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或当下的各种音乐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专著《山西乐户研究》中，项先生给学界提供了一种在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研究与集体性协同攻关研究等几种方法相联合的研究模式。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给后学以较大的开示。乐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历时一千数百年，其间必然形成体系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但遗憾的是，以往乃至当代的史家对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对乐户的源流、历史分布、组织形式和文化形态、音乐文化特征以及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考证，揭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大一统的封建乐籍制度背景下有序传承的历史脉络。作者找到了这种制度化传承的有效方式——轮值轮训制，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与剖析。

项先生曾多次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这种严密的制度化的传播方式。我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并且这种方式是自然的、无序的。其实不然，一千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传承方式，例如宫廷教坊、府县教坊、府州散乐、衙前乐营等等，才是我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这种传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没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间音乐悄然接衍，在民间音乐文化中存活。因此，乐籍制度下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比浩瀚无际的民间音乐大海深处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着这一理念，项先生继续深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论文，如《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11-20页）、《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页）、《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从<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33-42页）、《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页)、《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35页、第4期第55-76页）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纵观整个音乐学界，对于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刚刚起步，有待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做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音乐小文化与中国传统大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血肉联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内在逻辑而孤立地看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乐史学家们往往多注重“乐”之形态——音乐本体，而忽略乐与礼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功能作用。回过头来，文史学者在谈及传统礼乐文化时又往往只关注“礼”的含义与范畴，而对于与“礼”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乐”却浅尝辄止或干脆避而不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双方学者的知识背景使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缘由就是学者们的专业本位观的影响。基于此，项先生提出一种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以乐观礼”，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下导引出来的次生概念。项先生认为，必须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礼制（三礼五礼）与乐的对应、演化与等级关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义。只有将国家典章制度下的礼乐乐队组合、不同场合与不同礼制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够真正理解礼乐文化的功能性内涵；只有将雅与俗、雅乐与礼乐的关系加以辨析，并明确各类礼乐的使用范围，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礼乐笼统论之。

“以乐观礼”，只有对礼中用乐的等级观念有深层把握，明了同一种礼制，哪些等级能够用乐？明了礼制本身的差异性，才能够看清楚乐之于礼的严肃性和丰富性；只有对国家礼乐如何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的过程作出梳理，并对当下民间礼俗如何承载、接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礼乐作出合理判断，才能够对当下全国各地广泛存在的传统用乐形式、不同乐队组合的内在联系以及相当数量乐曲的属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历史上国家礼乐承载群体的整体把握是认知“以乐观礼”的关键之一，南北朝以降乐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国家礼乐实施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对上述问题均需钩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则，这种论礼乐而混沌的状况将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改观。[4]

换言之，只有对封建礼制的功能与本质，礼与乐对应的内在意涵和互文关系[5]有正确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联系的理念，全面客观地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传统音乐文化事像中的某一个案和音乐品种。

此外，在论及古代礼乐制度与各音乐形态的意涵与互通方面，项先生论述颇多，如《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页）、《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2页）、《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页）、《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黄钟》2010年第3期第99-112页）等，皆属于这一学术论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夯实本学科的研究基础，推动本学科的健康发展。一门学科欲获得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时性过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间肯定会面临新旧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择与扬弃。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必须引入他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以更新和壮大自己的学术生命。

以音乐史学为例，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了，近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的方法论上都实现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传统遭遇现代”，当原有的研究结论与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当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把握愈来愈多的学术事像，无法对新生的学术难题[6]作出合理的阐释时，我们该如何抉择？正如项先生在《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一文（《音乐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页）中指出的那样，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的理念增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音乐史学发展的贡献尤甚。接着，作者谈到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话题，认为既有的音乐史学论域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欣赏的意义，而弱化了中国历史上音乐既有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丰富内涵。如此则很难反映中国音乐在历史语境下的整体样貌，诸如音乐的存在方式、国家礼乐的上下贯通、民间对于国家礼制中吉礼理念与国家礼乐中礼仪用乐的重新组合与拼装、在“为神奏乐”理念下相当古老的音乐形态可能近乎原样承继于当下。项先生建议从社会整体把握的视角，以国家礼制下的多功能性用乐为主线写出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国家乐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礼乐文化史。认为对乐籍制度和制度下群体承载的探研，应该成为一个相对长历史时期音乐史学把握的重点。

篇2

在国际化的语境中，本土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处祖国边陲的黑龙江省并不因其偏远而在文化积淀及文化根源上有丝毫逊色，黑龙江流域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这些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黑龙江地方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而这些独具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是我们应该认识并深入了解的。可是，就我国当前的音乐教育整体而言，仍是沿袭了学堂乐歌以来的“西乐”之路，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对种类繁多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就其深度与广度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更极少被纳入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故此，这对推动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协会会长谢嘉幸曾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的观点，但针对这一命题进行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其“不知道”“没兴趣”现象严重。这一答案把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意识到，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刻不容缓，认识和了解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经成为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学校教育在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和功能？通过本土音乐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社会文化背景去理解、分析和感受此音乐，并从中了解、体验这种文化，是当前国内外贯彻于音乐教育中的重要途径之一。仅民歌这一种音乐类型就反映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动的、宗教的、游戏的、爱情的等。在如此浩如烟海的音乐类别中，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擅长和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种类，进行收集、学习、研究，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音乐基本技能及知识的积累，更能形成自己的个性音乐与追求，进而在音乐实践中归纳完善对本土音乐的认识。

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1.定位准确，方法得当建立一套研究型学科体系，把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课程定位在研究型课程上，使该课程与其他的学科相区别。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学习方式可以采用田野采风、分组学习、资料分析整理、分类汇总等多样学习方式。在师生共同实践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去认识各民族音乐的类别与其表现形式的各异。

篇3

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

（一）以和为贵，追求和谐之美

在汉代，儒家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来代替宗教，以礼俗来代替法律”的“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被广泛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追求和谐”为社会发展目标，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所有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都渗透着对“和”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都用来形容中国人的幸福。著名作家冰心曾经说过，“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的美”。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已通过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谈起，《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的“逝者”包罗万象，可以是天地自然，也可以是人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就这么逝去着，日夜不停歇。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我们逐渐理解了发展的意义，学会了用奋斗和顽强的精神坚持着对未来的执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侵略斗争激发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使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久流传。

（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在中国人的心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它是由无数小家组合而成。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将对小家的和谐、安定和团结的追求同样赋予给国家。人们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上升为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从追求小家的和谐以及对小家的这一范围的认同上升为对国家和谐的追求和对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认同。对于国家和谐、安定团结的认同和追求，加强了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人们浓厚的爱国情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而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

三、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篇4

1.1 茶文化

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结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茶在《诗经》里面就已经出现，据《诗经》记载，茶是一种具有苦味的野生型植物。在神农尝百草的典故中也出现过对茶的描述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三国以前，茶一直作为一种药材在民间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开始萌芽，文人雅士开始将茶作为一种饮品，将饮茶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唐代，陆羽著书《茶经》，标志着唐朝茶文化的兴起。从唐朝开始，茶道盛行。宋元时期，随着茶业的发展和推动，茶文化也随之越发繁荣。产茶开始规模化批量化，各种品茶社开始兴起。明清时期，茶文化已经日益普及，茶业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行业，各种茶诗、茶室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现当代，茶行业作为大家熟知的行业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茶叶销售，茶社，茶饮料，茶餐厅等。饮茶更是成为了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特殊存在方式。不仅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经传到国外，并广受欢迎。比如日本，将茶道发扬光大，成为了日本文化的瑰宝。在法国人眼中，茶代表着浪漫诗意，是一种温柔的饮品，英国人将茶看作是美容养颜的特殊饮品。

1.2 传统音乐

中国的传统音乐，我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瑰宝，融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形式和表演模式，是现当代音乐体系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根基。与茶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音乐也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据相关史料记载，传统音乐始于夏商周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为钟鼓乐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大融合，中国的传统音乐得到发展，其音乐形式变得更加多种多样，融合了各民族特色。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传统音乐开始慢慢走向世界，比如日本和朝鲜。宋明清开始，中国的传统音乐走向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加的世俗化和社会化。无论是演出人员还是听众都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音乐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上一时期的优秀音乐成果，也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现当代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和继承。传统音乐中的各大流派日渐成熟和固定化，表演形式也更加的大众化。随着一系列传统音乐的对外演出，我国的传统音乐也越来越被外国友人所接纳，成为当代世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茶文化与传统音乐的共通性

2.1 悠久的历史

中国作为茶的原产地，被认为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在诗经已有记载，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后在唐朝开始兴起。陆羽所著《茶经》，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文化走向世界。宋朝以后更是将茶文化发扬光大，茶业成为一个兴盛的行业。明清更是将我国的茶文化推向顶峰，茶文化盛行，各种茶诗、茶市、茶社等不计其数。传统音乐和茶文化一样，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产生于夏商周时期，以钟鼓乐为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具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唐宋元明清，传统音乐得到了发扬和继承，也逐渐走向成熟。现当代，传统音乐以各种方式开始走向世界。由此可见，中国的茶文化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是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很多时候能够相结合的一大重要原因。

2.2 信息的载体

茶文化，作为一种在全世界广泛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在本质上与音乐一样，都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茶香的传递，不需语言不限形式，更不问品茶人的高低贵贱。它传递出一种人们只需品味只需意会就能感受的信息，其美好其含蓄其优雅为人所知所称赞。这种信息的传递是美妙的。同理，音乐的传递也是如此，品乐之人无论高低贵贱，无论男女老幼，都能从音乐中品味到自己的人生百态。无论创作音乐的人还是欣赏音乐的人都能从这音律中体会自己的情感，并感同他人的境界。由此可见，无论是茶文化还是传统音乐，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传递着绵延的情思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2.3 娱乐与艺术相结合

不言而喻，传统音乐尽管艺术性非常强，但是从其产生开始就被当做娱乐工具的一种。夏商周时期的钟鼓乐，是皇亲贵族们用来饮酒配乐和歌舞配乐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的古筝还是琵琶，都是为文人雅士助兴所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音乐被继承和发扬，将娱乐化和艺术形式相结合。茶文化也和传统音乐一样，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都有其娱乐成分，在古代，饮茶也是文人雅士的一种娱乐方式，和饮酒一样。现当代，茶也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缓解生活工作压力、交朋结友的一种有效方式，饮茶时品音，不失为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

2.4 精神世界的共生性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的文人雅士总是将茶与自身的情操相结合，是一种高雅生活方式的典范。古诗词中，关于茶的诗句也是不少。陆羽的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和杨万里的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自是香等等诗句都道出了茶的美妙与高洁，从而表达了自身品茶的快乐。传统音乐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投射，以音乐来传达自身的情绪和情感，也让听众了解这种情绪和情感，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文人雅士描写传统音乐的诗句也是不少，如白居易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琵琶行》以及岳飞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小重山》等诗句都是将中国的传统音乐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从古至今，茶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是情感表达、修身养性和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精神世界具有共生性。

3 传统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点

3.1 以茶品音

在现当代，茶文化和传统音乐越发相结合。例如，很多民族音乐的音乐馆设有品茶坊，让你在品茶的同时能够欣赏到优美的传统音乐。茶和音乐都是信息载体，当传统音乐表达的情绪和某一种茶传递出来的信息相一致时，听众便能够加深对音乐的认知，同时也更能体会创作者的情感。这种寓教于茶的传统音乐欣赏方式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结合到了一起，更加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3.2 以音说茶

越来越多的茶馆会出现传统音乐的表演，传统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有利于品茶者的情绪渲染，也增添了不少高雅气氛。在很多大型优质的茶馆，不同的茶会选择不同的传统音乐。为了表现不同茶的不同风格，背景音乐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铁观音甘甜品茶时可配洞箫和玉笛，普洱茶醇厚可搭配一般的戏曲，乌龙茶清幽一般配上古筝的《春江花月夜》。由此可见，因为茶的品种，品茶人的性情不同，传统音乐的搭配也随之改变。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不仅茶多种多样，传统音乐更是种类繁多。不同的茶搭配不一样的传统音乐，使得两者相互融合，让品茶人和品音人都能得到更完美的审美体验。

3.3 茶音相溶

篇5

 

长期以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稍纵即逝的快餐式文化，难有深刻的内涵，所以它在音乐领域并不曾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它作为当代最为普遍流行的音乐形式，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所追捧，对社会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小觑。因此，当下流行乐坛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歌手掀起的“中国风”对寻找、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流行音乐作为回归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用它的创作与传播对背离传统文化而产生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状提出抗议，另一是某些音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展现，通过传统文化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再度认同、热爱与追随。从叙事的观点来分析周杰伦所演唱歌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歌曲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非常注重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叙事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诗学范畴，在各种艺术领域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中跳动着多个鲜活的自然意象（、稻香、芭蕉等）和蕴含丰厚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炊烟、阁楼等）。

以《青花瓷》为例，瓷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使西方认识中国的一个特殊名词。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工艺、书法、绘画的精髓。青花瓷以其稳定的色泽，明净素雅的画面成为瓷器中的珍品。歌曲中的青花、檀香、烟雨、锦鲤、汉隶、宋体等对青花瓷的描绘完全展现出了青瓷洗尽铅华、古朴典雅的那种“自顾自美丽”。再加上古筝叮咚，牙板清扬，琵琶淙淙和周杰伦柔情而古朴的唱腔，构成了一阕佳作。

《东风破》中孤灯、圆月、烛火、酒、水东流、古道、荒烟等意象音乐论文，很容易令人想起《相见欢》或《天净沙秋思》等诗词，这些意象的运用不仅深化了歌曲的内涵，而且重复渲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海一九四三》中泛黄的春联、黑白照片、雕花的门窗、斑驳的砖墙、豆瓣酱、旧皮箱等都是显明的传统文化意象，它们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大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有相同的文化浸润。 二、叙事主题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当前人们比较通行的一种看法是，它属于文艺作品的深层意蕴，它常常透过形象、意境而表达出包含某种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具体作品来看，周杰伦的歌曲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从众多而多样的歌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演唱的歌曲主题大多不离传统文化。

爱国主题是周杰伦歌曲的第一大主题。广为传唱的《蜗牛》于2006年被上海市教委列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100首》的推荐目录论文开题报告。《本草纲目》迫不及待地要向国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民族曾经创下了古文明，因此要“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希望“华佗再世”，医治“崇洋媚外的病症”，并且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甚至还要让“外邦学汉字”。《双截棍》一歌中以武林绝技将“东亚病夫的招牌”“一脚踢开”，歌中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既是中华武术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立身与处世的根本所在。《龙拳》豪情万丈的宣告：全世界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这里的叙事者是一个自信、骄傲以及充满尊严的中国英雄。

“百行孝为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爷爷泡的茶》讲爷爷在主人公小时候泡茶的生活情节，那就是家的味道。《外婆》告诫当今的人们孝顺长辈不但要给予物质上的赡养，还要给予精神上的关爱。《听妈妈的话》通过与童年时自己的对话教育现在的孩子要爱自己的妈妈，要听妈妈的话，让她少操心。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与工作节奏加剧，人们充满焦虑，再加天灾人祸不断，很多人陷在了困难的负面情绪中，针对这样的现实，《稻香》表达了对单纯、原始生活的向往，其中虫鸣鸟叫的乡村能够使人想起庄子的文化，它的主题是什么？知足。而“知足常乐”也是被当下人们所遗忘了的一种可贵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周杰伦的歌曲中大部分常常表现出对过去世界深情的留恋，时间在他的歌曲中成了一个能指的符号，过去是充满意义与价值理想、美好的所在地。

三、叙事语言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当下流行音乐的歌词以直截了当为风尚，浅白易懂到无味地步。而周杰伦的歌曲语言却能以中诗的委婉胜，这在于它的叙事不但十分注重琢词炼字，而且大量出现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比喻、拟人、引用、通感、用典等叙事手法，使作品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的风格与神韵。“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台》）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的黄”与“笑容的黄”一起呈现音乐论文，使人感到曾经温暖甜美的笑容已逐渐淡离远去，令人无限伤感。同时，这句又令人想起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名句，真是更添思念哀伤之情。“只恋你化身的蝶”（《发如雪》）用的是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化蝶”的典，《发如雪》歌题本身对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转化，《《四面楚歌》歌题用是项羽的历史典故，这些切题达意，浑然天成的用典或转化以古喻今，使歌曲显得古朴而文采斐然，体现出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又表达着文化，可以说，语言能够反应一个人特性，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与反映着人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态度。

篇6

一、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

传统音乐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首先表现在传统音乐的体系律制方面，属于“三律并用”的体制，据相关资料地记载，古琴一般使用的是纯律，琵琶和阮一般采用的是平均律，而签上则采用的是三分的损益律，这三种音乐的律制在长时间中是同时存在的；其次是在传统音乐的体系中，音阶与节拍也有属于自己十分独特的特征，音阶一般采用五声性的旋法加以调式音阶，律动主要包括了均分律动和非均分的律动这两种，在结合与不规则的使用中，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节奏与节拍、整散结合与戏曲中的坐唱念打、紧拉慢唱的方式；最后是在记谱法方面，主要采用的是记号与符号将曲子的中高低、强弱以及长短等内容表现出来，如其中工尺谱在多次更改之后仍沿用至今，从而使得大量优秀的传统音乐得以长期的保存与发展。

二、高职声乐教学中引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意义

1、有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传统音乐因其有着非常深厚的艺术传统而更多地呈现了人的“心灵状态”，这种优秀的音乐里渗透了一种区别于其他国度的人文精神，并酿就了温良醇厚的中华民风。因此，把这样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是我们一代代音乐人的责任和义务。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中，更重视欧洲音乐文化体系的教学，这对于传统音乐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冲击。因此，将传统音乐文化引入高职声乐教学课堂，不仅可以提高高职学生传统音乐方面的感悟能力，也让高职学生在传统音乐的学习过程中了解中国部分民族的风俗人情以及传统文化，同时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

2、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声乐教学的发展。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高中以前的音乐教育都是以识谱唱歌或是简单的音乐欣赏为主，声乐教育并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因此学生考入大学之前大多只通过集中短期培训参加艺考。并且高职院校学生因接触欧洲西洋唱法晚及不习惯西洋风格声乐作品的音列组合，因此很多学生难以正确掌握古典音乐的精髓，声乐水平得不到提高，对于声乐的学习也逐渐丧失信心。如果能将学生从小就习惯聆听的传统音乐文化引入到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之中，学生情感上更加容易接受，比如把当地优秀的民歌作品作为教学内容，当地民歌唱法中的精华用于演唱技法训练，因从小的视听习惯，学生就更容易学会。

3、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综合性素质人才。高职院校教学目标就是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一种优秀的音乐文化，因其在历史的长河里经过反复冲刷却没被淹没反而得以传承至今，足以说明传统音乐文化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是几千年音乐文化沉淀的精品。同时，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经过一代代中国人民的传承和不断改良，不仅音色丰富，其内容也带有中国某个时期的文化特色。因此，如果能够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引入到如今的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之中，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受到这些文化自带的魅力，提高音乐的欣赏能力，同时，还能让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文化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审美能力以及音乐创作能力。

三、高职院校声乐教学引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措施

1、重视传统音乐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高职院校的老师在声乐教学中，不仅要给学生传授传统音乐中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还要注重学生情感上的培养，让高职学生热爱中国的传统音乐，同时也重视中国的传统音乐。只有学生重视并热爱，才能主动去学习。我国的传统音乐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因此，高职院校的声乐老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在分析一个音乐作品之前，先带领学生对这部音乐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例如作品的来源、创作背景，以及发展背景，学生对这部作品了解的越深入，作品对学生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传统音乐作品产生了兴趣，学起来也就相对容易，声乐课堂的教学效率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2、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音乐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情感的表现方式，如果声乐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单一古板的进行教学，学生在沉闷的环境下自然不能学好声乐。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和历史特色，且包含的内容丰富，因此，高院校的声乐老师应该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这一特色，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例如，高职院校的声乐老师可以利用当今的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声乐课堂的教学中播放中国的传统音乐，比如播放不同中国乐器演奏的同一作品，让学生仿佛置身于音乐的海洋之中，全身心感受我国传统音乐的魅力。除此之外，高职院校的声乐老师可以通过举办表演唱比赛、公开课、课堂音乐会、音非榫熬绲刃问剑丰富课堂的教学模式，加强课堂上与同学之间的互动，活跃课堂氛围，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可以与学生一起针对某一个传统音乐文化作品进行讨论，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只有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传统音乐文化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传递和表达。

3、重视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感知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目标不仅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基本的演唱的技能技巧，掌握演绎一定难度声乐作品的能力，更是要让学生在不断的声乐学习之中提高自身的声乐造诣和音乐素质。因此，高职院校的声乐老师应该更加注重对学生在音乐感知力和想象力上的培养，抱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学习作品的同时提升音乐感知能力。而传统的音乐文化，则会对学生这方面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歌曲的同时感知音乐的美，学会在作品中去寻找美、体验美和发现美。声乐老师要善于引导，加强学生在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4、提高教师自身的音乐素质。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若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声乐老师也应该具有很高且全面的专业素质，如果声乐老师没有深厚而全面的音乐素养，也就很难将传统音乐的精髓传递给学生。声乐教师不光要掌握系统而全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上全面掌握我国的传统音乐，热爱各地民歌、小调、说唱及戏曲的音乐，学习它们的演唱技巧，热爱古琴、古筝、二胡、笛萧、唢呐等民族器乐的传情达意方式。因此，学校要重视对声乐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只有声乐教师提升了音乐方面的综合素质，才能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指导。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传统的音乐文化作为基石，而声乐艺术又是现代音乐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在高职声乐教学中引入传统音乐文化，对于促进高职声乐教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璐.浅析如何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职声乐教学[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7）

篇7

我国具有灿烂的民族文化以及悠久的历史，其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加强大学生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使大学生更好的了解国家的民族文化以及传统音乐，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

一、多元文化视域下加强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意义

（一）能够促进大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音乐教育应将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作为重要的课题，引导大学生去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文化以及音乐风格，充分的挖掘世界各个地区民族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我国民族传统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东方音乐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周边的一些国家，同样也吸收着各个国家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因此，加强对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的文化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东方音乐文化，从而理解多元化的世界民族音乐文化，感受人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大学生通过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可以开拓自身的眼界，以开放性与多样性的眼光去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

（二）能够增强大学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

多年来在中国的音乐教育中一直以西方为摹本，盲目的模仿西方的音乐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及教育观念使得我国的音乐教育一直处于难以创新与发展的状况，对几代人的音乐审美及听觉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如今在大学的音乐教育中，民族器乐、戏曲、民族歌曲等课程较少，而钢琴、西方歌剧、交响乐等课程却屡见不鲜，西方音乐一直占着主流位置，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包含着广阔的文化形态，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加强对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加大传统音乐课程的比例，向大学生传输更多传统的音乐文化知识，能够使大学生更多的了解熟悉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构建正确的音乐文化价值观，树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

（三）能够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引领着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当代大学生应努力学习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以及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中包含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及传统音乐艺术，对促进民族凝聚力以及增强民族感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加强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的文化教育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优秀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充分的体现了社会理想、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要素，音乐是人们用来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重视民族传统音乐的文化教育，能够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有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四）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音乐能够细腻的传达人的情感，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的开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在音乐教育中包含了基本的乐理知识与歌唱技巧、歌唱表演等多个方面，学生需要学习与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胆的联想，开启大脑思维去发现音乐艺术的魅力。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创新能力与想象能力的人才，音乐具有情感性、自由性以及差异性，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自由的想象空间。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一方面能够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另一方面能够拓展大学生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与想象能力。在进行音乐欣赏时，欣赏者需要在音乐原有的基础上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再创造，根据自身的情感及理解最终在大脑中形成新的音乐形象。

二、加强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途径

（一）提升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的欣赏能力

当今大学生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知识较为薄弱，音乐素养不够高，因此应加强大学生的音乐素质教育。第一，应增强大学生感性经验的积累。大学生应培养自身的音乐欣赏能力，多听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经典民族音乐作品，增强自身对音乐的感性认识，在扩展音乐艺术视野的同时提高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第二，应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音乐文化与历史、民俗、文学、舞蹈、戏剧等多种文化密切相连，要想更好的理解音乐作品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文化艺术的熏陶，因此，应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全面提高其音乐欣赏能力。第三，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学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文化艺术活动，如校园歌手大赛、民族音乐文化节等，一方面开拓自身的音乐视野，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并增加生活体验。

（二）文化部门应加强对民族音乐的宣传

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应坚持建设面向民族的、科学的、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针对如今大学生偏爱流行音乐的现状，文化宣传部门应制定相关的应对措施，肩负起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责任，加强对民族音乐的宣传，加强对媒体的监管，逐步改变以往以流行音乐充斥于媒体的状况。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加强对思想水平不高且格调低下的音乐作品的控制与打击，另一方面加强对优秀音乐作品以及高雅音乐作品的奖励力度，鼓励更多民族传统音乐的创作，进而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人们接触到更多的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也使大学生更加关注民族音乐的发展。

（三）创新与改进传统民族音乐教育

第一，应及时转变并更新教育理念。在多元化的视域下，高校音乐教育应及时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模式及手段，使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在传承与发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纳更多的精华，朝着多元化与多样性的方向发展。第二，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在大学生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有效的审美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欣赏能力、审美能力以及辨别能力的提高，能够使大学生更好的认识与理解传统音乐文化。第三，学校可以经常邀请一些原生态的民族音乐家来校进行音乐交流与指导，或者是聘请他们作为学校的音乐教师，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音乐，如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蒙古的长调及呼麦等等，通过对这些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欣赏与学习，学生的音乐素养可以得到较快的提高，还可以使学生们更好的传承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

三、结语

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只有更好的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与创新，才能使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篇8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篇9

由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主办，中国音协音乐传播学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承办的“2007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于10月27-2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音乐传播领域专家学者、师生与新闻出版单位文化传播人士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60余篇。

音乐传播教育之现状

在26日上午举办的新闻会上，音乐传播学会会长曾遂今介绍了前两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情况，及其教学与科研在各地院校的发展，指出从本科到博士的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在中国传媒大学已经形成，目前已有5届学生毕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在介绍本院音乐传播专业本科毕业生分配与就业情况时指出，音乐传播专业本科就业率高达97%，以广播电视和文化传播公司为主，在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举步维艰的局面下，已成为本院音乐类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记者从会议了解到，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相继开办了音乐传播专业，一个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蔚然形成。

音乐传播理论之思考

音乐传播（Music Communication） 究竟为何物？是学科、是专业、是研究方向、论文题目，还是职业方向，或者公司运营项目？从第一届音乐传播研讨会开始，这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这个争论也延续到本届研讨会。与会代表除开对音乐传播学的音乐学归属、传播学归属等学科性质地位的讨论继续深入而外，许多研究者跳出各执己见的争论，直接进入学科主体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曾遂今教授《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与薛艺兵教授《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前者提出音乐传播“零信道、信道、盲信道、网络信道”四种模式，探讨其时空规律，解释音乐生命力形成的时空原因；后者以论文为基础进一步提出音乐传播“狭域、广域、泛域、异域”和“即时、共时、历时、待时”时空传播各自四种不同的模式。王建元教授则根据音乐传播专业在本院建立10周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学科建设“音乐编导策划、音乐商务、音乐传播研究、音乐治疗”四个发展方向；庄元教授“试论数字化传播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论文集中讨论了数字化传播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冯光钰先生“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和伍国栋教授“江南丝竹的传播”等论文则集中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与流变情况。

音乐传播实践之研究

音乐传播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必然介入新闻出版、传媒工作的实践活动中去，会议一大批论文集中于各种不同的音乐传播实践活动研究。音乐传播，自然是传播音乐，从理论上讲不是一个问题，而面对实践却成为问题。

篇10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一带。撒拉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类，其中民间音乐较为丰富，尤其是以民歌为主体。撒拉民歌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乐器品种较少，普遍流传的仅口弦一种，未有独立器乐曲。纵观几十年来学者们对撒拉族音乐所做的工作，主要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撒拉族主要聚居区的民歌进行了重要的调查和记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曲谱资料，为撒拉族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草案）》，根据这一精神，青海和甘肃音协组织了音乐家深入撒拉族地区采风。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亚雄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前往撒拉族地区采风，发表了一些介绍、研究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畔红花――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①。

1979年《中国民歌集成》编纂工作得到恢复后，各省对各民族民歌进行了普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收集撒拉族民歌32首。199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杨鸣键的《撒拉族民歌简介》一文，对撒拉族民歌做了全面介绍，也对撒拉族民歌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共收入撒拉族民歌70首，2000年再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收入撒拉族民歌71首。除此之外还有《青海花儿曲选》（青海群众艺术馆编印，1979年）其中收录撒拉族花儿41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编印），其中收集撒拉族花儿11首，宴席曲4首、号子6首、其他4首。《中国曲艺集成》（青海卷）回族撒拉族部分中收录打搅儿曲目1首；《驼泉清清――歌唱循化歌曲选》，由青海本地作曲家及音乐爱好者创作撒拉族歌曲共188首；《青海撒拉族花儿曲选》马正元编，名人出版社，2004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民间小调》，1978年。关于舞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由中国戏剧家学会青海分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其中收录了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青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989年，介绍了撒拉族舞蹈概况，收录了民族舞蹈7部，并在其中附有舞蹈图示和乐谱。

二、音乐文化著作中对撒拉族传统音乐的介绍

从中国少数民族大的民族领域研究音乐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篇章涉及了撒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撒拉族音乐及其风格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使撒拉族民间音乐得到不同程度的昭示

综合类主要有：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本书中按艺术体裁将撒拉族民歌进行了分类；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撒拉族的音乐史分为四个部分；乔建中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蔡廷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54页，1989年）编写了《撒拉族音乐》部分。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对“撒拉尔玉尔”“撒拉号子”“撒拉婚俗”“撒拉曲”“撒拉少年”“撒拉戏”条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对“撒赫稀亚格拉”（哭嫁歌）、“撒拉尔玉尔”“撒拉花儿”等条目均有介绍。

三、对撒拉族音乐及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主要论文：钟子林《撒拉族音乐概况》，中央音乐学院院刊，1959年总89期；张谷密.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马忠国.撒拉族民歌概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4）；范晓峰.撒拉族民歌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01）；马盛德，司马力.试谈撒拉族舞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03）；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式旋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8（04）；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02）；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7）；张云平.撒拉族哭嫁歌艺术特征研究[J].民族艺术，2009（02）；晁元清.撒拉族民歌《阿里玛》遐想[J].音乐创作，2010（03）；王玫.浅论青海撒拉族民歌的多元文化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J].青海民族研究，2005（01）；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研究[J].民族艺术，2009（03）；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2）；郭晓莹.土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J].中国土族，2008年夏季号。

除此之外，涉及到音乐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有朱刚、李延凯的《撒拉族民间文学简介》，马学义的《撒拉族民进文学简介》，马成俊的《撒拉尔歌谣初探》。

（二）论文集：《百年撒拉族文集》其中收集了21世纪以前撒拉族论文，其中包括了音乐类的有张谷密的《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马忠国的《撒拉族民歌概述》，马盛德、司马力的《试谈撒拉族舞蹈》等。

（三）专著：苍海平的《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9月。本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撒拉族民族民间音乐，参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方法，对撒拉族现收集到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收集到的100多首民歌逐一进行了极细致的曲式分析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歌曲《新循化》《阿里玛》等；歌舞音乐《摘花椒》《黄河放排》《驼泉清清》《打墙》等。舞蹈方面有1989年由蔡廷玉、尹崇尧编剧的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

近年来，撒拉族的新型歌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优秀的剧目有撒拉族花儿剧《驼泉清》《打麦场上》等。随着时代的前进，撒拉族音乐将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继续不断地激励撒拉族人民在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结语

撒拉族音乐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现发表的论文只是简单地将现收集到的撒拉族民歌做了分类和说明，并没有新的挖掘和整理。2.研究的视野还不够扩展，至今也没有涉及到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的著作和论文。3.关于撒拉族音乐的渊源没有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4.撒拉族民间音乐仍需深层次挖掘和整理。5.对撒拉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加强力度。6.撒拉族音乐研究还处于以个人研究为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散乱，且深度不够。

篇11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它的储藏量用无以计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从当下来看，我们对这笔财富还是有些忽视了，对它的发掘还很不够。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如长期这样下去，对中国音乐的繁荣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从历史上看，凡是重视和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人，凡是去挖掘它、学习它并研究它的人，不管你是音乐学家、作曲家还是表演艺术家，都会有大的收获，并且都能运用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去。比如当年在延安的“五人团”，他们都是作曲家，如马可、刘炽、张鲁等。由于他们从“小鲁艺”走进了“大鲁艺”，即认真地、虚心地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故而他们创作的作品都浸透着中国人的血液，浸透着中国的民族精神，深受中国人民大众的喜爱；再比如一些歌唱家，如郭兰英、李双江、吴雁泽等，他们长期受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使他们的歌唱那么有中国的韵味。还有一个例子，当年选择演唱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歌手时，有20多位明星大腕参加选拔，但谷建芬女士却独独选中了杨洪基，认为他唱的有味儿！后来杨洪基说，因为他曾学过京剧。再比如竹笛演奏家张维良，他是苏州人，从小住在昆曲和评弹团的大院内，不仅天天受熏陶，还特意向剧团的笛师学习昆笛的演奏，所以他创作、演奏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江南风韵。

这里，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于会泳。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民族音乐理论家，又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经他手创作的“样板戏”音乐，可以说个个是经典。其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创新了传统。“样板戏”的许多剧目，如今还经常上演，其中很多唱段还经常被人演唱。经过“样板戏”时代的人爱听爱看，即便是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也十分喜欢。“样板戏”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益于于会泳深厚的民间音乐的功底，和他对传统音乐普遍规律性的研究的结果。他所著《腔词关系研究》、《民间曲调研究》（手抄本），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他在“上音”任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时，带领同事和学生们进行着有计划的、卓有成效的传统音乐研究。他本人更多的进行所谓“综合研究”，实际上就是我认为的对传统音乐进行“非程式性”的、普遍规律性的研究，而这些都应用在了他在“样板戏”创作的实践中。他这种研究和实践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传统音乐学家们、有志于创作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曲家们，都能像他这样对传统音乐进行从个体到总体、从个别规律到共同规律的深入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去（当然，音乐学本身还有对音乐的认知功能），我想，不光我们的京剧乃至戏曲发展会有光辉的前途，整个中国音乐都可能按着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音乐风范的要求去发展，于会泳的这些经验是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

①该文是根据在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颁奖典礼期间召开的“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稿，加以整理、修改、补充而成。

篇12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写作,无论运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和手法,都不可能避开对西方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重点介绍,因为西方音乐在这两个时期已经高度发展与繁荣,不仅乐谱资料和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各种音乐形式亦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我们所深入研究的作曲家和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两个时期,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关于这两个时期的论述进行对比,也变得十分必要。

首先来看叶松荣的《论稿》,作者对于每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所启用的标题都呈现出承上启下的逻辑性。而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体现了该书主观性的特点,如描述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的美学思想与音乐创作”、“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独特性及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创性”、“肖邦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等。在论述方法上,作者叙述的方式却突破了传统的史书,较为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且评述性很强。对于作曲家、流派的评价分析也十分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情感内容独特性时,作者将该曲与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使这一段的论述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