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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英文内容摘要和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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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文字流畅,语言准确,层次清晰,论点清楚,论据准确,论证完整、严密,有独立的观点和见解。
应具备学术性、科学性和一定的创造性。理科各院系要根据本学科特点做出具体要求。
毕业论文内容要理论联系实际,涉及到他人的观点、统计数据或计算公式的要有出处(引注),涉及的计算内容的数据要求准确。
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促进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转贴于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