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13 11:26:53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音乐学院学位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2.回忆我“音乐硕士”的学业历程
3.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研究
4.山东省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
5.我院首次颁发音乐硕士、学士学位
6.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
7.有关高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若干思考
8.音乐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初探
9.综合性大学艺术硕士(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之研究
10.音乐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现状与思考
11.上海音乐学院第一个音乐硕士诞生
12.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的研究生教育情况
13.关于高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及质量的探讨与思考
14.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硕士培养解析
15.中美德音乐表演专业硕士教育的并置比较
16.台湾师范大学在职音乐教学硕士培养模式探究
17.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现状之反思
19.积极探索 勇于实践 积聚能量 服务社会——记流行音乐作曲与理论硕士研究生论坛
20.从NBPTS音乐教师专业标准谈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硕士的培养
21.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的创新
22.浅议英国的音乐表演硕士教育
23.音乐教育研究的社会调查方法应用探索——基于108篇硕士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
24.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
25.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量化分析的可行性
26.回忆我“音乐硕士”的学业历程(上)
27.关于艺术硕士(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
28.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的创新
29.2000-201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综述
30.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假劣之风当遏止
31.新疆音乐学硕士点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32.中美艺术管理硕士研究生入学要求比较之思考——以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为例
33.儿童钢琴音乐在硕士研究生论文中的研究状况综述
34.中美音乐学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之比较及思考
35.社会现实下的分享与抗争——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学、教学与毕业要求
36.音乐硕士研究生扩招现状与分析
37.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探索——基于108篇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
38.留美硕士座谈音乐治疗学
39.论音乐学硕士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
40.高师“音乐艺术硕士”(MFA)培养的若干思考
41.民族音乐学方向硕士论文的社会调查方法审视
42.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硕士点介绍
43.简论加强音乐硕士导师队伍建设
44.学术的探讨 人生的启迪——王耀华老师一堂普通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的记录与感想
45.音乐专业艺术硕士教育教师调查问卷简析
46.音乐学系92届硕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
47.音乐专业艺术硕士教育学生调查问卷简析
48.普通高校音乐艺术硕士[MFA]培养的定位思考
49.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态度调查研究——以音乐舞蹈生为例
50.我国音乐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51.我国应当设立音乐表演类硕士专业学位
52.音乐治疗的临床操作规律
53.音乐艺术硕士教育研究中的标志性参数
54.论艺术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平台构建的学科价值与意义——以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学术活动周为例
55.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的动态致变因素分析
56.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舞台表演实践的教学保证
57.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问卷的调查分析
58.《民族乐器演奏》选修课程在高校音乐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中设置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59.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研究的数学实证
60.音乐学硕士“声乐教学与研究”方向专业课程改革探析
61.赴美留学生马淑慧获音乐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
62.武汉音乐学院2003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63.音乐学硕士“声乐类研究方向”名称需准确和规范
64.中国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获准开展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作
65.吉林艺术学院喜获音乐学、绘画艺术(油画版画)两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66.高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
67.長江師范學院艺术硕士(音乐)学科简介
68.来自汾河畔的歌声——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硕士研究生杜兵印象
69.艺术硕士(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调查与思考
70.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方法现状分析——基于五所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定量研究
71.音乐类硕士学位论文的定量评估
72.音乐节奏与英语节奏的共性研究
73.聚焦多元选题理念 彰显传媒音乐特色——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综述
74.中西音乐专业艺术硕士教育现状比较及启示
75.音乐艺术硕士需提高文学修养
76.思考与实践——表演方向硕士研究生的西方音乐史教育
77.技巧·修养·境界——音乐“专业硕士”学位教学的三个基本追求
78.对吉林大学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
79.从博硕士论文看流行音乐传播的研究
80.皖西锣鼓——中国传统音乐的一支奇葩——读田耀农先生的硕士论文《皖西锣鼓研究》
81.高师“音乐艺术硕士”(MFA)培养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82.高等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社会导师”的可行性研究
83.音乐殿堂里解译密码的行者——记徐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健
84.中央音乐学院一九八七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试题
85.《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序言
86.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价值观调整
87.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
88.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改革
89.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90.四川音乐学院表演专业首届硕士研究生举行毕业音乐会
91.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访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
92.民族器乐演奏专业的就业形势
93.“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师资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报告
94.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
95.关于歌剧《党的女儿》中音响运用的实践与探索
96.春花秋实 继往开来——武汉音乐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97.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谈研究生教育
98.为了一个承诺,呈一片赤子之心——高佳佳教授
99.聚焦区域音乐文化研究 促进音乐地理理论建设
100.开启心灵 共筑前沿——访著名音乐心理学教授周世斌
101.面向移动终端的普通高校音乐教学云平台构建研究
102.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
103.音乐与情绪诱发的机制模型
104.中国传统音乐在高校存在方式的反思
105.北京市音乐旅游资源分布规律研究
106.音乐疗法配合长强穴按压对初产妇产程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107.音乐疗法在失语症康复中的应用
108.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转型经验的梳解与借鉴
109.音乐干预在痴呆症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110.高师音乐学硕士生课程结构失衡的审视
111.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访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
112.中国当代音乐学家
113.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概况
篇2
二、学子——学者
赵塔里木是一位坚韧的学子。新疆素有“湖湘子弟满天山”之说，虽祖籍湖南，自被父母赋与“塔里木”之名，他便被深深烙上了新疆的印记。出生于乌鲁木齐的赵塔里木中学毕业后，远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担任州文工团演员，七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浸于蒙古长短调、哈萨克阿肯弹唱以及维吾尔麦西来甫等民间艺术的海洋中，并与当地民族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当今天的赵塔里木袒露他至情至性的一面时，还会用蒙古舞的抖肩击筷来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而也正是这段生活，奠定了他与民族民间音乐的不解之缘。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塔里木进入新疆奎屯师范学院学习，主修理论作曲。两年后转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系，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2年，随杜亚雄教授考察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从此走上民族音乐学之路。经过五年的执教和研究生涯，1987年塔里木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耿生廉、杜亚雄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于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返回新疆师范大学任教。再经过五年的执教生涯，1995年考入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王小盾教授，研究方向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从学士至博士的求学生涯，在上个世纪对于地处新疆的学子而言，无疑是一条充满艰辛而坎坷的道路。更不幸的是，塔里木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工团工作的七年，正处于期间。为了备考，塔里木甚至发明了凿冰洗脸来保持头脑清醒的方法，偏远的博乐小城在冬天动辄就是零下30多度的奇寒天气，可以想见一个年轻人以冰水扑面的惨烈。考入大学后，在钢琴教育家王莲教授，音乐理论家赵梓辉教授，作曲家祝令、马辉教授等名师的指导和自身坚忍不拔的努力下，塔里木打下了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1987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塔里木第一次走出新疆，也是新疆音乐界首位硕士研究生。在中国音乐学院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民族音乐学训练后，他深入蒙古族额鲁特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完成硕士论文《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论文荣获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第二届中国音乐史优秀论文评选研究生组评委奖（1990年）。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塔里木回到新疆继续执教。1995年考入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再次成为新疆音乐界的首位博士研究生。就这样，一个来自大西北中年学子，来到瘦西湖畔的温润环境中，在王小盾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目不窥园、夙夜不懈之精神，对中国音乐文学的古今典籍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研究。近两年的潜心修造后，塔里木将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投射到了中亚东干人的民歌，之后辗转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甘肃等地，完成了洋洋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在中亚传承的中国西北民歌——东干民歌研究》。
赵塔里木是一位胸怀博大的民族音乐学者。新疆的偏远与相对闭塞，确实使得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曲折，然而正是其多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为音乐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塔里木深知，民族音乐学家首先必须植根于民间音乐生态之基底，以坚定信念与毅力向纵深发展，形成立足之本的直根系：其后还须扩展至探寻与音乐共生的文化背景，以求知欲与置疑态度发展出侧根，打通学科壁垒，形成网状分布的须根系；最终从土壤中不断汲取营养，形成伟岸的树干与繁茂的树冠，在人类文明的普照之下进行光合作用，以参天大树的高度来俯瞰世界民族音乐之林——是为直根、须根、树干、树冠的有机关系。因此，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调查对象的内核，以局内人的身份与该文化生态形成共同体，分享其音乐的审美内质与社会功能，最终再上升至学术层而对其进行理性的把握与诠释。在撰写硕士论文《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时，他深入伊犁昭苏、尼勒克二县的额鲁特部中，与民间艺人共同生活，熟练地掌握了额鲁特语，并记录下一百五十余首额鲁特民歌，对额鲁特民歌共生的文化背景、额鲁特人的音乐观、民歌的分类和流传、额鲁特民歌的歌词特点与音乐特征、额鲁特民歌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论文是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系统分析与科学结论的范本之作。
通过《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一文，塔里木展示出作为民族音乐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扎实根系，而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价值再认识》（《音乐研究》1989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看到塔里木伸展出树干的端倪。文中首先通过描述少数民族音乐与其生产活动的联系、在婚礼民俗中的作用、在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的文化意义等方面，揭示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价值的特殊意义，并阐述了少数民族音乐在文化中的“向心”、“规范融合功能”，为“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点摇旗呐喊。文中指出：“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处在何种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中，其自身具有的价值体系是其它文化不能取代的。”同时，塔里木也冷静地指出：“在观察异民族音乐文化时，试图采用一种完全中立、超然的态度来摆脱自己的价值观对观察、判断所产生的主观倾向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不意味着放弃文化价值相对观，相反却要提倡和坚持，并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其根本意义在于：不断向客观逼近。”他还在文中警示“另一种极端倾向是：虽然从“平等音乐观”的愿望出发，最后却得出不平等的结论；从批评“欧洲中心论”出发，却建立起地域、民族的自我中心。”这些观点，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这是民族音乐学家面对全球化大潮时应该坚守的原则与座右铭。
正是持有这种科学的民族音乐观，使得塔里木的研究视野愈加开阔起来。以新疆额鲁特部民歌研究为起点，他开始将目光拓展至整个中亚。新疆与中亚存在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蒙古族和俄罗斯族等7个主体在界外的跨界民族、还有维吾尔、回等2个主体在界内的跨界民族。而回族作为一个跨界民族长久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音乐文化的跨界研究则基本上为空白，塔里木以其敏锐的学术触觉关注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东干人音乐文化。1997年1月至5月，他与王小盾教授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东干民歌进行了实地调查，历经辛苦与磨难，终于1998年9月完成了《在中亚传承的中国西北民歌——东干民歌研究》。可以说该篇论文的完成，标志着塔里木作为一个民族音乐学者，正在形成其知识结构的树冠层面。该文对东干民歌的流传分布、民歌概念与分类、传承方式以及唱词格律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并将东干民歌与中国西北回民民歌进行了个案的对比与分析，从而全景式收录了中亚东干民歌的形态、文化背景及其所呈现出鲜明的跨界特征。这篇论文是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开篇之作，将为国内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拉开序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4个跨界民族。对于跨界民族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还关系到政治、经济、宗教乃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20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不仅仅要从学术层面上揭示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及其共生文化体系的属性与特征，还要站在公民层面，在探索艺术真理的过程中承担起维系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国民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大任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塔里木将研究的目光拓展至东南亚民族民间音乐上来。2011年8月，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各学科规划小组评选审批，塔里木主持申报的科研课题《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被列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一一湄公河流域面积约达80余万平方公里，从云南出境，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五个东南亚国家。而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中，跨国境民族就有16个，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后期以来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也充满着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对这些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研究，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上升至与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发展、边界和平等息息相关的重大命题上来。
纵观塔里木的学术研究历程，在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个脉络：从新疆额鲁特民歌解释，至中亚东干人的民歌研究，再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正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家立于民族民间音乐生态中向下植根、网状伸展、登高俯瞰的历程，硕士与博士的研究对象分别从境内单一民族（额鲁特）、拓展至跨界单一民族（回族-东干）、再至跨界民族集群（云南-东南亚五国），昭然揭示出一个胸怀宽广、肩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学家的历程。
三、教育家——领航者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后汉纪·灵帝纪》）。以言传者为“经师”，以身教者为“良师”，倘若以思想、智慧与人格的力量为学生树立信念与理想，是为“人师”。本科于师范大学、硕士于音乐学院、博士于综合大学的学习经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专业音乐学院的执教经历，使塔里木对教师这个社会角色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以言传身教的“良师”为起点、以照亮学子学术人生的“人师”为目标。塔里木一直如此践行：课堂上的他以严谨缜密而著称，生活中的他则如慈父般地关爱学生，而无论课堂内外，他都用自己的行为、思想与意志影响着学生。在专业方面，塔里木强调必须通过系统地学习与训练，掌握全面而扎实的音乐理论与实践技能功底。在综合素养方面，塔里木强调打通学科分界，人文与科学素养并重，对于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还要具备经史子集的古典文献阅读功力，熟练掌握外语来保持对国际学术热点的时刻关注，还要熟练掌握现代科技的研究手段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率。正所谓一手读春秋、一手用科技。最最重要的，做学问即是做人，学品与人品同步、知识和行动合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新疆师范大学首届本科毕业生典礼上，塔里木在黑板上有力地写下一行大字：“踏踏实实做学，老老实实做人”。这一行朴素无华的文字，整整影响了一代新疆音乐学子，他们坚定地朝着老师所树立的灯塔前行，同时也遵循着着薪火相传的传统来照亮后学的道路。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塔里木便以民族音乐学家特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现有的高等音乐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其《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少数民族班视唱练耳的教学内容与其母语文化割裂、教学方法与其音乐实践过程脱节的现状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认为现有的课程体系中“许多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是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经验总结，而民族音乐文化的知识在这些课程中充其量只是‘民族化’口号下表面的、缺乏实质内容的点缀”，其根源在于“一元音乐价值观的误导”。走出误区则需要“树立多元的音乐文化观、认真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征、探索双重乐感的人材的培养”。从此，新疆师范大学音乐系在塔里木双重乐感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下，在课程体系与培养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即使在塔里木调入新疆艺术学院工作后，后继者依然沿着这条道路探索进取，终于在十多年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995年，塔里木调入新疆艺术学院工作。新疆艺术学院是西北地区唯一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学院设有音乐系、美术系、影视戏剧系、舞蹈系等，汇集了新疆的歌舞丹青艺术门类，这为塔里木的教学与科研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在教学方面，塔里木开设了《音乐学基础》、《民族音乐学概论》、《民间音乐田野调查技术》、《计算机音乐概论》等课程，集基础理论、艺术实践及音乐科技各方向的教学于一身。在他的主持下，新疆艺术学院创办了音乐表演专业木卡姆表演方向，并于1996年首次招生，这标志着自古以来民间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正式纳入了高等艺术专业教育的体系中。塔里木认为：“当代学校教育己是民众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木卡姆的传承不可完全游离于这个文化传承的主流。如何不失时机地将木卡姆传承纳入学校教育轨道，使其成为活态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学校艺术教育必须直面的问题。”经过七年的实践探索与总结，2003年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教学成果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赵塔里木领衔的音乐学学科被评为自治区艺术类惟一的重点学科。
篇3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篇4
据悉，这种音乐速成班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速成”。学生交费后，只需在首尔接受10天的所谓“大师班培训”，然后前往俄罗斯学习10天，就可以等着拿副博士文凭了。毕业论文是由韩国分部雇用初出茅庐的“音乐翻译天才”用俄文写成的，论文答辩只用不到半小时。这样，一个个俄罗斯音乐院a校的副博士就诞生了。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大约两三万美元。硕士学位更便宜，仅需4000至5000美元。一些学生根本不懂俄语，因而甚至连自己的论文题目都说不上来。
篇5
贾达群：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认知和学科建设上的大进步，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艺术教育可以更好地基于自身特点并遵循自身规律来进行并发展。我一直认为，人类表达自身对世界的看法、表达自身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演化发展的方式从来就是多元的。如果说科学研究强调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那艺术创造则依赖想像联觉及其表达技艺。尽管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仍然是两者的核心要求，但两者在各自的实现方式上确有着很大的不同。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以后，艺术类各学科就可以在最权威和最广泛的认同下按照自身不同的实现媒介和方式来展现本学科的学术成就，并推动艺术学科的不断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各艺术院校的角度来说，最为紧迫的工作是艺术门类学位体制的合理设置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艺术各学科评价体系的建设。我曾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①专门探讨了这些问题并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钱仁平：2011年6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上海音乐学院原一级学科“艺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为三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这对于进一步调整、优化我院学科专业结构，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改革，强化办学特色，构建创作、表演、理论、应用四类学科群链建设，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请问，我们具体如何操作？特别是在师资建设与生源方向等方面有什么相应措施？
贾达群：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和国外的同类院校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科建制主要是创作和表演，理论研究型的学科，比如音乐学、作曲理论、音乐教育等一般都放置在综合大学里；而我国的专业音乐院校除了拥有高水准的创作和表演学科外，同时也拥有高水准的理论研究学科群。这样的现状恰恰说明了中国专业音乐院校的特殊性――是集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和应用为一体的综合音乐艺术大学。对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来说，认清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对于对如何开展自身的学科建设、如何拓展自身的学科疆域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及其学科拓展设想，我从2003年起就开始思考②，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没能顺利进行，直到通过2010年在文学门类下艺术学一级学科的申报，以及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开展的学科对应调整工作，在学院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在上海市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领导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充分理解支持下才最终得以实现。
上海音乐学院目前拥有了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和戏剧与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博士授权点。除了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外，上音对艺术学理论及戏剧与影视学这两个一级学科的认知和申报理由分别如下③：
（一）艺术学是有关一切艺术门类一般性规律的理论学科。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具情感抽象的子学科之一，艺术学的原理经过音乐理论的验证，其学科特性便可得到更为深刻地彰显；将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提升至艺术普遍性的高度，是艺术学理论架构最终得以完成的必要保证。基于自身理论传统与学术背景，上音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点的学科构想是：以音乐艺术及其理论为出发点，整合其他艺术子学科的方法与视角，深入整体艺术的学理研究，在深化音乐学理论建设的同时，丰富与提高中国的艺术学理论体系架构。今后本学科将致力于在国际化语境中对中华文明中的艺术（音乐）现象以哲学的理论架构进行再诠释，在艺术哲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艺术美学与批评、艺术教育哲学与方法论等学科方向，运用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来关注当代音乐现象和艺术生态，最终通过直接参与中国的音乐与艺术实践活动，对我国的艺术学学术品位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二）“音乐戏剧”是指以音乐作为主要媒介和形式语言核心的戏剧体裁，其创作和表演实践既符合戏剧、音乐形式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语言规律和形式规律。本学科宗旨就是对这些规律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本学科在音乐戏剧理论与实践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便致力于西方歌剧的传播普及和歌剧形式的洋为中用。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全国唯一的歌剧中心――周小燕歌剧中心；上世纪50年代起，本学科亦开始筹划歌剧理论、表演和创作实践的研究，以于会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在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学科的建立将会对我国音乐戏剧艺术创作、表演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繁荣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对于我国戏剧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做出重大贡献。
以上表述基本奠定了上音对这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和发展的框架和路径。在学校党委和院领导的部署下，上音研究生部正在进行拟定一系列有关学位点建设的条例，优化和完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方案，同时也包括进一步梳理和规范理论研究、创作表演和应用科技这三个学科群不同的评估体系等工作。从《2012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对本校的学科进行了合理的学科归口整合，使之不仅符合学校的一级学科布点需求，同时也厘清了理论研究型与应用实践型这两类学位的学科界限，明晰了其学科内容。另外，在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分配上，也力图与学校的特色以及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相对应。我相信，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仅将推动上音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会对全国艺术学领域教育的相关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理论研究
钱仁平：谈谈您任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的获奖论文及其相关理论的后续思考与进展。
贾达群：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音乐的创造者们运用各自天才的想象和丰富的情感，以新奇的观念、精湛的技法打造出了一个色彩斑斓、流派纷呈的万千音乐世界；音乐的理论家们则启动自身敏锐的洞察和深邃的智慧，以大胆的推理、精细的论证建构出了诸多结构严谨、逻辑缜密的繁复乐理体系。这一切都表明，在音乐的王国里，人的智力和情感似乎达到了极至……
新世纪的到来，开启了音乐艺术发展的又一个百年历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新世纪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研究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两者之间将呈现何种的关系引发着我们的思考。
毋庸置疑，通过几代作曲家群体共同的努力，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以其新颖的观念，娴熟的技法，独特的语言在世界乐坛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并受到广泛的欢迎。音乐创作的丰硕成果也推动了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和理论创新进程。一方面当代的音乐创作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分析理论和方法给予解读以窥视出其中玄妙万千的心智世界；另一方面，从这些原创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技术理论又可以反过来为新的创作提供更为宽阔的认知空间。和世界总体格局一样，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作曲技术理论研究，人们已经开始逐渐将关注从和声，复调及管弦乐法等领域移向通过对各音乐结构元素的灵活运用进行音乐结构的个性化塑造以及对音乐结构样式的多元化全方位认知。结构，这一万物赖以生存的方式和载体不仅引导人们去重新认识它的构成规律和固有形态，而且通过这样深入的认知还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它的具有无穷变数，意趣盎然的生成可能。对结构的认知以及对结构构建的探求无论在音乐创作还是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确实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作为一个具有作曲背景的研究者，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我的研习和探索。我在2004年和2006年分别发表了有关结构分析和结构对位的文章④，并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在这些理论研究及其成果中，我涉及到如下重要课题：1．关于音乐结构的多元透视；2．音乐结构的深层原则――“天然结构态”；3．“结构力”认知；4．音乐结构的对位关系等，试图通过阐释这些课题来构建结构分析学体系，并希望该研究能够对音乐创作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同时也能对音乐分析理论研究以及作曲技术理论的教学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结构分析学导引》就是本研究的重要纲领。该文撰写于2004年，并发表在《音乐艺术》2004年第4期。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评审委员会对我提交的论文《结构分析学导引》的学术认同和鼓励⑤。
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包括《音乐结构：形态、构态、对位及其二元性》（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以及《音乐的观念及其形式化程序》（2010年上海市教委重点科研项目）。预计今明两年将有专著出版。
我还想再谈谈作为一名作曲者，我为什么要如此深的涉足于理论研究领域？除了个人的喜好与追求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知道，学科特色是进行学科建设的首要前提，找准特色、明确方向才能顺利并有成效地展开学科建设。那什么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学科的特色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梳理、比较和思考，我发现从丁善德、桑桐、陈铭志等前辈大师，到杨立青、林华、赵晓生等当代名流，他们无一不既是学养丰厚、文论浩瀚的理论大家，同时又是乐思敏捷、技艺超群的作曲高手！这难道不是中国音乐界一个独特而耀眼的顶尖群体？！这难道不是上音作曲学科具有传承意味的学术传统？！因此，我认为“学者型作曲家”，或“理论型作曲家”的自我修炼和人才培养应该是上音作曲学科的一大特色！作为上音作曲学科的一员，我应该融入到这个学养极深的传统中去，努力践行并传承它的血脉及荣耀！我希望有更多的上音作曲同行和学子能认识到这一点，自觉锻造和培养自己成为善理论、精作曲的双料人才。
三、关于音乐创作与教学
钱仁平：请谈谈您近年来的音乐创作及其思考。
贾达群：就自己的音乐创作而言，我始终被自我告诫应该坚守其“品位”。尽管艺术有很多的功能，且某些功能目前因其需求而被过分强调和无限扩大，但艺术的纯粹性、学术性、深刻性、创新性则一直是我音乐创作追求的终极。我信奉“乐如其人”、“音观其心”、“声言其志”、“曲显其性”的箴言，并将音乐创作与人的智力和情感的最高境界相联系，我希望这些能成为我音乐创作的座右铭。在未来的创作中，无论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还是抽象艰深、众口难调，观念须与形式化程序相对应，技法应成为思想的符号表征；当代性要体现传统的延续，民族性定汇入世界的潮流，而个性则突显于共性的脊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引领受众感悟其艺、惊叹其术的精品力作。
钱仁平：关于作曲教学的建议和您的做法。
贾达群：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作曲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要求是：天才的音乐想像和创造能力以及表达这种能力的完满的作曲技术。我想这两点也应该是作曲教学必须始终遵循的。也就是说作曲教学必须在保护学生本已具有的音乐想像和创造天赋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其音乐的想像和创造能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指导并训练学生表达此种能力的作曲技能。什么是音乐的天赋？音乐天赋的真正含义是能够将人的情思事理之感受外化为声音符号并逻辑地展示出来。因此，能用声音来对应自己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感受，并以声音作为媒介来逻辑地予以表达是一个作曲者最基本的素养，而进一步丰满、提高这个素养就成为作曲教学最根本的任务。
一个有经验的作曲教师要经常启发和帮助学生将自身的感性体验转化为妥帖得当的音乐语汇并给以使之发展的多种技术可能。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导学生逐渐培养自身的艺术通感，有了这样的通感能力，学生就可以将所有他种形式的感悟转化为声音，并使之成为自己创作的原始材料。
音乐创作和表演的传统积淀了丰厚的形式化内容，这是作曲教学和作曲、表演实践最为宝贵的财富，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不应该怠慢或轻蔑它。尽管艺术贵在创新，但只有知晓并掌握了传统的精要，你的创作才能真正出新，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我的“秘诀”是：终身学习、善于联想、精于表述、乐于分享。
①两篇文章分别是：《音乐创作表演学科的学术性认知》，发表于《人民音乐》2010年第6期；《关于我国艺术学学科学位体制及二级学科目录设置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于《音乐研究》2011年第4期。
②见贾达群《2003年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主旨报告》。
③见《上海音乐学院学科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表》2011。
④贾达群《结构分析学导引》，音乐艺术2004年第4期；贾达群《结构对位》，音乐研究2006年第4期。
篇6
2012年5月25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备受国内乃至全球瞩目的现代音乐盛会——第十届北京现代音乐节闭幕式演出隆重举行。仅有5部中外当代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获得在闭幕式上演出的殊荣，唯一一部中国作品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徐孟东的新作《幻想曲》。
这首以古琴名曲《流水》作为创意源泉、以中提琴为核心演奏乐器的交响音乐作品，被罗马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曲家詹姆斯·莫伯利，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华裔作曲家周龙，古根海姆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曲家叶小纲等国内外专家赞为“一部绝妙的、充满色彩和想象力的作品”。
徐孟东坦言，“写具有世界胸怀，又充满中国人文意蕴的音乐作品”是其艺术创作的精神坐标，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正是他作品收获赞誉的源头活水。
徐孟东以质朴、勤奋的人生态度和扎实、创新的创作思路，在科研、管理、创作上齐头并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高起点，引领开展学术前沿研究
2000年，徐孟东获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20世纪帕萨卡里亚研究》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对最新史料的精确研读和对作品特性敏锐、准确的把握，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这在全国音乐学领域是一个零的突破，显示出徐孟东教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突出的研究能力。同时，该论文选择同时代作品作为研究客体，预示着作者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起点。
在高起点上注重东西方结合研究，是徐孟东区别于其他研究创作者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东方人，基础就是大量地接触西方作品、技法以及观念，并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将其融汇到自己的创作中。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徐孟东深有感触：“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曾经有两次学习经历，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历时两年多，当时觉得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比如在音高的组织、节奏的组织、结构的组织上，觉得越复杂越好，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当时也写了很多作品，80年代末的时候在德国也得过奖，但是现在回过头来都不敢去看这些谱子，觉得写得不够好，而且没有把中国的东西融入进去。当时写的作品，喜欢采用序列主义手法，虽然其中运用了一些五声音阶的材料，但没有运用得很好，在控制音高、旋律方面不是很适当。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掌握西方20世纪的作曲技法以及观念，甚至是了解大量的作品还是非常有益的，必须要广泛、深入地去学习和研究。虽然大量地吸收学习，但那时并没有形成自己对创作风格比较客观、系统的认识……”
90年代末，徐孟东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转变，“90年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变，当时对于20世纪的作品研究得比较多，此外还比较关注在表现主义之前的印象主义和浪漫后期的东西，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觉得这些更多考虑的是音色和音响，在处理上让我更欣赏。”
攻读博士期间，徐孟东系统地研究了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德彪西的材料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全音阶，一种是五声音阶。他的五声音阶从来不变形，假定中间有转调，就用掩盖的方法，把转调的东西掩盖在管弦乐织体的下方，这给我很大启发。”
篇7
西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承办
中国艺术歌曲研讨会通知
中国歌唱艺术源远流长。艺术歌曲作为音乐创作的重要体裁、院校教学的必要内容和音乐会的组成部分，已成为人们音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然而长期以来，艺术歌曲的地位以及其本身在创作、表演、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常被人们所忽视。为进一步从创作、表演和教学领域推动中国艺术歌曲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拟于明年5月在兰州召开座谈会，就如下问题进行研讨：
1. 关于艺术歌曲的体裁界定；2. 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之历史回顾；3.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之现状；4. 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学研究；5. 罗忠、尚德义、陆在易等人的艺术歌曲创作之研究；6. 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与教学问题；7. 作曲家创作体会交流；8. 如何更好地传播、推广中国艺术歌曲。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要求：
1. 凡愿参加本研讨会者，请于2007年1月31日前寄交回执单。
2. 2007年4月1日前，组委会将发出第二次通知，通报会议筹备情况，并进一步核实您的论文题目。
3. 论文全文文本请于2007年4月31日前用A4纸激光打印（手稿亦可）寄组委会，并同时以电子邮件发送，以便集印并选入会议论集正式出版。
4.省略
组委会
2006年11月1日
第十二届全国音乐作品（民乐）
评奖近日揭晓
本刊讯由文化部主办、中央民族乐团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音乐作品（民乐）评奖近日揭晓。在2006年7月16日至10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音乐作品（民乐）评奖作品征集期间，共收到来自20个省市、46个报送单位的125部作品，本次比赛评委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曲家组成，他们是：刘文金、刘锡津、吴少雄、杨立青、李黎夫、饶余燕、徐占海、唐建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顾冠仁、程大兆、樊祖荫。
经过评委会的评选，有10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和10 部独奏、重奏和多种形式组合的作品获奖。获奖名单如下：
管弦乐作品
一等奖：《乐队协奏曲》（常平，中央音乐学院）；二等奖：《图腾》（李滨扬，中央音乐学院）、《乐之舞》（权吉浩，中央音乐学院）；三等奖：《庆节令》（王宁，中国音乐学院）、《云山雁邈》（红，中央音乐学院）；《音诗――丝路断想》（韩兰魁，西安音乐学院）；作品奖：《客风》（房晓敏，星海音乐学院）、《单鼓的传说》（赵夺良，沈阳音乐学院）、《一线天》（臧恒，南京艺术学院）、《京剧印象》（权吉浩，中国音乐学院）
独奏、重奏及多种形式组合作品
一等奖：《第三二胡狂想曲》（王建民，上海音乐学院）；二等奖：《酒狂》（梁文曦，中央音乐学院）、《西夜》（杨帆，上海音乐学院）；三等奖：《溯》（沈逸文，上海音乐学院）、《叙奏曲》（陆培，南京师范大学）、《情思》（于海英，沈阳音乐学院）；作品奖：《碎影》（贾国平，中央音乐学院）、《婆娑》（李美佳，中国音乐学院）、《非不――半边“悲怀”――新五架头》（王斐南，中央音乐学院）、《天鹅的十二月协奏》（吴羿明，中央音乐学院）
（新）
乔羽80华诞暨艺术生涯60周年
研讨会在京举办
11月16日，“老友新朋说乔羽――乔羽80华诞暨艺术生涯6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新闻大厦举办。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文化部副部长、词作家陈晓光及老中青词曲名家160余人聚集一堂，为敬仰的前辈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乔羽素有“词坛泰斗”之称，是全国第一届金唱片奖获得者，历任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创作员，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院长，中国剧协第四届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作品如：《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爱我中华》等都广为流传，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之作。研讨会上，大
家对乔羽60年的艺术生涯作了回顾。
香港中乐团举行“创团总监吴大江
纪念音乐会”
2006年10月13―14日，香港中乐团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了“创团总监吴大江纪念音乐会”。吴大江（1943―2001）于1977年出任香港中乐团创团音乐总监及指挥，带领香港的中乐活动进入职业化阶段，为香港中乐团奠下了稳健发展的基础。他的作品形式多样，除了电影、电视音乐之外，还改编了大量的中国民歌以及创作
大型的中、西管弦乐曲及中乐独奏曲。
音乐会由现任艺术总监阎惠昌指挥，选奏的都是吴大江的代表作品，包括为舞剧《东海奇缘》创作的序曲（1981）、《缘》（1981）、《胡笳十八拍》（1983）、改编自诺多尔江朝鲜族民谣的筝曲《诺多尔江边》和古筝协奏曲《七仙女》（1987）等。
（宁）
沈湘诞辰85周年纪念音乐会
为纪念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诞辰85周年，近日，北京、香港两地沈湘先生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音乐会。北京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先生的嫡传弟子黑海涛教授以学生音乐会的形式举办了此次纪念音乐会，并且邀请先生的夫人李晋玮教授莅临观听和指导。香港纪念音乐会则由沈湘先生20世纪6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弟子邹允真主持，并由邹允真的二十多位非专业的声乐学生登台演唱。
方可杰专场音乐会
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省艺术研究院、省音协、郑州日报社承办的“故土―――方可杰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于11月18日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苏夏、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任王世光、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和唐建平、郭文景、叶小纲等作曲家以及《人民音乐》副主编出席了音乐会。19日上午，有关专家参加了方可杰交响乐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和《人民音乐》等主办。
方可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音乐教育家苏夏教授，现任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以来致力于音乐创作，作品体裁广泛，包括交响乐、室内乐、舞蹈音乐、声乐和河南地方戏曲音乐等。1998年、2002年方可杰应北京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热巴舞曲》和《江山多娇》曾产生了普遍的反响，其中前者在2004年“金钟奖”中获奖。这两部作品连同管弦乐《大起板》、第一交响曲《故土》和定音鼓协奏曲《风》组成了18日的音乐会。此次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
演奏，谭利华执棒。
“中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
为促使人们不断去观察、思考与反省自身的音乐环境，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联合中国轻音乐学会，邀请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将于2006年底和2007年初主办首届“中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活动。此次活动的中心为“观察与思考・评论与沟通”，旨在征集一批有质量、有分量、思想导向正确、人文含量厚重的社会音乐文论作品。征文共有8个参考选题，研究者可根据不同专题提交论文，亦可围绕主题自拟论文方向。征文活动的获奖者可获得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播学会及中国轻音乐学会颁发的证书及其
他奖励。投稿截止日期为2007年3月5日，咨询电话：010-65783246。
中国交响乐团成功出演日本“中国文化节”
开幕式音乐会
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由中国文化部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共同主办的2006日本“中国文化节”于11月17日在东京隆重开幕，中国交响乐团应邀为开幕式演奏。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及副部长孟晓驷、中国驻日本大使以及日本皇室高圆宫久子妃、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扇千景、官房长官盐崎恭久等中日各界人士、团体20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音乐会。音乐会以日本作曲家团伊久磨的《庆典进行曲》开场，当乐队演奏到关峡根据京剧唱腔创作的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时，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感动。此外，李文平创作改编的管弦乐曲《日本随想
曲》也颇受欢迎。
（王廷瑛）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钢琴家罗伯特-
布洛克访问中央音乐学院
11月11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国际知名钢琴家罗伯特-布洛克先生（Robert Blocker）访问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师生为他的来访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王次院长向布洛克先生颁发了荣誉教授证书，并赠送了礼物。布洛克先生欣然接受了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教授的聘任，并高兴地表示将积极推动中央音乐学院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欢迎仪式结束后，布洛克先生还为广大师生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大师课。当晚，布洛克先生携手胡咏言艺术总监及乐队学院成员共同为听众朋友们献
上一场精心准备的音乐会。
（吴叶）
希腊国际指挥比赛杨洋喜摘金奖
11月12日，中国青年指挥家杨洋在希腊雅典举行的迪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s Mitropoulos）指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该比赛始于1996年，是希腊文化部为纪念已故希腊著名指挥家、作曲家迪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诞辰100周年设立的，指挥和作曲比赛两年轮流举办一次。比赛由希腊多彩交响乐团和雅典音乐厅承办。
今年的比赛共有44个国家的203名指挥报名参加，最终16名选手入围决赛。经过三轮比赛，杨洋表现出色，一举夺魁，成为该比赛举办十年来首次获得此殊荣的中国指挥。
（周美芬）
杨博在西班牙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
第11届胡里安・加亚雷国际声乐比赛9月23日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市落下帷幕，男高音、我国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学生杨博取得男声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并获得2000欧元的奖学金，这是中国选手在这一欧洲重要国际赛事中
取得的最好成绩。
来自世界各国的80多名选手参加了本届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杨博以超常发挥进入决赛，同时进入决赛的男选手还有一名美国男高音法比亚诺。比赛最终结果是一等奖空缺，美国选手夺得二等奖，杨博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荣誉奖及奖学金。担任此次国际比赛荣誉主席的是西班牙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贝尔冈扎。
杨博是在今年4月参加了由中国音协和加拿大20世纪歌舞剧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声乐比赛中国选拔赛暨大师班”活动而入选这一国际声乐比赛的。杨博和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童韬均被罗马尼亚布拉索夫歌剧院邀请，于今年10月至12月赴罗马尼亚参加歌剧演出。此外，德国盖尔森基兴歌剧院也已正式邀请杨博明年赴德国参加该歌剧院2007―2008演出
季的出活动。（张锡海）
四川音乐学院宁峰获帕格尼尼
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
四川音乐学院宁峰在10月1日结束的意大利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上，荣获第一名和其他两个奖项。这是四川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迄今为止在世界重大国际比赛上取得的
最佳成绩。
篇8
众所周知,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在钢琴改编曲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一份研究钢琴改编曲的重要文献曾这样评价李斯特在钢琴改编曲方面的贡献:“伟大的弗朗茨・李斯特是……钢琴改编曲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巨星。在李斯特一生数量浩大(的)音乐创作活动中,钢琴改编曲占有显著的地位,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作曲家,对于钢琴改编曲而言,李斯特可谓前无古人,后亦难以有来者超越。”【侯颖君,2006(一):17】应当说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不过李斯特的作曲家名声却常常因为他丰硕的改编曲实践而大打折扣。比如,肖邦就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李斯特:“当我以创作艺术家的角度想到李斯特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面红耳赤、矫揉造作的他……我觉得他偏离了艺术,偏离了创作的本质和创作的道德。以创作而论,他不上道。他洞悉一切,但他想乘别人的飞马登上缪斯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这些话仅止于你我之间――他是个卓越的装订师,只擅于将别人的作品装订在自己的封面里……”【莫里森,1996:42―43】一方面的评价是“巨星”,另一面的评价是“装订师”,两相比较,隐现各自的价值观倾向(如果肖邦作为一个作曲家,对改编曲实践的评语太过苛刻的话,接下来不妨再看音乐学家的看法)。
改编创作在西方常被归入“平庸音乐”[Trivialmusik]、“低等艺术”[die untere Kunst]“实用音乐”[Gebrauchsmusik]或“社交音乐”[umgangsm?]Big]等的行列,这种音乐一般被认为不具备(或缺乏)审美价值(而更多具备的是实用价值)。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尽管试图为这些音乐所遭受的贬低作辩护――认为对于此类音乐应采取不同于艺术音乐的另一种评价准绳,但言语之间也透露出不少无奈,例如他曾说:“根据美学标准,音乐被卷入一种不顾及作品的原有形象和意义的滥用中,这就是歪曲:一种庸俗化。从整体中拆出片断――把舒伯特的《菩提树》变成一首民间风味的歌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种在说明文字和角色变更方面的干预在美学的支配下都是令人怀疑的。……源于莫扎特降E大调的小步舞曲从交响乐中脱离出来并作为舞曲使用,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作品了;它已变为功能性的匿名作品。……把改编作为文章发表,署上改编人的名。似乎他是作者,这种处理――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出实用性音乐对审美统治性标准的服从、对同一性和不可触犯性以及独创性等概念的服从。‘社交性’的方法追求相互适应;但作为暴发户,它们变得平庸。”【达尔豪斯,2006:146】
而反观国内,学者对于钢琴改编曲的创造性和价值是充分肯定的,许多研究者都曾专门论及这一实践的积极意义。譬如,作曲家储望华曾谈到:“从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改编曲是普及中国钢琴作品的一条必经之路……并以此为起点,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钢琴创作。”【吴修林,2004:58;徐燕琴,2007:137】魏廷格将中国钢琴改编曲的一般意义归结为:1)引导音乐欣赏,提升审美质量;2)推动钢琴技巧的发展;3)增加新的审美价值。【魏廷格,1999:65】吴修林将中国钢琴改编曲的意义总结为四点:1)推动了中国音乐的普及;2)丰富世界钢琴音乐曲库,有助于让世界认识中国民族音乐;3)推动了民族音乐的表现方法和表现方式的探索,启迪了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4)对所被改编的原曲(传统器乐曲的)艺术价值作了进一步挖掘和发展。【吴修林,2004:58―59】侯颖君也在学位论文中谈到了钢琴改编曲对钢琴艺术发展的积极推动力:1)有利于音乐作品的推广及普及;2)推动钢琴音色向更丰富的层次发展;3)强化了钢琴技术向更高层发展的趋向。【侯颖君,2006(一):21】
几乎可以说,钢琴改编曲这一实践无论就其行为本身还是行为产品而言,在中国学界基本上是被肯定的。就此项研究所受重视的程度而言,中国(起码就近二十年的势头来看)是超过西方的。在西方音乐学界,改编曲现象不太能引发学术兴趣。首先,学术研究(特别是19世纪以后)更看重原创性(originality),一般认为“创新”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内在驱动力,研究音乐作品的“新意”更有助于把握音乐思想和音乐历史的演变脉络。而在多数学者看来,改编曲在原创性方面恰恰是值得怀疑的。哪怕是对于染指改编创作的大作曲家们(比如巴赫、李斯特、勃拉姆斯等),其权威学者(传记学者除外,作为生平事件,改编活动自然也会被严肃看待)也较少关注他们的改编曲;其次,改编创作大多是为了某种具体的用途(通常是为了适于某种乐器、某种编制、某种场合、某种兴趣或某种音乐以外的意图等),常被归入(如上所述)“平庸音乐”、“低等艺术”或“实用音乐”的行列,由此成为一个只为少数人感兴趣的边缘领域,较少作为独立、专门的研究课题,多是附属(缠绕)在其他课题之下(中),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中心区域。而我国近二三十年来却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从作曲家、理论家、表演者到普通的乐迷都有参与,文献数量庞大,且不乏有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者①。
由此可见,同一种实践,在中、西方的音乐学界所被赋予的学术尊严是不同的,对于其深层原因,笔者试探性地分析如下。
缘由反思:两种文化与学术背景
至于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在于历史与文化的方面。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1)在19世纪末西方音乐大规模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本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作曲”、“作曲家”和“作品”等概念。我们有传统记谱法,不过音乐仍主要靠口传和示范来传承,音乐“作品”不是音乐家的灵感创造,它在传承过程中经受着重构、替代和变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可与演奏相脱离的“作曲”、“作品”,以及可与演奏者分开的“职业作曲家”概念。【刘贞银,2008:56】进而,不难想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作曲家开始大规模尝试“改编”实践的时候,可供他们改编的“作品”是很有限的,他们需要大量地从民间取材,这就与西方改编者从现成作品中取材的情况有很大程度的不同②,民间素材的朴素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中国钢琴改编曲不可能不包含创造性劳动――必然地要求一个“从民间音乐”向“艺术音乐”的转换过程。2)钢琴是外来乐器,钢琴音乐自然也是外来艺术,中国在没有钢琴音乐资源和基础的情况下想要发展自己民族的钢琴音乐,则必然需要一个学习、摸索、试验的阶段,钢琴改编曲正是应合了这一历史需要的一种习作形式(可以使作曲家暂时不顾虑旋律写作以及受众在音乐理解方面的困难,而主要致力于钢琴音响和技术的探索),它是通向“钢琴原创曲”的一个有意义的准备阶段。因此从发展民族性钢琴音乐的历史进程来看,钢琴改编曲被赋予较高的意义和价值是合情合理的,这也与西方的情况不同。3)更退一步,从发展民族和声的历史进程(受音乐进化论的影响,当时包括王光祈等一批进步人士普遍认为,西方模式的多声音乐是音乐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民族的音乐需要向多声音乐的方向“进化”【王光祈,1923:124】)来看,钢琴是探索这一课题的最便捷的试验田地(我们的本土乐器中主要是单声性的,不宜用来探索民族和声),钢琴改编曲作为相关探索的重要形式之一,自然也被认可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看:1)中国音乐本身主要是单声性的,没有和声概念。钢琴作为一种外来的多声性乐器,其与中国音乐的本性是不符的,这意味着钢琴改编曲的作者需要卷入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编配和声以及运用织体(如何使和声与曲调相协调),在这两方面,改编者所做的其实不是改编(因为没有现成的东西供他改)而完全是创造。西方虽然也有类似的情况③,但考虑到改编主体的经验世界(和声因素对于早期中国作曲家而言是陌生的,而对于西方作曲家则是“自然”的)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为西方曲调配和声时所需协调的是同一种文化内部的两种元素,而为中国曲调配和声则需要协调的是两种文化元素,而其中一种元素――和声――本身也需要探索和创造,因为它不像西方那样有成熟的和声体系),中国的钢琴改编曲所需投入的创造性成分(其实是同时伴随着探索民族和声的努力)仍然要比西方更多④,因此其“相对价值”也就更大。2)就中、西方的“改编”实践背后的动因和用途而言,也存在层面的差别。西方人在进行乐曲改编时,其内心的驱动力多数是“个人性的”:或是出于改编者本人对某件乐器、音色的偏爱(如李斯特之于钢琴、柏辽兹之于乐队、海菲兹之于小提琴等),或是为了改编者本人能更好地炫技(如李斯特、陶西格、拉赫玛尼诺夫、西落蒂、霍洛维茨等等),或是为了改编者本人教学之用(如巴赫、布索尼等);而我国的钢琴改编曲则很少是出于这种“个人性的”原因,无论是为了借西方的媒体(钢琴)向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音乐,还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钢琴音乐,从而丰富我们的音乐资源(多一个品种),都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性、社会性、文化性”的诉求。“动机层面较高”,这也是致使钢琴改编曲在中国更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以上分析了钢琴改编曲这一实践在中、西方学界存在价值差异的几点原因,旨在唤起对相关课题的更多讨论,其中观点多属笔者一孔之见,未必充分和到位,恳请专家不吝指正。关于钢琴改编曲还有许多有意思的论题,比如其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关系问题,它的社会意义问题,它的发展方向问题等等,希望有更多同仁参与和关注。
参考文献
[1]陈文红《“时期”的钢琴音乐及其风格特征》,《中国音乐》,2006年第3期。
[2]达尔豪斯,卡尔:《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尹耀勤译,2006年版。
[3]代百生《何谓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钢琴音乐》,《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3期。
[4]侯颖君《论钢琴改编曲的音响、和声、材料和结构重组(一至七)》(硕士论文),连载于《钢琴艺术》2006年第11期至2007年第11期。
[5]刘贞银《东亚三国近现代音乐变迁的比较研究:西方影响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上海音乐学院内部资料,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月通过答辩,导师杨燕迪教授)。
[6](英)莫里森・布鲁斯:《李斯特》,赖慈芸译,萧韶审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原版1996)。
[7]Sadie, Stanley: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ed., Macmillam Publishers Limited (London, 2001). the entrances to “Arrangement” (Vol.2) and Transcription” (Vol.25)
[8]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编》,张静蔚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23。
[9]魏廷格《论王建中的钢琴改编曲》,《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
[10]吴修林《略论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及传统乐曲钢琴改编作品的特殊作用与意义》,《美与时代》2004年第5期(下)。
[11]吴榆《论传统乐曲钢琴改编曲与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夏滟洲《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研究: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上海音乐学院内部资料,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月通过答辩,导师杨燕迪教授)。
[13]徐彩虹《二十世纪中国钢琴作品简述》,《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14]徐燕琴《时期中国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征》,《文学教育》2007年第3期。
[15]杨秦生、李怀青、吴肖静《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概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6]叶朝晖《试论早期钢琴改编曲创作手法与观念:以钢琴曲〈蓝花花的故事〉为例》,《钢琴艺术》2005年第4期。
[17]赵丽《60―70年代中期中国钢琴改编曲创作之民族风格》,《成功(教育)》2007年第2期。
①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情况,至少已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以钢琴改编曲为!题,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朱晓玲(研究方向为钢琴演奏与教育,导师为司徒壁春教授)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李斯特钢琴改编曲的解析》(2005年5月通过答辩),和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硕士研究生侯颖君(研究方向为钢琴表演,导师为赵晓生教授)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钢琴改编曲的音响、和声、材料和结构重组》(2006年5月通过答辩)。
②在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到贝多芬的年代才最终定型的,但早在中世纪时期,“作曲”的意识就已经萌芽。【夏滟洲,2008:论文提要】
篇9
纵观中国钢琴教育的历史,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称之为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朦胧期。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处于启蒙阶段,钢琴教学和技术理论等都处于萌芽之中。俗语说,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各种事物发展的启蒙阶段至关重要,钢琴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因此本文选择了朦胧期这一时间点,对社会背景、音乐教育机构、钢琴教学状况及有代表性的钢琴人物的钢琴技术理论四个方面作简要的阐述。
一、朦胧期的文化背景
1840年爆发,西方列强的舰船利炮摧毁了清王朝的封建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的了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革。1915年,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张学习欧美科学文化,要求富国强兵。这场运动触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宗教、政治、教育、伦理到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钢琴也是因为教堂的开设和新学堂的兴办,在中国推广和应用开的。
二、音乐教育机构的应运而生
之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各地音乐界相继成立了多种形式的音乐社团,举办了多种音乐演出和讲习活动。此后,作为西洋乐器的钢琴,频频出现在各类音乐会上。
1927年11月27日,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任院长,萧友梅主持校政。1929年改为国立音专后,由萧友梅任院长。
国立音专是参照德、法等国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体制,建立起来的单科音乐大学,成立之初设声乐、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四个系,并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吸引了一批中外优秀的音乐家前去任教,其中高薪特聘俄籍钢琴家查哈罗夫教授,主持音专的钢琴教学工作,这是对中国钢琴艺术发展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
三、以梅・帕契和鲍里斯・查哈罗夫为代表的人物及钢琴教学技术理论
1.梅・帕契
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契先生于1904年在上海祖侨俱乐部举行独奏会,是外国钢琴家最早在中国公演的钢琴音乐会。梅?帕契先生是著名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长期居住在上海,担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指挥,使这个乐队的演奏水平一跃而被公誉为“远东第一”的交响乐队。梅・帕契先生在上海长期侨居直至终老,除演奏与指挥之外,还从事钢琴教学。
梅・帕契先生的钢琴教学非常严格,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和对坚实的指尖的训练。
首先,梅・帕契先生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傅雷先生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对梅先生的教学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帕契先生门下的二年”。傅聪先生在谈到他跟梅・帕契学琴时曾说;“这一年所有的好东西都没有了;让我手背上放个钢板练指头,钢板一掉下来就订。” 严格的手指技术成为大多数中国钢琴家们演奏的重要特点。
其次,梅?帕契先生强调对坚实的指尖训练,先生认为对坚实的指尖训练不仅用于弹奏古典乐曲、浪漫乐曲,还用于弹奏普罗柯菲耶夫、巴托克,甚至带有印象派情调的音乐。
梅・帕契先生的钢琴教学弹奏技术,对中国的钢琴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培养了中国老一辈钢琴家俞便民、张隽伟和后来的年轻钢琴家朱工一、周广仁、巫漪丽、傅聪等,他们都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并把这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之中,以至于严格的手指训练在中国现在的钢琴教学中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2.鲍里斯?查哈罗夫
鲍里斯?查哈罗夫先生是俄罗斯最早的钢琴学派创始人安娜?叶西波娃的学生,是普罗柯菲耶夫的同窗好友,后来还跟随戈多夫斯基学过一段时间。他有着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任教七年,以及舞台演奏的丰富经验,身兼钢琴教师和钢琴演奏家双重身份。
1927年中国建立了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设了我国第一个钢琴系,由俄罗斯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主持,使中国首次有了正规化、专业化的钢琴教育基地。正是查哈罗夫,使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钢琴教学,由原有处于较低水平迅速推进到合乎当时世界高等钢琴专业教学和艺术性演奏要求的水平线上,培养出了李献敏、丁善德、李翠贞、吴乐懿、范继森等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他的学生丁善德,于1935年5月11日在上海举行了毕业独奏音乐会,这是中国钢琴艺术史上第一次由中国钢琴家举办的钢琴独奏音乐会。正因为在中国钢琴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查哈罗夫被尊称为中国第一代钢琴家的宗师。
首先,查哈罗夫在钢琴教学中贯彻俄罗斯钢琴学派的美学与教学原则,致力于扎实的俄罗斯基本功训练,追求把优美如歌的旋律同技巧结合起来,使演奏既有干净有力的技巧,又有柔润美丽的音色。
其次,他注重手指技术,对于手型,他建议“感觉到手掌心好像抓住一个鸡蛋那样的”。但他也说过:“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手掌翻过来弹”。他注重对作品深刻且富有创造性的理解,讲究强烈的音乐个性和严谨周密的演奏布局。
正是以梅・帕契和鲍里斯・查哈罗夫等为代表的钢琴家们,给当时正处于朦胧期的中国钢琴教学,带来了严格的钢琴手指技术,使中国有了基本的,较为规范的钢琴教学技术理论。但是追求中国特色钢琴弹奏技术方面,由于这些外国钢琴家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美学知识的了解,因此在钢琴教学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音乐的理解,更多的是中国学生凭借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积累,有意无意的渗透到钢琴弹奏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年这一时期,中国的钢琴教教学有了最基础的框架:中国钢琴的专业教育机构基本确立,钢琴教学技术初步形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受到钢琴专业教育的年轻学子,他们活跃在中国的钢琴舞台,逐渐成为中国钢琴教育事业发展的栋梁,其中有不少后来成长为第一代钢琴家。这些都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钢琴教学技术理论的启蒙阶段。
参考文献
[1]陈丹曦. 半江瑟瑟半江红―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钢琴音乐. 福建艺术. 2001年第5期
[2]李松兰. 试论中国钢琴学派的萌芽.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3]程征.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傅雷著. 与傅聪谈音乐. 三联书店出版. 1995年
[5]黄岑 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机构与钢琴人物.见: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校学报),2001年第四期
[6]卞萌著, 卞善艺译. 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 华乐出版社. 1996年
[7]汪毓和. 20世纪华人音乐创作概述. 音乐研究. 1995年第1, 2, 3期
篇10
2.评价体系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学生首先需要确定答辩委员会教授组成员（4-6位）,要求包括专业表演、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四个方向的教授，以及论文导师。其次学生需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并通过之后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其主要用意在于检验博士生在其研究领域内的综合基本学识理论（substantiveknowledge）和职业技能（scholarlyandprofessionalexpertise），确保其有完成接下来博士论文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能力。综合基本学识理论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环节，出题内容必须包括专业演奏、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这四个方向。考试时间分为两天四个时间段，每位教授会给出两到三个问题，闭卷当场作答,主要以提交论文的形式。考试问题涵盖了几乎所有音乐时期的知识以及作品，例如：讨论20世纪初期法国的键盘音乐，至少包括四位主要的作曲家，详述各自的作曲风格以及运用具体的作品进行论证。音乐理论的教授会给出五个左右的谱例，让考生判断属于哪个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并详细论述分析原因。口试定在笔试完成后的两个星期内进行，博士候选人除了回答答辩委员会的提问，还要提交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进行陈述。对于钢琴演奏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职业技能考试是以资格审查音乐会的形式进行,钢琴系全体教授出席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通过。美国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有着很高的淘汰率，一般在20%-30%左右，如果不通过将无法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位进程。这也体现了美国艺术类博士培养极为苛刻严谨的标准，成为博士候选人仅仅是完成博士学位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中,钢琴演奏专业的学生需要举办三场独奏音乐会并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音乐艺术博士论文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提交：200页以上20万字的研究论文；100页论文连带一场和论文有关的projectrecita（l论文项目音乐会）；50页论文连带两场lecturerecital（演讲音乐会）。形式多样的论文提交形式，提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更适用于演奏专业的候选人。
二、对中国钢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中国钢琴演奏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从2005年起，开始面向全国招收艺术硕士研究生，此为音乐演奏专业目前国内的最高学位文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授予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演奏专业）的国家，从设立到现在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它整个系统的规范合理性、大量丰富的研究资源、众多在各领域汇集的一流的师资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精英教育体系。因此积极借鉴美国高校在专业培养模式上的成功经验和成熟体制，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对提高我国钢琴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上文论述中，已介绍了美国音乐艺术博士的专业培养模式的各个方面，在接下来的比较探析中，笔者通过研究中国主流音乐学院音乐硕士（钢琴演奏专业）的培养方案，综合分析美式先进体系的优势所在，提出了如下思考和改进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美国音乐艺术博士课程设置的连贯性、系统性、全面性、平衡性、多元性是其整个教育培养模式的精华所在，其主要优势体现在重点突出，环环相扣，构架严谨，搭配合理这几个方面。专业核心理论架构稳定成型，专业选修课程阵营强大，专业副修课程特色鲜明，专业方向（演奏）课生动精湛，其合理的基本课程系统架构确实值得国内各高校艺术专业关注并借鉴：基础理论课＋方法课＋诸门能够让学生掌握具体研究过程的专门研究课+演奏实践课+副专业课。这样的设置不仅使学生在课程选择时灵活性很大，对于拓展视野和深度也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学生在整个专业知识的学习体系中逐步形成良好完善的高素质研究素养和专业视角，在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课业学习中，学生融会贯通知识的综合能力，设置目标完成进度的执行能力无疑都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挥。国内目前钢琴专业研究生培养课程模式主要分为公共课+专业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课程方向齐全，可是每个方向中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的数量和种类较为单一。宏观、普适课程居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细化、深入研究课程缺乏。同时也存在课程结构设置比例不合理，内容缺乏前沿性等问题。（1）美国研究生阶段倡导的研讨导修课程模式值得借鉴，教授开课命题，如“德彪西音乐的风格研讨”、“美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研究”，学生在既定的范围内自由命题，做课堂研讨、开题报告、陈述展演、论文写作等，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在与本专业相结合的情况下，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2）应加强如“钢琴文献及作品研究”，“演奏方法与实践”“、方法研究”等钢琴专业学生所需的实践理论课程的开设。目前，国内除北京、上海几所重点院校外，开设这几门课程的艺术院校并不普遍。尤其是研究方法论，学会搜索与研究是研究生阶段一个重要历程，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重要依据。（3）注重跨学科领域交叉课程的发展也任重而道远。在国内主流音乐学院钢琴演奏硕士课程设置中没有对副修专业的硬性要求，单一的主修专业使得学生只能完全专注于演奏的探索，缺乏全面适用的知识储备，毕业之后在就业市场上其综合能力和就职空间受到影响。
2.创新培养机制目前国内各高校音乐艺术类钢琴专业研究生在完成规定课程后，学位培养考核模式为举办音乐会以及学位论文的提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考核手段单一，认定标准刻板，缺乏激励主动性学习等。针对表演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学位论文提交形式多样化上的创新和改革无疑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考量。比如，参考美国的经验，可以将传统的论文答辩改为论文+讲座音乐会的形式，边讲边弹，生动地将论据以演奏的方式呈现，并穿插对论点的陈述与讲解，全方位的将研究成果融入到最终极的音乐表现形式演奏当中去，在整个学位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评估，分析研究，演奏技巧，曲式理解，风格把握等多项音乐素养都会得到本质的提高。此外，艺术硕士学位的中期考核的制度也存在不足，大部分院校只是对课程完成情况的检查以及学分等级的测评，并无统一的对于硕士阶段所学课程以及本专业综合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的考核。美国音乐艺术博士为了保证学位获得者的质量水平所规定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已成为美国成熟的博士考核制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起到了中期考核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淘汰遴选手段。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在完成规定课程后，举行综合专业理论知识考试（笔试或口试），多次不合格者将不被授予硕士学位，在保证学位质量的同时，考核的形式多样化也促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不得不以理解参悟应用为目标，搭建条理清晰，脉络详细的知识体系，为今后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开拓多元化教学形式在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除了专业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还应注重学生，人文素质、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针对以表演为核心的理念，采用灵活教学方法，逐渐完成从单一向多元化综合性学科布局，独立和封闭的教学方式向开放互动教学的发展与转化。国内的表演专业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形式，美国音乐学院studioclass和pianoforum这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将独立封闭的教学方式向开放互动教学方法转化的起点。专业授课教授希望与学生在演奏上建立平等的交流，站在同一个高度探讨作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尤其是在studioclass这种新颖有效的课堂模式上，学生可以最大限度的通过相互展示评析克服表演的紧张，在相互切磋的气氛之下更好的掌握演奏技巧和艺术情感。单一封闭式教学容易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局限，陷入演奏瓶颈。其次，专业理论课的课程多种多样的形式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发。课堂讲授，讨论班组、文献阅读课、演讲展示、试听鉴赏，无论哪种授课形式都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课程内容随学科发展而不断变化，有利于学生掌握学科前沿动态。
篇11
音乐时空：提起您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扬琴演奏家”，事实上，您还曾跟随著名古琴演奏家李祥霆先生学习演奏古琴，这两件乐器在您的生活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月宁教授：所有乐器都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对我而言，与扬琴是天赐的缘分，它是我接触音乐的契机。而古琴则是我的选择，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热爱，我选择了这件古老的乐器。
音乐时空：可以说，您的人生是不断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的过程，您在匈牙利访学时期又对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
刘月宁教授：人生就是一个学习与感悟的过程，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只是当作学习的机会。匈牙利是音乐教育大国，柯达伊的音乐教育理念给我感触颇深，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要“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
音乐时空：后来，您又远赴印度访学，谈谈这段经历吧。
刘月宁教授：我是以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身份在德里大学音乐系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师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大师希夫・库玛・莎尔玛，他是一位将印度扬琴从民间音乐提升到古典音乐的先驱者，在印度古典音乐界有很高的声望。访学期间，我在加尔各答举办了“首次中印扬琴二重奏‘对话’”;在贾坎德邦举办了“首次中印民乐三重奏‘印度・中国’”;在克什米尔举办“首次中国音乐讲座音乐会”等多场中印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印度所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音乐时空：中国扬琴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有哪些区别呢？您是怎样进行融合的？
刘月宁教授：首先，演奏技法不同。中国扬琴的琴槌是竹制的，敲击时会产生很多颤动的音响;印度扬琴（桑图尔琴）的琴槌是木质的，演奏时要放在琴弦上来回滑动。其次，音乐风格不同。中国的扬琴音乐如同水墨画一般清丽脱俗;印度扬琴音乐更多的是宗教的冥想色彩。第三，文化背景不同。两个国家的扬琴音乐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尽管两种扬琴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也存在一些共性。我们要做的是坚持中国扬琴民族性的同时，寻找二者的共性，最终达到完美的融合。
音乐时空：作为“音乐外交家”您的足迹已经遍及欧、亚、美等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呢？
刘月宁教授：众所周知，扬琴是一件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它的发源地是在中东地区，今年我与伊朗音乐家有合作计划，期待扬琴的“寻根”之旅。
音乐时空：目前，音乐孔子学院也是您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有近三年，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刘月宁教授：2012年6月，经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批准，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建立了全球首家以“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海外文化传播”为核心的孔子学院，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专门成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代表学院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境外大学合作建设管理音乐孔子学院，同时举办多种形式的中国音乐海外传播文化活动及研究项目，与世界各国分享美妙的中国音乐。
自成立至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以音乐孔子学院为平台举办了多项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音乐文化活动，其中包括2012年6月的“音乐孔子学院揭牌典礼暨庆典音乐会”，2013年5月的“音乐孔子学院首届音乐节暨启动仪式”，2013年8月的“音乐孔子学院丹麦皇室夏季城堡专场音乐会”，2014年10月的“音乐孔子学院第二届音乐节暨中国日系列活动”等等。
同时，通过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派往丹麦的学院教师及音乐特长教师志愿者，也先后在多所丹麦高中开展中国乐器教学与讲座，并在2013年11月的立陶宛中国音乐周、2014年3月丹麦驻华大使馆官邸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展示了高水平的中国音乐。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孔子音乐学院办公室”还在国家汉办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承办了多项音乐文化交流与研究项目，这方面包括2013年12月的“首届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国际高端论坛及主题音乐会”，2014年7月的“首期北京/天津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2014年10月的“‘纪念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代表团欧洲巡演”以及2014年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作出版的《百首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全国音乐文化领域的人才与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要求，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正式批准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于2014年9月落户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时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怎样的工程？
刘月宁教授：“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国唯一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为核心的新平台，协调国内外艺术院校与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具有教学、演出、科研与体验等多种综合型功能。“基地”以项目的形式举办各类中外音乐文化国际教育与交流活动，今年1月3日举办的“‘同一首歌’中德少年合唱团新年交流音乐会”就是“基地”揭牌的第一个项目。
音乐时空：音乐孔子学院的课程是否会被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纳入教学计划？
刘月宁教授：我们的中国音乐文化欣赏课将于今年9月成为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选修学分课程。
音乐时空：您在去年接受网易采访时提到建立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的倡议，现在教育部是否已经落实？
刘月宁教授：这是全国政协的提案，也是个庞大的工程，目前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音乐时空：您很重视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外国受众的审美习惯，在具体教学、演出中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
篇12
成长履历
音乐之路异常艰辛曲折
1951年10月，谢嘉幸出生于武汉，父亲谢旭和母亲胡朗都是四十年代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声乐专业的毕业生。谢嘉幸从小听着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长大，七岁时即在首届“银城之春”音乐会上登台演奏钢琴曲《牧童短笛》，同很多音乐世家的孩子一样，音乐一直伴随在他的生命中。
十二岁时，谢嘉幸以钢琴专业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却因学院解决不了校舍问题，领取入学通知书后未能入学。第二年再考附中，因当时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虽名列前茅，又被父亲的“历史问题”所影响而未能录取，他童年的音乐梦就这样破灭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谢嘉幸和其他兄弟姐妹一同在农闲时的田间地头给老乡们演奏，这段蹉跎岁月一度就是七年。后因有音乐特长，他被调到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开始在小学，后来调到中学；开始在农村，后来在厦门师范学校任代课音乐教师。不管在哪里任教，他都尽心尽责，教学之外，他自学音乐理论作曲技法，为孩子们和学校创作了不少歌曲。
1977年恢复高考，对学习如饥似渴的谢嘉幸，虽考试成绩优秀，但由于其他原因仍然没有被录取。谢嘉幸并不气馁，就这样他每年拿高分，但每年因政审不合格而落榜，直到第四年，他的年龄已经超过高考要求，只得放弃高考。为了实现大学梦，他先到集美师专进修了一年，后又只身北上，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干部进修班学习了两年。此时，没有本科学历的他，在夫人的支持下，决心直接考研，先在天津音乐学院试考了一次，专业成绩优秀，却因英语的底子薄未被录取。这次考试给了他信心，感慨这是人生最成功的一次失败，又自学了两年，1986年，终于考上了李西安老师的作曲研究生。从第一次拿到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录取通知书，到真正走进音乐学院的大门，谢嘉幸花了整整二十五年。他常开玩笑说：“范进考了二十四年中举，我考了二十五年入研，范进疯了，我却没疯。”1988年，谢嘉幸拿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8年，时任学院研究部副主任的谢嘉幸，又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四十七岁。
谢嘉幸一直很庆幸自己能成为李西安老师的学生。李西安是中国音乐理论的先行者，思路开阔，在音乐思想建设上富有远见和创意，也特别保护和提携年轻一代。李老师从最早对中国现代音乐青年作曲家和理论家的关爱与支持，九十年代率先成立华夏民乐室内乐团，到提出“走出大峡谷”、“构建传统与现代张力场”理论，积极倡导在高等音乐教育中重视对传统音乐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尽管已经毕业多年，李老师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谢嘉幸在专业上的思考与发展。
谢嘉幸会走上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道路，也是受李西安老师的指引。1988年，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李老师在中国音乐学院开创新专业，其中就包括音乐教育专业。谢嘉幸承担了论证这一专业的任务，这当然与他当过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经历有关。当时，谢嘉幸答应给李西安老师十天时间来起草专业的论证报告，精彩的报告和论证答辩，使谢嘉幸承担起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干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无怨无悔，也干得硕果累累。
因为有多年在基层从事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经历，谢嘉幸的研究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谈。1999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音乐教育专著《走进音乐》，结合专业院校作曲专业的音乐分析法与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欣赏教学法，通过图式的直观形式，深入浅出地将作曲专业知识术语直接用于普通学生音乐欣赏课的聆听训练中，首创“音乐鉴赏水平的整体训练与评估”方
法，先后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讲习班中，受到几千名音乐教师、音乐专业学生以及音乐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同年，他在“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上《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将地区学校音乐教育融入地域文化和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内容，突出各地本土音乐文化教育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全国音乐教育界引起广泛反响。
1999年到2000年间，谢嘉幸出访德国，与德国不来梅大学开展中德音乐教育比较课题，完成了作为国家教委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课题成果的《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回国后，谢嘉幸积极参与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会的各项活动，并当选为会长。2001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发表了论文《学校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他先后担任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九五”、“十五”规划重点项目课题《学校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研究》负责人，北京教委“十五”重点课题《北京地区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与学校教育》负责人。2003年，谢嘉幸应聘为国际音乐教育会第四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顾问，并作为该年会亚洲地区唯一的主题演讲嘉宾。之后的十二年，他每年都带着自己的学生携课题参加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举办的世界与地区国际学术会议，积极为年轻音乐学子开拓视野，促进和推动国际间音乐教育的交流和互动。
在很多人对音乐工作者的认识还停留在唯技术、唯虚荣、唯利益的世俗层面时，谢嘉幸提出“为人生而音乐”，将在音乐高等学府专业音乐学习的刻苦过程，激发为一种自觉用音乐表达人生的生命过程。
在教学领域，谢嘉幸多年来的教学科研成果《音乐教育与教学法》在“十一五”期间就被评为国家级教材，他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唯一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音乐教育基础》负责人， 2013年，该课程再次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资源共享课。除此之外，他的《音乐的鉴赏与批评》《音乐学分析》等多门课程被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超星学术视频网录制播放。
谢嘉幸不仅是一位教学型人才，更是一位理论型人才。著名科学哲学家赵洪洲，在看了他的《反熵・生命意识・创造》一书的初稿后，写下这样的诗句：“中国哲学有八斗，南纪北谢占六斗（“南纪”指科学哲学家、上海社科院的纪树立 ）。”后来，他又发表了《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文章，在相关领域也引起不小反响。当然，谢嘉幸本人并没有自视甚高，他认为哲学仅是他的兴趣。1998年考入音乐美学专业，师从张前教授攻读音乐美学博士学位，并以优秀的质量完成博士论文《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是他理论建树的一个转折点，该著作2007年获中国音协“金钟奖”首届理论评论奖三等奖，2009年获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学校成就
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2005年，谢嘉幸被任命为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这使他有机会将自己一直关注和研究的理论课题落实为全校的学术性活动，不仅自己顺利完成一次华丽转身，成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同时为提升学院整体学术地位和声望起到积极作用。
在任多年，谢嘉幸亲自策划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
其一，主持研究所工作后，将本院及院外的著名教授李西安、樊祖荫、赵宋光、乔建中、沈洽等返聘回所里，请他们出选题，参与课题设立和研究，不仅调动和发挥了老一代音乐家的知识才学与科研经验，也丰富和延伸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开展。
其二，提出并落实对学院专
业上成绩斐然的老音乐教育家、艺术家进行有计划的抢救性采访，完成“口述”系列，现已完成包括赵宋光、董维松、耿生廉、李凌、施万春等多位老专家的口述专辑出版。2011年，解放以来我国高等艺术院校开设民歌教学的先行者耿生廉教授，没等到自己的口述样书印出来就去世了，如果不是采访及时，老教授一生的经历及贡献，也许就随着岁月而消失无踪了。为此，谢嘉幸表示一定要将口述项目做下去。
其三，2010 年，与著名作曲家瞿小松教授策划并组织了由学院研究生处、音乐研究所与作曲系共同主办的“音乐纵横三人谈”系列讲座，至今连续举办了几十期讲座，已经成为学院一门颇具特色和学术品格的研究生课程。讲座选题围绕“传统”这一永恒话题，从纵向到横向涉及广泛，应邀参与讲座的特邀嘉宾有美术家陈文骥教授，中国新音乐歌者龚琳娜及德籍丈夫老锣，香港“进念・二十面体”创团成员及联合艺术总监、华人实验艺术先驱荣念曾先生，中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戏剧导演李六乙先生，中国现当代新诗先行者、作家哑默先生，第七代电影导演佼佼者、澳大利亚总统奖得主程裕苏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以及著名作曲家施万春、叶小纲，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等等。谢嘉幸在具体组织落实各场讲座过程中，与近百位跨地区、跨文化、跨领域的艺术家联系交往展开对话和讨论，共同确立论坛话题和思考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表现出在开拓未来艺术和文化方面富有前瞻性的开阔视野。
其四，作为音研所所长，为提升学院学术地位，谢嘉幸协助学院成功申办了音乐学博士授权单位（2005），而后又成功申办了少数民族高等人才培养基地（2009）和博士后流动站（2013），这些成功直接提升了学院的办学建制规格、招生规模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
其五，中国音乐学院始终以传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鉴于此，2009年学院创建了由北京市教委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共同主办、学院承办的“北京传统音乐节”，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并于2012年获得全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民族节庆”奖。谢嘉幸亲自参与了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创办和每届的主题策划组织落实，他说：“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举办是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紧密结合的。传统是根，传统是河，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是时代赋予新一代音乐工作者的使命。中国音乐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专门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而建的专业音乐院校，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声乐、器乐与音乐学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学术界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逐渐重视，自2009年起，每一届音乐节我们都突出了不同的民族音乐文化主题，如2011年的戏曲主题、2012年的‘大河颂’主题以及2013年的‘礼乐重建’主题，展现了从‘北京的北京’、‘中国的北京’以至‘世界的北京’的宏大画卷。音乐节邀请来自欧美、亚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的海内外音乐家与艺术团体、音乐家、艺术家参与学术活动与演出，共举办了数百场音乐演出、大师班讲座和学术研讨会，不仅为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展现出人类文化历史传统的源远流长以及多元文化对人类未来的展望。传承，要求我们继承历史上无数前辈留给我们的音乐瑰宝；发展，要求我们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在当代的流传之中加入我们的一己之力；弘扬，就是要我们通过努力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深入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
至今，每年一届的北京传统音乐节已经不仅是一个专业音乐院校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而成为有全市百姓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和北京市文化形象的一张名片。
其六，2010年，谢嘉幸策划并参与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堪称音乐教育领域的“奥林匹克”大会，本届大会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届，按照教育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所言，该大会“无与伦比”，共有来自国内外四千多名正式代表、三千多名表演艺术家，共九千多人参加了历时一个星期的大会。会期共举办了七百多场研讨会、一百六十五个工作坊、一百零三场音乐会，赢得了来自世界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教育家、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高度赞誉，实现了中国跻身世界音乐教育行列的多年梦想。
其七，2012年9月，谢嘉幸组织团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招标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在全国二十多所院校申报竞标中胜出。该课题内容之重大，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表述中见出。该课题推进一年来，已取得不少成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繁荣中华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其八，近两年，谢嘉幸就建立中国当代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任务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他从中华各民族传统音乐的普查、保护、研究、展示，中华各地区音乐文化的梳理、描述、整合、开发，民族各地区音乐文化资源的吸纳，推动北京音乐文化建设，建立中华民族音乐文展示范区，面向世界建立传播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全球网络等方面，通过理论建设和实地深入走访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提出并落实在全国相关地区建立多个“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实践基地”。
妻子口述
淡名利严于己的工作狂
学院的科研、教学以及学术活动，几乎排满谢老师每年的时间表，留给自己和家人的时间有限，好在谢夫人知书达理，而且两人当年是福建同一学校的师生恋，曾经同甘共苦，感情甚笃。
“嘉幸开朗、热情、乐观，为人本分老实，但遇事执着。从我认识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勤奋好学。他的一家人尽管饱受磨难，但内心依然充满感恩与爱。
“嘉幸从小钢琴弹得很好，上山下乡后，他劳动之余写剧本，组织演出，十分活跃。经历的坎坷并没有影响嘉幸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因为父亲受迫害，他做音乐家的理想一直到1986年考上音院研究生才得以实现，谢老因此称赞这个最用功的儿子是‘兄弟姐妹中的长跑冠军’。他爱好广泛，对文学、物理都很有兴趣，所以和音乐界的‘鬼才’赵宋光老师特别谈得来。他的英语完全靠自学达到如今的水平，现在出国参加学术会议都可以用英语与外国同行交流。
“我和嘉幸是1978年在师范学校认识的，他是我的老师，可以说是师生恋。我毕业后在老家教小学，嘉幸调回厦门集美师专教书，我们82年结婚后，他就到北京学习。女儿85年出生，为了有益于孩子的成长，他在女儿三岁时把孩子接到北京带了三年，但因为上小学要北京户口，结果女儿只得回厦门上学。我们分居了十二年，我和女儿的户口一直都没解决，直到1994年，户口关系才通过厦门驻京办事处解决。
“他有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他在中音院所开的研究生课程已经讲了十多年，但每次上课仍提前备课，翻阅大量国内外最前沿的纸质资料和音响资料，力图让每次授课内容都有更新，因此学生特别爱上他的课，他也多次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
“他全身心为学院工作而忙，但从不邀功请赏。有时我也会埋怨说：‘很多人只为自己的教学和专业忙，你一个学者又不是院领导，何必考虑那么多自己专业以外的事。’但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很理解他。家里的事他基本顾不上，连女儿小时候的家长会都是我去参加。女儿特别像他，兴趣爱好广泛，小时候一直学钢琴，但因为文化课好，最后没有选择音乐专业。女儿考上清华大学生物系，后又就读美国生命科学专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拿全额奖学金，已经完全独立了。”
在谢夫人形容女儿很像爸爸的一刻，我似乎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骄傲，听得出话里有埋怨，但更多的是多年来相濡以沫的心心相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