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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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综合性较强的科目，也是高校众多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必修课。鉴于这门课程的现实性突出、理论和导向性较强，在课程的准备和讲授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笔者从近年来的教学经验出发，拟在“问题导学，互动探究”的课改模式下，坚持教师的主导性、问题的开放性、教学的情境性相结合，从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考核出发，谈谈这门课程改革的思路和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厚今薄古，突出学科的前沿性和时效性。当今时代，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这对于教材的更新换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对于内容相对稳定的教材来说，往往更偏重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对紧随时展的国际热点问题的分析相对较少。虽也尽量引入一些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但往往滞后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且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日益结合，教材“补丁式”的热点引入难以反映出整个问题的全貌。

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门前沿科学，除了要求学生切实掌握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外，还要培养学生追踪学科前沿的学术品格。因此，突出课程的现实感，厚今薄古的解析国际重大政治经济事务背后的根源、发展的趋势便极为重要。笔者拟在教材的基础上，增加对现实国际热点问题的深度追踪与分析探讨，形成以教材扎实国际理论知识与原则，以解析最新热点问题为应用和实践的模式。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其一，大致保留原有教材框架，并进行适当删减。对教材中国际关系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原理性和背景性的内容予以保留，并援引新近发生的国际现实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佐证。例如，在讲到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和诉求上，除了对二战以来日本国内外政策的演变进行系统的梳理外，还可以加入当下新闻媒体热议的热点问题加以分析，如近来关于纪念反法西斯70周年，安倍发表的首相谈话仅以间接方式提及“反省”、“道歉”，且宣称“不能让子孙继续背负谢罪使命”[1]。安倍这种语意模糊、模棱两可的“谈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了来自日本国内外的批评。用这样广泛热议的时事佐证日本战后对历史的认知态度，观察日本二战以来的东亚外交，能够更有效地引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的热情，同时，能够更准确的更有启发性的使学生理解当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其二，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及时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

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热门事件引入教学当中，并进行追踪考察，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切实掌握国际重大事件背后暗流涌动的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思潮的博弈较量，可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世界或地区热点问题作为专题解析，提高学生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如可做一节有关中日争端的专题，这个专题不仅涉及中日关系问题，还可以以更大的视角即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来分析，引导学生去深刻理解这起争端。问题的发展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的，其至少在中美日三个大国间展开，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等也有所参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实力上快速赶超日本，中日的“错肩阶段”来临，种种摩擦不一而足。同时，日本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与韩国在独岛上的领土纠纷上都遭受挫折，日本政府将目光放到了南边的，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种种“遏制”政策助长了日本的气焰，日本积极的谋求与菲律宾接近，与中国台湾缓和关系，谋求打破海峡两岸联手护卫的决心，企图逐一击破……在整个争端中，日本咄咄逼人，美国两面三刀，菲律宾上蹿下跳，中国台湾犹豫不决，中国政府坚持有力有礼有节的斗争。2012年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编队抵达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航；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包含附近相关空域；2014年，中日双方发表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发表四点原则共识。然而，这并不是中日关系一帆风顺的开始，未来的历史走向如何可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加以探讨，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种专题讲解可以以一个更大的视角而非单一的国家因素进行追踪分析，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其次，在教学手段上，注重教学过程的参与性和实效性。目前，这门课程仍旧是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掌握教材，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但存在的弊端也不可小视。其一，它影响了课堂的活跃度，课堂沉闷单调，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二，它遏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被动的听讲，不利于知识的迁移应用；其三，它培养了学生的依赖心理，抑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使教师难以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教学效果。为改变原有课程的弊端，笔者拟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引导、讨论、问答、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发学生投入和思考，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使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真正的参与其中，力图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实际教学中，笔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首先，可开放关键词导入，通过教师点拨，请学生提供与该课程内容相关的，并最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关键词。通过学生回答，教师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关注点和兴趣点，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其次，可对学生所提出的关键词予以归纳，形成简单的思维导图，让学生对接下来所学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并有助于学生较好地记忆掌握教学中相关的内容；再次，精选相关案例分析。结合精选案例，三问三探，注重提问的主导型、关联性和层次性，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合作探究，加强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最后，注重课后学生思维的迁移延伸。加强课后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通过课后作业或交流的方式，使学生对有重大影响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剖析，触类旁通，以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在教学方法上，采取“问题导学，互动探究”的教学模式。在“问题导学”的指导思想下，坚持指导性、开放性与情境性教学模式融为一体。其特点是以问题为主线，以独立与合作探究为主轴，以思维培养为主导，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提供空间。同时，注重教学提问的层次性和深入性。以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关联性问题为主线，引导学生自主探疑，合作探析，拓展探究。在“互动探究”的模式下，充分利用问答法、引导法、讨论法、情景模拟法等手段，探析当前有重大影响的相关热点问题，追踪相关热点问题出现的路径，将国际关系的原理性内容融入其中，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对当前局势发展的脉络、未来的走向进行科学的认识。例如在核武问题上，可以模拟一次国际核军备控制会议，将学生分成几组，分别代表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等国的立场进行讨论，从而对核武这一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有更清醒深刻的认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理性冷静地面对国际争端。最后在考核方式上，坚持过程考核与能力考核并重。原有考核一般采用闭卷方式，平时成绩权重不大，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发展性。笔者拟在考核中，加大学生平时成绩的权重，并通过互动沟通，注重教学反馈的即时性。课堂上，可通过教学互动、合作探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视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课后，可利用发达的网络资源，追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进展程度，并及时予以反馈。在最后的考察中，在过程与能力上下工夫。既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纪律、作业完成情况等，同时也要注意考察学生的能力，通过课堂参与、热点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综合衡量学生的全面素质与能力。总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现实性、指导性、动态性较强的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方法是多样的。笔者拟通过改革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有限的课堂，在“问题导学，互动探究”的课改模式下，坚持教师的主导性、问题的开放性、教学的情境性融为一体，厚今薄古，以期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看待国际问题的大局意识和战略思想，提高他们在变动的现实中运用的观点分析重大热点问题的能力。

作者：滕琳 单位：湖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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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课”课程教学之一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改革的时代背景而在高等学校开设的理论课程。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理论的博大精深，这些决定了这门课程本身特点的复杂性与教学方法的多元性。因此，基于对这门课程特点的认识而进行教学研究不仅仅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丰富不同学科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新型综合性的人才，这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SKIP理论是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熊江鹏老师首创并提出的教学方法，它改变了“教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将课堂当作学生发挥其主体性，构建其知识体系的载体，其根本目的是将“灌输式”的学习方式变为“吸收性”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逐渐从“要我学”走向“我要学”。SKIP理论将教学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story（故事），主要通过与相关内容有关的故事的讲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第二个方面knowledge（知识），主要是在对故事讲解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关课程内容的知识点，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第三个方面idea（思想），即通过前两个方面得出学生自己对课程内容的认识，总结出有关课程学习的一些理念。第四个方面problem（问题），是SKIP教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检验学生主动性学习的关键一步。它通过学生提问，教师回答或者学生相互提问相互回答的实践形式使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可以说，在SKIP教学法中，教师能够将相对抽象枯燥的概念与具体生动可观的案例事件结合起来，使得学生能够对课程内容有更为深入细致的理解。通过SKIP教学法学生不仅能够潜移默化地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能学习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实践常识，而这对于拓展学生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思考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

从教师的角度而言，要上好一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他所授课对象的特点，更要首先能够了解这门课程的特点。从笔者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活动的实践来看，笔者拟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践中透视着很强的理论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以不断变化的国际舞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决定了其实践性的课程特质。但是这门课程又并非仅仅着眼于国际舞台的某些特定的政治经济现象或事件，而是希望透过这些现象了解到当今国际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这门课程又是理论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很多大学生因为看不到其实践背后的理论性特质，而将这门课程与时事政策或国际形势报告相混淆，认为不用认真听课，多看些新闻，多读些报纸也能学好这门课程，没有注重运用基本原理和常识去分析和理解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问题，所以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把握这门课程的精髓。

2. 内容新颖且更新速度较快

顾名思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内容涉及二战后至今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主题，以及相应的外交、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们有的发生在20世纪中期，有的发生在20世纪末期，还有的就发生几年前甚至几个小时前。而这便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只照搬教材，罗列观点，而要结合最新发生的事件，体现出该课程中的新问题和新信息，并引导学生对这些新问题信息进行相关分析。

3. 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仅涉及世界经济、政治与外交等主要内容，也包括了地理、文化、教育、宗教、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门课程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综合性课程。它从一些经济政治现象入手，分析总结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指导实践，使得这门课程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现实性。在具体的讲授过程中，教师必须从多学科理论和多现实维度出发，既熟悉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外交学的相关内容，同时也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常识。

三

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本原理》等其他高校理论课程有所不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特点决定了该课程内容变化性相对较大，章节之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不如其他理论课程逻辑体系上的严密性，这就增加了授课的难度。加之其高校公共选修课程的性质，使得授课对象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知识结构，因此，在具体授课实践中，更需要授课教师“有教有类”地进行教育和引导。而针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综合性强、教学面宽、课时量少的课程特点，也为了能够充分实现和调动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同时，达到知识教育、理论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当前新的文化课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笔者在基于SKIP理论的基础上将课堂教学内容分为四个流程：

1. 设立专题，依据专题展开故事教学

设立专题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梳理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的主要逻辑线索，以便很好地开展和实践SKIP理论下的课堂教学。因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内容的宽泛性和复杂性，使得很多学生在初次接触这门课时都会有“一个头两个大”的感觉，因此也很难对课堂产生兴趣。所以，怎样引导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便成为授课教师的首要任务。这里，对照SKIP理论中的“S”步骤并结合教材的内容，笔者将教材化为“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当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当达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中国的外交与政策”五个大的板块，每个板块下设立两个相关专题。例如“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板块下可以设立“当代世界经济秩序与运行”和“全球化”两个相关专题；再如“当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板块下可以设立“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以及“第三世界民族思潮”两个相关专题。这样一来，就可以相对集中地以一个到两个与专题有关的故事为起点展开课堂教学，学生的兴趣点和问题意识也因此可以完全集中到相关专题上。

2. 设置问题，以问题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问题的设置以课本的知识为依托，以能够引导学生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走向趋势持续关注为目的，其内容应当建立在学生已经对课程相关内容有了一定兴趣和了解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对课程的积极主动性。这个过程对照的是SKIP教学方法中的“P”步骤，主要是考验学生对教材的接受程度。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问题的设置必须结合相关专题的讲解，必要时要让学生也提出问题，进行相互探讨。教师要根据问题的设置侧重某一个方面的分析、讲解和总结，力争使得对问题的探讨具有现实性、新颖性、可行性和具体性，避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3. 划分小组，分组对课堂问题进行总结

与分组总结对应的SKIP理论是“I”，其目的不言而喻是要让学生通过问题形成自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为了能够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对问题的理解、讨论和总结中，划分的小组中人数不宜过多，以8到10人为宜，并确定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负责组织讨论并做总结。最后每个组的总结心得要由一名代表向全班同学讲解，由全班同学对该总结进行评价，再由任课老师对相关总结和评价进行把关，对有一定创新性观点的可以进行扩展，写成相关论文向媒体或者报纸杂志推荐，使学生的思想得到充分和高效的展示。

4. 课后研究和思考

这一块是很多公共课老师，甚至大学老师都没有重视的地方。许多大学老师认为，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并不可同日而语，大学生无论是在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还是接受能力上都远远强于中学生，因此没有必要强制性地在课后布置学习任务。这就使得很多任课老师并没有真正了解学生对自己课程的学习情况。可以说，课后的研究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SKIP理论中“K”方面的一个具体实践。课堂专题设置和相关讨论得出的知识能不能被学生主动地吸收和消化，课后的相关检验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针对课堂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问题的解答是让学生真正获取并稳定知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可以说，基于SKIP理论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能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它不仅让学生充分发挥了积极主动性，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同时也实现了在师生共同探讨中，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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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可将我国现行的税种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目前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但这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本文尝试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数据为1994年―2009年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

一、数据选择与模型选取

1、数据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实际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有：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外贸依存度。

其中：

（1）国内生产总值利用支出法来计算。

（2）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计算。

其中劳动人口是指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数。

（3）资本形成率指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率。

（4）外贸依存度的计算。

2、模型的设定：

其中：Y表示实际GDP的增长率，X1表示直接税额占GDP的比重， X2表示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X表示资本形成率，X4表示劳动人口增长率，X5表示外贸依存度。由于税收具有时滞性，因而相关变量都滞后一期。X1（-1）和X2（-1）表示直接税税额和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分别滞后一期。

二、实证结果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OLS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三、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可决系数和修正可决系数值均超过了0.8，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而且F值的对应概率分别为0.004507< 0.05，可知结果是显著的。除此之外，样本容量为16，解释变量个数为5，查表可知，dL =0,734，dU =1.935,显然DW值大于dU 而小于4- dU ，故不存在自相关，可以认为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估计的结果可用于政策分析。

直接税、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和外贸依存度的T绝对值大于2，故这四个变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显著，而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值，且T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2，故对GDP的影响不显著。从结果可以看出：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一般认为直接税的收入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而使得总效应表现为随着直接税税额的增长导致了更多的产出，但这并不代表直接税种的每个税种对经济增长都有正的贡献；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有负相关的关系，这要是因为：间接税一般能够转嫁，而且通常内含在价格之中，因此会扭曲商品的价格，造成社会的无谓损失，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四、结论

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也就意味着随着直接税税额和直接税占GDP比重的提高，实际GDP增长率会逐步上升；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现行间接税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

2、资本形成率、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应该重视投资和进口这两辆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

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一般以直接税为主体，低收入国家以间接税为主体，而中等收入国家则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我国目前已经已是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我国应该建设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一直是直接税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过高。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今后我国税制改革应该是建设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5）

[2]刘海庆,高凌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04）

[3]纪志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企业经济,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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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具有重合性，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群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自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目前，主要的相关研究有：民族经济研究。强调研究不同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现实状况与特点，揭示其内在特殊规律性［1］。民族地区的贫困与人口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成就、模式、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2］。民族地区的制度创新问题：强调民族地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民族地区能否建立起既能容纳和促进社会现代化变迁、同时又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现代制度结构，决定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命运［3］。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侧重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索、变化趋势以及地区差距与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进行分析［4］。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战略及其对策进行探索［5］。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特点、发展变迁模式问题：基本研究方式是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基层社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其目前和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实地调查、实证分析与理论归纳［6］。

总体看来，这些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学术界及政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但既有研究基本沿着经济学或民族学两种视角展开。由于与民族有关的各种“非经济变量”无法纳入现成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因此，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未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群体的发展结合起来，实际是在进行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由此无法必然地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的内在联系。民族学、经济人类学研究思路，虽然注重民族因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尚未实现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辩证结合，从而亦没有对民族因素如何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

显然，仅从经济学或民族学单向视角揭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内在必然性，有其固有缺陷。

本文试图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置于政治———经济结构中进行研究，政治———经济思路的研究强调不仅要研究生产力配置的物质过程，而且要研究生产力配置的社会形式及其与政治结构的相互影响，藉此体现经济发展的本质及目的。

二、区域差距形成及扩大的内在逻辑解析

1．既有条件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确立和调整是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而转移，许多学者因此把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归结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战略重心的转移，认为战略重心转移导致各地区要素投入的差异继而引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形成与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有复杂成本———收益比较，其是由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选择。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比较决定了只有东部地区具有承载经济重心转移的产业基础与外部条件。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增长资源匮乏，发展资金严重不足，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把稀缺资源平均分散在全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鉴于区域优势与经济基础的相对比较，沿海地区首先具备了成为国家经济增长极的优先条什”［7］。一是从对外贸易和资本积累看，东南沿海地区毗邻日本、东南亚经济圈，对外贸易频繁，消费需求高、市场容量大，并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资本，以弥补国内经济资源的不足；而西部地区则相差甚远，比如，与新疆相邻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均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对外贸易层次相对较低，很难有稳定的外部资本流入，其对新疆经济的资本和技术带动能力相对较弱。二是从对内贸易和资本积累看，东南沿海地区城市集中、人口密集、市场交易的聚集效应明显。西部却二元结构突出，本区域内部城乡交易相对薄弱。从不同区域之间的市场交换看：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市场交易半径较大，交易成本高昂；并且，西部城市之间空间距离远且分散，域内贸易与合作也有天然障碍。

三是从改革的体制成本看，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这里不仅包括经济改革的机会成本，而且还包括体制变革与发展中所蕴含的“政治陷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经济与地缘关系复杂，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紧密结合，相互叠加与交织，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团结、稳定、统一等问题始终或强或弱地存在［8］，诚然，政治和社会稳定性越弱的地区，打破既有均衡的风险越大，正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自然的多重脆弱性，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东部地区沿着收益最大化路径发展，而西部地区则遵循成本最小化的路径演进。

改革开放之初，在非均衡发展思路引导下，国家把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倾向性地配置给沿海地区，形成“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态势。正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的差异化配置、不均衡分布，使我国区域差距在较短时期内迅速生成并扩大成为必然。在这种逻辑支配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东部地区获得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额约为西部地区的3倍。而且，国家在东部地区采取了与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倾斜性、试验性政策，东南沿海地区由此获取了改革开放尝试区的特别权利。比如经济改革的探索与试错权，东部地区从而争取到了较大的创新空间。东部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政治成本在辖区内进行制度创新，这使东部地区在“局部试点”中获得了改革的巨大发展收获。相反，西部民族地区在较少获得这些政治、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借鉴东部试验经验、追求稳妥则成为西部地区的自然抉择。结果，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吸引外资等改革举措往往都是在东部试验后开始操作，改革的路径依赖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的局面。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内地省区全面援助及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计划是基于从“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小康”指导原则的必然选择。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加大了对西部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政策优惠。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家先后采取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举措，国家加大了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入力度，西部投资增速超过了东部。

2001—2009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1％，比东部地区增速高5．4个百分点。2009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8．1％，远高于全国30．1％和东部地区23．0％的水平。①但结果是，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在对这种状态和趋势分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注解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基础差，导致整个地区加速经济增长的整体推进效应和关联效应相对不足，加之其生产和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的事实，从而导致即使国家对该地区投资大幅度增加，但从投资增加到投资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拉动该地区经济加速增长需要一个较长的扩张期。［9］这种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仅仅停留在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移及要素投入上，显然难以全面释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区别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制度环境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在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显然，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发达的市场制度是该假说成立的前提。倘若仅仅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移以及由此引致的要素投入变化解释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渊源，就意味着有一个事实被忽略，即：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转移与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步进行，在这里，制度变迁的效应不容忽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和中央的政策倾斜，也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

国内外既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制度设计与架构是否合理有效，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与保护亦或阻滞与破坏的作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更取决于各地方政府驾驭发展的能力。就我国的现实情形而言，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中的制度缘由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速度和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的不同。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创新进程相对缓慢，正是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并逐步拉大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具体分析可知，东南沿海地区的体制改革首先从体制外创新开始，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初，东南沿海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有条件获得优越的社会环境和和国家优惠政策的专门供给，其率先引进外资，并积极营造有利于私营经济、混合经济、乡镇企业等培育、生成、发展的氛围，这些改革具有体制外创新的特征，鲜有与既定利益格局的碰撞与冲击，随着新生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累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改革经验后，再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此时，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呈相对弱势，东部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因此获得了良好的积淀。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达到79．7％②，作为非他性产权确立的结果，非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较高，其突出表征是：对优质资源的强大吸引力，资源配置利用的运筹与帷幄能力，技术创新与改造的强劲欲望和有效的实施力，正是依赖资源的良性运作、循环与扩张，东部地区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得以持续和大尺度地发挥作用。进而，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东部地区得到的来自国家的投资呈下降趋势，但是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外资和民间资本，故受影响较弱。

西部民族地区则与之相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状态是：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重型化、原料型特征，集中了大量的基础工业、重工业；所有制结构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改革伊始就从国有经济开始，体制转轨、结构调整、企业职工下岗、市场开拓等各种困难层层叠加、彼此纠结，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举步维艰、阻力重重。

改革的阻力一方面萌生于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众所周知，职能与权力是一对共生体，政企职责不分使政府获取了各类额外或附加权利，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官员便自然拥有了众多特权和寻租机会。另一方面，改革的阻力还来自于国有企业。对于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来讲，放弃政府赋予的特权，通过市场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企业难免无法适应，调整难度较大，对政府存有难以割舍的天然情结。因此，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的色彩较浓重，加之地方稳定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虽相对强势，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导向性特征显明，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央资金投入的拉动效应，西部民族地区甚至不惜代价，投入诸多人力、物力用于争夺大型项目和垄断部门利益相对较低的市场化程度，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主要制度。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中央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依旧保持。［10］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央政府集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等角色于一身，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强了，这种开发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选择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也因此削弱。比如：新疆与内地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费区相距遥远，而其自身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资源深加工能力又相对不足，故发展资源型经济区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但新疆长期以来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从而使新疆经济处于全国价值链连接的前链区，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难度大。随着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挑战。显然，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愈益扩大，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部地区物质条件较为低劣，更不能强调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转移的结果，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制度创新程度薄弱，导致不同经济组织在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上的差异是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3．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财力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是区域经济差距持续的社会环境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的经典职能，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及其竞争优势的获得，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数量是各地区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基础环境条件，通常，地方政府通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和完善基础设施、维护和保证社会治安等，以优越的社会环境条什吸引优质可流动生产要素的进入，进而提高经济效益；而反过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成为政府提供更好、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后盾。正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完全不同，因而有能力供给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就会对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可流动生产要素拥有更强劲的吸引力，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11］就竞争的实际效果而言，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处于绝对优势，西部民族地区处于相对劣势。

从理论上推演，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受益对象的广度不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主体范围也应不同。如果某类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清晰的受益地理区间或界限，则该类公共产品和服务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其结果多半会使辖区内居民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因为这种分散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提供不同结构、不同组合和不同方式的公共服务。非全国性但具有外溢特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由中央政府和相应辖区的地方政府共同承担。［12］而受益对象为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自然应由中央政府担当供给责任。基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当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被赋予较多责任时往往面临诸多困难。［13］从实践上探究，与东部地区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较多的全国性或外溢性公共物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责任，如：巩固国防、稳定边疆、保卫祖国统一与安全、维护民族团结、保护生态环境等，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其所担负的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均衡性。这种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称性迫使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弱化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的目标追求。比如：在新疆，稳定曾长时间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但无法释然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联带性，决定了不可能以较低的经济效益换取社会效益的高回报。

正因如此，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以及产业结构等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东西部地区不同的经济表现，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的多重复合脆弱性形成了其加快经济发展要求的迫切性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刚性约束。不言而喻，地方政府能否创造良好的投资与经营环境是其资源吸引力的重要判别依据，地方政府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从统计数据看，东西部产值相差巨大，比如，2011年广东省GDP为45472．83亿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仅507．46亿元，但各地方政府党政机构规模、各种事业单位数量等相差无几。可想而知，西部税收和各种行政性收费力度必然相对繁重，以此维持庞大的机构运转，西部民族地区负担的上层建筑的相对成本远高于东部地区，从而使企业和家庭剩余减少，各类资源收益率降低，削弱资本积累能力，使投资软环境恶化，这会堵塞资本、人才、技术等流动性要素进入西部的渠道，即便出台优惠政策，也很难吸引优质资源进入。一旦政府不能通过高质量的软环境吸引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就会出现离散化倾向，这成为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社会环境制约。

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潜在于人身的资本，它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经济机会，因此，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从东部引入人力资本的通道不畅，原来的人力资本也会流出。西部民族地区本土人力资本流失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人才外流难以遏制，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以新疆为例，新疆人才流出流入比为6：1，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流出人才约1．35万人。［14］其二，在西部民族地区内部，由于其经济运行的低效率，非生产系统能够凭借权利取得比生产经营性系统高且稳定的收益，本土的高质量人才又大多被吸引到党政部门等非生产经营系统。继而，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人才匮乏导致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缓慢的重要影响变量。

三、结论和相关讨论

1．区域发展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背景等是既有的外生变量，并非短期可以改变，但区域经济格局及其发展差距则可以在较短时期内生成，这同政治———经济取向与行为有关。区域发展战略确立和调整仅仅是区域差距形成的起点，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差别则是区域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因素，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是区域差距持续的基础性环境条件。

2．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各种矛盾，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说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愿望与自我发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与不断拉大，意味着各地区的利益所得不断分化，西部民族地区及其所在地的各民族群众没有与东部发达地区民众一同共享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及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但会危机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与安全，削弱和动摇民族地区维持社会稳定的经济保障，而且会对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成严重危害，导致或强化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摩擦，乃至被民族分裂主义利用形成分离倾向。比如，不同地区由于区位特征和自然禀赋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差异，从我国的现实情形而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资源相对富足，但工业加工能力、尤其是资源深加工能力不足，在国内交易中，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被定位为资源和原材料的输出地；而东部地区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短缺，但工业生产能力相对高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东西部地区的市场交换关系中，常常体现为原料与初级产品同工业制成品的相向互动，西部民族地区往往要承受资源型初级产品和原料产品输出与工业制成品输入的双重价值流失。在多民族国家，这种价值转移，不仅被理解为区域之间的利益转化，而且容易被理解为不同民族之间利益转移，进而影响到民族关系。市场经济的推进，为民族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差距提供了新的契机，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和整体效应，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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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国有资本分布结构的调整。从形式上看，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表现为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原有布局的变动，但就内容而言，它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再配置。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是由国家制定的，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结构调整的战略决策主体。同时，国有资本是以企业为载体、配置于企业之中的，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资产重组活动，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或企业）是结构调整的行为主体。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存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两级产权主体，这是由国有资本经营中的委托―关系所决定的。

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其生产经营及资本运营目标一般来说有别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对于分布于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来说尤其如此。问题的实质是：怎样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前提条件下，使国有企业资产流动重组的方向同政府结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或者说，怎样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维护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发挥其在资本运营中的主动性和活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由此，政府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可以发挥两类职能作用。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通过行使这些职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实现社会稳定和秩序，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行使这类职能作用的对象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这些职能不仅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平台。政府职能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外部性的，是结构调整目标实现机制形成的非主要影响因素。

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其中内含了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内容。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专职机构，负有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进行规划、指导、监督和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有效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形成，首先，依赖于国资委制订（由政府批准）的结构调整规划和目标是否科学可行；其次，依赖于能否发挥国有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行为主体作用，保证结构调整决策与国有企业具体行为两者之间的协调、互动和趋同。这是实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预期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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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全球经济在2010年将上升3.9%, 到2011年提高至4.3% 的水平。这增长的幅度与2009年经济收缩达 -0.8% 形成强烈的对比。至此,自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全球衰退也暂告一段落。

从宏观的角度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强力的刺激经济方案,是令全球经济逃过萧条灾劫的两大主因。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催生了各个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造成“相对强势”及“相对弱势”的经济群体。前者以中国及亚洲多国为首,后者则以美欧等国为例。

美国发展 左右大局

美国经济目前仍为全球龙头,规模最大。在复苏的过程中虽见回稳,但恐昙花一现,后劲不继;与此同时,失业高企、信心脆弱及消费呆滞,仍为美国目前最大隐忧。

从财政角度看,美国目前正面对高债务及高财赤两大问题。净负债水平升至国民产值的100%,财政赤字亦恶化到国民产值的10%。这显示美国正处于“两难困症”之局:一方面需斥放巨资稳定金融及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债台高筑,压力日重。前者需继续坚持,后者仍后退无路,此中艰难,可见一斑。

从金融体制角度看,自从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银行风声鹤唳,相继出事,后经美国政府出手相救,才得以脱险。但这暴露了其体系的脆弱之处,如不加强监管,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再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干预行动,等同把商业风险转移到国家层面,变成风险,处理不慎,可能诱发更大的债务危机。而这债务危机,亦正是目前欧洲面对的严峻考验。

欧洲复苏 挑战重重

欧盟自成立以来,16个欧洲国家都通过以单一货币欧元作交易媒介,多年来渐见成效。但欧洲 (特别是西欧) 诸国经济产业结构老化,发展空间不多,增长缓慢。为推动呆滞的经济各国不惜以赤字预算来刺激国内产能,提高增长。长年累月的财赤令欧洲多国负债惊人,造成今天与美国类似的双高 (高赤字和高负债) 形态。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都违反早期定下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的上限。这类违规的情况不仅令欧盟尴尬,也令这政经贸易平台失去威信,使投资者信心减弱和政策效绩减低。更大的风险是部分国家可能产生退出的念头,令欧盟萎缩甚至解体。

金融海啸对欧洲的打击不下于美国,然而欧洲银行远不如美国同业般大刀阔斧,致令坏帐拖延,造成对金融体系巨大压力,阻碍经济复苏。

近月来,欧洲金融系统风险已升级至国家层面,皆因多年来的财赤及负债问题,经金融海啸后暴露无疑。这恐慌性的现象,使欧元急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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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6 页.

[5]李广国，贾伟：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杨卓林，潘仁兵.我国传统调解机制在法文化语境下的解读[J].天府新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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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构思

昌吉市与周边城市的联系日趋紧密，于此相对应的是昌吉市对外交通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南路作为昌吉市重要的对外交通干道，肩负着昌吉市南北片区联系和对外交通的职能，也是从南进入昌吉市的一个重要的门户。

业态特性：北京南路两侧主要用地为居住用地、企业办公用地、公共绿地、生产防护用地，是城市三带中重要的生活休闲景观带之一。

文化特性：北京路南接乌奎高速，是进入市区的重要门户空间。北京南路两侧应为昌吉市呈现出现代城市风貌的重要区域。

目前该道路两侧土地用途主要为：居住、商业、行政办公、市政公用设施等用地。南公园路至石河子路之间，是昌吉市向南扩的新生活区，主要以新建多层住宅区和高端别墅区，环境较为优美；在石河子路至乌奎高速路之间主要分布着工业用地和耕地。--—沿街建筑：

1）、新建建筑立面比较新颖，间距比较合适，建筑退线较为适中，天际轮廓线比较丰富。

2）、在南五工村存在一定城中村，这部分建筑较为混乱，和周边现代居住区及产业园区不相协调。

——公共设施：

1）、南段为城市新区，人口密度较低，现存在公共设施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种类不全、缺乏美感、配套设施缺乏。

——景观环境：

1）、沿街建筑底商门面广告设置凌乱、颜色、位置和大小不统一；大型户外广告未经统一布置，影响沿街整体景观，与建筑整体风格、色彩不协调。

2）、道路夜景照明造型单一，缺少装饰点缀的灯光照明；缺少广场和开放空间的夜间照明。

3）、道路两侧绿化密度不足，树种种植缺乏搭配，景观缺乏层次，难以形成景观大道。

二、主要规划内容

为了保障北京南路规划设计的宏观控制性和微观实践性。规划根据两侧建筑的退线情况，设计时采用近远期分制的办法，使得北京南路近期有外观的变化，远期在功能和景观上都有质的提升。根据城市建设和先期规划的要求，规划采用如下的措施：

1.调整部分用地性质：

调整部分用地性质，充实新区的绿化环境和服务设施，使街区的功能更加符合上位规划的需要，空间和结构更加完善有序。

2.增加绿化：

调整种植格局、丰富种植品种，提高观赏性。近期对结构良好，不影响整体景观和空间布局的建筑进行清洗等简单整治，远期应使北京路整体拓宽满足总规要求，由交通性道路顺利转型为城市景观大道，提高昌吉市入城景观形象。

3.优化交通设施：

优化公共交通停靠站点的位置和停靠站的样式，优化沿街单位出入口的位置和每个交叉口的渠化交通组织，增加不同种类的停车场，调整分段的道路断面形式，针对不同性质的路段，提高道路的交通性能。

4.完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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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开展食品放心工程工作

根据国家、全省食品放心工程的有关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围绕我市食品安全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展以“质量、卫生、安全”为主题的食品放心工程工作。

1、继续深入开展食品专项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危害严重。我市整规办会同各成员单位，继续深入开展食品专项整治，努力把食品安全工作做细做实。

一月，由市整规办、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组织经贸、农业、公安、卫生、工商、质监、物业总站等部门，对上排、龙丰、麦地、黄塘、河南岸、桥西等10家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格规范蔬果、肉类和定型包装食品的卫生和质量管理，要求五大类食品执行“QS”制度，在南门等市场专设无公害蔬菜销售点，推行包装蔬菜上市，受到市民的欢迎。根据上级关于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我市开展了节日市场食品专项整治活动，确保元旦、春节和五一期间未发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

今年3月“苏丹红”事件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我市整规办会同各相关成员单位，迅速开展全面清查工作。卫生监督部门先后采取四次紧急行动，在全市餐饮业检查封堵含“苏丹红”色素添加剂的可疑食品。行动中，市卫生监督部门出动执法人员835人次，检查了3582家宾馆、酒家、饭店等餐饮经营单位的食品仓库、进货记录及各加工场所，重点对辣椒制品及色素进行认真细致地逐一排查。工商部门在大规模清查涉嫌“苏丹红”辣椒类制品紧急行动中，出动执法人员3812人次，检查经营门店10338家，超市381家，市场245个，批发门市189家，查获“涉红”美味源牌辣椒酱1714瓶，辣椒油152瓶，有效地确保了我市人民生命安全。

今年4月至5月，我们组织食品药品监管、质监、工商等部门联合对小金、陈江、沥林、潼侨等地的咸菜、皮蛋生产加工场所进行了整顿，关闭了咸菜生产加工场所8个，皮蛋生产加工场所23个，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25份。

2、全面开展散装白酒清查行动

为了进一步规范酒类的生产经营，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酒类的不法行为，维护酒类市场的安全，使人民喝上放心酒，我市全面开展了散装白酒清查行动。上半年，由经贸局牵头，质监、工商等部门积极配合，对全市的酒类市场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检查市场占有率大、品牌价值高的酒类商品，酒类生产、经营户的证件是否齐全，进货渠道是否正常等。行动中，查获涉嫌假冒伪劣的进口酒及国产名酒614支，市场标值60000多元；查封无证照生产散装白酒的地下小作坊3家。

3、继续推进肉食品安全整治工作

面对情况复杂、监管难度大的难题，我市相关部门转变观念，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监管方法。通过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日常监管，加大宣传力度，有力地打击了违法行为，净化了肉食品市场，使人民吃上“放心肉”。

今年来，我市以生猪屠宰市场集中整治为契机，认真落实管理责任制，继续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工作。一是通过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加强对全市屠宰点的年审工作，推动屠宰厂的各项建设，提高经营者的服务质量和上市肉品质量；二是积极探索生猪屠宰管理体制，加强对屠宰工作的监督。上半年，在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通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历时7个多月，经8次修改，终以市经贸局、整规办、农业局、工商局、卫生局、质监局、公安局、国税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外地鲜、冻片猪肉进入中心城区销售管理的通知》，规范了外地肉品在中心城区的经营行为，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责权与义务，为规范市场管理创造了条件。6月下旬，我们组织两个小组逐一对照屠宰厂年检量化考核的内容，深入下面县（区）、乡镇，开展年检和执法检查工作。据统计，我市共端掉非法生猪屠宰点6个，查处108宗违法违规案件，罚款2.03万元，没收非法屠宰的生猪、肉牛产品7153公斤，销毁病、死、变质、注水肉品610公斤，有力地打击了违法行为，净化了肉品市场，使市民吃上“放心肉”。

4、认真开展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依照省五厅委（局）联合下发的《转发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门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我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盐业市场执法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涉盐产品的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了盐业市场秩序。

6月，我们组织工商、经贸、公安、卫生、质监等部门对我市工矿、企业、学校、宾馆酒楼、商品交易市场等单位、个体户进行清理整顿。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736人次，检查宾馆酒楼17家、工厂食堂42家，集贸批发市场59个次，学校食堂22个，食品加工点32个，查获走私盐13.65吨，立案6宗（已结案5宗）。

（二）切实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力度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们始终把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作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加以实施。自去年10月份以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持“政府主导与部门协调相结合”、“依法监管与创新管理相结合”、“日常监督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突出重点与解决难点相结合”、“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五个结合”，集中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非法行为。我市整规部门按照上级的有关部署，积极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增强了社会公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初步营造了鼓励创新、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得到了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督察组的充分肯定。

据统计，自去年10月至今年5月底，全市公安机关受理侵犯商标专用权案20宗，立案17宗，破案16宗，抓获犯罪嫌疑人119人，涉案金额1100多万元。全市工商系统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44宗，罚款29.42万元，收缴并销毁违法商标标识45.12万元。全市版权管理部门开展了10多项集中治理行动，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90000册（盒），其中盗版出版物68000册（盒）。取缔无证无照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零售摊点82个，查处违法违规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零售单位110家，查处印刷企业42家。全市知识产权部门受理专利纠纷案件3宗，公开审理2宗，结案1宗。目前，我市保护知识产权的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基本适应我市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需要。

1、组织开展4.26“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4月16日至18日，我市在中国惠州第三届国际数码节期间设立会展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处，发放宣传资料10000多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专利、商标、版权咨询服务。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我市徐志达副市长就“世界知识产权日”的由来、知识产权的内容和我市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在惠州日报和市政府信息网站上刊登了相关内容。4月26日晚，我市举办了一场知识产权知识竞赛，进一步增强了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和推动了法律知识的普及。

2、认真开展“保护知识产权法制宣传周”活动

为落实全国和省关于开展“保护知识产权法制宣传周”活动精神，我市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突出工作重点。七月九日，由我办牵头，组织烟草、工商、质监等部门集中开展了一次大型现场咨询活动。活动在市区的人人乐、水口、陈江三个地点同时进行，利用横幅、挂图等宣传形式，现场发放10000多份宣传资料，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涉及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内容的咨询服务。

3、积极开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执法专项活动

按照全国和全省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市的实际，我市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联合执法专项活动。活动中，各相关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齐抓共管，整规部门和知识产权部门对保护知识产权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公安部门对涉及犯罪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工商部门、版权部门分别对违法商标、违法版权以及各种非法经营行为进行全面清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从而对我市的非法侵权盗版行为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有力地净化了专利、商标、版权市场秩序，规范了企业和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三）严厉打击商业欺诈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依照国务院2010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的安排和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好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我市制订了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职责分工，细化实施步骤和工作安排。专项整治中，对虚假违法广告尤其是虚假药品广告，非法行医和商贸活动中的商业欺诈行为予以重拳出击。通过严厉打击商业欺诈行为，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

1、开展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

为净化广告市场，维护消费者权益，我市工商部门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打虚假、树诚信”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并制定行动方案，对工作目标、整治重点、集中整治的方法和步骤及要求进行了统一部署和安排。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三个“结合”方法进行专项整治。一是自查与检查相结合。3月中旬，由各传播媒介广告经营单位和广告人公司负责人参加的集中整治工作动员会，提出整治的具体要求，要求各广告经营单位先自查自纠；二是警示与查处相结合。我市在红盾信息网建立违法广告公布栏，对违法广告予以曝光。对仍然已被告诫、警示并责令停止的违法广告，除按法定最高处罚额度进行处罚外，建议卫生、药监部门吊销其《医疗广告证明》、《药品广告审查表》，取消其广告资格。

2、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根据全国及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市整规、卫生部门联合制定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取得较好成绩。

3月，我市在市区、陈江、水口、小金口等地开展以重点打击非法行医和药店坐堂为主要内容的整治医疗市场的大行动。这次行动共出动530多人次，取缔无证行医的诊所53间、没收药物70箱、没收医疗器械115件，行政处罚8宗。5月全国打击非法行医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对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再次作出新的调整、部署，制定详细的整治方案，召开全市动员大会。6月27日，全国打击非法行医整治小组对我市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充分肯定了我市打击非法行医的整治工作。

3、打击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

按照全国和全省打击商业欺诈行为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订实施方案，明确牵头部门和配合单位，对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进行专项整治。行动中，加强了对商业和服务业促销活动的监督检查，查处虚假促销、以次充好等违法经营行为，查处特许经营许人披露信息不完整、不规范、没有风险提示，或故意夸大投资回报等违法行为，加强对特许经营展会活动的管理。同时对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中的各类欺诈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各相关部门实行联合监管，加强信息沟通和复核。通过集中整治，商贸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市场环境得以净化。

（四）继续开展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

上半年，我市非法传销、变相传销活动一度有死灰复燃之势，严重扰乱我市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有关“打传”文件精神和全省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从讲政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继续开展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我市制定了《惠州市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行动方案》，工商、公安、综治办等有关职能部门开展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打传”专项行动，重点对全市范围的出租屋、烂尾楼、空置楼房、花园住宅、城郊及外省人相对集中的聚居地进行了全面检查。据统计，上半年我市工商部门共出动检查人员2338人（次），出动检查车辆298台（次），取缔传销窝店102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935人，传销活动的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五）加大对大案要案的督办和查处

根据省整规办交办事项和市领导的批示，我市整规办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努力提高大要案等督办件的办理时效，协调组织市有关部门开展查处工作。

上半年，我市经济执法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整规办的整体部署，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和打击措施，依法严惩各类经济犯罪分子，遏制了违法犯罪行为蔓延的势头。公安部门加大对制贩假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非法传销等经济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职务侵占犯罪。据统计，上半年我市公安部门共受理经济案件127宗，立案77宗，涉案总价值6077.13万元，破案61宗，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042万元。我市法院系统共受理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一审案件29件91人，审结24件，判处犯罪分子60人；受理各类经济纠纷一审案件2559件，审结1265件，解决诉讼标的总金额达7.81亿元；受理涉及公安、资源、烟草、海关等部门的行政案件110件，审结57件。

1月5日，博罗县在园洲镇龙叫村捣毁一制假烟窝点，当场抓获制假人员14人，现场缴获机器2台，黄果树、金蝶、北京、红枚等品牌香烟烟支92箱（共计3000斤），烟丝3000公斤，涉案价值100多万元。3月，我市中院依法对一起伪造货币的团伙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犯罪分子8人，并对其伪造的半成品假人民币1068.15万元予以没收。5月27日，质监部门查办惠州市加得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不合格冷冻食品案，除对该公司予以重罚外，还销毁了14526箱不合格雪糕，货值7万多元。6月2日，博罗县捣毁一传销窝店，抓获传销人员16名，其中5名因涉嫌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涉案价值达20多万元。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我市的大案要案都得到落实和查处，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和打击，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六）做好整规办的日常工作

半年来，市整规办根据国家和省整规办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上传下达、综合协调、沟通联络和检查督办的职能，一是及时做好材料报送工作。先后向省报送工作总结、专项材料、工作简报11份；二是努力搞好综合协调，协调编制我市三年整规工作规划（含十九项专项规划）；三是认真受理群众投诉；四是精心组织专项督查；五是抓紧办理上级交付的督办事项。据初步统计，上半年我办共受理群众投诉5件，都已分别转有关部门妥善办理；完成上级交办、督办事项3件，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

二、存在的问题

上半年，虽然我市整规办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在整规工作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整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我市整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问题：

（一）整规工作总体发展不够平衡。在某些县区、某些专项整治工作中还存在薄弱环节，甚至有死角，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严重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不够，影响专项整治的效果。例如食品安全监管，涉及的部门多，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一方面存在监管空白或薄弱地带，另一方面存在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等问题，造成行政资源浪费。:

（三）部分经营者法制观念淡薄，法律观念陈旧，缺乏对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投诉、举报制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积极性不高，增加了执法监管的难度。

（四）整规办“四落实”不够。我市整规部门存在机构不确定、人员不稳定、办公场所不固定、经费不落实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整规办自身建设，影响了整规工作的正常开展。

上述种种问题，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三、下一步工作意见

按照2010年全国、全省整规工作要点的要求，结合我市整规工作的实际，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探索治本之策，建立长效机制

整规工作要继续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方针，针对整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深层次问题，要探索治本之策，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执法体制，推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为配合打击商业欺诈活动，要深入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二）从实际出发认真选准整规工作的重点

篇10

颈、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导致颈肩腰腿痛最常见的原因，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与工作。部分病人虽可经保守治疗缓解，但治疗周期长，易复发。相当多的病人需手术治疗，常规手术经全椎板或半椎板切除、椎间开窗等入路行间盘摘除，可达到神经根松解和减压的目的，但创伤大、恢复时间长、术后易出现腰椎不稳、瘢痕粘连所致的腰痛或坐骨神经痛等并发症。随着脊柱外科的发展，微创手术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其中经皮激光椎间盘减压术(percutaneous laser disc decompression，PLDD)是目前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首选方法。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2003年5月至2007年6月，采用PLDD技术治疗椎间盘突出症235 例，共287个椎间盘。其中男132 例，女103 例；年龄25～74 岁，平均46.5 岁。其中颈椎间盘突出症81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154 例。病程1个月～5年，所有病人均有颈肩或腰腿疼痛，部分向上肢或下肢放射，或伴间歇性跛行，影像学检查证实有椎间盘膨出或突出，为包容性间盘突出，不伴有骨性椎管狭窄及腰椎滑脱。

1.2 治疗方法 所有病人均应用美国进口SLTTouch接触式激光刀，C型臂监控下实施PLDD技术。

1.2.1 穿刺技术［1］ C型臂X线机或CT监控下实施手术。颈椎：病人仰卧位，肩下垫枕，两肩尽量下移，头部后仰，C型臂侧位透视定位标记，在气管与颈动脉之间确定穿刺点，局麻后将穿刺针在颈动脉内侧0.5～1 cm处与椎体矢状面呈15°～20°角插入病变椎间盘。腰椎：病人俯卧位，C型臂定位，L3～4、L4～5间盘棘突旁开8～12 cm，45°～60°进针；L5～S1针尾向头侧倾斜20°～30°穿刺，穿刺针位于椎间隙中后1/3处。

1.2.2 激光汽化 穿刺成功后，开通激光治疗系统，拔除穿刺针芯，将激光导丝送入病变椎间盘髓核中，进行激光汽化。总能量为颈椎600～900 J，腰椎1 200～1 800 J。治疗完成后，拔出穿刺针，创可贴覆盖针眼。治疗过程由于激光汽化，病人可有酸胀感，抽气后可以消失。

1.3 术后处理 不必住院，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3 d。第1天，应少活动，有痛感的病人应卧床休息，可上厕所，腰部用弹力腰围；第2天，可行走或淋浴，仍用弹力腰围；第3天，可做简单的家务，但不能抬重物，睡眠时可解除腰围；第4天，可进行日常活动，可入浴；第5天，如果是坐位工作，可恢复工作。腰围在治疗15 d后仅白天使用，30 d后可完全去除。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治疗后只需带围领1周。

2 结

果

参考中华骨科学会脊柱学组腰背痛手术评定标准进行疗效评定。优：术前症状缓解，腰椎活动度、直腿抬高试验、神经功能恢复，并能恢复原来的工作和生活；良：术前症状部分缓解，腰椎活动度、直腿抬高试验和神经功能部分改善，不能完全恢复原来的工作和生活；差：治疗无效或症状加重，有关体征无改善。随访时间4个月～5年，优185 例，良39 例，差11 例，优良率95.3％。

3 讨

论

3.1 接触式激光刀的特点及治疗机理 SLTTouch接触式激光系统吸收了CO2激光、传统Nd：YAG激光、半导体激光、亚离子激光、KTP激光、钬激光等各种非接触式激光的优点，达到精确切割、汽化、凝固、止血，周围组织创伤小于0.5 mm，彻底改进了非接触式在手术时不易控制的缺点，使得PLDD技术更完美、更安全。

椎间盘突出症引起疼痛的机制目前认为，一是突出的髓核对脊髓或神经根压迫，二是与椎间盘内压力增高有关。牵引治疗可以使椎间隙增大、关节突关节拉开、后纵韧带紧张，有利于突出的髓核还纳，改变突出髓核与神经根的对应关系使症状缓解，但易复发。传统手术治疗可以直接摘除髓核达到治疗效果，但创伤大，恢复慢，治疗费用高，常遗留脊柱不稳，神经根粘连等后遗症。PLDD技术通过激光汽化椎间盘组织，可以显著降低椎间盘内压，减少突出部分的椎间盘内容，改变髓核的突出方向而达到治疗效果。

3.2 PLDD与传统技术比较 a)部分病人虽可经保守治疗而缓解，但治疗周期较长，不能从根本上去除致病因素，易复发；b)经全椎板或半椎板切除、椎间开窗等入路行间盘摘除，可达到神经根松解和减压的目的，但创伤大、恢复时间长，术后易出现腰椎不稳、瘢痕粘连所致的腰痛和坐骨神经痛等并发症；c)腰椎间盘镜切口偏大，3 cm左右，且侵犯椎管，解剖复杂，易损伤神经根或脊髓，不适合颈、胸椎间盘突出手术；d)胶原酶溶核术风险性及治疗难度较大，并发症较多且较重；e)非接触式激光系统不能进行精确切割、汽化、凝固、止血，对周围组织创伤较大，不易控制；f)接触式激光系统则能精确切割、汽化、凝固、止血，对周围组织创伤小于0.5 mm，彻底改进了非接触式激光手术时不易控制的缺点，使得PLDD技术更完美、更安全。

3.3 PLDD适应证 PLDD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a)颈肩痛伴上肢放射痛，或腰痛伴坐骨神经痛，腿痛比腰痛更剧烈；b)上肢或下肢感觉与运动障碍；c)脊神经受压，体征阳性，如直腿抬高试验或臂丛神经牵拉试验阳性；d)CT或MRI等影像学表现与临床症状相符，且证实为单纯性椎间盘膨出或突出。或尽管伴有椎体后缘骨质增生或关节突增生，但确诊为椎间盘突出是主要压迫因素；e)经保守治疗6周，疗效不佳，或病史虽短，但痛苦大，患者要求治疗者。一般急性疼痛者效果较好。

3.4 手术注意事项

3.4.1 适应证的控制 PLDD仅适用于不伴有骨性椎管狭窄的椎间盘膨出、突出者。对椎间盘突出较大，伴椎间盘或后纵韧带钙化，或伴明显椎管狭窄，颈腰椎不稳者效果较差。但PLDD可解除椎间盘因素导致的症状，且可以减少镇痛剂药量及其他镇痛措施。进一步的改进方法是利用重叠疗法，即PLDD治疗后，盘内注射胶原酶或盘外溶盘或射频消融技术可提高疗效。

3.4.2 能量的控制 汽化椎间盘的激光能量勿过大，否则可能损伤终板而引起术后不适，甚至造成毗邻的脊髓或神经根损伤。

3.4.3 并发症处理及预防 PLDD技术成熟，效果肯定，穿刺径路解剖非常恒定，十分安全。在L5～S1穿刺时有一定难度，如穿刺时碰到神经根，术后可应用地塞米松3～5 d，适当卧床休息，腰围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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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11-05

引言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是用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其平衡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分税制”，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表现差异性。

学者们分别从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已有文献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地方财政收支是否平衡和原因分析、收支结构在地区间是否平衡以及各自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徐涛（2011），张伦俊、陆建华（2001），李永友、丛树海（2005），王军平（2005），申嫦娥（2006），林颖（2009），陈志勇（2005），张明喜，（2007））。鲜有文献对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对收支平衡的解释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旨在研究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收支分配差异对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会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为政府从地区间财政收支结构出发，平衡财政收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分析框架

财政平衡，即财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是指具有相似状况，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回报与所承担的税负都相等，即要求无论居民位居何处，均能享用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Jeff Petchey，Sophia Levtchenkova，2004）。换言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匹配。

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的，即公共支出的增长表现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表现为图1 。

20世纪60年代初Peacock and Wiseman在瓦格纳原则基础上提出替代—规模效应理论，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财政支出规模的约束条件，当外部冲突暴发时，公共支出会替代私人支出，财政支出的比重会增加。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解释财政增长的原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不同的。

本文从税收理论来分析税收的发展规律。税收追求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下，税收还应体现中性特质，即一方面尽可能不带来外部负效应，另一方面不能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基于税收原则和中性物质，税收发展规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拉弗曲线和马斯顿的经济分析体现了不同国家税负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同地区，税负对地方政府财政平衡的影响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拉弗曲线表现了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税率为横坐标，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为纵坐标，税率从O到B的数值为0到100%。当税率在OC区间变化时，税率越高，税收越高；当税率超过C点，从税收的供给角度来讲，纳税人因税负太重而工作意愿减弱，直至B点，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阴影区域则为税负太重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

根据财政收支理论与已有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能否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即财政是否平衡？（2）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不平衡度的贡献如何？（3）如果财政收支结构差异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因素，那么财政不平衡通过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如何？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根据相关文献与理论研究，针对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拟运用以下测算方法与模型。

1.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Hunter（1974）提出的财政不平衡度计算公式为1减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为了能够正向地反映财政不平衡度的大小，我们将财政不平衡度的计算公式调整为以下形式：

财政不平衡度=1-（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运用变异系数度量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差异。

2.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和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收支不平衡度（D）、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E）两者分别与一般公共服务（X1）、教育（X2）、科学技术（X3）、文化体育与传媒（X4）、社会保障和就业（X5）、医疗卫生（X6）、环境保护（X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一般预算收入（X8）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混合面板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出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以求解筛选出的自变量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度，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模型公式分别如下：

D=αiXi+ε

ε表示随机误差项。Xk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αk=0。

E=βiXi+ε

同上，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Xk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βk=0。

（二）样本选择

1.区域划分

按经济带划分地区，中国通常被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地区间财政状况也表现出不同。本文按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状况，分析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问题。

2.数据来源

鉴于1994年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为保证数据平稳性，本文选取从199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1995—2011年《各省财政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区间的财政收支平衡

根据财政收支不平衡度测算方法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不平衡度的结果。从图3的计算结果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再从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发展趋势来看，自1995—201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中部、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度分别从1995年的39.25%和58.17%上升为2011年的57.67%和65.63%；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从1995年以来一直低于30%，并且呈下降态势，到2011年，东部财政不平衡度仅为18.99%。

（二）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分析

本文选用最近五年面板数据，运用Eviews软件，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最优子集的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度为正1.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2001—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宏观税负与其生产总值来看也反映出税负是造成财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表3所示）。

2001—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宏观税负为8.44%、6.42%和7.72%，三大地区分别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59%、23.69%和17.72%。东部产值高但税负较低，西部产值低但税负较高。

2.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收支平衡的贡献度

本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关键性的财政支出，即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保障和就业和医疗卫生。

具体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在西部地区是缩小财政不平衡的根本因素，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为负。东部地区教育支出为正，加剧财政不平衡差异，而西部教育支出为负，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医疗卫生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虽然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医疗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各自贡献不显著，但总体是显著的，表现为该项支出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收支不平衡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同样，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视角，分析财政收支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结果（如表4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度为正，表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其中，东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说明东部税负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负，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起到一定的作用。

2.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表明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教育支出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解释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支出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差异产生影响。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经济发展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这一现象体现了科学技术支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东部最为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并不显著，但东部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显著为负，医疗卫生在东部地区内是缩小地区内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分别不同地区财政不平衡度进行测算，并分析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以及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2）地区间收支结构不同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有着显著差异；（3）财政收支结构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财政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因此，基于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理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发展，同时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涛.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实证分析——基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J].经济视角，2011，（10）.

[2] 张伦俊，陆建华.地区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J].统计研究，2001，（9）.

[3] 永友，丛树海.中国地区税负差异与地区经济差异—— 一个横截面时间序列方法[J].财经问题研究，2005，（9）.

[4] 王军平.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8）.

[5] 申嫦娥.中国地区间税负差异原因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6，（11）.

[6] 林颖.中国区域间税负差异原因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9，（8）.

[7] 陈志勇.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8）.

[8] 张明喜.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税务与经济，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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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60-03

一、理论分析

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低碳经济引起广大关注，然而学术界关于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理论界认为，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等手段可以改变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实证分析中，把金融政策等手段具体化为信贷、资本市场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建立混合模型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问题：

y=Xβ+Yγ+ε

其中，X是固定效应解释变量矩阵，β是固定效应系数向量，Z是随机效应设计矩阵，γ是随机效应系数向量，常用到的假定是随机效应项满足MVN（0，G）分布，ε是扰动项，协方差矩阵为R。

二、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

（一）金融支持

1.信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信贷投入对各产业GDP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近年来我国信贷投入效益变动情况来看，单位信贷增加额与各产业GDP增加额显正相关性，同时存款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信贷来作用于产业GDP。

因此，我们选择各项存款（DEPOSIT）和各项贷款（LOAN）作为解释变量（单位亿元）。

2.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证券市场能够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资金向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流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我们初步选择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亿元）（变量名STOCK）、公司债券（亿元）（变量名BOND）、上市公司总资产（亿元）（变量名ASSET）和市价总值（亿元）（变量名VALUE）作为解释变量。

3.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投资结构对各产业部门的潜在产出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我们将各项汇总作为投资变量（亿元）（变量名I）。从数据来看，我国各产业产值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投资结构均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把各个行业的产出作为Y（亿元），行业记为INDUSTRY（分类变量，取1表示第一产业，2表示第二产业，3表示第三产业）。把1993—2010年共18年的数据按照行业差异整理为分层（纵向）数据结构（条记录）。

现在建立线性混合模型，需要考虑三类产业结构之间的方差结构和关系，针对三类产业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设定三类产业结构之间的方差矩阵为UN型。按照第三类方差分析的结果进行变量筛选，同时结合经济学常识，保留了不太显著的LOAN变量，最终进入建模的变量的固定效应的第三类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1。

由此可见，贷款LOAN的效应不算显著，但是考虑到贷款对于金融支持的重要性，以及专家学者的完整论述，本文予以保留。

相应模型的AIC为588.9，AICC为589.2，BIC为584.9。整理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如下页表2。

由此可见，投资（I）、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总额（STOCK）和存款（DEPOSIT）的效应都为正，p值可见拒绝原假设犯错误的概率都很大，变量比较显著，特别是存款和投资变量。贷款（LOAN）的效应为正，但是结合p值可知与0没有显著性差异。存款对产值的影响为正，而且显著，这肯定了存款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贷款的作用却不显著，这说明融资渠道中，从储蓄（存款）到投资（贷款）的转化渠道不流畅，或者存在一些制度。

产业的影响系数中，第二产业达到18.1041，但遗憾的是不太显著，第一产业为-82.2860，考虑到产业变量为分类变量，需要结合常数项117.1，因此第一产业的截距为34.8，第二产业为135.2，第三产业为117.1。三个产业作为一个因子，其总体效应是显著的。

最后看看三产业的协方差矩阵，由随机效应估计的估计结果可知，UN（1，1）的估计值为0.000424，残差为8068.5。

（二）产业与低碳

对于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来说，其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总量、人口、单位GDP能耗、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根据KaYa公式调整为：

=××

人均GDP×能源消耗强度×单位能源CO2排放量

其中，能源消耗量/GDP为单位GDP能耗，反映能源消费强度，主要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有关；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与能源结构、技术结构有关。

由表3中数据可知2010年，江苏省单位GDP能耗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单位GDP能耗为0.015 538千克标准煤/元，高于第三产业产业平均单位GDP能耗0.015 277千克标准煤/元；而在2008年，第一产业的单位GDP能耗为0.015 757千克标准煤/元，要低于第三产业产业平均单位GDP能耗0.017 677千克标准煤/元，可见，这两年中第三产业的能耗有了显著改变。第二产业的单位GDP能耗从2008年的0.107 716千克标准煤/元下降到2010年的0.095 978千克标准煤/元。第二产业中工业的单位GDP能耗最大，达到0.106 848千克标准煤/元，虽然相对于2008年的0.117 570千克标准煤/元有较大改观，仍然是能耗大户。然后是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为0.082 710千克标准煤/元，相对于2008年的0.095 314千克标准煤/元有较大改进。其他第三产业的单位GDP能耗较低，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三、结论与建议

有学者认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供给方转为需求方，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由总量需求不足转为结构矛盾，结构调整后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出应有的支持作用。为了保证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必须发展与完善金融服务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功能。

根据以上数据和实证分析结果，我们给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强化资金导向机制，提高金融资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配置作用

国家层面上，政府应引导和激励投资，积极鼓励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低碳经济产业项目，达成建设“低碳经济社会”的社会共识，促进低碳经济产业发展的市场保障机制。

中央银行应加强信贷政策引导，将信贷支持的重点逐渐由传统产业向低碳经济领域延伸。

促成商业银行的利益竞争机制，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校正与倡导机制，强化资金导向。同时，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发挥纠正市场失效、实现公平的作用，加大政策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力度。

（二）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扩充融资渠道，疏通资金形成机制

应完善与发展证券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让直接融资成为市场的主体。配套建立与完善抵押担保制度和偿债基金制度，增加企业债券品种。同时必须强化金融监管，强化风险责任。

（三）发展绿色金融，加强金融创新

经济主体应把生态概念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把“绿色利润”作为银行经营目标，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龚晓菊.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 刘晶晶，陈肖，于甜甜.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实证分析[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