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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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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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贸制的基本认识及研究思路

1.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将已在国内外实践中出现的外贸形式归纳为三种：形式Ⅰ：直接（又称佣金）；形式Ⅱ：中国现行的出口形式（我们称其为中国式风险）；形式Ⅲ：间接（又称行纪）。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贸企业）在权限内，以本人（生产企业）的名义同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佣金，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而形式Ⅲ（间接）也是国际通行的外贸的一种形式，它指间接人（行纪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并收取一定佣金，同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权；最后，形式Ⅱ（中国式风险）是中国现存外贸体制的产物，它的产生系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并在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以帮助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显而易见，这三种外贸形式在佣金分配、风险划分及约束法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为便于后文分析，现将其作一比较并列于下表中：

三种外贸制形式的比较

比较项目风险收益

比较内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风险=0佣金>0(中等)

中国式风险(Ⅱ)风险>0相对较小

间接(Ⅲ)风险>>0佣金较高

比较项目约束法规人与本

比较内容人间关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国式风险(Ⅱ)1991年《暂行规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对外贸易法》第13条

间接(Ⅲ)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进而，我们对当前外贸制的改革与现状谈两个基本认识：（1）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必须以大力推行外贸制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贸经营的计划体制，大部分外贸业务由垄断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经营方式以收购制为主，但这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其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予展开。另一方面，经过试点企业的实践表明，外贸制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外贸垄断制解体后的形势，它有利于生产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贸制已被提上外贸体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专门制定了《关于对外贸易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3条对外贸制也做了原则性规定。这都为外贸制在国内的真正实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近几年的实践也表明，外贸制的推广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外贸是实现跨国交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分配问题。因此它的顺利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贸制这一新事物与旧的外贸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外贸制难以有效推广。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外贸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过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趋势。

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针对外贸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原因与可能改革方向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贸制的形式选择问题。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应立即从现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间接（形式Ⅲ）转换；其二，假定转换条件不具备，则对于现有的形式Ⅱ，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及改善。具体说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顺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展开：

思路Ⅰ：法律不规范论。这种思路主要从我国现行外贸制的外部法律环境出发，认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法律的不规范性及相应造成的行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这一思路强调有关外贸制的立法相互不协调。根据《暂行规定》，我们当前应选择的形式为形式Ⅱ，而这种选择又缺乏民法基础，因为按照《民法》所给出的形式应为形式Ⅰ。这样就造成实际操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形式选择的矛盾性。其次，这一思路认为现存的外贸法规条例对行为涉及的三方（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外国客户）的责、权、利界定不尽合理。这种不足尤其体现于人的权、责比例不协调。外贸企业在现行外贸制下既不具备间接（形式Ⅲ）中的行纪人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如介入权等），又必须承担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担的较高风险。因此，持此类观点者建议可从以下两条道路择一而行：或由《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外贸制向国际通行的间接（形式Ⅲ）过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规定的，依据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来规范现行制，这样可使行政规范与法律基础相一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鉴于目前制形式的冲突，可考虑在修改的统一合同法中规定间接（行纪）合同，使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规定的间接（形式Ⅲ）并行。同时为了避免冲突，对民法通则的制定细则，使外贸的各种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与经济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条件不具备论。这种思路认为，目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对外部条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体到某一给定的外贸制形式，又必须在相应的外部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推行。例如，对应于《民法》所规定的形式Ⅰ，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具备：一是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尚未取消，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碍，因此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推行外贸制的必要条件；二是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内部机制不具备。就市场条件而言，国内市场不成熟这一外部条件不利于人与委托人按国际规范的委托方式承担责任与义务；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国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会对制的推广造成相当困难。

以上两种思路分别从法律与外部环境的角度讨论了推行外贸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贸制的形式选择方面作出了具体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外贸制的顺利推行及具体形式的正确选择，除应具备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外部环境外，还应具备高效率的内在激励机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拥有、风险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外贸制形式选择的问题，我们建议还必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探讨，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

三、委托理论与外贸制

（一）不对称信息与委托一般理论。

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参与人拥有但另一方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近些年来，对交易中不对称信息存在的关注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基本事实一样，不对称信息也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因此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约安排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

分析不对称信息是通过委托模型来实现的。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市场。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劣势；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优势。非知情者将不得不因为知情者的信息优势付出更大的交易代价。在这里，拟主要利用两种模型，来为我们分析中国现行外贸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模型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签约后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人所面临的自然状态（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如市场状况、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由人行动和自然状态所共同决定的交易结果。而委托人的目标是设计激励合同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模型Ⅱ：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选择发生于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状况、类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选择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契约设计来获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国现行外贸制（形式Ⅱ）实践中的契约机制缺陷。

运用委托一般理论，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现行外贸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的放大。在一般的条件下，外贸人拥有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自己业务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则不完全拥有这些信息。而现行的外贸体制和制形式扩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倾向：（1）外贸制中存在着“一顶帽子大家戴”的情况，即由于外贸经营权没有放开，无外贸权的企业挂靠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使合同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同时使委托人认定外贸人的资格和真实业务能力存在障碍。同时使一些信誉良好的人退出市场，不愿做业务，因此这个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外贸制推而不广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拥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收购制使生产企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离的状态，在推行制后，生产企业依然处于信息劣势，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半隔离状态。（3）现行外贸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规范，常以订单代替委托合同，关于人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义务，没有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同时现行制缺乏补偿条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开人直接同外商签约，因此产生“互不信任”，从而产生机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锁与保密，即会出现前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2.风险分担缺陷。现行外贸制做法使外贸公司垫付资金，且产生所谓“拿1％的手续费，承担100％风险”的状况，而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产企业无外贸经营权，从而成为被动的风险中立者。但人承担全部风险，应意味着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润应由人所有。现行做法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采用硬性的收费标准，即合同标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贸人通过合同所获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然导致合同产出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励机制的缺陷。根据生产博奕模型来分析，在不对称信息下，外贸制的合同应是一种奖惩合同，根据外贸人的业务水平、积极工作水平进行奖惩。现行外贸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同时由于佣金不合理，使外贸人在出现合同纠纷时消极应诉、索赔，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外贸制契约设计中，委托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贸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之上。而激励机制应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人的激励来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让与，另一方面，外贸人的积极行动增大了合同产出增加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生产企业增加对外贸企业的激励。

（三）从委托理论看我国外贸制的形式选择。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外贸制的发展有三种选择：一是改变现行外贸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发展；二是从形式Ⅱ直接向间接（形式Ⅲ）发展；三是在现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规，健全机制，疏通信息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以上三种选择在具体实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关于外贸制改革的举措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信息拥有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分布权衡利弊，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正确选择。以下将就其作出具体分析：

其一，三种制形式优劣比较。

对于直接（形式Ⅰ）来说，由于委托人可观测到人的选择同时也可观察到外生变量（即人所选择的自然状态），且委托人可参与交易磋商的全过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设计强制合同，根据进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确定佣金的支付，因此人没有选择消极工作的余地。这种方式下，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最优合同要求人的收入应是相对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润，但同时也不承担风险。

行纪（形式Ⅲ）与中国现行外贸做法都是以人的名义对外签约，因此人履行委托义务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行纪由于规定了人的直接履约权和介入权及规范了指定价格交易及其余利润归人所有的权利，使人权利和风险都相应增大。由于行纪使人真正成为风险中立者，承担全部风险，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纪相应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对人激励来自于人对自己潜在利益与风险的关注，出于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人如同为自己工作一样，不会选择消极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与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较形式Ⅱ而言有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国际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为解决我国外贸制所遇到困难的一条坦途。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形式的固有内在缺陷，无论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形式转换过程中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充分重视。例如：现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们必须承担100％的风险，而要求尽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实上，按照米尔利斯阐述的原理，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与其所占有的信息优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外贸企业目前承担100％风险与其在过程中占有信息绝对优势是相协调的。这样，如果转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风险的同时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则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与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才能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与激励问题，而在现有中国市场条件下，由于非市场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成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风险。因此推行国际规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来还须假以时日。

其二，完善中国现行外贸制：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如果目前从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转换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做的就是在现有形式Ⅱ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五个对策。

对策Ⅰ：外贸人资格的认定。对于现行外贸制的人来说，如果其通过某些渠道将自己的类型信息和能力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则可以实现事前交易的改进。实现信息传递的渠道是：（1）外贸企业传递其无形资产价值，如信誉、政府认证等。（2）委托合同中强调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及无法人资格权的违约内容。这样，无法人资格权的人则不会轻易从事此项业务，这也从间接传递了外贸人的真实背景。

对策Ⅱ：应该有效地实现对人的奖惩。按照米尔利斯—霍姆斯拉姆条件，信息不对称下，人的收入应有更大的波动性，因为人的行动不可完全观测，为了实现有效奖惩，可将另一些除人行动之外的其它可观测信息写入合同，如商品的国际市场可比成交价格，以及竞争对手签约价格等，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不仅依赖于产出，还可依赖于此可观测变量。而且当此可观测变量包含有关人行动的信息时，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也可达到交易的最优实现。

对策Ⅲ：力图使委托合同标准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条件。比如人如实的交易报告义务，就应是合同的一项基本条款，也是人的基本义务。另外，可以制定补偿条款以解决人对委托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封锁问题。从国际实践上看，对制定统一法规及合同标准是一种趋势。

对策Ⅳ：佣金设计应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规定，以实现对人的激励。以德国的贸易业务为例：德国所有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5％，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佣金率一般为18％，而大宗消费品则为2％。因此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对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尤其不应采取固定佣金形式。同时在中国目前现实下，佣金不仅包括费用，还应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让与，这和人相应承担部分风险是相对应的，同时应以外销合同为基础签定委托合同，以实现对人的有效奖惩。

对策Ⅴ：政府不应局限在仅仅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制的实施。因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过市场内在要求来推动的。西方的现代商业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时间的共同作用，逐渐克服机制缺陷而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外贸制在目前过渡阶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断地创造和完善外部条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发展。具体说来，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应包括疏通信息渠道，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业务公司的审评机制，界定外贸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韩国做法。《韩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了只有具有一定业务渠道的人才有从事进出口业的资格。

四、结论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外贸制的现状及改革思路作了具体分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现实国情制约下，如果立即在全国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间接（形式Ⅲ），则政府部门必须对这一过程必然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视，采取相应克服措施。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现行外贸制（形式Ⅱ）框架下，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责权利不平衡及相应的效率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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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向作用

企业文化就像汽车里的打火总开关，只有它开启了，其他各个开关以及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这正体现出了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这种作用在无形之中推动着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员工的有效运转与经营，它就像一块具有特大吸引力的磁铁石，能将企业各个职工夫人注意力吸引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上来，从而推动目标的实现。在企业文化的要素中，企业目标是关键，只有确定一个科学有效的目标，员工才有努力的方向。所以，各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应该充分把握好企业文化的这一重要作用，让其从最大程度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2.凝聚作用

在这一方面，企业文化又像粘结剂，它在增强企业职工同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企业中不团结的局面得到扭转，增强凝聚力，从而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好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企业员工人际关系的建立，而且还能够将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念、目标等与企业的价值观念和目标等统一起来，从而强化员工之间的合作意识、团结意识与群体意识，使其互相学习、鼓励，共同进步。员工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其心理得到了满足，这样他们就会对企业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关心企业的发展。外贸企业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效利用。

3.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跟其他的管理不一样，它的特点就是要从各个层次、各个方位对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等进行改变，起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使人能够约束自己。可以这样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与其员工建立起来的一种契约关系，该关系的建立让员工了解到企业的具体要求，从而根据企业要求从事工作、开展活动，让员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约束和评价。如果企业员工的自身行为与企业文化产生的冲突，那么这时，企业文化的约束作用就能对员工起到一个很好的约束，让其自愿服从企业文化。外贸企业更应注重利用企业文化对其员工进行有效约束，让员工的行为和企业文化统一起来，这样才有助于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站稳脚跟。

4.激励作用

企业文化对员工进行约束的同时也有一种激励作用，这是一种潜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促使员工的价值追求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形成一种有活力的、积极的精神状态，使其心甘情愿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全部力量。如果企业的文化建设工作成功，其激励功能不但能使员工的精神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都能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员工创造性和工作潜力、智慧，从而发挥出其最大能力。

5.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一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灵魂就在于企业文化，它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动力之源，在增强了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前提下，也推动了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外贸企业提升综合实力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有重要作用。外贸企业由于生产规模、经营产品等因素的制约，更应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推动企业发展，企业的员工也更应该受到优秀企业文化的熏陶，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善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文化理念，增强企业竞争力。

6.企业文化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

一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市场潜力等都需要战略决策来决定，因此，企业文化就成了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主要根据。通常，在外贸体制改革以及转轨的形势下，我国的外贸企业还有一定优势的惯性延续，一些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主要依靠国外的订单发展生存，因而就不注重企业将来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只注重眼下的蝇头小利而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这也就是一些企业生存的时间不长的原因所在。如果外贸企业能够加强文化建设工作，并依据其制定好发展战略，那么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走向国际指日可待。

7.企业文化可为企业创造无形价值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有形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企业创造出的无形价值，外贸企业尤其如此。企业应牢牢把握诚信经营、互利共赢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持续稳定发展，有机取巧只会断送企业前程。目前的一些外贸企业大多靠与国外客户合作以求生存，这就避免不了与外商投资、外贸企业的竞争，易致失败，因此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是企业的首要选择，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给员工提供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找准目标，取得更高的效益。

二、外贸企业文化建设

1.企业精神文化的建设

企业精神文化体现出企业的整体精神面貌和员工的意志，反映出企业的宗旨理念和价值观，也是员工心态的具体体现，更是员工信任企业、以企业为骄傲的体现。例如企业实行统一的视觉形象，建立能显现出企业形象的工作环境、建筑，开展文体活动等，使员工从内心对企业产生主人翁意识。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企业的各个场合（如办公室、网络、板报等）都体现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展现出企业的文化理念，使员工时刻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存在。

2.企业产品文化的建设

产品的质量、服务等形式体现出产品文化的优劣。有人说：“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命脉”，加强企业产品文化的建设就是把文化建设工作于产品质量融合起来。质量好、服务好、有信誉才能树立起品牌，品牌树立起来后才会有竞争力。若企业只是内部管理做得好，而生产的产品消费者不认可，这个企业迟早会被淘汰。所以，加强品牌文化建设也是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一个有力保障。

3.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

缺乏与企业发展相对应的企业文化是一些外贸企业规模不能壮大以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换言之，就算企业的文化建设优秀，但缺少了科学完善的经营制度以及经营管理经验，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也难以提高发展速度。企业的文化和制度共同组成了企业的上层建筑，二者有效结合，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缺一不可，共同为企业服务，促进企业发展。若企业制度缺乏，则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无法进行。但是只有制度也无法从本质上使员工行为得到规范。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结合企业制度对员工进行引导，使员工实现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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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顺差制约了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成为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持续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导致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近年来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使购买外汇已经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以2006年为例，外贸顺差1775亿美元，按年均汇率央行投放基础货币14149.9亿人民币，以货币乘数为5计算，派生货币总量70749.5亿元，约占2006年货币供应量（M2）的五分之一左右，可见现阶段的流动性问题与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直接相关。

2.持续顺差使“对冲”操作产生副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对于外汇占款形成的高额人民币被动投放，央行常用发行央行票据方式进行对冲干预，初衷是减少流动性货币。但是，大量、长期的顺差会导致大规模的对冲，从而产生诸多难题：一是发行央行票据要支付利息，每年数万亿的票据发行使央行为对冲操作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二是央行的对冲操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面对顺差导致的巨额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的对冲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三是对冲规模激增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短期市场利率上升的副作用，四是持续顺差难免会给国际投资者形成很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刺激外汇大量涌入，从而又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

3.持续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

持续外易顺差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汇率波动十分激烈的背景下，过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难度。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主要是美元，近年来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外汇储备的缩水不可避免。也使我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若为了改善币种结构而大量抛售美元，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导致国际汇市恐慌，美元汇率暴跌；若不改变现有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抛售美元，又将导致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刺激外汇储备更快增长。为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影响，央行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提高利率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恰恰会拉动本币升值；反之，为降低升值压力，央行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这会使本来就因外汇储备而很宽松的货币市场雪上加霜。

二、外贸顺差只能疏导，不能抑制

由于持续顺差的负效应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部分学者提出了“压顺差”的观点，寄希望予“压出口”达到贸易平衡。笔者以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外贸顺差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采取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恐怕难以生效。

1.中国现阶段外贸顺差持续的原因

导致中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因素有很多，如产能过剩、国际产业转移、进口替代能力增强等等，这些因素均可归结为两个根本原因：高储蓄率与加工贸易。

(1)高储蓄率与外贸顺差

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外贸差额应与储蓄与投资之差相等。即X-M=S-I，这里的S是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是一个流量指标。企业利润、政府预算盈余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都属于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国民储蓄形成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部分形成经常账户的盈余，其中主要是贸易顺差，所以国民储蓄越是大于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就越大。中国近年来一直呈现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三高”局面，并且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是一定要转化为投资的，国内吸收不了的储蓄就决定了中国必然以出超的方式将资本借给存在储蓄缺口的国家，从而形成对外债权。所以，高储蓄率是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只要国民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情况不变，贸易顺差就将延续。

(2)加工贸易发展与外贸顺差

加工贸易迎合了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要求，而中国也具备产品内分工的禀赋优势，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因此产生了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加工贸易作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正在形成以中国为加工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新的产业链，特别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现与参与的加工贸易占出口的半壁以上江山。加工贸易的发展，是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因此，加工贸易积累的贸易顺差可以理解为使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现象，具有经济合理性

2.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难以奏效

加工贸易造成的贸易顺差很难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解决。加工贸易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是中国重点发展的贸易方式，目前，国外的投资正往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增加，说明产业转移还没结束，这一经济结构还将持续。况且，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需要加工贸易的继续推动。

对于高储蓄率问题，根据X-M=S-I等式，实现经济均衡可以有三条路径：增加投资、降低储蓄率、提高进口。

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处于世界的较高水平，宏观调控的目标经常是要管住投资率上升，所以，不可能通过政策性鼓励投资增加来减少顺差。

形成高国民储蓄率的原因有文化因素、转型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生存性消费习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绝非能够靠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随着彻底的经济转型而变迁。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具有预防性储蓄特征，如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这些消费需要以相当的储蓄为前提，因此，用刺激消费来降低储蓄率，减少顺差的政策很难奏效。

通过“高进高出”，扩大进口的方式能否平衡顺差呢？以扩大进口方式降低顺差，等价于用一般贸易逆差来抵消加工贸易的顺差，对于一般贸易的顺逆差情况，国际市场的自主性调节是高于我国政府的政策干预的。2005年和2006年的实际情况是一般贸易均呈现顺差且不断增大。尽管政府已强调要适当增加资源、能源和原料性商品进口，鼓励扩大高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进口，但是，希望进口的商品往往受国际市场供给约束和出口方的限制，进口增长的速度不会太快。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仍将是全球商品的供应国而非需求国，所以通过扩大进口抑制顺差的政策效果可能也不大。

三、外贸顺差背景下的政策建议

基于外贸顺差在现阶段具有必然性并仍将持续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调整外汇储备制度

(1)积极管理外汇储备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央行既持有储备又经营储备。从信托角度讲，相当于集受托人与托管方于一身，这样具有潜在的道德风险。借鉴国际上和东亚储备管理的基本框架，可以按照“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的外汇储备管理原则，将储备分为投资头寸和流动头寸两部分。央行持有流动头寸部分，用于满足支付和稳定货币政策的需要。投资头寸部分由新成立的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按市场化方式管理和运作，可用于国内外（主要是国外）投资参股，更具有增值、盈利的倾向。对于从央行置换外汇所需资金，可以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或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获得。这样，过量的外汇储备将由专业投资公司“疏导”到境外进行投资，而过量外汇储备导致的人民币放款也回笼到央行手中，不断积累的外贸顺差对常规货币政策制约的矛盾便能得以缓解。

(2)放宽企业及个人用汇政策，扩大技术创新用汇量

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量的重要原因是现行的结售汇制度。我国汇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意愿结汇、藏汇于民，但是，完全的意愿结汇需要资本项目放松管制，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可以遵循渐进法则，逐步放松外汇结汇制度，允许部分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自愿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资产，这可以减轻贸易顺差给央行造成的外汇占款和对冲压力。

通过制定一些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利用外汇资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支持个人到技术先进国家学习和深造。还可以动用现有的外汇储备向本国企业进行实际项目注资，让被注资企业以外汇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也可以动用现有的外汇储备收购某些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等。

(3)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

当今世界上，黄金仍然是最具魅力的保值增值投资工具。在金价稳中有升，美元未来走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不仅有利于抑制因美元贬值而导致的外汇储备缩水，而且进口黄金可以减少外贸顺差。

2.调整开放策略，扩大内需

(1)运用税收杠杆，调整外贸顺差

适当改变长期以来坚持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开放策略。减少和取消出口退税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其他进口限制性措施，从而实现进出口贸易差额的缩小。

(2)从战略上改变外贸依存度偏高，储蓄率偏高，内需不足的状态

内需不足是外贸顺差的重要因素之一。遗憾的是扩大内需的口号喊了8年多，居民的最终消费率还是偏低并且下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社会分配不平衡，20%的人占有80%的储蓄，这种储蓄结构决定了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率偏高，从而导致对外需的过度依赖。

必须把扩大内需问题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规划：应加快和完善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进一步促进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储蓄转变为多元化的金融资产，实现储蓄、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摘要]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现状出发，揭示了多年累积的外贸顺差产生的负效应，特别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冲击。分析了外贸顺差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必然性，提出了疏导外贸顺差的政策建议：调整外汇储备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整开放策略，扩大内需等等。

[关键词]货币政策结售汇制度外汇投资公司

从1994年至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已连续13年呈现顺差，2007年这一势头仍将保持，这固然令人可喜，但亦是喜忧参半。贸易顺差的规模之大，增速之快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难题：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产生很大冲击，反过来，企图抑制顺差的宏观政策措施却又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贸易顺差如何“疏导”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金柏松:《对扭转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建议》[J].国际贸易论坛,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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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依存度又称外贸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上，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和内部市场对外开放水平的指标之一。客观地进行河南外贸依存度的历史分析和横向比较，正确认识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问题，将直接影响对我省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外向程度的认识，事关对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开放带动”战略贯彻落实情况的判断和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河南省外贸依存度的历史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在经济方面也逐步参与到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当中，总外贸依存度及进口、出口依存度等均随之提高。河南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1.22%提高到2003年的5.55%，同期的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在1978年为0.99%、0.16%，2003年上升到3.51%和2.04%。25年来，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从发展趋势来看，大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对1978~2003年我省外贸依存度指标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

1．进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贸易差额依存度的变化轨迹曲线相当相似，三者无论是变动的周期，还是升降的方向都大体一致。其中，进口依存度曲线，在1995年以前与前三者差异明显，在1997年之后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意味着随着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进口管制不断松动，我省进口贸易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场需求的支配。

2．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在过去的25年中并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外贸依存度的数值变化分布于1%~7%之间，年际变动幅度极小，曲线实际上是相当平缓的。这说明我省对外贸易只是基本实现了与本省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并没有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也不具备对经济增长的强烈拉动作用。3．在这25年中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9%，其中出口和进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分别为2.9%和1.0%，而且平均外贸差额依存度为1.88%，居然高于进口依存度。外贸管理指导思想上更重视出口一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略高于进口，这是正常的，但是历年出口依存度均高于进口依存度，连续25年保持贸易顺差，并且外贸差额依存度高于进口依存度，导致外贸指数长期偏高，这说明河南省外贸发展指导思想中居主导地位的仍旧是出口创汇意识，至今仍没有大的改变。这与我省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着巨大的紧缺要素（高级技术、设备等资本品）供给约束是不相适应的。

二、河南省外贸依存度的横向比较

（一）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从图2看，全国的对外贸易度在1978~1984年不超过20%，在1985~1989年期间接近30%，在90年代达到30个百分点以上，2000年以后则基本达到45%以上，2003年更提高到60%以上，持续加速攀升的趋势极为明显。而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在1978年为1.15%，此后逐年以小幅度上升，95年至最高点6.32%，其后则一直小幅下降，至1999年（3.17%）探底后，又于2000年开始小幅度攀升，2003年为5.55%，尚未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对比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省外贸依存度有所提升，但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始终保持在全国平均程度的1/10上下。

（二）与其它省区的比较

表2数据表明，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指标不仅与沿海省市差距十分明显，而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以2002年为例，全国外贸依存度平均水平达50.2%，江苏、浙江分别为54.7%、44.5%，上海市为111.1%，外贸总额排在全国第一位的广东省更高达155.5%，而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仅为4.3%，不足全国水平的1/10，与广东省相差35倍。这一指标即使与中西部的部分省份也存在差距，实际上已连续几年在全国垫底。与沿海省份相比，就对外开放程度或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而言，不在一个档次上。（三）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由于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1980年至2000年，世界平均的贸易依存度已从1980年的35.9%提高到2000年40.8%。200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达51%，中等收人国家的平均外贸依存度为60.5%，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了38.4%。虽然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不断提高，与同期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外贸依存度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但至2000年，河南省外贸依存度仅为3.67%，远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外贸依存度是一个强度相对指标，它受到一国或地区GDP构成差异、对外贸易结构以及汇率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低，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越高，汇率比价中本币越被低估，会使以名义外贸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外向程度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考虑到2003年河南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仅31.9%，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达23%，及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低3倍左右，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实际经济外向度降低了，说明对外贸易规模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实际上是萎缩了。

虽然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或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贸易量急剧扩张，贸易依存度呈现上升趋势，即进出口与国民经济的依存关系的曲线是上扬的，因此我省实际外贸依存度指标的表现较为特殊，与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共同规律是背离的。

三、结论

（一）河南省的贸易开放程度与国内外水平相比，差距太大

横向比较表明，河南省外贸依存度指标不仅与全国及沿海省市差距大，与中西部部分省份相比也存在差距，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大，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相比也存在差距。如此低水平的进出口贸易与我省国民经济的规模不相称，与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不相符，说明河南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并没有加快，国

民发展经济从总体上看依然属于内向型模式。

（二）“开放带动”战略的真正落实需要河南省从根本上更新转变外经贸发展的指导思想

我省外贸依存度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贸易差额依存度基本上都是正值，而且大于多年平均的进口依存度（长期保持出口大于进口），说明长期支配着河南外贸发展的仍旧是出口创汇思想，对进口贸易促进生产技术能力提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对国际市场领域竞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素质提高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出口换回来的外汇资源并没有置换为河南工业化及后续升级所需要的紧缺要素供给。

（三）河南外贸信息不灵，反应不快，决策滞后，调整困难

1992~1999年波动调整阶段长达10余年，面对外部环境剧变带来的挑战和冲击，河南外贸信息不灵，反应不快，决策滞后，调整困难。

20世纪90年代正是河南外贸与全国及其他地区差距拉大的时期，特别是在1995~1997年前后，向市场经济转型及全国性市场供给过剩出现以后，河南省在外贸体制改革和转型方面跟不上时代，严重滞后，致使我省外贸受经济转型的冲击大，适应期过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全国及国内外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着极大差距。我省必须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深化外经贸体制和机制改革，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外贸开放度和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否则“开放带动”战略就有落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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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国际汇率制度。在该制度条件下，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即供给和需求)决定，政府不设定及维持某种特定的汇率。当政府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时，该制度称为纯粹的浮动制。浮动汇率制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弊大于利，但从长期看却是中国摆脱初级产品“世界工厂”的形象，促使产业升级，减少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可以更平衡、稳定和持续地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汇率是在国民经济仍处于繁荣阶段中调整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仍然较强，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没有理论测算得那么大，汇率小幅度调整不会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相反，从中长期看，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可见，浮动汇率制对于多数外贸企业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机遇。但我们也应看到，汇率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汇率向上或向下波动，对习惯于在原有固定汇率机制下采用单一工具避险的外贸企业而言，同样也将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来，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明显的冲击。

一、浮动汇率制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

1.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可以不要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增值做大、做强（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引进人才、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当然有些企业则因为增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停工，与之相反，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2.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成本。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人民币对外币汇价将更富弹性，这意味着汇率管理零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对商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市场。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和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当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企业感到最大的挑战是要拥有、培养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这样势必不同程度地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3.直接产生汇兑损失。展望未来，短期内汇率价格调整与波动将较为明显，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资产价格的风险预期，将会使资金流动出现较大的变化，欧元资产的吸引力将会有所上升，日元的弱势继续存在。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主导的地位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元汇率主导作用依然存在，市场份额与资金分配中美元的主导性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汇率价格风险将加大。可能导致尚未收回的外汇账款和必须履行的合同产生相应幅度的损失，若汇率上升则给应收外汇账款多的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应收外汇帐款越多，企业在结汇时损失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浮动汇率制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特别是美国深陷“次贷”危机的大环境下，政府与企业应共同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外贸企业应深入研究、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汇率变化压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外贸企业要重视汇率变化问题，加强汇率制度研究。企业要把应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外贸企业要树立正确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机的心态对待汇率风险管理，并树立风险管理的成本意识。第二，外贸企业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培养财务人员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财务人员必须明白每笔业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找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外贸企业应该将风险成本打入业务预算，如出口谈判时使用远期汇率而非即期汇率核算成本。第四，外贸企业应加强与银行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问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因为企业的核心应该是发展业务，而不是汇率走势分析，应善用银行的服务和产品。

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是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币汇率变化、出口价格多变的背景下，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

3.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中东、欧洲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企业应积极向这些地区推出优质优价的产品。同时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种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

4.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进出口相结合的业务，进口用汇可相应抵消出口收汇的人民币之损失。因此，外贸企业应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型企业通过加大原料进口，外贸企业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5.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外贸企业要切实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储存、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费用开支，做好节流，间接扩大产品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6.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压低采购价格，向客户和供货商转嫁或共同分担汇兑损失风险。对于自营出口业务，外贸企业应根据新的汇率调整出口报价，尽快加强与外商沟通，并做好与供货商的沟通，订立新的协议，在商业合同中，要考虑汇率变化的趋势。对于出口业务，改变按固定换汇成本结算的方式，应与委托方式签订新的出口协议，明确按固定费率收取费，从而规避汇率风险。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目标不是单纯的升值、贬值，而是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这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表明中国的汇率政策将更具弹性，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这必将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制后，我国宏观经济和外贸企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为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外贸企业则应主动面对挑战，根据自身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及时调整，把握机遇，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预期下，稳步发展，实现企业经营的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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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优良的发展环境政府在生产型外贸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方面还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许多政府资金补贴政策以及银行融资仍向大型企业集团倾斜，生产型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国外贸出口政策不断调整，而生产型外贸企业对这些信息较为缺乏。这些因素联合造成马太效应，从而使生产型外贸企业很难成长。

(三)缺乏信誉和信用支持许多生产型外贸企业由于财务管理薄弱，有许多为家族管理模式，成本核算与会计基础核算环节较差，与大企业相比其财务信用缺失较为严重。生产型外贸企业要涉及采购、生产、销售多个环节，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导致企业在接纳订单后出现信用不良问题。加上生产型外贸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导致缺乏必要的信用支持，严重影响生产型外贸企业的接单机会。

(四)外贸电子商务人才匮乏外贸电子商务人才属于电子商务领域的高端人才，需要既懂电子商务相关知识，又熟悉外贸流程的各个环节，而且英语语言能力也要比较过硬。在高校，很多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虽然对电子商务相关知识较为熟悉，但是外贸知识或英语能力薄弱，很难与客户有效沟通;而英语专业的学生虽然语言能力和外贸知识较强，但是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知识较弱，很难利用互联网开展外贸业务。因此，在高校专业细分培养的大环境下，外贸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本身就存在先天性缺陷。即便有个别高校开设外贸电子商务专业，这样的高端人才也是供不应求，生产型外贸企业由于很多地处偏僻的二三线小城市，受地域限制吸引高端人才较为困难。

二、促进我国生产型外贸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

生产型外贸企业相对流通型外贸企业而言更需要发展电子商务，生产型外贸企业由于产品的局限性，只限于经营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以低成本、高效率为特点的电子商务手段必然会给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全球化营销带来更大收益。生产型外贸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需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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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现已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速上行，贸易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势头将持续下去。未来5—10年，国际贸易增速将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6.5%，保持在7%左右。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由1999年的6.8万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7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与总产值之比将从1999年的23%提高到28%，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凸显。在规模生产和技术改进的作用下，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将走稳走低。

虽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增加，但未来几年国际贸易增幅仍可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其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期，使得国际市场供给充足、需求旺盛；科技革命和电子商务大发展，为贸易增长提供了后劲；贸易自由化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市场开放战略。

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贸易结构的高级化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表里的，从其变化趋势看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传统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持续上升。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三是现代服务贸易迅猛发展。目前服务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20%，其中知识含量高的服务业发展最快。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三大类服务贸易中，商业服务年均增长达9%，快于运输业的4%和旅游业的6%，未来几年这种增长态势仍将保持下去。

(二)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贸易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又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东亚金融危机过后，这一势头重新显露。

与资本流动相对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实行大规模的产业内平行分工和“内部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并壮大了国际贸易。从数量关系来看，单位国际贸易额对国内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这就对各国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全方位进入国际经济舞台，不能为贸易而贸易，二是注意贸易的质量，切实增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电子商务引导国际贸易新潮流

近年来互联网应用范围极度扩张，为国际贸易带来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体现在贸易的实现形式上，也影响到贸易的实质内容和发展观念。电子商务实现了贸易的网络化、无边界化和个性化，能有效打破自然和人为限制，具有营运成本低、用户范围广、互动交流性强等特点，代表着21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电子商务的兴起孕育着巨大商机。据联合国的报告统计，2000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770亿美元，并将以倍增速度发展，到2010年将占到世界贸易的1/3。发展电子商务对各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能否在新兴领域分得一杯羹，更在于已有的市场份额能否保得住。所以，各主要贸易大国对电子商务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这对向来苦于信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同时，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通讯技术的普及应用，税收和金融体制的调整，原有基础服务设施的改造，以及建立全面竞争的开放性经济体制。当前世界各国对网络经济的触及程度严重不平等，美国现在有30%的人上网，而发展中国家总体的上网比例只有0.6%。在电子商务提供的巨大空间面前，那些不能有效利用互联网的国家将处于落后的地位。

(四)国际贸易格局稳中有变

美、欧、日仍是全球三大贸易力量，它们间的力量消长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总体格局。目前美欧日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60%，其中美进出口均居全球第一，进口占市场总额近二成，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世界出口市场，未来几年美在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不会动摇。从近期看，美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日本的体制改革进展如何以及欧盟能否顺利完成“纳新”任务并稳定欧元，将是影响三方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贸易比重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南北差距依然巨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内涵和质量并不乐观，它们从贸易增长中获得的实惠不多。整个20世纪90年展中国家的人均所得增长速度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即使今后石油出口国的贸易大幅增加，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也只是用来弥补历年积累的财政和贸易赤字。中低档的出口结构使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致使贸易竞争力下降，取得同样的出口收益要动员国内更多的资源，从而陷入“贫困性出口增长”的怪圈。除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仍将处于不利地位。

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问题

(一)WTO新一轮谈判充满矛盾和斗争

新回合谈判将为21世纪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确定新的“游戏规则”，是影响国际贸易走向的重头戏，谈判中的斗争也将空前激烈。谈判分歧点多而复杂。

一是在农产品领域，美国和欧盟互不相让。美国和农产品出口国凯恩斯集团组成统一战线，主张取消农业补贴，放松对生物技术产品市场准入的限制。欧盟联合日、韩等国，指责美国为占领市场滥用出口信贷和“隐蔽补贴”，并坚持禁止进口美国的激素牛肉和转基因食品。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注：据世贸组织统计，2000年经合组织农业补贴总额达3000亿美元。)不满，强烈要求它们开放市场，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

二是在市场开放的范围和力度上，各方意见相左。美国主张对“第二批信息技术产品”和电子商务实行免税，开放电信、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降低化工、医疗器械等重要制成品的关税。欧盟与美立场基本一致，但对视听产品市场严加保护，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农产品和纺织品市场开放，强调现有的贸易自由化措施要落到实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要到位。

三是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的关注点已从“边界线”上转移到“边界内”，要求对各国的投资体制、竞争政策等国内政策领域加以调整和限制。目前规则之争的焦点是美国试图把劳工和环境标准加进谈判议题，甚至提出使用制裁手段，发展中国家一致反对，认为此举的实质是削弱其劳动力比较优势。

各方利益难以协调。面对权益的再分配，有关各方宁可拖延谈判，也不愿自己受损。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受益方。虽然进口关税有所下降，但是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服务贸易的出口以及市场绝对规模都扩大了。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有很多并未兑现。面对新一轮谈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谋求继续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谈判，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各方意见僵持，使多边谈判继西雅图会议失败后迟迟不能启动。从力量对比看，新一轮多边谈判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只有切实放开本国市场，并使WTO的规则明确化，才能取信于发展中国家，使国际贸易体系能够维系并发展下去。目前各方都在就新一轮谈判积极筹划，但真正启动谈判将很艰难，所需时间很可能会超过预期，近期内难有实质性动作。

(二)全方位的市场争夺战日趋激烈

国际贸易领域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竞争的最前线，并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服务贸易更是直接为本国创造价值。为此，美、欧、日等国都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制定本国的贸易战略，投资、金融、生产、服务等体制和政策无不围绕着贸易来展开，同时国际斗争的焦点日益扩大，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领域都成为竞争热点。从效果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进出口贸易同步增长，服务贸易迅猛发展，这种大进大出的整体贸易格局使发达国家充分吸收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面。

各贸易大国努力扩大自己的世界市场份额。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国家出口战略和新兴市场战略已经初见成效，成为“新经济”增长周期的最大赢家。美国一直以贸易自由化的领导者自居，企图打破各个区域性协定的优惠政策界限，以达到“利益均沾”、为自己建立全球性市场的目的。欧盟在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合，同时加紧执行东扩和南下战略，并通过欧亚会议和欧盟—拉美会议等渠道试图挤进东亚和拉美市场，最近又提出对最不发达国家“除武器以外的一切商品”出口在关税和配额上给予优惠，借以开拓非洲和南亚市场。日本的重点则由多边转入区域合作，全力经营东亚地区，同时加强与新加坡等国的双边关系。

不同发展层次国家间的区域与双边联系日趋频繁，与贸易大国形成明显的竞争态势。一些在多边谈判中引起争论的议题，往往在双边谈判中较容易形成突破。发展中国家重点加强区域合作，联合自强，组成多个区域性贸易集团，像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已成为本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排头兵”。

(三)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

发达国家仍以高关税和配额对进口设限。目前高关税主要集中在农业、粮食产品和服装等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上，如肉类、糖、牛奶等的关税税率往往超过100%，欧盟对超出限额的香蕉征收180%的关税。现在乌拉圭回合规定的取消纺织品配额的10年期限已过去大半，但美国在全部750种配额中只取消了13种。

新贸易保护主义花样迭出。发达国家设置了许多技术出口限制，如美国把计算机产品的出口国分为4类，对第4类“无赖国家”完全禁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3类国家实行许可证限制。欧盟以“绿色指标”对进口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美近来大力推销劳工标准。据估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外贸损失每年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每年给发展中国家官方援助额的两倍。(注：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原本依靠出口已经脱贫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又出现“返贫”的现象。此外，在区域化和双边协议中，参与方互相给以优惠，有可能产生变相的保护主义。目前各区域贸易协议的标准和规则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可能会取代关税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我国外经贸战略的调整

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我国一方面要进行贸易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还要在加入WTO后对贸易体制加以全面革新。为此，我国既要全力保持贸易的增长势头，又要有新的应对策略。

(一)积极面对WTO的机遇与挑战

WTO的规则不是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面对政府，但要以市场化来作为导向。为此应处理好三个层次的关系。

坚决执行WTO明确规定的原则性条款。我国现存外商投资方面的法规共有200多项，对必须做出的法律调整要统一步调、按时到位；电讯、金融、保险、证券、旅游、商业、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领域都要对外资开放，并逐步取消在流通业的分销权和持股比例限制；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外资企业要实施国民待遇，不能再对其提出外汇平衡、国内采购、面向出口等要求；要提高行政方面的透明度。

充分利用WTO现有体制内的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护幼稚产业、特别保护条款等体制内的斗争手段，如对一些小型产业以及落后地区的补贴就是国际上认可的做法；在农业领域，WTO将政府扶持措施分为“黄色”、“绿色”等，我国在“黄色”尤其是“绿色”政策措施领域大有可为。

在WTO近年来开拓的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要大踏步前进，以充分利用多边谈判已经取得的成果。

应当看到，加入WTO只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国际和国内的体制条件，我国经济能否顺利完成向现代化、知识化、集约化的转变，最终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赶超，才是真正的实际任务，也是要面对的真正挑战。在评价加入WTO的影响时，一定要把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估计足。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只有经济体制高效运转，产业结构竞争力增强，并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持久的经济安全。

(二)提升我国国际贸易结构的档次

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看，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出口部门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已经不够。如在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信息技术产业，计算机配件制造等环节已经逐渐沦为附加值不高的一般性技术，发展空间只能尽力维持而无扩展余地。只有发展芯片等较为高级的产业内环节，才有可能占领未来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产业和贸易层面上的原因，就是多年来依赖的信息技术中低档产品出口增幅下降，导致出口创汇减少，进而使得金融体制在国内外资金外流的冲击下崩溃。有鉴于此，我国应在制成品贸易比重有所上升的基础上，注意在对外经贸工作中质和量的结合。为有目的、有步骤地实现出口产品的升级，我国应进一步细化市场分类，高附加值的产业和环节应是今后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向。

(三)实行外贸经营方式的独立化、产业化

凭借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全面提高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能力，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以面向世界和国际化的视野制定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加入WTO的应有之义。在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国内外条件下，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外贸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应从吸收外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境外加工贸易以至参与资本市场运作等各个渠道完善外贸的产业化经营；同时鼓励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境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合作开发国内稀缺的资源；充分利用我国内市场容量大、层次多的先天优势，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外贸产业结构。

(四)实行外贸主体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多元化

外贸企业实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加入WTO应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全民总动员，民间经贸力量能否以符合国际规范的经营方式发展壮大，这是衡量中国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近期中国已做出一些有益尝试，如放宽私营企业进出口权的申请条件，建立金融支持机制，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信用担保、信息咨询以及人员培训等服务；加入WTO后还要根据实际效果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目标是建立起全面的出口促进体系，以适应当前国际上对“整体贸易”的战略要求。

篇9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篇10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保持的几年经济增长转而衰变为经济的滞长，甚至是衰退。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的经济衰退让世界经济深受影响。这对我国出口贸易行业影响巨大。据广州海关的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355.6亿美元，同比增长5.6%，远低于同期广东外贸出口13%的总体增速，也低于2007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13.4%的增长速度。其中，继今年2月后，6月份广东对美出口再次出现同比、环比双下降。单月出口额64.5亿美元，同比下降1.9%，环比下降0.6%.按行业来看，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比分别下降27.3%、12.8%和3.7%。

2.世界性通货膨胀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了美国经济急速衰退，又导致了美元的走弱，而美元的走弱加上国际炒家的炒作，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又推动了钢材等能源价格飞速上涨，这样从给国内带来了生产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这样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钢材为例，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五大品种的钢材平均价格为4316元/吨，2008年1月，这一价格就上涨到了4966元/吨，而到5月末，价格迅速攀升到6207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近5成，绝对吨价提高了2053元。除钢材外，塑料、木材、包装纸、人工等成本也都在涨。

3.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这对我国对外贸易环境造成日益不利的影响。以浙江嘉兴为例，2008年1至6月，嘉兴市遭遇来自欧盟、美国、印度、乌克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共18起，直接涉案金额1.1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50%和1088.3%。在这18起反倾销案中，机电和纺织是主要涉案行业，其中机电产品涉案7起，纺织品涉案6起，分别占涉案数量的39%和33.3%。而从案源地看，美国、欧盟、印度是前三大案源国(地区)，共涉案12起，涉案金额8998万美元，分别占涉案数量的66.7%和涉案金额的81.8%。

4.国家对外贸优惠政策的取消或减少

随着这些年我国对外出口的急剧增加，多年来累积的外贸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越来越充足，数量已达世界第一。在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背后，显示了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金融风险等问题。为此，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和重心作了些调整。虽然仍重视对外贸易，但已不再单纯把创汇作为国家的最主要目标，而越来越追求经济效益。鼓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输出，限制或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家除按规定取消出口补贴，一些优惠的政策也在逐步减少，如在税收方面，经过对外贸出口退税的几番调整，很多产品的退税大幅减少。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出口的收益。同时由于国家信贷政策从紧，银根收紧，企业资金链绷紧，提高了融资成本。自2007年3月18日以来，银行贷款利率已先后上调了6次，已从6.39％调到了7.47％，增加了1.08个百分点，上调幅度达16.9％，仅此一项，企业每年就要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万元。

5.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

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保持波动上升的趋势。近3年来人民币升值20%左右。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收入减少、利润及竞争力下降等风险，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一定挑战。据报道，目前出口大省浙江、广东等地工业经济在高速增长多年后，正呈现拐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企业利润率大幅下滑，面临生存困境。

6.新的《劳动法》实施后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据资料显示，纺织行业的平均工资为全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70％，因而近年来，纺织企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在各地区普遍出现，招工困难，企业用工稳定性差，劳动力成本上升。

二、我国外贸企业走出困境的对策

1.必须加速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

我国目前外贸出口的总体格局是，加工贸易占的比例大于一般贸易，依靠劳动力优势出口的产品比例过大，结构不合理，比如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纺织业和一般浅加工的机械电子产品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很多产品从海外转移到我国进行生产转而出口，表面上使我国出口量大幅增加，但是，我方从这些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实际上是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就拿产量和出口量都很惊人的电子产品来说，一般只有5%，是该品牌或核心技术拥有者利润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给了我们很大警示，即应该在传统优势的产品上作出调整，进行深度开发，从技术含量、所用材料以及服务等方面提高附加值，逐步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比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行潜心研发，多生产些原创性的、有特色的产品，把这些作为提高产品出口效益的主要措施之一。

2.加大品牌力度，实施品牌战略

品牌对促使企业产业升级、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进行品牌销售是我国外贸发展的趋势。这些年的广交会上，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用自己的品牌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是我国政府鼓励和推动的结果。当然，要创建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多年的培育和累积之外，在以自有品牌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引进使用外来品牌，大力借鉴和吸收国外著名品牌开发管理的成功经验，借船出海，逐步成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联想成功收购IBM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加强对自主知识的创新和保护对目前中国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牌需要动用各方面的资源，企业必须学会在贴牌和模仿技术的同时，努力开发自主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利用创新的技术生产国际高端产品，通过产品打造世界品牌。

3.政府辅之以相关经济政策

政府利用税收、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调节各项对外贸易。例如，对于创新试点企业，应该在研发、技改等方面为其提供贷款贴息或无息贷款，在出口贸易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甚至提供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等等；对于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则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其出口过快增长，包括采取下调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提高出口暂定关税等措施。同时，规范外贸经营秩序，在政府指导下，借助行业组织力量，抑制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和进口企业哄抬价格现象，这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

目前尤其应拓展融资渠道，建议出台地方法规，成立服务和专管机构。如受困资金压力的浙江省正在想尽各种招数应对目前中小企业面对的资金困境。继在全国首家宣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浙江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制定了《浙江省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以股权质押的方式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以往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不动产抵押贷款获取资金，而很多企业由于不动产已做了抵押再想进行二次融资非常困难，企业对股权质押融资有着强烈的需求。为此，自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浙江工商局就开始研究部署股权质押贷款相关措施，2008年6月，浙江出台了《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

4.防范外汇风险

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外贸企业对外汇风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很多潜在的风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外贸企业认为汇率风险变动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而使一些外贸企业屡遭汇率变动的风险。外汇风险防范是外汇资金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良好的外币资金管理不仅可以避免风险，还可以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质量，企业必须学会适应汇率变动的经营环境，做好外汇风险防范的准备，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此情况下，就对外贸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在全面掌握企业外币收支的前提下，不仅要准确、及时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还要准确地判断意外汇率波动对公司将来现金流量的影响，并在意外汇率波动之前准备好最佳的应对策略。

首先，企业应正确选择计价货币。在出口时力争选择硬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进口时选择使用软货币。其次，在具体结算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汇率的变化适当调整收付时间。即在外币坚挺的时候，对外币的应收账款应延期收回，应付账款则应提前支付;当外币疲软时，外币应收账款便应提前收回，而应付账款当力争延迟支付。当然，如果企业的规模比较大，在进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情况下，能够设法采取不同种类的货币组合起来进行结算的话，外贸企业的交易风险就可以相互抵消，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外汇风险，而且可以降低保值的成本。

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向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目前我国可利用的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是通过各商业银行所开展的外汇业务。如利用远期外汇业务、掉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虽然我国已经开始提供多种外汇业务，但目前的交易币种和交易规模尚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国际上风险管理的先进管理模式，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以拓宽外汇风险规避渠道更有助于企业进行外汇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舒年:国际金融[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97:145

[2]曹垂龙:新汇制下我国涉外企业规避汇率冈险之方略[J].商业研究，2007年8月

篇11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测算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依据。

一、我国高外贸依存度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时，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据最新统计，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4.5%；而根据WTO和IMF的数据统计，全球外贸易依存度仅为45%左右，我国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1]。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国内产业带来了诸多影响。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

一般认为，当一国GDP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时，进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简单加工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此类产品都将计入对外贸易总额中，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高；而当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时，对外贸易获得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及服务贸易等方式，而不是商品进出口，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低。而我国国内产业结构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这是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高的原因之一。

（二）加工贸易比重大，战略资源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在我国外贸商品结构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过大，上升速度过快。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8319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7%，几乎占到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2]。由于对外加工只收取少量的工缴费，没有过多的附加增值，国内采购、配套率亦较低，即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国外。这一进一出加以汇总再除以当年的GDP，使得外贸依存度明显地虚高。此外，能源、矿产品等战略资源进口量连年增长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

（三）外汇汇率的影响

1980年——2003年，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左右，而进出口总额增长明显高于GDP增长，而汇率却从1980年的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下降到了2003年的1美元兑换8.26元人民币。若按1980年的汇率计算，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13.49%，这一计算充分显示了汇率变动对外贸快速增长以及外贸依存度迅速走高的影响；而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又使这两年的外贸依存度略微下降。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汇率的变化是导致外贸依存度变化的直接因素之一。

三、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竞争，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影响，过高的贸易依存度暴露出中国的贸易目的地过于集中的问题。一旦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波及。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顺差来源国，我国产品对美出口占到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9.4%，近两年来，中国对美国净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放缓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出现了大幅回落，中国贸易顺差额从2007年11月起不断下降，2008年1月份的顺差额自2007年5月起首次低于200亿美元，许多中国出口企业手中的海外订单正在大幅减少。据分析，今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相当大，甚至有可能出现衰退。如果今年美国GDP增速回落至1%至4%之间，估计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至15%至22%区间。如果美国经济由于陷入衰退而需求大幅度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四、调控高依存度的合理措施

（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从当今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服务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提高了一国GDP的数值，优化了其产业结构，同时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4]。为此，我国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鼓励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使之成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二）重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有各种缺陷，但它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协调发展，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明确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同时，加工贸易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工贸易逐步形成了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地域分布不断扩展的发展态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加工贸易区域布局有所改善；三是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将越来越合理。

（三）完善人民币汇改，保持汇率合理稳定

人民币贬值曾是刺激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的增加，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为此，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消息一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攀升。0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幅达到6.13%。我国货币的升值，也就意味着他国货币的相应贬值，从而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他国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对扩大出口不利；而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下降，对扩大进口有利。海关总署6月11日公布，今年1-5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为780.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6%，净减少73.2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连续降低，而进口幅度则连月大涨，这说明，汇率的适当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为科学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平衡中寻求增长，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必须适中，否则势必带来一些副作用，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国珍.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1：66-67

篇12

指标设计与企业外需情况、经营成本、汇率风险相适应的指标，形成“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分析框架。微观层面从“点”出发，对企业资金流和货物流、银行外汇信贷、贸易融资进行分析；中观层面从“点”到“线”，从贸易方式、企业类别和地区分类研究贸易资金流动特征；宏观层面从“线”到“面”，通过对反映本地资金流与货物流匹配程度的贸易偏离度指标考察，从宏观上把握辖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全面反映涉外经济发展趋势。（一）微观层次指标1、反映银行贸易融资和企业贸易信贷的指标进口付款=银行信用项下进口应付款+贸易信贷项下进口应付款-企业进口预付款+境外银行代付出口收款=银行信用项下出口应收款+贸易信贷项下出口应收款-企业出口预售款+境内银行买断性质融资2、反映企业进出口、跨境收付和结售汇指标出口结汇率=货物贸易结汇/货物贸易出口，进口售汇率=货物贸易售汇/货物贸易进口，反映企业进出口购付汇情况。出口收汇结汇率=货物贸易结汇/货物贸易跨境收入，进口付汇售汇率=货物贸易售货汇/货物贸易跨境支付，反映企业结汇和购汇意愿。出口收汇率=贸易收汇/海关出口，进口付汇率=贸易付汇/海关进口，反映企业进口付款速度。（二）中观层次指标分析某一行业的总体收付汇行为。贸易方式主要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指标如下：1、来料加工：核销抵扣数=海关进口-贸易付汇=海关出口-贸易收汇，根据上式建立差额分析的监测指标ε：ε=(海关进口-贸易付汇)-(海关出口-贸易收汇)理论上ε应为零，现实中由于统计口径、贸易信贷、统计时滞、人为错误等因素影响下ε偏离了理论值，但是，这些对ε的冲击从总体来讲是随机的、不可测度的。根据统计学理论，当一个变量受到众多随机的、互相独立的、相对微小的共同冲击时，其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对陕西省来料加工月度数据按上式处理后分离出实际ε，再经过X11季节调整(加法模)数据消除了原时间序列由于季节影响造成的数据异常后，可以计算其正态分布函数和相应的置信区间。2、进料加工：从长期趋势看，海关进出口和贸易收付汇之间有如下关系：工缴费=贸易收汇=海关出口-海关进口-商品增值。建立差额分析监测指标ω，ω=(海关出口-海关进口)-贸易收汇。ω和进料加工构建的ε对比，冲击因素除了贸易信贷、统计时滞、统计口径、人为差错等因素外，还有商品增值程度。同样，ω服从正态分布。3、对一般贸易的分析方式：采用比率分析法。利用进口付汇率α付/进和出口收汇率α收/出，建立距离指标来测度某一特定时段两者的偏离程度。从长期趋势来说海关出口与贸易收汇、海关进口与贸易付汇应该相等，即出口收汇率=进口付汇率=1。由于现实中存在贸易信贷、本地进出口异地收付汇以及统计误差等因素，上述两个比率实际上不等于1。通过选择同属一个宏观经济、外贸运行情况以及外汇政策周期的时间段数据作为子样本，计算每一个点(α付/进，α收/出)到直线y=x的统计距离。首先用方差标准化样本数据：（式略）在d的正态性假设下，同样可以求出该距离指标的置信区间。（三）宏观层次指标将国际收支数据与海关统计数据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总量比较，分析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趋势，采用X11季节调整方法对企业资金流、货物流月度总体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分离出季节因子（S）、趋势因子(T)、周期性(C)和随机性(I)，分析企业资金流与货物流两者数据走势是否一致及导致两者趋势背离的各因素大小。1、贸易偏离度=（货物贸易结售汇差额-进出口差额）/进出口总额，反映区域整体货物流与资金流的匹配情况。一般情况下，贸易偏离度的正值表示货物贸易项下外汇融资或人民币结算导致的净结汇增加或净售汇的减少。2、贸易顺收顺差=贸易项下结售汇差额-进出口差额=贸易信贷+外汇贷款+代付类贸易融资+人民币结算+自有外汇变动+其他。贸易信贷中导致的预收、延付导致当期结汇增加，预付和延收导致当期购汇增加。进口项下的贸易融资通过外汇贷款、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方式替代当期进口购汇；跨境贸易进口项下人民币结算直接替代购汇，出口人民币结算直接替代结汇。进口以自有外汇账户支付替代购汇，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替代结汇。其他因素包括统计时滞、统计口径以及违规资金流入。理论上其他项应接近于零，如其他项很大，超过了经验上统计口径和统计时滞可解释的范畴，则应考虑违规资金流入问题。3、顺收顺入差分析：跨境外汇收付差额=跨境外汇收入-跨境外汇支付=（结汇+当期跨境支付+增加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售汇+当期跨境收入+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增加）=结售汇差额+（外汇存款增减+外汇贷款增减）。结售汇顺差和跨境收支顺差的缺口可以用银行外汇存贷款变化来解释。如果外汇存款增加导致缺口扩大，则可能是境外套利资金大量流入；如果是外汇贷款增加所致，则反映境内企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资金套利行为，并不意味着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境内投机炒作，因为跨境资金流入套利的先决条件是有外汇资金流入境内兑换成人民币。

建立框架所要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