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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
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交易且借助科层组织的指令来完成的,投入生产的资本形态主要有二种,一是物质资本(物质的,如土地、机器、货币、房屋等);二是人力资本,即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和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和贝克尔(GaryBecker)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企业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已构成决定企业成败与否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已为人们所广泛共识。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了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
近年来,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促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和林南(LinNan)在个人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关系领域的研究,使其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拓者。“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罗瑞(G.C.Loury)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a)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正式提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并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规模和数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普特南(RobertPutnam)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而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普特南开创性地把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应用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提高社会的效率,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尔曼(JamesColeman)从结构和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一个集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它是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实体,这些构成了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在这种结构框架中,它们促进了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的某些行动”。福山(Fukuyama)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剂,可以使个人、群体或组织更高效地运作……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拥有社会资本多的地方,能够形成较大范围的诚信关系和合作关系,致使社会成本降低,从而导致其他交易成本低”福山的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结构纳入到文化的范畴,突出了文化传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工作和组织问题、企业家和企业绩效问题、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社会资本与民主、民主与政
府治理、公民精神与公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社会资本可以创造新价值、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C.North)指出,经济史上的每次重大变迁都源于稀缺生产要素的更迭。比如,从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时,稀缺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土地;而在工业社会中,用于购置机器设备的货币资本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要素;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时,计算机技术、网络就成为了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同时,网络也就成为了稀缺要素。与此相适应,兼具网络与信息传递功能的社会资本(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为社会网络)就成为了把“网络”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的、新的资本形态。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即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它体现为:(1)个人关系;(2)成员身份;(3)社会网络;(4)信任关系。以上这些要素均可称作“社会资本”,一是因为它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二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值,是无形资产。个人关系可以打通阻碍,减少运行程序,提高效率;成员身份可以享用组织或网络提供的内部资源;社会网络可以让其找到归属感或证明其成员的社会存在,从而提升其信誉度,并利用网络节点汇集而来的各种资源;信任关系可以让其形成合作,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易顺利达成。总之,社会资本能够创造价值,可以使各种资源要素得到增值。其“增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创造新的价值;二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即信任或信用、社会网络和规范体系。一般说来,经济社会的运行有赖于信任或信用,人际关系的持久也同样要靠信任来维持,没有信任,就不会有任何组织机构或网络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社会结构的产生。而信任或信用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和社会规范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是否选择诚信,主要由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原则来决定。那么,社会资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经济绩效的呢?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经济社会主体之间的反复博弈而逐步生产、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交易的频率和次数,减少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实现网络效应,为参与者或交易者提供便利,比如,与“老客户”做交易的费用和风险要远远小于同陌生人交易的成本。社会网络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信用附加,它可以赋予人们交叉交易、多边交易、多次交易的机会,成员从社会网络中会明显地获得溢出收益,这就是社会网络的优势及其吸引力所在。
与市场制度中的契约及企业制度中的产权相比,社会资本不仅交易费用低,组织费用也低。社会资本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协调、对互动能力与合作潜力的开发,增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使其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具有明显的倍增放大或乘数效应。因此,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的存在既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厂商如果不能营造足够多的社会资本,就很难获得持续长期的市场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化,深谙社会资本的营造和交易之道,以发挥企业的战略优势,占领市场经济的制高点。
社会资本强调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网络、公共精神、宗亲关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为什么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而经济发展水平却有着巨大差别呢?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和法律实施成本,产生溢出效应,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诚实合作和集体主义行为有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社会资本理论把体现个人主义的利己动机与体现集体主义的利他动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统一,有效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关系。三是提高社会资本水平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信任和互惠。
三、社会资本从文化、信仰、道德、价值体系等方面来发挥其作用
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包括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人际关系和共有信息等,国家的法律体系、道德水准、民主制度、先进文化、民族凝聚力等都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既有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也受到制度设计和文化遗产等社会资本因素的制约,并且,随着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社会资本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显著。
按照社会资本的性质来看,社会网络和人们的信仰、道德、价值体系等主观因素,都具有了“资本”的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以声誉、社会地位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它的出现说明了良好社会运行的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社会资本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隐性的,是一种无形的、渗透性的、难以转移的资本;另一方面它对于每一个受益者来说,不需付出什么成本,是一种公共品。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但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需要不断地投入与更新;个人、社会和政府通过适当“投资”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社会资本发生的前提在于个体是否愿意通过自愿联接的各种方式——市场、俱乐部、志愿者、协会、非政府组织等,来加入社区或一些组织并积极参与其活动。
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流失得很严重,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越来越低,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大大下降,从而使得人们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热情大幅度降低。社会资本的流失导致一系列社会不良现象的产生,如犯罪、单亲家庭、离婚率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增加、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抵制等等。近年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社会资本理论向我们揭示,人类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仅仅凭借国家力量或市场力量都无法得到解决,通过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昂贵的民主法律程序也不容易得到改善。相反,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结合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分析与实际应用,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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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此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一论述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矛盾。其实,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因为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实现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
无论是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揭示出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由此,他认为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此,“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利益主体“现实人”的利益,而他们自己的创造活动不过是实现其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因此,“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由于受自身条件及所处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应,它构成了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条件和社会基础。
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研究稀缺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最优配置问题,即研究在资源稀缺这一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问题。其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决定了追求自利的“经济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人们因追逐利益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之中,并且这种冲突还会进一步扩展为对利益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争夺,尤其是对有利于自身利益实现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争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其实都反映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追求自利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是相互对立的。休谟在论及顺利合作的障碍时对这种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一切东西都以同样充足的数量供应给人们,或人人对人人相予相爱一如对待自己,则人类将不知公正或不公正为何物。”因此,“公正只能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的供应相对于人的需要有所欠缺的状况。为防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避免社会陷入“霍布斯丛林”状态,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彼此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进行自觉地、有意识地协调,以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确定的社会关系,由此导致制度的产生。可见,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合理约束,以实现利益关系的协调。
二、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处于全面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利益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中国经济转型最显著的结果是传统的单一国有制经济关系的分化,与国家所有制并存的非国家所有制结构被创造出来,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个体以及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新的格局下,除国家外,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也成为分配主体;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的从业者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居民除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2.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进行,我国初步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分配主体呈多元化态势。与此相适应,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分配格局,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明确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居民除工资收入外,还可获得投资收入、经营收入等其他形式的收入,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主体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同一所有制的不同经济单位之间、同一经济单位的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相互之间,在利益状态、利益实现等方面呈现巨大差别,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
3.利益实现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利益主体和利益形式的单一性和同质化,个人利益主要由国家计划直接掌握与调控,利益的实现是通过计划手段达成的。这种由国家计划掌控的物质利益分配制度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特点,因此社会利益格局具有简单化和一致性的特点,收入差距并不突出。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实现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计划化走向了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秉持要素贡献原则,即依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贡献进行分配。对于每一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来说,其收入获得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计划分配的结果,而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结果,并且这种市场交易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主体的初始资源禀赋、市场状况和市场能力,这样,利益的实现越来越通过市场关系表现出来,利益实现机制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
三、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
冲突亦称为抵触、矛盾、争议,是在“机会”或“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系统中利益对立的各方争夺自身利益所导致的结果。冲突是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发生在不相容的需要、愿望、想法、利益之间,而且是冲突各方无法同时获得满足的时候。因此,冲突各方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利益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因此,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差异。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人们如饥似渴地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在实现利益上所产生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这样,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程度不同的矛盾便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在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又引起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
1.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激励,社会经济发展片面地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造成环境危机,为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
2.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所决定的“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的非均衡发展,并形成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期虽有所减小,但近年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是2.5倍,1985年是1.9倍,到2004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镇居民所能获得的各种实物性收入和所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性补贴考虑进去,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有学者估计这种差距可能达到4~5倍,甚至6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
3.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转变,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个体、私营及外资等不同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由于不同所有制职工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也产生了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4.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拥有了不同的市场力量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形成了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二者之间的效益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迅速拉大,形成了高收入的垄断行业与低收入的非垄断行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1978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470元,最高的电力、煤气、供水的年收入为850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81倍;2004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7611元,最高的金融业则为26982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3.55倍。导致“能力强不如入对行”的局面。
5,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是区域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面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使东、中、西部差距迅速拉大,导致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以上海、河南、贵州作为东、中、西三地区的样本进行比较,1996年上海人均GDP是河南的5.5倍,贵州的10.6倍,到2004年,这一比率跃升为5.8倍和13.1倍。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是全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不仅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为全国和东部提供着生态公共产品。但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由于缺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其结果是东部地区独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西部地区则独自承担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恶果,由此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的利益冲突。6.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这一矛盾主要是由经济体制的改革所引起的。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主要是下岗职工与在岗职工在切身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下岗职工与企业领导在生活保障与安置方面形成的利益冲突。二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矛盾,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一些私营企业存在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偏低、劳动时间偏长以及拖欠职212512资、限制职工人身自由等问题,从而导致职工不满而引起矛盾冲突。据广东省总工会对全省12个城市的调查,民工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
7.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根据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等四项指标及其所决定的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划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所拥有和支配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同,形成了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利益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利益群体。强势利益群体凭借所掌控的各种资源优势,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左右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利己之实。而弱势群体由于“权利贫困”,在经济转型中处于不利地位,既无法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收益,又不得不承担改革的成本。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使我国近几年的经济转型呈现出“改革效益强势化”和“改革成本弱势化”的特征,加剧了强势利益群体与弱势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造成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
四、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的途径
利益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要正确认识利益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同时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协调利益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妥善化解各种利益矛盾,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
1.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要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一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实现的前提是利益的充分表达,因此应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有表达的渠道和途径。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决策听证制度及政务公开制度,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建立科学的反映社会利益格局的信息指标体系,科学及时地反映社会利益的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增强公共政策对利益格局变动的反应敏感度和调节的针对性。二是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发挥国家的利益宏观调节作用,通过法律的、制度的、政策的措施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促进城乡、区域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三是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经济转型的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在此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向利益受损者提供一定的补偿。利益补偿机制的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这是化解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
(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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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被工具化了的科学技术、金钱、地位成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目的。这种观念使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充斥着人们对于现实的选择,双方互相怀疑,不信任,自我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被过度放大,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被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目的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人格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诱惑和欲望的出现势必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从而诱发一系列不安定因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已经被束缚和压抑所代替。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这种状况,社会将朝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将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生活世界也将被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重要力量。交往的主体是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交往理论的研究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正确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与和谐为核心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相通之处,提倡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用真诚的“对话”方式来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争端和冲突,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并就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就社会、主客观世界中的问题和事物进行沟通和协商的同时,需要始终遵循言语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要求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不应该将对方当作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要在满足各方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自由基础之上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是实现彼此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交流之前个体本身必须具有自由,强迫、禁锢和单方面的控制个体将破坏人类正常的交往。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在构建人际交往方面规范了基本准则和行为指南,也为保障人权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社会化能够加大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加强培养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社会方面的和谐体现在社会分工方面社会能够公正公平的分配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并且也能够给每个个体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意识、个性的机遇和平台。每个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使二者之间能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统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模式。在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方面应遵循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使得公众能够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监督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得以有序、自由地表达。因此,应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交往主体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提供相等的条件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中权利和进入相应的表达场所的资格。惟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制度,才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众的利益,从而扩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和热情度,才能有效减少矛盾和冲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就是人类的需求和自然供给之间的矛盾。纵观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曾多次被破坏,主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衡。在当今的世界上,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口数量的激增,人类亟待解决来自自然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通过全人类的相互交往加强合作,一面关注人类,一面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的平衡发展,从而共度难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
(四)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和谐
国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复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和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国际交往中,要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理论基础,倡导用平等的文化对话方式去解决国家与国家的问题,尊重不同文化传统、政治和,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相互理解,真诚相对,通过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沟通与协作的能力,促进人类社会在交往中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