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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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1.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

（四）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保自澄强调的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陈智为指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表现。二、档案来源的社会性。社区档案、家庭与个人档案．以及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三、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的提供利用与开放，档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档案面向社会的窗口—档案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五、档案事业的公共关系。六、档案工作与社会意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七、档案社会舆论。八、档案立法。九、国际档案社会。”陈智为强调的是档案学与社会学的交界处。笔者更加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社会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文字、和国家之后而必然出现的社会产物。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也无论是通用文书档案，还是专业档案（包括科技档案）的出现也都是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后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我们可从上述言论中得出，档案的来源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档案的形成。总体上说，研究档案来源的社会性，除了要了解社会这个宏观因素外，还要研究立档单位、档案员等微观因素的社会属性。二是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人类保存和利用档案正说明档案具备特有的社会作用和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密不可分。档案越齐全完整，就越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也就越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还与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编研能力以及对档案宣传的能力直接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编研能力越强，就越能拓宽档案工作的服务渠道。三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档案的社会功能来看,档案能够折射出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诸多现象。档案工作不仅能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服务，还能够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保存档案，留下史料。研究档案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也是研究档案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四是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研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别从两个层面去研究。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档案工作者队伍整体的社会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达程度中，去研究档案工作者的构成、层次及影响力。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别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当代，一批优秀的档案工作者涌现出来。如：军旅档案人刘义权“、最美”基层档案人周珍、优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刘珍娥等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扩大了档案工作的影响力。通过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析出档案工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1.3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档案学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档案学借鉴的是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传统的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外，还应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研究档案社会学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一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定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10]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又侧重于事物的含义和特征。二是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的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此种方法对于研究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可以从利用者、社会人士的角度去了解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利用问卷、访问的方式直接地了解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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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的广延性

教学内容的广延性主要强调教学内容中课堂知识的丰富性和课外知识的延伸性。课堂教学内容应尽可能丰富多彩，剔除陈旧和单调，能够反映最新的学科动向，凸显学科的时代性。教学内容的广延性还体现在教师应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强调课堂知识向课外知识延伸。社会学知识体系庞大，单单通过课堂内容的讲述不能穷尽，因此教学内容还必须借助课外学习进行拓展，借助课外知识进行补充。要积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如网络、电视等来获得与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延伸知识，培养学生带着问题去寻找资料、处理资料、整合资料的能力，激发学生自我更新知识和自我解决难题的潜能。首先，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和发展性特点要求教材体系具有一定的广延性。教师在为学生选择和推荐教材、参考书时，不能仅停留在基本教材上，还要拓宽视野，广泛涉猎，寻找对主要教材起诠释、补充、拓展作用的系列书籍。这种具有广延性的教材体系能够拓宽教学空间，丰富教学内容，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潜能。其次，从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来看，社会学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使自己的研究议题紧跟时代的步伐，因此，社会学的教学实践应贴近生活、反映社会。这就要求教师能对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对变化的事物和社会现象保持高度的觉察性和反思性，不但借鉴社会学理论中已有的成果去解释新现象、新问题，而且要从这些新问题和新现象中提炼新概念、新名词、新观点，以丰富社会学既有的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以研究促教学和以教学来引发科研的目的。可以选取当今社会的离婚率跟过去相比呈现增高趋势的社会事实，激发学生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兴趣，然后启发学生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引入课堂讨论，在对社会事实的讨论中归纳出当今社会家庭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并与社会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进行结合。

三、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是指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把传统的教学手段与现代化的教学技术结合起来，把平面化的教学方式与形象化的教学手段联系起来，把单一的教学方式与多元化的教学技巧相结合，既不放弃课本和黑板等教学工具，又重视形象化、立体化的多媒体教学技术，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一)适当运用启发式教学法

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客观的方法。因此，社会学教学首先是一种方法论教学。教师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灵活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解释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拥有独立思考、善于总结和深入钻研的能力。而启发式教学往往能在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启发式教学的特点，在讲述主要内容前一般要设计相关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如:在讲授“群体与组织”这一章内容时，设计的相关问题有&如果你像鲁滨逊一样一个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人组成群体或组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等。通过设置一些由浅入深的问题，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社会学群体理论的兴趣。

(二)合理采用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是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模拟真实的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情绪和心理活动来体会、感知、理解文本知识的内涵。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难以摆脱科学的抽象性特征。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这门科学，并学会用这种科学的武器来解释社会现象，使这些知识真正内化成学生的知识，就必须充分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丰富学生的切身体验。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恰当运用体验式教学法，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自己期望的角色，以此让学生体会不同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承担的义务，真正领悟&角色’的概念。

(三)充分利用生动的案例教学法

社会学是一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都能成为很好的教学案例。为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常常选取一些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重点、热点和焦点问题作为课堂讨论的案例，如留守儿童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环境问题等。通过参与案例讨论和分析，学生既能体会到参与的乐趣，也能获得所需的社会经验，因而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教学效果较理想。组织案例讨论时，一般在讨论前一两天通过电子邮件把案例材料发给学生，学生收到材料后先自己去理解和分析;课堂讨论时，一般以小组为单位对案例进行充分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汇总，然后选出代表在课堂陈述;学生讨论结束后，教师进行归纳和提升。案例教学既能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又能提高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四)灵活采用角色互换式教学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教、学生听成为常态，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师道尊严”成为不变的规则。随着课堂教学理念的转变，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得以逐渐建立，这为课堂角色互换式教学提供了条件。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恰当选出一些章节或主题，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经过教师指导，在课堂上讲述出来。经过精心准备，学生一般都能把内容讲得生动有趣，把&课’上好。这种教学方法既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把握学习内容，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利于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四、教学时空的跨越性

教学时空的跨越性主要体现在教学的时空不局限于室内或课堂，还可以跨越到室外和课堂外。也就是说，要在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连接起来。课堂上学生主要还是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而在课堂外的广阔社会时空中，学生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亲近社会，了解社会，热爱社会，感恩社会，消除象牙塔中的理想化心态和自傲心理。社会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这就意味着社会学学习和研究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学生的实地调查有利于其深入理解和掌握社会学理论。如:讲授“老年社会保障”主题时，带领学生到农村社区了解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情况、精神状态和社会保障情况，学生在对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感性认识后，更能理解老年人保障研究的重要性，利于激发他们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热情，强化其为老人服务的意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五、教学效果评价的灵活性

教学效果评价的灵活性指对教学效果的评价要充分考虑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的评价手段。具体来说，课堂教学评价的重点应放在教学的具体操作过程上，少做结论式的评价;尽量以指标形式来衡量教学效果，减少主观臆断式的评价;注重对知识运用的技能技巧的评价，减少纯粹机械记忆评价的比重。在具体操作中，改变过去纯粹考查知识点的评价方法，强调口试、论文，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实际知识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让学生充分参与本专业教师的课题研究，锻炼他们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在课程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充分发挥自主性，自己选题，自主调研，教师只进行指导和把关，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这种灵活性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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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

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

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

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

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

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

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

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

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8]

三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

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

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

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

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

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

四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

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

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浦根祥：《科学知识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之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anditsSocialImagery,Routledge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学社会学研究综述》，载《社科信息》No,1.1996。

[4]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哲学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3.1992。

[5]浦根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会趋同吗？》，载《江苏社会科学》No,5.1994。

[6]S.Full,M.D.Mey&T.Shim,TheCognitiveTurn.KluwerAcademicPublishes,1989,pp.211-23.

[7]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5.1993.

[8]S.Mulkay,TheScientificResearchCommunity.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agePublication,1977,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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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压力过大，学生因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用于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被无形挤占，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生活自理能力缺失，对日常生活不能很好地安排和规划，客观上需要有人对其学习、生活进行照顾。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各方面机能发育还不成熟，自律意识、学习意识较差，在抵御不良诱惑、处理与其他同学的关系上能力相对不足，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父母在校住宿的小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督，很容易因为外界的诱惑或交友不善而误入歧途，耽误学业、影响健康成长，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家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陪读。

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陪读现象的发展。很多中小学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以成绩论输赢，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应试现象层出不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教师课堂教学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生作业多、练习多，休息时间少、娱乐时间少，很多学生不堪重负，精神压力过大，家长看到这种现象深感无奈，为了帮助孩子很好地面对现实，缓解学习压力，只好走上陪读的道路。

4.从社会方面看

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是陪读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每年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毕业学校，只有在中小学打好基础、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将来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学校，因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会选择陪读。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性格各方面发育还不成熟，自制能力不强，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时，缺乏判断识别，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现象所迷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长选择陪读，既可以监督孩子的日常学习，又可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二、陪读的利弊审视陪读

作为我国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和产物，牵涉家庭、人员众多，影响面积广、范围大，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陪读现象，既要看到陪读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入思考陪读的不利影响，才能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提供有益借鉴。

1.积极意义

（1）陪读为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今中小学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部分孩子因天赋、性格、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感学习吃力，久而久之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而产生逃学、旷课等现象，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长选择陪读，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课后指导和帮助，对课上学习情况进行及时回顾总结，及时帮助孩子消除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疑惑，巩固学习效果，而且课余时间多陪同孩子，可以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及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和嗜好，从而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另外，家长陪读，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和生活规律，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成长。

（2）陪读有利于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和交流

陪读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和孩子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家长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进步中。通过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书，可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消除代沟，更好地取得孩子的信任，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全方位了解孩子的性格、认知、爱好、兴趣，深入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克服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鼓励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通过陪读，家长也可以在指导孩子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人生的体悟，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共同进步。

2.消极影响

陪读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的弊端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陪读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陪读包含着家长对孩子的一种亲情。从道德伦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真挚无私的爱。但陪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偏袒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孩子处在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的安逸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对父母、对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这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十分不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会勇敢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甚至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利于形成吃苦耐劳、独立思考、遇事果敢的良好人格，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

（2）陪读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中小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独立生活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能力，是在后天的培养锻炼中形成的，而陪读会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一切都加以包办，孩子的依赖心理、等靠心理严重，缺少自己动手、动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将来即使走向社会，由于缺少困难挫折的考验历练，缺少逆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独立性的养成上严重缺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

（3）陪读对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更好地适应社会、拓展发展空间、把握人生机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小学生学习之余，开拓自己交往空间，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十分重要。而陪读会对中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陪读环境下，孩子学习之余的交往空间缩小，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与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同时，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刻意把孩子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孤僻怪异，不愿、不会甚至不敢与其他同学相处和交流，在集体生活、大局观念、团队意识、适应环境等方面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将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4）陪读对孩子良好心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逐步增强。在陪读中，如果家长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以致超出孩子的能力承受范围，甚至不惜牺牲现有事业坚持陪读，无形之中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下去，就会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或者达不到家长的目标要求，孩子就会觉得对不住父母付出的心血而深感愧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内心焦躁，影响到学习和身心健康。据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每年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患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已成逐年增加的趋势。如何缓解孩子压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已成为教育学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5）陪读对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学习品格是学生获取新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孩子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塑造。陪读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形成，陪读过程中，孩子一旦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开动脑筋认真思考，积极求索，而是走捷径，去求助身边的家长。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在学习上产生依赖心理，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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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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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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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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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研究意义

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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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规划学科需求的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 

3.城市化、公共政策与城市认同——市民创造城市:城市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探索

4.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

5.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6.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

7.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理论述评

8.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9.试论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10.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兼议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浅谈城市规划层面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12.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1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社会学  

14.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 

15.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16.城市社会学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和思考 

17.恩格斯早期城市社会学思想及其当代回响 

18.城市社会学的产生与理论发展 

19.农民工居住形态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20.城市文化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 

21.群体性“冷漠行为”的社会结构成因分析:一种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22.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23.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24.社区、空间与城市社会学——再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5.城市人的社会特性——源自城市社会学的理解和认识

26.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27.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28.反思性延续:认知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流派

29.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0.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以《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为例

31.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32.城市社会学视阈下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 

3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34.试析人类生态学范式与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不同 

35.论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

36.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37.在社会学和城市学双重视野中发展城市社会学——兼论在新的城市社会学框架中的城市社会发展与预测研究

38.新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39.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

40.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41.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42.日本城市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43.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44.城市社会学实践教学环节的创新性探讨

45.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以闽侯县南屿镇为例

46.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47.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会学浅析

48.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49.当代大学《城市社会学》课程组织与教学改革探讨

50.城市商业步行街区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51.城市社会学主导下的旧城更新之路

52.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早期发展

53.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原理》简介

54.有关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探究

55.城市社会学的领域及理论流派

56.社会学渗透下的城市规划泛论——兼论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规划

57.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的社会学分析

58.基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探析

59.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一) 

60.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我国城市传统古建筑现状——以南昌老城区传统古建筑为例 

61.对照教学法进行城市社会学教学的模式研究

62."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63.教育与城市互动关系新探——《教育与城市空间生产——基于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拓展》评析

64.城市社会学带有倾向性的理论问题——介绍《城市社会学》一书

65.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

66.新城市社会学

67.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 

68.集体消费理论对城市社会学经验的再认识

69.新的城市社会学 

70.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71.城市空间社会学:溯源与拓展

72.新城市社会学下我国当代艺术社区的逻辑探寻

73.城市社会学

74.北京学——从城市文化生态学到城市社会学

75.社会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76.足智多谋的城市:梦想与忧思——国际城市社会学与区域发展协会2013年学术会议纪要

77.解读《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

78.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79.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80.近年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概述

8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概况 

82.必须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83.要重视社会学在城市建设上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读后感

84.城市的形式与内涵——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课程教学研究 

85.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86.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内外城市空间研究述评

87.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88.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

89.阅读城市的社会学视角——评《巴黎社会学》

90.评《城市社会学》 

91.芝加哥城市社会学与实证研究的发展

92.当代日本城市社会学探析

93.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94.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大会综述

95.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96.唐长安文明成就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97.研究城市社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介绍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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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折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社会”和希腊文的“言论”“学说”的结合。

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会学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实证社会学说。但是由于社会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大家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对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1]这是从行为角度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规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显然,他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他是一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指出:“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3]即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家还是近代社会学家以致现当代的社会学界对于此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还是可以窥见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的。

二、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各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的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这也是严复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义。与心理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心理过程,而关注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不单纯关注国家和政体,而是把两者都当做人类的组织活动,关注组织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与经济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的经济现象,譬如价格、竞争、垄断,但却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类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义,而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可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些不同都体现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象之中。

三、从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窥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古典始终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过社会传播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功的建构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自己以及社会的问题意识、基本框架,如野蛮与文明、秩序与进步、身体与灵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挣脱的思维模式。所以虽时过境迁,可古典的生命总是历久弥新,向古典的回归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4]。

研读经典时期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们澄清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埃米尔·迪尔凯姆那里学到社会事实的经典命题,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学到社会行为以及理想类型的经典命题,从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学到社会学被形式化的经典命题。从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1)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5]。迪尔凯姆把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笛尔凯姆看来,正是这些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因此,笛尔凯姆把这些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写道:“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6]这就是说,社会事实是这样的一种独立存在,尽管它们常常分布在个体身上或采取个体的形式,但绝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对笛尔凯姆来说,一种思想和一种行为,如果仅仅发生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会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过程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时才获得社会事实的性质。这一点和前面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到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们都道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笛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即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仅仅由有限的一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的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属于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解剖结构”。对这类社会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特有门类:社会形态学。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尔凯姆把他们统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维持或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意识构成了社会的“生理结构”。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又一个门类:社会生理学。

将社会事实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后,社会学的特定解释层次、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学科性质也就随之确定了。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论体系,也不同于那种在个体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释。笛尔凯姆找到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从而使社会学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独立学科。

(2)马克斯·韦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7]。马克斯·韦伯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传统主要代表。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他提出:“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8]由此可见,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视为社会学的重要方法。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行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某个或若干个行动者将其主观意义与其行动联系起来,不论这种行动表现为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行为,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放弃或是对某件事情的忍受。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行动。理解不可能在没有作为被理解对象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下而独立存在。

关于社会行动,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应该称作这样一种,即行动者以他主观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按照韦伯的理解,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总之,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们社会行动,因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落到了社会行动上。

(3)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过程——社会互动[8]。格奥尔格·齐美尔理解的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化”的过程和形式。这种社会学思想受康德哲学先验范畴认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社会中剥离了具体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用形式规约繁杂的社会内容。齐美尔仿照康德的提问“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会如何可能?”他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互动关系。齐美尔分别分析了基本的、体制化的乃至游戏的互动形式,如上级下级的秩序、竞争、秘密和秘密社会、穷人、(书信)交往、群体的量和规模与个体的关系等。正在于此,齐美尔成了“形式社会学”以及后来“社会冲突论”的奠基之父。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社会学要阐明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即个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体,同时个人被群体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学要研究各种社会交往的形式。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9]因此,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象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它的核心命题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许多的关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类[9]:

1.侧重以社会为对象

这一观点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2.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它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生活方式。

对二者进行一定的综合应该是必然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社会有机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所结成的现实的社会,以及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

总之,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些社会事实、社会行动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学意义。我们学习社会学,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分析我们周围的社会,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社会交往的形式,它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一门学科。

参考文献:

[1][8][15][1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6.

[3][1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

[4][22]肖瑛,曾炜.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和超越的寻求[J].社会,2007(2).

[5][7][9][19]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1,105,84.

[6][14][法]E.笛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

[10][17][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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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兼职的态度与行事方式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每个大学生在入学前的准备及学费由国家全额负担，生活费用也由国家承担部分。毕业后，完全由国家分配工作，在学校期间完全不存在兼职现象。但时代改变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开发其综合能力、训练各项技能。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这已成为大学生主流的选择。这就像是在公司中的跳槽一样普遍常见。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仅要看到学生在学习期间有兼职工作的消极影响，还要看到在其成功过程中那些兼职工作的积极影响。如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足够好，适应社会的变化，成功地立足于市场经济，这才是教育机构、社会单位、家庭真正关心的东西。配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理念进行指导。面对这样的环境，如何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大学生日常行为，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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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国有企业也在顺应社会与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从企业的产权制度、领导机制、经营制度到劳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变革。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把每个工人的利益深深地卷入其中，同时给企业自身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国内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阶层研究的部分文献基础上，用社会学的视野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工人阶层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一、国有企业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及内部阶层的分化

从50年代到70年代，国有企业的工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声望以及政治待遇、经济收入和身份高于其他阶层。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工人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外部冲击以及企业内部改制的双重压力下，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优越感已消失，代之以经济上陷入“相对贫困”、精神上面临来自外界与自我的双重轻视，并且还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失业威胁。冯同庆把这种地位的下降具体表述为劳动权益的失落、资本利益的失落和政治权利的削弱，认为导致这种阶层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建立起的新的阶层结构与公有制深层制度化结构没有有机的结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李亚雄则认为“权利与市场混合机制”是塑造了工人阶层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结构化因素。周长城1997年在对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时，先将职工按照劳动方式的不同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三个层次，并研究发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处在转型期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在下降，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同时，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不同层次的工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心理、行为取向等方面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国有企业工人的心理研究

国有企业工人的心理研究包括心态、满意度、社会心理承受力和阶层意识等方面。企业改革关乎每个工人自身的利益，其对工人阶层心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郭星华根据2000年一项对北京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国企职工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安全与稳定是他们十分重要的社会需要；同时，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存在着失落与失衡的心态。毕素华认为国企职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但其适应性还不强。他们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滑坡、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着较大甚至强烈的不满。这些都需要建立起良好的表达机制，以防止不满情绪的膨胀和社会的不稳定。阶层意识体现的是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赵炜从对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的分析来看，职工的阶层意识和职工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基本上一致，但相对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罗忠勇在提出工人的阶层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发现：工人有明确的阶层认知，大多数工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在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和下层，工人对本阶层的利益有明确的认同，但工人的阶层利益维护意识淡薄。这反映出当前国企工人普遍对自身地位评价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

三、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入手。宏观方面主要包括通过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来寻找导致失业下岗的原因以及政府治理失业问题的政策选择研究。

微观方面包括：第一，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选择的因素，其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甚至是政治资本在再就业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98年，风笑天在对武汉市四家“下岗”情况较为严重的企业职工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对职工能否再就业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戚和朋友的社会地位，而和自己具有同质性的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的规模等因素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再就业信息和机会的获取以及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个人的职称或技术级别，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对于再就业也有显著作用。然而在2002年，赵延东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受到制度背景的制约，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下岗职工来说，社会资本带来的却是“负面效应”。与社会资本形成对照的是，人力资本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完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显著。可是，李培林基于一项调查发现，与一般的常规推论相反，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大转折时期，会发生劳动力市场“知识技能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断裂。谢桂华则把人力资本的作用更细致的描述为：教育程度高的工人更有可能再就业，工人下岗前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无助于他们再就业。政治资本对再就业的概率没有影响，无论是党员还是前干部在再就业方面都没有优势。在我看来，“人力资本的失灵”更是把职工培训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摆在了企业和社会的面前。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一定适应企业发展的知识素养和工作技能是不行的。这就需要企业和社会能够给工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场所。

第二，失业下岗职工的转型适应心理。很多学者在研究失业下岗职工时都提到他们的“等、靠、要”思想，并将之归因于“单位习性”。单位习性即是在国有企业中形成的感受、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语言使用、社会交往等固有的社会习惯，它包括相对固定且封闭的生活交际圈、规律性的休假制度、丰厚而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社会保障及身份上的优越感等等。而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原单位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失业者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失业者再就业路径的选择。刘爱玉认为差异性资源赋予工人不同的市场能力，越是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市场的适应和对集体行动的回避。越是拥有市场排斥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企业的依赖，一旦企业依赖难以为继，若缺失预防性正式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则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大。

四、国企工人的行动回应

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引起了大规模的减员，这类群体必然会对正在生长形成中的新体制和结构产生行动回应。李静君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一些国有企业的调查，认为“集体无行动”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政治形式，这种集体无行动表现为：冷漠、不合作、公共责任的侵蚀、积极性缺乏、缺工、工作场所的无效率。她认为社会主义工作生活的经历影响了工人对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回应与解释。然而，1995年之后，国企进一步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工人行动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行动已经成为工人表达其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这种集体行动是有限的。冯同庆认为，工人是具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中国的企业改革使工人以“主人翁”形式体现的特殊利益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这虽然是工人始料未及的，但以往的“主人翁”地位升华出的自尊并不会同步失去。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工人地位越是下降，反而越强化了自尊。工人的社会行动具有明显的以实现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自尊和自信特征，他们的行为选择在不满与容忍中更倾向于后者。工人总体上希冀的是有基本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刘爱玉依据大量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发现，工人在因制度变革而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工人的行动回应方式主要是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集体无行动不是企业政治的主要形式，这种选择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的稳定，使得改革得以继续推行。而佟新在研究工人的集体行动时更注重的是行动的文化基础。她认为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所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五、国企工人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结构状况的变化。90年代以来，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与农民的流动相比，更多的是表现为体制的变动和收入的变化。体制的变动，是指工人从“体制内”单位即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单位向“体制外”单位即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流动。收入的分化，是指工人阶层或群体中的一小部分通过岗位竞争或重新择业等途径进入社会的较高收入层，而有些工人会随着经济分配结构的转变进入社会低收入层甚至是贫困层。这种分化又称为结构性社会流动。影响工人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包括体能和智能型资源、整合性资源和勤力性资源；二是社会资源，包括先赋性社会资源和后致性社会资源。郑路则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体现出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从业人员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趋势呈上升性态势，且教育因素发生了从阻碍转换到促进转换的变化；单位级别的意义减弱，而单位类型的制约日益明显；政治资本中党员身份的阻碍作用依然明显，家庭出身和干部身份的作用日渐消失。

国企改革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从以上综述看，学者们对于国企工人的地位变迁、内部分化、行动回应和社会流动的关注是颇多的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更是成为了国企工人社会学研究的焦点。这也是符合社会学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学科宗旨的要求。但是，对于国企工人在改革后社会身份的重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人阶层的整体分化研究较为欠缺，工人的阶层意识研究还应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此外，随着市场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工人的研究角度应该是历时态的，这就需要学者们对这个阶层投以不断的关注，并为解决他们切实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冯同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关系的变化与工人阶层的地位[J]．工会理论与实践，1997，（3）．

[2]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J]．江汉论坛，2002，(12)．

[3]周长城．国有企业中职工的社会地位与层化[J]．社会科学研究，1999，(2)．

[4]郭星华．北京国企职工心态调查[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5)．

[5]毕素华．转型期国企职工社会心理承受力探析[J]．中州学刊，2002，(6)．

[6]赵炜．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研究-对一家国有企业阶层关系的调查与分析[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2，(5)．

[7]罗忠勇．转型期工人的阶层意识[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3)．

[8]风笑天，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其再就业机会获得的关系[J]．理论月刊，1998，(8)．

[9]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J]．社会学研究，2002，(4)．

[10]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11]谢桂华．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J]．社会学研究，2006，(1)．

[12]赵定东．论大型国有企业失业人员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辽宁省的个案访谈[J]．社会，2006，（3）．

[13]刘爱玉．适应、依赖与社会结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企工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