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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cham提出工程哲学(EngineeringPhilosophy)词汇,并阐述哲学对工程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工程处于技术之下,是技术的一部分,而李伯聪教授则认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技术和工程“三元论”是工程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科学活动是以探索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人们既不应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工程并不是单纯的科学应用或技术应用,也不是相关技术的简单堆砌和剪贴拼凑,而是科学要素、技术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制度要素以及环境要素等多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三元论”明确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突出强调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强调“工程化”环节对于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关键作用、价值和意义,强调应努力实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的有机互动与统一。
1.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本质及特点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基于业务风险方法,来建立、实施、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信息安全的,包括组织结构、方针策略、规划活动、职责、实践、程序、过程和资源等内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支撑标准为ISO/IEC27000标准族。在ISO/IEC27000标准族中,不但给出了“建立、实施、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信息安全的”“基于业务风险(的)方法”,而且还给出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实用规则、审核指南以及相关安全域的具体指南等。例如,仅GB/T22081-2008/ISO/IEC27002:2005信息安全管理实用规则,就包括了11个控制域,39个控制目标,133项控制措施。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可在不同的学科中找到其渊源,在实施框架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应用了质量管理中的Plan-Do-Check-Act的戴明环,在具体的控制措施上,则包括了密码学、人员安全以及各类信息安全技术,其研究的特点是将科学思维、工程思维和社会思维相结合,但更强调工程思维的“设计”理论。工程研究活动不同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是“设计”。工程设计活动包括对象设计和过程设计。例如,建造水坝的坝体设计是对象设计,如何实施就是过程设计,在信息安全中,设计组织自己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对象设计,设计如何部署是过程设计。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演化过程与规律
2.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起源和发展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建立在体系(System)化基础上的“最佳实践集”,到国际标准的正式公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过度关注技术,忽略人的作用的“技术浪潮”阶段,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了大量的信息安全技术产品,例如,防火墙、防病毒和入侵检测系统(IDS)等。第二阶段为强调人的作用的“管理浪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企业开始设置专职的信息安全管理岗位,以加强对个人行为的控制。第三阶段即“体系阶段”,在体系阶段信息安全以目标为导向,不再局限于手段的应用,而是技术、制度和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这个阶段是信息安全的工程化阶段,体现了工程的实践性、经验性、继承性、创造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2.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动力和机制分析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需求驱动”的过程。AlvinToffler在其经典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时代,“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价值非凡,因此面临诸多风险,为保护信息,安全需求的出现是必然的。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推动力。新密码算法的产生,各类以“信息技术解决信息安全”的思路涌现,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信息安全产生的本质原因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反过来,解决信息安全问题又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速度更快,与防火墙形成联动的入侵检测系统。国家政策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应用的导向力。任何工程活动都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开展的,都要接受国家(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对工程创新的应用,企业的认识往往是滞后的,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性政策。例如:商务部印发的商资发[2006]556号及商资函[2006]110号,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鼓励引导政策。
2.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演化特点、方式和规律
对比国外,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在国内发展体现出了明显的跳跃性,这种跳跃性不但体现在信息工程领域,也表现在其他诸多领域。国内一般不会沿袭其循序渐进的路线,而是直接引用国外的先进经验或者在国外已有的原型上进行模仿开发。在科学、技术和工程3个领域内,与文化、制度、历史等环境因素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工程。在信息安全领域内,作为基础科学的密码学,其算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会因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特征,绝大部分技术亦如此。但在工程层次,不同的文化制度有时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例如,腾讯QQ本来是模仿国际聊天软件ICQ,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ICQ,MSN等点对点国外聊天软件均濒临破产,但QQ在线用户却在2010年突破1亿。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虽然修改自国际标准,但也显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更强调保密性,和国外用户相比,更多的认证取向等。
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思维与工程方法论
3.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思维
科学思维是“反映性思维”“发现性思维”,体现理论理性的认识,工程思维是“构建性思维”“设计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体现实践理性的认识。科学家通过科学思维发现外部世界中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自然规律,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创造出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工程构建物,工程设计是以价值当事人的特定需要为出发点,以构建某种与主体需要相符合的实体为归宿的筹划。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族的GB/T22080-2008/ISO/IEC27001:2005原文别强调:“采用ISMS应当是一个组织的一项战略性决策。一个组织ISMS的设计和实施受其需求和目标、安全要求、所采用的过程以及组织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且上述因素及其支持系统会不断发生变化。按照组织的需求实施ISMS是本标准所期望的,例如,简单的情况可采用简单的ISMS解决方案。”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部署过程也专门设有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目的就是找到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3.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方法论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应用了PDCA戴明环,与A.D.Hall的系统工程方法略有差别,但在本质上是遵循这个基本框架的。
三大规律创新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创新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
一、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韦伯斯特词典对创新的定义有“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tointroducesomethingasorasifnew)和革新(tomakechanges)”两种意义。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及“人类固有的本性”。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颜师古语),“修旧曰新”(郑玄语)。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决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二、创新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片面强调创新的现代性,否认创新的永恒性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当代才出现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创新问题。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的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创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只要人们有需求,就有创新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2.片面认识传统观念,与传统彻底决裂
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东西产生于旧社会,使人的思维受原有思维空间的限制,无法实现创新。因此,就认为传统是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活动,要与之彻底决裂。然而,历史只有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创新、前进,如果抛弃了这个基础,便只能倒退。因此,要想成为自觉创造者,就需要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与传统决裂。
3.片面强调创新与发明的联系,否认其区别
有人认为,发明应归于创新的范畴之内,显然这是对创新概念的误解。据我国《辞海》的定义,发明是指“创制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发明示范法》规定:“发明是发明人的一种能在实际中解决技术领域内某一特有问题的技术方案。”由此可见,发明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是技术手段的物质凝结。从时间上看,发明先于创新而产生,创新则是发明的商业化或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创新从发明开始,发明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则是发明的拓展。
4.片面强调主观作用,忽视客观条件对创新的制约
一些人认为,解决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个人。他们认为,当社会中的个体较多地具有了创新观念,创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个体创新形成的外在环境即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对个体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合理利用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就会促使创新人才辈出。因此,解决创新问题,不仅要从个体入手,还要更多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三大规律指导创新
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三大规律,对我们了解创新的方法和揭示创新的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事物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及力量消长。由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中的新事物是旧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创新就是抓住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趋势,加以引导,顺利实现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而不能违背其规律按照主观喜好去构想、设计创新。第二,创新的时机是永恒存在的,只要人们以批判的方法看问题,就能在创新时机来到的时候,抓住时机,实现创新。第三,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此创新也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它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2.质量互变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并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由质量互变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要遵循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是创新的前提,我们只能在遵循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创新,而不能主观臆造。创新发生质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打破常规。第二、创新是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创新过程中既要不断积累新知识、新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又要借鉴失败的教训,促使创新的质变实现。据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超级秘书网
3.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事物发展的两次否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及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呈现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周期性变化。人们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形式,描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推进”。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尽管创新是跨越,是新的生成,但是创新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它是对原有旧事物积极因素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因此,对现存事物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扬长避短,才能实现科学创新。第二、创新的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创新的过程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的否定和肯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而完成创新的一个周期。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暂时的困难和停滞,甚至后退。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有保持坚定的毅力和信心,才能终将创新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上海市高校《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哲学基本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的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各种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一起来临,其中就包括出现在每个家庭里的宠儿,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养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在逐年增长,高校独生子女大学生比例已超过30%,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中有90%是独生子女,即是说独生子女大学生是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因此对独生子女大学生予以更多的关注,增强对其心理素质的培养,是当前高校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职责之一。
一、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特点
高校独生子女群体,因其成长的环境特殊,他们除了具有当代大学生的共同特点外还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独特。独生子女自降生那天起,就意味着他是家里的“独苗”,在家庭中具有特殊地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们,往往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而很少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考虑。在与人的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谦让,不顾别人的感受,容易与别人闹矛盾。由于自我意识强,不愿受纪律的约束,一旦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往往我行我素,不顾全局。
(二)娇惯。独生子女大学生是在亲人的精心照料和万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差,再加上独生子女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优越,导致他们生活中讲求吃穿、摆阔气、排场,往往浪费严重,不像非独生子女那样勤俭节约。因此逐渐养成了娇惯的心理特点。
(三)脆弱,承受挫折的心理能力差。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一方面表现为活跃聪慧、充满自信,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感情脆弱,承受挫折能力差。在评优、入党等方面不顺利时,表现出过分的失望、焦虑、冷漠等情绪;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就哭鼻子、找家长求援;与同学闹别扭时不会妥善处理,往往采取逃避或报复的手段。
二、独生子女大学生挫折心理分析
(一)过分自信导致自卑感增强
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独生子女们有许多更为有利的条件:第一,经济条件普遍优越;第二,享有充分的父爱和母爱;第三,获得较多的智力激励以促进智力发展;第四,与成人接触机会较多,知识面较广等。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容易滋生出处处高人一筹的优越感。因而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中便自然而然的认为自己就是最好的、自己有能力做好一切事情、自己应该获得所有的鲜花和掌声,在这种过度自信心态的指引下独生子女大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之初很容易确定过高的学习、奋斗目标,如在班级中学习名列前茅,在学生会、班委会的民主选举中脱颖而出,在班级、学校活动中表现突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得到老师跟同学的赞扬跟认可等。可一旦发现,大学不同于高中在学习、工作方面突出的大有人在,自己不过是大学中平凡的一员,自己所制定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屡屡失败时,便会产生由过度的自信转向全盘否定自我,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产生极度自卑的心理。
(二)娇生惯养导致人际交往困难
大多数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家庭中是“小皇帝”、“小公主”,长期生活在“大家围着转”的家庭环境里,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好,家长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各种愿望和要求,使他使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为所欲为,十分任性、自私、贪婪和霸道。主要表现在:
(一)自我中心性格导致人际关系困难。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多数,在父母的溺爱中形成了较强的自我中心性格,遇事先考虑自己,习惯于从“我”的角度去看问题,不会换位思维,因此很难理解体谅他人。因而与同学和睦相处也比较困难。如,独生子女大学生把自己的生活作息时间强加给室友,使室友之间的矛盾重重。
(二)不会关心他人,导致同学关系疏远。有些同学在紧张激烈的竞争中表现出自私、利己的一面。如有独生子女大学生对生病的室友不闻不问,对同学的困难漠不关心等,这些都会导致同学之间友谊的淡化。
(三)认知上的片面性、极端性使独生子女大学生与同学关系僵化。
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常常不能全面地、多角度地看问题,喜欢抓住问题的一个方面不放,用自己贯有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周围的人与事,这样极易导致同学之间难以很好的沟通与交流。
人际交往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因为人们通过相互交往,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共鸣,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归宿感。尤其是当人处于紧张、孤独、焦虑时,更需要与人交往。大多数独生子女大学生由于不善于处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久而久之便会产生阴郁的心理倾向,影响正常的生活、学习。
(四)容易形成依赖型人格障碍
依赖型人格障碍是独生子女大学生中较为常见的人格障碍,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新入学的独生子女不会铺被褥、洗衣服,不会整理自己的物品。新生报到时家长送到学校,而且帮助子女排队注册、领取物品等,军训中怕苦、怕累、怕脏、经常哭鼻子的往往都是独生子女。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主要特征是:无主见、无助感、被遗弃感、无独立感、过度容忍、害怕孤独、难以接受分离、易受伤害等。它产生源于人的自身发展的早期。幼年时期儿童离开父母难以生存,在儿童印象中保护他、养育他、满足他一切需要的父母是万能的,必须依赖他们,总怕失去了父母这个保护神。这时如果父母过分地溺爱,鼓励子女依赖父母,不让他们有自主和自立的机会,久而久之,在子女的心目中就会产生对父母或权威的依赖心理,成年以后仍然不能做主。
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相比较,独生子女大学生作为家里的“独苗”自然受到父母的百般疼爱,什么事情都有父母包办,甚至连衣服鞋袜都不用自己洗。父母对孩子生活上过多的呵护和疼爱,让独生子女大学生养成了依赖习惯,缺少生活自理能力,进而形成依附心理,这种依附心理若不能得到很好的引导便会形成依赖型人格障碍。患有此类人格障碍的人缺乏自信心,总是依靠他人来做决定,终身不能承担起选择和完成各项任务及工作的责任。
三、独生子女大学生挫折承受能力的培养
(一)挫折承受能力的定义
挫折承受能力是指个体适应挫折、抵抗和应付挫折的能力,是个体在遇到挫折情境时,经受打击和压力,摆脱和排除困境而使自己避免心理与行为失常的一种耐受能力。挫折承受能力是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一道防线。因此挫折承受能力较低的人,几经挫折的打击之后,容易失去人格的统整性,甚至会出现人格扭曲,形成行为失常和心理疾病。可见,挫折承受能力是大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大学生适应环境的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
(二)提高独生子女大学生挫折承受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1.正确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善于调节自我抱负水平。
由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大多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磨练,社会阅历不够丰富,他们往往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不到位,过高评价自己,他们一般有着极强的成就动机,总想出人头地、大展宏图,因而对自己的目标定位过高。正确地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就是指根据自己的学习要求、成长要求,恰当地分析自身的长处和不足,对自己的不足要有充分的理解,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实现自我价值。
在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的基础上,及时调节自我抱负水平。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挫折都与自我抱负水平的确立不当有关。因此,学会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正确设定生活的目标,调整自我抱负水平,并在前进中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如果在目标实施过程中,发现自己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前进受阻,就要及时调整目标,以便继续前进。对那些远大目标,要把它分解成中期、近期和当前目标。这样,就可以在成功中体验到愉快和满足,逐步提高自信心,又能在失败、挫折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终战胜挫折,取得最后的成功。
2.加强实践锻炼,培养抗挫折能力。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上出生于改革后,成长于经济发展之时,他们是在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步好转的过程中从校门到校门,这些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在家娇生惯养,在校一心读书,对社会知之甚少,因而在心理上非常脆弱,很难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挑战。
加强实践锻炼,可以让独身子女大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适应社会、体验生活,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从而减少挫折的发生。如: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下乡学习锻炼,新生军训,劳动服务,社区援助,文体竞赛,勤工助学,野外生活训练,专业实习、见习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使独生子女大学生渐渐形成独立自主的习惯,摆脱对父母、老师的依赖,同时也培养独生子女大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进而增强抗挫折能力。
3.加强逆境锻炼和挫折教育,培养意志力。
这实质上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独生子女成长的一帆风顺使得他们像“温室的弱苗”,经不起风雨,受不得挫折。客观上社会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逆境”少了,孩子缺乏锻炼的机会。主观上,现在就一个孩子,看得都象“金豆子”似的,有谁愿意让他再吃苦受罪?因此,这就需要人为制造“逆境”,在“逆境”中磨炼他们的意志,培育他们的韧性。日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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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花、杨倩,浅析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态特点及其调适[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7(增刊)
中文屋(Chinese Room,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1]是塞尔(John Rogers Searle)于1980年提出的。中文屋思维实验中,屋外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屋里人相当于计算机,而手册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正如屋里人不可能通过手册理解中文一样,计算机也不可能通过程序来获得理解力。
塞尔正是利用这一结论对图灵测试(Turing Test)[2]进行反驳。图灵测试和人工智能的结论都坚称计算机最终会具有人类同样的智能,能够理解人类,具有思维。下面拟从中文屋论证的心智哲学进行演进性分析。
一、心智分析的哲学基础
分析哲学主要进行意义分析,是建立在弗雷格(Gottlob Freg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素(Bertrand Russell)、摩尔(Gordon E. Moore)和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之上的。19世纪后期,弗雷格发明了现代符号逻辑学,并建立了严谨精深的语言哲学。当时,哲学研究的本质已经等同于将现代逻辑学与语言概念分析相结合的语言学。维特根斯坦和摩尔在语言分析中进一步发展了弗雷格的逻辑分析方法。这种传统哲学理论与现代逻辑分析的紧密结合便产生了分析哲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分析哲学理论逐渐形成,主要有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否定,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与格赖斯(Paul Grice)的意义理论的结合。
(一)杜恒-奎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
奎因(1953)【3】认为,科学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化整体,包括边缘层、内层和中心层。经验证明只是在边缘层对科学话语进行证明,这种经验证明可以产生各种可能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并不是完全由逻辑分析产生,相反地,逻辑分析在试图进行各种实用性或实践性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验特征。当今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奎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否定。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否定对分析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奎因的这种整体论思想受到法国科学哲学家杜恒(Pierre Duhem)的极大影响,因此被成为”杜恒-奎因论题“。
(二)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和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使得语言哲学成为了行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语言哲学和行为哲学又成为精神哲学的下位概念,这些概念的厘清构成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塞尔 (1975)【4】进一步把言语及其意图分为5种基本的“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speech acts),即断言式(assertives)、指令式(directives)、 献身式(commissives)、表达式(expressives)和宣言式(declaratives)。在奥斯汀和塞尔之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者力图与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关于意义的理论结合起来。格赖斯(1957,1968)【5】指出,在讲话者发出言语的目的与这些言语的意义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意义是一种自我指称的意图,在会话中,人们会接受某些心照不宣的原则,格赖斯将其称之为“会话准则”(conversational maxims),即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关系准则(maxim of relation)和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
言语行为理论在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体现在人机对话的计算言语行为模式和自动分类及检索。维诺格瑞德和弗洛里斯(Terry Winograd & Fernando Flores,1987)将“言语行为”(Speech Acts)发展为“对话行为”(Conversation for Action)。他们认为,无论在人-人、人-机或机-机之间的交互行为都是一种“对话行为”,计算机处理证明计算机“对话行为”完全可以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模拟各种现实社会行为,如医生与病人之间咨询问诊等。
塞尔为了进一步论证,特别将人工智能区分为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和弱人工智能(Weak AI)。强人工智能认为,正确模仿实际上是一种心智;而弱人工智能认为,正确模仿是一种心智模式。模仿心智与具有心智是截然不同的。塞尔认为,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用以解释心智,图灵测试足以建立心智状态,可是,人脑研究却与心智研究无关。塞尔认为强人工智能犯了二元论的错误。这种二元论认为,心智和身体由不同“物质”组成,“强人工智能只有当二元论假设成立时才有意义,这个二元论假设是:心智起作用时,大脑不起作用。”塞尔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他认为 “大脑产生心智”,“人的具体心智现象是由人的大脑的具体物理化学属性决定的”。塞尔的中文屋论证聚焦于“理解”上,认为“理解”就是哲学家称为“意向性”的心智状态。
二、中文屋深度论证
鉴于论争当中的不同论点,在中文屋论证的基础上,塞尔(1990)【6】进行了更为正式而深入的心智分析论证。受到争议的中文屋论证的唯一前提或结论称为A3,而这恰恰得以论证中文屋思维实验的可靠性。
塞尔首先提出三个公理:
A1)程序是正式的(具有句法)
一个程序运用句法操控符号,并不理会符号的语义。程序可以将这些符号放在适当位置、如何移动符号,但并不知道符号代表什么,也不懂符号的意义何在。对程序而言,符号仅仅是符号。
A2)心智具有思想内容(具有语义)
我们的思想代表一定事物,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代表的是什么,这些思想内容是有意义的。
A3)句法本身并非由语义构成,也不足以构成语义。
中文屋论证正式凭此证明:中文屋里的手册说明具有句法,因为有一个人在中文屋里移动那些符号,使符号符合中文句法。可是,这些符号并不被中文屋里的人或物所理解,因而这些符号并无语义。因此,具有句法并不足以生成语义。
塞尔认为这些论证可以直接推出一个结论:
C1)程序既非由心智构成,也不足 以构成心智。
勿容置疑,从上述三点可以推出:程序没有语义,只有句法,句法不足以构成语义。而每一次心智活动都有语义。因此,程序不是心智。
上述论证表明:人工智能永远不能通过编写操控符号的程序来制造具有心智的机器。不过,这个结论又带来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人脑是否在运行程序?换言之,心智计算理论是否正确?针对这个问题,塞尔又提出一个公理来解释有关大脑和心智的现代基础科学上的一个共识:
A4)大脑产生心智。塞尔坚称,我们可以迅速地、毫不费力地得出如下结论:
C2)任何能够引起心智活动的其它系统必将产生与大脑所产生的至少相等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
大脑肯定具有产生心智的某种东西。这尚需科学来确定这种东西为何物。但是,这种东西一定存在,因为心智存在。塞尔把这种东西叫做”因果力“。因果力正是大脑用以产生心智的东西。如果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引起心智活动,那么这种东西一定具有”同等因果力“。“同等因果力”就是用以产生心智的任何其它东西。
由此,塞尔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C3)任何产生心智现象的人工制品,任何人造大脑,必将能够复制大脑的特定因果力。而只要通过运行一个正式程序,人造大脑就可能不执行对因果力的复制。
这个结论是从C1和C2得出的:既然没有任何程序产生心智活动,既然“同等因果力”产生心智,那么可以说,程序不具有“同等因果力”。
C4)人脑实际产生心智现象的方式不可能仅仅凭借计算机程序的运行。
既然程序不具有“同等因果力”,既然“同等因果力”产生心智,那么就可以说,大脑产生心智。从而得出: 大脑并非通过运用程序来产生心智活动。
当然,塞尔的“强人工智能”与未来学家的“强人工智能”不能混为一谈,如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理论。未来学家使用“强人工智能”来描述与人的智能相对的机器智能。库兹韦尔主要考虑机器所表现的智能的量,而塞尔的论证在量上没有作出专门限制,认为只要承认智能仅仅是一种刺激而不是心智本身就行了。另外,强人工智能在“背景常识”(Commonsense Knowledge Base)的量上也有两种看法:一者认为,电脑根本无法具备背景常识,代表人物是塞尔(Searle,1990,1992);一者坚称电脑是可以具备背景常识的,主要是电脑储存的背景常识的量仍然不够,或者是因为电脑的大量背景常识没有进行恰当的组织,代表人物是莱纳特(Douglas Lenat,1990)【7】。
参考文献:
1. Searle, John. R. (1980).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 417-457
2. Turing, Alan.M.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 433-460
3. Quine, W. V. O.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20–43
4. Searle, John. R.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ed. P. Cole & J. L. Morgan, pp. 59–8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5. Grice, H. P. (1957). Meaning.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4: 37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