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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当下,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
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2、批判性的继承外来文化。从整体上来说,外来文化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但同时也应提高未成年人对文化的鉴别力,使未成年人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批判性继承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中不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成年人成长的糟粕要大胆的摒弃,对其积极部分要取其精华,加以吸收。
3、加强媒体的自律。社会公众媒体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承担起文化塑造未成年人人格的重任。要净化社会环境,公众媒体就应从源头上杜绝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字、图片和影像出现在公众视野,以此保证社会文化传播的健康性。公众媒体要宣传积极进步的思想,遏制颓废消极的文化,充分发挥其导向育人功能,为未成年人提供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未成年人提供绿色网络文化。
二、深化学校的改革,提高德育教学质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校和教师应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1、转变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学校应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逐步摆脱以应试教育为价值取向的办学方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授基本的学科知识,同时还要进行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得学生的德育与智育平衡发展。同时,公私立学校应逐步树立以德树人、以德修身的办学方针,以真正彻底地转变落后的教育观念。2、重视教师的引导示范作用。教师要重视自身的引导作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培养出健康人格的学生,教师就不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还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完善的人格。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学生的一面镜子,因此教师要重视自身树立的榜样和模范作用。同时,教师应积极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教育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关爱,多一份体贴。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因人而异的选择教法,使每一位学生的人格都得到健康地发展。
三、改良家庭教育方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孩子的健康情趣,加强与孩子的合作,共同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因此,父母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1、创设温馨安全的家庭氛围。父母应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若夫妻不和,在孩子面前,父母则应尽量保持和平的、良好的关系,培养幸福和睦的家庭氛围;同时父母应提高自身的认识,不断更新教育思想,摆正孩子的地位,给予孩子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为孩子创造温暖、宽松、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
2、采用科学民主的教养方式。父母要重视自身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做好榜样,父母应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的人格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父母要用科学的方法教养子女,保持和谐民主的氛围,重视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尊重和满足孩子的亲情需求。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少一些责怪,多一些关心,少一些打骂,多一些安慰,使孩子生活在一个民主、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促进其个性的健康发展。
四、注重良性同伴关系的引导
在未成年人与其同伴相处时,他们会相互学习、相互模仿、相互感染。父母和老师在平时生活中应及时予以关注,加强对其同伴关系的引导。
1、选择合适群体环境。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的性格特点,父母和老师积极创造适宜条件,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常的人际交往。如若孩子没有主见,只会一味的服从,则应给其创造机会,让他和一些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相处,以发展其坚持主见的能力;如若孩子孤僻,内向、害羞,则应鼓励孩子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多结识朋友;如若孩子太自我,唯我独尊,让其和跨年龄的同伴交往,以此教会孩子相互尊重、相互宽容、谦让等品质。孩子在和其同伴交往中,慢慢学会交往,学会尊重,学会合作、共享、宽容等良好的行为,以发展其良好的同伴关系,促进其良性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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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自然环境的恶化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加剧。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环境日益失去平衡。由于环境问题影响程度的加深和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环境的讨论众多而且不断增加。媒体就环境问题的报道也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类相对独立的新闻类型,尽管对环境新闻的定义和内涵还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环境新闻同其他新闻类型一样都存在媒体建构的事实。
一、环境新闻的社会构建特点
早期的环境问题关注集中于污染、荒野保护、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枯竭。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添加了能源供应、动物权利、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化、大气臭氧层损耗、有毒废弃物、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环境正义、食品安全和转基因组织等问题。这些环境问题能够从环境状况逐渐发展成社会焦点议题,并进入政策的讨论范围,媒体的环境建构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缺少媒体的新闻关注,一个环境问题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可能性就很小。
新闻的社会建构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从媒体的利益出发,媒体方针构成了新闻社会建构的核心框架①。这一点上,环境新闻虽与一般新闻存在相同点但也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之处,这与环境问题与一般社会问题之间的区别不无关系。
首先,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超出一般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一个环境问题往往牵涉众多利益团体,这其中有政府机构、环保组织、涉及环境问题的企业单位、科学团体以及普通公众,在对待环境问题时的利益关注点不同,其环境观点也千差万别。媒体在组织新闻报道时常囿于一定的新闻框架而很难厘清其中的复杂头绪,因此在环境新闻中会不可避免地对报道内容进行简化,最通常的做法是选择一个环境问题中直接对立的两个冲突方构建一种鲜明的对立印象。特别是当环境危机出现时,媒体出于对“冲突性故事”的追逐,很容易会把危机事实构建成因环境而产生利益对立的两个团体。然而环境问题的实质往往要复杂的多,媒体建构的简化很有可能会弱化社会对环境问题复杂关系的重视及探究热情。
其次,一般性社会问题常常从道德、法律等角度引起公众的关注,而环境问题通常是与科学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并且从科学发现或科学观点的角度切入。大部分环境问题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发现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海洋酸化等都是极好的例证。某些情况下,科学先于媒体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这决定了环境新闻必然的要以科学话语作为构建要素。另一方面,大部分公众通过媒体了解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并依赖媒体解读环境风险。由于环境问题与科学研究之间密切联系,媒体需要借助科学主张的权威性提供说服力。但多数情况下,科学在环境问题上的结论并不是确定准确无误的,况且对于同一环境现象的解释,科学界也并非总是同一种声音。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环境新闻社会建构的不确定性。
第三,环境问题常常是人类活动长期以来积累的后果,而非是瞬间爆发的灾难。但新闻媒体在再现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通过对新闻内容的选择、新闻传播方法的选择,适应媒体预制或者本有的框架。在环境新闻的框架中,危机和冲突是环境新闻竞相追逐的新闻价值热点。另外,新闻媒体构建社会的过程往往也是一种将问题符号化、形象化的过程。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新的环境问题还需要具备易于被形象描述的事件或条件。因此,在环境问题并没有产生可被戏剧性构建的后果之前往往难以得到媒体的关注。上世纪南极臭氧空洞引起全球性的关注是在臭氧层逐渐稀薄并形成一个能被媒体形象表现出来的空洞形之后,而在此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发现了南极大气臭氧层变薄的事实。
二、环境话语:环境新闻构建的内容
环境话语伴随着环境问题而产生,本质上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关于环境一套观念、概念和认知体系。它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同时又是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无论是提及制度、政策、政治哲学还是特定环境个案,实际上都不能够绕开环境话语②。环境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社会及环境问题的建构,这种作用和影响可以通过许多关于环境的概念变迁观察并体会得到。例如,在物质存在形式上并未发生过改变的沼泽,过去会被理解为荒蛮并且遍布危险的烂泥地,而在今天,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极具生态价值的湿地,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更动听的绰号――“地球之肾”。
环境从没有明显定位的话题发展成为每日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话语在环境新闻的社会建构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报道迭起,但却没有一个单一总领全局的环境话语。相反,媒体是多元化观点的角逐阵地,其中一些观点和方法直接与其他观点和方法相悖。因此,环境新闻的社会建构并不是由媒体独立完成,某些情况下甚至出于媒体的本意。环境新闻中所常用的环境话语通常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其一,环境新闻传播的主要是客观主义的科学话语。媒体要秉承“新闻正义”,因此只有在科学证据被认为确实可信的时候才会被采用。然而科学主张的报道平铺直叙,并不会关注本质上它们是否是社会建构的、有着未可知性以及不确定性。
其二,环境新闻常常陷入人类利益的话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将环境问题的最终关注点集中到了政治或社会运动这样的行动导向领域来,所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潜藏在问题之下的特定状况的性质,而在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推测结果。这种新闻叙述可能更具备新闻故事性,也更容易为公众所注意。
其三,媒体,尤其是商业化媒体倾向于采用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商机的这样一种话语。在此,环境灾难竟可以通过人类的创造力和产业化而变成经济利益。这类报道大部分都是产品导向的。例如,对各种“绿色”产品大加宣扬,对节能建筑的推崇等等。关键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下,企业精神不必与生态价值相悖,相反,两者之间正在相互加强。
其四,环境新闻还容易将环境置于灾难或许即将来临的叙述中,借用一系列隐喻,地球被描绘成不堪重负的枯竭衰败形象,环境则潜伏着这样或那样的威胁,人类几乎面临着绝地的处境。
最后,环境还要通过制度决策话语的挑剔。环境在决策中并不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被视为与医疗保障、教育以及就业等社会服务并列的又一个政策领域。其焦点在于管理机构和过程、迫近的立法、政治性格以及国际论坛。这导致了政治精英与科学精英之间的政策辩论,而在这样的辩论中公众仅仅是一个附带的旁观者。
三、深度报道:完善环境新闻构建
环境问题是这个时代最复杂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它牵涉自然与社会科学、法律与公共政策、政治权力、投机的经济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环境新闻报道在社会建构上却很少体现出这种作用和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实践本身所固定的限制条件。也许与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相比,环境更具有深度的分析和报道。深度的环境报道是否可能,取决于几个因素:
首先,新闻工作者不能仅仅在环境问题出现在政府议事日程或公众强烈反响时才关注并给予报道热情,环境问题是长期持续的,而且环境矛盾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需要媒体长期地跟踪关注。
其次,环境问题必须有相对独立的新闻地位,环境报道一定程度拥有能够不依托政治、商业、农业、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讨论基础。如果不能建立起独立的环境新闻框架,环境新闻报道只能在其他新闻领域边缘摇摆。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与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政策密不可分的。这使得要将其分别思考十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明智的。因此还必须追求一个明显的环境定向专向报道与追求新闻工作其他专业领域的深度报道之间的平衡,虽然这很困难。
最后,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曝光和监督与环境教育和政策改革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可能暂时使观众受到震撼,但是不一定能加深对事件的理解或引起有效的环境行动。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新闻组织方式:一方面能在公共领域内成功提升警惕,另一方面能将这种关注置于一套被明确界定的环境改革目标之内。■
参考文献
①杨保军,《论新闻的媒体构建》,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8第5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