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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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论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决不仅仅是市场机制独自运作的结果，只有靠法律保驾护航的市场才能无“悖论”、才能不“失灵”。政府一方面要给予人们最大限度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为此，首要的是制定民商法等架构，保障私人交易制度得以有效运作；而后还必须建构另外一种法律规范体系以弥补民商法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不足①，使民商法的在此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十分相似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必要且有效的。美国称之为反托拉斯法；德国称之为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反对限制竞争法；日本称之为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禁止垄断法；英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行为法、公平贸易法；欧洲联盟称之为竞争法；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公平交易法。我们称之为市场规制法②。

市场规制法是调整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市场规制法就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认为，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必将为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②。

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概说

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该部门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③，是该部门法的灵魂。当前研究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其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重新整合④、市场规制法律体系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二，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能够弥补市场规制法律规范和条文的缺陷⑤，指导市场规制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以及市场规制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概况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市场规制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学者们多是从具体的法律制度研究着手，因而在市场规制法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就略显不足，专门讨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文章就更加寥寥。目前，关于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李说”①，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有四，即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以及维护市场秩序原则。

2、“杨说”②，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是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

3、“刘、崔说”③，根据该说，各国市场规制法基本都遵寻相同的原则，即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以及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

4、“徐说”④，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包括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

（二）研究概况简析

笔者认为，上述对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也有些是可采信的。摘要分析如下：

1、值得商榷者。如“诚实信用原则”、“自治（自愿）原则”有将民法的基本原则错位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之嫌。按照该原则，市场关系中的当事人在进行市场交易活动时必须具有诚实、善意的内心状况，讲求信用、不欺诈对方等，这是对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及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基本要求，用于市场规制法对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似有不当。再如，“中立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等有将非法律原则认定为法律原则之嫌。又如，“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和“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有将具体法律规范的原则扩大使用之嫌，因为单就上述两原则而言，无一能涵盖市场规制法之全部和整体。还有如，“维护市场秩序”应是市场规制法的一个具体任务，虽然法的原则应该体现法的任务，但二者毕竟不能等同。最后如，“保护国家利益”则是所有法的一般性共同价值目标，并不能确切体现市场规制法的特殊性。作为经济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市场规制法，也当然具有社会本位的性质，它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绝非同一概念（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多数情况下其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相一致的）。

2、可以采信者，如“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社会利益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它们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市场规制法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市场规制法的任务，因而是可以采信的。

二、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有密切的联系，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来源①。法律原则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②。

任何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的确立都应遵寻一定的标准，市场规制法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这些标准应该包括：

1、法律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可以作为执法和司法的依据。

2、抽象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归纳和演绎出来的一般的具有抽象性的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不是仅顾及那些特殊的、具体的情形和细节。这也就说明了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只作类的调整而不作个别调整，只作高度概括而不作具体规定。

3、表征性标准。即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要体现该法律部门的基本内容，反映该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征。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其基本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部门法体系的基础。不同的社会关系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的独特性，也是与其它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区别所在。

4、统率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应该统率该部门法的具体制度，是其具体法律制度的渊源，它们是纲与目、源与流的关系。市场规制法各具体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其基本原则的展开。

此外，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不宜过多，否则纷繁复杂的表述只能损害基本原则的权威性，使之在实践运用中难以真正奏效。基于上述标准，笔者认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有三：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社会公益原则。

三、市场规制法三大基本原则解读

（一）国家干预适度原则①

1、含义。国家干预适度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把握适度、得当②。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市场失灵”要产生效率损失，国家干预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这种效率损失。但是，由于国家也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它在干预经济活动挽回一部分效率损失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效率损失。当国家干预能以最低的效率损失挽回最大的效率损失时，就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国家干预，即国家干预的适度。

2、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之解读。③

首先，自亚当·斯密后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蕴育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经济理念。斯密时代，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其经济理论核心是解除对“看不见的手”的禁锢，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其后，李斯特经济理论充分注意到了国家干预职能的积极作用，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贸易保护主义。再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极力推崇国家干预优越性的理论在北美和西欧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得到各发达国家的认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再推行这种政府意志主导的经济政策，就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了。因此，从70年代开始凯思斯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供给学派正是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主张削弱国家干预，重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迎合了回归自由主义的思潮。总之，这种态势体现出一种弹性变化：反对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宣扬国家干预（李斯特）鼓吹国家干预（凯恩斯）削弱国家干预（供给学派）。与之相应，各国经济政策总是围绕着国家干预这根轴心线上下波动，始终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试图实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适度把握。

其次，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史暗示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形成。国民经济一体化形成以后，客观上要求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然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时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这使得国家必须干预市场机制，维护市场自发调节。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已成为时代的必然。民法调节经济活动游刃有余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干预成为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各发达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律无一例外地围绕着是削弱国家干预还是加强国家干预而有所不同。从市场规制法来看，因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各国对垄断组织或采用打击、限制或采取扶持、纵容的两手作法；因国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各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与打击方式也有所区别。然而，不论是反垄断立场上的左右摇摆，还是反不正当竞争的大同小异，国家干预经济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度”，“适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度”（干预过度或干预力度不够）则会影响经济前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暗示人们：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国家干预适度则是经济长盛不衰的秘密。

再次，发达国家的经济立法昭示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成功运用。以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德为例，其经济立法的发端都是市场规制法，虽然两国的立法实践轨迹不同，但对国家干预适度的把握均较为得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绩效。美国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的初衷是反对托拉斯，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似乎关注并不很多，或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列入反托拉斯法中调整①，并且其市场规制法的反垄断立场基本上一直未变。德国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的最早动机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卡特尔基本采取放任态度，后来甚至转向扶植。二战后才回归世界反垄断的潮流，现在基本形成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并存的立法态势。总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忽视过国家干预的作用，只是干预的出发点和目的因各国国情、所处时代、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最终目标都是试图通过对国家干预适度的把握，以保障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二）保护公平竞争原则

1、含义。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是指，国家要为当事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使他们能够在相同的条件和外部环境中参与竞争，促进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原则中，我们对公平竞争加上“保护”之修饰，表明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表明市场规制法所保护的公平竞争决不是法对市场主体的一般性要求②，而是从宏观层次追求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通过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的竞争以实现宏观的公平竞争①。同时，“保护”公平竞争也表明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义务，表明政府在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时的政策性和强制性，以及法律对国家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

2、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之解读。②

首先，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是在市场规制法受命于危难，弥补市场的缺陷、克服民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局限性的过程中确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不正当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化为泡影，经济关系走出了民法所维护的秩序范围，时代呼唤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市场规制法作为一种崭新的法律形式，从创设之初就以创造市场平等竞争条件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它超越了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民法传统，改变了民法对社会关系采取的自由放任的态度，在民法肯定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之手，强调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世界各国大都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制定了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这些立法虽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不同而相异，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的。从美国的《谢尔曼法》至今，公平竞争法已途百年，其间也历经修改，但其立法宗旨中渗透的保护公平竞争理念却始终如一。法律原则是对法律价值的反映和提炼，正是由于保护公平竞争这一市场规制法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人们的观念层次及整个市场规制法的运转机制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将被作为市场规制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其次，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当然具有国家干预性和社会本位性特征。国家干预性是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最明显的特征。市场规制法在本质上就是国家为弥补民商法调整的不足而自觉地干预市场的产物。国家干预性特征使该原则与民法的平等互利原则区别开来，两者分别代表了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和社会个体调节机制。社会本位性是保护公平竞争原则的另一大特征。市场规制法保护的既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的市场个体利益，而是同这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社会公共利益。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通过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来实现的，无论是对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的规范，还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止，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特别保护，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保护公平竞争原则的这一特征实际上是对国家和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和限制，要求国家和市场主体都必须对社会共同尽责。

再次，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现代经济繁荣过程中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保护公平竞争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而是要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内市场上非法垄断的抵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要利用规模经济等合法性垄断来克服国内市场上过度竞争的无效性以及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相得益彰。由此可见，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初期，这种新变化已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在自二战以来直到当今的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所蕴含的这一新信息正逐步得到全面体现。

（三）社会公益原则

1、含义。社会公益原则是指，国家规制市场经济生活要以社会公益为基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说，在国家干预市场，调整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

2、社会公益原则之解读。

首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市场规制法领域，一切价值判断都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应当贯穿于整个市场规制法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并且是各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规范不得违反的。不论是反垄断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原则上都要依据供求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经济规律，来实现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维护有效竞争，但对符合经济规律却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酿成弊害的垄断和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法律必须加以限制，以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有违经济规律却能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法律则必须予以保护和鼓励，如危机卡特尔、不景气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从而实现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最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样，在判定一个行为究竟是不是垄断、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应不应该进行规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就是看该行为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一点，世界各国也都是这样规定的。①

其次，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保证社会整体效益的不断取得，始终都是市场规制法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自市场规制法诞生以来，它就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倾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并在协调市场经济中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矛盾时，以维护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传统民法理念认为，个体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但其调整经济关系的历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无限制的个体效益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导致垄断的出现，市场失灵，扼杀了其他个体的效益追求，最终牺牲了社会整体效益。因而，市场规制法只有在国家干预适度的前提下，以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为宗旨，才能补充民法调整的不足，真正协调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之矛盾，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凡是制定了市场规制相关法律的国家，其立法的首要政策目标无一例外的是要通过禁止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排除市场竞争的障碍，维护自由、公正、民主的市场经济秩序，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整体效益②。

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协调一致，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会并且经常会产生冲突，那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与“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何者更为先呢？笔者认为，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③

结论

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和社会公益原则是市场规制法的三大基本原则。首先，它们揭示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的变迁；其次，它们反映了市场规制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取向；最后，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法哲学、经济学信息，是极富有弹性的、具指导意义的法律原则。

总之，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是市场规制法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市场规制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手段和过程；社会公益原则是市场规制法立法、执法与司法的最高标准与最终归宿。市场规制法的这三大基本原则是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制法的规范体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三者都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AbstractThemarketregulationlaw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themarketeconomy.Afterthereviewingoftheseveralrepresentativedomesticviewpoints,theauthormakesastatementonthethreebasicprinciplesofthemarketregulationlaw──the"properstate''''sadjustmentprinciple",the"equalcompetitionprotectingprinciple"andthe"socialbenefitsprinciple".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①民法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调整市场交易关系过程中必然产生诸多缺陷，例如，它是确权法，不是限权法，因而不能通过对行为人权利的限制来均衡各方利益；它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社会为立法本位，因而不能抛弃个人利益而从全局的高度直接考虑社会利益；它是私法，不是公法，因而当交易行为有直接负外部性（即强烈的社会危害性）时，由于该交易不直接涉及特定的第三人，既无法依据合同责任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对其，此时的民法调整或者力不从心或者成本过高，等等。

②即便是国内，“市场规制法”在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称谓。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为“市场调控法”，即调整市场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为“市场管理法”，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还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作“竞争法”，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刘剑文、崔正军：《竞争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钟明钊：《竞争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虽然这部分法律规范被学者们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其内涵大都指与市场机制的维护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规制”之义并不等同于“管理、调控和调整”，它包含有“规整、制约和使有条理”的含义，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规制的发生是以规制对象的偏颇为前提的，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市场自身以及民法调整市场的偏离，新的法律规范才应运而生，所以“市场规制法”这个称谓更能精确地反映其所包含的具体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手段及本质。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规制（Regulate）”一词就已反复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法令和学者著作中。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在论述过程中统一使用“市场规制法”这个称谓。

①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参见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②一直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与研究从未间断过，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例如漆多俊先生的“一原则说”、邱本先生的“二原则说”、史际春和邓峰先生的“三原则说”、李昌麒先生的“七原则说”等先期的早已为人所共知的成果；再如“国家适当干预与合理竞争二原则说”（参见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10月）、“维护社会整体效益与维护社会公平二原则说”（参见刘桂清、佘胜勇：《论经济法基本原则》，《当代法学》2000年第5期）等最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直接从经济法总论下手，采用演绎法得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免流于空泛，说服力不强。

笔者认为法律原则的讨论还有另外一种进路，即采用归纳法，先分别对经济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之后再将所有下位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归纳总结和升华，最终提炼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例如，民法的“诚信原则”，起初就只是合同法所遵寻的基本原则，进而成为债权法的基本原则，直至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并最终被奉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这样得到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更具有说服力，因而这种研究进路也应当被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借鉴。

③孙国华：《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④法律是典型的上层建筑，因而它必然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不断调整自己以与之相适应，在此过程中为之服务。因而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律被打上了深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化，我们必然要对已有的法律规范做大幅度调整，对应有而又没有的法律规范做新的立法尝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都要进行重新整合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

⑤法应当是确定的和精确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立法者即使制订再多的法律，也必然会有遗漏；即使采用再准确的语言，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立法意图与法律文字表现的背离。在实践中，对于成文法而言，其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原则来弥补的。

①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

②参见杨紫火亘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③参见刘剑文、崔正军：《竞争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④参见徐士英：《竞争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页。

①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参见[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②在法律英语中，“原则”（Principle）有下列含义：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①应当认为，这里我们将“国家适度干预”这个学界常用的提法置换为“国家干预适度”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意义的。与英语相反，汉语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将所要强调的部分放在句子的末尾，而将所有的修饰语往前提。例如，“保护公平”强调的是“公平”，是保护“公平”，而不是保护别的什么；相反的，“公平保护”强调的是“保护”，是以公平的方式进行“保护”，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进行“保护”。具体到该原则中，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适度”，而不是“干预”，国家“干预”经济是早已为经济法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当前的任务只是要论证国家干预的“适度”性问题，而不是强调“干预”性问题，因而，应该将“干预”放前，“适度”放后，这种语序上的差别是不应当被忽视的。所以，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认为将该原则称为“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更能精确表达其深刻内涵。

②此外，也有学者对该原则进行过另外的解释，认为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10月。

③相关资料可参见李建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山西大学200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①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2——14条，对虚假广告的规定。

②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则，它只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之形式平等，在微观层次上略微实现某种实质的平等。

①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双方企业和股东皆大欢喜，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由微软对Intuit注资，并由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获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份额的Quicken软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谓平等互利、公平绝伦，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后微软会独霸全美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最终挫败了此项交易。参见：《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Intuit之举提交法院》，《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第39版。

②相关资料可参见赵剑飞：《试论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山西大学2001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①过去只讲国家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包含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是过去“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反映。只知有国家，不知在国家之外或之上，还有与之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社会利益，社会的一切由国家代表或包办，社会淹没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之中。虽则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象自然资源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城乡公共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安置以及社会互助等，都是相对于国家和集体、个人的特殊的独立的利益形态，即公共福利。确认社会利益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单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国家过多负担社会事务，或过多干预乃至侵犯社会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非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②比如，我们在具体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有时是纯粹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外政策或者国内各地区间、各民族间利益协调等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到此种立法将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产生何种影响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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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公交；政府规制；竞争

2004年，我国提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公交事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交客运线路特许经营，允许不同产业形式的公交企业进入公交客运市场，打破国有公交企业垄断经营，形成多家公交企业竞争格局。在不断探索和推进城市公交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普遍服务不足、线路经营权私下倒卖、服务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世界范围内的民营化实践表明，民营化大潮席卷过后必然是政府规制的跟进，城市公交事业的民营化改革需要政府规制，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法律制度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准则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应纳入法治的轨道，城市公交事业也不例外，这就要求城市公交事业的政府规制要以立法为先导，按法定程序进行改革，以法律制度为规制依据。公交事业发达国家在进行政府规制改革之前，制定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以此为纲领指导政府规制改革的实践。不言而喻，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对公共交通研究不深，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已经跟不上城市公交事业发展的步伐。现行的规制依据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一些政策和办法，如《关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工作的若干规定》、《全民所有制城市公共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等，以及地方城市政府出台的一些管理条例，如大连、济南、武汉等城市制定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这些规定、办法和条例对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促进城市公交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法律层级低、法律效用较差，因而在执行中打了不少折扣，对城市公交行业的约束力不一，既缺乏统一权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也缺乏本行业的专门法律。

根据公交事业发达国家在政府规制法律制度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应建立城市公交政府规制体制的法律框架，作为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的准则。当前，应尽快出台一部具有权威性、全国性的《城市公共交通法》，为城市公交事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法》应对公共交通各方面的具体管理作出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定，包括城市公共交通的性质、规划、设施建设、线路经营、服务质量和安全责任、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大，需要以《城市公共交通法》为指导，因地制宜，制定一部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二、政企分离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关键

城市公交事业民营化之前，其政府规制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政企合一，政府既是规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种高度政企合一的政府规制体制，其主要弊端是国有公交企业垄断经营，没有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权，缺乏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动力，因而也就缺乏竞争活力。因此，实行政企分离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的关键。城市公交事业民营化重构政企关系，政企分开，即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公交企业所有者职能和公交企业经营者职能分离。

面对走向民营化的城市公交事业，政府将不再直接干预公交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组建一个独立、公正的规制机构（如城市公共交通监管委员会）来规制和监督公交企业的市场行为。城市公共交通监管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为合理授权、完善规制、适当监管，即制定具体的行业规制规章、颁发公交企业经营许可证、对城市公交进入和退出市场进行规制、制定并监督执行价格规制政策、制定公交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规定公交企业的普遍服务、确定公交补贴方式和额度等。

政企分离后，公交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依托、以多元化经营为扶持、以股份制经营为运作机制的全新型公交企业经营模式。利用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契机，向国内外开放城市公交市场，积极引进外部资金，运用控股、参股的方式，组建多家股份制公交企业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竞争。公交企业可以资产为纽带，建立紧密型的集团式经营企业，发展广告、房地产、旅游、商贸、物业管理、汽车维修与配件供应等相关领域的产业，突破城市的地域限制，与其他上市公交企业联合经营，进入其他城市的公交客运市场。

三、有效竞争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目标导向

竞争是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竞争出质量，竞争出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完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根本之道”[1]。城市公交事业的自然垄断性意味着其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但是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公交企业经营又会扼杀竞争活力。因此，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便构成政府制定城市公交事业规制政策的两难选择。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个城市公交市场均是适度开放和适度竞争的市场。对此，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作为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的目标导向，对城市公交规制并举。其一，适度的城市公交市场准入机制。城市公交行业并非自然垄断行业，由众多的私营公交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可以降低价格，减少政府补贴。城市公交市场应在政府的监控下，实行有限度的竞争，适当控制进入者的数量和规模，并逐步推行公交线路特许经营，对新增的公交客运线路或收回的现有公交客运线路的经营权，以拍卖、公开招标方式，让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公交企业公平竞争，由提供最低报价的那家公交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规制机构与之签定特许经营合同，准许其经营城市公交业务。如果公交企业未能履行合同，规制机构可以取消与这家企业签订的合同，重新选择另一家，这打破了公交营运的终身制，把竞争机制注入城市公交行业。

其二，公交企业有序退出的制度安排。在通过特许投标来选择经营者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公交企业退出经营问题。如果政府对公交企业的退出缺乏一定程度上的规制，可能会使公交服务供给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进而影响城市公交的稳定运营。因此，政府必须要求已获准入的公交企业负供给责任，从而对它们实施退出规制：首先，选择退出对象。只要符合退出规制条件的，不论其所有制如何，均应列为退出对象。其次，退出对象补偿的问题。根据退出公交市场的经营者所遭受利益损失的程度进行等价补偿。最后，引入新的经营者。在妥善处理企业退出公交运营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引入新的经营者，让符合条件的公交企业进入客运市场，以确保公交运营的连续性。

四、激励性规制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有效手段

激励性规制是相对于政府单方强制规制而言的一种新型管制方式。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激发、引导的方法使公交企业自愿按政府意图进行生产经营[2]。其实质是给予公交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促使公交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服务，诱导公交企业逐步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路。为了提高行业效率而给予公交企业的激励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

一是在公交票价规制中引入区域间比较竞争机制。公交票价是公交企业和乘客的利益冲突点，需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规制机构指导下制定市场竞争价格。我国城市公交行业基本上是由区域性垄断企业经营的，政府规制机构可以运用区域间比较竞争机制控制成本的变化，剔除各种影响成本的外部因素，以运营效率最高的公交企业的成本作为制定价格的依据，促使各区域的公交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开展间接竞争。

二是建立规范的政策性亏损评估机制。政府对公交企业的扶持和财政资助体现了政府公共财政的职能，体现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公益性公共产品的责任。我国应确立重点扶持城市公交企业财政补贴政策，建立规范的政策性亏损评估机制，对公交企业的运营成本和费用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根据票价收入情况，结合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评价的成绩，合理界定和计算政策性亏损基数，切实发挥政府财政补贴在城市公交发展中的作用。

三是提高城市公交服务质量。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出门乘车的服务质量提出了上档次、多样化、便利性等需求，这要求城市公交创新服务模式，推出特色服务、特需服务、精品服务等新产品。公交企业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乘客提供不同的乘车服务。比如，通过车型和票价的差异，开通普线、大站快线、直达线等类型的快速公交线路，相应地将票价上调至2～4元。

篇3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有序性的形式化表征。它通过对独立主体行为方式的刚性规制来刻划个体自由的社会意义和个体与整体的历时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化存在，人必然要和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不仅对个体本身是积极的，而且对个体所属的整体也是积极的，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作用都是如此。所以，需要对社会过程中某些类型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作用方式加以限制，限制就需要某种确定的标准，标准的现实体现即是规则。制度化规则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共同契约”，所以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公共意志为诉求的强制。这种强制对于每个单独的社会主体而言，只涉及外在的行为，不直接涉及精神过程；只涉及主体行为的表达形式，而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动机。大多数制度化规则都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表现为强制。对待违规行为的结果的反应是一种直接涉及利害的反应，而不是仅仅限于一种贬抑性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制度化规则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结构，它与自然人性中所涵纳的“趋利避害性”息息相关，而这种趋利避害性总是通过人的理性能力来表达。理性算计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情，它是人们适应这个世界时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正好是制度化规则能够发挥其社会行为整合性能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果的直接相关性和技术度量的确定性的重要基础。

从形式上来看，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自由的实现需要限制，限制的道德指归正是自由。即是说，自由并不具有自然、先验的特征，而是通过人类的制度铨选突显自身；主体关系的秩序性和可预见性也只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才能够确定。制度化规则赋予每个主体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并给予其社会行为以相应的预期参量，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解到规则系统“定义”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使社会历史过程相对理性化。它既使社会存在成为确定的、可预见的，也使人的自由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这种确定性既意味着它的结构模式的相对静态性、稳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它外在的刚性规制方式。在类的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即使是仅就个体或整体自身而言，自由也不会是绝对一贯的。这里不仅涉及个体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点上的冲突。制度化规则会为人们的自由创造一个具有相对相容性的现实空间，使根本的自由得以保证。制度化规则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发生模式，它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评判标准。

从社会效用角度看，制度化规则对人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塑造是通过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引导和规制而实现的。人的行为方式因其必然的、普遍的“外部性”而不能立足于自我决定，必须是在制度化规则裁切其负外部性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正是制度化规则那种看似不合理的“片面性”、“静态性”、一律性、强制性等规定的内在价值根源。

二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它们之间既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构建总需要一定的价值铺垫，而这种价值通常是来自于一个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信念，这些价值信念不仅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合理性的根据，而且是其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的现实有效性离不开德性的内在担保，完全脱离人的道德认同的制度化规则无异于“机心”对人心的宰制，无异于“物性”对人性的役使。正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制度化规则系统就成为社会道德结构的直接现实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制度化规则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具有提升主体境界的积极作用。它为经济主体建构了一个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比如不是采取抢劫而是采取合规范的竞争易方式在社会个体之间分配权益。由此，它就为人们的行为塑造了一个与道德价值企向相接近的倾向性，同时也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制度化规则结构相关联。德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须以这种确定的制度化结构为现实背景。离开特定的制度化规则系统抽象地强调个体的德性境界，不仅会使这种强调失去应有的现实基础，而且会使道德本身扭曲变形。离开制度化结构的正义性谈论个人道德的完善，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不仅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相对于制度化规则这一外在的形式，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制度化规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个体的外在制约，而德性的外化却要通过具体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意识来实现。当主体的行为出于德性时，并不表现为对外在社会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呈现为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德性表征了人对完美存在的确证和追求，制度化规则所体现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制度化规则是基于公共权威的强制，而德性则是基于对“义务”认同的主体性自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义务与权利是一组对等的范畴，这种对等性是制度化规则结构公正性的初始条件之一；对德性而言，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对等性，而是倾向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一般地，对一个对象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与之对应的另一个对象的否定，所以，德性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不相容或绝然割裂，而是为了通过道德主体的积极反应抑制人们积淀于自然属性中的那种重视权利而忽视义务的心理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虽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规定性和运行方式确实有着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前，人们不但无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而且刻意追求它们在方法论层面的严格“同构”，执意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理想，竭力使道德制度化，比如说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行政法规化等，其结果是导致道德的非道德化。这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泛道德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这种主张不是把人看作制度化规则系统规定下的感性存在，而是把人看作以某种特定的价值符号来表征的“道德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道德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甚至竭力否定人的感性本质的积极意义，坚持只有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才能够把握人的“真正本质”。这显然不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趋利避害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构成，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基本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源于人的本性，只有在制度化规则层面肯定这一点的合理性，理想德性才会真正成为可理解的、对人生不可或缺的价值祈求。凡事诉诸人的德性，一事当前，必先追究甚或只追究是否道德，把道德视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调节方式，企图以道德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一思路决定了泛道德主义必然漠视社会制度化规则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地位，习惯于把造成社会生活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体的品德修养，而不是去追究制度化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和技术合理性。与制度化规则相比，德性不具有操作意义上的确定性，人的理性自觉和意志自律同样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换句话说，德性的非实体化形态，决定了道德化裁量标准在操作意义上的模糊性和校准的多元性。所以，道德制度化必然造成诸多难以令人接受的后果。第一，使制度化规则系统的内在动力外在化，也就是以宏观的政治力量代替源于人的“趋利避害性”的微观推动力，从而使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如果法律规则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或极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就必定会受到侵损。”（E.博登海默，1987：366）热衷于精神领域的道德强制，就必然忽视制度化规则系统的设置、创新及其运行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甚至认为专注于制度化规则的技术性问题是舍本逐末。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演进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的公平理想更难以实现，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多地诉求德性，不断提高道德的制度化水平，最终使德性本身遭受难以弥合的伤害。第三，道德制度化不仅造成现实社会生活的僵化、封闭与落后，而且给我们在对诸如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德性本身的意义、道德的社会效用及其发挥效用的方式等问题的理解上造成混乱。第四，道德强制使社会生活中假慈伪善流行。道德强制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体的精神品格上，而不是制度化规则的合理性上，这实际上为机会主义行为和欺诈行为提供了方便。这不仅对伦理崇高是一种伤害，而且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第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灵不是受到德性的滋润，而是受到德性的压抑，人的自然属性不是受到德性的引导与携领，而是受到绝对的蔑视与禁锢，最终造成人自身在人性的根底处永远不可弥合的分裂，使人深陷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之中。

理想德性的确立及其外化，必须立足于制度化规则的基本规定性，否则，人们就会希求道德担当起整合社会秩序的全部责任，造成各种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德治”传统，就是在道德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以“德治”代替法治，以对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的强调代替制度化规则的程序化运作，严重忽视对制度化结构本身的理性建构。传统儒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结晶，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彩。然而儒学的官学地位及其制度化的推行方式不仅遮蔽了它的人道主义，而且还强化了残酷的专制政治。儒家化的中国政治哲学高扬“调和”，相信道德的“奇理斯玛”功能，只要官家成圣为善，百姓自当景从不二。政治问题从而道德化，政治秩序仅只由道德意图之基础上自然生成。（林毓生，1988：125）人们常常不是依据制度化规则严格界定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依据道德标准或是出于道德义愤评判当事人本身。这种道德中心主义在中就曾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化规则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

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但长期以来，学界确实存在苛求道德的倾向：出于对社会失范的忧虑，极端地强调德性的重要性，于是演生了各种各样的追求道德社会效用的偏激主张。“因为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性变得徒有虚名。”（梁治平，1991：254）强调道德的结果是道德意识的磨灭，善良的初衷却带来人心的禁锢或放逐。这种理论企向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漠视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在作用方式上的原则差别。要使德性在引导人生，挺立人格、陶冶情操的深层次中更加光彩夺目；要使道德成为活的而不是死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要使德性能以形上超越的姿态滋润人的心田，养育人的良知，守护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必须使道德从沉重的负荷下解脱出来，就必须以不同的方法论态度对待德性与制度化规则，依照其内在规定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职，而不是使它们“越俎代庖”式地相互“僭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如果一如既往地仅仅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调节，就难以准确厘定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制度化规则不仅能够提供界定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所需的技术细则，而且能促动大多数利益主体协调一致地创造利益，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符合这一总体思路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在等价交换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制度化规则肯定追求功利价值的现实合理性这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制度化规则的利益驱动机制所内含的功利价值观念的外趋指向，及其源于公共权威的巨大强制力量，使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不断强化，以致可能把交换原则外推到非市场领域，使原本丰富、完整的人性日益被功能化、市场化所销蚀、肢解，导致“物性”对人性的宰制。这类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依靠制度化规则的强制性裁切。德性在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利益冲突时，是通过对人格的塑造，通过把社会目标和制度化规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经由个体的道德实践，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实际运行中，只有坚持把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区分开来，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才能使德性充分发挥消解功利价值观外趋倾向的功能，才能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可能空间。如果一定要坚持采用制度化方式推行心性学说，实质上就意味着以利害观念支配德性，把德性对人的感化变成以功利主义为主导倾向的他律性规制，从而使德性在根底处丧失自身原本具有的超越的品性。“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A.麦金太尔，1995：241）德性本身并不绝对排斥人追求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它的旨趣在于养护人的精神品格，在于一种被赋予更多企盼的崇高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种“权利”的界定与确认，不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反倒更倾向于对个体自身利益意识的某种消解。社会主体关注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虽然是合乎制度化规则的，但在德性层面上看，却未必值得特别推崇。

如果说在旧中国，强使制度化规则与德性浑然无分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那么，今天仍然固执于这一运思方向不肯放松就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了。德性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自觉，与强制的推行方式格格不入。道德的制度化既是学理的谬误，也是“急功近利”的德性治化心态的反映。虽然用心无邪，但结果却极其有害。我们要走出道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分立的观点。由于现代制度化结构系统具有清晰的可操作机制，故从操作方式上将它和道德系统区分开来是可能的、必要的。解消道德系统和制度化系统之间的严格同构，增强道德的理想性，会使道德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魅力。德性应该成为关照人生的一盏明灯，它并不企求人惧怕它。要摆脱靠恨一些人去爱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仅凭制度化规则的规范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情感的升华，而且更需要道德智慧的创造。要创设现代的道德意识，就必须坚持道德诉诸自觉的原则，这个原则既给了道德自我创生的机会，也给予它维系人心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露，与功利化的顾忌绝然无涉。

我认为，在当前贯彻“以德治国”方针的大背景下，探讨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我们对“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误解，从而达到正确地贯彻这一战略思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黑格尔，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②.E.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篇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同时，还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的主体，在通过其职能的发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时候，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规则问题，以及如何遵守规则的问题。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许多突出矛盾，如市场秩序混乱、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等，除了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政府调节也存在一些有待认识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从经济伦理学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提出，政府调节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除了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之外（即使是这方面的问题，同样也离不开道德的作用）。还必须强化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这是我国经济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也是有章可循的。只有做到有章可循，政府的调节才能真正步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才有可能完成市场留给政府的任务。当然，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有不完善的市场，也有不完善的政府，其原因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这就说明政府行为也不能不受制度的约束。加入WTO后，政府管理市场必须是依法办事，以保证政府力量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而非破坏性力量。这里仅就伦理的规约作一概述。

一、以尊重市场运作规律为政府基本的伦理理念探索、遵循经济规律，是经济学的任务，也是经济伦理的应有之义。政府调节的道德约束，首先必须强调这一点。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第一性的，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①，它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总结合部。这些关系集中在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及供需双方结构关系，而供需中的诸类关系又以价格的变动反映出来，并进行自发地调节，成为一种波动中的自然制衡机制。这种“无形的手”，表现了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合力，是商品经济所具有的基本调节功能。市场调节虽然是自发的，但它是自然进行的基础性的调节，任何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假如离开市场调节、另搞一套，就必然脱离实际，犹如神经系统脱离有机整体，自然没有存在的依托和载体。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现在加入WTO，其实质是市场经济的泛化，市场机制的强化，市场规则的普遍化。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行为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必须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增强社会经济理性。任何凭借“拍脑袋”、不计后果的决策，必须彻底改革，这就要求政府要从无端“管制”转向更好地“服务”，而要服务好，就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来操作。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府的公共政策水平问题，同时也是政府需要树立的一个新的经济伦理理念。据学者估计，前20多年，重大决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决策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⑦因此，这种决策体制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适应加WTO后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从目前看，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现象比较突出，过多的干预正常的经营活动，管了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二是对市场尚缺乏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决策上的随意性较大；三是资任意识淡漠。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很少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从政府行为分析，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的计划调控才会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管好自己应该管的，切实履行其职能，承担其责任。同时，要求政府必须精简、高效、廉洁、公正，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迫切要求，是政府调控经济必备的伦理理念。

二、以弥补市场缺陷为政府的伦理责任市场不是主管道德的组织

政府的弥补职能，同时又是一种伦理责任。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程度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就中国目前来说，由于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市场运作还有待规范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干预的事情就相对多一些，甚至原本就应该由市场去他的事，有时也不得不由政府来暂时承担，待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再转交市场去承担。因此，就是在加入wTo的今天，政府在遵守其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还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国情，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它通过提供社会产品，满足人们的需求。政府则致力于弥补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具体来说，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的五大领域，即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通过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缓照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利用赋税、补贴等办法，消除市场的外部经济负效果。恢复市场的效率和活力；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就我国而言，政府还承担有搞好国有企业、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政府还负有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至于这两种功能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有效地发挥，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这些客观上要求的职能，都要承担职能的人去认识它，自觉地创造性地执行它，并使之不断完善。

从目前看，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或说服务方面，应该特别强调，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执行法规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引导消费者。例如，市场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限制和制止恶性竞争及垄断行为；再如，利用质量法、合同法保护名优产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各种非法经营；当务之急是要引导国内各地区、各经济主体不要再各自为政、相互残杀。要尽快打破地区、部门和市场分割的局面，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使全国尽快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再者，政府要着力解决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调节分配领域中的利益悬殊问题、保障最低生活标准的问题，特别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就业问题、医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因为单靠市场很难使经营者顾及全局利益，特别是自然资源的保护、生态平衡、公共卫生的维护以及治安环境的维持等。为克服和弥补市场的盲目性和短期性，政府必须从整个社会发展出发，根据科学技术的要求，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作为整个经济的导向。

这些职能和责任，都是政府应该而且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如果政府职能“缺位”，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命运和社会的稳定。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亟待解决，如就业问题、分配中的公正问题、市场秩序问题等，尽管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市场运作中仍有一些本该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驾驭能力有待提高；有的是由于缺乏责任意识所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决策科学的政府来规导和调控，需要一个具有强烈的伦理责任意识的政府来引导。

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作为权力的主体，它是代表公共利益和意志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政府的首要道德要求。由于我国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一些政府职能出现了扭曲，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混乱，也直接危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或矛盾。地方保护主义、由部门利益带来的“三乱”现象，就是近年来一直试图解决但并没有根治的突出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是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职能畸形化的表现。出于地方的眼前利益（主要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有关），加上某些地方官员为创造“政绩”的需要，特别是与腐败现象直接联系（权钱交易），一些地方政府不执行国家的统一的法规，不维护统一市场的秩序，却致力于保护地方上违法经营。如或明或暗地袒护制造假冒伪劣的产品，甚至对国家明令禁止、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药品、食品也加以支持保护；对于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经营不但不制止，反而百般袒护，以至水污染、空气污染屡禁不止，许多应该关闭的小工厂转入地下；破坏信誉，不遵守法规，本地的经营者受到司法部门的处罚，地方却拒不执行，有的司法机关有意错判，使得合同法难以贯彻，甚至设法包庇当地人对外地人的诈骗行为；为保护当地新产品划地为牢，不准外地商品进人，或强行销售当地的新产品，更有甚者，官员、执法人员同黑势力勾结，保护、贩毒、走私、虚开税票等违法经济活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是当前我国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它严重破坏了市场的环境，阻碍了公平、开放、统一、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对此，有些地方官不但不去追究查办，反贩子倒以为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有效措施。这里既有认识问题，更有利益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得以存在并发展，其实质是它与一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有关，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谋取所谓的“政绩”。他们作为公共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其要求是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但他们的行为却背道而驰。

除了地方保护主义之外，还有部门类利益作祟。一些行政机关靠行政性垄断，谋求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人民福利的最大化。这正是“三乱”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三乱”首先造成企业和消费者负担加重，成本提高，效益下降。有的企业设法再转嫁给消费者，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扭曲经济关系。其次，导致执法不严、秩序混乱、经济杠杆失灵、信用意识下降。为了“创收”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却有意不管，其结果是合格新产品可能销售不畅，不合格的劣质产品则横行无阻，行业不正之风难以克服。这种群体腐败，正是官员腐败的土壤，致使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不仅难以履行其职责，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以构筑信用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伦理体系为政府工作的着力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制经济，稳定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但目前的情况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制度更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挑战，信用问题已日益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瓶颈”，成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信用是一种经济关系。信用，是借贷活动的总称。在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条件下，以商品赊销和货币借贷的形式所体现的一种经济关系，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借贷资本运动形式，是信用的基本形式。信用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以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的方式买卖商品的商业信用；二是银行将集中起来的闲散货币资本和社会游资，贷放给工商业资本家的银行信用；三是公司、商店及银行对个人消费者提供的分期付款售货及消费贷款的消贺信用。信用不是一个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并有一定的发展，信用就随之产生。由于我国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企业间隔就无法建立真正的信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经济关系和体系建立的程度，是我国体制是否彻底转型的重要参照。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实质上是信用经济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求信用经济的发展，而信用经济也必然地要求相适应的伦理理念和准则为这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才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由此可见，我们通常讲的信用有两种涵义：一种是经济方面的意义，另一种是伦理的内涵。经济意义上的信用，反映的是事实层面的客观必然性，即“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经济学所必须探索的。伦理从价值的层面来分析来评价，解决的是“应当”的问题。“应当‘作为一些规范、准则，它既是经济生活的必然性要求，又对经济生活发挥着规导、调节的作用，同时，它又是一种强大的人文力，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动力，一种不可缺少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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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兴起及概念界定

（一）兴起的背景

市场中介组织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其自身也必然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失灵”。为了填补这种市场作用的盲区，首先人们会想到的就是政府。但是，与市场一样，政府也同样存在着失灵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的经济滞胀就是典型的例证。很明显按照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注入一股新生力量，从而使这股力量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中发挥平衡与制约的作用，而这股力量可以说就是市场中介组织。

欧美各国从20世纪中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也曾经发生了一场影响范围广泛的“第三部门”运动，在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互动的机制，即政府逐渐退出了很多传统的微观领域，而大量的公共服务则转为市场中介组织来提供，从而促进了市场中介组织的快速发展，有效地促成了“小政府、大市场”管理格局的出现。

（二）市场中介组织概念的界定

首先我们应将市场中介组织界定在社会中介组织范畴内，掌握社会中介组织这一概念不仅是开展研究的前提，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然而，自从利维特（Levitt）第一次提出“第三部门”概念后，人们对这一概念界定的争论就从未间断过。多种称谓同时存在：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在我国，学者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标准作了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几种：（1）根据组织的目的或功能进行界定。凡是旨在促进“团体利益”或“公众利益”的合法组织皆可称为非政府组织。（2）根据组织的资金来源加以定义。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来自向市场出售的商品或服务，而是来自成员交纳的会费和支持者的捐款。（3）“结构—运作”型定义。这种定义的着眼点是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方式，有人认为凡是符合以下5个标准的组织皆可称为非政府组织，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也有人认为第三部门组织就是以自愿求公益的组织。（4）非政府的界定。这样的定义方法强调的是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区别。（5）非市场的界定。这种界定方法强调在第三部门物品的提供不是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原则来进行，而是免费提供的。（6）非营利的界定。这种界定认为第三部门组织就是非营利组织。

笔者认为，上述界定标准都是从单一的角度来界定，难免具有片面性，应从多视角去分析和界定，在笔者看来，市场中介组织就是介于政治国家与市场经济组织之间的非政治组织形态，具有中介性、公益性、自律性的特征。

二、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自身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也会向政府和市场一样出现失灵的局面，例如在执业环境、执业水平、运行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

（一）独立性不够彻底

市场中介组织应该具有彻底的独立性，能够客观、公正、真实地行使职能，它既不应隶属于某一政府部门，也不应隶属于某一企业。但现实存在的局面并不是这样，绝大多数市场中介组织往往沦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自愿不自愿地在承担着一些本应该由政府自己承担的管理职能，突显出的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自己的机构设置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甚至在组织人事任免上也都是听从于政府，在平时的事务中更是主要围绕政府的行政事务来运转。所有的这些情形都严重限制了市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专业性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市场中介组织有时为了能够谋求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庇护，非常有可能采取某种关联交易、限制竞争等不正当竞争的手段，短期行为非常严重，更多的是考虑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如何谋求到自身的利益，从而忽略了自身的独立性，也忽略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些情形都极大地妨碍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二）行业自律的机制不健全

借鉴国外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经验来看，成熟的市场中介组织要真正地健康成长，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自身的行业自律。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完善，市场运行的规则和理念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同时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行政管理规章也不够完善，因而导致很多市场中介组织内部并没有建立起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部分市场中介组织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服务意识较差，部分市场中介组织执业活动不严肃、不规范，部分市场中介组织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这样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中介组织得“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

（三）成长性较差

近年来随着我过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但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还是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具体的表现为数量偏少，执业人员素质不高，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发展区域不平衡，总体表现为成长性不强。

（四）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

目前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缺少统一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法制化程度也不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统一的立法体系尚未形成，从而导致市场中介组织在管理模式、管理规范、管理政策不统一；二是由于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方面的立法缺失，造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处理紧张，中介组织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讲职业道德，从而影响了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三是目前已经存在的相关市场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导致法律责任的规定还不够统一，从而不能有效对市场中介组织进行良性制约。

三、规制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法律路径

面对上述所列举的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笔者认为要消除这些困境，让市场中介组织能够稳定健康发展，应该充分注重法律在这一环节中的重要作用。

（一）制定市场中介组织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建立和运行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与此同时，市场中介组织也需要法律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然而，我国现在关于市场中介组织方面的专门法律少之又少，当前市场中介组织在设立过程中和监管过程中的主要依据是还主要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法规。而政策和行政法规相对法律而言更加多变，并且非常容易产生政出多门的现象，政策和行政法规之间也极易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从而使市场中介组织无所适从，产生混乱的局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当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中介组织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中介组织行为法》，从法律层面上确认市场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等。与此同时，更应该明确市场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自身的法律责任，促使他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中介组织地位不独立，长期依附于政府机关的局面，让其成为真正具有法律保障的的市场中介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行为，从而依法保障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最终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二）突出对行业自律方面立法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认为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要想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走行业自律之路，建立起能起到实效的行业自律组织，来对全行业的日常管理工作进行监管，真正形成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为主、政府宏观管理为辅、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监督的局面。这就要求突出对行业自律方面的立法，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要根据不同种类的市场中介组织的特点、规律来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而使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在日常活动中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形成完整统一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其次是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有筛选的引入，从而加速中介组织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最后是注重各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协调统一，注重它们之间的配套和补充作用，真正建立起行业组织、经营主体、消费主体等多层次的监管格局。

（三）完善准入审查关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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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了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为了使人们真正的住有所居,安居乐业,加快完善房地产行业的市场规制,引导房地产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制度的发展

    说起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得追溯到1998年,国务院下发通知,对城镇的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从此结束了长达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从此房地产有了市场。同年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银发(1998)190号]出台,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群众热衷于贷款买房,更加加速了房地产的发展。随后的5年里,房地产疯狂的发展,房价也一路走高。随后,200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18号文”出台,促使了房地产由热到狂热。直到2005年,国家意识到了房价过高带来的弊端,于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抑制高房价。随后,国家陆续出台了限制购房、提高首付款等等措施,然而都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房地产市场仍然蓬勃发展,房价仍然是居高不下。

    二、房地产市场规制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规定制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面对残酷的房价,不的不承认我国房地产市场规制方面还是存在着问题,还是有提升的空间ID机遇。

    (一)法规之间缺少协调性

    同其他的市场规制一样,房地产市场规制是指现行的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规范等。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内部协调一致、内容丰富并且功能完善的动态体系。反观我国房地产市场规制中的各法律规范,缺乏内部的协调一致性。既有同级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又有不同级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他们在内容上的设定有着一定的联系和重合,然而在重合的事项上,两条法律对责任人的行为认定以及处理方式上不同,由此导致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两个法律之间产生冲突。再比如《反垄断法》和《产品质量法》,虽然都可以用于特殊的行业上,然而两条法律在法律主体以及监管对象上存在着交叉和不同,于是给执法者、守法者都带来了混乱和冲突的情形。

    (二)法规内容方面有缺失

    一是房地产市场规制的内容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市场退出机制。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相关制度体制已然健全,然而却是重进入,轻退出。退出市场的相关法律和机制不健全,缺乏执行力度。由此,很大一部分的市场主体决定退出市场时,不是选择按照程序进行退出,而是通过不理会、逃避年检的方式来进行逃避债务和法律责任。这些行为增加市场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完善房地产市场规制是根本。二是市场规制缺少程序性规范。与宏观调控法相比,房地产市场机制的立法更加重实体轻程序。在很多法律中,条文款项是无不具细,命令禁止的条文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然而,对于如何实施法律的相关程序性规则则是很少或者是空白。

    (三)执法不严难以起到效果

    一是市场规制的执法理念需要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从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方面来说,社会行为较容易改变和被人所接收,而思想意识却是根深蒂固的,是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的。我国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向法制的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执法人员,都需要及时转变观念。二是市场规制执法的主体多,职权不清楚。从我国的政体监督来看,纪委是反腐的第一线。然而,纪委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人事、工资等等都隶属于同级的党委领导下,由此,对于纪委而言,是难以对家长来实施反腐的。从我国的经济实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主要的执法主体,但是,它也是双向领导,由此导致无论干什么都是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市场中本来应该的执法作用。即使进行执法也难以保证执法公正性。三是市场规制的执法程序不规范。就我国而言,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的程序规范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或者是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或者即使有也是很简陋的规定,难以在具体实践中操作实施。

    三、浅析房地产市场规制的建立

    (一)明确房地产市场规制的适用范围

    上面我们说到,房地产市场规制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房地产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对影响房地产市场秩序、偏离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的范围界定尤为重要。

    1.明确界定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实力和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因此,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是要提高市场准入资格,从源头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二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执行性,对未按照规定退出市场的,一经发现,严肃惩处,从而增加市场经济主体的违法成本。

    2.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被认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着最有效的配置。然而,市场的调节是存在失灵的现象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而宏观调控的核心就是保证市场公开透明的竞争。相对于此,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以维护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目的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市场本身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一方面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自律。

    3.房产质量保证

    市场经济主体进入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的核心目的是获得利润。但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是高低不一的,因此,在利润面前,在市场机制未健全的情况下,有些市场经营者会利用法律漏洞,提供劣质产品。后进入市场之后会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但是房产属于特殊的商品,它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因此,为了保证人们真正的安居乐业,一方面要加强房产质量的硬性数据规定,保证质量。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提高执行力。最后,要增加法律的执行力度,提高违反法律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人们的以身犯险。

    (二)建立科学的房地产市场规制

    房地产作为一个关系民生的大市场,对行业进行市场规制规制体系的建立是极为有必要的。首先,由与房地产相关的诸多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位阶层次形成的一定的市场规制法律规范表征样态,然后在科学合理的立法模式下,把市场规制理论内容上升为法律规范内容并用来指导实践,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完备的市场规制法体系。

    (三)加强房地产市场规制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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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了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为了使人们真正的住有所居，安居乐业，加快完善房地产行业的市场规制，引导房地产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制度的发展

说起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得追溯到1998年，国务院下发通知，对城镇的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从此结束了长达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从此房地产有了市场。同年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银发（1998）190号]出台，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群众热衷于贷款买房，更加加速了房地产的发展。随后的5年里，房地产疯狂的发展，房价也一路走高。随后，200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18号文”出台，促使了房地产由热到狂热。直到2005年，国家意识到了房价过高带来的弊端，于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抑制高房价。随后，国家陆续出台了限制购房、提高首付款等等措施，然而都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房地产市场仍然蓬勃发展，房价仍然是居高不下。

二、房地产市场规制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规定制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面对残酷的房价，不的不承认我国房地产市场规制方面还是存在着问题，还是有提升的空间ID机遇。

（一）法规之间缺少协调性

同其他的市场规制一样，房地产市场规制是指现行的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规范等。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内部协调一致、内容丰富并且功能完善的动态体系。反观我国房地产市场规制中的各法律规范，缺乏内部的协调一致性。既有同级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又有不同级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他们在内容上的设定有着一定的联系和重合，然而在重合的事项上，两条法律对责任人的行为认定以及处理方式上不同，由此导致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两个法律之间产生冲突。再比如《反垄断法》和《产品质量法》，虽然都可以用于特殊的行业上，然而两条法律在法律主体以及监管对象上存在着交叉和不同，于是给执法者、守法者都带来了混乱和冲突的情形。

（二）法规内容方面有缺失

一是房地产市场规制的内容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市场退出机制。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相关制度体制已然健全，然而却是重进入，轻退出。退出市场的相关法律和机制不健全，缺乏执行力度。由此，很大一部分的市场主体决定退出市场时，不是选择按照程序进行退出，而是通过不理会、逃避年检的方式来进行逃避债务和法律责任。这些行为增加市场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完善房地产市场规制是根本。二是市场规制缺少程序性规范。与宏观调控法相比，房地产市场机制的立法更加重实体轻程序。在很多法律中，条文款项是无不具细，命令禁止的条文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然而，对于如何实施法律的相关程序性规则则是很少或者是空白。

（三）执法不严难以起到效果

一是市场规制的执法理念需要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从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方面来说，社会行为较容易改变和被人所接收，而思想意识却是根深蒂固的，是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的。我国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向法制的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执法人员，都需要及时转变观念。二是市场规制执法的主体多，职权不清楚。从我国的政体监督来看，纪委是反腐的第一线。然而，纪委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人事、工资等等都隶属于同级的党委领导下，由此，对于纪委而言，是难以对家长来实施反腐的。从我国的经济实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主要的执法主体，但是，它也是双向领导，由此导致无论干什么都是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市场中本来应该的执法作用。即使进行执法也难以保证执法公正性。三是市场规制的执法程序不规范。就我国而言，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的程序规范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或者是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或者即使有也是很简陋的规定，难以在具体实践中操作实施。

三、浅析房地产市场规制的建立

（一）明确房地产市场规制的适用范围

上面我们说到，房地产市场规制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房地产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对影响房地产市场秩序、偏离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的范围界定尤为重要。

1.明确界定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实力和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因此，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是要提高市场准入资格，从源头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二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执行性，对未按照规定退出市场的，一经发现，严肃惩处，从而增加市场经济主体的违法成本。

2.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被认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着最有效的配置。然而，市场的调节是存在失灵的现象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而宏观调控的核心就是保证市场公开透明的竞争。相对于此，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以维护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目的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市场本身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一方面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自律。

3.房产质量保证

市场经济主体进入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的核心目的是获得利润。但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是高低不一的，因此，在利润面前，在市场机制未健全的情况下，有些市场经营者会利用法律漏洞，提供劣质产品。后进入市场之后会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但是房产属于特殊的商品，它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因此，为了保证人们真正的安居乐业，一方面要加强房产质量的硬性数据规定，保证质量。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提高执行力。最后，要增加法律的执行力度，提高违反法律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人们的以身犯险。

（二）建立科学的房地产市场规制

房地产作为一个关系民生的大市场，对行业进行市场规制规制体系的建立是极为有必要的。首先，由与房地产相关的诸多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位阶层次形成的一定的市场规制法律规范表征样态，然后在科学合理的立法模式下，把市场规制理论内容上升为法律规范内容并用来指导实践，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完备的市场规制法体系。

（三）加强房地产市场规制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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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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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然而，毒奶粉、假燕窝、假鱼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最普通的馒头都成了威胁生命的“罪魁祸首”。纵观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不难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混乱、交叉造成的，加之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和食品安全规制体制的缺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加快统一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是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

本文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为线索，结合我国《食品安全法》、《刑法》等重要法律规范，对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统一、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以及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以期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引出的问题

农夫山泉作为作为国内著名的饮用水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相当可观。从2013年3月15日开始，有消费者发现其公司购买的多瓶未开封农夫山泉（380ml）饮用天然水中出现很多黑色不明物。该消费者与农夫山泉联系，农夫山泉坚称产品合格，且未解答其黑色不明物究竟是何物。[1] 4月9日，有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农夫山泉瓶装水的生产标准不如自来水，“农夫山泉质量不如自来水”的新闻不胫而走，一场由农夫山泉引发的关于瓶装水的标准之争爆发，并持续引起关注。

根据调查发现，农夫山泉所所用的标准低于国标和广东省地方标准，但广东省质监部门表示，其对农夫山泉瓶装饮用天然水的监督抽查，依据的是国家强制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近两年的监督抽查并没有不合格情况出现。梳理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不难发现，我国瓶装饮用水标准繁杂混乱。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现在实行以国家标准为核心、其他标准为补充的食品标准体系。在瓶装饮用水细分市场上，只有纯净水和矿泉水有国标可执行，而此次爆出标准问题的“饮用天然水”则没有单独的国家标准，各生产企业执行的是地方标准或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而目前仅地方标准就有十余种。[2]冗杂的标准使得饮用水行业所适用的标准参差不齐，加之执标不严的问题，更是造成了现在的混乱局面。

然而，农夫山泉“标准门”暴露出来的饮用水标准问题并不是一个行业个案。食品标准乱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食品安全标准亟须清理整合；二是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亟待完善；三是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存在缺陷。这些问题为食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对食品安全标准缺少统一规范。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和系统规定。但是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仍然缺乏统一性和技术性要求，要制定出台符合统一性要求、技术性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骤然废止现行的各类食品安全标准显然会引发巨大的混乱。[3]其次，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因经济利益的影响而变得更杂乱和不合理，对这部分的标准要加快对其清理、整合的步伐。最后，政府的对其投入力度不足，使得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制度与清理工作难以开展。

（一）政府要加大对食品安全标准整合统一工作的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尤其在推进信息公开和加强教育宣传方面，政府要给与大力支持，改善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让广大群众参与到保障食品安全监督链条中来，维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推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二）注重参照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标准，及时清理、整合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对于个别重要标准和部分指标的缺失，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学者研讨，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借鉴国际先进的食品安全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来。将我国现行的、科学的且己经形成食品行业一直认可的标准作为食品安全的法律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随着食品行业的进步而不断修善和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保证其实效性和科学性，形成食品安全标准周期性修改的制度。

（三）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制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严厉杜绝企业为自身设定不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的现象，提升食品安全标准的实用性、科学性。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近年来食品监管正面临着“系统性失灵”的困窘。从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将此窘境一现无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法律责任体系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与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尽管在此种体系中，明确了一些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行政及民事刑事的问责。然而具体的责任规范仍未能体现总则的要求，如市场主体违法成本低、追究机制不健全、部分市场主体爱打“球”“有孔必钻”道德责任难以实现等。加之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过于复杂，各自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责任承担也难以符合快速、严厉、清晰问责的要求。因此，对目前责任体系的突破已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步骤。

首先，可以从民事、刑法、行政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加大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在民事方面，要强化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补偿受害人损失，修正惩罚性赔偿数额之确定标准，提高惩罚性赔偿数额，允许消费者主张赔偿其律师费用。目前《刑法》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着规制面狭窄、罪责不适应的问题。建议以‘规制面广、罪刑相当’为指导方针，修改刑法现行规定，实现刑事规制在食品相关产品、行业、环节的全面覆盖，降低入刑标准，并调整刑罚配置。[4]在行政方面，引入行政拘留制度和企业法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行政责任的双罚制；增加行政制裁手段等，完善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体系。

其次，将道德责任法律化，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对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明确提出“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要求。使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对安全的保障责任；关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自主地探索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监测和预防体系，避免风险的发生。对市场主体可以是经济利益的激励可以是其他利益的激励；对监管主体的激励则应该是政治激励。

最后，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责分工，完善问责机制。一方面要在现有的执法资源基础上进行整合，建立一个专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对其他部门的相关执法资源进行调配以充实和完善其执法能力，真正建立一个综合的监管管理机构，使责任分配更加明确，问责指明对象。[5]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领域的问责法规与条例要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与完善。政府部门通过教育舆论宣传等让社会公众了解问责制度，加大问责法律条例的普及力度，通过良好的问责环境的来促进市场主体加强自律。

四、探究发展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已经形成政府规制主体、市场规制主体和第三部门主体的三元的结构和格局，但三元主体没有形成有效整合，食品安全规制处于规制主体分散化和规制资源浪费化状态，没有形成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规制模式。而此次农夫山泉的标准门事件，多标乱象横生就可看出规制主体的太过分散化，而且地方政府的监管规制也不到位。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则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多元规制模式，它是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第三部门规制为基础、市场规制为主体，合理配置食品安全规制的权力，建构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食品安全规制模式。要尽快建立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一）完善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立法制度。

首先要将食品安全治理的多元主体纳入法律框架内，以法律形式明确各主体的参与方式、地位和范围等内容，以律形式保障其合法性，规范其监管行为。其次，消除各项法律之间的独立性和部门色彩，加强各主体间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功能的藕合，实现协同运作。[6]最后，完善食品安全各环节相关法律法规，使多元参与主体，特别是第三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等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主要开展针对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清除工作，对与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部门规章相冲突的地方法规制度要及时予以修订或废止，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及时制定并实施与食品安全法相关的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制度，加快补充和完善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食品安全监管配套法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7]

（二）建立监督机制，保障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功能的藕合。

充分利用立法和司法监督、政府内部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手段构建一个完整的、立体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和问责机制，促使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保证食品安全监管始终处于“阳光”下，实现功能藕合，保障公共利益。[8]

五、结语

食品安全是一个从农田到餐桌，关系到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制作、储销售直到餐桌的食品产业链条。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安全性。通过采取统一食品安全标准，打破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多元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等一系列措施，以期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使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君. 农夫山泉“标准门”说明什么[N].光明日报，2013 ，4（07）.

[2] 廉颖婷. 近 7 成人呼吁主管部门终结瓶装水标准乱象[N].法制日报，2013，5（04）.

[3] 季任天.论中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标准[J].中国计量出版社，2009，4.

[4] 程姝.建议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N]， 团结报，2013，3（07）.

[5] 解志勇，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的法治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4）.

[6] 张晓丽.我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责任机制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25-36

[7]颜美雪.论我国食品监管制度的完善[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3

[8]徐敏薇.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功能耦合机制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2，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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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市场的界定

1．1体育市场的含义及其特征

在《辞海》里，“市”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做买卖的地方。“市”字应该有两层含义，即交易与购买，“场”字一般指地方或场所。“市场”既是指人们的交易行为，又指交易买卖的场所，同时还可以引申出交易规则的涵义。

根据以上的论述，对于体育市场，我们可以将其集中理解为“以体育服务为宗旨，以体育经营为手段，以体育产品为重要内容的市场关系总和。但是．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体育市场还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除了具有一般体育市场所具有的特征外，还有自己所特有的特征：

1．1．1体育市场的初级性

体育市场的发育状况要取决于市场要素的成熟程度，也与社会其他经济市场，特别是第三产业市场的成熟程度有关。我国现阶段的体育市场很多还处于观念形态，只有部分市场已经迈入了物态的市场。另外，体育市场的成熟不仅要建“市”立“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和体育市场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制，以利于其发展，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

1．1．2体育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

体育市场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区域性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区域差异很大，东南沿海地区和内陆大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具有购买力的市场。因而也培育了一批不同类别的体育市场；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对体育，特别是非物化的体育市场产品，基本上还处于不接受的状态。所以在我国当前阶段，体育市场发育是相当不平衡的，对此，应当有一定的认识。

1．1．3体育市场类别发展的特殊性

在诸多的体育市场种类中，根据各个产品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精神)产品。体育物化产品市场，其特点和其他实物产品市场一样；体育非物化产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体育的法律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人口环境、科技环境等的制约，故体育产品市场在发展形式和途径上各具特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2体育市场的要素

所谓要素一般是指构成事物的必备因素。事物当中的各个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因素相对稳定的联系形式和有序的格局，规定着事物整体存在的面貌和属性。因此，研究体育市场的发展建设，不能不研究体育市场的构成要素，根据市场营销的有关理论，体育市场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必须有能满足体育消费者某种需要的体育商品或劳务，这是体育市场的基础。其中体育竞技是体育市场的主要产品，它的开展可以带动其他相关商品的发展，如体育媒体、体育赞助、标志产品、体育信息、体育金融、体育保险、体育经纪等，即体育市场的客体。

其次，必须有一定量的有货币购买力所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体育需求，这是体育市场存在的前提条件。市场活动只有在有能够使其进行运转的有效需求的时候，才能正常进行。

再次。必须有从事体育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这是体育市场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它们，体育市场不成为其市场。

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体育市场，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市场活动就无法进行。

2我国体育市场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各单项体育运动协会(运动管理中心)，缺乏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体育市场管理机构。而现有的机构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职能也比较模糊，既负责政策法规的制定，又负责对体育俱乐部的运行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既负责提高我国的竞技水平、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又要参与体育市场的经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体育市场存在法制意识淡薄，法制法规不健全的问题，遇事不是依法行事，而是依靠行政或其他非法律手段。如1999年发生的北京奥神篮球俱乐部和前卫俱乐部合并风波，其产生和处理就充分暴露出我国现行的体育市场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以及法制观念淡薄、法规不健全的弊端。

我国有关体育市场的立法也很淡薄，除了1996年颁布的《体育法》外，一般都是一些地方性行政法规。如《北京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活动管理办法》(1998年11月12日)、《天津市体育经营管理办法》(1999年1月18日)、《湖北省体育市场管理条例》(1996年11月2日)等等。可以看出，不论是立法质量还是立法数量上，都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对我国体育市场的发展是很不科的，我们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对体育市场进行规范和保护，充分科学以及及时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

近年来关于体育市场的立法正逐步完善。如2001年10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就通过了《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加强了对与奥运会有关的体育市场运作活动的监管。这是我国体育立法和世界接轨的体现之一。

3体育市场合同行为与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3．1体育市场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意义

所谓体育市场行为是指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后的各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作为与不作为，究其本源，我们可以认为就是体育市场的交易行为和竞争行为。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作为市场中各种要素调配的手段，而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是因为在经济理论中．理想的市场主体都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其目的的，所以市场经济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市场行为。在市场中受到利益目的的驱动，并且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的市场主体间相互有激烈的竞争，使市场充满生机活力，激发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市场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它会导致投机钻营，弄虚作假，损人利己，不守信用的现象的出现。这些都不利于市场的发展，要使市场这一互动互利的看不见的手得以正常运行，必须以法律法规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逐步的建立和完善既与国家有关体育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相统一，又能反映市场规律，还符合体育市场的特点的，适合于规范体育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制度。这是我国体育市场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3．2体育市场合同行为的法律法规及其主要任务

在市场中合同行为是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市场中的经济因素要用合同来维系，所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市场经济可以被视为合同经济，合同形式是市场主体交易的保证。市场中合同行为是各种市场主体间交流行为的表现形式。

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主体交易行为制度的法律表述和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基本法律规范制度。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体育市场的特殊性，在对合同的规范过程中表现出来，通过建立和完善具有体育市场特点的合同制度，使国家的合同制度得以健全、补充和更为有效的实施。

体育合同制度的建立，首先必须坚持“平等、自主、自愿、公平、有偿”的现代合同精神；其次，要研究各类具体体育市场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和规律，确定体育市场行为的特殊性和其他市场行为的差异程度，并以此作为建立专门合同制度或者指定细则的必要依据。具体体育市场行为主要有：球员的转会、赛事的举办、经纪委托、体育无形产品的交易等等。再次，我们要注重引进和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体育市场交易的国际惯例和做法，力求与国际体育市场接轨。

当前，完善我国体育市场合同制度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需将普遍实用于各类体育市场的国家合同制度的法规立法加以细则化和具体化，使其能够在体育市场这一特殊领域中有效的实施；二是要从体育市场合同行为的特殊性出发，研究制定有关体育合同的订立程序、必备条款、履行与担保、变更与解除、纠纷的解决、违约的责任等内容的法规制度，对市场主体的签约行为、履行合同的行为、变更解除合同行为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等加以有效的规制，这些都是我们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合同行为的法律法规制度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3．3体育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的规定，竞争行为可以理解为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市场主体运用各种方式、信息等，以超越对手，获得最佳利益。我们要对体育市场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有效的管理其运行．必须对竞争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要对体育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界定，就要对构成竞争行为的基本原则、范围、方式手段、功能与作用，竞争者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等有明确的认识。

另外，我们也要对不正当竞争有一个认识，所谓不正当竞争就是指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我们要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尤其是垄断行为，保持体育市场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现代市场理论中，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正是有了竞争的存在，市场才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竞争在体育市场中普遍存在，并使得体育市场得以有序地运转。建立体育市场竞争的法律规制，要确立的基本原则有：

第一，竞争自由原则，即竞争者在统一市场规则下，独立自主的决定参与或退出市场的竞争，不受外在意志的干扰。

第二，公平竞争原则，即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的竞争机会平等，进行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同一，竞争的地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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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40.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3-0128-03

2008年11月3日清晨,重庆市民意外发现,平时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出租车不见了。一些出租车司机聚集在重要路段,一旦发现出租车上路运营,就强行拦截或打砸车辆。一时间,主城区8 000多辆出租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和广东汕头等地发生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幸而各地方政府普遍动作迅速,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平息了事态。近年来,全国诸多大中城市相继发生出租车罢运等,对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了阻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对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热烈探讨。作为出租车规制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项措施,特许经营也是最受诟病的规制措施。本文旨在结合国内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现状,通过对国内外该行业市场准入规制的政策演化、效果的实证研究,厘清出租车行业的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找出现行规制制度异化的原因并给出制度改进的建议。

一、城市出租车行业的基本属性

(一)出租车行业的概念

出租车一般是指按照乘客的意愿提供运送服务并按行驶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车。出租车最早产生于十六七世纪的欧洲,一开始专指供王公贵族等有钱人租用的马车,1907年10月1日,装有计程表的出租车首次在纽约的街头出现并开始按照里程收费。自此,现代意义上的出租汽车行业才逐渐得以发展起来。中国真正市场体制下的出租车行业则肇始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出租车不再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专有,全国很多中小城市在1980年以后也出现了出租车。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出租车行业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出租车行业的属性

1.城市出租车和其他公共交通有很多共同点。出租车行业的营运涉及有限的公共资源,其主要占用的是城市的公共道路资源,关系到城市公共服务的安全和稳定,关涉公众的基本出行需求,同时出租车运营存在能耗高、废气污染严重等关系社会利益的问题,因此城市出租车行业是市政建设基础性行业,属于城市公用事业的一种。根据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出租车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交通系统一般由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地铁、轻轨和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组成。出租车在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地位详见下图 [1]:

2.由于出租车行业提供个体性的交通服务,又具有一定的个人产品性。第一,出租车行业是一种个体性的公共运输方式;第二,出租车行业的运营具有分散性;第三,出租车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性;第四,出租车客运服务具有排他性;第五,出租车客运服务具有消费性。

二、中国出租车行业现行市场准入规制制度及效果

中国出租车行业目前主要有北京模式、温州模式和上海模式三大经营模式,即承包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以及产权和经营权统一并由公司规模经营的运营模式。由于北京模式是中国城市出租车行业的主要运营方式,我们以北京模式为例论述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制制度。

(一)中国出租车行业现行市场准入规制制度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申请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提交的文件包括经营方案及可行性报告、资信证明、经营管理制度、有关经营场地、场所的文件和资料等文件。《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第15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取得经营资格证需具备以下条件: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有符合规定质量要求的客运车辆、设施和设备;车辆以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符合国家、建设部有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有关规定;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停车场所;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对经营主体的资质要求的更为明确:有经验合格的并符合规定的数量的车辆;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相应的车辆停放场地;有合格的驾驶员;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从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规定,对出租车经营者的条件都有严格的设定,在准入规则的设计上总是尽可能地倾向于公司而限制个人。在实践中,有的城市虽然允许个人主体参加出租车经营权的竞标、拍卖,但在实际操作中也设置各种障碍实质排除了个人作为出租车行业经营主体的可能性。

(二)中国出租车行业现行市场准入制度规制效果

中国出租汽车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服务行业。出租车行业的迅速发展无疑与政府的规制政策密不可分。然而,随着出租车行业的不断发展,该行业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出租车市场的纠纷已引发了不少的,该行业逐渐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1.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低效。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场逐渐市场化的运动,但出租车行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发展,却恰恰与此反向进行。从政府对出租车行业进行市场规制的本意来看,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服务的公平供给。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认为,出租车行业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垄断行业。因为垄断,实行准入限制,使这个行业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从而为出租车行业带来可观的垄断暴利。出租车行业就是靠经营权来限制自由竞争的,谁有经营权,谁就拥有垄断暴利。出租车行业最大的矛盾就是经营资格的争夺,也就是获得垄断暴利资格的争夺。作为出租车规制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项措施,特许经营也是最受诟病的规制措施。特许经营是与市场准入规则发展趋势完全背道而驰的,近代企业的设立原则遵循了“从特许到准则”的发展轨迹,突破“官商合流”的行政垄断,使市场实现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由分割到统一的历史转折。特许经营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出租车公司轻而易举地排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现行的准入规制和总量控制相当于关税效益,不仅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也使得市场具有封闭性和垄断性。而市场的封闭性和垄断性,使得新的经营者和生产要素无法进入,落后者也不会被淘汰,这就导致行业缺少竞争和发展的动力。

市场之所以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因为竞争制度。竞争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并能够持续性地产生和扩展人们的合作与自由。出租车行业不仅需要价格和服务质量竞争,还需要不同经营模式、不同企业形态间的竞争。出租车行业并非具有网络特性的自然垄断行业,也很难通过垄断来实现规模效益,而是属于可竞争性的行业,完全没有必要由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

2.降低行业生产效率,违背社会公平。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的特点,本应由市场进行配置的资源一旦被权力之手所控制,公平和效率就失去了保障。同行业各经营者进入市场机会均等应当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无论何种形态的经营者(既包括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在取得出租车经营权上应当受到同等的对待。出租车行业的准入制度不应当在取得经营权条件上设置企业形式和企业规模等与出租车行业性质无必然联系的限制条件。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往往是市场中最活跃的主体。个体化经营抑或公司化经营应当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应是非此即彼或行政强制的产物。在具有明显分散性、流动性的出租车行业由行政权力强行排除个体化经营,不仅违背了行业特点,也将大大降低行业生产效率。出租车行业的绝大部分利润贡献都是由司机的劳动产生,而并不源于出租车公司。按劳分配是社会分配原则应当体现的公正。由少劳甚至不劳的出租车公司占据出租车行业的主要利润,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分配正义。

3.产生权力寻租。由于市场准入限制人为地制造了供给短缺,从而在市场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差价收入,也就是“租”。这一价值是政府公共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2]。政府认为,在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公共企业不存在自己独立的利益。然而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公共事业的自然垄断性和非竞争性导致了政府垄断和对市场竞争的压制,因而在公共产品市场上,缺乏竞争压力的企业独家经营的个体人格逐渐膨胀,往往谋求更大的领地。受利益驱动,权力寻租往往假借公益之名,谋集团、部门利益之实。权力寻租其实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所进行的资本交易和资本寻租,其本质就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

在出租车行业的规制政策下,出租车经营企业凭借市场准入政策取得了垄断地位,损害了其他各方相关主体的利益。作为利益既得者,为了保有垄断利益和谋求更大的利益,出租车企业积极谋求相关权力部门制定利己政策。由于出租车司机、消费者的极其分散性以及搭便车效应的存在,使他们很难组织起来与出租车企业进行有效的对抗,寻求规制机关对其有利的政策。而出租车企业这一利益集团目标相对一致,有较强的组织性,又具备雄厚的财力,其积极游说政府机关偏袒企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常偏袒社会中组织性良好的利益集团,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行政机关的政策往往对消费者和司机团体不利。寻租活动的结果是政府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受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 [3]。

三、中国出租车行业市场准入规制制度的完善

市场准入作为一种政策法律性的进入壁垒,其调整将直接影响市场的进入门槛,左右市场的竞争状况。所以,应当用市场准入的手段来改善市场秩序,在竞争性领域,对市场准入适当地规制,有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而中国现今的出租车行业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出租车公司模式,政府积极干预出租车市场,营造了一个脱离市场规律的“出租车市场”。

(一)在出租车经营主体资格的确定上,取消现行的准入歧视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有可能组建企业,以便通过企业内部的指令性资源配置方式取代市场的价格机制,换句话说,企业是人们试图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自发性选择。然而,企业并不能完全取代价格机制,因为企业自身也存在各种成本。经济社会中之所以存在所有权配置不同、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企业,汉斯曼认为是组建企业的人们比较市场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后的理性选择;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所有权成本时,人们选择组建企业;同理,在选择企业形态时,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所有权成本最低的模式 [4]。

出租车公司司机和个体司机的直接成本都是燃油税费、车辆维护费用等;由于出租车行业个人劳动的性质,二者的组织成本都为零;同理,企业家报酬也是司机个人的纯收入;但对于制度成本的构成,二者有着巨大差别:公司司机需要付出上交给出租车公司的车份钱和风险抵押金等 [5]。公司司机多负担的这部分费用正是由于政府规制所致,从经济上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率。对于出租车行业而言,每一辆出租车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经营单位,该行业运营的独立性和流动性使得出租车个体经营最能够节省所有权成本,如果能够拥有自己的车辆和经营权,司机通常不会选择为公司打工。在该行业大型公司并不比小公司或个体出租车更有优势。从各国实践看,在出租车行业,各种企业形态在现实中都存在,但是,出租车企业的所有权由司机拥有以及出租车企业小型化是非常普遍的实践 [6]。

有学者认为,经营者个体化或小型化会降低出租车企业的偿付能力,个体司机在抵御事故风险的能力上与大公司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一旦遇到事故,面对高昂的赔偿额,个体经营者即使倾家荡产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这一观点乍一听似乎有道理,然而实际上,出租车企业的偿付能力主要依赖于强制性的责任保险,而不是企业的组织形态。

对于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政府一直局限于对公司的管理,而没有把管理的重点放在制定行业发展政策、完善行业发展标准等关键性问题上。对于出租车公司,管理主体基本上把其视为是主管部门的下属企业,强迫其承担了许多政府职能。这种非市场化的管理方法,必然导致政府部门的错位,从而限制了政府规制的效力。政府的角色,不是通过政策制定的便利在出租车行业里分享垄断利润,也不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贪图管理方便。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维持出租车行业以价格竞争和服务质量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方式。在这样的竞争方式下,只有服务质量好、成本低的服务提供者才能生存下来。社会也能付出更低的价格而享受到更好地出租车出行服务。

出租车行业的竞争应该包括不同经营模式之间的竞争。不论是个体经营还是公司化经营,只有经营主体才最有决定权,如何确定应当是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不应该是行政强制命令的结果。

(二)出租车行业市场准入制度应由特许经营权制度向标准制度变革

有学者认为,市场准入规制的法律工具有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发放许可证和拟定标准两大类。市场准入工具的这种基本分类,其意义在于强调,许可证的方法,包括特许,应当主要被用作贯彻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经济性目标政策的市场准入规制工具,制定实施质量技术标准的方法,则主要用于社会性目标的规制 [7]。消费者在接受出租车客运服务时,实质上就把人身、财产安全交给了经营者,所以应当对经营者的履行注意义务的能力进行严格规制。对个体经营者打开出租车行业大门,必然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入营运市场,政府要加大行业准入资格监督力度。司机应当通过面试、笔试等方式获得从业资格,不仅要求其具备最基本的身心健康、驾龄要求等从业条件,还要求具有较高的服务行业职业素质,如普通话标准,熟悉本城市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交通道路等 [8]。

参考文献:

[1]晏远春.中国城市出租汽车发展规划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王骏涛.出租车管制的经济学分析[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张金钱.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王军.出租车业的企业形态和行业治理[EB/OL].中国新闻网,2008-11-21.

[5]何贵勇,郝亚.试论对出租车行业管制[J].科技创业月刊,2008,(1):113-114.

篇12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1-0039-05

交易规制结构，又称为交易治理结构，是指企业产品交易的组织制度或组织方式。新制度经济学与网络理论分别从产品交易特性与交易成本、网络组织与竞合关系等方面，研究交易规制存在的合理形式。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是三种主要的交易规制结构。[1]

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结构选取的研究，侧重于交易制度的选取，寻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价值，实现交易效率。开展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的研究，目的在于选取合理适应联盟交易的规制组合，增强企业响应环境的有效性；确立联盟交易的价格策略，发挥大企业的领导作用；评估规制组合的应用效果，发现产品交易价值和企业市场机会。最终解决新时期大型煤炭企业所面临销售价格方面的热点、难点与关键问题，促进煤炭产业“大基地与大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从学术价值上讲，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规制理论方面的一种探索与创新，对于其他行业或企业交易规制也有借鉴作用。

一、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结构演进与问题

大型煤炭企业在营销实践中，不断理清市场交易、合同交易、战略联盟交易等的制度差异，尝试不同交易规制及其组合的选取过程，即是企业通过交易规制响应环境变革的过程。其规制结构演进先后经历了三头关系规制、市场规制、双边关系规制、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规制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三头关系规制阶段。计划经济下，交易方式采用煤矿、政府、用户三头关系交易规制结构，政府协调交易，煤矿和用户只关注生产与使用。第二阶段，市场规制阶段。市场经济初期，在“市场就是竞争，竞争就是价格战”的指导下，煤炭交易处于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状态。第三阶段，双边交易阶段。在无序竞争、过度竞争的反思中，形成了重点大户为主的双头关系规制。第四阶段，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规制阶段。采取不同类型交易规制的组合，发挥各种交易规制的优点，有效响应市场环境变化。

煤炭交易环境与产品交易特性决定了交易规制结构选取，交易规制结构又决定了交易效率。影响大型煤炭企业的煤炭交易环境的主要因素包括：竞争方式、市场领导地位、宏观经济政策等。新形势下煤炭交易主要环境特征：

第一，大型煤炭企业的市场领导地位已初步形成，区域煤炭市场呈现寡头化。区域煤炭市场的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使大型煤矿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取得了主动权。

第二，多类型企业联盟的发展，关系交易已成为煤炭交易的主体。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形成的购销联盟等是双边交易的主要特征，已经成为主要的煤炭交易规制结构。我国大型煤炭企业联盟（含长期合同）销售占其总销售量的70%以上，有的甚至达90%以上。

第三，煤炭价格策略原始，行业营销水平较低。就煤炭生产企业而言，“随行就市，类比协商”是其主要的竞争策略和价格策略，市场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为其基本的交易模式；依靠企业领导或销售人员的主观经验，对比煤炭市场行情市价，确定企业煤炭价格。

第四，煤炭市场受到经济政策价格规制，煤炭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煤炭市场仍处于市场化过渡阶段。建材、冶金等行业用煤运行市场机制，而电力行业的运行则用煤最高价格规制的市场机制。

从我国煤炭企业销售实践分析，双边交易方式必然淡化竞争，大型煤炭企业失去竞争价格信号，难以及时发现煤炭的变动交易价值。我国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市场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交易模式，导致价格策略的原始性、粗放性、被动性。难以捕拙有效的竞争信息，“随行落后，就市不得”。在市场发育不均衡情况下，难以充分挖掘客户资源的价值。“随行就市，类比协商”是“供应商只能是市场价格接受者”。它适应于小企业竞争，不适应大型煤炭企业联盟交易的竞合。

第二，随行就市的价格策略，弱化了交易的主动权。据2004年统计，平煤集团煤炭价格比全国主要市场平均价格指数低10%左右，损失了煤炭的动态交易价值。

第三，类比协商的价格策略，凸现人为因素和长官意志，社会负面因素容易干预企业销售，危害管理队伍，不利于精细营销管理。

第四，大型煤炭企业区域市场领导作用的弱化，遏制了市场竞争导向对于区域煤炭资源配置作用。

二、大型煤炭企业交易模式的构建

基于煤炭交易环境的分析和存在问题的研究，为了合理确定价格，客观反映供求，科学引领市场，积极掌控交易，提高煤炭配置效率，维护煤炭生产企业、煤炭用户的长远利益，必须开展交易方式组合的研究与制度创新，构建新的大型煤炭企业交易模式。

1-基本思路

吸收消化国内外交易治理结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大型煤炭企业交易特性，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型煤炭企业煤炭市场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机制，以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规制组合模式为对象，研究竞标交易价格发现的机制、双边交易价格的传导机制等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选取有效的规制组合（竞标交易+双边交易）有效响应交易环境――确立企业在区域市场优势地位和领导作用目标――环境识别与竞价策略确定――竞标机制实现交易价格发现――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价格传导实现交易价值。主要思路如图1所示。

2-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结构的选择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范式，交易维度（特性）与交易规制关系决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决定交易规制选取。企业选取不同的交易方式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当供求环境变化，一种交易方式下的交易价格或交易不确定变化，就意味着选取另一种交易方式机会成本（交易成本）的变化，企业面对交易成本变化，重新选取交易方式。煤炭市场交易频率表现为一定时间内交易数量，交易数量越大其交易频率越高。[2]基于此，选取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的交易方式作为大型煤炭企业的有效交易规制结构。即，交易频度高、交易依赖性强的客户（80%―90%的市场份额）组建企业战略联盟，采取合作的双边交易规制；交易频度低、交易依赖性弱的散户（10%―20%的市场份额）组建竞标交易市场，采取竞争的招投标交易规制。

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形成了具有大企业特色交易规制模式，该交易方式组合的主要优点：小户竞标交易价格定位准确，保持价格的严肃性，形成竞争价格导向；大户双边交易，收益获得稳定，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实现价格传导，形成稳定收益的主体；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符合企业的市场领导地位，竞标定价通过价格标杆对比为双边交易展示了可量化的合作诚意，拓展战略联盟的合作空间。

3-竞标交易价格机制

企业竞标交易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信息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与显示原理。竞标交易的目的：以“发现市场价格”为主，辅助资源配置。大型煤炭企业对交易频度低、交易依赖性弱的散户（10%―20%的市场份额）组建竞标交易市场，竞标交易市场表现为竞争与垄断二重性：一方面，竞标市场是一个买方（散户）竞争性市场；另一方面，竞标市场是一个卖方（大型煤炭企业）垄断市场。由于企业建立煤炭市场竞标机制的目的在于：投标人选取接受机制（参与投标），在投标过程中投标人报告自己的真实类型（商品真实价格的估计），企业在稳定的投放量下，可以发现市场价格变动。竞标交易需求变动曲线必然表现水平曲线（当均衡大于一定量时）与倾斜曲线的组合（如图2所示）。

注：横轴Q表示竞标市场煤炭投放量，纵轴P表示竞标交易价格。

当竞标交易价格处于需求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区段时，企业没有操纵价格，竞标交易价格能够客观反映各区域竞争性市场的供求变动。竞标交易规制是一种交易方式，起到资源配置作用；它又是企业遥测各区域市场供求变动的指示器，起到价格导航作用。

当竞标交易价格处于需求变动趋势线的倾斜区段时，企业是交易价格操纵者，交易价格是企业垄断供给的结果。竞标交易价格不能客观反映竞争性市场的供求变动。竞标交易规制只是一种交易方式，起到资源配置作用，不能起到价格导航作用。

4-双边交易规制价格机制

双边交易规制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具有市场竞争、联盟成员间利益共享、盟员利益自保的机制。在企业联盟利益自保机制尚不健全，联盟成员间利益共享机制处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双边交易的价格机制可以概括为“合同约束定基础，市场竞争调价量”。交易双方根据企业需求、供给能力以及未来市场预期，签订一个长期供销合同，只是粗略规定双方交易煤炭的数量、价格、货款、品质和交付时间与方式等事项，但是双方对于煤炭交易的数量、价格给未来留有一定的协商余地。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若双方无疑义则合同自动执行；随着市场变化，若任一方提出对交易价格、数量变更，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将按照新条款执行。双边交易的价格机制是一种跟踪短期市场价格的协商谈判机制。双边交易定价P双t，是对应区域上期市场价格（或竞标交易价格）P竞t-1、上期双边交易价格P双t-1等为自变量的价格函数。解析表达式：

其中：P双t――第t交易期双边交易定价；P双t-1――第t-1交易期双边交易价格；P竞t-1――第t-1交易期市场竞标交易价格。

它反映双边交易价格机制受竞标交易和协商机制的共同影响关系。另外，考虑到双边交易受到政府管制政策、区域竞争成本、煤炭品种等因素影响，需要对双边交易进行区域划分，对双边交易的行业市场（电力煤、建材煤和精煤）划分，电力煤双边交易可以细化到用户。区分地域、用户行业、煤炭品种等变量，分别建立双边交易相应的价格函数，用来描述交易价格机制。

5-不同交易规制价格弹性

两种交易规制之间价格是互相响应的，为研究两种交易规制之间价格互相响应程度，以及测算不同市场环境下双边交易规制结构因素、市场波动因素对于双边交易价格贡献率，需借助弹性理论的“弹性”概念和计算方法，研究不同规制价格的弹性问题。所谓弹性实质就是一个因变量对自变量的敏感度或响应度。其简单表述为：自变量变化1%，所引起的因变量变化百分比。经济学的价格与需求量、要素与产量、成本与收益等函数分析中，应用弹性理论计算分析相关的自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响应关系。[3]基于弹性理论的思路，本文提出“双边交易规制价格的竞标价格弹性”概念，简称“双边交易的竞标价格弹性”。

双边交易的竞标价格弹性，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市场，竞标价格（市场规制价格）变动1%，所引起该区域双边交易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从而可以计算不同价格周期，随着竞标价格变动，引起的双边交易价格变动弹性值。弹性值的大小，反映双边交易价格对于竞标价格变化的响应程度。弹性值愈大，双边交易价格对于竞标交易变化的响应程度愈大；反之，弹性值愈小，双边交易价格对于竞标交易价格的响应程度愈小。

若以弹性值E竞pt、竞标价格P竞t、双边交易规制的价格P双t为前提，可计算竞标价格拉动的双边交易规制的价格量ΔP双竞t和ΔP双谈t。ΔP双谈t为谈判因素引起的双边价格变动量。ΔP双t=ΔP双竞t+ΔP双谈t，并求出竞标对价格变动的贡献率等于ΔP双竞t/ΔP双t，谈判对价格变动的贡献率等于ΔP双谈t/ΔP双t。

三、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的互动机制

为了实现两种交易规制的有机组合，必须研究两种交易规制互动机制，从而实现竞标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和双边交易的价格传导机制。

1-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实质

在煤炭交易过程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并非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两种交易方式，由于竞标交易对环境变化响应相对敏感，价格由竞标交易向双边交易传导，交易量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分流过程。这种价格由竞标交易向双边交易传导的过程，交易量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分流过程，称为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实质，就是企业在交易规制选取范式下，实现交易规制选取的动态化和数量化过程；就是煤炭市场在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分离情况下，实现两种交易价格的均衡过程。

2-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机制

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机制包括市场自发协调实现价格均衡机制、类比定价协调实现价格均衡机制。

（1）市场自发协调实现价格均衡

在交易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的，市场自发实现价格传导和交易量分流机制。竞标交易价格上升时（竞标市场处于暂时不均衡状态），卖方将增加竞标供给，同时相应减少双边交易的供给，实现供给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的分流；当竞标交易价格下降时，买方将增加竞标交易的需求，同时减少双边交易的需求，实现需求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的分流。随着需求与供给的变动，两种交易方式的均衡价格重新回到均衡状态。

当竞标交易规制的需求增加（D竞1右移至D竞2）时，竞标交易价格由P竞1上升至P竞2，若双边交易价格P双1保持不变，两种交易方式的价格均衡被打破；价格不均衡，供应商愿意增加竞标交易的供给（S竞1右移至S竞2），减少双边交易的供给（S双1左移至S双2），竞标交易价格由P竞2下降至P竞3，双边交易价格由P双1上升至P双2，竞标交易价格P竞3与双边交易价格P双2重新呈现的均衡如图3所示。

（2）类比定价协调实现价格均衡

在交易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协议的，类比竞标交易协商双边交易价格，实现两种规制的交易价格均衡。在现实世界中，交易双方在对市场供求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市场协调导致交易的波动，保持交易的稳定性，双方类比竞标交易价格，谈判协商确定双边交易价格，使竞标交易价格与双边交易价格重新达到均衡。在类比定价协调实现价格均衡过程中，交易双方短期内往往采取减少需求量或供给量的交易策略，延缓或加快均衡。比如，当竞标交易价格上升时，卖方提出双边交易价格上涨，买卖双方类比竞标交易价格，谈判协商新的双边交易价格。双边交易价格确定后，买方一般短期内采取减少需求量策略，而后又增加到正常的需求状态。此外，在电力煤炭受到经济政策最高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竞标交易价格与电力煤双边交易价格不能实现价格均衡，双边交易电力煤呈现供不应求的市场短缺状态。图4显示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模式。

四、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价格互动策略

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价格互动策略，就是煤炭企业根据各区域市场的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需求变动特点，通过竞标交易机制的调整影响竞标交易价格，通过竞标交易价格传导和类比谈判协商及时调整双边交易价格，实现企业响应市场变化、掌控竞合交易的销售策略。一般可供选择的营销策略有三种：

一是竞标交易拉动双边交易策略――价格进攻型策略。在煤炭市场供给紧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应用竞标交易对市场变动响应快的优势、竞标交易价格上升快的特点，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或双边交易类比谈判协商机制实现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拉动双边交易价格上升的销售策略。这种策略是通过竞标机制加快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实现高价销售的价格进攻型短期策略。

二是竞标交易支撑双边交易策略――价格防御型策略。在煤炭市场供给过剩、价格下滑的情况下，企业应用竞标交易垄断供给的特点，维持高水平的竞标交易价格，通过双边交易类比谈判协商机制实现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支撑双边交易价格下滑的销售策略。这种策略是通过竞标机制延缓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实现高价销售的价格防御型短期策略。

三是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并重策略――价格回归型策略。在企业长期销售工作中，重视竞标交易的价格发现功能，形成竞争价格导向，重视双边交易的份额稳定功能，形成合作关系主体。这种策略是通过竞标机制发现市场价格，掌控市场交易，提高竞标信誉，扩大双边合作的价格回归型长期策略。

价格进攻型、价格防御型、价格回归型三种销售策略，是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机制在不同市场供求特点下的具体应用。价格进攻型与价格防御型策略分别适应于市场价格处于上升、下降的特殊情况，是企业短期内使用的权宜之计。若长期应用价格进攻型、价格防御型策略，必然造成竞标交易制造企业价格，企业价格逐步游离出竞争性市场之外，导致竞标交易有价无市，双边交易掩耳盗铃，企业无法通过竞标交易窥视市场变化。价格回归型适应于市场处于稳定或小幅波动的情形，是企业长期坚持的策略，实现引领市场价格。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2］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