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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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留白艺术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

想象是思维的核心，是发现的基础、创新的前提。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并推动着进步，想象才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让学生就文字表面来学习，而是要引导学生展开丰富而充分的想象，在想象中自由翱翔，将文本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这样才能实现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才能促进学生创新意识与品质的增强与培养。课文中一些关键性词语与段落有很大的留白空间，这正是引导学生进行想象的重要契机。为此在教学中我们要适当放慢教学的步伐，要运用留白艺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联系文本，展开想象，去深刻体会与感受。这样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训练学生的想象力与思维力，更加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如学习《人类的“老师”》一文时，我让学生思考“除了文中所描写的还有哪些生物也可以充当人类的老师？”这样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文本的留白，让学生在基于对文章理解的基础上将学生的学习引向大自然，从而更能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三、运用留白艺术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现代教学提出小学生虽小，但他们并不是成人的附属、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有着与成人平等的学习独立权与自，是真正的学习主体。改变以往学生的被动接受，构建生本教学课堂，引导学生主体参与、独立思考，让学生亲身经历知识形成过程，这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教材的复制者、学生学习的保姆，事无巨细，全部细细咀嚼后“喂”给学生，而是要学会点到为止，学会冷场，运用留白艺术，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思考与思维，这样才能让学生主动地构建知识，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三维目标的达成。因此在教学中当学生心存困惑、心有疑问时，不要急于抛出答案，而是要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展开主动阅读与积极思考，让学生展开充分的交流与激烈的讨论，这样学生就可以摆脱以往的惰性思想以及对教师的依赖性，而能进入自主探究的积极学习状态，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实现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如在学习《争吵》一文时，学生初读课文后，有学生提出：可莱谛明知安利柯故意弄脏自己的本子，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揭穿安利柯呢？面对学生的提问，并没有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是运用留白艺术，让学生再次精读课文，让学生自己来解决心中的困惑。这样没有了教师喋喋不休的讲解，代之以学生的主体阅读与积极思考，这样更能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了思考，掌握了学习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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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工作中，诸多教师往往在课堂中为学生布置诸多的任务，造成学生在学习方面无法精确地找准文章主题，长久以往造成学习倦怠。这类教学形式虽然投入了教师大量的精力，但是未必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因此适度将书画艺术中“留白”作为一项教学方法，在小学阅读课堂中运用，做好学生体验感受的把握，引导学生进行自主阅读探究，进行课堂“补白”，或将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以下为笔者根据自身多年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经验，系统论述了在当前小学阅读课堂中应如何运用留白艺术方法。

一、强化课堂“留白”设置，强化阅读感悟

（一）巧设悬念，做好课首留白

一堂课程的精彩与否，同其课程导入的良好度有关。教师在进行课程备课时，应当从教材着手，做好与课文内容有关案例的整理收集，充分对小学生的好奇心理做好把握，设置“留白”悬念，引导学生对教材产生强烈的探究欲，促使其积极的参与到课文的学习之中。诸如在《会走路的树》一文授课时，教师可在课堂的开始，向学生提出质问，“同学们，你们有谁知道树会走路，树儿为什么会走路”首先以此问题调动起学生的探究欲望，因为在学生的主观思想中树木都是静止不动的，会走路的树对于他们而言即充满了神秘感，继而教师可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令学生阐述自己对于会走路的树是什么态度。在组织学生讨论完毕后，教师即可打破悬念，让学生参读课文，在此形势下同学们的阅读热情即被良好调动，为新课文的学习打下良好的铺垫。

（二）强化课中语义“留白”，品读语文趣味

在学生的阅读学习中，教师应当专注做好教材文章的深化授课，因为在当前教材文章中有些文字存在着较深的韵味，很值得细细的品读，在课文的阅读时，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对于简单而有深意的语句进行衍化拓展，用自己的语言做出表达，使语句更为形象具体化。因此教师在阅读授课时，应当着重找准凝练的词句，留足空白供学生进行实践感悟，拓展想象思维。比如在苏教版二年级语文第三册《窗前一株紫丁香》课文学习时，教师可以专注“一株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中的“教师”二字，向学生提出问题：“紫丁香为什么会种在教师的窗台而非种在工人伯伯的窗台”，继而留白，指引学生精读课文，寻找美丽的紫丁香生长在教师窗台的缘故。并可结合多媒体手段进行丁香图片的展示，配合以歌曲《丁香花》播放，引导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从歌曲中领会到紫丁香同教师间的联系，使学生学会结合生活进行阅读，发现生活美、自然美，利用自身美的感受，领悟“教师”在文章中的主题性，使学生在文章阅读训练中专注于人文精神的感悟，以此促进学生在语文阅读学习中目的性及人文性的完美统一。

（三 ）课末“留白”，促进学生的回顾探究

课末是教学课堂的“终曲”，在此阶段的留白，能够促使学生进行所学知识的回顾升华，激发起学生进一步的探究欲望。虽然课程已经结束，但是教师通过悬念留白，能够使学生的思维活动持续产生解决问题的效应特征，使教学工作达到持续化推进。因此，教师在此环节进行留白的同时，还应当引导学生将学习感悟由课堂演化到课外，多进行与课堂知识相关联的书籍阅读，填补教师留白的知识空缺，这样不仅能够引发学生的文学想象，延伸其思维表达能力，更能够促进学生的知识理解层次，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二、把握文本空白，合理引导学生“补白”

（一）组织学生开展想象，引导学生依据插图“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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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含弓戏象其他剧种一样走到了繁华的尽头。1988年，在含山县政府提出剧团私人承包制之后，剧团很快名存实亡。含山的年轻人中知道含弓戏的少之又少，这使含弓戏失去了传承的基础，这个中国戏曲音乐的一颗瑰宝必须得到保护和传承，含弓戏的老艺人对此更是翘首以盼。当然戏曲的保护和传承不是哪一个剧种的问题，目前它已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的提出，对戏曲的保护已引起我国各级政府、学术团体和个人的关注，纷纷献言献策并贯彻执行。含弓戏的保护有共性但也有它的个性化的一面，我们将拿出怎样具体的措施来传承含弓戏呢？

一、对含弓戏资料实物的征集抢救 2006年4月20日，研究和保护含弓戏的机构—含弓戏研究室得以正式挂牌成立。该研究室的设置是含弓戏保护工作开展的起点，是诸多研究工作开展的重要阵地。研究室成立伊始就投入到对含弓戏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中去。

研究和保护含弓戏必须要有原始史料。到目前为止，研究室共搜集到含弓戏古装、现代戏剧照及举办的含弓戏各项活动照片102张；80年代中期，马正德、许萍、梁正兰、解立柯、倪进德、许业韵、张必贵演唱的主腔杂曲26首文学艺术论文，包括《刘二姑吵嫁》全剧录音；影像片有《白楼恨》、《祭塔》、现代戏《沙家浜》小戏和剧团85届学员练功、下乡演出录像带，有省《相约花戏楼》、央视4台《华夏文明》栏目对含弓戏的介绍， 2006年正月十五晚会（安徽台）省黄梅剧院李文表演的《刘二姑吵嫁》片段，2006年至2008年，含山电视台、巢湖电视台、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播出《风雨含弓戏》等12部，最珍贵的是寻找到省电视台著名导演胡莲翠1982年拍摄的含弓戏《刘二姑吵嫁》全剧录像带。以上录音、影像等都已制作DVD保存；还搜集到曲谱剧本资料53本等；当然这些都是很少的一部分，早期的很多资料尚无法找到，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操作。这些资料为含弓戏的再次复苏提供了史实依据。

二、开展含弓戏进校园活动 任何地方戏曲都必须在普及上做文章，从小学生普及起。为了让含弓戏后继有人，传唱含弓戏是当务之急。于是含弓戏研究室曾以学校为平台，开展含弓戏进校园活动，将地方戏送进校园，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又传承了含弓戏：开办“含弓戏学唱班”，与含山县城内“环峰小学”、“环峰第二小学”和乡村 “姚庙中心学校”签定教学协议，从三、四、五年级中抽调感兴趣的学生，每班人数30-40人学唱核心期刊目录。，从2006年12月1日开始每星期为孩子们义务授课：内容涉及到含弓戏的艺术特征、戏曲知识、基本功训练等。含弓戏学唱班小演员以他们稚嫩恬美的嗓音多次登台演唱，使我们看到含弓戏未来发展的希望。这样含弓戏在这样一群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艺术传承的种子，一个孩子唱会了，全家人也就会了；全家人会了，整个家族就知道了含弓戏。当然如果能编一段好的儿童段子反映小学生读书中的幽默之事，孩子们会一辈子难以忘怀。

戏曲进校园活动不仅包括中小学，还应包括各类大中专院校。作为含弓戏完全可以走进巢湖学院、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等地方高校，依托于中文、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开展多层次教学方式，向剧团聘请专业演员作为社会老师，与学生互动，让真正有兴趣有基础的学生活跃起来从而辐射感染更多的学生。甚至出版“含弓戏乡土教材”，让教学资源来源于身边。这也是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和提高传承含弓戏文化的信心。

三、做好含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2006年12月14日，含弓戏省级首批申报成功，含山县还将继续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欲借政府的力量保护和传承含弓戏。

四、正确的指导思想----还含弓戏原来之俗 含弓戏剧团的恢复和搞活，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注重“俗”！含弓戏发源于民间文学艺术论文，是大众戏曲，它由民间小调演进成地方戏种，有其戏曲性、群众性、幽闲性特点。其唱腔、唱调符合含山人的土话言：“顺嘴宽”，也正因为有了这“顺嘴宽”才有了朗朗上口，渲泄情感，表达爱意的声音和场所,将人性最为真实的一面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次，顺应现代含山人语言、生活、喜怒之俗。有一句台词讲，书生在大堂上坐得板板正正的；你呲呲（看看）他，两个鸡蛋剁（蒸）一碗——板板的。又如，赞美一新婚不久的小媳妇一句台词：“新媳妇过门哎，刚刚三月……”这是典型的含山人语言。还有：实好的（挺好的），照着（好了、行），你克干（愿意不愿意）？像这样的含山人群众语言，一而在再而三地在戏曲中出现，对保留地方语言，特色，生活习惯都将不可小觑。三不要怕荤段子，当然要掌握住其尺度。东北人最爱的“二人转”为何经久不衰，这与其粗口粗词分不开的。只要有狠白的“妈”含山口头语存在，粗词就有市场，戏曲中的人物则就是芸芸众生之徒，为表现其性格的张扬一面，适当保留一些粗口，及至荤段子是符合人性的要求，符合社会的现实的，能让观众在笑声和羞涩中获得启迪的。

5、拯救和搞活剧团积极呼吁含山县政府尽快把已是“剧团一个壳、团长一个戳、会计一张桌”的含弓戏剧团重新组织起来，力图搞活剧团。借用欧美国家的做法，不能把剧团完全推向市场化，把含弓戏剧团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国家和省各级政府采取对“含弓戏”剧团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社会捐赠的免税政策，采取差额拨款、按剧目投资的经费投放方式。也可以采用政府买断著作权的方法，解决版权费用的开支，以促使剧团顺利排练适合观众口味的新戏。

同时戏曲艺术的根在民间、在农村。含弓戏能否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地方戏剧种，在当代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条件下，是必须要考虑的首要生存问题。可以无孔不入！东北的二人转可以在农家院里、炕头、澡塘一切需要表演的地儿演出文学艺术论文，可见大戏亦可变小戏，一切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切为了大众的娱乐和心境。含山人在冬季里是十分讲究进澡塘里泡澡的，澡塘里有茶水、花生米、臭干子、香干子，唯独无卖唱的。现在，国内的八方浴池都有了休闲一说，含弓戏为何不能占领休闲这块领域呢？好的文化东西不去占领，必然让位给糟粕家伙核心期刊目录。因此针对含山县存有的三两唱含弓戏的民营剧团，当地政府也可借鉴如今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仍活跃的民营剧团的发展模式，从政策、税收、宣传等方面为民营剧团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让含弓戏重新活跃于含山的林间地头、茶楼馆肆，让含弓戏重新成为含山人的生活时尚、让含山人重新体会到草根的快乐。以此实现对含弓戏进行动态保护的任务，把含弓戏保护在舞台上，保护在演员身上，保护在民间，并留住和培育出编、导、演、美、音等方面高水平的人才，使含弓戏的继承发展成为可能。民族的、地方的东西生命力最强，含弓戏可在拾遗补缺上有所作为。

当然，要想发展含弓戏，光靠那几部一成不变的老剧本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剧目生产，若能出一两个诸如古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那样的传世之作则再好不过了。剧目的生产改革创新是关键，对于含弓戏来说，要努力出新戏出好戏，以平民化视角，生动的语言巧妙的结构塑造出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典型艺术形象来吸引观众。“一切艺术来源于民间、来自于生活，戏曲艺术更是如此。”戏剧的创作总是和时代和人民相联系的，这种创作还包括在音乐、表演和舞美上的创新。尽心包装推出精品，定时定点演出，使演出日常化、市场化，为青年演员提供全年不间断的实践锻炼机会。

6、与旅游业相结合 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已逐渐由表及里转向控制文化内涵上来，旅游产品也正由传统的陈列式、观赏式上升到表演式和参与式，旅游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戏曲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戏曲文化属于社会旅游资源文学艺术论文，“以其文化的原生性，充满鲜活的质感和强烈的动感为特点，它将是今后旅游业最具文化价值的开发取向”。国外，10年前，就有人意识到戏曲旅游正在全球兴旺发展。含弓戏剧团可借鉴昆曲艺术与苏州旅游业、黄梅戏与安庆旅游业的联姻与发展的思路，利用当前巢湖市大力发展旅游业、环巢湖合肥旅游圈的形成契机，可设想在巢湖地区各景点增设舞台定时表演含弓戏优秀剧目，既可传承含弓戏文化，又可增加景区文化内涵，让戏曲成为景区旅游六要素中“娱”的重要部分。这几年含弓戏研究室还通过整合资源、多次举办含弓戏艺术节来强化含弓戏品牌，带动商业性演出及戏服、乐器、纪念品等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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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构建起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韩非子》中，寓言成为其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据。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保存下来为数不少的寓言故事，其中又以《韩非子》一书为最多。《韩非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先秦寓言中很具代表性的。不同于《庄子》寓言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韩非子》的寓言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多把改造后的历史故事和谐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其所用。

《韩非子》寓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产，士则有孔子、墨子、商鞅、吴起，霸主有齐桓、晋文，奸邪有费仲、竖刁、易牙，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经过韩非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寄寓韩非主体意志的变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中，韩非对儒家的批判最为激烈，尽管如此，孔子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有四十五处之多。其中涉及孔子的寓言集中保存在《说林》、《储说》、《难》中。韩非出于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需要对关于孔子的史实和言论进行了不成程度的改造或虚构，故使孔子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含有寓言故事的篇目有十八篇文学艺术论文，而其中包含有关涉孔子的寓言的有十二篇之多。因为孔子与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总是被作为批驳的对象，但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韩非在寓言中还要借助他来说理或者阐述某些观点，所以在寓言篇章中，对于涉及孔子的历史事件和相关言论，韩非“重其义而轻其事”[1](P20)，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虚构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使孔子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复杂性。总的说来，《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站在法家对立面，受法家批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简单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的言论较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但这些言论是与法家的观点相抵牾的，往往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难一》）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充分肯定了舜的“仁”和“德化”，这也是儒家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体现。陈奇猷先生在案语中指出“此条疑韩非引自别本《论语》”[2](P846)，“韩非曾见别本《论语》。后文‘仲尼’云云各条同此”[2](P842)。然而韩非对孔子的评价给予了激烈的反驳，他通过“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的辩难，提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的问题，最终申明自己的法治主张“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文学艺术论文，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难三》）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对三位国君提出的相同问题给以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都是符合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标准的。然而，韩非却贬斥孔子的观点，他从法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仁爱是法制败坏的根源，要达到目的三位国君只需要凭借权势做到“知下”即可：“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其他诸如孔子称赞晋文公“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难一》），称赞襄子“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难一》），称赞文王“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难二》）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韩非正是通过批驳孔子的儒家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法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得到树立。因而，在这样的寓言中，孔子被塑造为“仲尼不知善赏”（《难一》），“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的法家驳斥的对象。

（二）既有儒家性格，又大力宣扬法家思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较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因韩非在选取事实时“但取其足以明义”[1](P20)，因而“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1](P20)。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形象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巧妙变形，孔子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实际上是在宣扬法家思想。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文学艺术论文，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外储说左下》）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违背常理先吃了擦拭桃子的黍子，然后才吃了桃子。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符合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的，符合孔子主张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实际上，韩非是通过孔子严格维护黍和桃在五谷和果蓏的等级这类小事来宣传自己“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的极端的等级观念，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贵贱、上下之间的等级观念。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

这一段话初看来，极像在表达儒家的观点，他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公平”。但仔细品味这些话又似是而非。虽然儒家主张礼治，但是这种礼治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它赋予贵族以特权而刑罚主要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见，儒家的礼治根本就不存在刑罚的真正公平。这里的“德”、“概”其实是“法”的代名词。“以度量衡之平喻法，是法家共同的作法。法家认为既然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因而就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应当是客观的、公平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3]

另如，“子路私食役夫”条（《外储说右上》），通过孔子阻止子路“以由之秩粟而餐民”的寓言，表面上是宣传儒家的“仁义”和“礼”，而实际上是要表达韩非极端的君臣等级观念和“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的政治观点。“夔一足”条（《外储说左下》），它符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韩非借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来表达臣下“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的观点，要求“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

（三）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儒者的形象，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底的法家人物的言行。在这里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异化，他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刘凯在评论这类孔子形象时说：“为推行法家鸣锣开道，表面上像是肯定孔子，而究其实质，却是一种变形的精妙的幽默讽刺。”[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文学艺术论文，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完全脱去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他认为法宽则人易犯，法严则无敢犯。因而，他不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是重刑，反而认为严刑重法是“治之道”。这里的孔子已经完全成为韩非思想的代言者。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内储说上》）

在这则故事中，孔子认为无人救火的原因在于“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孔子认为重罚可以治事，因而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从而将孔子刻画成一个崇尚刑罚并且思维敏捷的法家人物。

类似的寓言还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内储说上》），从孔子“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孔子已成为一个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法家人物。“管仲相齐”条（《外储说左下》），孔子批评管仲“泰侈偪上”，这里的孔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评价管仲，他绝对维护君主与臣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臣主之理”。在这类寓言中，孔子被塑造成为法家思想的传声筒。

二、《韩非子》寓言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显学”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指孔子——引者）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5]可见在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韩非子》书中对这一形象也有客观的记载：有直接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五蠹》）文学艺术论文，《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也有侧面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条，通过“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的描写，从孔子与商太宰的对比中和子圉的嫉妒中肯定了孔子的贤者圣人形象。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孔子的面貌的。然而《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这种贤者圣人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韩非子的寓言人物都是为了证明作者的法治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存在的”[6]。在《韩非子》寓言中，孔子已经被异化为韩非法家思想的承载物，是一个假托的虚拟性历史人物。韩非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异化对象，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弘扬法学的需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战乱频发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思想文化领域，诸子横议，著书立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战辩难，都想要使自己的学说显于当时，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付诸实践。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商鞅的重法思想和慎到的重势思想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以法为主术、势结合的比较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显学》）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8]韩非要弘扬法学就不得不批判和异化孔子形象，只有这样，韩非才可以获得贬儒扬法的目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者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辩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校也。”[9]章说可谓深切韩非借变异孔子形象弘扬法学的要旨。

（二）“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横议，各学派虽纷纷著书立说，但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救时之弊”。先生曾指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0]儒家虽然屡遭韩非的批判，但是韩非的思想与儒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就曾指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11]儒家主张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被韩非吸收并从法治的角度夸大了越职侵官之害；儒家道德上要求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观念被韩非极度地夸大、发挥和改造而成为法家要求赏罚分明文学艺术论文，以法为准的“信”；韩非也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这成为他法治观念产生的基础。儒法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孔子希望建立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希望通过经他改造后的“礼”可以使东周社会复兴，使春秋末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合理与稳定。然而，他认为儒家的人治难免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病。他认为法治是罪可靠的，所以力言法治的重要：“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和孔子都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但是他摒弃了孔子的“仁”而代之以“法”，将尊君、维护等级制度极端化，主张建立的政治秩序应该“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饰邪》）。

吕思勉先生在《论读子之法》中曾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1](P21)《韩非子》寓言中异化的孔子只是韩非借以弘扬法家学说和政治表达需要而虚构的假托人物，是韩非宣扬法家思想和政治追求的承载物。

参考文献：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20,20,20,21.

[2][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46,842.

[3]杨绍溥.关于孔子两条资料的辩伪[J].孔子研究,1994(1):113-114.

[4]郑凯.先秦幽默文学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164.

[5]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5.

[6]白本松主编.先秦寓言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76.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8.

[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9][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408.

篇5

如果说池莉的《烦恼人生》还有着对精神生活一部分的诗化展现，精神世界在与世俗生活的交叉中呈现着茫然状态，那么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则是完全的世俗化与生活化，对精神世界的叛逃成为其皈依现实的手段之一。从对精神世界不完全的留恋，到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皈依，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失落过程，展现了卑微小人物在世俗人生中的灰色精神状态。

《一地鸡毛》中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琐碎、不顺、繁杂的烦躁、牢骚，又有得过且过、安于平庸、适应现实的心态，其中也不乏人们心照不宣的生活哲理和处世方式，使小说具有了深层的现实意义，典型地展现了新写实与传统写实小说的区别特征。

一 精神理想的失落与安于平庸

理想的失落似乎是每个人从少年到壮年所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也似乎是人们长大以后变得更加现实、更加世俗所不可避免的心理变化。年轻时的梦想与激情在现实的打磨中不断地褪色，代之以对平凡的甘心，对琐事的麻木，以及激情的缺失。这种情绪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不断强化，真实地表现了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麻木状态。

这首先表现在小林老婆身上。她没结婚之前，是个文静而眉清目秀的姑娘，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甚至还让人感到淡淡的诗意。然而结婚之后，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偷水的家庭妇女”。除此之外，她的整个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都完完全全地世俗化了：她与保姆吵架，与丈夫闹嘴，带孩子、做家务，精打细算，晚上坐在床边想心思，也只是工作调动的问题。她的生活是世俗的、繁杂的，她的整个精神状态也被生活同化为世俗与微琐。

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这点在小林身上体现得最生动。对他而言，更进一步地文学艺术论文，这种失望与失落的情绪，转化为对平庸生活的心满意足与自我认同，转化为“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的近乎麻木的生活状态。“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理想完全遭到唾弃，小林则完成了自己理想世界的失落过程。然而，这就是生活的原本，人总要现实地生活，总要先完成自己最切实的需要。因此尽管失落了精神理想，小林不会让人感到卑琐，而是感到真实。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小李白”，他对理想的抛弃最为彻底，形成的反差也最为强烈。大学时代他有文采有抱负，还引得许多女同学追，然而公司倒闭后卖起了板鸭，养着三个孩子。在他的身上，曾经的理想彻底让位于世俗生活，他心甘情愿地认清了现实，磨光了身上所有的棱角。

在此，人的个性、理想，统统湮没于世俗的潮流。理想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彻底成为镜花水月，从追求，到留恋，到无情地抛弃，人们彻底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洪流之中。然而，这正是生活的真实面貌。

二 内部尊严的丧失与情感淡漠

在安于平庸之外，小说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在世俗生活中无可奈何的屈服、低头，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一部分尊严的情态，以及自我开解的阿Q精神的圆滑。同时，生活的窘迫、压力的沉重，人们自顾不暇，造成了人与人精神上的隔膜与分离，人情在这里显得较为淡漠。

为了能够换单位，小林和老婆到处求人。在单位的管事头头态度已经冷淡之后，两人迫于无奈，不得不上门送礼求情。原本去求一个已经不愿帮忙的人，就够低声下气了，偏偏在两人左思右想选定礼物之后，管事头头连看都不看就扬长而去，夫妻两人在楼道里无限尴尬。在这求人与送礼的过程感到丢脸、尴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夫妻两人在寻求更好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部分尊严。这一段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小林和妻子的急迫、无可奈何、尴尬的情态，将小人物在世俗生活中的艰难，以及为达到目标不得不牺牲尊严的心态活灵活现地展露出来。然而在这尴尬过去以后，小两口回到家，又为可口可乐能够给小女儿到处喝，起一个正面宣扬的作用，挣回一点脸面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以求得心理平衡，又细腻地展现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圆滑和狡黠。

小林老婆的单位开通了路过他们家的班车，解决了老婆上班路途遥远的问题，两人都很高兴。不久文学艺术论文，发现原来是单位头头的小姨子搬到这附近，为她才开的，小林老婆不禁觉得是沾了小姨子的光，很不是滋味。小林便劝解老婆有班车就不错了，管他是不是沾光。于是老婆心宽了。不甘的心态，自我宽解的圆滑，都真实地表现出来。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就更为典型，当孩子只能上居委会幼儿园的时候，夫妻俩有一套自我说服的办法；当孩子上了外单位幼儿园，却是给隔壁家孩子当陪读的时候，夫妻俩又有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无论是蹭小姨子的班车，还是孩子给别人当陪读，无疑都是不愉快的，也确实造成了夫妻两个心理上的阴影，让他们感到失去了尊严，这是他们内心作为人在自我尊重与受人尊重这两个精神层面的基本需求。然而在现实利益下，他们不得不低头让步，作出牺牲。为了达到心理平衡，又不得不用阿Q的精神开解自己。在这介于黑与白之间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灰色精神状态，既有生活的沉重，也有生活的狡黠。

在生存的重压之下，小林不得不对老家来的人表示淡漠，因为以他的能力确实负担不起。当小时候对他有恩的小学老师来北京求医并看望他的时候，也没能好好招待人家。小林对自己的困窘、对老师的不恭，都非常后悔而内疚。而小说结尾处，小林听说老师逝世，“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至此，人情的温暖也已经让位给了生活的世俗、个人的享受。小林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世俗，心里也只存在物质的追求和舒适，甚至对于老师的哀悼，也没有超过一天。可以说，小林是自私、薄情的，他对于老师的情感也已经转为淡漠。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林，也难以指摘，这种灰色的精神状态，同样是生活的本色，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精神状态的写真。

三 屈服于规则与主动利用规则

在丧失部分的尊严，情感也日益淡漠的同时，小林在被动适应现实，接受现实的打击、磨砺之后，又升华到了一种新境界，即出于主动地去适应、融入现实生活的人情世故规则，并最后运用得得心应手，为自己挣得物质上的利益。此时的小林，是在主动地加速精神世界的失落，并完完全全地融入世俗生活。

小说中多次出现小林对自己以前“幼稚”“不成熟”的感慨。“当然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因此，小林卖板鸭的事逃过了领导的审问文学艺术论文，帮查水表的老头通过批件，捞到了一个小型微波炉。在生活中颠仆这么多年，小林从不得不屈于规则，到看透了许多人情世故的规则，并主动地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生活添砖加瓦。他越来越长于世故，通情练达。与此同时，他也主动地选择了精神世界的灰色地带，帮一个简单的忙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微波炉，即使最初有些犹豫，在看到微波炉的好处之后也就顺理成章了。

篇6

石黑一雄本人酷爱爵士与摇滚，早年做过巴尔莫勒尔的Queen Mother乐队的打击乐手，还向唱片公司邮寄了大量的歌曲，不过皆以失败告终，这与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近似之处。从事音乐是他失败了的梦想，但也成为他将音乐引入文学，运用音乐思维写作，发挥音乐的文本隐喻义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他的Nocturnes④便是现代小说对于音乐进入文学的探索与实验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把Nocturnes看作一部由五个乐章组成的奏鸣曲式小说作品，五个故事的情节内容各有不同，色调与情感激烈程度也有区别，却以音乐（进一步细化的说是“夜曲”）这一共同的主题彼此钩连，成为一个整体。

在展开论述前，需要解决一个文本标题的中文译文问题。Nocturnes：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中的“nocturne”即“夜曲”，是法语中“夜晚的”之义，引申为会让人联想到“夜晚”的曲目。一般指由菲尔德首创的一种钢琴曲体裁。而Nocturnes目前的中文译文“小夜曲”则另有一词为“serenade”，是指用于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两者意义决然不同。“夜曲”这一音乐形式的特点是重视旋律，富于歌唱，节奏以慢速或中速为主，往往与夜的沉静与人的内心抒发为表现对象。而在Nocturnes中，总标题中有“黄昏”的意象，以Nocturne为题的第四篇里也有类似“整个白天你是一个囚犯，到了晚上，你就好像完全自由了”对夜的称赞，且从Nocturnes的行文中也更倾向于对夜的咏诵与对人的内心宁静的追求，虽然对爱情也进行过书写，但爱情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故该书的译名当为“夜曲”，而非“小夜曲”。这个问题明确后，便可以看出，该书引入音乐，充分展示人物的黑夜意识，塑造一种与“夜曲”这一音乐形式的特点相吻合一致的叙事风格与时间，正是对这一标题的应和与诠释。

一、音乐对于人物塑造

Nocturnes中人物多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围绕音乐展开，音乐在人物塑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其中五个小故事中的“我”的身份：

可以看出的是Nocturnes中所涉及的音乐人的共同点。现代音乐人在现实生活中本身就因其自身所带有的强烈的矛盾性而具有十分的张力，其本身自带的特质亦是Nocturnes中所有音?啡说墓残浴R衾质俏薇瘸绺叩命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18.html" title="艺术论文" target="_blank">艺术?他们往往因为从事于音乐，有音乐感知力而有天然的傲气，具有极强的自尊心，并对纯粹的美与艺术存有极大的幻想，以之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但是把音乐作为职业便不得不面临把这一纯粹的艺术追求置于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去，首篇与结篇中都出现过多次重复演奏《教父》的情况，且他们需要观察听众的反映，在这样一种演奏中，他们是麻木的，无神的，他们在演奏中是分神的，“我”常常在演奏中观察着周围，其他的人物常常在这个时候被引入镜头。结篇还提到乐队成员分分合合，往往走散，他们在不同的、陌生的“广场和咖啡厅里”，可是他们都演奏“《教父》或者《秋叶》”，此处的“《教父》或者《秋叶》”象征着音乐在现实的生存状态往往沦为不断的重复，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是少魂的，《大提琴手》中蒂博尔本来作为彼得罗维奇的学生、一个音乐天才而心性颇高，但他离开维也纳后，“开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厌的音乐”，他在与埃洛伊思的音乐沟通中重获满足与欣悦，却在她走后不得不“到酒店工作”，这是一种从幻想到现实，从艺术到生活的巨大的落差。况且，从事于音乐的职业特点便是更新换代快，评判的主观性强，音乐人往往因现实中各种因素而受挫失意，而这些因素往往与音乐本身无关，却是为迎合现实世界而不得不面临的世俗考虑，或是颜值阻碍成名，或是婚姻关系阻碍复出，或是练琴影响别人的看电视剧，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巧妙设计，不得不忍受音乐追求必须屈从于现实需求对他们作为一个音乐人的侮辱，不得不承受作为一个不得志或已过气的音乐人的渺小与失落。石黑一雄抓住了现实中音乐人这一身份的特质，将其作为现代人的隐喻，将崇高与卑微、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屈服巧妙地融于一个人身上，反映出处于利欲膨胀、效益至上的现实世界中的当下人的生存现状与心理状态。

同时，因为音乐出演场地的变动性，音乐人往往游走于世界各地，带上了国际人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因为背井离乡而成为了异乡人，他们是飘荡着的，无根的，并作为外来者不容于他们所处的地方，这一种游离是Nocturnes中常见的内容，如《伤心情歌手》中的“我”因为不是意大利本地人，而始终没有固定职位，奔走于三个乐队之间，《莫尔文山》的夫妻也是“在旅馆啦、酒店啦、婚礼上啦、宴会上表演。满欧洲跑”却难以常常与儿子碰面，这正是现代人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浪潮中所面临的困境的反映。同时，短短的五个小故事涉及到来自世界各地、奔走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人，这就扩大了作品的普适性，扩大了人物的隐喻义，使之具有了世界范畴的意义。

其次，音乐串联起我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以及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

音乐能够抚慰人的心灵，安抚人的情绪，它代表一种希望，一种对于琐碎无趣的平凡生活的逃离，与现实世界的隔离，如《莫尔文山》中这一段书写：“我随意拨弄琴弦，琴声好像能传遍整个应该，只有当我把脑袋伸出窗外，才会看见底下餐厅的露台，看见人们牵着狗、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

但它作为柔和剂只是短暂性、麻痹性的，最终无法彻底解决人物矛盾，也没法令人物真正逃离琐事的干扰，Nocturnes中音乐作为救赎的可能也被消解掉了，以此反映出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冲突与难以排解，人困厄于俗世中纷扰杂乱的琐事难以挣脱，这一主题现代小说多有涉及，但是将这一主题加之于音乐之上，便弱化了其残酷性，增加了含蓄与隽永，是一种低沉的叹息。

如此看来，在Nocturnes中，音乐不仅在刻画人物与串联人物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同时将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得以用一种委婉的方式道出。音乐将激烈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打磨修饰，却不减其威力。正是音乐作为矛盾解决方式的短暂与最终的破灭显示着矛盾的无法排解与调和，矛盾被导入更加深沉与隽永的方向，人物陷落于暗夜之中，甚至发出“整个白天你是个囚犯，到了晚上，你就好像完全自由了”的慨叹。

二、音乐对于叙事风格及时间

Nocturnes中音乐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在场，它与文本的演进是齐头并进、交错缠绕、相互应和着的。这与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描述音乐与诗歌的关系时出现的一个场景相类似，在Nocturnes中，文本似一女子在小溪边行走，音乐在其旁静静流淌，两者互不侵犯，但是彼此影响，女子步履的节奏正和着溪水的歌声，达成一种十分融洽的叙事效果。在《不论下雨或晴天》中“我”与埃米莉的交谈夹杂着音乐，当“我们都不说话”时，就只“静静听着萨拉?沃恩的歌声”，到了“歌曲间奏的时候”，两个人的谈话便接着继续，到因为“我”表示不再听音乐而使谈话难以继续时，“埃米莉不说话了，只是喝着酒，听着音乐”，之后语言再起，话题触及了埃米莉夫妻之间矛盾，话语再次中断，这时“萨拉?沃恩缓缓地唱起优美的超慢版《四月的巴黎》”，如此循环下去。可以看出，空白、沉默如同音乐中的休止符，对于展现人物复杂心理活动、丰富表现内容功不可没，而使空白不显得苍白，就成了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石黑一雄用音乐填充了空白，延缓了时间，且音乐以其独特的感染力为空白处增加了诗意，为人物在无言处发语，成为了人物心声含蓄的传递，将难以调节的冲突以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当全书都沉浸在这样一种音乐氛围之中，文本与以文本形式存在的音乐始终缓缓向前流动，整本书的叙事风格便呈现一种流畅、自然、亲和的特点，现代性的表达便具体化了一种相对内敛含蓄的怅惘与茫然，形成了石黑一雄所自有的风格。

Nocturnes整体追求一种中慢速的叙事节奏，故音乐对节奏的直接干预也往往呈现延宕的效果。《伤心情歌手》中，从“可是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到“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实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再到“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音乐作为演奏过程一直持续着，好似一个用了延音记号⑤的全音符⑥，在对这一段似乎无足轻重的过程以近乎等述的时序中，“我”与加德纳先生的会面时间被延宕了，但就是在这段延宕，“我”的紧张与兴奋情绪得以被推向饱和，也是在这一延宕中，“我”得以提前回想“我”与加德纳通过音乐连接的间接的过往，并且观察人物在当下现实的状态，如此，加德纳先生便在“我”的视角下自然而然而又极为正式地出场了，这都要归功于演奏音乐对叙事节奏的放缓。

而音乐本身常常被时代与区域打上很深的烙印，音乐形式的风靡或沉落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追求与审美风格，音乐演奏的方式变化亦体现着时代的变迁，所以音乐亦能产生巨大的概述效果，《不论下雨或晴天》中提到的“那些与埃米莉唱片机旁的交谈已经成为往事。……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体声音响大声地播放着摇滚乐，说话都得用喊的”，以及“我”所发出的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听……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口味比较单一”，借由音乐创造的时代感，时间的推移甚至是时代的变迁，在几句话之间便得以实现了，时间流逝、新旧交替的历史况味寄身于其中，引发无穷的深思与慨叹。

另外，Nocturnes中音乐成为石黑一雄忠爱的闪回手法，《伤心情歌手》中“我”之遇见歌手加德纳触发了“我”对母亲与“我”购买其唱片的故事，一首《我太易坠入爱河》将加德纳拉回了他与琳迪新婚后不久的奇特的甜蜜氛围之中；《大提琴手》中也有埃洛伊丝听见蒂博尔“拉那一段的时候（拉赫玛尼诺夫）就好像在回忆一段恋情”，于是追问蒂博尔的恋情，引发蒂博尔对埃洛伊丝过往的好奇，为勾起埃洛伊丝的往事回忆进行了铺垫。回忆在此不仅“像是一个看待事物的透镜”⑦更是打破单一叙事时间线条，塑造多元结构的重要手段，小说通过闪回穿其他故事内容，最后又回归故事主线，所穿插的内容与故事主线相和，主副相互应和，共同指向主题，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灵活性与丰富性。

小说中以文本形式出场的音乐始终伴?S服务于情节的文本流淌，交错共行，形成相互重叠的几个声部。音乐填补了叙事空白，整体延缓了叙事节奏，在不疾不徐的娓娓道来之中，在变幻多端的虚实转换之中，演绎着时空的变动不居与被时空变换携裹着的人物心态的困境与迷惘，为小说带上了诗意的朦胧与自然舒畅的叙事风格。所以Nocturnes不仅在主题与内容围绕Nocturnes展开，在叙事时间与风格上也应和着标题中涉及的“夜曲”这一音乐形式，总体上营造出一种夜的寂寥与苍茫。

三、小结

Nocturnes整体呈现出通过音乐的串联，Nocturnes呈现出一幅“音乐人生的浮世绘”⑧，在极小的篇幅中交叉错落着众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他们的具体历程不同，却通过交叠重影、“互见”的效果，一同指向了现代人被理想与现实撕扯而挣扎于世、难以开解的普遍困境。同时音乐与情节文本并行向前，为叙事空白处增加了诗意，借助音乐所实现的延宕、概述、闪回等对叙事时间的处理使得Nocturnes的叙事充满变幻而切合真实，行程流畅自然而深峻低沉的叙事风格。奏鸣曲式的结构使得五篇故事浑然一体，无论从人物生存状态的解释还是从叙事风格与时间上都对标题中所涉及的“夜曲”这一音乐形式有所呼应，最终呈现出真实而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

注释：

①见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75页.

②维尔纳?沃尔夫述，李雪梅录：《以乐音思考，用文字奏乐――维尔纳?沃尔夫教授访谈》，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第87页.

③参见瞿世镜：《音乐?美术?文学――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④因对标题中文译文存疑，故采用英文标题.

⑤将延音记号写在音符或休止符上，表示这个音或休止符可自由延长.

篇7

中图分类号:J206.3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 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综观东西方绘画的源头,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和西班牙先民创造的原始洞窟壁画艺术还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原始岩画看,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年代最早可以推至四至两万年之间① 。但从色彩使用的理念上一开始就已经凸显出东西方绘画的分野,以阿尔塔米拉洞窟《受伤的野牛》为例,先民们以有限的色彩(红、黄、褐、黑等)进行明暗晕染,使其作品具有体积感和气运感②。而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现存的大量原始岩画看出,东方的先民们也是用同样有限的色彩描绘大自然和他们的生活,但是使用色彩的理念和方法却大相径庭,他们将色彩在岩壁上或平涂或勾线,以符号化的方式塑造形体,以简洁、流畅的语言记录生活或表达美好理想。但是原始岩、壁画,受自然条件和审美理念所限,色彩的开掘和使用也仅仅是个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自从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辉煌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色彩的产生和使用,以及它在绘画的每个阶段中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却不仅相同。相比较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不了解中国绘画哲学的人对中国绘画色彩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嫌疑,孰不知中西绘画在最原始理念上造就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色彩在绘画中的使命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在追求审美理想的同时已经完善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有整套非常严谨的制色和用色方法,正因为有了这一严谨和科学的色彩体系,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像敦煌石窟、永乐宫壁画艺术和难以计数的优秀的卷轴画艺术和民间绘画艺术像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世界艺林当中。

绘画进入文人画时代后,有关于传统“色彩学”的文化遗产在以“水墨”为主流的画坛中出现了严重的“丢失”现象。我们在欣赏古代绘画优秀名作的同时,谈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和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时,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更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我们所丢失的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完全能找到答案③。中国绘画传统颜料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方法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已经转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眼下国人所使用的借鉴国外经验生产的锡管颜料虽说方便,那也只不过是比较粗制的代用品而已,颜料本身的品质与传统相比,相去甚远。国人对绘画程序的简单化,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艺术遗产,从绘画材料的角度分析,能经久多远,应该是到了引起中国绘画界广泛关注和深思的时候了。

一、传统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变迁

从视觉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外表是由多种复杂的色彩构成的。自然界中的色彩本身对人的感官有特殊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充分表现在人对色彩的一种情感偏好,反过来又形成人的联想,这就是人类对自然色彩的美感体验。中国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受传统“太极”学说中“五行”和“阴阳”思维的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东方民族特征的用色理念。“中国五行学说中就有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之说;在运用墨色时又有浓、淡、焦、湿、干之说,这些都体现出五行学说与中国画发展的直接关联,并以此影响了中国画家对色彩的认识,形成‘五色’观念。”④ 王微在《叙画》中的“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就是通过对自然中的“绿”和“白”的体验而产生的主题意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和岩画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的第一批艺术作品。抛开它的造型,就装饰效果而言,色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用红色铁矿土、白色垩土、黄色泥土和黑色木炭等“颜料”在彩陶上和岩壁上描绘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同时表达他们朴素的爱美情结。

真正谈到具有绘画意义的色彩,要推到汉唐以后了,从考古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汉墓室壁画《鸿门宴》、河北密县东汉壁画《百戏饮宴图》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室帛画中可以分析出除以上色彩以外还有紫色、赭石、绿色、蓝色等,色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胶矾粘和的技法也已形成。专家在考察西汉墓室“T”形帛画的用色时发现:“颜色错综调配,所用主要是朱砂、石青、石绿、白粉等矿物颜料,其中也有植物颜料……,色调搭配上,无不经过匠心设计。最突出的是颜色的间隔使用。”⑤帛画在色彩应用上主要以平涂为主,间有不同深浅的同类色,并且开始用比较丰富和厚重的色彩表达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得知绘画颜料的研制和使用在汉代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兴盛佛教壁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境外佛教绘画艺术和制色工艺也随之传入,促使中国绘画色彩从研制到使用进入了空前辉煌时期,加上本土工匠的智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表现空间。南、北朝时期,在壁画中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同时以胭脂、靛蓝、草绿等植物色作为辅助色彩。所以,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冷色调。隋唐时期的壁画色彩种类较多,表现技法灵活多变,色彩的应用在佛教壁画中进入了全盛阶段。另一方面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的资料中分析,除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色外,朱砂、石黄也已出现,而且在应用当中出现间色和色彩的深浅变化,还有晕染、渲染等染色技法。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了多种颜色的名称及产地:“武陵水井之丹,磨磋之砂,超之空青,蔚之会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澄汰、深浅、轻重、精,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铆……煎并为重彩,郁而用之。”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纯色的品种论之,也不过九种,但由于画家的技术精进,各色互相配合,出现了‘间色’、‘复色’和‘邻接色’,色彩的情调丰富起来了。现存的作品如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宋赵佶临摹)莫不绚丽多彩、明快协调,呈现出绮丽的风姿”⑥。除此之外,从现存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大量的宋人花鸟画等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绘画以勾线染墨为基础,但是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明代的杨慎在论及中国绘画的颜料类别和施色方法时说“色彩有七十二种之多。”五代画家荆浩说:“红间黄,秋叶堕。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关于色彩在绘画实践过程当中的审美体验,在隋唐、五代已形成比较朴素的共识。

由此可见,剔除或弱化色彩的唐代绘画,将是无法想象。唐、宋应用色彩在绘画中取得的成就在美术史上可以称得上非常壮丽的艺术篇章。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在唐宋绘画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在以宫廷和民间画工用色彩体现绚烂的唐宋绘画达到盛极的同时,另外一个以水墨为基本语言的士人绘画阶层已经酝酿成型。诗人王维将诗意融入绘画,提升了绘画的审美层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画派的产生。自宋元起,大量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使中国绘画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士人的参与,使绘画不再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不再充当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画家借绘画中的物态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文人画家为了方便于“抒情达意”,往往简化传统绘画的“烦琐”程序,从绘画理念到工具材料的选用,再到作画方法等,都以方便于“写意”为前提。其中,遭到重创的是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文人对色彩的偏见,受老庄“色能乱性”、“五色令人目盲”等学说的影响,所以选择水墨体系将是最恰当的选择。文人画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从艺术发展的潮流来看,文人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基础上,融诗词、书法、金石于一体,在世界艺林当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形式。但是过分地关注水墨、贬低绘画的其他形式,导致重在色彩表现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逐渐边缘化,传统的制色工艺和独特、严谨的作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衰变,现已几乎完全失传。

在文人画盛行的元、明两代,民间工匠为中国绘画做出的最大贡献要数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的山西永乐宫道观壁画和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佛教壁画。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壁画融会了西亚健陀逻艺术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那么,永乐宫、法海寺壁画则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式”壁画艺术,其色彩的使用完全遵循中国的绘画范式。永乐宫壁画采用重墨勾线,重彩厚填法,合理使用多种天然矿物质颜料,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堆金立粉”、“雕金”、“拨金”等技法,既使画面整肃大气,又尽显绘画材质本身的美感。法海寺壁画相比较永乐宫更加精致富丽,采用勾填与勾勒相结合、厚涂与薄染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工整细腻的程度堪称民间工笔重彩画的最佳代表。

二、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学研究的迷茫与东瀛绘画材料学研究的繁盛

中国绘画色彩的研究在整个清代处于一种停止状态,绘画色彩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壁画和建筑装饰当中。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绘画材料不断输入市场。进口颜料相比较我国的传统颜料,由于使用了合成色技术,所以色彩的种类比较多,同时也方便使用。但是进口颜料或其他锡管颜料只能是一种代用品,除了方便使用以外,其品质与传统颜料相比相去甚远。中国传统颜料主要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这些颜料品质优秀、在各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其本色,稳定性极强。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取材于天然矿藏,原材料的采集量十分有限,加工厂家的成本高,产量低,另外价格极其昂贵,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画家很少问津这个领域。另外,传统矿物质颜料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和严密程序,比如胶矾的使用、支持体的制作以及与植物色的结合等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烦琐”让一般画家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画家对传统颜料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传统绘画的色彩没落到几乎无人知晓的极点。

“日本绘画是在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北魏佛教带进的大量其它中国文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庄重、协和美为特色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日本绘画无形中的理论核心。”⑦ 日本早年的绘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本在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在绘画原材料的使用上与中国毫无差别,而且像石青、石绿、朱砂等的产地仍然在中国,甚至连名称都没改变。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体系以及程式化的使用技法。在中国水墨画兴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对传统颜料的加工制作和绘画技巧的研究方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相比较中国,日本的颜料矿藏相当匮乏,但是为了保持传统绘画使用粉状颜料调胶的特色不变,他们在向世界各地寻找矿藏之外,用高温结晶的办法产生与天然矿物质颜料相类似的代用品,其品质高贵,而且品种多达百十种,这是对传统绘画颜料的极大补充。

另外,箔产品的研发、支持体构造的不断改进、黏合剂的合理使用等因素单从绘画的制作方面保证了作品中色彩品质的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绘画界的有志之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在流失多年的传统绘画的色彩方面重新打开一个门户,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真正找到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但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不耻于向他国学习和民间学习,中国绘画传统色彩定会重放光彩。

三、解析绘画颜料的制作传统,拓展适合现代绘画的色彩空间

在当今画坛中有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王定理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考察、调研、教学和实践经验,参考古代画论中的对中国绘画用色的相关述论,编写过一册《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对后期的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谈色彩的开拓与发展,有必要对传统颜料的矿藏分布、制色方法及使用程式法则做简单的探究:

1、石色

据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大量石窟壁画和道观壁画资料分析,天然矿物色的使用十分广泛,既然天然石色如此名贵,何以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当中呢?原因是在古代,绘画充当了宗教崇拜和理想寄托的最佳载体,它以最直观的图式承载了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追求。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其次,古代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的设计制作属公众行为,它的投入由政府、公众、有钱的绅士来解决,所以保证了绘画的材料投入。官宦人家墓室帛、壁画的资金投入自不必说。另外,石青、石绿等原材料来源于铜矿石,古代的冶铜技术均以小规模的手工为主,而石青、石绿原材料本身是一种非常纯净诱人的结晶体,所以在开矿、冶炼的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出(现在的工业开采与现代化的冶炼技术则很容易将这些“宝贝”一同送入炼炉,加上无人识货,更无人“操此闲心”)。对这些名贵石色矿藏,王定理先生五十年代作过调研。朱砂,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除了绘画使用之外,一般作为药用,所以中药店能购到此物。石青、石绿在大小铜矿中均有所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阳春和湖北大冶等,但是矿藏的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之别。

所有石色均有一套细致的研漂方法,其中朱砂色的制作,首先用“淘”的方法除去原料中的杂质;其次用“澄”的方法将研细的原料加入胶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沉淀,颜料中较轻者浮于上面,较重者沉于下面;在用“飞”的方法将浮在上面较轻的颜料离出⑧ ;如果使颜料更纯净,则讲下沉的颜料加水加胶,搅动后,再沉淀,再离出上浮颜料,如此反复几次,可以将朱砂分为头朱、二朱、三朱,最轻、且偏暖的颜料则是朱膘。石青、石绿的研制方法与朱砂类似,首先是将原材料除去杂质,然后置入乳钵(现在有小型球蘑机)进行研磨,待研成粉末,且色度变浅时再加水研磨,等到没有明显的颗粒时再加入胶水研磨,最后用“漂”的办法,加入胶水搅动,沉淀,将浮色离出,再搅动沉淀部分,再离出上浮部分,如此反复几次,可产生头青、二青、三青,头绿、二绿、三绿。其他如赭石、石黄等颜料的制法亦如此。

2、水色

所谓水色,既是透明度比较高,大多以植物的花、叶或以某些植物体液为原料。传统的水色有胭脂、花青、藤黄等色。胭脂除了绘画之外,是古代妇女化装用的一种颜料,取材于红蓝花、紫梗和茜草的汁液熬制而成,胭脂色沉稳且有喜庆气。花青在绘画中的应用较广,取材于专门生产靛蓝的一种植物,西南少数民族仍用发酵法获取靛蓝,沉淀后加少许胶便成花青,色泽沉稳耐看,包括以水墨为主的文人画家也喜用此色。藤黄是一种有微毒的中药,国内原料大约产自我国的西南边陲,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由树皮凿孔,取其黄汁,待干透后变成晶体,用水研磨即可使用,其色泽亮丽,透明度较高。

3、金、银箔

金、银箔富丽堂皇的品质,受到古代画家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写真的服饰等方面。金、银箔是用真金银加工锤成,现在的工艺将此设计为十公分见方的箔片,每一百张为一具,按十具为一包计算单位。古代画家除了人物服饰以外,还用于工笔重彩画的打底之用,近代画家任伯年在绘画中多用此法。金箔的种类按品相和色泽分为紫赤金、库金、大赤金、田赤金等。银箔较金箔价值低廉,但很容易被氧化,最终变为黑色,但在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美丽的色彩,巧妙使用,妥善固定,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奇妙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金银箔生产厂家仅江苏南京一家而已,生产的种类也仅有金、银、铜、铝、锡等数种,而箔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道观的塑像贴面和民族建筑的装饰方面。绘画当中的使用则少之又少。而日本则在继承我国箔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将种类拓展到几十种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当中。

近年来,中国绘画界在色彩的拓展方面开始进入了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岩彩画”虽不算成熟,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民族特色上面,但已经开始在绘画中尝试箔等多种材料的介入。箔的使用方法主要有贴金和泥金两种,贴金就是用专用箔夹将金、银箔用胶矾水粘贴在所需之处,可以整张贴,也可以根据位置的大小将箔裁剪后再贴。泥金是将金箔用加胶研磨的办法制成粉末,再调胶当颜料使用,古代的金碧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的服饰等也常常在关键的地方用泥金做最后的勾勒,起到了在华丽的基础上更加富贵的目的。近现代的花鸟画家也用泥金可以勾描富有装饰味的花卉翎毛。

4、蛤粉及胶矾

蛤粉及胶矾的正确使用有利于矿物质颜料及其它材料充分发挥其材质本身的魅力。蛤粉(日本称胡粉)是一种在海滩风化多年的蛤蚌壳经研磨后制成的白色粉末(现代制粉方法简单,将新蛤蚌壳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亦可研磨),经过加胶特殊调制后,成为绘画打底用的良好材料,亦可当白色使用,其特点是细腻、洁白,永不褪色,附着力强。除了水墨画之外的所有绘画,都离不开胶矾的使用,它的作用是将所有颜料和其他材料牢固的黏附在画面上。正确的使用,可以充分体现材质本身艳丽明快的特色,反之,损伤材料的本质,使之黯然无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胶的产地和种类有一段记载:“云中之鹿胶,吴中之胶,东阿之牛胶,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十年不剥。”日本绘画用胶特别讲究,胶的品质优于我国。在我国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均可用于作画。明矾或称白矾,是半透明的晶体,味涩,易溶于水,盛产于安徽芦江。胶矾按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调制成溶液,广泛使用于将生纸、绢矾熟、,打底,固色等作画过程当中。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制和使用方法并非以上言论所能涵盖,在传统绘画中还有很多未曾经传记载的大量的民间土制颜料和难于用文字表述的多种绘画技巧。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富藏区,如果色彩的研究广泛涉猎民间这个领域,对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开拓新的色彩前景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画论中有关于色彩的描述语言生涩且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必须对传统文献做一系统的梳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更加广泛的绘画色彩领域。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将包括颜料在内的绘画材料为新的课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部分像江苏姜思序等传统颜料工厂根据时代的发展,努力拓宽视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产品逐渐得到相关画家们的赞誉,从他们的成就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中国绘画颜料从传统的延续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随类赋彩”的概念是中西绘画使用色彩的根本区,中国绘画中每种色彩的使用都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色彩本身的品质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意境的表达和作品的审美情趣。所以重视研究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胡伟《绘画材料的表现艺术》,黑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页。

⑤ 《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⑦ 梅忠智《20世纪花鸟画艺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⑧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