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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目的:
通过比较沪港台三地的高中语文教材,集中各地的成功经验,探索21世纪中国语文教材的新思路,促使汉语进一步走向世界。
二、比较对象:
上海高级中学课本语文(H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香港中国语文(中四、中五),香港启思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台湾高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国立编译馆”(1985年)
三、比较项目:
(一)教材编审制度
上海教材实行的是编审分开的招标和审查制度,由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对教材编写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组织有关编写人员根据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学科课程标准(草案)”组织编写,由上海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报送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然后由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供学校选择使用。
香港教材也采用审查制,但与上海不同的是,教材由各出版社组织人员根据香港教育署颁布的“中文科课程纲要”编撰,然后送交教育署审查,批准后印刷,供学校和教师选用。但教材的精读篇目由教育署规定,教材编写人员只能自主选编略读教材及课外读物。
台湾教材实行的是统编制,即一个课程标准,一本教材。较之沪、港的“一纲多本”来,它比较呆板,无法开展教材之间的竞争。
(二)教材编选标准(原则)
上海:有利于全面完成学科教育目标规定的任务。文质兼美,难易适度,取材多样,适合教学。注重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可读性。语言文字要规范。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富有时代气息,体现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特点,有助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适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课文总量适当,各类文字的比例合理,以利于减轻学生的负担,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文言课文占总量的20—30%。
香港:教材(精读)是配合本科教学目标而选取的。选取的标准:文章的意识健康,写作技巧熟练,语文运用能配合学生的程度,内容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等;同时兼顾文白、古今、韵散的比例,以及各种体裁、作法的配合,能照顾多方面的需要。
台湾:精读范文以简练为主,略读范文以浅近为主。选文注重思想纯正、旨趣明确、内容切时、情味浓厚、理论精辟、情意真挚、文字雅洁、篇幅适度、层次分明、文词流畅。
由此可见:①沪、港、台都坚持文质兼美的标准,尽管对“质”的内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②沪、港比较注重文章的多样性和兼顾多方面的需要,以及适合学生的程度。③港、台的选文比较注重“情”与“趣”。④从内容切时或富有时代气息而言,沪、台两地也有共同点。⑤上海选材个性是体现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特点,减轻学生负担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台湾选材特点是精读范文以简炼为主,略读范文以浅近为主。相对而言,香港选材比较缺乏个性特点。
(三)教材设计思想
上海的教材,其教学内容的确定力求做到社会需求、学科体系和学生发展水平这三者的统一。即是说,它既要从社会需要出发,以社会需要作为选择教学内容的出发点,又要以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发展需要作为整体安排教材内容的依据,同时,还要顾及学科的发展需要,考虑到学科自身的逻辑体系和结构。因此,它反映的不再是单一的学科中心课程的思想、学生中心的课程思想或社会效率思想,而是试图取得这三者的平衡。
台湾的教材,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教材的设计思想基本没有跳出学科中心课程的框框。
香港的教材,比较注意教材的语文运用能配合学生的程度,内容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等,所以学生中心的课程倾向较为明显。
(四)教材内部结构
上海教材分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教材采用单元结构方式,是训练型教材。
香港和台湾教材,均以单篇课文为独立存在单位,并不采用单元结构。同属于文选型阅读教材,写作还没有摆脱从属于阅读的地位。
1.范文系统
上海教材分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两类:1—5册每册6个单元,每单元为4篇课文;第6册单元减少,共4个单元,17篇课文。讲读与自读的比例约为1:1。现代文与文言文比例约为2.8:1,采用文、白混编,除第6册以外,每册教材课文约为24篇。上海教材的特色是以训练阅读能力为主线。
香港教材精读篇目共26篇,中三教材每册8篇,中四教材每册5篇。现代文与文言文比例约为1:1,文、白混编。略读教材由各校自主选择。“课程纲要”除规定“以每三周施教一次为宜”之外,对略读教材篇数并未作出规定。
台湾教材,共92篇课文,其中精读课文53篇,略读课文39篇,两者之比约为1.4比1。每册教材篇目14到16不等,以16篇居多。按台湾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规定,文言文在高中阶段的比例,三学年分别为60%、70%、80%。它同样采用文、白混编。
台湾教材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注重民族传统文化,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三地选文不一,这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①每册教材课文篇数不一,究竟多少合适是可以研究的,因为作为教学的“例子”,它不仅在质量上是“范例”、“适例”,而且在数量也应是一个“适例”和“范例”。②文言文所占比例,台最高,港次之,沪最低,这与三地各自的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目标有关。面对21世纪,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沪、港、台能否在这一方面取得共识,这也应该研究。③上海教材的特色是以训练阅读能力为主线,台湾教材的特色是注重传统文化,香港教材的特色似乎不甚明显。④精读、略读或讲读、自读的比例三地也不一样,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⑤三地应该对入选教材的范文,广泛听取第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然后作调整,不宜几十年不变。
2.助读系统
上海教材的助读系统,主体是“阅读提示”,另外安排一些注释。阅读提示主要指出一个单元能力训练的要点和要求,解释训练要点的含义,介绍如何达到训练要求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香港教材的助读系统,每课设有“作者”、“题解”、“学习重点”、“预习”、“注释”等项目。
台湾教材的助读系统,每课设“题解”、“作者”、“注解”三项。
上海教材的助读系统立足于单元,而港、台教材的助读系统,着眼于“课”。上海教材的助读系统,较之港、台教材更侧重于训练和方法指导。
3.知识系统
上海教材的知识系统分“文化常识”和“文言知识”两大块,其余的均有机地穿插在听说读写的训练过程中。“文化常识”设有12个专题,旨在扩大阅读面,提高文化素养。其分布为:
高一(上):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百家争鸣的结晶——先秦诸子散文
高一(下):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史家之绝唱——《史记》
高二(上):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
高二(下):诗乐结合的奇葩——宋词、绵绵不断的中外文化交流
高三(上):我国古代戏曲的双峰——元杂剧和明清传奇、色彩斑斓的画卷——古代游记
高三(下):明清小说的四部长篇名著、雄健豪迈的近代爱国诗文
文言知识:主要安排在高三总复习,内容为文字、常用实词、常用虚词、词类活用、句式、断句等六项。
香港高中教材的知识系统不像初中教材那么明晰,除了“学习重点”中的知识之外,其余的均穿插于课文教学之中。
台湾教材也没有安排专门的知识系统,各种语文知识穿插在教学过程之中。这也与语文课还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有关。
4.作业系统
1.语用学研究语言文字符号的意义及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的不同用法,乃至不同的表达效果,侧重于语言的实用。
2.语用学注重语言本身的使用,以语言为基本的要素,讲究语言的组织与驾驭,特别在乎语言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表意效果,讲究语言规律的内在探索。
3.语用学始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语用学的内容也就越充实。它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仅仅以语言教学为目的,随着社会的前进,它的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4.语用学与其他学科有着广泛的内在联系。只是它更侧重语言的基础性特点。在我们的教学中,可以说专门对语用学进行过介绍,然而高考却并没有缺少对语言运用的具体而实在的考查,只是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那么强罢了。而这一点也造成了目前语文教育效率不高的真正原因。如此重要的一条规则,语文教材与教学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
二、教材体系应考虑的问题
根据教学大纲规定,我们应当以语言训练为其要点,这样,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大讲特讲语用学,以语用学的科学体系作为最终出发点,应该是语文教学的出路所在。实际上,教材中大量具有相当文学水准的作品离学生的认知水平本来就远,实用倾向也不明显,训练体系严重不足。教材内容和形式单一的这种倾向,恐怕是语文教学效益不高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立以语用学为目标的学科教材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1.语汇运用体系。如果说,在小学时期还比较注重字汇的学习,上了初中以后,字汇的积累没有能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到了高中,更是忽略了词汇的进一步提高。语言是建立在大量的词汇基础上的,但是语文教材并不注重母语词汇体系的教学。
2.口语体系。“几百年来,书面语一直是文学的工具,也是判断语言优劣的标准的根据。人们认为书面语使语言具有永久性和权威性。因而,语法规则无一例外地都是用书面语作为例子。相反,日常用语却被忽视或被谴责为只表现出粗心和没有组织,是不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个人倘不把已有的文化积累——包括语言——尽可能地占为己有,并且从这个基础上跨开步去,那他实际上是不懂得利用条件,让自己处在优势的地位。”“不过作为语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毕竟还是来自活人——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在我们的教材里,口语体系与书面语体系各自的作用并没有被引起重视。在教材里相当多的口语语汇系统,口语的语法系统更是付诸阙如。
3.书面语体系。现代汉语沿袭了古代汉语的深远影响。“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文言……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可惜,教材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大的突破。
4.口语与书面语的语法运用体系。“书面语能精心组织,表达更紧凑、更复杂的结构话语的单位。”而相反的事实是,“口语的自发性和快速性使复杂的事先计划的机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且助长了说话人当机立断的特征——比较松散的结构、重复、重新措辞、插入语、以及用语调或停顿把话语分割成易懂的意群。”“书面语展示出数种独有的特点,如标点符号、大写、空格、色彩和其他图文效果。口语中几乎没有与此相对应的特征。例如:口语中问号可以用升调表达;感叹号和划线部分可能用放大音量表示;插入语可能用减速、降低音量或音调来表示。”“有些结构只能在书面语里找到。词汇里的某些词条很少或从来不用在口语中,如许许多多音节的化学术语,或较神秘的法律术语。反之亦然,口语里使用的某些词一般不用于书面语,以及某些俚语和猥亵的词。”比较我们的教材,其语法系统,虽然多年以来有所创建,但是至今还是没有一点是关于口语方面的。
5.篇章运用体系。文章通常以篇章驭段落,以段落驭句群,以句群驭句子,以句子为基本构成单位,实现其表意功能。现存教材侧重了完整的文章,忽视了用选段的方式来实现其篇章的灵活性和巧妙性。与此带来的结果是,增大了学习的难度,大大减少了学生大量占有信息,进行对比学习的机会。
6.综合文体运用体系。教材中的文体通常以记叙、说明、议论的三分法为标准。对各种新兴的文体往往视而不见,远远落后于实际和时代的需要。也就难怪教师在教学中无法用新颖的知识为内容吸引学生,学生学习起来也觉得枯燥难耐了。
7.语文与文学体系。语文当然离不开文学。但是在教材中怎样处理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却是一件值得研讨的事情。我们的教材中,文学作品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缺乏一个明确的准则。并且在教学中是以无形中拔高了学生的文学修养为前提的。我们以为只要在教学中对范文进行一番分析就能达到目的了,因而多年来的语文教学往往有一种文学化的教学倾向。文学的创造是要讲很多因素的,我们却忽视了这些因素。西瓜没有拣到,芝麻也丢了。
8.语文与文化体系。语文绝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文化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与文化联系密切,它是以广阔的历史文化为深厚的背景的。反之,我们也能从语言中窥测出历史的长久渊源。可惜,语文教材以表面化的思想教育体系取代了语言丰富的文化意义。
“文化语言学从一问世就呈现出它令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性:方言与历史人文地理,言语交际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语法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通约性,汉语言史与汉民族文化交融史,古汉字与先民的意识特征,……几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可以打开一个引人入胜的文化视界。”(《语文的阐释》申小龙p612)教材中,有关文化方面的范例只有一二篇知识短文和少数几个练习,没有较为适当的选文。这或许就是当代学生缺乏文化的根源。
9.语文与多学科体系。语文的工具性特点最能及时反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在语文教材中我们却发现并没有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而高考却无中生有地出很多这一类型的考题。这几年,高考题中这一类考题分值都在10%以上,范围十分广泛。
10.语文与信息语言体系(机器语言、计算机语言)。“电视、传真、复印、录像、激光照排、卫星通信、模式识别、各种语言分析合成仪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出现,更把语言的运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随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应用语言学的领域越来越广,已经包括文字创制、语言政策制订、语言疾病治疗、通信技术研究乃至人工智能研究等等。”可是我们的语文教材却对此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这无疑是对语文自身科学性的怀疑和否定。
11.语言与风格学体系。《文心雕龙·体性》把文章风格分为八种类型“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并且进一步指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将风格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由于交际的场合、媒介、对手、目的、内容等的不同,语言的运用也不同,因此,存在着不同的文体。”“语言里最常用的语音、词汇、句法项目是全民共用的,然而,每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对这些项目常须作出不同的选择。”“对于语言中一个项目的运用,有约定俗成的常规,然而,在人们运用的时候,常对常规作或大或小的变异。”直到现在,我们的语文教学对此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比如高中教材全文选文140余篇,讲解课文68篇,48位作者,作品风格的单调可见一般。
三、出路与思考
1.文章内容信息量太少、运用语言的几率不多
现行的教材是按文章本体的方式编排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全面了解作者的意图;知道作者为设计篇章而付出的辛劳;缺点是夸大了篇章的实用功能;减少了语言本身的规律化的运用机会;增强了学习难度;忽视了语言的操作水平。为此,我们不妨学一学西方一些教材编辑法,把教材编辑为教程的方式,通过大量选文的方式实现信息的集约化处理。比如现今世界上有名的几部英文教材《循序渐进美国英语》、《新概念英语》、《主导英语》等等。首先侧重语言本身的科学规律,表意的功能,其次才考虑它的其他方面,而不是首先把个性化学习的文学色彩放在第一位。
2.文体对比性信息欠缺
我国的文体学具有悠久的传统。“文辞以体制为先。”古人就是通过研究分析文体来教人写作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文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人们已经把文体当作一种“美的创造”时,我们的教材还停留在极为古旧的自以为是的贫乏的说法之中。这实在是一种不相称的事情。为此,在新的语文教材中,我们必须考虑适当增加各种新型实用的文体,以适应学生认知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上海H版等多种版本已从阅读能力方面要求,并不怎么看重三分法,对社会需要的文体样式如报纸、期刊、书信、工具书、书目、读物介绍等设置单元进行专门训练。这无疑为文章读写提供了新的思路。
3.辩证理解缺乏层次
美国沃尔夫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塑造者,它决定人们的思维,甚至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日本的语言学家时枝诚记也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或理解,思想的表达过程和理解过程本身就是语言。”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得到公认的。高考对思维能力的测试也无一例外放过,但检诸教材,却不能发现有系统的训练模式。学生能否理解得深刻,还得看老师的教学修养如何,学生的天资有无差错。否则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我们在设计教材时必须考虑的是怎样把语言的思辨功能加以强调。
4.练习设计无梯度
统观我们的练习,很容易发现它的随意性和杂乱性,即使教了多年的老教师也很难找到这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以文章为本体,所以练习就成了附属产品。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不足:
①练习无梯度。高三的文章可以初一读,初一的文章放在高三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是,高一的学生做高三的考试题不会在话下,而高三的学生做高一的写作也就同样一回事。初中的语文知识体系是由拼音、字词、标点符号、字典词典到写作,高中的语文知识体系也无一例外。聪明的学生只需要在初中努一把力,上了高中往往就会应付裕如。这样一来即使老师使劲教,也等于做了无用功。
②练习频度低。比较西方一些有名的教材,都十分重视练习的设计,往往为学生配有大量的操作练习题;练习与教材之间差不多50%的比率;并且还十分重视练习的简易性和难度大小,不需要学生另起炉灶,在教材上就可以通过操作来完成,从而得到提高。相反,我们的教材,由于选文侧重文章本体,所以很容易忽视练习在课本中的独特作用。有很多练习就是思考思考,如果要做,就得大动干戈,不是准备笔,就是准备纸,教师还得费心费力使劲改,总之问题一大堆。这样一来,操作不便,工作量增加,学生厌烦,老师也不愿意。
5.其他
语文教学包含着互相包容、互相作用的许多因素。但是,我国当前的语文教学形成了识字—读书—作文章这样一个程序,语文教学被完全孤立起来,“语文教学的研究和发展既是中国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文化发展的需要。使语文教学与教育科学和语言科学的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纳入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轨道,提高教学效率,是当前语文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语用学的角度把握语文教学的本体性质,研究语文教材,看来确实是改革语文教学的一条捷径。
[1]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
[2]剑桥语言百科全书[M]。
[3]孙犁.作家要铸炼语言[M]。
[4]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152。
[5]剑桥语言百科全书[M].283。
[6]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
[7]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
根据系统论理论,如何研究“衔接”,如何做到“最优化”,下面我就谈谈对“衔接”在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研究大纲是做好衔接工作的保证。
语文不如数理化之清晰,因而语文教学往往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的状态,有人还美其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这是不可许的。作为一线教师如今须做到以下三点:1、研究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2、研究2000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3、研究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这三者的研究正如法律的确定,它使教师有了准绳,有了依据。例如,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也说明它们存在着继往开来的衔接关系:92年大纲对语文的人文性提得不是很明显,着重于工具性。而2000年大纲则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相提并论。那如何做好这理念的认可与改变就尤其重要了。其实,语文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语文的运用,离不开人的思想感情、阅历和素养的参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低年级应着重于工具性,而高年级再侧重人文性也不迟,那问题就是要如何做好这阶段过程的衔接工作。如初一年在小学识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字,更加熟练地使用字典词典;在小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书写,并引导学生去认识书法家练字的经过;还有背诵默写等等都不能一下子松开。正如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先生他在起始年段也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对某一方面给予大胆的出其不意的肯定,从而使学生对语文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是从小学到中学“衔接”的典型,同时也是语文教坛一个佳话。发现两个大纲之异同,我们就能了解新大纲的意图所在了。其实,这就是新旧大纲间的衔接。只有真正做到对大纲之异同而心中有数,那在实际衔接教学过程中会有很大启示的。这样才能找到符合教学规律的教法,才能遵照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再如,新大纲分明一体化设计,整体考虑,互相衔接,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可见,各方面的衔接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了。就背诵篇目而言,大纲规定小学不少于150篇,以绝句为主;初中背诵不少于80篇;高中背诵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些无不说明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的连贯性和层次性已尤为突出了。作为教师认识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对此,我采用每天一诗,先诵再背再懂,至于有些诗词懂与否,我认为随着孩子长大或年龄的增长会懂的。或在起始年段不提,在初二、三年再继续训练也不迟。这既能体现训练的层次性与序列性,也符合人的认识与发展规律。
二、研究教材之间的衔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熟悉中小学教材,处理好衔接,明确教法学法。
现在属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种种迹象表明了,小学生升初中后,往往觉得小学学过,初中还在学,甚至于高中还学,教材内容的重复性,因而使学生产生厌学畏惧心理,这些表明了小学与初中、高中等在教材的衔接上出现了不应有的“软”的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往往也造成一种怪异现象的出现:大学厌高中,高中厌初中,初中厌小学;小学厌初中,初中厌高中,高中厌大学的恶性循环现象。其实,问题就在于“衔接”上,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正如飞驰的火车,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就象一节节车厢,如何使之能与火车头一块向前奔,这每一节车厢的交接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这次新大纲很明显就给予了一定的考虑:小学低年级课文贴进儿童生活,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与想象的关系,课文类型以童话、寓言、诗歌、故事为主;中年级课文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普作品;初中课文古代诗词和文言文占30%左右,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各占50%;高中加强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在整套教材的选文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作约占课文总数的60%,使学生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读中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丰富精神世界。这就使三个层次的教学侧重有所分清,再也不会出现那种高中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小学学,小学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高中学的不大正常的现象。简而谈之,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在教学生画知识树又何尝不是如此的想法呢?在画知识树的同时,实际理清了各知识之间联系。这正如新大纲所说的“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综合,简化头绪,突出重点,注意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境之间的联系。”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新大纲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情况下,作为语文教师应将教材吃透了,研深了,才能充分把握意图,把语文教学带到新天地里。
(二)、初中阶段教材之间衔接问题的再认识。
92年的教学大纲曾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生命力,全国各线教师高兴劲甭说了。在注重主体作用方面,这套教材给予了极大的体现。试用修订本教材又进一步给予了重现,但更重要的是本次修订对三个阶段的认识有所变化。三个阶段体现着互相衔接,逐步递进的学习程序。第一阶段指导学生从整体上学习和把握运用语文的能力;第二阶段,进而分解为三种表达方,使对实用文体学习得到提高和逐步加深;第三阶段,从文章的学习过渡到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由简及繁,由浅及深,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这样,三个阶段的过渡衔接很显然地突出来了。这可关系到学生学习递进和加深,因此,教师应从宏观角度入手,及时思考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并将之施于教学备课中,充分考虑课堂各个环节的衔接,正所谓:有所侧重才能有所收获。
(三)、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
早在湖北省宜昌市语文教改课题“课内外衔接”的实验中,刘国正先生将此概括为“内引,外联,对比”,充分肯定了课内外衔接的好处和作用,说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双冀”。究其实质,语文四种能力的培养无不与生活联系。新大纲特别注重这点“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境,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联系,拓宽学习班渠道,增强学习语文实践的机会。”刘国正先生又说“教室的四壁不应成为水泥的隔离层,而是多孔的海绵,透过多种孔透使教学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同时,大纲也提出“小学鼓励学生自由阅读,有问题提出来,能与别人商量;初中要求阅读后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看法或疑问;高中要求学生能对课文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需要建立在对生活有着直接感受与间接感受的基础上的。为此,我大胆在课内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根据速读的要求,即一分钟要500字左右,我适当选择了课外材料为内容,开展了听力训练。由缓而急,由简而繁,逐渐地使学生认识到听力训练单靠课本材料是不够的。如今经过一阶段的训练,部分同学的听力能力很明显地进步了。
2、根据课本中安排的活动课材料,进行了多次语文实践活动。如家乡崇武是个新兴旅游单位,为此我请学生到游览区作调查,写题为《我爱美丽的家乡------崇武》、《欢迎你到崇武来做客》的文章;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过去,我让学生就姓氏的来源作为调查,写题为《我从哪里来------“寻根问祖”姓氏来源调查活动》的报告;对中小学生错别字尤其严重的情况,我就开展了《请讲普通话请用规范字》的活动;对中小生看电视非常严重的事实,我就开展了《关于中小学生看电视利与弊》的书面争论等等,不一而足。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对生活的再认识,体现生活主人翁的作用,使所学的不是死知识。
3、就课内而言,我主要围绕课文开展有关衔接工作,如学习了《数字杂说》,我就让学生写《也谈数字的妙趣》,(可填对联、谜语、诗词等等);学习了《皇帝的新装》,我就让学生编话剧(曾在校五四晚会上演,效果还好);学习了《大自然的语言》,我就让学生写《浅谈闽南农谚》等等。应该说这“读”,就是让学生投入到别人的直接的感受中去,对学生来说这其实是间接感受,因此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否则的话,只能又回到那种令人生厌的学习中。而“写”是一种直接感受的表白,这就需要学生很真实地再现了。如何衔接,实际是离不开生活的。这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说的“……脱离生活,写就变成无源之水,技巧就变成无所附丽的文字游戏。而与生活结合,则读有嚼头,写有源头,全局皆活……”。由此可见,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是必不可少的。
三、研究学生是做好衔接,提高质量的重要因素。
1、心理学告诉我们;研究好各阶段学生的特点,各年段学生,各类学生的特点,这包括学生在学校、社会、家庭、年龄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就给如何做好衔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做好教学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因此,教师应考虑这些环节的衔接。教育是没有小事,因为事事都有可能在今后给学生产生这样那样或好的或坏的影响。
1.力求扎实活泼有序地提高学生读写听说的能力,发展智力,培养自学能力和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2.力求较好地体现中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正确处理语言学习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掌握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关系,以及严整有序与灵活多样的关系。3力求运用多种方法,有效地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4.面向大多数,力求难易适度,线索简明,梯度合理,易教易学。
该社新编高级中学语文实验课本的编辑指导思想如下:
1.语文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坚持走民族化和科学化统一的道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而奋斗。2.语文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既要适当提高程度,又要适当缩短学程;既要适当加大容量,又要适当减轻负担。3.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起点,是现代语文读与训练已经初步“过关”。4.高中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初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严格的语文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5.语文教材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改革旧的教材体系。
英国是属于教科书自由制度的国家,“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后,出现了标有“国家课程”字样的教材,《牛津英语教程》、《英语》、《新阶梯》三套教材体现了以下编辑指导思想:
1.突出英语基础知识,注重听、说、读、写基本技能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2.强调学生主体的言语实践活动。3.密切联系学生的现实和日常生活。
通过对以上中英语文教材的编辑指导思想的陈述,我们尝试着作以下的比较。
一、我国语文教材的编辑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总体上说,各国语文教材的编辑均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影响,它是一定民族、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最基本、最集中、最系统的反映,具体体现该时期对人才诸方面的要求,是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和课程计划的物化形态,也是社会化的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强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三个面向”的精神,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材编辑的总思想,它能给教材建设以及教学过程方向性的指导,使我国的语文教育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相比之下,英国长期以来奉行教科书自由制度,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总的课程标准,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教材,但由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意识形态在语文教材中的渗透也是必然的,同时,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干预的加强,这方面也有加强的趋势。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我国的教材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材编辑的灵活性,另外意识形态在教材中的体现并不意味着它在具体的语文教育中的成功,如何在教材编辑中更好地体现这方面的指导思想,以更有利于语文教育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从两者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的语文教材的编辑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重视教材编辑的可操作性,而英国的教材编辑则具有效高的灵活性。我国的教材编辑思想是基于编辑和教学的实际的可行性,从知识、能力到智力和习惯,从学习规律到要处理的各种关系,从方法到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从阶段目标到长期目标,从教材改革到教学改革,都有比较细化的规定,这种规定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英国的编辑思想则显得空泛一些,语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语言和思维,言语实践活动,现实和日常生活等等,更注重宏观的把握,它往往不易操作,这正是其奉行教科书自由制度的影响所在。这种可操作与不可操作,导致了两个国家在教材编辑中,一个较为拘泥于框框,一个则较为灵活,这同样给实际的语文教学以相类似的影响。
三、我国语文教材的编辑思想强调一个循序渐进的体系。“有序”、“梯度合理”、“在初中的基础上”等随时在强调构建一个语文教材的体系,可以说,这个体系是与我国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统一的课程标准相适应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一体系是在长期的教材编辑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给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与我国的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思想密不可分。英国的教科书自由制度使得其在教材建设上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就是在国家课程标准颁布的今天,也缺乏类似的体系,使得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衔接以及发展缺乏相应的循序渐进性。即使在教科书建设走向多元的今天,我们也应继承这一传统,使得我们的教材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学生的语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