掌握很不熟练的情况下，新准则的执行可能会面临一些阻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向学生传授新所得税会计的会计概念和方法；对长期从事会计实务的从业人员、会计师和政府人员进行后续教育，树立会计人员终身教育观念，使他们摆脱过去的工作模式和方法的影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总体说来，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执行，有赖于我国企业会计人员加强学习，提升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税务机关也有责任加强宣传，加大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力度，从而实现新旧准则执行的顺利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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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成立于1994年，它的成立打破了电信一统天下的局面，将电信基础业务引入竞争机制，对我国电信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联通公司在我国的各省市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在纽约、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并且拥有着覆盖全国、技术卓越和功能强大的现代通信网络。联通公司正以卓越的服务和不断的创新精神积极的应对市场上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致力于打造国际领先的宽带通信和信息服务的提供商。在竞争激烈的全业务环境下，联通公司制定了“3G领先和一体化创新战略”。“3G领先”，是公司加快经营模式转型、改善用户结构，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突破口。“一体化运营管理”，是中国联通全面整合全业务资源，形成经营合力，实现快速增长，提升运营效率的基础保障。

二、财务风险的基本内涵

只要是企业经营就会有一定的风险，现代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财务风险是一种微观的经济风险，是企业财务活动未来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其产生、发展都可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总而言之，企业风险的大小及经济损失程度都可以在企业财务收支变化中体现出来，最后归结到企业财务收益的减少上。特别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市场经济的发育仍存在不太健全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的财务风险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科学的手段去预测风险，并根据风险的特点来实施一定的措施去避免，尽可能的减少财务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加强企业财务内部风险控制并对财务风险进行相对科学的预警，可以有效的防止企业出现重大的经济风险和财务危机。

三、中国联通存在的财务风险

中国联通公司是特大型电信企业，是由国家进行控股的国有企业，作为国内仅有的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在打破电信垄断、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多的通信选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通讯技术的迅速演进和市场形势的急剧变化，全球的电信行业都进入了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为引领的创新转型期。中国联通虽然提出了“3G领先”战略，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市场竞争和自身经营上的困难。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笔者认为，中国联通目前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财务风险问题：

1、财务管理仍然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外部大环境。中国联通外部的宏观环境是企业财务风险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存在于企业外部，但是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大环境的变化是企业无法加以改变的，只能顺应改变。大环境的改变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比如国家决定对通信企业进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样就使联通公司无法取得预期的财务收益，而且对企业财务管理、市场管理等各类经营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不能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就会给企业实施有效财务预算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在“营改增”的外部环境下，如何合理判断税制的改变对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影响，如何有效控制各项成本支出环节，配合“营改增”做出有效的改变，仍然存在重重的困难。

2、部分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不够强。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普遍并且客观存在的，只要企业存在财务活动那么也就必然存在财务风险。在企业运营的现实活动中，仍有部分财务人员缺乏财务风险意识。他们过分的依赖ERP系统，单纯的认为ERP可以控制一切的财务风险，而忽略了财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任何系统都是人来控制的，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系统。如果财务人员过于依赖财务管理系统，而丧失了对财务活动风险的敏感，才是最大的财务风险。

3、企业财务决策不够科学。企业财务决策的失误是导致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联通公司虽然是上市公司，但仍然存在着经验决策和主观决策的现象。对于一种经济现象的产生，部分决策者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对策，而是单纯依赖经验，靠经验和主观意识做决策。因此而产生的决策失误并不鲜见，进而产生了财务风险。

4、部分联通分公司对于会业核对不够重视，导致财务风险隐患的存在。用户预存款、用户欠费是非常重要的财务指标，而这两项财务指标又与业务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会业之间的定期核对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部分联通公司在这两项财务指标的会业核对方面仍然不够重视，甚至存在财务数据小于业务数据的情况，这说明存在着资金管理漏洞的风险。

四、如何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很多公司都在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只要企业树立正确的财务风险观念，建立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风险防范，就会合理有效地提升公司防范财务风险的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中国联通应在如下几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化解与防范财务风险的措施：

1、建立健全全面的企业内部财务风险防范体系。健全的财务风险防范体系可以有效的消除一部分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降低总体的财务风险。随着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竞争日益激烈，在客观上要求企业要具备较强的风险预警能力，尤其是财务风险的预警。大ERP系统的建设在客观上为中国联通提供了这种有效的控制财务风险的能力。将更多的经营业务系统也纳入大ERP系统，增强各种系统的协同性，会有效提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

2、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财务人员不应只停留在财务处理阶段，更应该树立财务风险意识，对于财务风险的预估与防范更多地是依靠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判断和谨慎操作。因此，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和对财务风险的敏感度势在必行。必须提醒财务人员，不能完全依赖于财务管理系统，要将财务风险意识渗透到平时的工作中去，使管理层、财务人员和企业一般职工共同来防范财务风险，最大可能的防范企业面对的财务风险，为企业的安全高效运行做出应有的贡献。

3、财务决策科学化。财务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财务管理工作的成败，决策科学化与合理化是（上转第63页）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财务管理的影响高驰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于完善我国税制，减少企业重复交税、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与竞争实力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分析了税制改革对于财务管理的影响，并探讨了企业如何应对税制改革，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财务管理；应对自从2011年起国务院、财政部与国家税务局共同推动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推行工作，营业税改型增值税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热潮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将营业税改型为增值税对于完善我国税制，减少企业重复交税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能够促进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促进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均衡融合与发展，这对于在全球经济化条件下，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与竞争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税制改革措施。此次改革首先以上海作为试点，相信伴随着税制细则的不断完善与落实，在日后推行中能够作为重要的参考与依据。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于财务管理的影响

税制上的此种改革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能够促进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好的定位自身的位置、目标与策略，在刺激市场需求方面也有着积极的作用。财务管理作为企业运营的关键环节，这种税制上的转型也会给企业财务带来巨大冲击，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适用税率及计税依据的变化

税制实施转型改革后，增值税与传统营业税相比较，在税率、计税依据以及计税方式上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在税制改革试点中，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的基础上，新增了6%和11%两档低税率。如果不考虑增值税“进项抵扣”的影响，未来不同行业的税率可能都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在日后推行过程中进项税额的影响力度也会逐渐加大。原本营业税的计税方式是营业额乘以营业税税率，其计税依据为营业额；针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值税的计税方式是按照销售环节发生的销项税额减去采购环节的进项税额之差来计算应交税额，其计税依据为发生交易的全部不含税的收入，对一些存在大量代收转付或代垫资金现象的行业，其代收代垫金额可予以合理扣除。

2.对服务业定价机制产生影响

作为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在定价机制上比较灵活，缺乏规范统一，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经常出现变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对其定价机制产生巨大影响。以某个服务项目为例，在未改制前，营业税率为5%，业务收费为200元，那么扣除营业税（暂不考虑其他附加税）外，其有190元的净收入；实施税制改革后，假如增值税率为6%，那么在除去200/（1+6%）*6%=11.32元的税收外，其净收入为188.68元，理论上其服务价格可能就需要提高。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想要确保盈利水平，那么定价上必然会产生波动。当然定价会综合考虑其取得上游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情况、内部综合管理能力及市场竞争等因素，故不能确定这种波动会带来何种影响，企业又会如何去调整这种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税制上的变化已经对服务业的定价机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还会波及到市场各个主体与环节，在经济发展中产生“蝴蝶效应”。

3.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自从新会计准则出台之后，企业的财务管理和分析局面已经有所变化，如果再加上税制改革，那么不同行业、企业面对的财务管理与分析局面将会面临重大革新。以财务核算内容为例，财务损益表中“主营业务收入”核算的金额是含营业税的含税收入额，但是税改后损益表中“主营业务收入”是剔除了增值税的税后收入额。假设企业实际税负变化不大，即使其净盈利绝对水平受到的影响不大，企业本身的利润率也会随着业务收入的减少呈现上升状态。财务分析中，增值税不反映在损益表中，在账务处理上方法与从前也相异，企业的财务报表的结构也需要相应的出现变化，将增值税的变化反映在其中，以保证财务分析效率和质量仍旧能保持一个优质的水平。

4.对发票使用和管理的影响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比营业税发票在管理上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与规范，税务部门对增值税发票的领用、开具、保管、认证、申报等各环节都规定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及稽查措施，对企业运营各环节的监督力度也会加大，因此，新发票的使用对于规范企业良性发展，更好的接受税务部门监督具有积极意义。企业在测算采购、生产、物流、服务等各环节产生的成本及收入时，都应把增值税发票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考虑。同时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申报需要专门的设备与软件，开具与使用有严格的标准与规范，因此企业在财务人员的配备、培训及必要财务设施设备的购置等方面都应做好事先规划及准备。

二、税制改革后企业如何应对

营业税改型增值税，是国内经济发展适应国际化竞争趋势的一个重要信号，能够将国内的税务系统与国际接轨，减少重复征税现象，降低企业负担，对于企业调整自身经营结构、提升竞争实力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企业经营结构随着税制改革作出调整之后，能够在发展规模上获得良好契机，能够更好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其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是，同时，企业想要做好税制改革这班“顺风车”，自身也要进行合理应对，才有望抓住机遇，实现长久发展。

比如改制后税负加重的企业，要调整自身不良情绪，对企业结构进行合理精简，优化各个运营环节，提升各项经济活动的效益，对于受影响较大的流程进行整改，以保证企业获得最大收益，提升相关人员业务素质，以更低的人力成本获取较高的经营回报。会计业务方面，要结合新会计制度，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效率与能力，更好的企业经营策略的制定提供有效参考，关注税务部分纳税政策的变化，及时对自身进行调整，以便能够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减轻税负，提升盈利能力。税改后，企业经营活动及市场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价格作为敏感性因素，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企业如何在合理定价的前提下，做好收入预算，也是其盈利能力的重要体现。优秀的企业，在制定预算时，会充分考虑到关系到进项抵扣等的各方面相关因素，对比改革前后企业盈利变化，对各环节进行整合、调控，合理控制成本，从综合范围上以合理的价格、优质的运营效率介入市场竞争，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税制改革既是企业的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有效利用税制改革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上的突破，是对企业的重大考验，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税制实践，需要国家和企业共同探索、努力。（作者单位：成都衡达税务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马凯.浅析我国即将实行的增值税改革[1].商业文化（上半月），2012（1）.

[2]严仿棕.我国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征探析[J].商业会计，2011（24）.

[3]张国强.论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合一的可行途径[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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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人心，文化产业成为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构成了21世纪各国抢占经济制高点的重要力量。我国虽然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文化产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借助国家政策的力量，通过制定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中国的文化产业以超常的方式转型和发展。

一、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1.公共财政在文化领域的定位不明确

（1）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足，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后劲。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上，财政总体经费偏低，地区间的文化事业费差异悬殊，城乡差异悬殊。从表面上看，文化事业是公共产品，与文化产业联系不大，但实际上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也是对文化产业的间接性投资，投入资金相对不足。

（2）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产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有限。以动漫产业为例，各地政府的普遍做法是：为入园的动画创作者提供数年免费或折扣的房租优惠，为本地创作的动画片在播出上提供每分钟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奖励（实际上奖励资金的最终受益者是电视台或外国购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产动漫在数量上的增长，但无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

2.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

（1）文化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在申报税收优惠时存在不少困难。以动漫产业为例，国家先后出台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发展国产动漫产业，不过，对大部分中小型动漫企业来说，想要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并不容易。自2008年12月出台《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文市发[2008]51号）以来，到2009年底，经全国23家省级认定机构初审通过并上报申请认定的国内动漫企业有303家，最终仅有100家企业通过审核，成为首批被认定的动漫企业。[1]

（2）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过窄。例如，多数中小型文化企业无法享受到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优惠。另外，除了产业链源头的文化制作企业外，从事文化运营、文化衍生品生产等处于产业链条中下游的企业未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a

（3）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个人捐赠文化事业的积极性。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引导、培育公众对文化事业的热情。而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和个人捐赠额都相对较少。有限的税收优惠额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公众和企业捐赠文化事业的热情。

3.文化产业政策价值取向的偏离

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来说，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政策的成败。目前我国现行文化产业政策出现了若干价值取向的偏离。

（1）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缺失。公共政策要求在公共领域内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然而，从我国目前文化产业政策制定机制来看，政府主导的色彩依然很强烈，文化产业政策或法规条例大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贯彻；在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表现为政策主体单一。党和政府是文化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的主体，政策体现了党的意志和政府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以致公民参与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路径，机制不畅。

（2）对公共利益价值的偏离。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它的公共性，文化产业政策作为公共政策之一，理应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然而现实生活中，偏离公共利益的文化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居民在享受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的比重仍然远远超过了农村地区。因此，当前文化产业政策仍然不能体现文化利益的“公共性”。[7]

（3）对以人为本人价值的偏离。文化产品属于公共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和服务人们通过消费精神产品和服务，满足精神需要。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在发展文化产业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而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却出现了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偏离。

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1.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

（1）完善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政策。完善法制，建立规范有效的公益文化事业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每年增加幅度不应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的方式，减少地区间文化事业投入的差距；文化事业投入进一步向农村倾斜，缩小城乡差距。而且要增加国债资金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加快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2）改进财政补贴方式，变“普享式”为“绩效式”。建议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鼓励文化企业出精品。政府可以采取预购的方式，以高于电视台播出费数倍的价格来预购高质量的动画片，再卖给电视台。这种方式将形成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

（3）财政出资，对外输出我国文化。文化产品的输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要让外国观众接受新的文化是很困难的。我国政府应该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对我国的文化产品进行输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2.完善文化产业的税收体系

（1）针对文化产业新的业态，要及时调整税制，避免税收流失，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努力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税收体系。

（2）适度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和范围。制定《文化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严格界定文化企业。经认定的企业，享受与高新技术企业同等的各类税收、财政补贴、融资、土地等扶持和奖励政策。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强指导，加快企业的认定工作，使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能落到实处。

3.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价值取向的重构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原则。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价值取向，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实践活动提出了行动导向。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应坚持公平、公共利益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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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贸易壁垒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于关税问题，是由剑桥大学的庇古教授提出，目的是通过国家税收解决市场的不公正问题。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借绿色壁垒之由，行贸易保护之实，即实施恶意的绿色壁垒。一些发达国家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这种贸易歧视措施，假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限制或禁止外国产品进口的贸易障碍。入世后，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使我国不少行业、企业饱受其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深刻理解分析国际贸易中的恶意绿色贸易壁垒的本质与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对中国的其应对有很大的意义。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

绿色壁垒是指以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或安全，保护生态或环境为由而采取的直接或间接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与措施。

绿色贸易壁垒，分为善意绿色壁垒和恶意绿色壁垒，善意的绿色壁垒是应该提倡的，我们反对的是恶意的绿色壁垒。所谓善意绿色壁垒，即如果进口国是以保护生态、人身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进步为动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则被可称之为善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应提倡和遵守的。如果进口国以环境保护为名为保护国内贸易，倚仗先进的技术阻止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即认为是恶意的贸易壁垒。目的在于利用其拥有的技术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减少对本国商品的冲击，其真正意义在于以严格的高标准阻止特定国产品的进入，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显然是违背世贸组织中的非歧视原则。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种种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使我国贸易产品数额和范围减少。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我国环境标准较低或环境制度不健全，我国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风港”，甚至他们还将“洋垃圾”输入我国，譬如由6个欧洲国家垃圾处理监督部门组成的“因佩尔咨询组织”在进行的调查表明，欧洲每年向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每年出口的数万吨垃圾制品中，有20%是未经分类处理的垃圾，属于非法出口产品。对我国的人民健康、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面临巨大的压力，出口企业的效益也因此遭到严重的影响。像温州打火机在欧洲遭到退货，原因是产品缺少安全装置；闽粤鱼虾被美国禁止“上岸”，原因是鱼虾生成的水域某种物质含量超标；山东冷菠菜被日本封杀，原因是农药残留超标……等事件屡屡频发。

三、绿色贸易壁垒下我国贸易制度的完善与构建

1.建立健全我国环境税收体制

（1）要完善绿色税收制度。我国需要制定相关的税收体制，开征污染物排放税、环境服务税、污染产品税和生态环境税。根据企业的类型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征收不同的税，做到公平、合理、高效的征税。

（2）要健全绿色关税制度，征收进口税和出口税，针对不同的产品种类与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来制定进口税，大幅降低环保型、能源型产品的关税，还要降低甚至取消能够降低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技术或者设备的关税。

2.完善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首先鼓励实现国际化的标准体系，包括环境体系、环境审核、环境标志、生态评估和环境行为评估等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新标准的制定，尤其是在我国特色与优势领域产品的制定。

3.完善环境标志制度

环境标志是国际贸易中的一张绿色通行证，所以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是极其重要的。要建立好相关制度，为我国国家贸易提供便利，目前以开展的双边互认的有加拿大的环境选择、美国的绿色签章以及中国台湾省的绿色签章，我国首先是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环境标志互认工作，其次加强与美国、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认证工作，最后加强中国产品的标志宣传工作，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禁止国外未能达标产品的入侵。

四、结语

总结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的增大，所受到恶意贸易壁垒的冲击也逐步增大，所以，我们应该以冷静的头脑，认真分析国内外企业突破恶意绿色贸易壁垒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贸易中做到环境和经济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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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2013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试验区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是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未来的重要方向之一。2015年4月，国务院出台《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布《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支持具有离岸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在自贸试验区内扩大离岸业务”。上述举措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已经开始付诸于实践。现阶段，如何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做好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规划和风险防范工作，科学、合理地发展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成为有关机构学者的关注重点。

二、离岸金融中心概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离岸金融市场的的界定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界定标准强调交易主体的非居民性以及交易货币的离岸性；第二类界定标准突破地域概念，强调金融循环的内部性。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际银行设施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岸”不再简单地被看做是国境，而是指国内金融循环体系。此时，相对宽松的监管体系、税收制度以及“非居民”成为鉴别离岸市场的关键要素。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认为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指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依托，为非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民币资金融通活动，并且不受中国境内金融系统监管规则和税制约束的金融中心。

三、成立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1. 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任务。“2020年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根据英国Z/Yen集团2015年9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上海从2014年的第16位跌至第21位。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健的经济与金融腹地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劣势在于金融对外开放度、自由化程度以及业务深度较低。因此，充分利用好上海自贸区在离岸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是提升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2. 建立上海人民币离岸中心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境内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本币国际化之间紧密相关。1986年，日本东京建立JOM离岸金融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简称JOM），推动了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和欧洲日元借贷业务的开展，大幅度提升了日元国际化水平。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率先在上海等地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启动。2015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规模达到2.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这对于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的支付货币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银行的离岸人民币指数（BOC off-shore RMB Index，简称ORI），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ORI指数从0.32%提高至1.26%。这反映了我国境外的人民币存量越来越多，使用渠道趋于丰富。在此背景下发展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加简捷的渠道。

3. 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协调发展，理顺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近年来，以香港为核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业务类型不断丰富，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但是，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前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以及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汇率影响力的提升，近期，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好的的流通渠道，境内外的资金价格差异、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差异、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容易引发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紧张。上海自贸区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一方面能够对境外资金进入境内予以支持，发挥对境内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内地资本市场，促进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价格发现，理顺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弥补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不足。

4. 建设上海离岸金融中心能够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建设自贸区的最直接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外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是较高的金融开放度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毫无疑问，自贸区的建设将使区域内涌现出一批具有“两头离岸公司”特点的非居民企业，这些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会带来大量离岸资金的进出和沉淀，需要配套的经营离岸结算、保险、投资等业务的金融主体。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1.8%，达到26 575家；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近8 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能够为更多的国内外企业提供便利的离岸金融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四、建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潜在风险

目前，我国外管局对大额资金的监控主要停留在对在岸公司的出入账频率和金额上，相比之下，对离岸账户的开立和资金流动的限制和干预较少。这一方面使得离岸账户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为金融监管和经济稳定埋下了风险因素。

1. 离岸人民币市场套利与套汇引发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下，资本流动性的剧烈波动是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从金融危机中资本流动的变化特征可以看出，资本流动过剩与资本流动紧缩之间能够迅速逆转，并通过扩散机制和传染效应在不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传导，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种渠道在国际间扩散。Kindleberger和Aliber（2014）以17世纪至20世纪数次金融危机为研究样本，得出结论：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循环影响机制，当经济到达明斯基时刻时，经济下行预期和资产价格下跌预期将会驱动资本流出，引发经济动荡。相比于在岸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受国内监管部门直接管控，因此，投机者很容易利用离岸和在岸价差开展人民币流动套利，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见图2）。

2. 境内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无论是对于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支付、小贷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主体，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商业银行作为最主要的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主体，将面临一系列的风险。

（1）市场风险。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市场风险包括：第一，利润来源受损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是存贷款利率差，自贸区离岸中心将会大大提高国内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水平，这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是严峻挑战；第二，利率和汇率风险。自贸区因与国际经济形势联系密切，很容易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加之同时受区内外利率差、国内外汇率差的影响，价格波动难以把握，很容易产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第三，业务萎缩和竞争加剧风险。除了中资商业银行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还将吸引一大批外资金融机构入驻，这将间接造成商业银行的业务替代和业务萎缩。

（2）流动性风险。由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不受境内监管体系监管，在自贸区内从事金融业务的银行分支机构对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相对灵活，因此，银行自身做好长期规划，理清市场供需状况，控制好资产负债比，否则，盲目的信贷扩张极有可能引发银行的期限错配和资金流动风险，引发经营危机。

（3）信用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客户多为在境内注册和生产经营的企业，但自贸区内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以注册地在国外且资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均不在境内的非居民客户为主。当非居民客户成为服务主体时，商业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也将随之增加。银行不仅会面临较高的尽调成本，还很难真正掌握这些客户的信用水平和履约能力，这将会导致银行呆账坏账率的提高，引发信用风险。

（4）法律风险。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上海自贸区“一线管制，二线放开”的新型监管模式，自贸区内的商业银行享有较高的经营自，金融业务免受境内监管的约束，这有利于金融创新，提升金融市场活跃度。但是，“放开”并不意味着合规压力减小，相反，金融机构还会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习惯、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束缚，更容易产生法律风险。

3. 投机者利用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进行洗钱犯罪的风险。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的《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动：2001-2010年》显示，10年内有约5.9万亿美元的非法资金流出至150余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非法资金流出规模最大，主要流向香港、境外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犯罪贩子利用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及监管的灰色地带洗钱提供了便利。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不仅会扭曲资源在境内外的配置，还会提高跨境资金数据统计的难度，干扰中央货币政策的制定。

五、基于风险防范视角的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路径选择

1. 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路径。一般而言，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可以划分为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和避税港型三种类型（见图3）。内外一体型模式即离岸市场和国内市场是一个整体，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资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最为典型的是伦敦和香港；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的内外分离型和内外渗透型）即离岸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分离，离岸交易必须通过离岸市场专门账户进行，典型代表为纽约、东京和新加坡；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位于岛国地区，无实际的资金交易，仅提供簿记业务。

2. 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路径选择：从内外分离型走向渗透型。通过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长期看建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收益大于风险，但是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机构运营。那么，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

从纽约BIF和东京JOM等全球主要境内离岸中心建设的国际经验来看，它们在成立初期均采用内外分离型模式。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业务体系的完善以及风险监管制度的健全，才逐步向渗透型转变。因此，鉴于风险防范的视角以及目前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根据“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原则已经将自贸区内外相隔离，本文认为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初期应选择内外分离型模式。长期来看，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提升，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相关监管体系的完善，可将上海自贸区离岸中心从内外分离型向渗透型转型。

六、总结

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理顺境内外人民币流通渠道以及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风险。例如，套利与套汇引发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境内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投机者利用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洗钱风险等。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以及便于进行风险隔离，并综合美国和日本的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在成立之初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应采取严格的内外分离型模式，随着境内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升，再逐渐向渗透型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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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

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

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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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7]林品章.国际财政若干问题的研究[J].财政研究,1995,(1)1

[8]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603-6511

[9]崔满红.区域财政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1

[10]柳剑平,谭本艳.现行国际投资制度的缺陷及创新趋势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1)1

[11]郧文聚.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J].西亚非洲,2000,(2)1

[12]李风华,郭畅.论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J].欧洲,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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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参考文献:

[1]BelaBalassa1TheTheoryofEconomicIntegration,Allen&UnwinLondon,1962121

[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3]MaurriceSchiff,L1Alan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41

[4]邓力平,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7]林品章.国际财政若干问题的研究[J].财政研究,1995,(1)1

[8]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603-6511

[9]崔满红.区域财政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1

[10]柳剑平,谭本艳.现行国际投资制度的缺陷及创新趋势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1)1

[11]郧文聚.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J].西亚非洲,2000,(2)1

[12]李风华,郭畅.论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J].欧洲,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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