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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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各监管机构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遗漏、监管撞车、监管纠纷现象，降低了监管效率。在分业监管模式下，证监、保监、银监机构均按照自己管辖的专业内容开展监管工作，所以现实中监管对象大都是对准具有主体业务的行业单位，即证监会监管证券经营公司，保监会监管保险公司，银监会监管银行业机构，而监管机构对这些单位中除主体业务以外的经营内容不予理会，显然这就漏掉了主体业务以外的经营内容；从被监管单位考虑，由于各监管机构按照自身的工作安排开展监管工作，现实中也往往造成一定期间内各监管机构轮番对同一单位监管的现象发生；另外，各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活动中也难免出现对同一单位监管业务交叉现象，形成同一业务此机构监管定性甚至处罚了而彼监管机构又行监管并定性处罚，出现依据不同而定性分歧现象，客观上导致监管纠纷现象发生。

最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加剧了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对金融行业当前的分业监管格局提出了挑战。面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应向何处去？监管政策制定时应秉持哪些原则？为了更好地对该行业进行监管，同时推动行业发展，立法层面需要哪些跟进？虽然国务院审改办公布了“一行三会”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清单，但这仍难理清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事实证明，目前分业监管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金融混业运行的现实情况，所以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部门综合监管能力势在必行。日前，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无疑是解决目前金融监管困局的及时举措。但从金融运行情况和金融监管状况来看，目前实施由人民银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面临一系列问题和阻力，有待于采取必要的法规与措施予以解决和排除。

二、人民银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面临的问题和难点

（一）不具备行政制约能力，人民银行难以统驭监管协调机制国务院批复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牵头人，从行政法规角度确立了人民银行协调金融监管名正言顺地位。但是，在尚处于典型官本位的基层监管体系中，人民银行与辖区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处于平级，人民银行不具有协调的行政地位，所以当监管主体之间出现潜在冲突时，一些部门从有利于本部门出发采取一些有损其他部门利益的行动，作为监管牵头人的人民银行往往无能为力。

（二）没有经济制约手段，人民银行协调牵头作用大打折扣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组织并列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各监管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人民银行对其他成员不具有任何经济约束手段，所以作为金融监管协调牵头人的人民银行在遭遇任何一方金融监管机构缺乏主动性和抵触性的行为时，其金融监管协调牵头人的角色和作用便难以有效发挥。

（三）缺乏监管专业人才，人民银行牵头监管协调难度大作为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人民银行必须拥有一支懂政策、精业务的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具体工作实现和发挥相应作用。但是，就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来讲，由于人员老化、专业知识陈旧，加上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交叉业务日益增加，人民银行监管能力特别是混业经营金融监管能力远不及要求所需，现实中往往胜任不了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因而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人民银行统领监管工作和协调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关系方面难免会形成诸多障碍。

（四）尚无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监管协调无米下锅信息共享是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运行的载体和前提。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数据与信息共享机制尚没有真正形成。由于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网络不能满足金融监管协调的实际需要，致使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沟通的渠道，直接影响到金融监管协调的内容覆盖和实时运作。

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的央行监管队伍建设

（一）国家授权与推动，奠定央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顺畅发展的组织建设基础成立高于各金融监管机构级别的协调组织，赋予人民银行作为牵头人必要的协调制约手段。根据基层金融监管现状，实现有效监管需完善对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的约束，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成立一个行政级别高于各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由人民银行牵头统驭协调，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委等相关部门。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应以维护监管秩序为出发点，就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交叉性金融产品和跨市场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进行协调。另外，还应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违法行为以及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达成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强化央行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牵头金融监管协调能力

1.人民银行应着手选拔、充实、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为保障有效发挥监管协调牵头人作用并顺利开展监管交流与合作工作，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人员不仅要掌握本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知识，还需要熟悉其他金融监管领域的相关内容。所以，人民银行应当将复合型监管人才培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大力引进金融监管人才、强化监管业务培训、建立不同监管机构人员工作交流等途径不断提高监管人员政策水平和业务技能，以尽快具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牵头人的能力。

2.强化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人民银行牵头人对信息的贡献与统领基础设施建设、各监管机构内部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管信息软件开发等方面。具体内容：一是发挥人民银行现有信息系统平台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监管成员共享的信息交流机制，使信息交流日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二是各级监管机构内建立金融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构，负责金融监管信息中心监管信息的全面收集、筛选、管理以及信息系统的开发、维护等工作，确保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三是针对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岗位和管理层次，进行金融监管系列软件的开发。

（三）建立央行统领下的金融监管分工机制，理顺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监管分工应当包括牵头人、各监管机构和协调一致监管组织的职责与分工。一是处理好人民银行与各监管部门职能上的交叉，明确相关职能主导部门及其职责权限，避免因职能交叉出现的相互推诿或监管重叠现象。如人民银行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数据统计汇总机构和金融数据对外机构，银监会统一使用由人民银行汇总的金融统计数据，充分发挥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避免金融机构重复报送弊端，减轻金融机构负担。作为监管协调机制牵头人，人民银行也应当是监管信息共享平台的牵头人，人民银行要利用金融信息系统，整合各系统数据和信息，对接各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使各方充分掌握连续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信息，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二是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合理分工，加强配合，实施有效监管和规范监管，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弊端，各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中出现的矛盾要及时提交金融监管委员会协调。三是建立健全协调一致的金融监管组织。近年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现象越来越复杂，为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有必要通过协调一致的监管组织实施监管，所以成立一个跨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势在必行。专门负责交叉机构和交叉业务的监管工作，客观上避免了重复监管、遗漏监管和推诿监管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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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embarksfromtheclassicaltheory,uncoordinatedandthefinancialrisk’srelationshasconductedtheresearchon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thoughtthat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willbeuncoordinatedthroughmanykindsofwayinitiationfinancerisk.

Keywords: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financialrisk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问题最终会集中体现于金融。那么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呢?本文将结合经典的金融风险理论,就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分析。

1从马克思经典假说看

1.1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生产过剩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产业同构及重复建设问题,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构性过剩。经济领先区域经济之所以领先与其产业结构领先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分不开的。经济落后地区在缩短与经济领先地区的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经济领先区域的产业升级速度不能维持两个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时,必然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叠加。产业自构必然会引发大量的重复建设问题。而产业的同构与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构性过剩。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需求相对不足,使得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第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必然会导致经济领先区域与经济落后区域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情况下,其对于已有产品组合的消费需求会趋于饱和,由此制约其消费需要,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较低收入水平会制约其消费需求。第二,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虽然有大量的资本集中,但是由于产业升级的缓慢,资本流入到生产领域的量在产业趋于饱和后就会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开始不断萎缩,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政府将比较稀缺的资源集中配置在其认定的高利润率的“关键性产业”中,这必然导致本地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对于其他“非关键性产业”而言更加稀缺,进而制约了“非关键产业”的投资需求。

1.2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金融过剩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经济领先区域的金融相对性过剩。根据前文的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资本从经济落后地区持续的流出,同时还会阻碍资本流入经济落后地区。而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金融资源的大量集中,在国家“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下,很容易产生金融的过剩,形成信用的过度膨胀。

其次,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大量的金融资源被投放到“关键性产业”,而根据“资金软约束”理论,在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很有可能产生“资金软约束”现象,进而导致金融的结构性过剩。

2从凯恩斯理论角度看

凯恩斯指出,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亦可通过这些途径导致金融风险。

首先,从消费需求角度看,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区域间贫富差距增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在经济领先区域出现的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及结构性不足,亦会导致区域内收入的两级分化,进一步制约需求的扩张。

其次,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对于经济领先区域,在旧有产业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阻碍其产业的升级,进而阻碍了投资需求的扩大。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会阻碍“非关键性产业”的投资需求,而另一方面,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会制约该地区的投资需求。

3从周期性的金融内在不稳定理论角度看

首先,按照明斯基的理论,金融风险的产生源于经济周期中的某种变换,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情况下,经济落后区域的经济赶超战略为这一“变换”的产生带来了契机。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投资机会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因而汇集于“关键性产业”,在资金软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信贷泡沫。

其次,经济落后区域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偏好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而通过自主开发或者引进的途径在本区域内形成技术的创新,而这亦会带来新的“变换”因素,进而导致多方面的风险暴露。其一,如果自主开发,那肯定要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密切相关的风险投资业,而风险投资业的特点是集高风险、长期性、专业性于一体,这与经济落后区域优质劳动力及资本缺乏的现状是冲突的。其二,如果从经济领先区域引入,由于经济领先区域资本充足,在以此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创新多以服务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为目标,当然这也符合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规律,如果经济落后区域进入相关的技术,则会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而劳动力就业状况则更一步恶化,进而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最后,稀缺资源向经济领先区域的持续涌入,也会加大经济领先区域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稀缺资源在经济领先区域的持续集中,一方面为银行过度信贷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经济领先区域内有可能形成“被提前的经济繁荣”进而导致过度的投机。

4从货币主义视角看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我国“一刀切”式宏观调控的失灵。在全国统一货币供给调控下,东中部地区经济对货币调控的反应要快于西部地区。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金融机构往往将资金从西部地区调往东中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使用,很多微观经济主体通过股票市场投资等渠道将资金投向东部地区,这将首先导致东部地区不动产、金融资产价格迅速上升,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会波及到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原本稀缺的货币供给显得更加稀缺,此时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调控又将陷入两难境地。

其次,地方政府出于竞争的需要,对商业银行强加以准财政的职能,使得商业银行面临这双重委托的矛盾,进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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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态，它是随着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涌现的全新经济形态。在内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运行机制、交易规则、商业惯例等方面都有其新的特点，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知识智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动力系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发展环境，而创新则是其灵魂。

新经济依托信息和高科技产业为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也构建了全球化的经济分工格局，其对资源配置、经济结构、分配原则、市场规律乃至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经济社会最活跃个体的企业尤其会感受到变化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和挑战。

一、新经济与企业变革

新经济要求企业改变其传统的管理模式，在经营思想、技术、产品、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因为它使企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化、国际化、高速度、高效率和高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必须积极开展变革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1.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

新经济时代给企业战略管理带来了新的视角，企业竞争上升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知识在创造价值和利润中的作用已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可归为三类:技术诀窍，如新工艺、新设备，它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信息，好比企业经营过程的血液，能提升整体运营质量和速度;管理经验，它是最难效仿的竞争资产，在企业战略成败中享有重要地位。传统经济下的规模化成本优势将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转变，因为后者不但能快速地对客户的需求作出反应，还能积极勾画出未来产品与服务的模样。

一些成功的企业通过对以消费为导向的产品新技术开发的投人，奠定了其知识源泉的优势地位。如微软公司将有效的团队工作当作改进产品性能的方式，通过在公司内部信息共享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从而将新技术迅速地应用于诸如光缆电视、广播、旅游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的新业务中。

2.反应迅速的扁平型组织

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效能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决策高度统一、分工细致明确的臃肿的组织结构只能适应消费需求变动缓慢、市场格局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新经济时代企业面对科技高速发展、市场复杂多变、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要建立能充分发挥企业整体优势、及时准确把握市场变化、有效利用组织学习创新能力的组织结构。跨部门职能团队、扁平型网络组织等柔性结构以高效的决策速度和对知识优势的利用成为新时代企业组织形式的主流。

3.人本化的管理与激励制度

随着企业中人力资本地位的上升，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新经济作为一种以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全新经济形态，是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智力为支撑的社会经济，它对人力资本的经营与效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与激励更为注重。

在激励制度创新方面要注重个体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的自我激励，同时奖励分配应有利于推动整个组织的协调改革、公司协作学习、整体创新等方面。如把按部门业绩决定奖励转变为部门绩效考核与整个公司业绩挂钩的绩效制度，在评判经理业绩时纳人各单位帮助其他单位努力程度的评判等，将学习与报酬建立起关系。

4.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

网络化是新经济的一大特点，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大大改善了企业原有的信息基础环境，一项新的信息技术往往会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经营过程、业务流程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全新设计和改造，这也使组织的管理呈现动态性的特点。

5.创建推崇学习、反应灵活的组织文化

新经济时代对知识资本的依赖，要求企业设计一种制度来推动整个公司的知识创造与信息共享，一种推崇学习的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变革的旗帜。企业文化的改革要在短期内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一些有效的做法，如改变决策过程使其更加注重全局观念，通过学习与奖励挂钩鼓励组织学习等通常能加快文化变革的速度。

推崇学习的组织文化会激励管理者们对持续不断改进组织整体绩效的追求，也会增强公司的灵活性与反应能力，在变化迅速、发展迅速的环境中，快速反应能力往往是有效竞争的关键。

6.战略联盟的流行

新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技术发展速度的加快，单独的企业要想独自控制技术知识，要想在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上都保持优势已越来越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因此实行正确的战略联盟也成为企业提高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选择。因为，一旦一个企业通过联盟和合作协议获得了单靠自己得不到的宝贵资源和能力，它的竞争优势就大大增强了。

新经济要求企业变革，尤其要求企业在组织方式上开展创新，因为组织效能是企业迎接新挑战的关键所在。概括地说，新经济要求一种动态的、过程化、网络化的组织;一种反应迅速、能够快速学习与创新的组织;一种具有协作共享及共同愿景文化的组织;一种与外界建立相互信赖伙伴关系的组织。

二、新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创新的新思路

在企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仍按照传统惯例坚持企业组织设计是从属于战略的这一观点，显然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今天的市场更加无常，行业界线模糊要求企业制度更为灵活，技术空间的发展和竞争空前的加剧要求我们树立独特的组织能力能为竞争优势不断提供持久动力的观点。在这种观念下，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战略结构的静态评价，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的组织设计中广泛地开展创新。 1.追求价值最大化

传统的组织设计往往围绕交易成本与何种结构能使成本最小化来展开分析。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组织与竞争力关系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它的人类模型动机基础，它将“信任缺乏”看作“交易费用的最本质原因”。二是它的分析是静态的。

因此，作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评价各种制度安排相对效率的分析框架，它的成本最小化度量标准日益变得脆弱。在今天大多数组织面临动态的非均衡条件下，价值最大化逐渐成为组织设计更恰当而广泛的标准。

这一制度安排要求我们关注信任在组织效率中的作用。日本一位研究信任在经济和组织分析中作用的学者曾指出“一国的福利以及它的竞争能力都受到一个独特的、深蕴其中的文化特征的限制，即社会内在信任度的限制”。社会信任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打开了机遇之门，使今天组织间广泛的联盟与联合及组织内部的合作成为可能。譬如组织与供应商间的关系模式的变化，由过去开发多种供给渠道以降低风险转变为足够信任下的与少数供应商共享信息和保持长期联系，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化使合作的潜在经济效益得到了充分的休现。这一新的关系模式被称为供给合作制同盟，它使企业在价值创造中可利用一批老练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并在广泛接触这种关系提供的知识和新观点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它将充分利用外部供应商的资金、革新和特殊的专业能力为顾客服务，从而创造了比在传统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组织中所能产生的更为综合性的学习和革新。可见在动态环境下，最重要的效益来自于不断提高的学习能力及在组织产品和经营发展中的反应速度，而价值最大化设计的根本力量在于它提高了社会关系和智力上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

2.从和谐一致到创新张力

传统战略组织理论强调协调与整体一致性，认为效率取决于一系列组织要素的互助配合和内部的协调一致。组织中的这种和谐一致模型通常要通过不断调整而逐渐形成，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制度刚性，成为相对稳定环境下效率的有力来源。但这种内部完整性也会成为抵制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变幻无常的动态环境的条件下，往往需要更加频繁的组织革新，和谐一致的模型就会变得愈来愈不合适。

协作可以形成一致，而过分强调它就可能产生过分适应现状的危险。在动态环境中，革新、学习和战略更新能力成为组织效率的源泉，这使鼓励一定程度的创新张力和不和谐及不一致成为组织设计的新的方向。考察许多曾经成功的公司走向衰败的经历，我们认识到管理者所面临的最难的境地是“短期内他们必须不断提高战略、制度、文化的适应性和一致性”，而长期内又不得不去“破坏使其组织获得成功的那种一致性”。因此，为了平衡过分适应现状的风险，组织需要容纳各种互相冲突的结构、程序和文化，毕竟创造力的主要源泉就是‘“不满”。组织资源和目标间的差距可使战略制定的重点由互相配合转移到灵活伸缩上，而这种创新张力和目标危机往往成为动荡环境下组织自我更新的首要动力。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鼓励创新张力和不一致融人自身的企业文化当中，英特尔公司安迪·格鲁夫强调‘“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建设性对抗氛围，宝洁公司曾制定促进公司内部品牌竞争的机制，可口可乐公司的罗博特·伍德卢夫和保罗·奥斯丁说“世界属于永不满足的人”，“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摩擦是激励人们发挥最大潜力的必备条件”。未来的组织是通过对’.形式的一致和力量的矛盾”的动态管理来获得效率。

3.从结构方案到哲学观念

战略矩阵和矩阵结构的发展一度曾使人相信: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可以管理任何业务，业务的任意多样化组合都可以在适当的战略框架和组织设计下得以有效管理，但具体的实施却始终面临众多挑战。将矩阵式组织看作是处理不同业务单位间相互关系的制度方式的看法已经被实践连连质疑，越来越多的多元化跨国企业管理中的根本摩擦与矛盾要求人们摆脱静态结构方案的限制。

视矩阵管理为一种观念框架的联合模式应运而生，它用于管理多元化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和传统模式间最根本的区别表现在战略责任和职权的移交方式上。例如ABB公司为解决区域经理既向全球业务方面总经理报告又向所在国总经理报告而带来了责任模糊，它采取不把公司实体细分为几个单独分支，由上层进行指挥和谐调，而是建立了‘“总体要求下的独立性和便于管理的业务单位”的管理概念，从而使组织内部竞争协作达到更好的平衡;而且业务单位自治有助于引起更多的学习和变革，对“双重身份”的接受又保证了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可以实现共享和传播。同样，施乐公司也要求分区经理们处理好自主和协作间的矛盾，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则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既可以利用全球化规模和多样化带来的效益，同时又避免官僚式统治和等级职权的死气沉沉的企业。他们跨国管理成功的共同关键在于把矩阵模式当作一种揉合管理技巧及文化的制度哲学，而不仅是一个单纯结构方案来采用。这也是未来解决多样化跨国经营公司内组织与竞争力关系方面矛盾的一个崭新观点。

4.创建有机系统

把组织看作是战略付诸实施手段的观点，可归为战略管理的“设计学派”，这种服从战略的定义及对一致和协作的认识，其实都是牢固建立在机械论观点上的，它与我们前述对价值最大化、创新张力和联合哲学的强调是存在极大分歧的。今天知识资本成为财富的首要推动力，战略管理的重点已放在企业内部更广泛的战略形成、革新和职权的责任移交上。与传统机械模式截然不同的是认为战略形成从根本上是一个动态学习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计划过程的观点。这是从精确手段到有机系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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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转贴于

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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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