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司法理念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篇2

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执法，从人民群众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办案，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其次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文秘站:觉把政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法律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

再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政法机关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政法机关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是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同时，执法为民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中的要求和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是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法机关要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严密防控打击违法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利不受侵犯。

篇3

何谓保险？这是研究与保险有关的各种现象的起点，也是进行保险立法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这里我仅在商事保险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学者历来众说纷纭，各国立法也采不同的学说。我国《保险法》采“择一说”，认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种做法是否就意味着对保险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呢？

一、有关保险的各种学说

关于保险的概念，各国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成两派：

（一）一元说

所谓一元说，即主张不区分保险的对象，给保险下一个统一定义的各种学说。它又可以分为损失说与非损失说两个流派。

1、损失说

损失说认为，保险与人们因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张：

（1）损失赔偿说，认为保险即赔偿合同。其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的马歇尔（S.Marshall）就认为：“保险是当事人的一方收受商定的金额，对于对方所受的损失或发生的危险予以补偿的合同。”

（2）损失分担说。其倡导者德国的华格纳（A.Wagner）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指出，保险的性质是把损失分担给多数人来赔偿的经济补偿制度，保险机制运行的结果就是将少数不幸者的损失由处于同样危险中的多数人来摊付。

（3）危险转嫁说。此说从危险的处理角度来阐述保险的本质，认为“保险是以收受等价、实现均摊为目的而进行危险的汇集”。

此外，台湾学者江朝国先生认为保险为共同团体，指出保险为受同类危险威胁的人为了满足其成员损害补偿的需要而组成的双务性的并具有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的共同团体。虽然其把保险定位成“共同团体”，但也是以损害补偿为基础的。

2、非损失说

非损失说不从损失的角度阐明保险的概念，认为损失不能包括保险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其他学说，主要有：

（1）技术说。此说从保险基金建立的技术角度出发，指出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其存在的基础都在于使保险费与保险金持平的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性区分了保险和其他现象。

（2）欲望满足说。此说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认为保险是以损失赔偿和满足经济需要为其性质的。该学说的主要代表，德国的马纳斯（A.Manes）认为，“保险是保障因保险事故引起金钱欲望的组织，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必须引起金钱欲望为前提条件。”

以上两种学说影响较大，此外还有所得说、经济确保说、财产共同准备说、相互金融机关说，经济后备说和预备货币说等。

（二）二元说

又称统一不能说。此说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别看待。对于财产保险而言，均以损失为基础，继承了“损失说”的观点；对人身保险，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以此区分为三个主要流派：

1、人格保险说。此说将人身保险的性质定位于人格保险，即人身保险不在于能赔偿由人身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在于能赔偿道德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且不能用金钱来评价。

2、否认人身保险说。此说把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对比，否认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认为是和财产保险不相同的另外一种合同，甚至为一种单纯的金钱支付合同。

3、择一说。此说不同意前两种观点，把保险看成保险合同，并认为保险合同不是损失赔偿的合同，就是以给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合同。

二、对各种学说的分析

如此众多的学说理论，不禁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两点为各个学说所公认：

（一）保险以风险为前提

不论哪种学说，对此都持肯定态度。“损失说”所说的“损失”，皆因风险而起，只不过对损失的处理认识不同。“非损失说”的各种观点虽然与损失无直接联系，但均认识到风险是保险存在的前提：技术说的“技术”，提出的目的就是对化解风险的一种科学设计；欲望满足说的“欲望”由保险事故即风险的发生而引起；等等。而“二元说”虽然把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开，但终究脱离不了风险来阐述自己的理论。

事实上，保险就是伴随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及减轻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的需要而逐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700年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当时在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等航海商人间，流行一种以船舶和货物为抵押的借款（不少学者称之为“冒险借贷”），如船货在航海中灭失，则借款免还；船舶安全到达，则本利均须偿还，贷款人则借所收的高额利息，弥补遭受的风险。这种高出一般利息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最早形式的海上保险费。后来，海上保险逐步形成。从海上保险到全面的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无一不渗透了风险的观念。可见，风险为保险的内在因素，要正确认识保险，就不能否认风险对保险的重要作用。

（二）财产保险与损失密不可分

这点在“损失说”与“二元说”的理论中很容易发现：“损失说”本来就是从损失的角度来分析保险的，虽然其内部对待“损失”的角度不同，但皆围绕损失来构建理论：“二元说”虽然对待人身保险的态度不同，但对财产保险却有一致的意见，都把损失作为财产保险的基础。

相比之下，“非损失说”则似乎不愿承认损失与保险的关系，提出“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与损失无直接联系的各种理论，和“损失说”争锋相对，格格不入，大有取代其之势。

可是，“非损失说”真的可以不面对“损失”吗？不可能。“技术说”的“技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就是通过数学方法对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预测，从而使保险费与保险金相互平衡。“技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想使保险费与因风险而产生的损失有相称的比例，从而不至于保险人过多承担损失而使其破产，无法继续运作下去。“欲望满足说”的“欲望”因何而起？当然是因保险事故而起（参见前文对其观点的介绍）。保险事故怎么就引起金钱欲望了呢？还是因为造成了损失，需要弥补。可见，虽然“非损失说”试图脱离“损失”来解释保险，但最终还是要借助“损失”反对“损失说”。所以，与其说“非损失说”是对“损失说”的挑战，不如说是对“损失说”的回避，是对“损失”的回避。

然而，“非损失说”为什么对“损失”避而不谈呢？其实，不是他们不想谈“损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损失说”的局限性-对人身保险不能给出圆满的解释，从而试图不从“损失”的角度看待保险，让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在新的框架中达到统一，以维护“一元说”的体系。只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尽管他们在“损失”之外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发现了保险的某些特征，如其要有技术支持等，可最终还是得回到“损失”的层面上来。

总之，尽管我们从“非损失说”理论中看不到“损失”的字眼，“非损失说”的学者们也一直想回避“损失”，但是其不得不承认损失与财产保险之间有密切关系。

以上我们分析了各个学说之间的共性。可是在共性之外，学说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彼此的差异性，即使是在同一种学说之内，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如前文所述）。我们不禁要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前文说过，“一元说”与“二元说”的划分依据就在于是否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同样对待，或者说是否把两者看成同样性质的“保险”。对此“一元说”表示肯定，只不过论证角度有“损失说”和“非损失说”两种；而“二元说”表示否定，认为两者性质无论如何也不同。

这一划分依据为我们研究学说之间的不同提供了思路：既然学说以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作为保险的两大划分，那么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分析。根据前文的分析，学说之间对财产保险的态度是较为一致的，即都同意其与损失密切相关。可见，学说之间的分歧就发生在人身保险上：

“损失说”认为人身保险的性质与财产保险相同，即人身保险也与损失有关：“非损失说”虽然认为两者的性质相同，但不是在财产保险的“损失”特征方面相同，而是在其他诸多“非损失”的方面相同：“二元说”也不认为人身保险与损失有关，但仍把财产保险定位于损失上，故否定两者的性质相同。

由此，我们看到对人身保险，各种学说的态度实际上只有两种：一是认为其与损失有关，故与财产保险相同（“损失说”）；一是认为其与损失无关，在“损失”的层面上不可能与财产保险相统一（“二元说”），即使要统一也只能在“非损失”的层面上（“非损失说”）。

总之，如何对待人身保险，成为学说之间彼此区别的关键所在。

那么，人身保险到底是何性质？到底可否与财产保险统一对待呢？

三、保险概念的进一步分析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可否统一对待，表面上看只是学说之间用来攻击对方的筹码，但这其实是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两者可以统一成“一元”，才能把人身保险真正容纳到保险的体系中来，这也是有些学者坚持“一元说”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我们就不宜再说保险可分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而应该给人身保险另起“门户”，而把保险就定位于财产保险。“二元说”中的“否认人身保险说”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否定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

可是，“否认人身保险说”下结论未免早了些。尽管“一元说”的种种理论均未能很好解决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而是因为“一元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保险的本质。“损失说”片面强调了“损失”在保险中的地位，当然要失败；而“非损失说”又一味回避“损失”，却不料又得回到“损失”中构建理论。它们都被“损失”局限住了。所以，我们应当在各学说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再下结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注意到各个学说的共识（见前文），它为我们分析两者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我们应予以肯定。

其次，我们不能把视线仅停留在“损失”上，否则又要回到老路上去，不是追随“损失说”，就是跟从“非损失说”。其实，抛开现有理论的结论，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本身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有如下共同点：

其一，两者均有“人”的因素。在现代保险运作过程中，无论是何者，总离不开人的因素，即总要有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他们明显的分成两方：保险需求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与提供保险方-保险人。在前者中，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实际上是由投保人派生而来，因为他们均由投保人决定的。

其二，两者均有“利益”的因素。即无论何者，保险的初衷总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可图。对财产保险而言，有财产上之利益：可以弥补损失；对人身保险而言，有人身上之利益：可以化解风险给人身带来的不利后果，尽管其也表现为保险金，但目的是为了化解人身风险。例如，当人遇意外事故而遭人身伤害时，保险金就为人进行医疗提供了保障，从而恢复人的生命安全。在法律上，两者统一称作“保险利益”。

其三，两者均有“财产”的因素。对财产保险，这是显而易见的，人无财产便用不着去为财产而保险；对人身保险而言，此财产则具有潜在性，表现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可为当事人提供保险金（财产保险也有此性质）。另外，保险多以合同的形式存在，这样保险需求方就享有了债权，从而具有了转让的可能性，其财产性质更加突显。

以上三者也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本组成要素。但这仅是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共同外在表征，并不能说明两者有着共同的基础。真正将这三者有机联系起来，从而统一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乃在于风险的存在。

正是人们对风险进行了预测，出于化解风险的需要，人们才建立了保险制度。具体说，对保险需求方而言，由于不愿自己的利益因风险受损，而保险又可以适应这样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又给自己提供了一份财产，所以进行投保。而对保险提供方，其看到人们的这种需求，用科学地技术对风险进行预测，使得保险费与保险金互相平衡，保险由此得以运作。总之，正是由于风险，才将各种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保险有了存在的价值。用简单示意图可表示成：

保险提供方______风险______保险需求方

这种机制反映到整个社会，就会体现出资源配置的一种整体效果，使得社会生产不因风险而畏首畏尾，而借助保险更加活跃。

这样，从微观到宏观，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就统一起来了。以这样的观点再看“一元说”，就会看到“损失”也好，“技术”也罢，还是“欲望满足”等，都只反映了保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并未反映其本质。它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相互弥补的。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是不能统一，而是不能在“损失”上统一。如果要我给保险下个统一的定义，我会将其表达为：人们出于降低风险的需要而对自身利益的合理配置的一种制度。其基本构成为“三位一体式”，即在风险联系下的人、利益、财产的有机结合。

四、小结

理论界至今对保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对保险的认识也仅为个人的浅薄之见而已。不过，理论最终要指导实践才有意义。现在，许多国家在立法上对保险采“择一说”，如德国、日本及我国等，实际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仅是权益之计，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它有可能导致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对立。

尽管从操作角度说，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确有不同，而不宜统一到具体的操作中。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因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性质上的不同，而是因为两者的风险测算的不能统一而造成的：财产保险易于测算出固定的保险费率，而人身保险往往不固定。

可是，它们本质上都基于风险而生，均有“三位一体”的构成，这是我们在讨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时，不能不注意的，立法时也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不宜对此有意回避，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书目：

1、[日]园乾治著，李进之译：《保险总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

2、江朝国著：《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篇4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