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民风民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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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蒙古族是的主体民族，自古以来生活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可以说蒙古族民俗游是内蒙古旅游的支撑，游客来内蒙古旅游很大程度上都是来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蒙古包，希望骑马纵横在草原上感受一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政府和旅游部门对旅游投入也逐年增加，各个民俗旅游点也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了内蒙古的旅游影响力。随着内蒙游客逐年增加，内蒙古的旅游收入也取得巨大的突破，促进了内蒙古旅游业的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和民族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也改变了蒙古族地区淳朴的民风，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内蒙古民俗旅游业的发展。

尽管旅游是一项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现象的活动，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一项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必须讲经济效益。这一特性决定了在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给当地民族带来经济、社会、环境等一系列积极的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很多事实已证明，伴随着民俗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一些消极的影响已开始出现并显示出其潜在的威胁，在内蒙古地区，民俗旅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但因保护工作被忽视，加上工作中的某些短视行为，民俗旅游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民俗旅游开发给蒙古族传统文化带来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淳朴的民俗民风商品化

蒙古族的古朴习俗是蒙古族民俗旅游的主要资源之一。它之所以能成为旅游吸引物，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它有它各自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十里不同俗，它具有不可替代性。怎样在出售这些传统习俗礼仪时保存其内在的固有价值，是蒙古族民俗旅游开发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毫无考虑地无选择地把蒙古族的习俗礼仪包装成旅游商品出售给旅游者，有可能使得这些特定含义的习俗礼仪商品化，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并给当地的民俗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在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度商品化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褪色，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和赚取经济利润，开发商让当地人民改变了自己传统习俗及一些仪式的原有功能，使之变成商品。例如：蒙古族素以“热情好客”，“真诚”著称，七八十年代，来草原旅游的游客到牧民家去做客，游客与牧民间的关系是非盈利关系，客人或游客到了牧民家中，牧民们会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最好的食品来招待远方的客人，为客人唱劝酒歌，并献上神圣的哈达。主宾之间相互推让客人可能留下一点点招待费以表示对牧民的感谢。但是在今天，旅游这一经济活动改变了原来牧民与游客之间的这种淳朴的关系，使得到牧民家吃饭、祝酒和献哈达这一传统的蒙古族待客风俗蒙上了浓重的商业气息，如今这一活动是要付给牧民钱的。

2　蒙古族传统价值观的改变

蒙古族民俗旅游的开发确实给当地的蒙古族群众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旅游商品市场，很多群众在旅游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纷纷进入景区从事个体经营。随着旅游业的日益繁荣和发展，经营人数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使得景区内商业气息浓重，民俗文化气息随之就变淡了，使游客失去了对民俗旅游景区的兴趣。内蒙古地区的民俗旅游景点内，像各个草原景区，从出售传统民族工艺品、当地的土特产到为游客提供背包等。虽然这为繁荣旅游市场、满足游客需求、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商品经济阶段所固有的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本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些原本淳朴的人们中。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一方面对外面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懒于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赚得美好的生活，他们有时就用不正当的方式积聚财富，使得风俗淳朴的民族地区出现了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甚至偷盗抢劫以及一些赌博等现象，这不仅损害了游客的利益，也损害了当地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民俗旅游的发展。

3　扭曲了某些传统技能及工艺品设计图案包含的意义

篇2

关键词：

内蒙古；民俗旅游； 存在的问题； 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2004403

民俗文化旅游是人们观赏、了解、领略和参与旅游目的地的民俗文化活动的一种旅游形式。内蒙古民俗文化旅游能够使游客体验广阔的草原、沙漠、森林等自然风光，同时可以体验丰富的当地独特的民风民俗。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草原民俗旅游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不断发展和开发民俗旅游活动过程中，为内蒙古当地的经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 2006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257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接近 280亿元，同比增长 34%，约为全区生产总值的5 82%。这一数字表明内蒙古独特的旅游前景有着很大的潜力和未来。

2010年旅游总收入接近 732.7亿元，是2005年的3.5倍。旅行社总数2000年为88家，2005年为404家，2010年增至716家。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内蒙古民俗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努力去改进，进而有效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使内蒙古旅游进入更加良性的轨道，使内蒙古民俗旅游事业更上一层楼。

以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博物院为例，自落成以来，前去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院里收藏的民俗展品非常丰富。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游客对民俗文化的热衷。但是，如果游客获取内蒙古地区民俗生活的体验方法仅停留在博物馆之类的场所，对于内蒙古民俗旅游而言，是一种警示的信号。引导游客，去到民族地区，亲身体验现实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生活才是内蒙古民俗旅游努力的方向。

1内蒙古民俗旅游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但发展程度较低

内蒙古的民俗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其鲜明独特的民俗现象。这其中包括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

对于外地游客而言，提起蒙古民俗文化，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蒙古包。作为蒙古族主要居住形式的蒙古包，在历史上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可以说是适应自然环境和游牧民族迁徙文化的需求而产生的。它是一种民族的象征，同时它也是一种民俗文化的产物，包含了很多蒙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福和对自然先祖的信仰。随着草场的退化和萎缩以及围栏式管理等政策的引导，蒙古族牧民逐步采用砖砌式房屋，设置冬夏打场的生产方式，使大部分蒙古包已经被牧民收起。砖砌的房屋相对蒙古包，能够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坚固耐用。然而作为游客，不远万里来到草原，并不是想看到这些，当然也没有想到所谓的蒙古包就是砖砌的圆形小屋。

其次是服饰文化。内蒙古是以蒙古族、汉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4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自治区。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地域上的相邻关系，文化服饰有很多互相借鉴的现象，但同时又保留着各自特色。蒙古族内部也分察哈尔蒙古族、维拉特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巴尔虎蒙古族、科尔沁蒙古族等多个分支，却在生活生产方式相互有所区别，造就了内蒙古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现在这一民俗现象在一些大型文化节等活动中以民族服饰时装表演的形式被游客所了解。然而在很多游客眼里，分不清哪些是哪个地区少数民族的服饰。

第三是饮食文化。一提到来内蒙古，游客一定会提到被劝酒或者用大银碗喝酒的经历。

蒙古族在漫长游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如手抓肉、马奶酒、奶茶和各种奶食品。游客在享用草原美食的同时，有可能会感到好奇：为什么草原的羊肉没有膻味，马奶酒和各色奶制品是怎样制造的，草原上的奶茶为什么加盐而不是加糖。由于没有专门的培养和学习，一些旅游从业者，自己本身就对这些知识比较空白，就会使得民俗旅游缺乏了文化和知识的传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内蒙古旅游的吸引力。

第四是交通。蒙古民族素有马背民族之称。自古以来，蒙古人的出行离不开骏马的相伴。当然，在一些沙漠化或半沙漠化地区，人们还会借助骆驼来作为运输或出行的工具。还有神奇的勒勒车，承载了蒙古人民生活的轨迹。然而，游客来到草原，看到的耷拉着脑袋的伤马或者老马，或者是驼峰已经瘪掉的骆驼。或者穿上褪色的蒙古袍在勒勒车上拍照就算完成了民俗旅游的体验。

目前，内蒙古民俗旅游仍处于只注重形式、忽略文化内涵挖掘和推广传播的初级阶段，缺乏对旅游市场的科学分析和长远的规划。

1.2民俗艺术元素异彩纷呈，但未能渗透到旅游的终端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很多内蒙古出身的少数民族艺术家活跃在各个艺术领域。提到蒙古族音乐必须要提到“长调”和“呼麦”。

长调这一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它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绎着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足迹。自古以来草原人民用长调歌唱生活、赞美自然、赞美祖先和祈福未来。这个古老而又有时代特征的音乐形式经过广大的蒙古族民众和卓越的歌手一代又一代传唱至今。

呼麦是一种“喉音”艺术。演唱者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因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

马头琴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历史悠久，音色纯美，风格独特，在蒙古族音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蒙古族的民间舞蹈中，萨满崇拜时期创造的安代舞以其浓厚的民族特色，场面欢快热烈，为当地人民所喜爱。另外，顶碗舞、筷子舞等，舞姿轻盈流畅，富有独特的魅力，是人们在节庆欢宴、亲朋相聚时所热衷的民间舞蹈。

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已成为游客对内蒙古旅游印象的重要元素。但是由于缺乏对民俗文化全面的认识，缺少相应的展示平台，在旅游过程中，以简单罗列或者多个孤立的点的形式呈现在游客面前，使得民俗文化未能充分、立体而丰满地展现在游客面前，无法让旅游者尽情感受和体验内蒙古民俗文化，失去了民俗旅游的核心价值。

1.3民俗节庆丰富多彩，但游客参与程度不够

自古以来，内蒙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有着丰富的节庆文化。

每年七月中下旬举办的那达慕草原旅游节，集中展示蒙古民族歌舞、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各方面的灿烂文化。蒙古语那达慕，意为“娱乐”或“游戏”，是蒙古族传统的群众性集会。场面隆重，气氛热烈。旅游节期间，游人可以充分体验草原民族的豪放自然的民族风情。

由于蒙古族牧民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祭敖包的形式各异，一般都是在夏历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有的地方在七、八月份。祭祀时，非常隆重、热烈，附近的牧民们都要带着祭品赶来。一些大型的祭敖包活动，还要请上喇嘛穿起法衣戴上法帽，摆成阵势，焚香点火、诵经。祭典仪式结束后，举行传统的赛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等文体活动。

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旅游产品差异化不明显表现为旅游开发重复建设、旅游项目雷同、旅游产品间内容相似，并由此造成草原民俗旅游地区间的不良竞争。

游客在参加这类民俗活动时，往往没有真正参与到其中，游离于活动之外，不了解活动内涵，没有融入其中的体验。游客的充分参与，一个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是对游客内蒙古民俗旅游记忆的索引点。云南傣族的泼水节，正因为游客在节日期间的充分参与，才使得这一传统节日更加有吸引力。

1.4旅游景区等硬件设施发展迅速，但资源分布差异较大，景区管理不完善

内蒙古旅游市场经过政府长期的扶持、培育和开发，涌现出一批旅游产品中的精品。以草原风光、民族风情旅游产品为主的景区，品牌形象突出，四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初步成型。一是以呼伦贝尔、满洲里口岸和阿尔山为核心的草原森林、火山温泉、民族风情旅游线。二是以锡林郭勒、阿斯哈图石林和喀喇沁为重点的地质奇观、民族文化、草原风情旅游线，这是内蒙古最具文化魅力的旅游产品。三是以成吉思汗陵、响沙湾、乌兰察布草原、黄河为重点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草原沙漠旅游线。四是以贺兰山、腾格里沙漠、额济纳和航天城为重点的阿拉善大漠秘境、岩画访古、航天科技旅游线。其中以草原、沙漠和民族文化类旅游景区为主体的成吉思汗陵园、响沙湾、格根搭拉、月亮湖、贺兰山广宗寺、阿尔山温泉、阿斯哈图石林、大青沟等一批王牌重点旅游景区已具有相当的接待规模、市场知名度较高并有较强的号召力。

地处我国北方，与多个省市自治区接壤。由于地理空间的特点，很多旅游地区相互间都有较远的距离，在旅游经营和活动上缺乏沟通和交流，没有形成地区间互相协作，形成合力的良性氛围。

管理触角未能到达行业末端，经营者单一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设施不完善、价格不规范和服务质量不达标，同时为盲目迎合游客，忽视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尊重，对民俗文化的错误的使用，景观相似性很强，不仅无特色，大同小异，同时表现形式单一且低水平重复，造成负面评价，“吓跑”了游客，对后续民俗旅游的上升空间造成不良影响。

2相关对策

2.1民俗旅游业发展和民俗文化保护与开发并重

游客通过影视文学作品等媒介，对内蒙古的理解，首先就是草原，认为来内蒙古旅游，就是去草原的游客也大有人在。

一直以来，国家到地方一直在强调保护草原。然而，实际上保护的主体应该是草原文化，当一个文化消失的时候，即使所谓的环境依然存续，也已经失去了本应有的内涵。

据自治区文化部门对全区文化资源进行的大规模普查发现，全区有10种民俗文化遗产需要重点抢救：以敖包为契入点的草原生态文化； 以成吉思汗陵为契入点的祟拜和图腾文化； 以马文化为契入点的游牧生产文化； 以额尔多斯婚礼为契入点的草原民族婚礼文化；以博克为契入点的体育和竞技文化； 以蒙古族长调为契入点的歌曲音乐文化； 以说书为契入点的曲艺文化； 以安代为契入点的舞蹈文化； 以二人台为契入点的河套文化和民间戏剧文化； 以剪纸为契入点的民间工艺美术文化。虽然政府已为此投人专门力量，但是保护力度与广度与实际要求相比仍显不足。

打造精品民俗旅游的前提是，保护和发扬传统民俗文化，杀鸡取卵式的开发，只能使本该欣欣向荣和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走向发展乏力的尴尬境地。所以，笔者认为，必须加强民俗文化的保护力度，加大民俗文化保护的宣传，让从业者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纠正迎合部分游客需要而扭曲的、错误的民俗现象，达到正确的民俗文化和地方经济的共同发展的目的，从而使得民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民俗文化保护的关系由对立转换为相互促进和发展。

2.2规范民俗旅游市场，加强专业培训，提高服务意识与质量，树立良好形象

各旅游景区普遍缺少展现蒙古族日常生活的内容，或只注重形式，忽略内涵；呈现的民俗文化的现象过于程式化，甚至是错误的。这不仅没能充分体现内蒙古民俗旅游文化的精华，反而降低了民俗旅游的吸引力。

旅游开发中应参考民俗学专家的指导，针对传统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礼仪、祭祀礼仪与祭拜祖先的程序和节庆礼仪等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正确的民俗行为，针对景区工作人员进行普及教育，研究游客的需求，使从业人员能够解答游客对民俗现象的各种疑问，进而打造具有当地民俗特色的、正确的、健康的民俗旅游景区。

2.3开发多层次的旅游线路，鼓励培育精品家庭旅馆式接待模式

我区的交通位置处于国家交通的末端，游客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加之我区地域辽阔，旅游景区分布相对分散，游客的旅游时间消耗在了途中，真正游览的时间不足。针对这一问题，应创新思维，开发新的、小而精的、针对不同逗留时间的多层次的旅游线路。

突破那种只在草原旅游点接待客人的模式，鼓励牧民自己接待《牧家乐》的旅游活动。积极鼓励《牧家乐》的经营者重新启用真正的蒙古包，极力打造原汁原味的蒙古族生活环境，为游客讲解蒙古包的搭建过程，奶制品的制造过程等民俗内容，并亲自参与其中，从而体验牧民生活。以“住一天蒙古包，做一天牧马人，听一曲蒙古歌，品一碗马奶酒”的游览内容和特色吸引游客。

2.4开发内蒙古特色旅游纪念品，宣传内蒙古民俗旅游

内蒙古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了很多旅游纪念品。由于追求产量和效益，这些商品或多或少带着一种工厂化的元素。当这些元素成为了旅游纪念品的突出特征，将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纪念品，甚至给游客一种粗制滥造的印象。内蒙古民俗旅游行业应该迅速确立一批具有地方特色鲜明的、优良品质的、价格适中的旅游产品，同时挖掘民间艺人，开发个性化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需求。同时，可以考虑游客个性化订制服务，如：订制蒙古袍等个性化服务。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被世界所认同。民俗旅游是一项古老的旅游项目，同时也是一项新兴的旅游热点。把握和利用现在最佳的发展机遇，努力将内蒙古民俗旅游打造成精品和名品。在旅游活动中真正把民俗文化渗透始终并且正确传承和发扬，将是内蒙古民俗旅游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

篇3

“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1581年，蒙古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带领部众来到这片土地，见这里水草丰茂，便在此定居。垒建的城墙全部采用呼和浩特北部大青山上的青石，远远望去泛出青色，因而被称作“青色的城”。在市内乘车穿梭，常能看到远处那树木并不茂密、阳光下又显青色的山峦。

食色“青城”

我在入住酒店旁的一条小街边随便寻了一家饭店，想尝尝呼市的早餐。正在为门上的“稍卖”二字诧异，老板就笑盈盈地迎上来：“这稍卖又称“捎卖”，还能叫“稍美”呢……”后来经过他的讲解我才明白，“稍卖”是呼和浩特―种流传很久、至今不衰的传统风味食品。早在清朝时，当地的稍卖就已经名扬天下了。“稍卖”―词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早年的稍卖都在茶馆出售，食客一边喝着酽酽的砖茶，一边就着热腾腾的稍卖吃，故这种食品有“捎带着卖”之意，便叫做“捎卖”，后来又有“稍卖”、“稍麦”等称呼；另―种说法是，因为稍卖的边稍皱褶如花，故又称之为“稍美”。

老板亲自在一个开放的厨房里做稍卖，以便顾客对卫生情况一目了然。做稍卖的馅料要用剔筋除皮、肥瘦适宜的新鲜绵羊肉，加上大葱、鲜姜拌馅，再勾以熟淀粉。稍卖皮要用小麦粉，把和好的面擀成薄薄的皮后，将馅放在稍卖皮里轻轻捏成石榴状，笼蒸七八分钟。出笼的稍卖，皮薄如蝉翼，底端晶莹饱满，而上端却如一簇梨花绽放，食之皮筋馅嫩，肥而不腻，鲜嫩可口。

特色小吃稍卖让我齿颊留香，而呼市的传统蒙餐更是让我魂牵梦萦。蒙餐可以说是蒙古族文化的浓缩，诸如烤全羊、烤羊腿、炒米、奶茶等，均为主流蒙餐。在内蒙古有一个习俗，如果主人用全羊宴招待，意味着你得到了主人的最高礼遇。火焰上，整只肥羊被烤得噼啪作响，脆皮焦黄，遍体流油，香气扑鼻，令人垂涎。烤羊腿虽然在全国各地都流行起来，可是呼市的烤羊腿才属正宗。羊腿的肉质松软、外皮焦脆、不膻不腻，入口酥烂，甚至连咀嚼都不用。最后的那道素拌汤则是点睛之作，番茄、鸡蛋等配料加上面食，是消化肉食的最好方法，让人感到胃里温暖又舒服。

呼市人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夜晚要吃一顿烧烤作为夜宵，一天才算完美。呼和浩特应运而生的烧烤长街有十余条之多。我就近来到胜利路烧烤一条街，已是晚上7点，整条街摆满了大排档，人声鼎沸。很多人呼朋唤友，在路边烧烤摊相聚。我寻了一家足有300食客的店铺刚坐下，就听到旁边一位男士大喝道：“羊肉70串，牛肉50串！”这气势还真是只有蒙古汉子才有。我也学着他点了一些羊肉串，品尝之后，感觉这里的羊肉串并没有其他地方羊肉的膻腻，且肉质鲜嫩。大排档里还有姑娘兜售自酿的酸奶，酸奶能解烧烤的油腻，喝上一杯恰到好处。

巧遇蒙古族婚礼

漫步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我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浓郁的民族风情。更巧的是，我还遇上了一场蒙古民俗婚礼。新人的父母十分好客，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婚礼。我走进大厅，不敢相信这是―场婚礼。在我看来，这倒是更像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民风和民情的展演。宾客渐渐落座，舞台华丽炫目。婚礼开场是一曲马头琴的合奏，马头琴的声音悠扬辽阔，屏幕上播放着新人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婚纱照：大草原上，魁梧英俊的新郎牵着马儿，马背上坐着娇羞的新娘。马头琴声激越，现场身着民族服饰的宾客都禁不住随着音乐摆动身体，进而带动全场的人―起舞动。

接着，婚礼开始，代东人首先出场，致辞给到场的亲朋好友。代东人，相当于司仪，通常由善于舌辛令、熟悉礼仪、酒量较大、能歌善舞者担当。新郎是一个魁梧结实的蒙古族汉子，身穿金色的长袍，领口绣着精美复杂的图案。新娘最初由伴娘陪同，坐在大堂的蒙古包内等候。随后，新娘父亲牵手女儿从蒙古包中缓缓走出。新娘身着红色的蒙古袍，长袍外穿着美轮美奂的长坎肩。发型结实丰满，上插银簪、玉簪，还要扎上珊瑚、绿松石串起来的额带，富丽堂皇，耀眼夺目。一对新人都足蹬马靴，既庄重又保留着蒙古族的特色。

婚礼还没有结束，烤全羊就被抬上了舞台，德高望重的长者――新娘的爷爷也被请上台，他在烤好的全羊上切上两刀，全场便欢腾了，大家鼓掌祝贺，舞台上洋溢着草原的旋律。

我在台下注意到了盛装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传统服装已经跟上了时尚的潮流，女装的腰身设计，凸显了女性的线条美。这些蒙古族姑娘在华丽贵气的服装衬托之下，看上去别有一番韵味。在马头琴的伴奏下，《酒歌》一浪高过一浪地响遍全场。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风骨与神韵中，美酒和羔羊的醇香，浸透了衣衫。

马背上的民族

蒙古族自古有“马背上的民族”的美誉，来到呼和浩特，当然不能错过亚洲规模最大、建筑标准最高的综合性赛马场――内蒙古赛马场。

我来到赛马场，刚好遇到马术队员在练习。辽阔的草场上，一组骏马在奔腾，马上的骑手们身着绿色的坎肩，扎起头巾，足蹬马靴，远远望去，雄壮而绚丽。在纵马飞奔的骑手中，我看到了为内蒙古马术事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原马术表演教练包智慧女士。只见她紧锁眉头，勒紧马缰，夹紧马肚，扬鞭朝着终点狂奔而去，头上的飘带随风舞动，英姿飒爽。一圈的训练结束后，她被队员抱下马，我这才知道她之前训练时腿部骨折，腿伤还没完全好。“很长时间没骑马了，浑身不是滋味……”她脸上的神情十分坚毅。蒙古族的女性，英勇善骑，意志坚定，实在令人敬佩。

篇4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7- 0038- 03

1 内蒙古发展草原文化旅游的优势

1.1 旅游发展政策环境优良，旅游政策体系相对完善

1999年，在《关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年，《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定》和《旅游管理条例》出台。2003年，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全区旅游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后续又相继通过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若干政策决定》，确立了全区旅游业的发展目标、战略布局和发展重点，对提升内蒙古旅游产业地位，构建完整的旅游政策体系，提高社会各界对旅游业的认识，优化旅游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推动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2 历史文化灿烂悠久，地域特色显著

在内蒙古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形成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夏家店文化、朱开沟文化等。截止到2010年，全区已发现各类文化遗存1.5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全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8处，馆藏文物50余万件套。如中华第一龙、华夏第一村、草原第一都等，都堪称全国或亚洲之最。内蒙古境内的古长城遗存，其长度和跨越的历史年代，位居全国之首。阴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其数量和艺术价值亦属全国首位。

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文艺作品、绘画、雕刻、民间工艺、体育、饮食、服饰和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风民俗，使内蒙古成为一座庞大的、生动的民俗风情博物馆，使得内蒙古的草原民族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3 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开发潜力巨大

内蒙古自然景观分布广、资源神奇独特、品位高、代表性强，种类丰富且易于组合，在海内外有较强吸引力。内蒙古地处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自然景观丰富多姿，有广阔的草原、茫茫的森林、神奇的温泉、广袤的沙漠、迷人的地质奇观等。其中，内蒙古草原东西绵延2 000多千米，总面积居全国五大草原之首，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等草原闻名遐迩；森林总面积列全国第二位，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被誉为“祖国的绿色宝库”；沙漠总面积占全国的4/5，我国四大沙地全部分布在内蒙古境内。若能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进行文化提升和包装，并用产业化的理念去经营，用市场的手段去推动，必将成为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产品。

2 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旅游产品差异化不明显，旅游吸引力较低

内蒙古各大草原虽别具一格，但大多数的设计重点都放在草原风光上，很多区域内景观景点的建设高度相似，地域之间的差异较小，使得大量景点在接待设施建设、旅游活动组织和规模上严重雷同，出现了景区间的恶性竞争。这就使得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下降，发展速度缓慢。

2.2 旅游景区规模小且分散，景区间恶性竞争激烈

近年来草原旅游景点不断增加，但市场需求并没有同步扩大，加之景点雷同现象愈演愈烈，造成景区间的恶性竞争激烈。而且景点分布较为分散，成规模的草原旅游景区较少，大多数草原旅游区年接待规模小于10万人次，致使深层次开发的成本高，文化内涵挖掘和旅游活动的丰富性受到制约。

2.3 管理混乱，开发管理水平偏低

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建设普遍存在现代管理专业知识缺乏，管理手段落后，宏观管理和协调比较乏力，交叉重复比较严重，旅游景点景区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行其道等现象。对草原旅游区的管理也相对粗放，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实施合理的控制和管理，从而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阻碍了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发展进程。

2.4 草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水平低，游客满意度差

单纯的草原风光和简单的民俗表演已经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在内蒙古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未能很好地体现草原文化的精髓。在民族风情展示中，民族歌舞表演严重商业化，只重形式，忽略其内涵，使得不同地域蒙古族民俗不能充分体现，从而无法满足游客对内蒙古民族文化探究的心理，不能让游客们满意而归。

2.5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资源旅游价值衰退

由于旅游区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完善，废气、废水和固体垃圾未进行有效的处置就随意排放，使旅游区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土地资源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导致旅游区游客数量正在减少，经营受到威胁。一些草原缺乏合理的指导规划，加之管理疏忽，游客踩踏频繁，车辆横行，骑马践踏，使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这不仅影响了生态环境系统，也导致自然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逐渐衰退。

3 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强化政府引导作用，确保旅游业市场健康发展

内蒙古各级政府应该从人才、资金、综合环境经营、投资环境优化、产业政策完善等方面进行强有力的扶持，进一步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以政府的力量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具体可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

一是进一步完善内蒙古旅游的政策法规，优化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发展的政策环境，并根据不断改变的形势而做出最优的政策调节，使有关政策都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科学合理地组织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对外营销，宣传活动，引导旅游企业正确地建立对外营销的途径，积极地为内蒙古地区的旅游企业间的合作创造条件，整合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为发展壮大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提供实质性帮助。三是完善旅游发展专项经费的使用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扶持机制，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四是为企业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并及时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使企业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产业的资讯。五是切实为旅游相关企业提供帮助，帮助解决企业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生产经营之外的困难。

3.2 挖掘草原文化内涵，建设草原文化旅游特色景区、线路

3.2.1 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开发建设精品旅游景区

文化旅游资源是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开发建设特色旅游景区是发展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必要途径之一。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方面，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在景区开发建设中重点突出内蒙古各民族的民俗内涵。民俗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要体现很高的文化品位，就需要对民族民俗文化进行更深的探究和开发，这样才更易于形成旅游特色景区，成为无法替代的旅游产品。在内蒙古民族文化中，蒙古族文化独具魅力，在地域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具有多重民族性和特定地域性，为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进行草原文化旅游特色景区开发中，应重点突出开发蒙古族及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风。

另一方面，重视旅游文化活动策划和设计的参与性，丰富旅游景区活动项目。参与性文化活动的策划和设计可以提升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是满足游客亲身体验、参与旅游文化活动需求的有效途径。在现有旅游景区利用文化展示来营造、突出地方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将蒙古族及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可行为化的文化内容开发设计成为能让游客参与其中的旅游活动，如民族服饰的展示与穿着体验，可举办民族特色服装展，并邀请游客做模特儿；游牧生活体验，可让游客在指定的草原上放牧、狩猎等；还可以安排游客进行蒙古族歌舞的学习与表演、游戏竞赛；打破目前旅游景区活动项目单一化、低水平重复的格局，让游客体验具有真实性的文化旅游活动，并从中获得满足，从而增强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的吸引力。

3.2.2 贯穿草原文化主题，组合开发特色草原文化旅游线路

良好的草原文化旅游线路组合开发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高、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内蒙古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不同区域间，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就自然资源而言，内蒙古自西向东依次有森林、草原、荒漠草原、荒漠4类各具特色的景观。就民俗文化而言，从东到西依次有：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林区的巴尔虎蒙古族、布里雅特蒙古族和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民俗文化；锡林郭勒、乌兰察布草原丰富的草原牧业民俗和察哈尔蒙古族民俗；科尔沁蒙古族民俗等很多独特的民俗。依托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以集中反映不同地区独特文化的A级旅游景区、快速发展的旅游中心城市、中国旅游优秀城市为组合要素，开发建设反映草原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以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是发展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重要途径。组合贯穿以不同草原文化主题的特色旅游线路需要进一步整合现有的草原文化旅游景区，深化景区主题文化产品的开发，在吃、住、行、游、购、娱6个方面全力打造景区所需突出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应加速优化旅游中心城市的建设，突出城市的特色民族文化内涵，依次打造内蒙古草原文化特色旅游线路。

3.3 围绕民族特色文化，开发草原文化旅游购物精品

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6个方面，旅游购物是旅游者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购物产品的开发与经营不仅有利于增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收入，而且构成了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一部分。内蒙古传统旅游商品丰富多彩，如内蒙古民族传统服饰、马头琴、皮画、木刻画、根雕、桦树皮制品、银饰、牛角制品、风景明信片、蒙古刀等特色旅游商品。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旅游商品的档次不高，种类单一，开发设计缺乏新意和特色。要打造旅游购物精品，首先就要在这些原有旅游商品基础上深化设计，加强创新，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优化开发设计蒙古族传统服饰、民族手工艺品、民族传统食品、书籍等系列旅游商品，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其次，对高质量、高信誉的旅游商品生产、销售企业和厂商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培育，为旅游购物精品开发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再次，大力发展生态型旅游精品，发挥内蒙古丰富的资源优势，选用当地原材料，采用本土化工艺，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强化民族艺术风格，将具有较强地方特色、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能作为纪念品、可欣赏与馈赠的产品作为草原文化旅游精品出售给游客；最后，培养和组建专业化设计团队，不断创新设计和开发能反映内蒙古自然风光、人文古迹、民俗文化的新颖旅游纪念品。

3.4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内蒙古文化旅游的知名度

3.4.1 编写内容真实、设计新颖的宣传书籍

针对不同的旅游市场，积极组建出版、印刷、图书发行、报业集团，重点推出内容真实、设计理念新颖的旅游宣传书籍，内容以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特色为主。印刷多层次、多规格、多种语言的宣传资料，并在一些公共场合集中摆放，如机场、大型购物商城、宾馆等，便于游客了解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形象及信息。

3.4.2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传播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

到主要客源地举办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推荐会、说明会并通过媒体进一步宣传；也可以邀请各大旅游企业、旅行社、旅游开发商以及媒体的记者等到内蒙古参观、采访，并借助于媒体将内蒙古旅游形象传播到旅游客源市场。

同时，内蒙古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充分利用蒙古族优秀的文艺演出剧目，打造优秀的宣传片、电视剧、电影短片等，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让外界对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产生兴趣，吸引人们来到内蒙古旅游，来体验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3.4.3 推进文博会展业，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文博业是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历史文明的载体，博物馆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内蒙古的文博业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特色。到2011年7月，内蒙古已有喀喇沁清代蒙古王府博物馆等5个特色博物馆，其他类博物馆有115家，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特色，有条件形成独具特色的全区博物馆体系，从而可以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内蒙古的草原文化和民族风情，从而达到丰富旅游产品内容的目的。

3.5 加强旅游队伍建设，重视旅游人才培养

建立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是保障旅游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目前内蒙古地区旅游人才短缺、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的状况，充分利用内蒙古地区的高校、高职高专中专类院校教育培训资源，组织建设多种形式的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基地，加强培训，从而提高专业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

3.5.1 完善专业设置，重点培养中高级旅游人才

教育部门要支持内蒙古的主要大中专类院校通过专业调整，开设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方面的专业课程，促进内蒙古地区旅游业在育人和用人方面全面接轨，培养专业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3.5.2 增加办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鼓励多种办学方式，加强旅游培训设施的建设，多方面筹集资金，改善目前培训基地的软硬件质量，提升培训能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3.5.3 充实教师队伍，提高师资力量

壮大旅游专业的师资队伍，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为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主要参考文献

[1]赵雪.坝上草地旅游业的效益及对脆弱生态环境的影响[J].中国沙漠，1994（4）.

[2]刘敏，石学勇.体验经济与内蒙古草原旅游开发[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1（5）.

[3]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杨富裕，陈佐中.草原旅游理论与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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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民族教育主题活动中，环境的创设与主题相符合，师幼共同参与其中。如在《我是蒙古人》的主题下，我们在设计了“骄傲的蒙古人”“美丽的大草原”“能歌善舞的蒙古族”主题墙面，并在阅读区搜集、剪贴各行各业突出的蒙古族人的照片、草原美丽的风景图片、蒙古族服饰；在美工区画蒙古族花边、蒙古袍、蒙古帽等。这样一来，既发展了幼儿的阅读能力、又让幼儿了解了蒙古艺术的魅力，同时增强了幼儿的民族自豪感。有的幼儿还把自己家的杂志、报纸、人物图片带到幼儿园剪贴，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大大提高了。

（2）充分利用空间环境，保持环境的动态性、民族性。为了让环境教育人，我们幼儿园在整体环境布置上，突出了蒙古族特点，如大厅的顶棚四周布置成富有蒙古族特色的云彩花边，吊灯处设计成吉祥三宝；班级的门设计成蒙古包形状；家园联系栏、主题栏的边框均设计成蒙古花边，走廊、楼梯墙壁悬挂着具有民族特点的教师作品，等等，这些都突出了浓厚的民族氛围。

（3）创设专项民族游戏室。为了让蒙古族幼儿从小感受本民族文化的魅力，了解蒙古族基本的待客礼仪、饮食起居、服装、文艺、体育等文化特点，我们创设了民族游戏室。让幼儿通过在草原上、蒙古包里、娜荷芽（蒙语）餐厅、乌兰（蒙语）小剧场中的各种游戏活动，体验蒙古族的生活起居、美味饮食、民俗民风，提高了幼儿蒙语会话能力，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2.制定民族活动区教育计划是活动区课程的基础

为了避免活动区活动的随意性，我们在开展活动区活动过程中，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的具体要求，结合本园蒙古族语言教育计划制定活动区的教育计划，依据计划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活动区活动。

（1）我们根据主题活动计划及各班级幼儿的年龄特点、实际发展水平制定活动区学期计划，且与课程计划同步制定，并根据情况注明哪些内容需要采用集体教育形式，哪些内容需要在区域中完成。

（2）根据学期计划制定活动区月计划和周计划，把学期计划分解到月计划和周计划中，并以表格形式体现，从而有效地开展区域活动避免盲目和随意地进行区域活动。

3.民族材料投放是活动区课程开展的有效保障

活动区活动中材料的投放是决定幼儿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兴趣，使幼儿在游戏中巩固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学习的效果。

（1）发挥材料的高效利用。我们在健康区投放了达姆茹（蒙语）、弓箭、嘎拉哈（蒙语）、木马、马鞭等民族器械，我们不规定游戏的玩法，让幼儿根据材料自己探索。

（2）利用一切途径收集材料。①动员家长收集材料。在这个学期的区域活动中，我们有部分的材料是来自幼儿家庭的搜集。比如羊骨头、蒙古袍、蒙古棋、蒙古靴等，都来自幼儿和家长的共同收集。幼儿对各自带来的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我们投放以后，都纷纷去尝试着玩。这样，在幼儿参与活动积极性提高的前提下，家园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紧密。②在商店中购买材料。幼儿园根据需要在商店、玩具店购买了一些生活中难于找到又很必要给幼儿提供的材料和图书。如具有蒙古族风味的奶酪、炒米、奶茶等食品，以及拼图、棋类，等等。③教师制作材料。为了体现蒙古族幼儿园的特色，满足幼儿的需求，教师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幼儿制作活动区材料，例如，为孩子们制作表演的头饰、布偶、幼儿民族服装，等等，满足幼儿活动的需求。

4.幼儿的活动是民族活动区教育活动的主体

（1）给幼儿发展的空间，让他们自由表达和表现。在我园民族特色表演区——大草原上、乌兰剧场、蒙古包里，幼儿都非常愿意去玩。幼儿们自己坐到蒙古包里像模像样地喝起奶茶，几个小朋友自己排好队形欢快地跳起达木如（蒙语）舞蹈和筷子舞、挤奶舞……我们经常在一旁无声地观看孩子们的表演，尽量不去打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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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际的草原成就了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图形风格。要探寻蒙古族的艺术渊源，必须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风貌，并通过对其民间传统图形的研究了解蒙古族人在民族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一、蒙古族人对图腾符号的崇拜

根据北方民族史、蒙古族的历史典籍中的有关记载，从蒙古族崇尚萨满教的神扯观念表现中也可推定蒙古先民确实将“狼”、鹿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在蛮荒的北方草原，“狼”对于草原游牧人群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野兽。它们往往集结成群，无论捕食或对付进犯之敌，都协同战斗，团队意识极强，且凶猛而富有灵性。于是人们由恐惧而敬奉，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亲属和同类，这也许就是“狼”图腾崇拜的缘由。“狼”的图腾崇拜不仅寄托了原始的蒙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崇，也传达了人类对自身力量和自我意识的认同与自信。作为图腾符号的‘粮”图形有着强烈的宗教意味。原始图腾崇拜是蒙古族人的与审美取向的中介符号。蒙古族人民对“狼”图腾的崇拜，也涵摄了对“狼性”文化的审美意识的深刻体验。因此，“狼”图腾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艺术符号，渗透进蒙古族文化的基因中，而审美文化、艺术活动作为文化形态也受其影响。

二、蒙古族图形文化的样式特征

图形文化在蒙古族的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无论是图腾禁忌的图形样式，还是审美需要的物件装饰图案，都充满着蒙古族对生命、生活的态度。在原始信仰中，蒙古族人始终认为本氏族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它们有着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崇拜的图腾，也才有了古老的、著名的“狼”图腾的神话。因此说，蒙古族的图腾崇拜是对动植物的崇拜，实际是源于对祖先崇拜的一种对应转换，这种对应转换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的神话和图形展示出来。

古族人对与他们共同生存、生长的动物和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如牛、马、羊、驼、犬、狼、鹰、鹿等及各种植物，象征着上天降下的吉祥，传达对幸福的理解与对理想的追求。聪慧的蒙古族人将这些动物、植物演义成图形纹样，将其应用、展示在自己的衣、食、住、行之中，如日常的服装、家俱、生活用具及对环境的装饰。同时由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对这些图形的使用往往有着严格的限制。究其图形特点，一般表现为三大类。

自然纹样：云纹、山纹、水纹、火纹及纹有蝴蝶、蝙蝠、鹿、马、羊、牛、骆驼、老虎、龙、凤及其他的动物图案等，植物纹样有花纹、草纹、莲纹、牡丹纹、桃纹、杏花纹等纹饰图样。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崇拜自然、热爱自然的朴素审美观。

吉祥纹样：受佛教、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宗教中的一些图案也应用于蒙古族人的生活中。其中佛教、萨满教中的盘长纹，法螺、佛手、宝相花等八吉祥纹样图案在他们的生活中广为使用，特别是盘长纹。在民间，盘长（蒙语乌力吉乌塔苏，）多用于服饰、毛毡、器物雕刻品上，其图案本身盘曲连接，无头无尾，显示出绵延不断的连续性，寓意长久不断。蒙古族的吉祥图案内容丰富、寓意深远。

文字纹样：蒙古族的文字如同阿拉伯文，属篆字体，是一种把邻接的字形连起来的草篆文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它书写自由，美观大方，蒙古族人将其用于服装、鞋帽及毛毡织物的装饰中。它既是文字，用以记事，又可作为图形，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如福、禄、寿、喜等文字图案，应用得也比较广。

蒙古族图形纹样同其他民族，特别是同汉族关系密切，但在运用纹样时却显示出蒙古族特色。蒙古族喜欢组合运用图案纹样，如将盘长纹延伸再加人卷草的云头纹，缠绕不断，变化多样。利用图形的曲、直线的变化，表现不同的感情，将曲、直线条的不同形式相结合，达到和谐统一的画面布局。在构图上采用几何对称、变形夸张的手法，随心迹化，从而达到内与形式、情感与表现的统一。

三、蒙古族传统图形样式的应用

蒙古族民间图形的运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在建筑及其装饰上。蒙古族的主要建筑是蒙古包，它伴随着蒙古族牧民走过漫长的历史，具有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蒙古草原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带，冬季寒冷且漫长，夏季气候多变，牲畜对气候和草场的依赖性促使牧民一年数次地逐水草而栖。冬暖夏凉的蒙古包是为适应游牧生活和草原的自然环境所设计的蒙古族独有的居所。

蒙古包由木门、毡墙、椽子和天窗四部分组成。每一个组件上面都附饰有美丽的图案，内容大多寓意吉祥如意、祈福平安。各种图案交错生辉，毡房内外装饰图案多为二方连续的云纹、几何纹或卷草纹，并在毡墙的角落装点角隅纹样。在构图上以包顶为中心，以圆心为基点，向四面放射状地点缀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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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古族；男儿三技；蒙古族舞蹈

蒙古族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节日不是很多，除了春节外，就是那达慕这个久负盛名的传统节日了。那达慕，汉译为娱乐和游戏的意思。起因是由过去一年一度、范围不同、时间不一的祭敖包仪式结束后，牧民们尽情娱乐游玩演变而成。举办那达慕盛会，自古规模不等，从单一家庭到社会群体不一而足。多在畜牧业丰收的金秋时节举行。届时，牧民们需要出售牲畜和畜产品，购买生活用品和生产物资，借此盛会可以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需要。

在蒙古族的民族节日中，那达幕这种传统节日，本身就是凝聚着多种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一种文化的积淀。他们在这种文化的共同认知和熏陶下，可以产生民族自豪感，可以使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们长年过着分散的游牧生活，平日里很难有机会聚集到一起。于是，那达慕盛会便自然地成为牧民们物资交流和尽情享受丰收喜悦的娱乐场所。当然，男女青年还可借机谈情说爱，演绎出一段段风情万种的浪漫故事。从文化传统的延伸和习俗民风的积淀角度来说，在那达慕诸多娱乐和竞技项目中，历来被视为“男子汉三大技能”的射箭、赛马、摔跤比赛，为蒙古族艺术舞蹈创作，提供了不尽的生活元素和广阔的创造空间。

一、射箭

射箭源于古代狩猎生活。比赛分原地立射和骑射两种，箭靶用牛皮或毡子制成。距离有二十五步、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分。一般规定每人射九箭，分三轮射完，以中靶的次数多少决定胜负。参赛者在比赛中或站立着拉弓搭箭的稳健姿态，或在马背上骑射的那种剽悍气概，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都极富节奏感和韵律感，它对于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来讲，的确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民俗文化角度来说，弓箭不仅是蒙古族健儿展其所长的一种技能，也是一种隐喻着男子阳刚之气的象征物，故这种在古代主要用于狩猎和战争的武器和使用方式，虽已事过境迁，无多少实用价值，但却依然在那达慕和民俗婚礼中得以保存。同时，它作为一种通过肢体语言来阐释民族豪迈精神的文化载体，已经或直接或变异地显现在蒙古族舞蹈语汇当中，如过去创作过的艺术舞蹈《弓箭舞》，现今创作的各种以婚礼为表现形式的舞蹈和舞剧，便源于这种古老的生活习俗。

二、赛马

放眼无际的蒙古高原，历来是我国北方众多游牧民族生息繁衍、劳作征战、纵横驰骋的家园。自古至今，他们狩猎也好，畜牧也罢，总是离不开马。马，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资料；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不可分离的助手。所以，远自匈奴，近至蒙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皆被统称为“马背民族”。基于此，当今时代以马为素材创作的蒙古族舞蹈举目皆是、美不胜收，可谓没有“马舞”，就没有蒙古族艺术舞蹈的剽悍、豪放、大气、恢弘之美。

在蒙古族舞蹈中，以各种骏马的情势律动和以牧马人骑马、驯马、套马、赛马为表现对象者屡见不鲜。在生活中，牧马人――驯马手是草原上最勇敢、最艰苦、最有男子汉气概、最令人羡慕、最令姑娘心仪的骄子，唯有那些具备身强力壮的生理条件和机敏聪明心理素质的人才可担此重任。同样，能够在那达慕盛会的赛马场上一决胜负者，也一定会是生活中的强者。赛马健儿的猎猎风采与骏马争先恐后地驰骋腾跃雄姿，恰是对生活中各种“马舞”动作技巧于一身的集中概括与典型展示，是蒙古族舞蹈创作表演中不可或缺的素材和养料。关于“马舞”题材创作的舞蹈作品是蒙古族舞蹈中数量最多的。如《奔腾》《骏马舞》《绿色狂想》等等。

比赛中，参加赛马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参赛的选手大多是青少年。赛程一般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公里。赛马通常分为奔马赛和走马赛两种。在草原生活中，经过牧民训练过的马有两种奔跑方式：一种是走马，蒙古语称其为“角日敖”，它在跑动的时候像人“顺拐”走路一样，总是先以一顺边的前后蹄向前迈动，然后另外一侧的前后蹄再向前迈动。在走马比赛中，骑手为了不使走马因颠簸而“犯规”，必须要将自己在马背上的姿态保持向后仰靠，这样才能够将马的身体“压住”；一种称奔马，奔马又称颠马，蒙古语称其为“盖特日”，它在奔跑时的步伐为四蹄轮番向前迈动。在比赛中，骑手为了让马在奔跑时速度不断加快，上身须尽量前俯至贴近马的颈项部位，甚至要将臀部离开马鞍，必须与马的颠跑节奏保持协调一致。奔马赛主要比马的奔跑速度，走马赛主要比马的步伐稳健和优美的姿态。当我们在欣赏蒙古族的各种“马舞”时，定然会发现这样一种独特的姿态，既舞者无论脚下做着怎样的“马步”动作技巧，但其上身的基本姿态不外有两种：一是保持着一种左手做勒马状，上身的姿态顺势向右后方倾斜；一是上身前倾，做双手紧握缰绳勒马状。前者的姿态给人以稳健与自信感，后者的姿态给人以冲刺奔驰的印象。这两种基本的骑马姿态皆来源于草原现实生活。在生活中，牧民对马的控制，主要凭借手握缰绳的驾驭能力和坐骑姿势的功力。也就是说，舞台上各种以马为题材创作的马舞，无论怎样的千变万化，却离不开人类生活和历史的范畴。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近年来在舞台上竟然出现了一种让人不可理喻的“马舞”动作符号，即舞者在表现骑马动作时，全然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将一只或两只握着缰绳的手突然变成了好像是患了“麻痹症”或“肌无力”似的哆嗦颤抖状，由此引发出许多争议。诚然，舞蹈创造的天地无限广阔，艺术的想象力也可以超出人类生活的领域，但是，它毕竟要有一个底线，即不管舞蹈的发展如何多样化，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一规律是不能否定的。

赛马开始，参赛的马群像出弩的箭，疾风一般飞掠而去。骁勇的骑手在风驰电掣般的马背上挥臂扬鞭，矫健的身姿令人称羡，高超的骑技不时赢得观者的阵阵喝彩。抵达终点后，胜者备受青睐，人们会以披红戴花的方式给予他和骏马以英雄般的褒奖。这时，健儿们会以草原骄子的神态再次绕场奔驰飞舞，借此尽情炫耀着他们在马背上的各种动作技巧，此情此景，可谓全然用舞蹈的肢体语言尽显骑手英姿勃发之风采。

三、摔跤

蒙古语称摔跤为“搏克”，称摔跤舞为“搏克布吉格”。推本溯源，摔跤竞技的产生与舞蹈艺术的表现，至少始于秦汉年间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酷爱的角力、角伎和由此演变而成的“角抵”和“角抵戏”。古代社会，这种集角力与舞蹈于一体的竞技和表演，具有多重功能，体现着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与审美观念。在那达慕摔跤场上，摔跤手们甩动着双臂、跃动着双脚的剽悍姿态，实则便是“舞”与“武”的完美结合，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彰显。

竞赛时，摔跤手们身着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摔跤服饰，包括坎肩、长裤、套裤、腰带、章嘎（披在肩上的五色彩条）以及特制的摔跤靴等。坎肩袒胸露臂，多由牛皮缝制。长裤宽大，约用三丈许棉布制成。套裤用坚韧结实的布或绒布缝制，膝部用各色彩布拼接组合出有着不同寓意的图案。其中，披在肩上的章嘎和穿在脚上的皮靴很有讲究，章嘎由具有象征性的蓝、黑、白、黄、红五种分别代表天、勇猛、吉祥、庄严、圣火的彩条制成，此俗源与古代蒙古勇士征战前的祈祷祝愿。据说，古代摔跤不按名次计算，而以彩条多少区分，即彩条越多者，证明其参加摔跤的场次和获胜的次数越多，备受人们尊敬。摔跤靴系特制的皮靴，坚韧、厚实，靴子上勒有皮带，穿时将靴筒与靴底缠绑牢固，避免滑倒和在勾绊时脱落或踩伤对方。服饰各部分搭配匀称，浑然一体，具有剽悍英勇的民族特色。

按照比赛的仪式和程序，摔跤比赛由出场、角力和回场三个部分组成。出场时，摔跤健儿一字纵排，各自以手搭前者后背，在一声“塔力呗！”（出去）的高喊声中鱼贯登场。登场者的动作几乎全部由舞蹈的动作和姿态组合而成，由此确定了某些摔跤舞蹈的专门术语，如“勃伊勒格布吉格”（舒展身体之舞）、“德毕力格布吉格”（飞翔之舞）、“德毕勒苏勒格布吉格”（踏跺地面而舞）、“斯勒特布吉格”（各种跳踏舞步）、“阿尔斯楞布吉格”（狮子舞步）、“扎那布吉格”（大象舞步）、“布日古德布吉格”（鹰之舞）等等。诸如此类的动作组合，一经魁梧健硕的摔跤健儿的群体性展示，无疑更加凸显其强悍的气势和身体的协调性与律动感。

比赛开始后，先进行多组的两人一对的竞技，几经搏击对抗，优胜劣汰，然后从中选出屡次获胜的两名摔跤手进行最后较量。这时，决胜者要先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一边与助阵的众摔跤手搭臂齐唱韵味悠长、激越豪迈的赞歌，一边随着歌声的节奏晃摆着健硕的身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对方。之后，在众人的呐喊助威声中，两人搂抱厮拼在一起，以各种摔跤的动作和技巧一决胜负，如“对峙”“甩臂”“绕旋”“跳跃”“拧腰”“搂抱”“摔绊”“托举”等等，尽显摔跤勇士的外在张力和内在机智。

比赛结束后，众人将胜者抬起或簇拥着绕场飞舞，欢呼之声经久不息，舞跃之势感奋不已。有些地区把这种比赛过后的群情激昂、欢呼雀跃的动作，称作“杭嘎尔迪”，意为沸腾、疯狂之意。其中，许多摔跤手在竞技中所做出的动作技巧，不仅集中地再现出蒙古族舞蹈以踏跺为本质特征的体韵遒举，充满着挺拔刚毅的凛然之气，且于经年积累中，形成了两类不尽相同的舞蹈语汇：一类是具有明确意义的显示性动作，如在对抗过程中的竞技较量；一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寓意动作，如在竞技前后的鹰飞狮奔等。自上世纪50年代起，舞蹈工作者多次深入牧区采风，从举目可见的传统摔跤竞技中，提炼出许多旨在表现蒙古族男性舞蹈阳刚伟岸、韵味醇厚的艺术元素，创造出了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如《雄狮》《博克雄风》等，至今还在公演，它们极大地充实丰富了蒙古族舞蹈语汇的艺术表现力。

参考文献：

【1】文精.蒙古族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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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102-02

一、引 言

系列专题节目《边疆行》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远方的家》栏目组采用一集一地、系统策划、长线拍摄编辑的一档大型纪实类电视节目。片中以出镜记者的边疆旅行为引导、选取多视角跟拍的纪录手法，采用边制作、边播出的方式，以广西防城港市为起点，穿越了（广西、云南、、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9个我国大陆版土内的边疆省份，在辽宁丹东结束行程。该系列节目顺时针拍摄记录下沿途见闻，深入130多个县市，贴近民众生活、零距离触及我国边疆地区的文化资源、地理环境、民俗民风，在为海内外观众呈现出一个真实、鲜活的中国边疆形象之外，还用新的视野、新的表现手法对我国的多元民族文化进行了实地报道和直观性传播，并通过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价值。

在经济、社会、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电视节目涉及的内容和表达空间更加多元，收视率的争夺，激励了作品的优质化，口碑好的节目都有自身的特点。以《边疆行》为例，它策略性地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价值，深度触碰到了我国大陆的边疆文化――因我国边疆有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地，故《边疆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对这些边疆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民风、民俗、生活饮食的探寻、观察，来客观反映我国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愈加牢固了观众对美丽中国的热爱。本文主要从《边疆行》节目对地域文化、风土人情、饮食艺术的三个切入面来探讨该节目对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播，对爱国情感的隐匿宣泄，对主流媒介价值、使命的践行。

二、地域文化

《边疆行》是一档纪实类专题节目，采用记者出镜加画外解说，以边走边看的导游方式，来引导观众进行观影体验，这种简单的表现方式，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档旅游节目，但是《边疆行》在本质上超越了此类单纯以风景、民俗为主线的旅游节目范畴，节目创作者真正担负起电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立足地域文化，将所经之处人们生活中的平常人、平常事、平常物用直观艺术的手法真实再现，使原本真实的故事更生动、更典型、更打动人心、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使蕴藏了多种元素和表意的地域文化变得形象、通俗、易懂，且生动有趣，满足了人们渴望了解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探索发现异域风情的心理需求和求知欲望[1]。

在《边疆行》节目中，观众们随同摄制组的记者一道，领略祖国边疆各民族灿烂绚丽、既迥异神秘又魅力无限的艺术文化。在广西境内可听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州天琴”弹奏出的天籁之音，在云南能见到唐代就有记载的德昂族独特服饰，由银子与藤蔑制做而成的花腰箍。尤其是《边疆行》节目播出的第70集叫《世外灵壤博乐》，摄制组来到了被清代大学士洪亮吉曾经形容过的“西来之异境 世外之灵壤”新疆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府博乐市，节目当中水草丰美的赛里木湖边，蒙古族牧民祭敖包的虔诚不仅打动了摄制组，同时感染了观众，仿佛切身也感受到了这个独具蒙古族特色的民族活动，尤其是祭敖包活动后牧民们弹奏的“江格尔”弹唱，是代代蒙古族牧民口头流传至今的一部英雄史诗，它与弹奏中所使用的乐器―― “拖甫秀尔” 一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蒙古族的特有艺术，历史悠久。镜头里呈现的江格尔弹唱，朗朗上口、旋律优美、慷慨激扬，艺术感召力强，画面中的牧民们有的跟着弹唱节拍惬意地轻声合着、有的眯着眼睛感受着史诗中英雄的豪迈气概，使观众们通过具象的电视画面超越现实地理距离的限制身临其境，不由自主地被画面中的气氛所感染。

三、风土人情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厚，尤其是祖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对外界来说相对神秘、偏远。正因如此，其聚居地的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得以较好的留存，才能为我们在今天的目光饱览和精神遨游奠定难以复制的物质基础。《边疆行》就通过前期拍摄和后期编辑策划、实施，将这些少数民族的秀丽风光、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在节目中挖掘、展现出来[2]。

在《边疆行》节目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壮美的来古冰川，见识到长白山采参人的放山习俗，还能探秘森林秘境察隅的\人部落。坐落于境内的察隅县是一座既普通又特殊的小城，说它普通是当地没有过多的藏族文化，相比其他藏区，这里人口涵盖了藏、汉、纳西、独龙、怒族等十个民族，要说其特殊是因为这里还生活着一个未识定的民族――\人，由于人数稀少全国只有1400多人 ，\人并没有被列入五十六个民族之内，但他们同样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人部落的房屋多是木板房，屋外壁皆用小松木做装饰，但其样式有特别的讲究，房子上部用松木条拼贴成紧密三角形，其形状代表“山”，紧挨其下是一根长长的松木条，其形状代表“河”，房子下部又是呈竖状紧密排列的松树条，其形状代表“悬崖”，由大山、河流、悬崖峭壁构成的装饰图案，就把\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巧妙地描述了出来，这些象形图案也寓意着\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看完屋外构思巧妙的装饰，走入\人居住的屋内，会发现房屋木板都是整块竖起来装的，见不到一块横的木板，这是\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木制房屋建设标准，而屋内摆设的现代家具，融合了汉、藏等民族元素，这让整个房屋显得颇有特色，但具有\人民族特色则是屋内墙壁上挂满的各种牛头，据\人介绍这些牛头有牦牛、有犏牛、黄牛三种，为长久保存，牛头上不能刷漆，只能刷动物血，因动物血密封好，先将动物血液放上半年再刷上去，牛头就显得又黑又亮。在家里悬挂牛头是\人部落的民族传统，哪家牛头挂的多就说明哪家请客的次数多，牛头的多寡是有很深的意义，牛头，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权力的象征，是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的见证，\人部落以往每年头人选举，村寨都要举行一次宰杀牦牛的比富活动，以此竞选头人，竞选中砍下牛头最多者胜出，而这些牛头也就成为获胜者一生的荣耀。这是《边疆行》节目中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它详细、深入地接触、报道了这些独特的部族文化，让外界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了解这些特殊的文化存在，理解这些文化，进而为保护这些文化贡献力量。

四、饮食文化

丰富的饮食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按照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原理，食是处于最底层的人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吃有着别样的情感，别样的诠释和要求，饮食文化最能体现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特征。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的美食琳琅满目，在食材、烹饪手法、口味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正如电视系列专题节目《边疆行》节目中解说词所说：“……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先要看看他们吃什么。”

跟随《边疆行》节目一路走下来，沿途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与风情、风光尽收眼底，而且摄制组搜索并筛选了各地极具特色的风味美食，并将其中最能体现本地地域文化的挑选出来呈现给观众。在广西可吃到称斤卖的“龙州米粉”，到黑龙江品尝鄂伦春族特色家宴等，其中云南省富宁县人们吃的街坊美味“卷粉”，对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人就有极大的诱惑力。通常来说，外地人会以为在云南本地“米线”最普遍，不过在富宁人们早餐吃的是卷粉（一种米制品），外观和做法类似广式肠粉，是用优质的纯白黏米磨制成浆，在蒸盘中蒸熟而成，但其吃法与肠粉完全不同（肠粉是盘装，由厨师上桌前浇好汤汁），一人一碗，其调料有十几种，根据个人口味放调料；此外，吃富宁“卷粉”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和“油炸米粑”组合，两者被当地人称为“天衣无缝的搭配”，它们原材料一样，口感各具特色，“卷粉”鲜嫩绵软，“油炸米粑”酥脆可口，卷粉的凉和油炸米粑的烫、卷粉的白和油炸米粑的金黄搭配在一起形成极佳的味觉享受，更有视觉上的美感，色、香、味让人垂涎三尺。在电视节目中表现一个地方的与众不同，只是扁平地念念解说词，就不够鲜活生动，影响观众观看的审美趣味，而《边疆行》节目通过切入最具体的一个点来细致地体现出边疆地区的特别之处，这种直观的现场感有助于观众生成审美印象和文化感观。

传统、历史、地方文化是《边疆行》系列节目的立足点，节目组多视角展现、多元素表达的表现方式，尤其是真实、生动的整体风格，在强化地域特色、民族文化、传递爱祖国边疆继而爱中国的情感化叙事上使节目内容更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通过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价值[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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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服饰、聚落、语言、习俗、宗教、艺术形式、社会组织、道德观念、经济特色、生产技术水平等均是文化要素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一定的区域内，这些表现形式在特征上富有一致性，那么就可以将该区域称之为一个文化区。自文化地理学在中国复兴以来，文化区方面的研究，无论是文化区概念、分类、特征，还是文化区的具体划分、对比都已结硕果。诚然如是，中国东北地区关于文化区的研究仍相对缺乏，进一步缩小尺度，以省为单位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加紧步伐，更深入地去了解、发现这白山黑土间孕育出的人文事象分布，迫在眉睫。

吉林省文化区划分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吉林省包含的各文化要素的发展规律及区域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完善东北地区关于文化区的研究的不足。通过此研究，一方面，将一定程度上促进优秀文化的整合、地方文化认同、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将一定程度上提高吉林省政府在商贸经济活动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在文化体育活动方面规划的协调性，有助于对吉林省包括民俗旅游资源在内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

二、吉林省文化区的划分过程

（一）自然环境：奠定基础

吉林省西部地势平坦，多草甸湿地，拥有降水量在400L以下的显著干季，且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是自古以来该地域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而形成的游牧文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虽受到了该地域人民趋于农耕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削弱，但其独到之处依然是不可磨灭的。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区位优势、海拔低而均一的地形、500～600L的降水量，为以商品粮种植为典型的旱田耕作文化扎根于吉林省中部的这片沃土夯实了基础。主打稻米，以精细见长的水田耕作文化的传播、扩散得益于吉林省东部不乏低山丘陵的地表形态、受季风影响可达900L的充沛降水这样的自然条件的存在。

概言之，包括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水文生物在内的自然因素与吉林省文化区域间的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可以勾勒出“西部、中部、东部”这样的以自然因素为基础的文化区划分轮廓。

（二）人文环境：确立格局

1、民族：主导因子

245.34万人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与9.15%的占全省总人口比例，这两项在中国排位靠前的指标，间接地展现了吉林省文化中的民族烙印。吉林省的文化是在频繁的军事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中衍生、发展起来的。民族区域内的文化扩散、代际里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间的文化整合，是吉林省文化底蕴累积的重要背景，对吉林省“边疆型、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的文化特点的形成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作用。因此，民族可以作为确立吉林省文化格局的主导因子。

将民族作为主导因子，首先要明确的是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这四个民族其人口在省内各地区的分布情况。

基于《吉林省人口普查资料》（2010）中的相关数据，可统计出，除汉族外，满族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最大比重的城市有：长春市（1.99%）、吉林市（4.53%）、四平市（6.25%）、辽源市（6.09%）与通化市（4.62%）；除汉族外，蒙古族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最大比重的城市有：松原市（1.90%）与白城市（2.69%）；除汉族外，朝鲜族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最大比重的城市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32.45%）、白山市（1.38%）。

民族自治地方与民族乡（镇）作为聚居、政治形式，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其对应民族在区域间的文化特征。因此，其对以民族为主导因子的文化格局划分确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吉林年鉴》（2010）中的相关数据，可统计出，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分别辖有1个、5个、4个、1个满族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镇）；松原市与白城市分别辖有1个、8个蒙古族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通化市分别辖有1个、1个、6个朝鲜族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镇）。

综上所述，可分析出，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在吉林省所在的民族自治地方与民族乡（镇）同其人口于各地区的集中分布基本具有一致性。

2、语言：衍生因子

语言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信息，是民族这一主导因子下的衍生因子，在确立文化格局时应予以考虑。其地域性体现为：语言层面上，诸如朝鲜语、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与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同步。方言（汉语）层面上，始于清朝末期的关内人口迁入对吉林省而言，扩充了其人口基数，丰富了其人口内涵。山东省东部移民多定居于吉林省东部地区，山东省西部、河南省、河北省移民则更倾向于吉林省的中西部。在来自各方人民所操持的当地口音的影响下，吉林省各地区居民所讲汉语存在差别。

在以自然因素为基础，勾勒出文化区划分轮廓的前提下，以民族为切入点，结合语言等衍生文化要素，可以确立吉林省的文化格局：西部文化区包括白城市、松原市在内的两个地级市。分布于该文化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蒙古族。中部文化区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在内的一个副省级市与三个地级市。分布于该文化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满族。东部文化区包括白山市、通化市在内的两个地级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长白山管委会。分布于该文化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朝鲜族。

在文化区的命名上，“蒙古族文化区”、“汉满文化区”、“朝鲜族文化区”这样的提法，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游牧、农耕、稻作等生产方式分别与蒙古族、汉、满两族、朝鲜族相关联，以其代之，突出以民族为主导的人文特色的同时，兼顾了自然环境对吉林省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综上所述，可以将吉林省划分为三个文化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中部农耕文化区”以及“东部稻作文化区”。

三、吉林省各文化区的对比

就吉林省划分出的西、中、东部三个文化区，依次表征了蒙古族、汉满两族、朝鲜族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所主打的游牧、农耕、稻作三种文化形式的空间分布。以下表格按空间范围（含行政区、中心城市）、主要民族、历史特征、自然条件、物质文化（含生产文化、饮食、文化景观）及精神文化（含岁时、民风、、语言）六项指标来对吉林省三个文化区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吉林省文化区划分的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吉林省境内形成的文化区，是一种特定居民对应特定体系，地域相连成片，自核心区至带文化特征逐渐减弱的事象分布；是一种包括饮食、典型文化景观、岁时、民风、、语言（方言）在内的物质、非物质文化因子所存在的一致性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四个省内主要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其衍生文化经扩散、传承、整合后与自然条件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二）可以将吉林省划分为三个文化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中部农耕文化区”以及“东部稻作文化区”。其中，蒙古族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区的特色；汉、满两民族为中区增添了别样风味；朝鲜族在东区文化结构的建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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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力格尔是蒙古族民间流传的一种曲艺形式，最初产生于清朝康熙年间，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乌力格尔”一词是蒙语，意为“说书”。蒙古说书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有伴奏的说唱――用马头琴自拉自唱，叫“朝仁・乌力格尔”，用四胡伴奏演唱的叫“胡仁・乌力格尔”。其二是“雅巴干・乌力格尔”，即艺人不用乐器，口头说唱。本文主要以胡仁・乌力格尔为例来讨论乌力格尔的传承。胡仁・乌力格尔结合了说、唱、伴奏和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内容包含了中国民间传说、人物故事、历史故事、蒙古民族故事等多个方面，题材广泛，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国内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关于胡仁・乌力格尔的论文总数共百余篇，但是能查找到的只有十数篇，其他多为内蒙古哲盟等地研究所的内部资料，一些文献仅见于对蒙古风俗文化介绍的图书中，且篇幅较小，如《蒙古族生活掠影》；关于乌力格尔的专著也较少，仅有《胡尔奇套语》（1980年版）、《蒙古胡尔奇300人》（1989年）等。对此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乌力格尔进行研究和介绍，如《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等论文；二是对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翻译和介绍，如《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三是从音乐艺术角度对乌力格尔进行的研究，如《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传承与传播》。目前国内鲜有从教育学角度对乌力格尔的社会功能进行的研究。

一、胡仁・乌力格尔的社会文化功能

1.民俗民风的传承

传统的胡仁・乌力格尔多描绘古代蒙古族人民同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斗争来求生存的勇敢精神、战胜邪恶力量的英雄情结和马背民族尚武的刚毅传统，胡尔奇们在表演《江格尔传》、《降伏蟒古斯》等巨著的同时也向蒙族人民，特别是孩子，传递了蒙古族的这些优良传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民俗民风的传承。

2.娱乐功能

解放前，胡尔奇们的主要演出场所是喇嘛庙，为地位高的喇嘛演出，而那些技艺高超的胡尔奇们多在各旗的王府中为王爷及其家眷亲友演出，是王府的一项重要娱乐项目。在为这些喇嘛和王爷演出之余，胡尔奇们也为周围的牧民演出。生于1910年的著名胡尔奇却音霍尔就曾经在格根喇嘛的帐篷中为两三个地位较高的喇嘛演出了四年多。格根喇嘛听完非常高兴，赏给他一些东西。例如，一次，却音霍尔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演出一部书，非常精彩，格根喇嘛赏赐给他一匹骏马，一袭上等缎子衣服和一笔大约八十块银元的钱。在这之后却音霍尔又被推荐给乌珠穆沁的一位王爷，为他表演了八年。王爷没事儿的时候，经常是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听书到深夜，足见却音霍尔的表演很精彩。

3.社会教化功能

乌力格尔作品的内容有很多都是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向听众传播社会道德的准则和人们的审美标准。除了传统的蒙古族故事外还有从汉文化中吸收的《包公案》、《杨家将》等，以及解放前后胡尔奇们创作的《虚伪的社会》、《富家》、《党和母亲》、《伟大的战士――》、《》，等等。近几年，在扎鲁特旗，每年进入到4月――税收宣传月，扎鲁特旗政府就利用乌力格尔厅，发放税收宣传单，还编写出了通俗易懂的乌力格尔片段，在每天说唱乌力格尔之前作为开场白进行说唱宣传，使广大民族群众在欣赏到美妙艺术的同时，受到了生动有趣的税法宣传教育。

二、胡仁・乌力格尔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1.对人的智力因素的影响

（1）记忆力

胡仁・乌力格尔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丰富的故事性。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又含大变故，回环曲折，节上生枝，枝上生叶，叶上生花，花后生果，段落、层次缜密而交织合流。长篇故事如《格斯尔传》、《三国演义》等，一部就能表演几个月。这些长篇故事对胡尔奇的记忆力要求非常高，加之乌力格尔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一部部的长篇故事都是通过背诵理解记忆下来的，因此对人的记忆力发展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

（2）想象力和模仿力

胡仁・乌力格尔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多度的综合性。既含有口头文学、民间音乐，又含有“好来宝”的排比联唱，兼收并蓄戏剧的矛盾冲突、尖锐紧张和音乐的感情联系，以及诗歌、散文、小说的富有节奏韵律、形散神聚、不受时空限制、自由叙述、概括描写等特点。一个人，一把琴，自拉、自唱、自叙，一专多能。正如胡尔奇们自己所言：“装文扮武我自己，一人能演一台戏。”一件乐器在说唱当中，既可以虚拟作刀枪座骑，又可以代替镰锄马鞭，一物多用。同时一人多角，男女老少集于一身，进得快、退得稳、分得清，进进出出，变换迅速。这都要求胡尔奇本身首先具有较强的想象力，在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就进入到角色中，充分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人物。而且乌力格尔是通过以口技为基础的各种声响来展示各种画面，这又要求胡尔奇具备高超的模仿能力，模仿得惟妙惟肖，使观众如临其境，心中还原出艺人所描绘的场景。

（3）观察力

由于胡仁・乌力格尔是现场艺术，不但现场表演，还现场创作，通过一开场的观察，根据现场听众的喜好和特点来编创开场白，调动听众的情绪，并且时刻根据观众的反映把握表演速度和语言。这些特点都要求胡尔奇有较强的观察力，时刻调整自己的表演，使观众易于接受。

（4）创造力

胡仁・乌力格尔之所以能够留传至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代胡尔奇们创作的作品既来源于生活，又充分发挥了创造性，一方面通过现场的即兴创作活跃气氛、吸引观众，另一方面通过幕后的创作发展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胡尔奇们在担任表演者的同时也多为创作者，这对艺人的创造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如乌力格尔的末篇，结尾处并无固定模式，基本都是每位胡尔奇根据个人的习惯进行个人发挥。

2.对人的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胡仁・乌力格尔对人的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绪、情感方面。胡仁・乌力格尔在表演上有说有唱，表演时从开篇解说、皇帝上朝、臣僚上奏、告状辩护到打仗比武、得胜还家、喜设佳宴等各种场面和环节都表演得合情合理，张弛有序，寓意深刻，扣人心弦。演唱者的褒贬爱憎形于声色，颇具感染力。听众大多被情节牵引，时悲时喜，如身临其境。这不但要求表演者能够以自己的表演调动起听众的情绪情感，更要求表演者自己首先进入到情节中，调动起自己的情绪情感，才能打动听众，使听者感同身受，通过这样精彩的表演激发出听众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标准，对故事中的善恶美丑起到甄别褒贬的作用，唾弃和反抗邪恶势力，弘扬真善美。

乌力格尔作为蒙古族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已经传承了数百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对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流传和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乌力格尔的传承过程中，说唱艺人胡尔奇们也通过对乌力格尔的学习和表演，展示了乌力格尔对个体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方面的正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朝克图，赵玉华.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1）.

［2］［苏］李福清著.陈弘法译.“本子・乌力格尔”演唱者生平研究.亚洲研究专刊，1980.

［3］纳钦.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

［4］布特乐图.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12）.

［5］胡仁・乌力格尔.通辽日报专版，2006，（3）.

［6］李月娟，王海林，王力军.几年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暨中国・内蒙古乌力格尔艺术节隆重开幕.通辽日报，2006，（1）.

［7］中国乌力格尔之乡――扎鲁特.通辽日报专版，2006，（3）.

篇11

【Abstract】 before Tibeta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Mongolian district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haman witch doctor coexisted with folk experiential medicine. Thus， we can say that ancient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mposed of folk medicine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dicin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hama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ncentrated manifest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the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Shaman witch doctor accumulated some effective medical methods and experienc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tent of folk medicin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 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G.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M].马伯英，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1-3.

[2]　卡斯蒂格略尼.世界医学史:第1卷[M].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6.

[3]　罗伯特?玛格塔.医学的历史[M].李诚，译.希望出版社， 2003，10.

[4]　刘伯骥.中国医学史[M].华冈出版部，1974，2-3.

[5]　乌仁其其格.蒙古族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的特征及治疗机理的医学人类学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8(3).45-48.

篇12

近年来,内蒙古影片《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天上草原》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内外大奖66项。其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于1999年作为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还参加了奥斯卡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为中国民族题材影片走向国际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2005年,由宁才拍摄的故事片《季风中的马》获得第25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再一次为民族电影事业添上了浓重的一笔。2006年,电视剧《成吉思汗》以气势恢宏、壮阔大气表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和马背民族的英雄气概,成为在国内外创下高收视率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而成吉思汗电影的制作人正是莫尔吉胡,下面对其生平以及电影作品进行介绍。

一、莫尔吉胡与电影音乐

莫尔吉胡,当代蒙古族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曾任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在我国电影百年华诞之际,被赋予“中国百年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在成立60周年大庆时,被授予“杰出作曲家”称号。在其五十余年的工作过程中,他培养了大批优秀音乐创作人才和表演人才,作曲家阿拉腾奥勒、歌唱家拉苏荣、德德玛等人都得益于他的发现与栽培。为了提高内蒙古的音乐教育水平,他还率先在教课书中采用五线谱,主编了一套小学、中学音乐课本,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民族音乐,撰写了多篇有关蒙古民族音乐方面的文章。主要著述:音乐论语文集《蒙古音乐研究》《追寻胡茄的踪迹》;论文《浩林潮儿之谜》《托普修儿与萨布尔丁》《元代宫延音乐初探》《潮儿现象与潮儿音乐》《穆库连遐想》《成陵中的两件古乐器》《潮儿大师色拉西》《蒙古音乐的最早采录人――哈斯伦托》等30多篇。在内蒙电影制片厂工作了8年、经手500多部电影剧本的莫尔吉胡先生积累了大量的电影文化底蕴,使得他对电影音乐这种体裁有着独到的见解。《战地黄花》是莫尔吉胡的第一部电影音乐作品,《骑士风云》获最佳作曲奖提名,《成吉思汗》获第二届“萨日纳”奖,《世纪之战》获长春电影节“纪念杯”和艺术创作“萨日纳”奖。多年来,莫尔吉胡在其所有的作品中,坚持不懈地通过音乐这个元素去彰显、传达民族文化,以内蒙古民族文化为核心、为主题,将西方的作品技巧与中国传统的作品技巧相结合,洋为中用,取长补短,以优美动人的旋律表现出蒙古族辽阔的、悠久的草原文化。音乐风格的最大优势在于在主题选择、和声的运用、复调技法、配器色彩、曲式结构五方面。主题选择上,一贯以传统的蒙古族民间音乐为源泉进行创作、改编,使电影中的主题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声运用方面,运用西洋大小调和声体系与民族调式和声相结合的手法;复调技法方面,多条具有民族特点的旋律纵向交错;独特的配器手法,运用多种不同的乐队编制,巧妙地加入民族乐器;适宜电影音乐的曲式结构,共同为电影的情节展开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二、莫尔吉胡电影音乐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

(一)主题音乐的运用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杰出的作曲家,莫尔吉胡在他大部分的电影作品中,以蒙古族草原民歌为主要旋律来改编和创作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他的电影作品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大部分的旋律都来自蒙古草原音乐风格的特点,非常优美、粗犷,这一特点在他的主题音乐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的主题音乐在其电影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莫尔吉胡主要根据其电影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定位、特点及剧情的需要,对电影中人物主题音乐的构思进行了巧妙构思。例如在成吉思汗这部电影中,主题音乐贯穿影片始终,大约出现十次。我们知道,单调的主题重复会使人产生厌倦之感,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主题进行变化,而莫尔吉胡在成吉思汗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的创作中,主要运用了主调音乐的表现手法,突出呈现了主题音乐在影片中的主导地位及贯穿作用。主调音乐可以称之为“发展的变奏”风格。在这部影片中,针对不同的影片背景,主题音乐也会有所差异,但主题音乐的旋律特点并没有改变。成吉思汗主题音乐是随着影片中成吉思汗的成长经历及日趋成熟的心理的背景变化而变化。如影片中一个场景描述的是成吉思汗少年时代与其父亲共同狩猎,这一段情节在影片的开始阶段,主要表现出天真、活泼的少年成吉思汗,在蔚蓝的天空下、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犹如一只准备自由搏击的雄鹰。莫尔吉胡给这段场景准备的主题音乐表现出质朴、活泼的特点,音乐状态积极向上,表现了成吉思汗少年时率真活泼的性格。

(二)潮尔哆音乐的运用

任何一支民歌都是以一定的民族文化或者民族特色为背景的,民歌一响起,就会让人联想到特定的民族生活地区的民风、民俗、民族文化、人文特征等等。莫尔吉胡的电影主题歌主要是在蒙古族原民歌的基础上加入合唱声部,使原民歌具备混声合唱的色彩,形成了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主题歌与原民歌只是在声部上有不同之处,加入了男女混声四部合唱,来衬托主题歌的威严、庄重。在改编手法上,不仅运用了声部间模仿的复调手法,还将各声部之间做更为细致的和声进行,为独唱旋律做铺垫。在“图日勒格”部分,各声部间同度和八度的结合,使主题歌具有更大的张力,突出影片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在电影《成吉思汗》中,其主题歌就是莫尔吉胡根据原蒙古族的民歌改编而成的,采用突出影片民族文化氛围的音乐创作手法。电影《成吉思汗》主要讲述的是关于蒙古族草原上的战争历史事件,与蒙古族的草原文化联系甚密,所以运用一种最能体现蒙古族风格特点的音乐体裁来作为影片的主题歌是最恰当不过的。莫尔吉胡选择了具有蒙古族风格特点的音乐体裁――潮尔哆作为影片的主题歌,对影片民族风格的体现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潮尔哆是蒙古族二声部歌曲形式,是蒙古族复音唱法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喉音”艺术。它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潮尔哆所具有的二声部特点、传统的演唱形式以及庄重的演唱内容都是蒙古族民间歌曲中精华的体现。其表演形式是由一名主唱歌手演唱上声部悠扬舒展的旋律、一人或众人演唱下声部的持续长音,该长音基本是调式的主音。潮尔哆一般由引子、正歌和尾声等三部分构成。引子部分比较短小,是由演唱上声部旋律的歌手担任,常用“哲、啊”等语音词,以近似引领众人的下行音调进入主音的持续;其后由一人或众人演唱下声部持续的调式主音,进入潮尔哆的主要部分――正歌部分。正歌部分由主唱歌手演唱,旋律高亢舒展;正歌结束之后,由众人共同演唱尾声部分,即乐谱上标有文字“图日勒格”的乐曲部分。当代蒙古民族继承并传播开来的艺术不仅轰动国际乐坛,也引起世界各国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艺术学等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更为民族音乐学家高度重视。

(三)运用多种乐队配器手法

莫尔吉胡善于运用多种乐器、多种配器手法来美化他的电影音乐,例如在电影《成吉思汗》这部作品中,莫尔吉胡就是运用了多种乐队配器手法来体现影片的民族风格特点。(1)以西洋乐器来表现电影的民族风格。莫尔吉胡不单单对传统的民族乐器比较熟悉,他涉猎甚广,对西方管弦乐队的配器手法也较为熟稔,他的作品洋为中用,取长补短,既有流行因素,又不失民族风格特点。例如在《成吉思汗》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成吉思汗三兄弟狩猎归来,成吉思汗对他的兄弟表述了自己要大展宏图、励精图治的决心。莫尔吉胡处理这段场景所选的音乐就是由西方管弦乐队来演奏的,莫尔吉胡将富有民族风格特点的旋律融于西洋管弦乐队的演奏之中,使得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表现出成吉思汗创业的雄心和气魄。再例如,王罕宫廷舞蹈音乐:音乐由西洋乐器双簧管为主奏和民族乐器中音笙、扬琴、筝、三弦、高胡、中胡、铝板琴、铃鼓、套鼓及大鼓演奏的。为了进一步体现民族风格特点,更好地与影片结合,莫尔吉胡要求演奏员在演奏这段音乐时,将自己乐器的音色做了必要的改变(只要听不出乐器原本音色即可),使音乐具有蒙古和古代波斯相互结合的民族色彩。(2)以民族乐器来表现民族风格特点。成吉思汗有一段场景是速该可汗在帐篷里大宴宾朋,欢歌笑语、舞蹈音乐此起彼伏,这段背景莫尔吉胡设计的是用竹笛、扬琴等民族乐器来演奏;音乐旋律由五声音阶组成;节奏运用了民族打击乐器,表现了特有的民族舞蹈性;创作手法具有淡雅、轻快、线条化的民族风格特点,与影片中舞者表演的蒙古族舞蹈画面相互结合,营造了形象、逼真的宴席场景;音乐中加入的民族打击乐器突出了音乐的节奏,更加表现了音乐的民族风格特点。《成吉思汗》中还有一段场景是成吉思汗与泰亦赤兀惕人展开大战,成吉思汗颈部中箭,血流不止。他忍着剧痛,坚持与泰亦赤乞作战,这段场景的音乐莫尔吉胡设计由我国民族乐器箫为主奏和西洋乐器弦乐组演奏。莫尔吉胡在这段音乐中,将我国民族乐器箫融于西洋乐器,从而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的民族音乐,做到了音乐的民族化、世界化。莫尔吉胡将这四种不同色彩乐队配器手法穿插运用于电影《成吉思汗》的音乐创作中,将西洋管弦乐器与我国民族管弦乐器融于一体,既运用西洋管弦乐器多声部的手法来表现民族特点,渲染出更加具有色彩感、宽广性、立体化的影片效果;又使我国民族管弦乐器所具有的淡雅、轻快、线条化的特点跃然于影片之中。

三、结 语

总之,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这门视听艺术中声音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对电影语言的立体化呈现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莫尔吉胡的电影音乐创作为内蒙古电影音乐树立了鲜明的旗帜,他巧妙地结合世界电影音乐创作的技法,用自己的民族音乐语言深深植根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地上。在其电影音乐创作中,富于鲜明民族特色的主题音乐、丰富多彩的和声语言、横纵交织的复调艺术、独特精湛的配器色彩等等,都使他的电影音乐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潮鲁.蒙古族长调牧歌研究[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2] 潮鲁.蒙古族民间歌曲与说唱音乐研究[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