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17 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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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论文

篇1

一、散文的特点以及翻译风格论简介

散文以其“内容之真”、“形式之散”以及“意境之美”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语言表达直接真实,平实质朴的语言中渗透着作者的真情实感,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与意境。其选材覆盖面极广、表现形式自由灵活。张培基先生在散文翻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其善于把握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特点与差异,不仅准确的译出了原作的内容,同时也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与神韵,在翻译过程中成功的实现了原作风格的移植。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刘宓庆认为风格是可译的。他提出的翻译风格论指出:应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作品的风格,即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其中形式标记包括音系标记、词语标记、句法标记、修辞标记等,非形式标记包括作家的行文气质。本文主要从形式标记几个方面对张培基散文翻译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在散文翻译中风格移植的方法。

二、张培基散文翻译风格鉴赏

1.音系标记。语音是构成语言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是翻译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对象。散文虽不像诗歌一样讲究严格的节奏和韵律,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某种不规则的音韵。在散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叠音词、拟声词和儿话音等,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颇具美感。因此,在对散文进行翻译时,译者应该考虑音系因素,尽力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节奏美。

例如:没有笑,没有话语。只有雨声:滴―滴―滴。译:No more smile, no more chitchat.Only the drip drip drip of rain.

此处,译文中使用“no more...no more...”的结构,这与原文中“没有……没有……”这一结构几乎完全对等,因此保持了原文的节奏美。此外,原文中“滴―滴―滴”这一拟声词的运用在此处营造出了一种寂静凄凉的气氛。张培基先生在此也选用与其对等的 “drip drip drip ”这一英文中的拟声词,再现了原文所展现出的音韵美,同时也烘托出了一种凄凉的氛围。

2.词语标记。散文语言往往简洁流畅,其注重意境的营造,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由于散文在形式上自由灵活,因此在散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非书面化的表达,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书面化的颇具文学色彩的词,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散文翻译时要注意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在遣词造句方面多下功夫。张培基先生在用词方面也颇为讲究,采用口语化与书面化相结合的方法,将原文所呈现出的亲切自然感完美地显现在了译文中。

例如: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译:I said, “Dad, you might leave now.”But h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and said, “I’m going to buy you some tangerines.You just stay here.Don’t move around.”

原句中包含有对话的形式,作者以这种简单明快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父亲”去车站送“自己”时的场景。此处,张培基先生没有采用过于复杂的表达,与原文一致,整句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表达口吻,“dad”, “look out of”等词均为口语化表达,真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对话场景。

此外,在对一些颇具文学色彩的散文进行翻译时,张培基先生也仔细斟酌,选择英语中同样具有文学色彩的词以展现原文所呈现出的美感。

例如:迎着将要消逝的残阳,漫步地欣赏着快要到来的迷茫晚景。译:Instead, we would stroll about enjoying the hazy twilight scene before the waning sun disappeared.

原句中“消逝的残阳”、“迷茫的晚景”颇具文学色彩,此处张培基先生将它们分别译作 “the waning sun”和“the hazy twilight scene”, “waning”和“hazy”看似平凡,但与 “sun”和”twilight scene”组合在一起时便为 人们勾勒出一种夕阳一下,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场景。

3.句法标记。由于中西思维与文化之间具有差异,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方面也存在差异。英语句子结构具有封闭性,形态较为严谨;而汉语句子结构具有开放性,形态较为流散。对英语来说,主谓主轴最为重要。而汉语则较为流散,没有固定的句子模式。可见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张培基先生充分考虑这一点,将原文中原本流散的句子结构在译文中转化为逻辑清晰、主谓分明的句子结构,使译文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从而更有利于外国读者的接受。

三、小结

综上所述,风格是可译的。张培基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口语化与书面化相结合的方法,在选词方面也仔细斟酌,充分考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成功地实现了风格的移植。因此,在散文翻译中,译者要从音系、词语、句法等方面去分析原文的风格,结合散文的文体特征,注意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从而将原文营造的意境与神韵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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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论文用A4纸打印;

2.论文标题居中,小二号黑体(加粗),一般中文标题在二十字以内;

4.副标题四号,宋体,不加粗,居中

5.论文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正文均统一用四号,宋体(不加粗);大段落标题加粗;

6.页码统一打在右下角,格式为“第×页共×页”;

7.全文行间距为1倍行距

8.序号编排如下:

一、(前空二格)――――――――――――此标题栏请加粗

(一)(前空二格)

1.(前空二格)

(1)(前空二格)

二、内容摘要、关键词

内容摘要是对论文内容准确概括而不加注释或者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尽量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内容摘要篇幅以15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一般选用3-4个,每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关键词排在摘要下方。“内容摘要”和“关键词”本身要求用[关键词][内容摘要](综括号、四号、宋体、加粗)。

三、正文部分

正文是论文的核心,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层次分明,合乎逻辑,简练可读。字数不少于3000字。

文字要求规范;所有文字字面清晰,不得涂改。

数字用法: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与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2015年不能写成15年。

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其他部分统一使用四号宋体不加粗。“参考文献”本身要求用参考文献:(四号、宋体,加粗)。

五、致谢

致谢

两字本身用四号,宋体,加粗,居中。内容为四号宋体,不加粗。

范文赏析:

在小学各学科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摘要:小学阶段的各学科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这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健康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教师应积极探究小学学科教学过程中的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途径和方法,以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小学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途径

中图分类号:G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7-0063-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07.037

在小学阶段各学科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心理教师以及相关设施的配备不全,加之心理健康方面的课程设置不完整,因此心理健康教学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仅依靠专职教师或者为数不多的几节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是无法实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的的,应当在各学科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内容。

一、深化心理健康教育,深挖教学资源

从当前小学阶段的各学科课程内容来看,课程内容中可深挖和利用的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准确把握各学科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资源是有效渗透心理健康教学的基础。小学阶段的各学科课程教学过程中,语文、生活等社科类学科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显性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资源,仅从课程内容以及题材中即可挖掘很多的教学资源。比如,在北师版《镜子里的我》一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知自己,懂得如何悦纳自己,引导他们对自己做出正确的评价。教学过程为:(1)课程导入。教师向学生说:“大家都是好学生,今天给同学们带来了新朋友,但是它的心情并不好,大家一定要帮助它。”(2)学文明理。采用播放录音的方式,给学生将课本上的故事和内容,然后让学生对小黄莺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学生轮流发言,教师做好录音工作。(3)总结课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学会了如何正确找到个人的优点与不足,并将其贴在床头上,每天都要看看个人的长处以增加信心。

小学阶段的学科教学过程中,虽然内容上没有明显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但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却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心理品质。比如,在数学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积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同时还要通过演算等教学实践,来有效培养学生的细致严谨以及科学认真的态度。再如,音乐教师在引导学生倾听和领悟音乐过程中,既要调节学生的生理,又要改善学生的情绪,无形中有效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且在潜移默化中能够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倾听。这既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又是心理健康与否的体现。实践中,我们应当深挖教材内容,为各学科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教学渗透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時,我们还要加强心理健康专题教育。教师应充分运用心理辅导的原则,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尽可能多的尊重每个学生,千方百计维护学生的自尊和自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情绪,重视学习习惯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运用积极的评价方法,让学生尽量体验成功的快乐。学校各科的教学应当以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为依据,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的内容、要求等特点,建立相应的心理素质教育培养目标,使各科教学过程和学校心理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并通过促使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来真正提高各科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充分挖掘学校各科教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

二、各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内外渗透

挖掘出各学科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教学资源以后,若想在教学实践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内外渗透是关键。

(一)教学内部渗透

1.目标渗透。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小学教学目标可分为三级,即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以及情感,价值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借鉴和根据各级目标要求,并将各学科知识技能与心理健康方面的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整合教学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当加强情感态度与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与培养,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做快乐的人。上述三级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将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有效地渗透到小学阶段各个学科的教学实践之中。

2.方法渗透。各学科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渗透,属于“内部渗透”的重要方面。在小学阶段的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方法有谈话法、讲授法以及演示实验法和讨论法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采用常规方式外,还应当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方法,如角色扮演、移情以及做游戏等方法。在组织学生针对所学内容进行角色扮演时,教师应引导他们分享和感受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这有利于他们更好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并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二)教学外部渗透

1.合理的教学评价。在小学学科教学实践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当密切关注学生的特点,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又要全面把握学生的不足之处。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应当保持客观公正,多利用一些肯定的评语对学生进行鼓励。比如,在小学体育课教学过程中,发现有些学生课后会主动整理运动器材。对于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做文章”,对表现好的学生进行表扬。

2.课堂教学和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渗透。除教学评价方法外,在课堂教学管理过程中,也应当渗透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这是非常好的手段和途径。教师在教学课堂管理过程中,可采用民主管理模式,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的环境,使他们获得安全感,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参与活动;尊重和理解学生,并倾听学生的内心,采用心理咨询方法和技巧,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使学生体验愉悦的情绪,以此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篇4

一、引言

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诗歌的翻译规律和翻译用词,提高诗歌翻译的准确性。在处理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问题时,可以根据影响诗歌翻译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发展方案,提高诗歌翻译的精准性,从而完美地呈现诗歌的原有意境。在提高诗歌翻译精准性的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扬,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诗歌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一)诗歌题目的翻译

对于诗歌翻译来说,最先要进行翻译的就是诗歌的题目。诗歌的题目往往起到总领全文、或者是突出背景、抑或是突出意象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因为诗歌的题目往往对整首诗歌的布局有一个总的指引,通过分析题目就可以了解到一些诗歌包含的具体信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诗歌题目的翻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枫桥夜泊》这首诗,它的题目就揭示出了这首诗的写作地点、时间以及环境,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要侧重于这个主题和背景。翻译家许渊冲就将这首诗的题目《枫桥夜泊》翻译为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这样虽然和诗句本身的文化意境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已经可以直接反映出《枫桥夜泊》这首诗的题目表达的直接意思,使人可以理解到这首诗的基本意境。

(二)诗歌专有名词的翻译

部分诗歌的内容中会出现一些专有名词,这些名词的翻译就会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因为在一个文化区域内,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名词来表达固定的意思,这些往往是诗歌翻译的难点。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中“不识庐山真面目”里面的“庐山”的翻译,又如林升《题临安邸》中“直把杭州作汴州”里“杭州”和“汴州”等专属的地理名词的翻译。翻译过程中该如何处理专属名词,这是翻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专属名词往往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色彩,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在这些具体的事物和景象融入了一定的感情,或者是说采用了借助抒情的手法。因此在对诗歌进行翻译的时候,要深刻的理解这些具体的专属名词的含义,选择最恰当的语言进行表达。

(三)诗歌中人称的翻译

诗歌翻译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称的翻译。汉语诗歌表达往往可以省略人称;而翻译的时候,需要对这些人称代词进行还原处理,这样就容易导致诗歌的基本意思发生变化。例如,在对《枫桥夜泊》这首诗进行人称代词翻译还原的时候,翻译者一般都会翻译成人称代词“我”;但是实际上,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作者还是另有他人,不得而知。因此翻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翻译。这样一来,诗歌的内涵意义以及人称代词的翻译往往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翻译版本,这就对诗歌的原有意境理解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不利于非汉语专业的人进行相关阅读。因此,在对诗歌的人称代词进行翻译的时候,要侧重对诗歌基本内容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准确地翻译诗歌的人称代词,表达诗歌的意境。

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影响因素

(一)文化思维方式不同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翻译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语言文化出现差异,从而造成了各个地区语言文化的差别。在翻译的时候,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方面的区别。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诗歌的创作者对诗歌的创造内容以及表达的意思的差别,这样就会呈现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例如,对于同一种意象“雨”,诗人的思维情绪不同,就会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翻译者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其对诗歌中意象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例如杜甫在《春夜喜雨》中看到的是“喜雨”,心情十分愉悦的,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翻译者就不仅要翻译出“雨”这个现象,还要要翻译出诗人的喜雨之情。所以很多人将其翻译成“快乐的雨”即“Happy rain”。这样的直接翻译并没有将诗歌的具体思想内涵翻译出来。可以看出,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诗歌翻译的最终效果不同。

(二)地区传统文化不同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诗歌的翻译还与地区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对诗歌的翻译造成了影响。例如,李白的诗歌通常采用一些浪漫和夸张的写作手法,这使得原来的一些事情变得不符合科学现实。例如《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诗句,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果对这些基本的地域文化不了解,那么在对这些诗句进行翻译的时候,采用直接翻译的方式,就会造成一些歧义,使阅读者出现疑惑:什么样的瀑布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什么样的银河可以流落九天之外。这样的夸张手法如果直接翻译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困惑。但是如果对地区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能理解这样的翻译。由此可以看出,地区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效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三)译者个人文化背景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外,翻译者个人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素质也会对翻译的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诗歌翻译者来说,更加需要具备丰富的文化常识。因为诗歌的是没有界限的,任何内容都有可能成为诗歌的歌颂对象,如果翻译者不了解诗歌中所提到的内容和描述意象,就会造成翻译的不准确甚至误解。此之,如果翻译者不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对国外的文化也不了解,那么其诗歌翻译不仅仅失去了原有诗歌的文化魅力,同时也浪费了翻译的价值,因为其他人也不能理解该诗歌的翻译内容。由此可见,翻译者个人的文化素质与翻译水平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缺乏文化背景常识的翻译者,是不能将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进行科学翻译的。因此,翻译者个人的文化素质对于汉语诗歌的翻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

(一)加深对文化思维方式的了解和学习

为了更好地进行诗歌翻译,翻译者就必须要了解不同文化人群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其思维方式以及语言习惯的了解,来提高翻译的实用性。如对一些中英语言表达习惯的了解,或者是行为方式的了解等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对诗歌进行精准翻译。比如,在汉语诗歌中习惯将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来进行语言表达,将作者的情感寄托于其中,同时向外界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这就是汉语表达的思维方式;而对于英语来说,在进行情感表达的时候,更加侧重于直接表达。二者在思维方式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诗歌翻译中,一个细节的翻译差异都有可能导致翻译内容和情感的偏差,因此,要想更好地进行翻译,体现出汉语诗歌的原汁原味,就需要加深对文化思维方式的了解和学习,综合语言之间的表达和思维差异,对诗歌的翻译做出最接近原意的翻译,为阅读者提供更高品质的翻译文章。

(二)学习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精华,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缩影,只有对诗歌进行了细致的了解,才可以更好地去体验民族文化。因为诗歌的创作背景往往是作者的家乡或者是一些作者比较熟悉的生活区域,作者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往往就会借助当地的一些文化背景或者是景物特征来进行描述。可以对诗人的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帮助理解诗歌中具体意象的表达意思。此外,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不仅仅要对诗人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解,还要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分析,包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源流等等,并对其有科学的把握,这样才可以欣赏和翻译该民族的诗歌。因此,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学习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处理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对策。

(三)提高译者的专业素养

翻译者是进行诗歌翻译的直接负责人。翻译者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常识的缺乏,不利于诗歌翻译准确性的提高。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对中国的汉语诗歌进行翻译,不仅不会科学地翻译诗歌的基本内容,而且还会在诗歌的基本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诗歌的翻译者不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也熟悉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这样一来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就会简单高效的多。因此,对于诗歌的科学翻译来说,提高译者的专业素养是非常重要的。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不熟悉诗歌创作的文化背景的翻译者而言,往往不能进行最准确地翻译,这样就使得诗歌文化失去了宣传的有利途径。因此,本文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且根据这些文化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处理对策,希望可以推进诗歌翻译的发展,促进汉语文化的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 辜正坤.中国诗歌翻译概论与理论研究新领域[J] .中国翻译, 2014(4): 34 -38.

[2] 穆诗雄.诗歌鉴赏的差异性与诗歌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2): 33 -36.

篇5

一、目的论忠实原则概述

翻译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

忠实原则也称语际连贯原则,忠实原则注重通过翻译转换以使得原文与译文建立起特定的关系

语际连贯或者说“忠实”,要求译文与原文保持一定的关系。

二、Someone Like You、Let It Go简介及英文歌词翻译策略归纳

Someone Like You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阿黛尔自身的一段破碎恋情。

Let It Go是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2013年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英文歌曲的歌词翻译,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引发问个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首先,理解是翻译的前提。二是要让听众记住它的旋律和歌词。

三、目的论忠实原则在Someone Like You、Let It Go中的应用

在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与英文读者有差异的情况下,译员必须将原文的意思充分深刻的表达出来,并结合歌词翻译的特点完成翻译任务,这也非常符合目的论的翻译精神。

3.1目的论忠实原则分析Someone Like You译文

SomeoneLikeYou是英国流行女歌手Adele的歌曲之一。

对于歌曲名字的翻译版本,笔者找到两种较为广为流传的版本:一个是《如你》,另外一个是《另寻沧海》。第一个版本题目的翻译欠佳,因为“如你”两个字并没有体现出作者失恋后想要找寻下一次真爱的决心而“另寻沧海”体现了作者鼓起勇气继续自己的生活,不再沉寂在过去的悲伤中的感情,是较为成功的。

例1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译文1:我恨她代替了原本属于我的位置。

译文2:客有不速,实非我所想。

此句中有三处在翻译时应加以注意,即“hate”、“turn up”和“out of the blue”。“hate”原意就是“憎恨”、“讨厌”的意思。译文1将其直译成“恨”,忠实于原文;译文二将其处理成“实非我所想”,看似不忠实于原文,但是在语气上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诉说出作者对恋人的不舍和对情敌的厌恶。而“out of the blue”的意思是“突然地”、“意外地”的意思。译文1将它译成“代替了”,强调结果,但是没有表达出“突然”的意味;而译文2的“不速”既表达了“没想到”又与后面的“uninvited”相联系。

例2 ButI couldn't stay away,I couldn'tfightit.

译文1:但是我没办法离开,我无法释怀。

译文2:避之不得,遑论与相抗。

此句中出现了两个“I couldn’t”,原则上应该译成两个平行结构,在这一点上译文1做得较为忠实于原文,一个是“我没办法”,一个是“我无法”;译文2将其处理的较为隐晦,用了“不得”和“遑”两个短语,也很贴切,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害怕、纠结和不安,在情感上忠实于原文。

3.2目的论忠实原则分析Let n Go译文

LetItGo是奥斯卡动画作品《冰雪奇缘》当中的主题曲,

例3 Letitgo,letitgo

放宽心向前进

I amonewiththewind and sky

乘着风融化在天际

Letitgo,letitgo

向前冲不后悔

You'llnever seeme cry

我再没有眼泪

篇6

一、引言

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先进一时的科学技术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然而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尚处于“原生态”状态,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面临“文化赤字”。在此情况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身份建构极其必要、重要和紧迫。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翻译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获奖无疑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精通英汉双语的基础上,凭借对汉语文化的深刻了解将莫言的代表作品翻译得有滋有味,将其风格和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莫言在西方读者中建立了良好基础,可以说翻译的作用功不可没。

本文以葛浩文所译莫言的《变》英文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总结,对翻译效果进行评价,以期更多人体会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要意义,对文化负载词翻译实践有所帮助。

二、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翻译理论家们对翻译定义不同、解释、表述不同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翻译材料的题材、目的以及接受者的要求都是不同的;同r,源语文本的语言特点和文体特征也会随年代及历史环境变化,为某一时期所接受的译文不一定在其他时期所接受。奈达将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 Taber, 1969: 12)。从奈达对翻译的定义看出,奈达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译文对源语信息的再现,要求和方法是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

内容再现与形式再现之间的权衡是每个译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注重内容而忽略形式容易丧失原文美感,使译文枯燥平淡;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容易丢失原文信息,华而不实,偏离原文。所以奈达为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优先考虑四个因素:1)上下文等同优先于词汇等同;2)功能对等优先于形式对等;3)语言的口头形式优先于书面形式;4)接受者通用、接受的语言形式优先于传统的权威形式。

其中,“功能对等”思想被认为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后完善发展为“动态对等”。奈达他认为翻译是为读者和听众服务的,译文接受者应在最大限度下准确理解原文,这就要求译文尽量使用接受者所熟知的语言规范和语言特点。奈达围绕“功能对等”理论建立了一整套模式和翻译原则。

奈达将功能对等进一步分为两个层次,即低层次功能对等和高层次功能对等。低层次功能对等是指译语读者可以通过译本理解作品,可以感受到原语读者是如何理解和欣赏原文的;高层次功能对等就是译语读者通过阅读译本,产生与原语读者阅读原文相同的理解和感受。

三、《变》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文化负载词是指承载了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的词汇或短语,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和民俗习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文化空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原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相关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化知识空缺。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会遇到两大问题:1)源语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词汇;2)源语在译语中有多个意思相近对应词,却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确切词语。文化负载词是体现一个民族特色,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至关重要。

莫言的《变》回忆了莫言及其同学跨度长达39年的成长历程,从几个单纯的个体成长折射出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变迁,涉及阶级身份、抗美援朝、农村体制改革、入党、下海等等重要事件对中国普通百姓的影响。小说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含大量中国特有事件和文化负载词,给文化空缺的译语读者增加很大困难。葛浩文认为译作被读者接受是翻译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精髓是可读性、感召力和引起情感的共鸣。他的这一翻译思想与奈达的功能对等思想不谋而合,于是在熟知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整、流畅地英译 《变》,不仅做到源语文本内容上的等值,也做到了文化意义上的等值。

根据奈达对于文化的观点,文化负载词大致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五类。本文将从上述五个方面分析、总结《变》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变》中生态文化负载词多为中国的地理名词。例如,

1. 高密(原文)

Gaomi(译文)

2. 胶河(原文)

Jiao river(译文)

高密是中国的地名,并没有任何特殊含义,译者采用直译将源语信息再现,使接受者感受中国地名的发音和叫法。胶河是一条河流,在中西方有共同的客观物质形态存在,所以在翻译时不仅译出名称,而是增加了“river”一词,使译语读者立刻联想到实际生活中的河流,很好地理解原文内容,达到了功能对等。(分析)

物质文化负载词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变》中就出现了多种中国独有的食物,例如,

3.油条(原文)

oil fritters(译文)

在西方,没有与油条相匹配的食物,于是译者变通为西方人熟悉的一种油炸面食fritter。面对接受者不熟悉的食物,作者没有使用陌生词语描述,而是选择接受者较为熟悉的食物代替,便于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分析)

4.褂子(原文)

army jacket(译文)

民族服饰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表现,中国的旗袍、中山装等都是本民族设计和时代特征的代表,西方人并不了解褂子这一中国传统服饰,于是译者使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army jacket”,褂子是一种长袖短上衣,通常可以直接外穿,与西方的“jacket”作用相似,可以达到意义和感官的对等。(分析)

《变》描写的是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俗的百姓口语用语在《变》中常有出现。“家什”,常出现在农村口语中,泛指用具或是乐器,文中“锣鼓家什”就是指锣鼓等乐器,省略罗列其他乐器,表示乐器种类多。译者直译为cymbals and drums,既将意思完全译出,又体现出数量之多。

增词法是译者频繁使用的方法。乌鸦在中国代表着厄运或不吉利,“乌鸦嘴”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文化负载词。然而,在其他国家,乌鸦并非是一种不祥之鸟,于是如果直译为“raven”,译语读者无法体会到其文化含义,于是作者在raven前增加形容词bad-luck加以解释,读者便可以很好理解其深层含义了。

社会文化负载词在《变》中出现的数量最多,内容最复杂,主要包括歇后语、成语、政治特色词汇和个人称谓。歇后语是一种短小、风趣、形象的独特语言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力,给人以深思和启迪,明晓哲理,充满智慧。中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歇后语成为外国读者理解文章意思的障碍之一,而歇后语往往包含重要的信息,传达了原作者的个人看法和情绪,歇后语的翻译十分重要。葛浩文在《变》英译本中对歇后语翻译的处理方法多采用直译,但这种直译是借助上下文的直译,既可以使译语读者理解原文意思,还可以感受独特的中国文化。例如,

5.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原文)

The owl that ruins its reputation by announcing good news.(译文)

虽为直译,但后面紧跟“No one ever associated me with anything good or worthwhile.”有了下文的进一步解释说明,译语读者即使缺乏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可以理解原文意思,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分析)

成语相较于谚语、歇后语,更难理解,因为几乎每一个成语都是一个历史故事。《变》中出现的成语近60个,这对于翻译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对译语读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了解源语文化的途径。例如,

6.难兄难弟、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原文)

enjoyed mutual understanding or, at the very least, mutual sympathy(译文)

这三个成语皆为形容词并词义相近,起修饰和强调作用,译者就这些意义相同的成语意义进行合并,避免拖沓、冗长。(分析)

7.地主、富农、中农(原文)

rural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middle peasants(译文)

“地主”、“富农”、“中农”都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汇,译者处理此类词语多用直译,既做到意思对等,又做到形式对等,使英语读者感受到这是一种严明的社会分层。(分析)

8.摘帽子(原文)

emerged from their demeaned status(译文)

“摘帽子”是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政治词语,并不是说人脱掉帽子的动作,而是比喻除去对斗争对象的定性处理。(分析)

苦妹子(原文)

sister hard luck(译文)

对于人称翻译,译者采用音译的方法保留原有发音;对于具有隐含意思的代名称,译者将意译出其涵义。

中国的宗教文化与西方明显不同,于是译者使用词性转换法,用形容词表示宗教人物的性,例如,财神“The god of wealth”。

语言文化词语在文学作品中的比例较小,多为带有声乐美的叠词。例如,

10.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原文)

bong bong clang, bong bong clang, bong clang bong clang bong bong clang(译文)

篇7

2、在这个领域里找一个合适的话题,比如,要写文学翻译的话,可以找一本感兴趣的,有中英文的书籍,对这本书的翻译做一个多译本的比较、对这本书出现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法的翻译做一个总结,探究翻译规律,如有人对《红楼梦》里食物、服饰、诗歌等等的英文翻译做一个总结和鉴赏、对不好的译本。反面教材做一个翻译失误的分析;

3、让现实照进梦想,在有了想法之后,分析其可能性,被前人写滥了的,已经有权威研究的,最好不要去挑战,除非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做研究,不落前人窠臼,参考文献太少的不要写,本科毕业论文不具有太大的权威性,必须得有足够的文献做支撑;

篇8

 

《送元二使安西》又作《渭城曲》或《阳关三叠》,是唐朝诗人王维为送别友人出使安西所作的一首赠别诗。诗中作者运用婉转含蓄的表现手法,寓情于景。绵绵细雨润湿了轻尘,朋友即将远行,潮湿的空气凝结了多少离愁别绪;“柳”与“留”谐音,道不尽心中难舍的情怀。“朝雨”,“客舍”,“柳色”,本是春意盎然之景,却悄无声息,勾画出离别时悲凉的景象。后两句借酒抒情,表达友人之间的深情厚谊。结句更是直抒胸臆,难舍难分之情表达得畅快淋漓。前人对此诗的评价就非常高毕业论文ppt,唐汝询认为,“唐人饯行之诗以亿计,独阳关擅名”。这首诗情真意切,可为送行诗之上乘。本文拟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小句经验功能理论出发,对唐朝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及其五种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其英译文作者分别为:杨宪益和戴乃迭、文殊、郭著章、孙大雨、许渊冲),以考察该理论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一、理论研究

系统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最基本的意义成分是具有功能的成分,是语言的各种功能的总体构造建构或实现了意义[1]。韩礼德把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成三种: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语篇元功能小论文。概念元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两个部分。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及物性”(transitivity)得到体现的。[2]及物性是一个语义系统,韩礼德认为,及物性系统把世界的经历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形成一套可控的过程类型。韩礼德所说的过程原则上包括三个要素,即过程本身,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与过程相关的环境因素。过程是及物性系统中的核心成分,它与参与者和环境呈现卫星状的辐射关系,一个过程可以关系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与者和环境。[1]

韩礼德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种不同的过程:1)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涉及“动作者”和动作的“目标”;2)心理过程,是表示心理活动的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心理活动的主体,“感知者”,另一个是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3)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可分为“归属”和“识别”两大类,各自又可进一步分为“内包式”、“环境式”和“所有式”三种。在归属类中毕业论文ppt,有一个表示“属性”的成分以及该属性的“载体”;在识别类中,被确定身份的实体称为“被识别者”,起确定作用的实体被称为“识别者”。在任何一个识别小句中,都有一个实体是“标记”,一个实体是“价值”;4)行为过程,指的是诸如呼吸、咳嗽、哭笑等生理活动过程,一般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而且行为者一般是人;5)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讲话者”把“讲话内容”传达给“受话者”的过程;6)存在过程,表示有某物存在的过程,在每个存在过程中都必须有一个“存在物”。[2]

二、对原诗和译文逐句的及物性分析比较

1、“渭城朝雨浥轻尘”

 

 

  过程

参与者

环境

  物质过程:浥

动作者:朝雨

目标:轻尘

地点:渭城

杨、戴译[5]

物质过程: has settled

动作者: A morning shower

目标: the light dust

地点: in Weicheng

文殊译[6]

物质过程: has settled

动作者: the morning drizzle

目标 :all dust

地点: At Weicheng

郭译[7]

关系过程:(Identifying): is

被识别者(价值): What’s got Weicheng’s path dust wet

被识别者(标记): the morning rain

地点: in this town of Wei

孙译[8]

物质过程: doth moisten

动作者: The fall of morning drops

目标: Its dust light

  许译[9]

物质过程: is raised

篇9

一、变译理论体系及其研究状况

“变译”一词早有翻译学者使用,但所指并非黄忠廉所说的理论体系。胡庚申是在论述英语即席口译时如何处理汉语口语中常见的词语重复现象时提出“变译”的,与“简译”相对,同时提出的还有“省译” 、“对译”等术语。赵俊华在探讨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的问题时也用到了“变译”这个词,是作为“引变翻译”的缩略语使用的。

作为系统理论的变译理论,其提出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目前也还在发展完善中。主要见于黄忠廉的论文及著作。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来源于翻译实践,具体说就是科技翻译实践(国外信息开发),同时与文化转向及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的黄忠廉教授无疑属于“青年翻译理论家”,这使他既有新的视野(除苏联外的更多外国译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又有旺盛的创新能力。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黄忠廉曾做过大量的科技翻译工作(国外信息开发),这使他可以从非文学翻译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理论问题,而非文学翻译。

最早是在1999年的几篇论文中,黄忠廉呼吁重视变译的研究。在几次翻译研究会上(如1997年北外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2001年青岛全国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3年武汉全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等)介绍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受到了杨自俭等老一辈学者的鼓励(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之后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变译”这一术语。之后在2002年,黄忠廉集中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各个外语类核心刊物上明确提出变译理论并大力推介。该年还出版了《变译理论》一书。此后黄忠廉对于变译理论的思考和完善补充一直没有停止,并于近年总结提炼出了“翻译变化论”的观点。

同时,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对变译理论的研究也大量增加。从关联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描写学派、目的论、信息论、语言适应论、哲学阐释学、女性主义、新闻传播学、口译、翻译教学、文学变译、文化变译、诗歌翻译、实用文体翻译、旅游翻译、影视翻译、广告翻译、新闻翻译、菜单翻译等各个角度探讨变译理论的特点及应用,对变译的忠实性、规定性、译者主体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同时,对变译理论的质疑之声一直不断,除了在学术会议上的反对声音(“全译还没学好,学什么变译!”外,还有多位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徐朝友的《“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一文,对此黄忠廉予以了回应和解释。此外王克友反对将编译、变译、阐释等归结为翻译,认为应严格分开。方梦之则认为“变译理论”将本来分散的译文形式串成了有机的整体。

总的来说,变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三个特定、一对范畴、七种手段、变与化等。三特定是指变译的定义: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一对范畴指全译与变译。七种手段即指变译定义提到的七种。变化观是结合变译理论与钱钟书“化”的理念研究出来的“变”与“化”的共存观,包括以变通为核心的变译观和以转化为核心的全译观。

二、变译理论与建立中国特色译论

在中国译坛,一直不乏反思中外译论关系的观点。从上文中青年学者对变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也可以看出:国外译论充斥。但凡进行研究,往往首先要从国外搬来一个理论,拿来一个主义。至于其是否完全有道理、是否适合汉语翻译的实际、研究是否有意义,则一概不论。有鉴于此,不断有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对此,有很多学者予以回应:外国译论不是引介的太多,而是太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译论与西方译论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但应该有重点的转移。应该给中国学者提出自己的译论提供土壤,而变译理论即是这样的植根于汉语翻译实践、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研究。

事实上,关注科技翻译的变译理论填补了一大空白,因为文学、学术翻译外其他题材的翻译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廖七一),有也多停留在技巧和文字的经验总结层面,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而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发展新迈出的一大步。从佛经翻译的“案本求信”、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说、张今的“真善美”、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优化论”(竞赛论)等,中国译论硕果累累。不过从历史来看,中国译论的成果以经验居多,系统、完整的理论性贡献乏善可陈。

自董秋斯50年代时提出建立中国的翻译学以来,理论成果层出不穷。除大量围绕“信达雅”展开的深入研究外,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和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在系统理论层面上最重大的两项研究成果。二者虽然都有缺陷,但通过详细的研究论证,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翻译理论异彩纷呈并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的同时,这两本著作也绽放出了中国特色译论的奇葩。其实,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杨自俭在中国译论的构建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基本都为论文形式)。

三、范式转换视角下的变译理论

译界的主流观点是翻译理论在20世纪之后先后发生了文艺学派到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及哲学模式和其他。以此为参照系对变译理论作评价,它便因无法归入一类而不入流了。甚至科学翻译也根本未被纳入翻译理论主流中。这时中国译论界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之间比例失衡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一书统计,20余年间的2万多篇翻译论文中有关文学翻译的占一半,专著占近30%。比例远高于其他方面。

但对于范式转换这一说法,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了反思。认为应注意范式转换(paradigmturn)与视角转换(shiftingviewpoint)的区别。

事实上,经历了20世纪几次大的范式转换后,如今新的范式的大转换已不可期,但视角转换则应该百花齐放,而且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群芳争艳的阶段。变译理论即为其中一朵。

四、总结

变译理论力求转变译者的思路,脱去枷锁来跳舞。对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忠实第一、求全责备”的翻译标准提出了反思。变译理论就如同作文考试中的诗歌,但远未达到“诗歌除外”的高度--作文写作,诗歌除外的原因一来是不好评判,难以制定明确的评判标准,二来是不能保证作者的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完全发挥出来。因此作文考试要注上“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变译理论与此很类似。变译的好坏也不易评判,不容易制定操作性强的明确标准,而且受材料领域等因素影响,译者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完全发挥,因此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考试中,变译并不是参考答案之一。但翻译中的变译还达不到写作中的诗歌除外那个高度―――“变译除外”都不用写在试卷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变译是除外的。

变译理论是对传统译论的一种解构,指出五四之前的翻译活动大部分都属于变译。五四之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大增,英文水平高的人也大量增加,人们开始追求全译,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变译理论的核心在于解构全译理论的主流地位,质疑其合理性,具体地说是解构“信”“、忠实”、“等值”“、等效”。变译可谓译界的火柴与菜刀:烧掉全译的霸主地位,砍掉全译黑社会的老大。它认为,21世纪信息量剧增的现状要求我们回归变译,再一味追求全译已不现实,因为全译难以应对多种翻译需求。

但总的来说,变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这种解构更多的是一种思路上的贡献,而不可能成为译论的主流。对于变译研究成为与全译平等甚至高于全译(时代的要求)这种倡议,不可能实现。不过,这并不是说变译没有发展前途。变译在成为传统译论的补充这方面有极强的意义,填补了一大空白。变译理论若将自己放在全译理论的参照下,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响应。不能将变译放在与全译完全相对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变译”与“简译”:重复词语的口译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1989(4).

[2]赵俊华.古文变译推敲[J].东吴教学,1989(6).

[3]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篇10

文学翻译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而诗歌翻译是译界公认为最难啃的工程;在翻译批评领域里对文学作品翻译(不管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的争论一直都在进行,尤为对诗歌翻译方面的争论更加激烈。

一 诗歌翻译的目的与争论焦点

诗歌翻译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人类跨民族、跨国界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即使我们不懂俄语,也可以从汉译本里品赏到普希金那美丽的《罗曼斯》;即使我们不懂英语,也可以从汉译本里感受到莎士比亚《真正的爱》的那种爱情的甜蜜。外国人也一样――即使他们不懂汉语也可以从外译本中看到唐朝诗人李白笔下《望庐山瀑布》里的庐山壮观。这就是诗歌翻译的传播功能,也是诗歌翻译的目的。

在表达情感、传播信息方面,诗不同于散文、小说、论文、戏剧等。诗在传情的同时特别讲究艺术风格的表现,它在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时还要让对方感受到艺术的玄美,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让热爱诗的读者得到艺术美的熏陶。特别是古典诗歌,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都非常讲究诗体结构(音、形、意),比如我国古代的(最突出的是唐朝)诗歌有七言、五言诗,七律、五律诗,回文诗;七绝、五绝诗等。英文诗(特别是19世纪以前的)的形式就更多,比如:三音步抑扬(扬抑)格、四音步抑扬(扬抑)格、五音步抑扬(扬抑)格、七音步抑扬(扬抑)格;三音步抑抑扬扬(扬扬抑抑)格、四音步抑抑扬扬(扬扬抑抑)格等等。这些类型的古典诗歌结构严密,形式优美,音响和谐,深蕴哲理,传情隐蔽。于是在古典诗歌的翻译中人们就非常关注诗歌翻译语言运用的艺术性而不是它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在诗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和翻译批评者也就产生了不少困惑,致使长期以来争论激烈。加上中国具有悠久的翻译史,自有翻译以来,就翻译的标准问题各家长期争论不休,在诗歌翻译方面的争论尤为激烈。要对诗歌的翻译结果做出人人都感到满意的评价的确很难,因为诗文学翻译的难度是翻译界公认的,特别是古典诗歌翻译更是难上加难。诗歌翻译与其他一般文章材料的翻译不同,它涉及诸多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文化间的关系,诗体风格、语言应用间的关系等;长期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形似”、“神似”、“音美”、“形美”、“意美”之间的关系上。

二 各家争鸣

诗歌翻译长期以来都是各家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有的人认为诗歌翻译应该“形式对等”,如:2003年第二期《中国翻译》刊载黄国文先生的“从《天净沙・秋思》的英译看‘形式对等’的重要性”论文。作者认为诗歌翻译应以“形式对等”为基本点,并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分析比较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的三个英译版本,认为Schlepp的译文比其他两种译文更忠实于原文,更容易传递原文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有更多解读译文意义的余地。而金春笙先生在2007年第二期《中国翻译》上发表题为《汉诗英译“形式对等”重要之我见一与黄国文先生商榷》一文,引用Schlepp《天净沙・秋思》的译文和翁显良先生的译文作了分析比较,对黄国文先生的以上观点进行了批驳,充分肯定了翁显良先生的译作,而否定了Schlepp的泽作,认为Schlepp的翻译只传达义,而传达不出形、音与图像性。对翁先生的翻译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翁先生翻泽此诗时居高临下,立足于一种意境的造设和渲染,译出原文所隐含的精细微妙处。同时认为翁先生把原曲译为散文体,不拘泥于诗的对应,不照顾句的长短和次序的好处使译文能使读者直接体会到诗的意境,仿佛身临其境。让我们来欣赏他们的两个译本,并以慧心去体会: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针对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提倡翻译要颠覆以往的“忠实”和“对等”译论,把翻译活动视为凸显主体、反叛原作、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强调翻译家的操纵和改写的现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赵军峰先生指出:纵观中西方翻译史,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多数的学者们都是以传统的“忠实”、“等值”、“等效”、“案本”、“求信”等为中心的求同观念,以原文本为中心的“忠实”观念居上,而从各个方面强调和解释翻译家主体的“艺术性”和“创造性”的各个流派被视为“另类视野”。尽管其中许多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现“文化转向”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翻译活动在本体上的语言属性不能被否定。2005年赵彦春指出:

“忠实”和“对等”原则不是机械的、片面的,而是辩证的、普遍的、本质的和常态的,而“改写”和“操纵”等流派不要求忠实于原文,是非本质的翻译,属于“偏态”。翻译应该以原作文本为出发点,以译者为中心,以“忠实”、“对等”的追求为本质属性,竭力使译文靠近原文。

同样,在诗歌翻译领域里也有不同的呼声,有人认为翻译诗歌不能像翻译散文、小说、论文或一般文章一样,不能光满足于“忠实”和“畅顺”或突出意境,还必须考虑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和谐艺术。许渊冲先生就是这样的翻译家。他用了许多例子阐述了诗歌翻译特别是中诗英译中的“真”与“美”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期英国汉学家Giles把中国的唐诗译成韵文,被英国作家Strachey誉为那个时代唐诗英译的最佳译本,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到了20世纪初英国汉学家Waley认为译诗用韵不能因声而损义,他把唐诗译成自由诗或散文体,从此唐诗翻译中的诗体和散体之争开始了。针对诗歌翻译到底用诗体还是散体,许渊冲先生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诗歌翻译,散体重于真,诗体重于美,因此,散体与诗体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与美的矛盾,而真与美的矛盾又可以说是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矛盾。比如,科学家杨振宁先生看了许渊冲先生“歌尽桃花扇影风”的英译文后就说那不对,他记得是“扇底风”,而不是“扇影风”,而在许渊冲先生看来,“扇底风”是实写,“扇影风”是想象,这就是真与美的矛盾,科学和艺术的不同。在《杨振宁文选》英文本序言中引用了杜甫的两句名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杨振宁先生的英文翻译是:1,A piece of litera-ture is meant fnr the millennium./But its ups anddowns are known already in the author’s heart,许渊冲先生对此译文的评价是:译文精确,具有典型的科学家 风格,但音节太多,不宜人诗。他按艺术的风格来翻译是:2,A poem may long,long remain./Who knowsthe poet’s loss and gain!3,A poem lasts a thousandyears./Who knows the poet’s smiles and tem's!许渊冲认为“文章”二字,杨振宁先生的翻译最正确,但杜甫一生没有写过多少文章,杜甫说的“文”指的是“诗”,所以他把它译为poem。“千古”、“千年”也是杨振宁先生翻译的最正确,第二种翻译为long就太泛了。“千古事”,以意美而论是杨先生泽的好;以音和形美而论,是第二第三种更为合适。“得失”,第二种译得最形似,但不明确;第一种译成ups and downs,更注意文章客观作用,第三种译成笑和泪是强调主观的感受。

许渊冲先生认为,翻译诗,科学派常用的是“对等”译法,而艺术派常用的是“三化”译法:等化、浅化、深化。科学派的翻译目的是使读者知之,艺术派的翻译目的是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

诸如此类争论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从语言功能学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翻译观,有的从文化传播功能视角谈论翻译,等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家争鸣,百花争艳。

三 诗歌读、译体会点滴

有人认为翻译没有标准,但我认为翻译有标准,而是没有标准的翻译。尽管后来在翻译界有不少人先后提出了翻译的“忠实”、“境化”、“形似”、“神似”;“音美”、“形美”、“意美”等理论,但我认为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仍应作为我们的翻译标准。所谓“忠实”、“形似”都应该属于“信”的译域,而“音美”、“形美”、“意美”属于“雅”的译域,因为“雅”含有美之意。而“神似”、“境化”属于翻译主体对被译文本内质理解的范畴,这有点超越了严复的“信、达、雅”标准,大多用于诗歌翻译。

我从读诗和译诗实践中体会到诗歌翻译应坚持尽量做到翻译能达到“真”“美”结合原则,也就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原则。实际上在翻译里“真”和“美”、科学性与艺术性都并非是两个对立体,而应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可谓真中见美,美中显真;科学艺术,艺术科学。难道不是27很多科幻小说开始纯粹就是小说家幻想的艺术加工品,而最终变成了现实的科学。可见,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蕴涵着科学。在诗歌翻译中,如果只求真,不讲艺术,翻译出来的东西就达不到“传神”效果,更无法让读者领略原作者的艺术风格;如果唯讲艺术,而丢了真,就会出现不顾原著真意的乱译胡译,而读者得到的只是一种不存在的或虚假的艺术之美,根本无法达到艺术文化传播之目的。

笔者认为诗歌翻译在存真的基础上,应务必重视翻译的艺术性,因为诗歌情感交流的方式大都是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实现的。苏州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典籍英译的博士生导师汪榕培先生认为:“从通过外在形式‘传神’的角度来看,只有以诗歌的形式来译诗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为诗歌跟一般的叙事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表意的交际功能,而是表情的美学功能”。笔者认为诗歌翻译“达意”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达意的基础上,要讲究“形似”、“神似”、“音美”、“形美”、“意美”。我的“形似”观,指的是诗歌的外在结构,它包括诗节、诗行、音节、节奏、韵律、意象等。“神似”是翻译诗歌的精髓,是传递诗歌内在意蕴的纽带。“传神”必须从诗歌的整体出发,涉及内容广泛,包括诗歌背景、内涵、语气等等因素。我们来欣赏一下许渊冲先生翻译李白诗《静夜思》的译文,看看他是怎样处理“形似”和“神似”之间的关系的: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笔者认为这首诗翻译得很好,不仅做到“神似”,而且做到“形似”,也就是音、形、义三者达到了和谐统一,使人读起来有三维立体艺术魅力美的感受。本诗中文为五言绝句,译文用四音步接近抑扬格诗体。中文四行,英译也为四行,每行八个音节,押韵格式为acbd。译文体现了“形似”和“神似”的艺术风格。从达意的角度上评判,完全达到了传递诗人写作的意图。译文第一句虽然没有把“月光”的“月”字直译出来,但第三句译文“the moon bright”就完全明示第一句译文“a pool of light”中的“light”就是月光。译文的最后一句“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译者并非简单地译为“Bowing myhead,I’m thinking of my hometown.”,而是倒装地译为“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最具传神的用词是“drowned”,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思乡之情,可见诗人对家乡的怀恋之情非同一般。

新诗的翻译当然比传统诗的翻译要容易,但也应该在达意的同时注意“传神”和“形似”艺术,如,云缝鹤先生的诗《小鸟》我是这样翻译的:

附原诗:

小鸟

蓝天上

飞来了

一只自由的小鸟

一路阳光相送

近了,近了,更近了

溶入我心中

我心中

飞出了

一只希望的小鸟

去将阳光追逐

远了,远了,更远了

进入无垠的太空……

本诗分为两节,每节六行,译文也分为两节,每节六行。这里的“一路阳光相送”句中的“阳光相送”,译为wearing the sunshine,而不译成companied with thesunshine。wearing the sunshine具有动态的意象美(当然也可译为bathed in the sunshine),而companied with thesunshine读起来会令人感到呆板。

同样,把英语诗翻译为中文诗,最好也应尽量做到或基本上做到展示原诗的“神”与“形”的特征。比如June Singer Sunshine(美国)的诗:

梦醒时分

当睡梦的轻纱被意识侵入

无形的景象悄然消失

清碧、淡紫和石绿变幻交融

宛如昏暗深处起伏的笑声

要么蜷缩在黑暗的洞穴

要么骑上飞马直入云霄

希望,不妨卖掉自己成为奴隶,

在拥抱中邂逅陌生的爱神

当一夜的冒险刺激全部消退

幸运的是,你尚能追忆那最后一刻

陈女士的译文句子非常优美,表达意思准确,已经达到传神的要求,但如果把诗的第二节第四行中的Ems翻译为厄洛斯,然后再给厄洛斯加上注解: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这样可能更好点,这就把原诗的文化色彩也传播出去。细读原诗,便看出那是一首五音步韵诗,共为三节,第一第二节隔行尾部单押韵,最后一节两行尾部单押韵。如果按原译文调整成这样是否更为形似精美:

梦醒时分

当意识侵入睡梦的轻纱

无形的景象便悄然消散

清碧、淡紫、石绿变幻交融

宛如昏暗深处笑声波动

要么蜷缩在黑暗的洞穴

要么骑上飞马直穿云霄

当卖掉自己成为奴隶,望

拥抱中邂逅陌生厄洛斯

当一夜的冒险全部消退

幸运你能追忆最后一刻

篇11

引 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她被誉为“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萨福以来西方最杰出的女诗人”。她影响了20世纪的庞德、艾米・罗威尔、威廉斯、桑德堡、斯蒂文斯、弗罗斯特、艾略特等一大批诗人,架起了通向现代主义的桥梁。但这么一位死后声名鹊起的女诗人在生前却默默无闻,发表的诗作寥寥无几。上个世纪30年代,狄金森的经典地位才最终确立。随后,狄金森的翻译与研究形成一股难以退烧的热潮。我国的狄金森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学者才开始对其研究。21世纪以来,我国对狄金森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一、狄金森作品的译介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狄金森的译本相继出现,如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江枫译《狄金森诗选》,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张云译《狄金森诗钞》等,这些译作都给狄金森的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也为新世纪的译本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我们无法猜出的谜―狄金森选集》,2004年上海外语出版社《艾米莉・狄金森》,2008年江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暴风雨夜,暴风雨夜》这是在上个世纪的译作基础上翻译的。201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狄更生诗歌精选》,2010年蒲隆(译)译林出版社《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这个版本可与江枫译本并驾齐驱。2011年周建新(译)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艾米莉・狄金森诗选》,2012年江枫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狄金森诗选》,2013年康燕彬(译)漓江出版社《不是玫瑰,如花盛开》等。

二、狄金森作品的具体研究

新世纪以来,关于狄金森作品(包括诗歌和书信)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2012年,北大出版社《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刘晓晖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狄金森在后浪漫主义中起的作用。2006年,在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狄金森研究》刘守兰对狄金森生平、诗歌等作了较为宏观的论述。在思想层面对狄金森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的是王金娥《孤寂的风景: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孤独意识》。研究著作无论是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上个世纪。

上文笔者已列出了部分研究狄金森作品的专门著作,除此之外,据笔者不完整统计,以狄金森为其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有数十篇,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人。而同样可观的是发表在报纸期刊的论文有近千篇,核心期刊的有近百篇。这无疑说明中国学者对狄金森作品的研究有所加热。

研究狄金森作品的主要成果是论文,这些论文聚焦于主题思想、艺术风格以及狄金森与其他作家、文化思想的关系方面。

(一)狄金森诗歌主题有思想方面:范春香《美国诗人狄金森创作主题新论》一反“常态”,论述了狄金森诗歌与外面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在此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科学技术及南北战争对其诗歌有着重大影响,并且都对其诗歌有着不可磨灭的体现。朱莉在《对艾米莉・狄金森生死心理的现代阐释》中论述了狄金森对死亡的态度:她诗意化死亡的到来,意象化死亡的体验;追真求美追述死亡的意义。狄金森面对的最后时刻,“所做的是让出她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杨甸虹在《爱情・死亡・永恒――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解谜》一文中指不能简单的将她的诗歌分类,因为诗歌与诗歌之间内容是紧密相联的。傅柳在《神秘瑰丽的大自然的歌手――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作初探》则剖析了造就狄金森矛盾的自然观的原因。从诗中可获知狄金森认为自然对人类时而慈善友好,时而敌对仇恨,既带给人类愉悦与和谐,又给人类以巨大伤害。而傅柳从社会经济、超验主义思想的渗透、文学的思潮以及宗教文化意识四个方面对狄金森在自然主义诗歌矛盾的自然观进行探索。发表于2009年《外国语文学(季刊)》作者是向玲玲的《论狄金森死亡主题诗歌中的时间观》提供了狄金森死亡主题诗歌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具有较大的开拓意义。论文中提到狄诗往往存在着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的双维度,并得出结论:狄金森突破了人类时间(线性时间)与自然时间(循环时间)的二分法,且更青睐自主的循环时间。对于狄金森宗教观研究一直是狄金森研究的一个争论点,有的人认为狄金森信仰基督教,还有的人认为狄氏是宗教的反叛者。而顾晓辉在《上帝与世人――试论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宗教观》中论证了狄金森独特的宗教观――她弃绝了宗教仪式,而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另外,薛春霞《艾米莉・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提出狄金森诗歌“反崇高主题”特征,并且推测原因是“因她视传统自然为男性化的产物”。

(二)狄金森诗歌艺术研究:在诗歌艺术这一方面,成果远不及诗歌主题方面的研究,但还是有些许亮点。最值得一提的是刘晓晖这个学者,他的《文体越界与意义空白: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非常翔实地论述了狄金森书信文体越界情况。刘晓晖认为狄金森的书信世纪成了虚构作品,并且指出狄金森“有意隐去相关背景,避免直接挂涉具体人和事。”在《从比喻手法看狄金森的认识论思想》中,刘晓晖论证了狄金森比喻手法与狄金森认识论思想的关系。李玲的《论艾米莉・狄金森的隐晦艺术》以狄金森的隐晦诗学理论为切入点,对她诗中的意象、不规则的语法和韵律、含糊的影射和特殊的修辞风格等隐晦艺术进行了梳理。

三、狄金森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方向

新世纪以来,狄金森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多不足,而这些不足又是其他研究大问题的恶性种子。

首先,原著的引进和著作的译介存在着致命伤。狄金森诗歌和书信全集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风行。但是直到今天,狄金森诗歌全集还没在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中文翻译的诗作还是少数,全集更是空缺。

其次,研究狄金森的方法和手段落后于国外。原因可能是研究者与作家地域文化差异较大导致的。未来关于狄金森研究,可以加大国内外研究交流,拓展国内研究的视野,学习国外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最后,狄金森研究的资料过于陈旧。纵观国内十多年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内学者采用的材料绝大部分还是上个世纪的,并且非常局限。未来同样可以加强国内外交流,国内互联网数据库第一时间更新最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范春香.美国诗人狄金森创作主题新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2]朱莉.对艾米莉・狄金森生死心理的现代阐释[J].国外社会科学,2009(05).

[3]杨甸虹.爱情・死亡・永恒―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解谜[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03).

[4]傅柳.神秘瑰丽的大自然的歌手―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作初探[J].南京师大报(社会科学报),2000(4).

篇12

一、引言

读者反应批评这一术语源于美国文学批评。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兴起了以伊瑟尔和姚斯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该学派主要探讨在阐释学和现象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模式,也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接受美学理论。正因为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兴起,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由文本转向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随即兴起,以文本中心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观点逐渐受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批评家的质疑和批判。1959年,当代英美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斯坦利・费什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1962年以博士论文《约翰・斯克尔顿的诗》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于70年表了大量论文,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文本阅读和批评理论。他认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不应该是文本的空间结构,而应该是读者的经验结构;提出阅读是一种活动、意义是一种事件、批评是一种说服等独到观点。[10](P43)

在欧洲,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被称为接受美学批评,读者阅读的能动性和文本意义的不定性是其主要观点。该理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读者中心”的思想,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作品能动的创造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主张,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完成的过程。姚斯宣称:“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这种接受者而创作的。”[12](P36)诗歌作为艺术性最强的语言之一,相比其他文学文本具有更多的未定性,存在着更多的空白意义,有待读者去揭示和填a。

二、读者反应批评与诗歌翻译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忠实”“等效”“对等”,追求源语到译语理想化的转换。将文学翻译模式归结为:原著译者译本[4](P18)。译者要做“仆人”,要“隐身”,“理想的译者最好能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样译者才能在译作中不留痕迹地重现原著的精神与风韵[11](P18)。实际上,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这都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将读者拉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的,文本生命的延续离不开读者[1](P32)。在对诗歌的翻译过程中,诗中的美与情因读者的联想、感知、情感、意志等因素的不同,审美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而在译文的再现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源语读者不同,加之译者个人审美心理的差异,译文的审美再现自然会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官体验。因此,诗歌翻译往往很难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同的译文常常会得到不同的解释与反应。

三、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汉译本的读者反应批评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已然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在他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作品一直吸引着无数研究者。莎士比亚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其中,国内外学者翻译的十四行诗译本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这些译本的背后是不同的读者对原诗的理解,读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去添补源语文本中的空白和未定性,这些译本是文本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交流、融合的产物。

因此,每个译本都有自身独特的方面,谁也无法用标准去衡量它们的精确性与真实性。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主要有梁实秋、曹明伦、梁宗岱和辜正坤的四个汉译本,本文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视角对这些译文进行赏析,以展示读者在译文中的主观能动性。

(一)文本中的意义空白

伊瑟尔指出,在创作作品时,作家给予作品意义一定的空白;在阅读过程中,这些空白会向读者发出一种召唤与邀请,吸引读者去想象和填补[13](P256)。在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这种空白也有体现。读者在完成能动性的阅读活动后,自然会对译文产生不同的想象与理解。伊瑟尔还认为,在提供足够信息的前提下,一部作品所包含的意义空白越多,读者就越能深入参与到作品中,探讨其潜在意义[6](P121)。莎翁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前两句可谓脍炙人口,例如梁实秋的译文:

(1)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我可能把你和夏天相比拟?

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梁实秋《十四行诗》)

梁实秋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这里,梁实秋将“shall”翻译成“可能”,表示是否存在某种可能性,也表示征求听话人的许可;委婉地表达自己心中想法并将“我”与“你”的关系自然引出,使得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译者在这里也没有说明为何会将“你”比作夏天,而不是春天、秋天或者冬天,这时文本中的意义空白开始发挥作用,吸引读者读下去并从中寻找答案。一方面,译者的目的是要保持译文与原诗形式的对等;另一方面则是为读者留下意义空白,让读者去挖掘与想象。所以,了解诗歌的背景不仅是对译者的要求,也是对读者更好了解诗歌意义的帮助。在一些英语文学中,作者常把人的一生比喻成四个季节,春天代表豆蔻般的少年时期,夏天代表温暖却强壮的青壮年时期,秋天代表人们已进入不惑的年纪,而冬天则代表人已至耄耋之年。莎翁也不例外,从夏天的比喻中可以看出莎翁笔下的这位“thee”是那么美好,即使是英国人眼中最可爱温和的夏季也不能和“thee”同日而语。对于第二句的翻译,梁实秋并没有将“但是”的转折或让步意味翻译出来,纵观全诗,“但是”这一让步或转折之意虽没有在字面上体现出来,却隐藏在字里行间。读者在读这一句时,脑海中自然地弥补了这一空白:“(但是)你却比夏天更温和可爱”,这样,前后两句便自然和谐地衔接在了一起。

(二)文本中的未定性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所说的“未定性”所引起的阅读效果,就是将读者吸引进来。并且,这种不完整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解读空间。读者在阅读之后,可以将自己的猜测与文本进行对照,从而加强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性。在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中,多次出现了“thee”一词,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you”。这一人称代词指代的到底是谁?是人还是物?千百年来,这一问题都一直困扰着读者,而且没有被解释清楚。

莎士比亚在诗中用真挚的感情与华丽的辞藻不吝地赞美着“thee”,这种行文方式也一直深受读者追捧与好奇。如梁宗岱的译文:

(2)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ir thou ow.st;(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例(2)原文中的两句诗体现了莎士比亚对“thee”(你)的极大赞美,千百年来,人们对“thee”的解释众说纷纭,但都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因为“thee”的形象始终扑朔迷离,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整首诗歌的理解,它不仅与诗人的性取向紧密联系,更是揭示诗歌主题的关键点。许多国内外学者继续探究“thee”的指向,有人认为是与莎翁时常保持书信来往并交往过密的年轻男子;有人认为指代的是莎翁当时正倾慕的女子;有人则直接把男性友谊上升到男情的层面,认为“thee”指的就是莎翁的同性恋人,暗示这首诗是写给男人的情诗。而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角度来看,模糊对象所带来的这种未定性正是原诗为读者所提供的想象空间,它期待着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参与进来,从而去填补这一未定性。梁宗岱保留了原诗中暗含的未定性,将“thee”翻译成“你”,这样便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这样,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对主题的认知,从而蜕变为更好的思想者与读者。

(三)意象对于读者的导向作用

“意象是诗歌意义的灵魂”,是“用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来表现人们在理智、情感方面的经验”[9](P73)。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运用了大量意象,比如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出现的“summer”“rough winds”“buds of May”等。读者阅读十四行诗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读者通过想象去辨别这些意象和在脑海中阐释意象的过程。这里选用曹明伦与辜正坤的译本进行分析:

(3)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有时天空之巨眼目光太炽热,

它金灿灿的面色也常被遮暗;(曹明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有时候天眼如炬人间酷热难当,

但转瞬又金面如晦常惹云遮雾障;(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理论翻译》)

两位译者对“the eye of heaven”这个意象虽作出了不同的翻译处理,但曹明伦所翻译的“天空之巨眼”和辜正坤的“天眼”都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和韵味,两位译者都没有将原词生搬硬套为“太阳”,而是翻译成“天空之巨眼”和“天眼”,意在引导读者去想象太阳下的酷热景象,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再如梁宗岱的译本:

(4)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buds of May,

And summers'lo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例(4)中,诗人运用意象“rough winds”“buds of May”来表达夏天虽然美好可爱,但却太短暂,经不起挫折、打击。而狂风与五月的嫩蕊的暗含意义需要读者自行去了解,意象引导着读者去阅读,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与需求去想象。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绝离不开心理体验,而由于各阅读阶段的未完成性不断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使作品在读者的意识中不断得到转化,不断构建成为其主体认识。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时,可以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到诗中,不论是共时还是历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深深地被莎士比亚绝妙的文笔与才情所吸引,读者作为一种“他者”形象,却能通过后天努力不断超越与颠覆,构建“自我”的主体身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文本与意识的不断转化,与莎翁一同经历了一段诗歌的旅程。

四、结语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了从所谓的“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转向。诗歌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汉译本中留下的未定性和空白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让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价值取向,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和想象;同时,由于意象的导向作用,读者从作者给出的解释中主动进行选择,从而赋予诗歌独特的意义。正是这种未定性和导向性使十四行诗展现出巨大的容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过推理、分析、想象等一系列复杂的意识活动而得到美的感悟,这个过程正是十四行诗能够超越时代、魅力不衰、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和阐释者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经典诗歌意义建构的过程及其美学价值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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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2]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M].At London,1609.

[3]曹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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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庆华.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理论翻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3.

[6]胡静.伊瑟尔本文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梁实秋.十四行诗[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8]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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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良功.英诗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0]任虎军.从读者经验到阐释社会――斯坦利・费什的读者反应

批评理论评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1).

[11]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2]杨平.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翻译批评新视角[J].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学报,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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