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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哈尔滨银行的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最重要的依据[7],也可作为市场竞争强弱的指标。目前,哈尔滨银行小额信贷余额达648.92亿元,较之去年增长64.44亿元,占据全行信贷总额的64.6%。小额信贷业务迅猛发展,成果显硕,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截至2013年6月末,哈尔滨银行形成由45款产品组成的小额信贷服务体系,已累计为6.5万户中小企业发放400多亿元的融资贷款,为45万人带来了就业机会,贡献巨大。积极拓展同业合作领域,成功发行25亿元小企业金融债券。并随着哈尔滨银行的成功上市更加表明品牌优势正在扩大,多元化格局已搭建良好,银行产品的差异化,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进退壁垒。哈尔滨银行是城市商业银行,随着企业小额信贷的问世及快速发展,品牌和信用意识已深入人心,但相比国有银行,还需进一步加强自身优势,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入壁垒,使得银行的金融资源没有得到良好的使用和配置。
1.2哈尔滨银行的市场行为价格行为。价格行为是银行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之一,哈尔滨银行为企业提供1万元到500万元的贷款金额,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可贷范围内提出融资需求,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哈尔滨银行的市场占有率。非价格行为。哈尔滨银行凭借特色“小额信贷”金融服务,实现小额信贷技术输出,加大市场竞争力。积极面向市场需求,提供人性化金融服务,堪称地区范围内金融服务标兵。灵活采用人性化营销策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加深了市场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1.3哈尔滨银行的市场绩效市场绩效分析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现从哈尔滨银行经营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三个方面来分析市场绩效现状。盈利性。哈尔滨银行2012年净利润达28.73亿元,较去年增加11.4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76.38亿元,较去年增加22.58亿元,资产利润率达到1.21%,盈利能力保持较高的水平。流动性。哈尔滨银行2012年流动性比率指标实现41.62%,远高于国家25%的统一监管标准,并且历年保持比较高的流动性水平,保持了良好的流动能力。安全性。哈尔滨银行2012年末不良贷款额为5.5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64%,小额信贷不良率仅为0.58%,资产质量较上一年继续保持稳定。拨备覆盖率达353.52%,资本充足率达13.13%,超过上市银行平均水平,抵御风险能力在持续增强。
2企业小额信贷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样本数据的收集本文主要选取哈尔滨银行2007~2012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黑龙江省金融年鉴》及哈尔滨银行年度报告,可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所选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企业客户授信集中度、每股收益、流动性比率、存贷比、成本收入比、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从业人数、研究生学历占比。上述指标代表着银行的资产规模、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业务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中间业务收入能力及人力资源状况,涵盖面广,可以充分反映在企业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模式下,哈尔滨银行市场绩效情况。
2.2模型的设计经济运行中各经济变量间相互影响,表现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8]中一个被解释变量会受多个解释变量的影响。哈尔滨银行的市场绩效问题的影响因素反映在多个方面,因此,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非常适用。采用的回归模型。模型中因变量定义为净资产收益率(ROE),表示哈尔滨银行的市场绩效。自变量定义为企业小额信贷市场绩效的影响因素,其中银行的规模用总资产X1表示;安全性用资本充足率X2、不良贷款率X3、拨备覆盖率X4及客户授信集中度X5表示;盈利性用每股收益X6表示;流动性用流动性比率X7表示;经营业务能力用存贷比X8表示;成本控制能力用成本收入比X9表示;中间业务收入能力用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X10表示,人力资源状况用从业人数X11及研究生学历占比X12表示。
2.3模型变量检验—多重线性相关性检验由于模型所选变量较多,存在相关性可能较大。为避免出现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及模型中最小二乘(OLS)估计的参数无效情况,造成自变量不能正确反映与因变量间的相关联的经济关系。因此,对本研究模型进行相关性检验十分必要,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检验结果显示,一些变量间线性相关性较强,仅从变量X1检验结果来看,与变量X11呈现高达99%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选用逐步回归法[9]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可靠性及经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饶静,2009)。在非强制内部控制审计环境下,高质量公司主动聘请外部审计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旨在提高自身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号显示的意图披露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弥合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借助自愿审计的可靠承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信息价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债务缔约情况下,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减轻银行机构面对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事后债务监管和再谈判成本,从而有助于债务缔约(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提升信贷决策所依赖的信息质量,有助于银行机构更加准确地估计公司价值和未来现金流,正确评价公司的还贷风险及履约情况,从而降低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缓解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伟等,2011)。因此,银行会降低发放给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意味着公司处于良性健康的运营环境和有效监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经营风险并降低管理层滥用或侵占公司现金流的发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实质性地降低银行对公司还贷风险的估计水平,从而降低这类申贷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银行借款成本显著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存在负向关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着信贷配给现象①。在现行的贷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贷款申请人都能如愿地获得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和银企关系会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颖洁,2013)。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肩负着基于战略和社会因素考虑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为这些公司的“父母”,当其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多方救助,以补偿其所履行政策性负担。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这些公司经营失败的责任。这就为国有公司的银行长期借款提供了“隐性担保”。因此,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外显特征,能够直接为银行机构所感知,从而正面引导银行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做出乐观估计,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发生贷款到期违约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价上会给予其优惠。而国有产权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债务契约中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得银行机构忽视其对国有借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足够关注。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得不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所释放的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正常释放公司内部控制高质量的积极信号。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降低银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为有效,即国有产权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事前资本成本和事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的事后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银行贷款而实际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年平均长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来表示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有息借款总额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则以利息支出/当年平均债务总额作为银行借款债务成本的变量。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蒋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华,王贞洁等(2012)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债务融资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总负债;二是净财务费用占比,等于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其中,净财务费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长短期借款平均余额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额。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是指银行机构对拟贷款企业放款时借贷合同中确定的贷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莲(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当年每笔新增短期或长期贷款的明细信息(具体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当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银行借款成本。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莲(2007)同样的方式度量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为了保证获取的样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们还将国泰君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借款信息进行整合。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度量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事后存量计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计量法。前一种方法没有严格区分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度量上有失针对性,后一种方法则着眼于动态决策过程。在财务决策中,债务成本指的是新债务成本即新筹债务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现有债务的成本。一般来说,新债务的成本均不同于现有债务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银行借款私有债务市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前文分析的信号显示作用机制,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即列示在资本负债表右方的长期负债①和所有者权益(刘淑莲,2012)。因此,在研究银行借款成本的过程中,本文从资本成本视角出发仅考察上市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鉴胡奕明、唐松莲(2007)和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银行在向申请贷款的上市公司发放新增长期贷款的决策中,有无考虑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给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定价?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比重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来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在明确银行长期借款资本成本度量方法后,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其长期银行借款成本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考虑到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技术方法,相信能够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1.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是以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占当期全部长期借款金额之和的比重测算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释变量ICA的系数符号应该显著为负。3.控制变量首先,借鉴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广子和刘力(2009)、蒋琰(2009)、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等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固定资产担保比例(Sec)、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率(Turnover)、现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One)、年报审计意见(Ao)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可能影响。其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规定,自2001年以来持续对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形成A(优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个等级,并纳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在其网站上公开。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债务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获得了经验数据支持(徐玉德、李挺伟和洪金明,2011;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因此,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core)也进行了控制。最后,考虑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差异可能对银行进行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本文也对行业和年份设置了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与预测符号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首先确定银行长期借款成本。对于银行借款明细(主要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银行长期借款信息整理过程中,若采用浮动利率、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的均以当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应年限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点确定贷款利率的,由于相关基准数据难以获得,同时为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对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监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间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性质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当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财务数据,故剔除在此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剔除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整理过程,最终得到9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研究期间样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个,2009年278个,2010年250个,2011年235个;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265个,占样本总体的27.9%,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684个,占样本总体的72.1%;从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558个,占样本总体的58.8%,非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391个,占样本总体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万德(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银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实际控制人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通过阅读上市公司2007-2010年财务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而获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取自于巨潮咨询网,深市信息披露评级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数据需要,笔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笔当年新增长期有息银行贷款的起止时间、利率水平、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条件。由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搜集汇总了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公告,为了尽可能获取较为完整的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本文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长期借款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重复的信息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报告了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和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借款成本Cod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数5.760,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发挥信号释放的功效,降低其银行借款成本。从控制变量来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资产的担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比率(Turnover)、成长能力(Growth)和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较高,表明这类公司有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进一步验证被解释变量银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组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着重对其进行了全样本组间差异检验,具体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U检验。如表3所示,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两组的均值之差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U检验中,两组的中位数之差为0.155(5.760-5.605),且也达到了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组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利率显著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这说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报了各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矩阵结果。从相关系数分析来看,不难发现:(1)对于解释变量来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否(ICA)和银行借款成本(Cod)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70,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2)对于控制变量而言,Stat(e产权性质)、Siz(e公司规模)、Se(c担保比率)、Turnove(r资产周转率)、Cash(现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评)与Cod(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有必要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3)从相关系数数值大小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可以忽略;另外,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整体来看,单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故还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三)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择全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回归过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为银行进行贷款决策考虑的信息因素,这里采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首先,将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虚拟变量ICA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1)显示ICA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商业银行机构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银行更准确地估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机构信贷决策面临的信息风险。因此,银行机构会给这类公司发放利率更低的长期银行借款。其次,将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ocre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2)显示,ICA和Isco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银行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能够传递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评级都会给予定价,该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向外界传递自身高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tate)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65,且达到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显著更高的银行借款成本,这一结论与李广子、刘力(2009)及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年报审计意见在上述全部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统计分析发现,949个样本总体中只有28个公司/年样本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不到样本总体的3%。这说明除年报审计意见外,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有助于显示和判断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来源。模型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整后R2分别达到34.1%和34.5%,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为了验证假设H2,借鉴方红星、施继坤和张广宝(2013)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组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组,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测试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从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却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组中ICA的回归系数为-0.091,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而言,ICA回归系数达到-0.13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两组回归系数差异仅为0.030,经由Bootstrap测试得到的经验P值为0.126,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产权性质对于两者之间负向关系的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银行机构对借款人信用和还贷风险的评价能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大样本经验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稳健性检验:一是,本文选择有息长期银行借款为研究对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利率没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删失数据”(CensoredData),因而借鉴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归分析重复前述研究,经验结果基本不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系数在全样本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与Cod(银行借款成本)达到10%水平下的显著负相关。二是,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等指标,采用1:1匹配方式进行配对研究(回归结果略),经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三是,由于949个样本总体中仅有28个公司/年样本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防止某一特征所带来的样本构成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将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8个样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上述敏感性测试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需求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第一,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起来的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年来正处于创业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第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及原有设施的“康复”所产生的资金需要。目前水利工程设施除了满足机械化,规模化生产需要新建的以外,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日渐萎缩,加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水利设施急需维修,而仅靠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无法满足;第三,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农用机具购置所产生的资金需求。随着先进生产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先进农用机具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据调查,农户从事农、林、牧、副、渔虽然职业有差别,但投入资金很大一层都用在生产加工技术或设施上,农用机械所需资金仍有不小缺口;第四,农村日益增长的消费性资金需求增加需要融资解决。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农民对住房消费、医疗、子女教育、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及家庭设备等方面投入增多,资金需求快速增加。
二、农村信贷市场存在问题
由于农村信贷市场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国家政策的制约作用,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供给能力不足。“二元经济”结构中,政府以城市工业优先发展为理由低成本地吸取农村剩余资金,造成农村信贷资本外流,使农村信贷供给先天不足,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财政支农比重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5%以下,农业贷款也仅占贷款总额的5%多一点。政府对农村自由资金流通的管制措施使农村信贷市场的发育和信贷资本的供给受到严重挫伤,进一步抑制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资金来源。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商业化运行,在“三性”经营原则下,四大国有银行逐步撤离了乡镇的经营网点,特别是本来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农业银行逐步撤离了镇一级的营业网点,使本来资金融通不便的农村在发展中贷款难的问题更加突出,以信用社为主的单一的正规金融机构的局面也更加凸显。
同时,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众多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邮政储蓄等正式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并未履行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责任:全国性商业性银行在农村是存多贷少;城市商业银行规模有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只是粮棉油的银行,还没有深入到农村的各个环节;农业银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很多业务已经从农村基层转移;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保险和担保发展缓慢,这让信合不堪重负。
2.信贷的风险控制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农业本身具有的弱质性、低利性和外部性的特征,使得涉农金融机构的运作存在高风险性。正规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与应对农村生产活动中面临的各类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相对于较小的贷款本金而言,运用的信贷成本太高,且高到难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风险溢价去弥补。这种高风险与高成本并存的信贷市场,对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构成了很大的天然障碍。同时,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主要条件。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产品和经营周期的特殊性,在涉农融资中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加上小额信用贷款主要是用于农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由于其容易受到自然资源、气候及市场等因素的多重制约的特点,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加大了农村信用贷款的风险。由于目前与农村信贷相配套的农业担保体系、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和农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信贷风险全部由贷款机构承担。
3.农村信贷市场效益差,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由于政策作用的限制,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利率不能正确反映信贷资本的供求情况,使稀缺的信贷资本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合理分配,导致信贷资本的供求缺口和信贷资源分配上的官僚化和无效率。农村借贷尤其是小额的农户借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这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相悖。而此外,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利率限制使信贷供给在较大风险的前提下利润回报极低,导致金融机构不愿意大量发放信贷。
4.借贷贷款成本高。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需求主体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大量的农村中小企业,他们对金融需求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因此,金融机构对其服务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调查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财务报表和数据资料作为参考,农村信贷员需要与农户进行较长时间交往才能采集足够的信息,用于判断是否提供信贷。由于贷款规模微小,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极度缺乏有关农村客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信息采集的时间和成本很高。而从农户方面来说,贷款的手续费用高,贷款程序繁琐,也抑制了贷款的需求。同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除信用贷款以外,贷款都需要有经过认证的合适的抵押物,而要证明一个合适的抵押物,需要经过繁杂的手续,以及一笔手续费,农民的贷款金额小,而抵押物认证的手续费是按交易笔数算,因此抵押物认证的手续费相对显得很高,这就会影响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村金融信贷成本过高,限制了信贷总量扩大;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小,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大户的需求,滞缓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由于小额农贷的管理成本高和风险较大,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大都成倍上浮甚至一浮到顶,使许多资金需求较大的农户被高成本贷款价格挡在门外。
三、发展农村信贷市场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中对我国农村信贷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组织体系尚未发育成熟,存在明显的功能不健全和脆弱性。从针对的问题出发,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和健全:
1.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为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1)进一步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信贷市场主力军作用,利用农信社改革的契机,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信社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2)引导农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进入农户小额贷款领域,要建立金融信贷对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信贷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义务。结合商业银行的性质,应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这类企业对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3)在对民间金融信贷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培育民间贷款组织,促进农村资金的回流。监管部门应努力把各类金融活动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后,原本服务农村地区成熟的信贷机构可以考虑向村镇银行等信贷机构转化。
2.稳步推进农村信贷利率市场化。现有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除了农信社的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2—3倍内浮动,央行特批的6省区试点地区可以在基准利率4倍内浮动,其余的只能按照商业贷款基本利率计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信贷机构应该制定适当的利率,以保证其短期和长期的持续经营。农村信贷市场的目标群体是低收入的农户和微小企业主,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弹性较低,对应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高成本和风险层次的大跨度,放开一定的浮动利率空间有利于调动金融机构的放贷积极性。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在市场化利率条件下,小额信贷才能达到商业可持续。
3.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保障型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自接经营,或政府委托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公司只向政府收取管理费用而不以收取保费赢利。政府经营的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链条的持续,减小农业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经营的原则必须是:低保费,高保障。针对保费收入不稳定的情况,可以预留部分支农补贴,转为保险基金,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当按比例给予参保一部分保费补贴。同时,政府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机构进入农业保险领域,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再者,便是加大宣传动员力量,提高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但最终必须依靠发展农村经济来提高农业保险的规模。
4.加强对农村信贷的风险防范。(1)加大宣传力度,培育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首先,相关金融机构应积极投身到诚信的宣传中去,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会上营造出诚信的信贷市场氛围。其次,工作人员要使农户明确农村信贷的性质和法律责任,使农户在思想上增强维护信誉、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再次,大力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增强农户的法律意识,使之形成讲信用的自我约束力。(2)规范操作程序,做到及时收贷。贷款的发放有一套自己的程序,要规范发放贷款的程序。(3)健全农户贷款的担保机制。建立信用档案,筛选优良农户。农村信用社的农户信用等级评定要严格根据农户的思想道德品质、资产、资信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偿还能力等情况,建立起健全的农户信用档案,并进行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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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信贷市场演变的不同阶段,信贷市场具有不同的性质,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决定了不同阶段的信贷市场具有不同的特征。
1998年之后,对信贷市场的管理向市场化转型。由于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金融机构开始重视信贷的风险、信贷的成本与效益、信贷对象的选择,重视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等问题,而过去偏重信贷规模的倾向有了改变。这些问题最终都与金融机构的效益相关联,所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信贷上的原则转变为“以效益为中心”,这一原则与金融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原则是一致的。以效益为中心将成为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信贷原则,并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贷款的行业流向、贷款的区域流向、贷款的品种设计及贷款的质量和规模等。同时,在信贷市场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融资方式多元化(包括体外循环资金的发展),信贷市场已开始失去社会融资渠道的独占地位。1998年之后信贷市场的特征主要有:
1.在信贷规模扩张的同时,贷款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1998~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4.6%,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年均增长率为12.7%;而国内贷款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占比由1998年的19.3%下降到2005年的7.3%。
2.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大项目、垄断行业、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
虽然没有全面、确切的数据,但是从大量的调查和统计资料中,可以了解到金融机构对大企业贷款的比例远远高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中小企业所处产业多数为非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甚至是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企业规模小、信用差、抵押资产少、没有规范的财务报表,贷款成本高、风险大,因而金融机构更愿意向大企业、大项目、重点行业、垄断行业贷款。
图1显示了1998~2003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贷款中所占的份额。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占有绝大部分贷款,并且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中部地区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西部地区总体上也是下降的。
由于这四大银行的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50%以上,所以图中所示比例大致上反映了全部金融机构在三大地区的贷款分布情况。
3.贷款期限长期化,个人消费贷款发展迅速。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1994年占比为19.7%,2005年上升为44.92%,而短期贷款的比重在1994年高达80.3%。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短期和长期贷款的需求都是巨大的,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形成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降低风险的考虑。因为中长期贷款相对于短期贷款更有利于降低贷款营销成本,并且,在防范风险的要求下,贷款责任风险落实到放贷者个人,而中长期贷款有利于个人规避责任风险。
1999年后,个人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个人消费贷款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2002年为8.1%,2005年为11.27%。在各项消费贷款中,中长期个人消费贷款占绝大部分。2005年中长期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例为94.21%。
4.信贷管理向市场化转型,信贷质量明显提高。由于金融管理当局对不良贷款的定义发生过改变,2004年才有公开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统计数据,对此之前的不良贷款规模只有一些估计和推算。据有关估计,在2002年以前,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一直较高,大约在25%以上,此后,不良贷款比率下降较快。2005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为8.61%u)。
5.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下降,信贷市场呈垄断竞争格局。自四大国有独资银行设立之后,这四大银行就一直占有大部分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此比例在80%以上。但是随着其他金融机构的设立,信贷市场竞争加剧,四大银行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一直在下降,2000年起降至60%以下,2004年降为57.46%,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占20.79%,中国农业银行占14.53%,中国银行占12.05%,中国建设银行占10.08%。截至2004年末,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为28859.45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5.25%;而2001年末,股份制商业银行总共是10家,贷款余额为全部金融机构的8.53%。2004年末,全部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为9045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5.10%,比2001年提高了2.14个百分点。至2005年6月,外资银行贷款余额为3354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69%,比2001年底提高了0.91个百分点。
目前四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所占份额仍然较大,具有垄断的特征,所以尽管中国信贷市场竞争激烈,但还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造成市场集中度高的主要原因是:1998年前金融非市场化时期信贷资源被集中于四大银行,并且四大银行被要求承担起主要的信贷供给者的角色。1998年之后,随着金融的市场化转型,信贷市场也开始出现竞争,但是由于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信贷质量的竞争,并且主要是争夺优质信贷客户,而非主要表现为信贷市场规模与市场份额的竞争,所以原有的以四大银行占据主要份额的市场格局并未很快发生变化。这是中国信贷市场在金融市场化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点:既有垄断又有竞争,垄断是市场份额的垄断,竞争是优质信贷客户的争夺;垄断是过去非市场化金融时期遗留的后果,竞争是市场化转型的结果。
6.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贷款替代的趋势显现。自1990年深沪两交易所开市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据中国证监会最新统计资料:至2006年12月,中国A股、B股上市公司共1434家,总市值89403.90亿元,流通市值25003.64亿元,总股本14897.57亿股,流通股本占总股本的比例约为38%。至2006年底,股票市场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43%。中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状况是:市场规模较小。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为43%,而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总市值中还包括不流通部分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
尽管目前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存在着影响其发展的许多问题,但其存在并发展的事实表明信贷市场已不再是中国社会融资的惟一市场,社会融资渠道开始多元化,股票、债券融资部分地替代了信贷市场。1990年企业股票、债券融资在全部融资中的比重为3.97%,2006年国内非金融部门贷款、股票、国债和企业债融资的比重为82.0:5.6:6.7:5.7。
目前,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已取得很大进展,在条件成熟时新股发行数量将逐步增大,已上市的企业也会有更多增发股票的机会,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也会逐渐增加。随着资本市场发展以及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增加,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增加,商业银行贷款总需求会相应下降,尤其会导致优质客户的贷款需求下降,造成商业银行源自贷款的收入与利润出现更大程度的下降。
7.体外循环资金规模逐渐增大,部分替代着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前面我们所说的信贷市场份额主要是指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市场份额。若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融资市场看,体外循环资金也在部分地替代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日渐活跃,私营经济日益发展壮大,体外循环资金亦以各种形式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从用途看,体外循环资金一是用于生产流通领域,个体企业、民营工业、商业及服务业、运输业、农村种植业、养殖业等,从投资启动运转到扩大规模均需大量资金,其中绝大部分为工业生产经营所需。从目前情况看,大部分涉及的是中小民营企业。二是用于生活消费领域,主要为购建住房、婚丧嫁娶、医疗、子女上学、添置大件生活用品等。三是乡镇村级组织用于发放教师、干部工资、吃喝招待、修建道路桥梁等公共支出。四是用于天灾人祸等急需,也有的用于赌博、吸毒等非法活动。从全国情况看,体外循环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前两种用途。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用于生活消费的占比较大,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呈现出由消费为主向生产为主转变的趋势。体外循环资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正规信贷市场,需求方的信贷需求不能从供给方得到满足,于是这些需求者转而求助于体外循环资金,而由于有利可图,所以供给者也愿意提供资金。
由于体外循环资金为非正规金融,具有隐蔽性特点,其实际规模很难确切统计。据有关部门和我们的调查研究,估计至2004年末,体外循环资金当年新增规模约有1.5万亿元以上,约占当年GDP的10.95%、本外币贷款的7.94%。这也是前面所说的,1998年以后,在信贷规模扩张的同时贷款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的原因之一。从体外循环资金的用途和产生的原因看,其资金运用的主体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并不是商业银行竞争的主要对象,因而目前其贷款替代的影响要小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但是,由于民间借贷相对于正规金融具有不需要抵押物,借款的期限与利率灵活,手续简便的优势,因而能够部分地替代一些效益好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或较大项目的贷款。
二、贷款替代与商业银行经营
(一)信贷业务与商业银行的收入
1998以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向市场化转轨,以“效益为中心”成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这一原则将决定今后商业银行的业务选择和战略取向。分析近几年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可知,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大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营业总收入中,利息收入占比很高。2004年12家主要商业银行的营业总收入中,利息收入平均占81%,虽然此利息收入并非全为信贷利息收入,还包括债券利息收入、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但是,贷款利息收入占绝大部分,比如中国工商银行2004年的贷款利息收入占利息收入的76.96%,而债券利息收入仅占14.9%,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仅占8.14%。2006年上半年,工、中、建、交行这四家已完成股改的原国有商业银行,除中行外,工、建、交行的净利息收入的比重均在90%以上,分别为90.4%、92.1%和90.9%,这其中同样包括债券利息和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但贷款利息仍占绝大部分。因此,信贷市场的发展变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益会有重要影响。根据前面对信贷市场发展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及我们近期对中国工商银行部分分行的实地调研和书面调查,我们认为,尽管当前信贷市场的需求总量很大,有效益的信贷市场却有限且竞争激烈。资本市场发展和融资渠道多元化所带来的贷款替代正在成为影响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重要因素。贷款替代进一步挤压了有效益的信贷市场,使信贷市场特别是优质信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二)关于贷款替代及其趋势的分析
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融资渠道多元化,使直接融资部分地替代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原来在我国居于独占地位的信贷市场在社会融资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和生存竞争。
1.直接融资的概念及形式。这里所说的直接融资主要是指通过股票、债券、基金等资本市场融资工具进行的融资。贷款替代主要是指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传统上,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划分标准是看融资行为是否通过金融中介,这里的金融中介是指商业银行。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融资形式的多元化,在许多国家,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在全部融资中的比重在下降,通过股票和债券融资的比重在上升。与此同时,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及其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业务发展的同时,各类中间业务及为直接融资服务的相关业务迅速发展,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经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一些与新兴业务相适应的专门金融机构迅速成长起来。一般来说,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高于金融市场欠发达国家的该项比重。但是,就各个国家的总体情况来看,在企业融资中间接融资仍然是主要形式(王广谦,2003:第5-6页)。金融,银行-[飞诺网]
2.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对贷款的替代。
(1)企业债券市场。各种融资方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实际中,企业会依据所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融资方式,于是就形成了企业对于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这三种不同融资方式的偏好。就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三种方式中,企业债券所占比例最小,即使相对于股市融资,企业债券融资额也较小。原因在于:
(a)在两种融资方式即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向银行借贷、发行债券)之间,企业更愿意选择股权融资,这是因为企业通过股市融资有许多好处:第一,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低股息或零股息回报很普遍,现行制度安排对股权融资者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作用,而债权融资到期时必须还本付息。第二,债权融资中的债息是税前扣除,具有“税盾”作用。至今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是33%,但地方政府多采用“先征后返”方式退还地方征收的18%,因此上市公司实际税率基本上在15%左右,这样来自“税盾”作用的约束极其微弱。第三,我国股市中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国有控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异常突出,小股民大量分散而且实力微弱,不可能通过抛售股票对公司产生影响,股民“用脚投票”的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第四,股票市值对经营者的股权收益并没有制衡作用。从融资选择的角度看,股权激励比债权激励更为直接和有效。
(b)在向银行借贷与发行债券之间,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发行企业债券。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一般是发行债券的成本相对更高,企业愿意选择向银行贷款。现时我国的企业发债成本并不高于银行贷款,同时由于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一些企业发债时并没考虑到期还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一些企业发债后到期不能偿还,引发,使得政府加强了对企业发债的管理。目前对企业发行债券实行审批制,限制较严格。《公司法》第15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资金,可以依照本法发行公司债券。”所以,其他企业如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就不允许发行。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经过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负责配额审批和发行审批),不仅可能由于条件不合格而不被批准,即使批准了也会由于环节增加、效率降低而增加成本。目前,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依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宏观经济状况等制定企业债券发行总额度,并将总额度分解到中央各部委、各地方及各行业,所以,即使企业有发行债券的要求,也可能由于没有发行额度而无法实现。
(c)债券市场的需求。个人投资者出于安全考虑对投资企业债券的积极性不高,而对于国债的投资积极性很高。机构投资者也不多,这是由于企业债券在定价方式、还款方式、还款期限等方面缺少灵活性,债券品种单一,能够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券品种很少。
最近,政策层已有进一步推进企业中长期债券市场发展的意向,这将减少企业的贷款需求。
(2)短期融资券市场。就期限来说,短期融资券属于货币市场而非资本市场交易的金融工具,但是,其直接融资方式与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交易工具的融资方式是相同的,并且作为企业的融资渠道,它也是银行信贷的替代工具。
为了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2005年5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短期融资券。2005年5月至2006年末,短期融资券已累计发行4000多亿元。
短期融资券有助于缓解商业银行短期贷款下降造成的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由于短期贷款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与营销成本,所以,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有助于降低短期贷款需求,并进而有助于商业银行在降低短期贷款比例的同时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营销成本。由此也可以推测,中央银行会在今后几年继续加大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额。
由于短期融资券的利率比同期限银行贷款利率低,与贷款相比,企业通过短期融资券融资可以节省成本,因此受到企业欢迎。但是,与发行企业债券一样,能够被批准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企业一般也是商业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所以,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增加将减少商业银行短期贷款中部分优质客户的贷款需求。
(3)股票市场。目前,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相对还很小,对信贷市场需求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能够被批准上市融资或增发股票的企业业绩都较好,而这样的企业也是商业银行希望争取的优质信贷客户,所以,尽管从比例上看股市融资规模相对来说不大,由此导致的优质客户需求的减少对商业银行产生的不利影响却可能很大,因为商业银行源自优质客户的信贷收入、利润与全部信贷收入、利润的比例高于优质客户的信贷需求与全部企业信贷需求的比例,所以,虽然从信贷市场转向股票市场的优质客户的融资需求只占信贷市场总需求的百分之几(比如3%-5%),但是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源自信贷的利润总额减少百分之十几。如果按照商业银行“占总数20%的优质客户带来80%的利润”,并且将这里的“20%”理解为“客户总需求的20%”,则可知:只要优质客户需求的减少占总需求的5%,源自优质客户的利润就会减少四分之一即利润总量的20%。
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发行债券融资减少了对商业银行信贷的需求,因而对信贷具有替代性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其替代的往往是有效益的信贷市场,因而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
过去十几年,资本市场对信贷需求的影响较小,但今后可能出现何种情况则难以预料。就最近一年来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情况看,商业银行应该重视股市融资对贷款替代的发展趋势。2005年以来,由于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2006年下半年新股发行的势头强劲。2006年股票市场筹资额为5594.29亿元,同比增长197.17%,而2005年累计筹资额为1882.51亿元,比2004年增长24.67%。
(4)直接融资与个人贷款。从目前的情况看,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但个人无法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故不会出现直接融资替代个人贷款。
(5)证券公司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近年来,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收益计划等融资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替代非常明显。比如:2005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批准由联通总公司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设立“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共32亿元。“联通收益计划”作为一种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是继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后国家有关部门推出企业资产证券化、贯彻落实“国九条””的又一项具体措施。该计划一方面适应了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使企业可以较低的财务成本在很短的期限内达到融资目的,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2005年8月26日,“联通收益计划”销售完成,募集的32亿元于当日偿还联通新时空公司的银行贷款,其中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贷款20亿元、中国建设银行贷款10亿元、其他银行贷款2亿元。目前,对这样的直接融资产品还没有总体的数据统计,这里提供几个个别数据:最近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有2家企业,远东租赁公司(4.8亿元)和浦兴投资公司(4.25亿元);浦发集团拟发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29.7亿元,张江集团拟发行20亿-30亿元,金茂集团拟发行15亿元,海博出租公司拟发行8亿元;2006年8月4日,南通天生港电厂委托华泰证券公司发行的“南通天电销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募集资金8亿元;2006年湖南省的企业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发行集合信托计划募集资金3.5亿元。一些信托融资方式因为是私募,难以获得具体数据。
一方面,一些企业因发行股票、债券有难度,或成本太高,就采取上述公开的专项计划或私募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为开拓业务,也积极开展融资创新活动。一个融资项目的规模达几亿元甚至上百亿元,并且都是效益较好的大企业、大项目,其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生存。
3.体外循环资金的发展趋势与贷款替代。
(1)由于在今后几年中国的银行将加速改革步伐,同时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存在较大的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任务仍然很重,因此,在发放信贷时对客户的信用等级、偿还能力等要求会更加严格,使得按照原先的标准属于合格的信贷需求客户今后难以获得贷款,而不得不转向体外循环资金。尤其是在商业银行强调提高信贷质量、降低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将更多地流向垄断企业、大型企业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许多中小企业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信贷需求因此将更难以得到满足,造成部分中小企业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对体外循环资金的需求上升。
(2)目前,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中很大部分来自信贷,为了降低利润对信贷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风险,在今后几年的改革中商业银行将会更加重视信贷以外的其他盈利途径,比如发展中间业务。
(3)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而建立起来的,大银行占据了大部分金融市场的份额,缺少中小型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包括信贷需求)难以从现有的金融体系得到完全满足,这样,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体外循环资金。
除了上述需求方与供给方的因素外,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利于体外循环资金在今后的发展:
(1)非正规金融的地位得到政府承认,将促进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的报告《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指出:“民间金融是否活跃与民营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此种活动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紧急支付和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对于民间融资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我们应全面认识、正确分析,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趋利避害,促进其健康发展。”“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表明中央银行已经对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这对于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非正规信贷市场自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是由于它内生于中国经济体系,源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非正规信贷的供给方非常重视风险防范,不良贷款率较低,甚至比许多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低。放贷方对借贷方的资信、收入、还贷能力、企业经营状况等信息把握较充分,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于正规信贷市场来说更少些。由于放贷方与借贷方的联系较紧密,能够及时掌握借贷方在借贷前后各方面的情况,从而比正规信贷市场更有利于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3)体外循环资金的资金供给较充足。由于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利率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利率相比要高出不少,在非正规信贷市场放贷的获利明显更高,这诱导民间资金流向非正规信贷市场,成为体外循环资金的供给来源。
由上述分析可知,体外循环资金在今后几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与商业银行竞争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贷款。但今后几年更值得商业银行重视的是下述情况:今后政府在政策上将对民营资本开放一些重要领域,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资源的开发建设,与民营资本联系密切的体外循环资金将有可能涉足这些重要领域,形成对商业银行优质信贷市场的贷款替代。
综上所述,我国资本市场无论是企业债券(包括短期融资券)和股票的发行,还是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收益计划,替代的都是优质的信贷市场,体外循环资金今后的发展也将形成对优质信贷市场的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参与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是与商业银行进行的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商业银行已不能再固守传统业务市场,必须开拓直接融资市场,提高金融综合服务功能,开展全方位的业务竞争。
三、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的战略和对策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信贷收入仍然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商业银行面临贷款市场被替代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实施战略转型,开展全方位竞争。一方面要继续开拓、创新信贷市场业务,另一方面要努力开拓非信贷业务。
(一)中国工商银行竞争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开拓直接融资市场等非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非信贷业务包括非信贷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的非信贷业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银行业综合经营做了一定的准备。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在业界率先成立投资银行部,探索除了证券承销和交易之外的不受牌照限制的各项投资银行业务,重点拓展了重组并购、结构化融资、财务顾问、资产证券化、发行上市顾问、资产管理等各类业务。几年来完成了包括宁波不良资产证券化、张裕集团股权转让、上广电银团贷款等有较大影响力的项目。作为上市财务顾问协助江苏亚洲环保、广东亨达利等完成尽职调查和相关工作,承担江苏交通债、上海申能集团企业债等项目的财务顾问及担保业务。除了宁波分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外,还在浙江、深圳等分行继续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同时,中国工商银行综合运用投资银行、网上银行、现金管理等工具为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综合金融服务。除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并购重组、企业债券、境外上市等投资银行业务外,还综合了信贷、会计结算、国际业务、电子银行、银行卡等相应配套服务。此外,中国工商银行的其他中间业务也有了较大发展。2006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净额为78.66亿元,占营业净收入的9.3%。可以说,中国工商银行的非信贷业务发展为应对直接融资的冲击奠定了基础。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非信贷业务的专业人才不足。银行非信贷业务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是知识密集性的金融业务,交易复杂,需要一批熟悉国际金融业务、掌握现代管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中国工商银行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资产负债业务,虽然在总行和部分分行有一些专业人才,但与中国工商银行整体发展的需要相比,明显不足。
(2)多数一级分行无权限开展资金营运业务,既不利于发达地区分行业务的开拓发展也不利于培养非信贷业务专业人才。
(3)少数有授权的分行,则认为权限太小,不利于业务的发展和服务客户。
(4)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不利于资本市场业务、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业务的发展。比如,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集合信托计划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对贷款的替代影响了中国工商银行的经营收益。为了保住一定的中间业务收入,中国工商银行一般都要争取给资产证券化的企业提供担保,结果是贷款走了,风险却仍在银行,而仅靠担保收入无法覆盖风险。为了应对贷款替代,中国工商银行已研发出自己的直接融资产品,在适当的时机用直接融资产品替代客户的贷款,这样既可以保住优质客户,又可以获得投行业务收入,还可以减少因其他金融机构产品替代贷款的损失和风险。但中国工商银行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按照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设计的,不适合非信贷业务的稳定发展。一项直接融资业务往往被分配给几个部门,一方面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另一方面责权利不明确,特别是没有专门的风险控制,难于防范风险。
2.当前中国工商银行在信贷市场竞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信贷审批效率不利于市场竞争。机构设置及审批流程表现为以银行业务为中心,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由于目前我国对传统融资品种的利率实施管制,各商业银行竞争优质客户的手段往往是产品组合和信贷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而中国工商银行的审批决策流程相对较长,信贷政策中各项限制性条件较多。部分分行反映,贷款的审批环节数量取决于贷款金额大小,而与贷款风险高低无直接关系。在相同贷款金额前提下,无论对什么客户、项目,其贷款审批程序相同,花费的成本和时间也基本相同。这种“一刀切”的业务流程有悖于“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利于争取优质客户。近年来优质客户或项目对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往往采取投标方式确定主办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一些分行虽然也在许多方面设置了诸如“联合评审”、“绿色通道”等快速反应机制,但实践中效果有限。此外,目前总分行间、各职能部门间存在责任划分不清或交叉审查,经常出现审批权限在分行而授信权限在总行、审批在审批部而授信在授信部(或公司部)等多头负责情况,人为增加了信贷决策流程的复杂程度。
(2)信贷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对中型客户缺乏明确的信贷政策支撑。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对大型客户(项目)建立了专门的营销管理机制,小企业融资也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对于两者之间的中型客户群体却没有专门的信贷指导意见,无法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二是在开拓机构信贷市场业务方面,一直没有对各种机构评级的指导意见及相关的信贷政策。
(3)信贷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发展的特殊性矛盾。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一部分优秀企业达不到中国工商银行全国统一的、高标准的放贷要求,使当地分行难以开拓信贷市场,加上当地经济不发达,非信贷业务市场有限,制约了当地分行的经营和发展。
(4)部分金融产品和信贷政策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研发和信贷政策的制定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部分金融产品、信贷政策的准入条件不切合市场实际,或者门槛过高,使大部分优质客户被拒门外,或者由于附加条件使中国工商银行在竞争优质客户时被市场淘汰,这也使基层行无所适从。如福建分行反映:总行整合了个人住房家居贷款、个人住房装修贷款,缩短了期限,造成借款人还款压力增大,使那些到期后想续贷的客户流失,2006年1~6月两项贷款下降1.01亿元。另外,在对抵押贷款的条件及贷款额度等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相比要求较为宽松,比如中国工商银行需要房产证、土地证两证齐全,而农行、兴业银行只需提供房产证即可,相同的房产按揭在农行、兴业银行可多贷1-2成(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2006)。
(5)考核机制不科学,激励机制不到位。一是部分分行信贷人员所承担的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与本行其他专业人员比,信贷人员的收入没有优势,影响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在发达地区,客户经理在本行属高收入阶层,但其收入在当地不算高,所以客户经理流失较多,一般在分行工作2-3年后就跳槽,其中业务能力强、客户资源多的客户经理比例较大。人才流失导致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三是罚多奖少,使信贷人员惧怕风险,没有开拓市场的积极性。
(6)总分行联动营销机制不健全。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大企业、大项目、集团客户的贷款,需要总分行联动才能争取到,没有权责分明的总分行联动机制不利于与他行竞争。此外,集团资金归集管理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大趋势,诸如沃尔玛、麦德隆、电信集团等大户一般都将资金归集于位于北京、上海或本省省会的总部,中国工商银行充分利用地区网点优势和先进的现金结算系统,与这些客户保持了良好的银企关系。但是,由于各地区分支行只是这些现金归集管理中枢的神经末梢,在配合总部所在行的行动中往往存在亏本服务的问题,在中国工商银行目前各机构独立考核机制下,这种内部收益计价分摊的不合理现状常常会打击地方对大型优质客户营销和服务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2006)。
中国工商银行目前仍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并且具有科技领先的优势,但因管理和经营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其在国内个别地区的信贷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2003-2005年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居当地同业第6位,增幅为中资银行末位。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2003-2006年6月贷款增长低于全省商业银行平均水平。2006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有十几家分行个人贷款在当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中国工商银行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文化建设不够扎实、细致,部分人员对企业文化理解片面,流于形式和口号。
怎样使规模庞大的组织机构既能防范风险,又有业务发展的活力和适应激烈竞争的能力,是中国工商银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的战略和对策的建议
1.调整经营结构,实施战略转型。
信贷市场的发展变化和贷款替代的形势,表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商业银行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进行经营结构调整,实施战略转型。结合中国工商银行最近股改上市提出的目标,中国工商银行战略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由“大”到“强”、由“本土银行”到“全球银行”的战略转变,成为一家治理优良、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最富有价值与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服务机构。为此,要积极调整资产结构、收益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网络布局、营销渠道以及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实现以下五个转变:一是由以信贷资产为主,高度依赖存贷利差收入的传统信贷银行转变为商业信贷、佣金和收费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信用卡、电子银行业务、表外业务全面发展,能够在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提供服务,能够提供基金、理财、衍生品市场等多样化产品的综合金融服务机构;二是由规模扩张能力显著,资本、资产、网点和人员规模庞大的“大”银行转变为平衡风险、收益与成本,追求可持续的利润增长,核心业务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强”银行;三是由资本、成本和风险约束较弱,资产风险权重较大,抵抗经济波动风险能力较低的银行转变为各项业务均衡发展、经营风险低、抗拒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的金融机构;四是由境内资产、业务和收益占绝对多数的“本土银行”转变为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业务、配置资源、具有多时区、多语种、本外币一体化业务平台、能够提供全球金融服务的“全球银行”;五是由以模仿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为主转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即由以业务发展为中心转变为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这个战略转型时期约需10年(2006-2015年)。
2.当前调整转型的对策建议。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竞争的主要目标一是客户,二是人才。中国工商银行要围绕“以客户为中心”构建经营管理体制,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设计考核激励机制。
(1)调整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将以信贷业务为中心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转变为适应综合金融服务业务发展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整合各类业务资源,明确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的责、权、利,促进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互动,共同维护优质客户关系。特别要注意隔离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风险,各项业务的发展和风险控制要有专门的业务线和业务流程。
(2)积极发展非信贷业务,提高非信贷业务的比重,特别要发展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投资银行业务。近期应整合行内的投资银行业务资源,加强跨市场金融产品的研发,推动中国工商银行的直接融资产品发展,以“主动替代”应对贷款“被动替代”。同时,加强对行属投行机构、咨询和评级等业务实体的管理和资源整合,并通过收购、新设、整合等方式获取证券牌照资格。
(3)发挥整体功能,推出中国工商银行的直接融资产品。目前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已经推出了适应贷款替代的直接融资产品。在当前中国工商银行适应各项金融业务全面发展的组织架构一时难以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应制定各业务部门协调制度,明确责、权、利之间的关系,使风险控制到位,发挥投行部和各业务部门特别是面对客户(法人客户和个人客户)的业务部门的合力,在竞争中争取业务发展优势,以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争取优质客户。
(4)创新营销服务模式。建立各部门协同的客户需求响应机制、客户服务支撑机制和责任考核机制,变单一的信贷营销为融合投行业务、负债业务、结算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的综合营销,为客户提供本外币一体化、全流程的服务,形成聚焦客户的整体协同效应,提升综合回报率。
(5)以客户为中心,创新信贷业务流程,建立风险控制与客户效率兼顾的信贷审批决策机制。贷款审批权限设定要以客户质量为依据,兼顾额度。把提高内控水平的重点放到质量的提高上,按照严格制度、简化环节、提高速度的原则,全面梳理、整合中国工商银行的业务制度。
(6)实行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市场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业务发展战略,确定不同的业务发展重点,,同时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当地分行经营能力,授予不同的业务发展权限。调整、完善区域信贷发展政策,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授权和转授权,实行差异化的客户准入、贷款方式和信贷品种准入。从发达地区分行开始逐步扩大非信贷资产业务(资金营运业务)的经营权限,锻炼人才队伍,适应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全方位竞争。此外,对二级行信贷业务停牌措施要慎用。停办业务容易,重新进入市场艰难。总之,要使各地区的分支机构都有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7)调整创新机制。一是对于新产品,在总行研发的基础上应给各地区分行一定的调整权力,使产品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环境。二是自主创新的思路一般来自业务一线,总行业务部门应加强与业务一线的联系和沟通,并给予基层行创新的空间和动力。
(8)完善信贷政策供给。中国工商银行在开展大企业、大项目的信贷市场竞争的同时,要注意拓展中、小型企业和机构单位信贷市场,分散贷款集中度高的风险。要制定和完善包括各类机构单位和中、小型客户的信贷政策(信用评级和授信办法)。管理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的信贷增长点,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信贷政策。
(9)建立责、权、利明确的总分行重点客户营销服务机制。一是对于国家级重点项目、集团客户、大型外资企业,其业务是跨区域的,需要总、分行或不同地域的分行联动营销,形成整体优势。总分行之间的信息沟通,兄弟行的服务和帮助,对营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联动营销,要有责、权、利明确的协调营销制度,总行应探索制定具体的保障措施。二是完善跨地区客户服务收益分配制度。对为集团客户服务而非集团总部所在地的基层分支机构,应给予合理的收益补偿。
(10)大力发展个人金融业务。个人信贷市场是很难被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替代的,个人金融业务已成为金融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增长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工商银行一要调整、完善适应个人信贷业务特点的贷款审批决策机制,增强快速响应市场的竞争能力。二是强化个人信贷业务市场占比考核,把争取和维护“第一个人信贷银行”地位作为竞争目标。三要创新发展个人理财、个人贷款、银行卡和国际业务产品,提高对个人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打造“中国第一零售银行”。四是改变主要以存款规模为标准撤并、评级网点的做法,代之以存款结构、理财业务、中间业务和其他新兴业务的发展为标准。制定网点的人员费用政策,可考虑明确一个刚性的业务量、客户经理人数和费用总额的比例。
(11)建设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的人才队伍。一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为中心,加强队伍建设。要充实客户经理数量,为核心客户和骨干客户配备专职客户经理,对于其他法人客户按贷款规模和客户数配备客户经理,对于小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业务要增加客户经理数量。加强人才培训,完善人才交流、轮岗制度,提高人才素质。二是建立科学文明的考核激励机制。岗位目标、责任和利益设定要合理,考核要体现对员工人格的尊重,奖罚要公平,激励要到位。三是构建团结和谐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整体精神的体现。它通过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在业务发展和管理制度、机制建设中体现互相尊重、平等友爱的和谐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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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贷款资产占的比重很大,贷款业务仍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住房信贷、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助学信贷等业务获得迅速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规模也逐渐增大,该项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信贷风险也相对提高,除客户道德风险及银行自身管理薄弱以外,相关法律不健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一些相关问题也使银行信贷风险不断加大,其中信用风险成为影响消费信贷发展的首要问题[1]。
一、个人信用在消费信贷中存在的风险
消费信贷业务中存在着很多风险,但是个人信用问题引发的信用风险严重的制约了消费信贷业务的拓展,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发展。
(一)缺乏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的保障从个人信用风险管理的法律环境来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涉及个人信用方面的规定较少,没有一部专门法律、法规来调整个人信用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少数相关的法律,比如《担保法》、《贷款通则》、《合同法》等与个人信用衔接不够,针对性不强。另外,对于个人失信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惩罚力度和惩罚方式。在配套政策方面,目前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个人账户制度等尚未出台,导致个人及其家庭的收入状况不透明,不但隐藏着严重的法律与道德风险,同时也使个人资信评估难以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推广。
(二)个人信用体系的不健全但是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一直没有建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缺乏征询和调查借款人资信的有效手段,加之个人收人的不透明和个人征税机制的不完善,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财产、个人收人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这就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国民的个人资信状况差,这严重阻碍了消费信贷的推广[2]。在消费信贷过程中,各种恶意欺诈行为时有发生,银行采用当面对证或上门察看等原始征询方式已经不能保证信用信息的时效性和可靠性。此外,一些借款人由于收入大幅下降或暂时失业等市场原因,无法按期还款,尽管这种情况目前还不多,但随业务量扩大,相应的风险将呈上升趋势。
(三)银行自身管理薄弱现在,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水平不高,更缺乏消费信贷方面的管理经验,对同一个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资料分散在各个业务部门,而且相当一部分资料尚未上机管理,难以实现资源共享。现国有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人员身兼数岗,个人能力和自身素质不高,专业的信贷业务培训又比较少,使个人消费贷款的技术性要求较高的特点未体现在具体贷款业务操作中,比如对借款人的资信审查、抵押物评估、抵押权的设置等,都需要完备和规范的操作,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业务人员[3]。以上存在的问题已远远不能适应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需要,这对消费信贷业务的长远发展也将造成很大影响和制约。
(四)内部信用评级操作上相对落后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制定了客户信用等级评估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不足:银行无法通过个人信用体系获得个人信用报告,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严格的信用审查,这就对信誉良好的资金需求者也进行了不必要的资信审查,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银行信息获得的高成本被转嫁到消费信贷者使用者身上,从而使消费信贷资金价格偏高,制约消费信贷的发展;作为资金需求者的消费者却因对银行可提供的消费信贷信息不灵以及繁琐的贷款手续,近乎苛刻的贷款条件和种种担保、抵押、保险审核而退步;缺乏反映评级对象将来的真实偿债能力的指标,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标或是体系来跟踪反馈贷款人的真实偿债能力,主要还停留在申请贷款信息上以及主观经验判断上,这就使信用风险加大。
二、商业银行防范消费信贷信用风脸的对策建议
面对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发展过程出现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急需建立一套防范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体系,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尽快出台关于规范使用信用数据的法律法规目前尚没有其他对个人征信数据进行管理的政策法规,也没有对某些不可以向社会公开的个人征信数据的严格界定。但到目前为止,在许多政府部门管理的数据中,只有部分工商数据向社会开放。修改后的法律应明确规定,何种个人数据可以向社会开放、开放的方式、数据处理和传播的方式和范围以及时限等。另外应在强制性公开大部分信用数据的同时,确定必须保密的部分,以及确定信用等级的确立。有必要建立一个关于政府部门、企业和公民个人必须依法提供真实数据的法律或法规,并设置严惩提供虚假信息和数据行为人的条款[6]。
(二)逐步建立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用制度光靠银行自己本身是不够的,必须要提高全民的个人信用意识,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个人征询体系是银行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前提保证。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可以分两步走:先在银行内部以信用卡个人信息资料为基础,将其他各专业部门保存的个人客户信息资料集中起来,建立全行性个人客户信用数据库,使每个客户都有相对完整的信用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个人信用总账户,个人与银行的所有业务均通过总账户进行。同时,加快建立国内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制度。第二步,由中央银行牵头建立一个股份制个人征信公司,联合金融机构、政法部门、劳动力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搜集整理个人收人、信用、犯罪等记录,评估个人信用等级,为发放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提供消费者的资信情况[7]。
(三)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信用评价体系一般采用积分制,具体分成四个部分:①基本情况评分:包括个人的一系列情况,如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工作地点、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家庭情况等等,不同情况有不同的积分。②业务状况评分:在信用记录号下,每发生一笔业务,无论是存款、贷款、购买国债及其他金融债券、信用卡消费、透支等等,都有一定的积分。③设立特殊业务奖罚分,如个人信用记录号下屡次发生信用卡透支,并在规定期内弥补透支就可以获得额外奖分;个人贷款按期还本付息情况良好可以获奖分;若发生恶意透支,并且不按时归还所欠本息,就应额外罚分,甚至列人黑名单。④根据上述累积得分评定个人信用等级。
(四)培养先进的专业信用人才银行要集中力量培养专业信用人才,在最大范围内消除信贷信用风险。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是从跟踪、监控入手,建立一套消费信贷风险的预警体系,加强贷款后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跟踪监控、风险监测分析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力争在短时间内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反映滞后的状况。要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在线查询、分级审查审批、集中检查。从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几个环节明确职责,规范操作,强化稽核的再检查和监督。
现在我国的消费信贷在商业银行中的比重比较大,必须有效的规避和防范信用风险,能否有效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关系到商业银行的兴衰存亡。商业银行在发放个人消费贷款前,可以先进入信用等级系统对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进行全面的查询。如此一来,银行便可以有效地掌控个人消费信贷,最大限度地规避信贷风险,使得消费贷款业务规范健康地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1]陈杰.消费信贷业务的潜在风险及成因.浙江金融,2006,(3)
我国货币政策一般是“逆经济方向行事”,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信贷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降低贷款成本,非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也随之增加。但经济在宽松的政策中仍处于低迷状态,借贷资本一般会流向实体经济这些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部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货币供给,借贷利息上升,正规金融信贷成本上升,更多借贷需求者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此时经济处于高涨状态,因此借贷资本更多会流向房地产等那些收益高、风险大的非实体经济部门。
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评价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通常通过统计数据指标来反应,如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存贷款流量、利率变化等。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响了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正确评价。一是对利率的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由国家确定,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非正规金融信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而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卖方市场,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水平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单凭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也造成相当大的阻力。
二是对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影响。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预测或在估算其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本来正确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一些非存款金融机构也具有了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使得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设计的货币控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中,大多数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的现金交易势必会导致统计过程中的现金漏损率的增加,从而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测算。非正规金融的现金交易并未被纳入到官方统计范畴内,也很难被准确计量,这都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通量控制难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与综合评价。
三是对融资总量与投资方向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间的闲置资金和正规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的沉淀资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规金融中去,从而导致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这些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资金与民间资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隐形融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活动未被纳入国家统计和监管范畴,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总量被隐性放大,国家对全社会资金供给结构和总量无法准确把握,从而影响国家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正确判断。
非正规金融对金融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规金融市场,而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非正规”不等同于“非法”,但对其监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国家在资金上进行宏观控制,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
二、新媒体时代的节能材料市场营销策略
(一)做好社会舆论引导
舆论环境在节能材料进行市场营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节能材料的开发商能够和新媒体合作,把真实、科学、合理的信息和节能材料有关宣传信息发送给媒体。运用媒体的优势条件完成节能材料有关信息传播,使消费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材料开发商和节能材料,从而获取消费者的新任,充分激发消费者购买的欲望。[5]其次,节能材料的开发商还能够运用BBS和博客及论坛等有关形式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的传播时间,创建一些传播议题,从而能够积聚网络中的舆论力量。例如节能材料的开放商可以在网站上以公开的形式宣布企业的战略意向、对节能材料利用的有关措施,同时公布消费人员所反映的状况。节能材料的开发商一定要在材料市场的宣传过程中熟练掌握语言的主动权,积极维护企业形象和节能材料形象,制定一些公众经常讨论的话题,并在BBS和博客等有关领域进行互动,和消费者完成情感交流,增大节能材料有关知识在公众范围内的普及,加强群众基础。有些时候社会舆论可以迅速凝聚力量,利用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能够为节能材料在市场的推广过程中起到引导方向的作用。
(二)运用新媒体增大宣传力度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播形式从以往的单一形式转变成多样化形式。其可以使公众获取有关信息更为便捷、迅速,增大了范围,加强了透明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多种新鲜事物的推广创建了许多手段,逐渐成为主要的推进动力。所以在节能材料推广过程中必须运用新媒体时代的优势增加宣传力度。当前节能材料宣传依然停留于广告领域,许多消费人员对节能材料知识的了解仅仅停留与广告方面。所以在节能材料的市场营销过程中必须丰富宣传方式,增大宣传的力度,增大宣传的范围。除去广告还要利用报纸、视频和宣传手册等有关方式完成宣传,同时还要走进消费人群的生活形式,在消费群众面前展现节能材料的具体优势,使消费人员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节能材料营造的便捷和舒适,这样就可以增大节能材料在消费人群的知名度。
(三)节能材料的推广传播对策
节能材料开发商必须及时运用传统性媒体和部分网站等方式刊登问卷调查或是消费者座谈会等,详细了解消费人群对节能材料的感受。利用此种形式,使消费人员深刻体会到节能材料的优势,进一步认识开发商推广新型节能材料的热情,从而使消费人群对企业、节能材料产生好感,同时能够依据调查进行节能材料的宣传和组织有关文化活动,充分展示节能材料具备的节能和低污染特点,使消费人群在观念方面的认同,对节能材料进行重新定位。在节能材料引进市场过后,开发商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各种各样的媒体活动,创建消费人员监督管理渠道,从而为消费人员提供一个了解材料的渠道。
内容摘要: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金融市场上呈现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及因金融供给不足引起的金融需求不足状态,这些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成熟的信贷市场来说,信息不对称是信贷市场上非均衡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为了有效解决金融交易中的信息问题,本文从微观的“农村信贷合约”问题出发,探讨非均衡市场下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
关键词:非均衡市场 农村金融信贷 农村信贷合约 关系型借贷
非均衡市场条件下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
非均衡理论以不出清的市场为研究对象;强调数量调整而非价格调整;行为人拥有不完全信息和将来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问题是最重要的,直接影响着其对货币的作用以及交易者的行为等问题的分析和结论。
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着“惜贷”和“贷款难”的现象。农村金融缺位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矛盾如下:农村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单一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与多元化、多层次的贷款需求之间的矛盾。农村经济越发展,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体系提供融资与服务的需求越强烈,同时,在单位存款、个人存款的增长拉动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金和潜在的金融供给能力,因此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之间形成有效的对接是解决农村金融缺位的关键。农村金融领域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之间存在对接矛盾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从需求方来说,农村经济主体大多管理水平低下、财务制度不健全、经济实力弱、资产规模较小,再加上农村产权市场不健全,很难提供符合正规金融融资的抵质押物。同时农村经济体对贷款的需求往往又具有贷款时间短、贷款金额小、贷款频率高的特征,因此常遇到“抵押难”、“贷款慢”的问题。对供给方来说,农村金融业务具有客户零散、金额小、后期监管成本较高的特点,出于盈利和规避风险的考虑,农村金融市场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则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农村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了需求和供应不能对接的金融抑制现象。
非均衡市场条件下农村信贷合约设计
(一)企业规模与信息的非对称程度以及融资方式的关系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农村金融的需求方(借款人)为了获得贷款,有可能有意隐瞒真实的信息,农村金融的供给方无法得知需求方的个人信息等真实信息。因此,在信贷合约签订前,不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在信贷合约签订后,容易导致信息优势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因此,在信息非对称情况下,商业银行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金融市场上一般采用金融配给。在信贷配给中,被排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于或等于银行所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量的中小企业,因为这类企业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透明度低,信息的非对称性高。
(二)农村信贷合约设计
博格乌德尔等人将贷款技术归纳为四大类:财务报表型贷款、抵押担保型贷款、信用评分技术以及关系型贷款。财务报表型贷款适用于财务系统健全、信息透明度高的大型企业,一般情况下,中小微企业无法使用。抵押担保型贷款可以降低授信主体的资金风险,对借款人道德风险的发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但是农村产权市场不完善,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押品,并且抵押担保贷款一般成本较高、办理时间较长,和农村金融的“短、小、频、急”不相适应。信用评分技术依赖于客户的信息系统以及客户信用信息的积累,其应用范围是农村金融将来的发展方向,目前使用并不现实。关系型贷款是银行依据借款人的信用信息做出的贷款决策,这些信息不但包含了借款人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还包含了大量有关借款人的行为、品德、信誉等非量化信息,是一种能够评定的“软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化特征。通过获取这些“软信息”,可弥补中小经济体因无力提供合格财务信息和抵押品所产生的信贷缺口,改善其不利的信贷条件。
关系型贷款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分析
(一)关系型贷款对农村金融的积极影响
1.贷款审批结构扁平化。农村金融需求方的显著特点在于其经营信息往往都是些难以量化、难以传递的软信息。如果按照对大企业的审贷模式,设立层级分明的审贷会,容易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信息流失和失真。由直接接触农村经济主体的客户经理来决定贷款的审批与否,就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保证贷款由银行里最了解企业的人来决定。权利和责任对等,能大大调动其进行风险控制和贷后管理的积极性。另外,农村金融需求方多用作流动资金,需求急迫。如果用传统的审贷会制度,难以适应农村金融需求方的需求。给予一线客户经理一定的贷款审批额度。使关系型贷款具有高效率的决策优势。
2.用人格担保代替抵押品。农村经济体的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依靠租赁,自有固定资产少,流动资本占比较大,很难找到符合一般贷款要求的抵押品。如果严格贷款抵押条件,会将一大批有潜力的小企业拒之门外。而通过信用担保的方式,既解决了抵押品不足的难题,又将借款人的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捆绑到这笔贷款上,一方面从道义上增加了其还款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扩大了监督贷款的视角。让担保人和银行一起来监督贷款风险。
3.贷款审批时注重企业主的品德。农村经济体的经营环境变动较大,盈利前景较难预测,而且贷款普遍具有金额较小的特点。此时,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已经超越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成为决定贷款质量的首要因素。即使企业经营确实出现困难,只要借款人还款意愿强,总会想办法还贷。相反,如果借款人人品差,即使企业经营正常,其也会脱逃贷款。因此,银行贷款时注重考察借款人在社会上的口碑,通过从其所在的行业及行业协会、邻居、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中了解其人品和信誉,实行人品一票否决制。
(二)关系型贷款对农村金融的负面影响
关系型贷款也给农村金融供给方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合规风险问题。农村金融供给方的合规风险问题一直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这既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的影响,也有关系型贷款与合规管理的内在冲突。一是由于关系型贷款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农村金融供给方的管理存在较强的人为意识和行动。二是关系型贷款使用的大多是“非量化信息”,在管理中过多使用“非量化指标”。管理效果的公正性和可检验性较差,因此,以“非量化信息”为主的农村金融供给方就很容易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有所忽视,造成制度建设滞后。三是关系型贷款突出了“人情”在业务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四是合规意识模糊,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淡化农村金融供给方的合规意识和理念,并进而影响合规文化的建立。
关系型贷款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具体措施
(一)增加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的供给
农村经济主体运用关系型贷款取得融资首先要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目前,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解决方法可以是增加非正规金融,使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互利合作,实现多方共赢。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建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实践证明小额贷款公司服务模式可以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贷款金额较小,可以避免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另外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还可以吸取民间资本。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介入即由政府注资或给予一定的补贴建立农村金融机构,解决小企业、小商户短期资金的需求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另外,可以通过担保与抵押物的创新来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二)金融机构在农村各地建立地方贷款服务中心
在农村各地建立地方贷款服务中心可以在各乡镇选取村长、或有影响力的组长作为区域人,因为区域人与农村经济体长期接触,可以减少信息搜索成本,同时让区域人来监督借款人的贷后行为,大大减少贷款后的道德风险,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工具
银行要根据资金的风险偏好及经营特点选择客户,主要注意以下方面:在当前农业结构调整时期,重点支持行业内具有优质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占有率高的产业。谨慎介入出口依赖性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差的企业;建议对客户的销售增长率及盈利能力予以重点关注,相关指标以总行公布的国资委标准作参考;在考察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时,要求重点关注借款人的经营性现金流,特别是经营性现金流出时,要了解其产生流出的影响因素,对连续出现经营性现金流出及无法改善的状况时,要加快授信的退出。
具体的融资方式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根据农村经济特点,通过供应链融资,可以扩展很多分行业和企业;购买原材料融资,农村中小企业购买材料设备等,可以用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项下买方融资,担保方式可以用仓单质押、未来货权质押等;原材料融资,原材料提供商出售商品时,可以到银行办理应收账款融资、仓单融资、国内信用证项下卖方融资;预付款下的融资。农村中小企业收到购买人的预付款后,凭合同等到银行融资,用应收账款作质押;办理中小企业负责人信用卡业务。让一些资信较好的中小企业主通过个人信用来获取资金,满足中小企业主的资金需求,提高金融系统的运作效率。
(四)建立关系型贷款的授后预警机制
1.介入。客户经理或销售人员在向客户放款后填写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项目联系单,由客户开户机构负责人签字后双方各执一份,介入授后预警工作。客户开户机构负责人收到联系单后应专夹保管,并及时在部门、网点内通告,明确维护和监控的具体柜面人员,在日常客户维护过程中对预警信息重点关注。
2.预警信息采集。关注客户内外部信息,通过客户经理(包括开发、维护、销售支持)人员、客户开户机构相关人员、放款审核人员等进行日常预警,收集预警信息并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必要时需要到现场检查。客户经理在现场检查时应关注预警信息,并在每次现场检查后上报现场检查预警信息报告。对于特别严重的风险事项,客户经理可先行口头、电话通知预警人员,以加快对风险事件的响应速度,后续处理按以上要求进行。在内控管理、软回收、情景分析、财务预警信息监控等过程中发现的预警信息应向预警人员发送预警信息报告。对于特别严重的风险事项,内控管理人员可先行口头、电话通知预警人员,以提高风险事件的响应速度,后续处理要求不变。
3.预警信息登记、汇总。预警人员负责每周将从各渠道搜集的预警信息进行汇总登记,填写“预警信息汇总表”。
4.预警信息检验。预警人员对预警信息汇总表内客户进行识别,判断是否触发预警流程。不需触发预警流程的,不作为预警客户管理;判断触发预警流程的客户,填写预警客户汇总清单,结合销售人员反馈信息判断是否对客户进行核查。对判定不需要核查的客户,预警人员做好预警初步分类和上报工作。判定需要核查的客户,预警人员决定进行现场或非现场核查,对需要现场核查的客户由预警人员、客户经理或共同进行现场核查。通过对触发预警流程客户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的判断,进行初审分类:分为一般预警客户、待定预警客户和严重预警客户。
5.对预警客户进行处理。最后对预警客户进行分类处理,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
参考文献:
1.周明.非均衡信贷合约市场的微观基础[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顾海峰.金融市场中信贷配给的形成与均衡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1)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战略成本意识见指企业管理人员对成本管理和控制有足够的重视,充分认识到企业成本降低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无穷无尽降低成本的思想必须依靠组织措施的配合才能形成现代完整意义上的战略成本意识。表现为:
①把降低成本的工作从管理部门扩展到供应、生产和设计等各个部门,形成全厂全员式的降低成本格局,形成纵横贯穿企业内部各部门的“组织化成本意识”。
②将降低成本从战略布局的高度加以定位,即从选择开发项目种类、规模起就注入成本思想,确立具有长期发展现的“战略性成本意识”。
二、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观念
笔者认为,成本管理的环境是成本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目前市场环境来说,币场已明显进入了“微利”时期。因此,企业几乎不可能依靠高价格获取利润。计划体制下的“节能降耗”和单项成本管理等简单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应树立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观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传统成本管理注重视有产品的节能降耗,成本下降空间极为有限。成本和利润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常常是老产品亏本促销、新产品高价难销,不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重点是通过新产品开发、成熟产品的优化设计、新材料的运用、工艺技术的创新、设备技术的改进、员工素质的提高和采用计算机管理等措施,实现管理手段、方法的科学化,进而将降低成本与技术进步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企业成本管理框架体系。
2.更加注重科技在扩大利润空间的作用。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为增强竞争力,企业必须加快产品创新步伐,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产品创新在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创新所带来的产出必须大于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为此,企业在实施成本管理时,特别强调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科学的产品开发规划和预算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运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建立以科技驱动为核心的成本管理体系。
3.使企业生产组织更趋现代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很重要的特点在于,把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加快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变;从注重物流管理向注重信息管理,按照信息化组织生产经营转变;从“产—供—销”的传统管理模式向“营销—开发—制造—销售”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确定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责任制以及完善的激励管理机制。
三、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观念
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主要是以“重奖重罚”为主,它只强调管理企业的目的,而不注重达到目标的过程,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及作为一个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因此,树立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观念,建立成本管理文化,仍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包括:
1.树立全员成本意识。向全体职工进行成本意识的宣传教育,培养全员成本意识,变少数人的成本管理为全员的参与管理。
2.调动职工成本管理的积极性。
①抓干部廉洁奉公,带头厉行节约,为职工办实事,使职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②抓精神奖励,使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中的优秀职工获得耀眼的来誉。
③抓物质鼓励,建立职工和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3.开发职工成本管理的能力。
降低成本是企业管理的永恒的主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企业作为竞争主体,应树立怎样的成本控制观念来支配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以下简单探讨。
①建设人才成长环境。一是心理环境建设,提高全体职工对“搞好成本管理,人才是关键”的认识。二是政策环境建设,企业在实行技术研究开发和管理创新中,出了问题应由领导承担失误责任,而取得成绩时,荣誉、奖励、署名权都属于科技人员。三是物质环境建设,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保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②建立人才培训体系。一是设立专职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制定以岗位培训为主,以脱产培训、专题进修为辅的教育培训计划制度等。二是在岗锻炼,迅速提高职工成本管理的理论认识和技能。
4.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创造一个各尽所能的氛围,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四、成本系统管理观念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应树立成本的系统管理观念,将企业的成本管理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强调整体与全局,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
首先,为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成本管理就不能局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而应延伸到产品的市场需求分析,相关技术的发展态势分析,产品的设计,顾客的使用、维修及处置。按照成本管理的要求对产品的信息来源成本、技术成本、后勤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销售成本,以及对顾客的维修成本、处置成本等应以严格、细致的科学手段进行管理。如在产品设计阶段推行价值分析,就是一种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成本管理手段。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与此相适应,成本管理的内涵也应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服务成本、产权成本、环境成本等。
按国际上有关权威分析预测,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目标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逐步实现:
第一步,宽带CDMA技术将在2002年左右投入使用;2002-2005年将是第三代移动通信导入和初步完善的时期。第二步,预计要到2005年以后,第三代移动通信才能逐渐从第二代移动通信中剥离出来,形成有别于第二代移动通信的市场。第三步,到2010年左右,成熟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会形成独立的市场,并逐步淘汰第二代产品而成为市场上的主导产品。
另据对成本的预测,第三代移动通信在中国按1亿用户的市场规模计算,参照第二代的建设成本估算,每个第三代用户的移动设备的初期建设成本约为3000元,那么仅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的市场价值就达3000亿,这还没有包括移动终端、传输设备、机房电源、维护、升级等配套投资。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初步得出结论:
1.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即将形成,并在未来10年内迅速发展;
2.最早2002年,最近2005年,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将在我国投入运营;
3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加快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发展建设;
4、停止第二代GSM系统的扩容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在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移动通信的转移过程中,对我国移动运营商和制造厂商来说蕴涵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二、运营商发展策略分析
据中国信息产业管理部门介绍,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预计将于2001年首先在日本、欧洲及北美地区率先展开商业化运营,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将在2001年至2003年开展。目前,中国国内最主要的移动运营商是中国移动通信和中国联通,未来潜在的第三代移动运营商可能还会包括固定公司和若干家新增的运营商。这些公司构成了未来在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上的新客户群体,而它们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以中国移动通信为代表,拥有庞大而控全的GSM通信网络。中国移动将采用现有的GSM网络向第三代技术平滑演进的发展模式。初期将共用核心网(GSM),扩容时将采用扩展的BSC(E-BSC),在对3G需求较强的地区增加TDD基站,适时引入队移动智能网和GPRS技术,通过TDD/~M$#端来实现第三代移动通信服务。业内人士指出,采用此种方式平均承担的设备价格将比新建3G网络低20%至30%。
据有关预测显示,到2001年,处于第二代的中国GSM移动电话用户将达到1亿个,GSM交换机将净增8000万门左右,若以目前市场上平均价格130O美元/门来计算,仅GSM交换机扩容一项,就有10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以此推算,GSM基站系统将净增约44万个载频,若以目前市场上平均价格10万元人民币/载频来计算,GSM基站系统将会有约440亿元的市场规模。
分析上述资料,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将中国移动通信定义为第一系统用户群体,那么在GSM向3G演进过程中,最大的两个市场需求点是:1.现有GSM网络的扩容,所需设备仍将主要是GSM系统设备,GSM基站系统市场规模约为400亿元左右。而且,在2002年以前,这仍将可能是中国移动最主要的投资方向;2.现有GSM网络的升级,所需设备将主要是与移动智能网和GPRS技术相关的系统设备。预计在2001年以后,此项投资额度将逐渐增加。
第二类,以中国联通为代表,正在投巨资兴建窄带CDMA网络。2000年,中国联通计划在移动通信投资289亿元,主要用于CDMA建设,使CDMA网的系统容量达到1130万户,覆盖国内大部分的重点城市并开通运营。中国联通还计划,到2005年其CDMA用户达到5500—6000万户,市场占有率达到35%。另外,联通在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上,注重由其窄带CDMA网向第三代移动通信进行平滑过渡。从上面中国联通的资料,可以有以下结论:1.大规模投资窄带CDMA网的建设,到2005年,其系统总投资可能达到1800亿元;2.到2005年,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将可能在中国登陆,但市场仍以第二代通信系统为主。届时,中国移动通信的GPRS将大规模应用,中国联通为了对抗中国移动通信,有可能逐步将原有窄带CDMA向第三代平滑过渡,即由IS95-A过渡到IS95-B。
目前中国联通正在进行的第二代CDMA建设,今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89亿元。虽然有消息称“联通”将暂缓CDMA的建设,但并没有取消,且与GSM网络建设不同的是各地均为新投标项目,不存在旧市场壁垒,是一个完全从零开始的新竞争市场。在去年11月份中国联通的首次CDMA招标中,大唐、东信与其他国外生产厂商分别获得资格。另有消息说中国联通计划选择三四家系统提供者向其三四个主要地区提供设备。
第三类,由固定公司发展而来的未来移动运营商。随着中国电信业开放度的增加,电信市场准入将较为放松,固定公司也能经营移动业务;一些由固定公司发展而来的移动运营商将与中国移动通信和中国联通携手经营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这些定义为第三系统用户群体的“转型”公司,最大市场需求点在:1.固定公司没有第二代网络的包袱,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第三代网络定的说套设备潜够理国闽出现对称改围困勤朝策建设中;2、由于第三代以后将是固定和移动的融合,固定公司在建设移动网的同时肯定需要大量固定的配套设备。固定公司的出现对移动设备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来说是有利的。其一,固定公司从事移动业务是从“零”做起,不存在旧的市场壁垒,而且将打破原有的市场供需作制;其二,一旦固定公司被打开缺口,利用为其建设移动网络配套设施的同时打入其固定领域。
三、结论
根据形势判断,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将在2003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三代进入中国后并不意味着立即就能在网上大量运用,而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第二代共存,并且将随着二代系统的消亡而强盛。因此,如果孤立的谈第三代市场的导人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而要通过对第二代市场的分析来得出第三代市场的导人问题。结论一:中国移动通信和中国联通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短期内其他移动运营公司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加入WTO以后,电信仍是受保护产业,开放度不会很高,估计在今后的二三年中,政府不会再增加新的移动运营公司,以避免盲目竞争和重复设。
危及生命。因而要先考虑此心律失常是否需要药物治疗,如需治疗,以选用何种药
物为最佳选择。要熟知所选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及其对心脏电生理的影响。
几乎所有抗心律失常药物,都不同程度地抑制心脏的自律性、传导性以及心脏的收
缩功能,也几乎所有的抗心律失常药物都有致心律失常的副作用。
到目前为止,这类药物对心肌病变,对有更严重的心脏病理状态的影响还没有足够
的临床资料,当心脏功能障碍、心肌缺血、生理生化代谢紊乱时,抗心律失常药物
对其的影响,要有足够的重视和认识。通过实践,逐步形成医生自己的用药经验,
不同病例以不同的方案处理,即贯彻用药的个体化原则。
[抗心律失常药物的分类]
目前,最广泛应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分类,是VaughnWilliams分类法。Ⅰ类
药阻滞细胞钠通道,抑制心房、心室及浦肯野纤维快反应组织的传导速度。
Ⅰ类药进一步可分为3类,Ⅰa钠通道阻滞中等速度,复极时限延长,如奎尼丁
、普鲁卡因胺、双丙吡胺,Ⅰb钠通道阻滞快速,如利多卡因、美西律,Ⅰc钠通道
阻滞速度缓慢,如氟卡因、普罗帕酮。
Ⅱ类药是β-受体阻滞剂,
Ⅲ类药延长心脏复极过程,在动作电位2、3位相阻滞钾通道,从而延长心肌组
织的不应期,如胺碘酮、索他洛尔,
Ⅳ类药阻滞钙通道,抑制窦房结、房室结的慢反应组织,如维拉帕米、地尔硫
卓。上述分类有不少不足之处,如并未考虑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未将对心律失常
有影响的地高辛、腺苷等纳入在内。
而且,一些药物并非只属于某一分类,如索他洛尔,既有Ⅱ类β-受体阻滞作
用,又有延长动作电位的Ⅲ类药作用,而胺碘酮属Ⅲ类药,但同样也有Ⅰ、Ⅱ、Ⅳ
类药的作用。此外,单个药本身作用也不相同,右旋索他洛尔其β-受体阻滞作用
很弱,而左旋药的Ⅱ、Ⅲ类作用都很明显。又如Ⅰa类普鲁卡因胺,进入体内通过
肝脏代谢成N乙酰普鲁卡因胺(NAPA),具有明显的Ⅲ类药作用,而与原药的电生
理作用显著不同。近年来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Siciliangambit分类法,使药物
分类与临床的病理生理征象结合起来,但目前尚无资料认为此分类法有特殊优越性
,尚需在实际应用中印证。
[抗心律失常临床试验结果的启示]
以往对抗心律失常Ⅰ类药的临床试验,其结果均不理想。如IMPACT、CAST-1、
CAST-2等。IMPACT应用美西律观察心肌梗塞后病人630例,观察12个月,病死率7.
6%,比安慰剂组的4.8%要高。CAST-1观察英卡因、氟卡因对2000多例梗塞后病人
≥6个/小时的室早,≤15个无症状的室速,左室EF≤40%,观察16个月后被迫停止
,因为用药后其心律失常致死或心性停搏的病死率较安慰剂组高出3倍。其他心脏
病的病死率也高。之后CAST-2又对莫雷西嗪进行观察,病例数1325例,早期病死
率(14天内)用药组病死率17%,安慰剂组3%,长期观察组也未见能降低病死率。
CAST试验的结果给人以很大启示,用药组病死率高的原因,可能是药物在急性缺血
(或其他病理状态下)时增加折返而导致心律失常而致死。Ⅰ类药对以往有梗塞史
的缺血性心脏病者并不适用,而且,单纯抑制室性异位搏动也不一定能降低猝死的
发生率。
自1985年开始至1991年结束的ESVEM试验,原先是要比较有创电生理检查与动
态心电图监测加运动试验,后者能更好预测药物的疗效,预测病人的预后,结果认
为两者都有很大价值,但意外发现,试验的七种药物中电生理检查认为,Ⅰ类药有
效之后继续服用,一年后只有5%的病人没有复发心律失常或死亡,而无创检查服用
索他洛尔,于一年后有33%能继续服用此药而未发生心律失常再发及其他严重事件
。
于是,不少学者提出应放弃应用抑制钠快速通道的药物,并建议改用延长动作
电位增加不应期的钾通道抑制剂。CAMIAT(加拿大)EMIAT(欧洲)研究虽未证明
胺碘酮能降低梗塞后室早或心功能不全的病死率,但分层分析后发现与心律失常有
关的病死率在CAMIAT降低38%,EMIAT降低35%。总结13个共6500个病例的临床试验
,胺碘酮降低病死率13%,降低猝死及与心律失常有关的病死率29%。胺碘酮除抑制
钾通道外,还显示有抑制钠通道、钙拮抗以及降低交感神经对心脏的作用。而且,
还有对肺、肝及甲状腺的副作用,应用时不可不慎。
还有常用的Ⅲ类药旋太可(索他洛尔),市售为左、右旋施太可,兼有β-受
体阻滞作用,而右旋(d)施太可可快速抑制晚期钾电流,其β-受体阻滞作用较弱,
认为可应用于左室功能不全者,但最近发表的SWORD试验,口服d-施太可治疗有高
危因素的梗塞后病人,结果在入选3121例后被迫停止,服用施太可病死率为5.7%
,而安慰剂只有3.6%。
近年来,(JACC1997)报告施太可治疗室速及室颤的临床试验共396例,观察
(34±18)个月,起始剂量80mg,每天二次,并逐渐加量达每天480mg,平均用量
每天(465±90)mg,抑制室速为38.1%,另为19.2%不易诱发室速,有28例(7.1%)
因副作用而停药,10例(2.5%)有致心律失常。扭转型室速7例(1.8%)。1年后有
89%不再发作室速,3年后为77%,1年成活率94%,3年成活率86%,认为口服d-施太
可对室性心动过速安全而有效。我国有2组应用d-施太可治疗室性早搏的报道,认
为安全而有效,每日剂量通常为160mg,加量也未超过240mg~320mg。一组全国
性协作组以d-施太可治疗阵发性房颤212例,用量从每天80mg开始,为常用剂量的
一半,能于1周内有效控制其发作达42.9%,无效病例加量后可增加其疗效,观察期
3周~14周与心脏有关的副作用为2.9%,无一例发生扭转型室速。认为减少剂量仍
然有效,且安全性较国外报道显著提高。
[抗心律失常药物的选择]
一、选择抗心律失常药物应先考虑的三个方面:(1)是否需要用药,即药物临
床应用的适应症;(2)选用何种药物其危险/效益比最小;(3)首选药物还是非药物
治疗。
药物临床应用的适应症:(1)有明显临床症状的各种心律失常需要药物治疗,
如心悸、活动后心律失常增加,伴有心绞痛、气短、呼吸困难的心律失常,出现头
晕、头痛或暂时性意识丧失,一时性黑朦,伴突然出现栓塞症象的心律失常等。(
2)有明显症状的心律失常通常见于器质性心脏病,但少数也可见于所谓“正常心脏
”,无器质性心脏病的“正常心脏”,其定义不但是现在各项心脏检查结果均属正
常,而且在长期观察中未见心脏的异常现象,因而其预后良好,判断是否是正常心
脏需经严格的各项检查,例如有:(1)必须进行的检查项目:12导体表心电图、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正侧位胸部X线片检查、超声心动图、运动试验(最好活动平板
),必要的生化及血液检查。(2)尽可能做的检查项目:心脏电生理检查,左右心
室造影,核磁共振心脏检查,核素心室造影,冠状动脉造影,平均信号心电图,心
率变异性分析,必要的血内中毒物质测定。(3)要考虑做的检查项目:心脏活体检
查(心内膜心肌)。
上述检查有时还需要定期例如半年至一年间的复查,因为不典型的早期扩张型
心肌病,逐渐发展的伴心律失常的右室发育不全,以及缺血性心脏病,肥厚型心肌
病,都有早期误诊为“正常心脏”的可能。长QT间期综合征、Brugada综合征、束
支阻滞型室速、反复性发作性心动过速不在发作期,均可能漏诊而误为“正常心脏
”,但只要定期复查严密观察,都可以在认真随诊中发现而获确诊。
选用何种药物可以获得最大效益:目前多数用药是根据医生的自我经验以及从
临床试验的结果中所获的信息中判断。自从CAST-1及CAST-2的临床试验发表以后,
对Ⅰ药应用于器质性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后的室性心律失常有了一致认识,即其效益
虽可减少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但其危险是增加了病死率,因而基本上放弃了Ⅰ类
药中如英卡因、氟卡因对严重心脏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应用,而对莫雷西嗪、美西
律、丙吡胺、普罗帕酮等也都只应用于无严重器质性心脏病的病人,对器质性心脏
病如需应用,要特别慎重,尽量采用短期少量用药,并进行严密及时的心脏监护,
注意捕捉例如QT间期的延长,新近出现的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及室内传导阻滞
以及注意防止和纠正低钾血症,及时处理心肌缺血,控制合并的严重高血压等,以
避免发生严重副作用,已知,Ⅰ类药物增加病死率主要由于致心律失常,如QT间期
≥0.55秒,QRS间期≥原有的150%,是进行停药的指征,如QT间期=0.50,QNJ=120
%,都应减量或停用。
首选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心律失常如伴有明显症状,通常可先用药物治
疗,但在下列情况下首选非药物治疗,或在应用药物无效时采用非药物治疗。(1)
伴有急性血液动力学障碍如低血压、休克、急性心力衰竭,不论心室律是室性、室
上性或旁路折返,均应首选电击复律。(2)伴有快速心室率,药物控制无效的房颤
、房扑,如无近期动脉栓塞史,血钾不低,无洋地黄过量者,伴有心力衰竭者即刻
电击复律,病情较稳定者可择期进行电击复律。(3)反复发作的恶性室性心律失常
,伴有休克或室颤,电击复律后选用ICD起搏器。
[常见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
一、室性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
(一)室性早搏或非持续性室速:心肌梗塞后有频发室早或短阵室速,可应用β
-受体阻滞剂,如伴有心功能低下,EF≤35%,则用胺碘酮,对胺碘酮不能耐受者如
甲状腺病变,可选用索他洛尔。
无器质性心脏病的室早,如有明显症状,可选用美西律、莫雷西嗪、普罗帕酮
等,如室早顽固且频发,可考虑选用胺碘酮或索他洛尔。
(二)恶性室性心律失常:首选ICD,如无条件则可选用胺碘酮或索他洛尔。胺
碘酮可用快速负荷量法,口服0.2mg,每2小时一次,共用5~6次,总量每天1~1
.2mg,如连用三天仍无效应停用,但通常于第一天足量应用后见效,第二天改用
0.2mg,每天二次,1周后改为每天0.2mg。上述用药是在病情虽重、但意识清楚
、临床估计数小时内可口服用药者使用。如血压测不清,意识障碍者应首选电击复
律,之后再选用胺碘酮0.2mg,每天三次,3天~4天后改为0.2,每天二次。亦可
选用索他洛尔,宜逐渐加量且每天剂量不宜超过320mg,此药即使小剂量也可诱致
心律失常,因而不宜用于有明显血液动力学变化、需要快速足量用药的患者。
(三)无器质性心脏病的室速:如右束支阻滞型,电轴偏下(来自左室流出道)
,右束支阻滞型,电轴右偏(来自右室流出道,Ⅱ、ⅢR型,Ⅰ呈双向或小r波)的
持续性室速,尽管射频消融术有很好疗效,但这些病人预后良好,根据病人的意愿
,通常也都采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在疗效不佳或反复发作时才考虑介入性治疗
。目前尚无此类病人应用Ⅰ类药物增加病死率的报道,但仍应避免使用英卡因、氟
卡因等风险较大的药物,其他Ⅰ类及Ⅲ类药物都可选用。
(四)持续性左室型室速(束支型或维拉帕米敏感型):室速时QRS波相对较窄
(<150ms),呈右束支阻滞型,电轴左偏多见,而电轴右偏则少见,恢复窦性心律
后下壁导联有复极异常所出现的ST-T波变化,发作时静注维拉帕米有效。
(五)反复发作性单相性室速:其起源可能在右室流出道,但常于休息时发作而
不像右室流出道性室速于运动时诱发,此类室速通常非持续性,发作前常有交感神
经张力增高征象。其发病机制与右室流出道性室速相同,都由环磷腺苷介导的触发
性机制所诱发,都见于无器质性心脏病,用药原则同(3)。
二、室上性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
(一)心房颤动:控制心室率:恢复窦性心律并减少复发,预防血栓栓塞并发症
是治疗心房颤动的三大原则,不同类型的房颤,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1.阵发性房颤:发作期可用减慢心室率的药物如西地兰静注,但起效慢,适用
于有器质性心脏病及有心力衰竭征象的病人,静注地尔硫卓起效快,心功能影响较
小;静注适用于心脏不大的阵发性房颤,包括孤立性或特发性房颤,但不适用已有
心脏扩大的病人,其抑制心肌收缩力,突然降压等可造成病情加重。
发作间歇期,应选用减少房颤复发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如Ⅰa、Ⅰc和Ⅲ类药,目
前认为奎尼丁虽可减少房颤的复发,但可增加死亡风险,临床上较少使用。
心脏病人的阵发性房颤如心肌梗塞后的房颤应首选胺碘酮或索他洛尔,不使用
Ⅰc类药物;心力衰竭时也选用胺碘酮。
阵发性房颤如为特发性,通常与自主神经障碍有关,与交感神经有关的房颤发
作常在白天,在精神紧张和兴奋时诱发,发作间期心率常增快,应加用β-受体阻
滞剂。与迷走神经张力有关的房颤常在夜间发作,发作间期心率常缓慢,可适当加
用茶硷类及东莨菪硷等。
2.持续性房颤:持续数天(2天~7天)的房颤,应尽量复律,复律药物首选Ⅰ
c及Ⅲ类药,但复律率<50%;或电击复律后用Ⅰa、Ⅰc、Ⅲ类药如普罗帕酮、莫雷
西嗪、索他洛尔,或小剂量胺碘酮。如复律失败,要选用药物减慢心室率和预防血
栓栓塞并发症。
3.永久性房颤:减慢心室率可选用洋地黄类、β-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阻滞剂
(维拉帕米或地尔硫卓)。洋地黄类通过兴奋迷走神经间接作用使心室率减慢,如
心室率控制不满意可加用β-受体阻滞剂或钙通道拮抗剂。危重快速心室率时可静
滴地尔硫卓。永久性房颤通常复律无效,或不易维持窦性心律,有器质性心脏病如
风湿性心瓣膜病、充血性心力衰竭时用华法令。
(1)预激综合征引起的房颤:属危重症,禁用洋地黄、钙通道拮抗剂,应及时
电击复律后行射频消融术,如无条件,可选用延长房室不应期的药物如普鲁卡因胺
、普罗帕酮或胺碘酮。
(2)心房扑动:药物治疗基本上同永久性房颤用药,射频消融术特别对Ⅰ型房
扑疗效已有成功经验。
(3)室上性心动过速: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和房室旁路折返性心动过速,在发
作期主要采用Ⅰc、Ⅲ类药,可用快速负荷量或静脉给药,疗效不佳时应及时电击
复律。并及时安排射频消融术。此类病人由于射频消融术疗效达90%~95%以上,
因而用药物预防其复发已属多余。
[抗心律失常药物疗效判定的方法]
常规体格检查是判定药物疗效的基本方法,服药后每分钟出现心律失常(早搏
)数的比较是最简便的方法。通常要观察5分钟内的变化才有意义。但这种方法不
能反映整体的药物疗效。
一、体表心电图:12导联体表心电图是最常用的方法,但其临床价值只是在判
定QT间期、QRS间期、PR间期、ST段及T波变化时有意义,而在判断心律失常是否被
控制则有限。各种间期的测定对判断药物已足量或过量,是否已引起传导障碍和复
极过程的异常极为有用,以便及时进行适当处理。
二、动态心电图:24小时连续描记2导联或3导联心电图,能精确计算发生心律
失常的性质和程度,是判断药物疗效最重要的方法。个别病人需连续48小时以上的
心电图监测。现有Holter软件已能回报室性或室上性异位搏动在24小时内的总数,
每小时的平均异位搏动数,以及发作心动过速的持续时间和发作次数等。用药后2
周~4周复查Holter,可基本了解并判定此药是否有效,根据ESVEM试验所采用标准
,病人用药前后自身对照,达到以下标准为有效。(1)室性过早搏动减少≥70%;(
2)成对室早减少≥80%;(3)短阵室速消失≥90%,15次以上室速及运动时≥5次的室
速完全消失。
如室性早搏增加数倍以上,或出现新的快速心律失常,或由非持续性室速转为持续
性室速可判断为致心律失常副作用。
三、床边心电图监测:是ICU、CCU主要的监测方法,尤其用于急性心肌梗塞以
及其他急性冠状动脉疾病。严重室速已恢复窦性心律,发生过室颤病人,至少要连
续监测心电图24小时。
四、心室晚电位:器质性心脏病如心肌梗塞后,心肌病的室性心律失常、心室
晚电位常阳性。此种晚期除极的电位常在心肌病变的周围形成,有独立的预测发生
室速及室颤的价值。有室性心律失常伴有昏厥史者晚电位出现率可达73%~89%,抗
心律失常药物发挥疗效后晚电位通常不会消失。但晚电位消失或未出现过晚电位者
室速发生昏厥或猝死者很少。
五、心脏电生理检查:包括心脏各部位的心电图如窦房结电图,希氏束电位,
各部位的有效不应期和相对不应期测定,心房内及心室内的程控刺激加早搏(1~
3个早搏)以诱发心动过速,冠状窦电图、旁路电位及定位等,均是心脏电生理检
查的主要范畴,但用于抗心律失常药物疗效的判断,通常作程控刺激及早搏刺激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