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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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或当下的各种音乐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专著《山西乐户研究》中，项先生给学界提供了一种在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研究与集体性协同攻关研究等几种方法相联合的研究模式。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给后学以较大的开示。乐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历时一千数百年，其间必然形成体系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但遗憾的是，以往乃至当代的史家对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对乐户的源流、历史分布、组织形式和文化形态、音乐文化特征以及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考证，揭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大一统的封建乐籍制度背景下有序传承的历史脉络。作者找到了这种制度化传承的有效方式——轮值轮训制，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与剖析。

项先生曾多次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这种严密的制度化的传播方式。我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并且这种方式是自然的、无序的。其实不然，一千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传承方式，例如宫廷教坊、府县教坊、府州散乐、衙前乐营等等，才是我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这种传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没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间音乐悄然接衍，在民间音乐文化中存活。因此，乐籍制度下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比浩瀚无际的民间音乐大海深处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着这一理念，项先生继续深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论文，如《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11-20页）、《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页）、《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从<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33-42页）、《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页)、《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35页、第4期第55-76页）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纵观整个音乐学界，对于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刚刚起步，有待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做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音乐小文化与中国传统大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血肉联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内在逻辑而孤立地看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乐史学家们往往多注重“乐”之形态——音乐本体，而忽略乐与礼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功能作用。回过头来，文史学者在谈及传统礼乐文化时又往往只关注“礼”的含义与范畴，而对于与“礼”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乐”却浅尝辄止或干脆避而不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双方学者的知识背景使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缘由就是学者们的专业本位观的影响。基于此，项先生提出一种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以乐观礼”，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下导引出来的次生概念。项先生认为，必须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礼制（三礼五礼）与乐的对应、演化与等级关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义。只有将国家典章制度下的礼乐乐队组合、不同场合与不同礼制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够真正理解礼乐文化的功能性内涵；只有将雅与俗、雅乐与礼乐的关系加以辨析，并明确各类礼乐的使用范围，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礼乐笼统论之。

“以乐观礼”，只有对礼中用乐的等级观念有深层把握，明了同一种礼制，哪些等级能够用乐？明了礼制本身的差异性，才能够看清楚乐之于礼的严肃性和丰富性；只有对国家礼乐如何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的过程作出梳理，并对当下民间礼俗如何承载、接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礼乐作出合理判断，才能够对当下全国各地广泛存在的传统用乐形式、不同乐队组合的内在联系以及相当数量乐曲的属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历史上国家礼乐承载群体的整体把握是认知“以乐观礼”的关键之一，南北朝以降乐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国家礼乐实施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对上述问题均需钩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则，这种论礼乐而混沌的状况将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改观。[4]

换言之，只有对封建礼制的功能与本质，礼与乐对应的内在意涵和互文关系[5]有正确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联系的理念，全面客观地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传统音乐文化事像中的某一个案和音乐品种。

此外，在论及古代礼乐制度与各音乐形态的意涵与互通方面，项先生论述颇多，如《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页）、《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2页）、《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页）、《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黄钟》2010年第3期第99-112页）等，皆属于这一学术论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夯实本学科的研究基础，推动本学科的健康发展。一门学科欲获得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时性过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间肯定会面临新旧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择与扬弃。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必须引入他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以更新和壮大自己的学术生命。

以音乐史学为例，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了，近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的方法论上都实现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传统遭遇现代”，当原有的研究结论与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当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把握愈来愈多的学术事像，无法对新生的学术难题[6]作出合理的阐释时，我们该如何抉择？正如项先生在《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一文（《音乐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页）中指出的那样，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的理念增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音乐史学发展的贡献尤甚。接着，作者谈到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话题，认为既有的音乐史学论域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欣赏的意义，而弱化了中国历史上音乐既有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丰富内涵。如此则很难反映中国音乐在历史语境下的整体样貌，诸如音乐的存在方式、国家礼乐的上下贯通、民间对于国家礼制中吉礼理念与国家礼乐中礼仪用乐的重新组合与拼装、在“为神奏乐”理念下相当古老的音乐形态可能近乎原样承继于当下。项先生建议从社会整体把握的视角，以国家礼制下的多功能性用乐为主线写出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国家乐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礼乐文化史。认为对乐籍制度和制度下群体承载的探研，应该成为一个相对长历史时期音乐史学把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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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的语境中，本土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处祖国边陲的黑龙江省并不因其偏远而在文化积淀及文化根源上有丝毫逊色，黑龙江流域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这些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黑龙江地方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而这些独具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是我们应该认识并深入了解的。可是，就我国当前的音乐教育整体而言，仍是沿袭了学堂乐歌以来的“西乐”之路，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对种类繁多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就其深度与广度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更极少被纳入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故此，这对推动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协会会长谢嘉幸曾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的观点，但针对这一命题进行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其“不知道”“没兴趣”现象严重。这一答案把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意识到，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刻不容缓，认识和了解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经成为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学校教育在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和功能？通过本土音乐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社会文化背景去理解、分析和感受此音乐，并从中了解、体验这种文化，是当前国内外贯彻于音乐教育中的重要途径之一。仅民歌这一种音乐类型就反映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动的、宗教的、游戏的、爱情的等。在如此浩如烟海的音乐类别中，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擅长和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种类，进行收集、学习、研究，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音乐基本技能及知识的积累，更能形成自己的个性音乐与追求，进而在音乐实践中归纳完善对本土音乐的认识。

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1.定位准确，方法得当建立一套研究型学科体系，把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课程定位在研究型课程上，使该课程与其他的学科相区别。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学习方式可以采用田野采风、分组学习、资料分析整理、分类汇总等多样学习方式。在师生共同实践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去认识各民族音乐的类别与其表现形式的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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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

（一）以和为贵，追求和谐之美

在汉代，儒家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来代替宗教，以礼俗来代替法律”的“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被广泛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追求和谐”为社会发展目标，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所有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都渗透着对“和”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都用来形容中国人的幸福。著名作家冰心曾经说过，“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的美”。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已通过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谈起，《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的“逝者”包罗万象，可以是天地自然，也可以是人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就这么逝去着，日夜不停歇。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我们逐渐理解了发展的意义，学会了用奋斗和顽强的精神坚持着对未来的执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侵略斗争激发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使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久流传。

（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在中国人的心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它是由无数小家组合而成。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将对小家的和谐、安定和团结的追求同样赋予给国家。人们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上升为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从追求小家的和谐以及对小家的这一范围的认同上升为对国家和谐的追求和对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认同。对于国家和谐、安定团结的认同和追求，加强了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人们浓厚的爱国情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而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

三、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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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茶文化

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结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茶在《诗经》里面就已经出现，据《诗经》记载，茶是一种具有苦味的野生型植物。在神农尝百草的典故中也出现过对茶的描述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三国以前，茶一直作为一种药材在民间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开始萌芽，文人雅士开始将茶作为一种饮品，将饮茶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唐代，陆羽著书《茶经》，标志着唐朝茶文化的兴起。从唐朝开始，茶道盛行。宋元时期，随着茶业的发展和推动，茶文化也随之越发繁荣。产茶开始规模化批量化，各种品茶社开始兴起。明清时期，茶文化已经日益普及，茶业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行业，各种茶诗、茶室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现当代，茶行业作为大家熟知的行业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茶叶销售，茶社，茶饮料，茶餐厅等。饮茶更是成为了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特殊存在方式。不仅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经传到国外，并广受欢迎。比如日本，将茶道发扬光大，成为了日本文化的瑰宝。在法国人眼中，茶代表着浪漫诗意，是一种温柔的饮品，英国人将茶看作是美容养颜的特殊饮品。

1.2 传统音乐

中国的传统音乐，我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瑰宝，融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形式和表演模式，是现当代音乐体系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根基。与茶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音乐也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据相关史料记载，传统音乐始于夏商周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为钟鼓乐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大融合，中国的传统音乐得到发展，其音乐形式变得更加多种多样，融合了各民族特色。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传统音乐开始慢慢走向世界，比如日本和朝鲜。宋明清开始，中国的传统音乐走向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加的世俗化和社会化。无论是演出人员还是听众都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音乐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上一时期的优秀音乐成果，也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现当代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和继承。传统音乐中的各大流派日渐成熟和固定化，表演形式也更加的大众化。随着一系列传统音乐的对外演出，我国的传统音乐也越来越被外国友人所接纳，成为当代世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茶文化与传统音乐的共通性

2.1 悠久的历史

中国作为茶的原产地，被认为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在诗经已有记载，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后在唐朝开始兴起。陆羽所著《茶经》，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文化走向世界。宋朝以后更是将茶文化发扬光大，茶业成为一个兴盛的行业。明清更是将我国的茶文化推向顶峰，茶文化盛行，各种茶诗、茶市、茶社等不计其数。传统音乐和茶文化一样，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产生于夏商周时期，以钟鼓乐为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具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唐宋元明清，传统音乐得到了发扬和继承，也逐渐走向成熟。现当代，传统音乐以各种方式开始走向世界。由此可见，中国的茶文化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是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很多时候能够相结合的一大重要原因。

2.2 信息的载体

茶文化，作为一种在全世界广泛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在本质上与音乐一样，都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茶香的传递，不需语言不限形式，更不问品茶人的高低贵贱。它传递出一种人们只需品味只需意会就能感受的信息，其美好其含蓄其优雅为人所知所称赞。这种信息的传递是美妙的。同理，音乐的传递也是如此，品乐之人无论高低贵贱，无论男女老幼，都能从音乐中品味到自己的人生百态。无论创作音乐的人还是欣赏音乐的人都能从这音律中体会自己的情感，并感同他人的境界。由此可见，无论是茶文化还是传统音乐，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传递着绵延的情思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2.3 娱乐与艺术相结合

不言而喻，传统音乐尽管艺术性非常强，但是从其产生开始就被当做娱乐工具的一种。夏商周时期的钟鼓乐，是皇亲贵族们用来饮酒配乐和歌舞配乐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的古筝还是琵琶，都是为文人雅士助兴所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音乐被继承和发扬，将娱乐化和艺术形式相结合。茶文化也和传统音乐一样，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都有其娱乐成分，在古代，饮茶也是文人雅士的一种娱乐方式，和饮酒一样。现当代，茶也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缓解生活工作压力、交朋结友的一种有效方式，饮茶时品音，不失为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

2.4 精神世界的共生性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的文人雅士总是将茶与自身的情操相结合，是一种高雅生活方式的典范。古诗词中，关于茶的诗句也是不少。陆羽的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和杨万里的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自是香等等诗句都道出了茶的美妙与高洁，从而表达了自身品茶的快乐。传统音乐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投射，以音乐来传达自身的情绪和情感，也让听众了解这种情绪和情感，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文人雅士描写传统音乐的诗句也是不少，如白居易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琵琶行》以及岳飞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小重山》等诗句都是将中国的传统音乐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从古至今，茶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是情感表达、修身养性和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精神世界具有共生性。

3 传统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点

3.1 以茶品音

在现当代，茶文化和传统音乐越发相结合。例如，很多民族音乐的音乐馆设有品茶坊，让你在品茶的同时能够欣赏到优美的传统音乐。茶和音乐都是信息载体，当传统音乐表达的情绪和某一种茶传递出来的信息相一致时，听众便能够加深对音乐的认知，同时也更能体会创作者的情感。这种寓教于茶的传统音乐欣赏方式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结合到了一起，更加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3.2 以音说茶

越来越多的茶馆会出现传统音乐的表演，传统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有利于品茶者的情绪渲染，也增添了不少高雅气氛。在很多大型优质的茶馆，不同的茶会选择不同的传统音乐。为了表现不同茶的不同风格，背景音乐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铁观音甘甜品茶时可配洞箫和玉笛，普洱茶醇厚可搭配一般的戏曲，乌龙茶清幽一般配上古筝的《春江花月夜》。由此可见，因为茶的品种，品茶人的性情不同，传统音乐的搭配也随之改变。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不仅茶多种多样，传统音乐更是种类繁多。不同的茶搭配不一样的传统音乐，使得两者相互融合，让品茶人和品音人都能得到更完美的审美体验。

3.3 茶音相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