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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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将宪法划分为绝对的宪法概念与相对的宪法概念进行研究，本文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将对宪法概念的理解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上。

一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卡尔．施米特的《宪法学况》中认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首先是可以只具体的、与每现存政治统一体一‘道给定的具体生存方式”，”第一层含义：宪法一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陛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第二层含义：宪法一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第三层含义：宪法=政治统一体的动态生成原则”。在本文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是超越了一切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正如刘茂林教授对于宪法的理解与界定”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应该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就随之诞生的，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消灭的那天也不会消火，同时宪法应是跳脱出”国家”的历史局限性，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法。因此，本文认为，刘茂林教授的观点正是从经济、政治形态和文化的历史范畴中解放出来的，不因各种因素的改变和改变的、稳定的、绝对意义上宪法概念。

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本文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理解为，它是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也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学者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而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之所以主张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应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七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仅仪对绝对意义上的宪法进行界定存在其缺陷：绝埘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使得它无限扩张了以宪法概念为实际指导的宪法条文所应规定的范畴，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从整体上看问题的同时，又要注重对阶段上的、具体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相对意义上对于宪法概念做出界定，而这里的相对意义是指在现代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尤其又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地域、文化上的局限范围为基础。

(一)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宪法的内涵演变上，不管是古代宪法、近代宪法、现代宪法或政治概念阶段，法律性概念阶段和立宽体制代名的划分，宪法的内涵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专制社会里的政治概念发展到如今的要求体现民主、自由以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时代精神。任何法律都是时代的主流精神、观念的反映，这点足我们无呵辩驳的。

但具体分析我国的历史、文化情况：当然，在我围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自由、权利意识的却是日益增强，不过对于经历过的中国，也许是深受文化火革命之苦，人们对于当年在政治口号煽动下做出的疯狂行为感到荒唐或不可思议，而留下的后遗症是，人们对政治口号的反感与不屑，同时，任何东西旦与政治口弓挂上勾，便不再受到人们该有的重。我国的宪法发展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冠以“政治口号”的又衔，这不得不值得找们深思，而在界定宪法概念时也应对此加以重视：现如今的情况是，法律的权威性，只有当所制定出的法律能够切实的以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时，才能得到大众的承认，宪法也不例外。而如何使宪法制定后能够很好的得以贯彻实施，本文认为，应该对宪法应该规定调整的范围做出个清晰的界定，以通过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确保其法律效力，而这就要求指导其规定的宪法概念在宪法的调整对象上有着进一步清晰的表述。

(二)宪法调整对象的进一步清晰化

基于上述宪法内涵的演变，宪法所要调整与规范的对象也口趋摆脱传统概念阶级性的束缚，而走向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或以二者为统一体的社会权利、立政关系上来，有许多学者已经将宪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如”宪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的观点，这里的社会权利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整体，强调了二者的统一性。

但是，对于这样的界定，本文认为它并没看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分配过程中的重复性，也即分配中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宪法中规定国家的性质及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文化制度及各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及权限，而通过这些内容使国家权力在社会中得到最初的配置，初次分配只是从宏观上把握权力这种资源，并作总体上的配置，而不涉及该权力在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具体运作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可以看成是权利的初次分配，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是保障基本人权实现最主要的途径，而公民具体权利的享有、实现以及救济措施，只能南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律加以规定。

(三)宪法概念的界定及宪法属性的进一步探讨

对于宪法是否为根本法的认识上，由于宪法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初次分配，其他法律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分配，因此其他法律必须以宪法的初次分配为基础，没有初次分配的授权，再分配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晓的，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也就有了依据，这就是宪法根本法属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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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1.0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47-02

一、宪法概念的介绍与分析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宪法学者对宪法概念的界定表述不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说法：1、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2、宪法是集中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根本法； 3、宪法是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法； 4、宪法是分配法权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 5、宪法是调整立政关系即人们在确立国家重要制度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

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政治共同体，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西方学者在研究宪法时，则不大倾向于下定义、作概念的方法，因而在许多西方宪法学教材或专著中较难找到比较规范的宪法概念。即使作概念，也倾向于从经验的角度，用实证的方法，从现象、内容和外部特征等方面来说明宪法的涵义，而不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用本体论的方法揭示宪法的本质，在逻辑方法上则更倾向于归纳推理法。而且“新的发展令人印象最深的方面也许是，从‘宪法’一词的定义中排除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含义。”

运用这种方法，多数西方学者只是从宪法规定了什么和宪法看来是什么的角度来界定宪法概念。一个比较流行的宪法概念认为，宪法就是规定和调整国家机构及其权力运行的法律。而有的人则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极端，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Charles Evans Hughes认为:“宪法就是法院说它是(宪法)的东西。”还有学者依据这种方法认为:“不可能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的定义”，“为了弄明白‘宪法’一词的定义，最好研究一下宪法形式上的性质，即宪法的外在的、可以感觉到的特征。

中西宪法概念界定方法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背景。中国当代宪法学者继承和发展了阶级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思想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前苏联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而西方学者则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西方文化中的实证主义和定量分析的传统并受近代产生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潮的影响。

从科学评价和价值评价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宪法学者界定概念时，首先揭示宪法的本质，界定出的宪法概念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有助于人们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宪法。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方法也具有过于抽象、相距操作层面较远的缺点，不利于宪法的更有效的普及和运作，同时也更像政治学上的宪法概念而非法学上的宪法概念。而西方宪法学者界定概念的方法，无法揭示宪法的本质，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无助于人们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宪法。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却有较强的具体性和生动性，更接近于操作层面，有利于宪法的普及和运作，同时也更像法学上的宪法概念，而非政治学上的宪法概念。

二、宪法概念的再思索

笔者通过对中西方宪法概念的比较研究，在辨析其差异后，将宪法定义为：宪法就是协调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秩序。

（一）宪法制定的基础是公民权利的分配与国家权力的分配

纵观各国立宪史，无论是1215年的英国《自由在》、1789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还是1918年苏俄宪法、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立宪之初无不以公民权利的分配与国家权和分配为基础进行展开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在这部宪法制定之初，由杰斐逊受托起草、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具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黜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可见，宪法的制定背后隐藏着权利与权力之争，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并保障公民权利。因此，该赋予国家多少权力才能保障公民自身的权利，赋予的国家权力如何分配才能保证自身良性互动，在国家权力失控时公民自身需要保留什么权利才能限制国家权力，伴随着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宪法孕育而生。

（二）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之间的对立统一

这里宪法的制定应做广义的理解，即包括宪法的制定与宪法的修改。围绕着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以格老秀斯、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萌芽阶段，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系统化阶段，还是以汉弥尔顿、杰斐逊、潘恩等为代表的付诸规范化、法律化的阶段，都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其所提出的天赋人权、法治的思想更为我们理解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前提。笔者借用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并结合分析方法，认为两者的关系为对立统一的，也即认为两者的总量应该是个定量。公民权利分配的量增加，则国家权力分配的量减少，相之亦然，这是由公民权利的本源性所决定的。有学者提出“社会权利（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总量具有递增性，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和分工的深化而递增的。并举例说，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创造出了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权利，而后者立即被分解成了公民生产、销售和使用无线电设备的权利和国家管理这些活动的权力。”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存在着有待商榷之处，对公民权利的理解不能做广义的解释，也即包括一切权利，在宪法的意义上只能理解为基本权利，也就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必不可少的某些权益，是公民实施某一行为的可能性；而对国家权力在宪法意义的理解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也即初次分配上的理解，因此上述举例中公民生产、销售和使用无线电设备的权利并非宪法上意义的公民权利，而应有民法来调整；增加的国家管理这些活动的权力应该理解为权力的再分配，应有行政法来调整。另外，对社会权利递增性做深入分析的话，势必会出现宪法侵占民法或行政法等部门法的领域的情况，会直接对法律体系构成威胁。

（三）宪法的实现就是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的协调

法治国家的核心是，而就是宪法的实现，也即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的协调。它包涵着这三层意思：一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即国家权力的来源必须合法化，无公民的授权即没有国家权力，同时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公民权利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得侵害公民权利；二是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能有民族歧视、宗教歧视、种族歧视等，同时对于一部分侵犯公民权利的其他公民的权利要予以一定的限制，以促使权利与权利之间的良性发展；三是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即要处理好国家权力如何分配，以期国家权力行使的效益最大化，同时关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对此设计制度，以期实现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

（四）宪法是一种社会秩序

从最一般意义上看，秩序是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宪法所要达到的这种社会秩序也就是宪法秩序，也即是基于人们对一定规律的认识，通过制宪对该社会所需要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进行确认，形成一种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再通过宪法的各种调整手段，而将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变成实际社会秩序。所谓宪法秩序，既可能是指前者，即应然的宪法秩序，也可能是后者，即实然的宪法秩序。宪法协调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是手段，而宪法所要达到的这种社会秩序是其最终目的。法治与秩序是不能分开的，自然分析法从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在经历了神学思想、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冲击下依然巍然屹立，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律要实现的一种理性、正义、平等、自由、公平等社会秩序原理的存在，显然做为法的组成部分的宪法，其所体现的价值或者说要达到的目标就必然是一种体现理性、正义、平等、自由、公平的秩序。

三、对宪法概念再思索的意义

(一)有利于宪法概念的明晰化

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建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更是提升宪法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关键。把宪法的概念抽象为协调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秩序，表明宪法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管是那一时期，宪法都以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为自身追求的理念，但其发展过程却并非始终如一，它体现在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之间的协调过程中，调和的结果是达到一个平衡点。各个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这一平衡点的非确定性，也决定了宪法所应具有的动态性。通过宪法定义的再思索，宪法学的主要任务也日趋明晰化了，即努力寻找促使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之间平衡的点。

(二)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宪法的理解

人们从传统宪法的定义中所能体会到的仅仅是“根本法”、“阶级性”、“民主性”等大而泛的理解，其好比是空中楼阁，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传统宪法的定义使宪法陷入一种很无奈的困境，即人们仍不理解“宪法究竟是什么”、“宪法的作用表现在哪？”本文对宪法的理解试图对人们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宪法追求的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营造需要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从公民这一方来讲，公民应当以自身权益之所想，又要以社会共同利益之所思；从国家这一方来讲，国家既要发挥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又要置自身于公民监督之下。

(三)有利于指导宪法的实施

理论的研究在于指导实施，对于目前我国宪法实施相对薄弱这一现实情况，宪法学理论研究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而如果对宪法的本身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势必会引起宪法理论的混乱，进而影响到宪法的实施。基于宪法实施的考虑，本文对宪法含义的理解体现了宪法实施的持续性和重要性，具体表现在对立宪国家来说，宪法的实施应该是一项持久性的日常工作，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它需要通过协调公民权利分配与国家权力分配以维持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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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宪法概念综述

纵观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学者们对宪法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以宪法调整对象来定义宪法，这种界定方法主要突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如有学者认为：“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二是以宪法的功能与作用为视角来定义宪法。这种方法主要突出宪法的两重功能——授予权力、限制权力，它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l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宪法是保卫自由的重要手段，它既规范了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也规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它的目标是约束国家权力。三是以宪法的表现形式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定义突出了宪法的两个主要要素：“具有成文法典形式，具有特定的修改程序。”它首先着重强调必须有贯以“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以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其次是有严格的修改程序，以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度。从这两个主要的形式要素来体现宪法的根本性，而不是从宪法的调整对象来体现其根本性。四是以宪法在整个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界定直接突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属性。这种定义着重指出，宪法制定者将宪法确定为治理人类政治组织群体的一种根本大法。宪法文献指出并阐明一国政体所赖以建市的原则。因此美国学者施华兹说：“宪法是包括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根本法”。是以宪法的政治性、阶级性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定义从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出发，认为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在法律上的最高反映。“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宪法的。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宪法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宪法的某一特性．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宪法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的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宪法原理。就在这个过程中，实践首先对宪法的概念提出了疑问，然后宪法学理论也开始对此予以探讨，并涌现出大量与之相关的成果。

二、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

(一)历史局限性之反思

从宪法学说史的角度看，宪法概念的争议首先始于对国家与宪法关系的不同认识。传统宪法慨念都有着相同的学说史背景：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只是宪法史上的幼年时期。那时的宪法，在形式上不明确、不定型，在内容上不完备、不系统，甚至还没有宪法的名称，还没有从一般法律中独立出来。然而，这种粗鄙的宪法却与近代资产阶级宪法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近代宪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必须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其前提，以资产阶级为其助产婆，而且是对自古以来已有宪法成果的批判继承，与古代宪法存在某种法的连续性。所以，传统宪法概念是从近现代宪法史中提炼出来的。

哈耶克认为：“抽象性”是所有早在其表现为有意识的思想或为人们用语言加以表述之前就决定着人之行动的过程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当某种类型(atype)的情势使一个人倾向于(disposition)做出某种特定模式(pattern)的回应的时候，那种称之为抽象的关系就已然存在了。这就是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在制度建设方面就是：我们只能使制度依附于社会从而使修改制度的需要易于觉察，使变化尽可能符合需要。要保证这种灵活性，就要使政治组织附着于社会的现实条件与需要，从而使政治组织不因其自我的价值或自我的力量而确立，而因其与社会之一致而确立。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与社会相适应的。这样的一种制度观念反映在宪法之中就是：决定人的“权利”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不是那些神圣的理念和精美的宣言。没有传统的支持，一部成文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宪法传统的存在才是宪法的基石。

综上所述，割裂历史的联系，认为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而忽视了“法律就像语言一样，既不是专断的意志，也不是刻意设计的产物，而是缓慢、渐进、有机发展的结果”之论断。而这一论断的正当性又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的连续性之上的。

(二)抽象对象的局限性之反思

这里所说的“抽象对象”是指概念所赖以存在的现象的总和。概念的任务就在于对所有抽象对象进行概括，而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就在于它的抽象对象仅仅是成文宪法，从而忽视了现实宪法、观念宪法的存在。

在哲学的发展史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层次的概念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正是在这三种不同性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中，世界得到了不同层次的描述和解释”。“世界图景是关于经验世界的图景，而不是幻想的或玄想的图景。”这就说明了“世界图景”的物质性，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它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逻辑体系，具有工具论的意义，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之中。“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的规范。”这种规范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行为的。总之，它对人的心灵或行为具有规范性。“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

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也应该具有上述的哲学背景。那么，我们对宪法内涵的界定毫无疑问也应遵循上述的哲学规律，宪法首先是一种现象，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具有自身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中的“世界图景”。它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具有任何主观意志性，我们把这种世界图景称之为现实宪法，它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与之相对应，还存在主观世界，从哲学上看，它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由于“思维方式”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图景”，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应然的概念。故人们对宪法现象的判断就形成了一种应然的宪法，我们称之为观念宪法(模范宪法)，是指现实宪法的发展前景，代表了未来应该出现的宪法。人类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考的过程之中，形成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但人天生有一种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总要把主观世界进行外化。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价值规范”。就宪法这个学科而言，这种外化的结果便是成文宪法的出现，它是观念宪法对现实宪法加工的结果，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种价值规范。当人们把这种成文宪法予以实施之时，它必将对现实宪法产生冲击。

传统的宪法概念只以成文宪法为抽象对象，而不顾现实宪法、观念宪法的存在，更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抽象对象的局限性。

(三)定位上的局限性之反思

传统的宪法概念都是以法律体系为定义系统，这样，宪法就逃不脱实在法的宿命，从而仅仅在实在法的视野下来界定宪法。正如上文所说，现实宪法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现象不是实在法。观念宪法是一种思维观念，也不是实在法。如果站在实在法的角度来定义宪法，必将不能揭示其真实内涵。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已有所触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是政治学的分支，还是法学的分支，抑或二者的交叉学科?第二，马克思认为：“宪法——法律的准绳”。我们不妨一问：“法律的准绳”是法吗?第三，由于现代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任务，以反对“特权”为基本价值目标，它属于根本法的性质，因此，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按照这一趋势，宪法一公法说即将破产，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就是宪法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吗?这三个方面都是对“宪法是法”这一观念的挑战，也印证了传统的宪法概念在其定位上的局限性。

三、超越传统宪法概念

(一)方法论

通过对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分析，对其补救的方法只能是对症下药。首先，要打破历史的界限，从历史的长河中来挖掘宪法的内涵。其次，从哲学的高度(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来考察宪法概念的层次(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并且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它们各自的产生。再次，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要仅仅局限在“法”这个层次上来考察其内涵。最后，分析三个层次宪法的同一性，抽象出宪法的内涵。

(二)三个层次的宪法

现实宪法。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使用“宪法”一词，他说：“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组织”。可见，他认为宪法就是关于城邦的组织，它仅仅是一种实然的秩序而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他考察了158个古希腊城邦政体，认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宪法。判断一个政体或宪法的好坏，主要看其能否选择有才能的人为公共利益进行治理。亚里士多德的宪法概念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它以政体为前提，可以看成。反之，不是任何组织都存在宪法。第二，它是一种基本组织秩序，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两个特性都符合现实宪法的内涵。故现实宪法就是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组织秩序。进而言之，现实宪法产生于国家出现之时。观念宪法。人本能的具有“思维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达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思维方式”最终还要形成某种价值倾向，只要有现象，人们就会思索。因此，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是同时产生的。它在法律的发展史中，主要表现为自然法中的高级法观念：“不同类型的人立法旨在贯彻更高一级的法，特别是通过具体限定所达致的自然法。”这种具有更高权威来源的正义观超出了一切有关政治秩序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争论。近代宪法价值的确立主要得益于自然法的高级法观念，由此观念宪法可以定义为人们对范围内的基本秩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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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在两处出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第10条规定了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农村集体所有权，同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第13条规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补充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宪法文本授权政府可以“公共利益”为宪法根据对农村集体土地以及公民的其他私人财产进行征收、征用。至于哪些人的利益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宪法却并未给出明确定义。以宪法为依据，“公共利益”在《物权法》、《土地征收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具体民事、行政立法中均有所体现，毫无疑问，这些下位法中“公共利益”的内容都必须建立在宪法对“公共利益”限定的内涵之上。因此分析“公共利益”的宪法内涵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定义公共利益的宪法内涵的必要性

“公共利益”一词在各国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随后，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也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公正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征为公用。”

虽然早在我国1954年宪法中就已写入征地条款，并出现“公共利益”一词，但是从1954年以后的各部宪法中都未对“公共利益”的概念作进一步界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4年宪法在引入“公共利益”后，以后凡涉及征地补偿的具体法律时，公共利益的目的逐渐被“国家建设”的目的所代替，如1958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1条规定“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慎重地妥善地处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问题。”1982年宪法在其文本中再次将“公共利益”作为征收征用的唯一前提，但我们发现“公共利益”在随后的部门法立法工作中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建设”继续成为代替“公共利益”的征收万能药。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该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虽然《土地管理法》经修改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的内容，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没有据此作出相应修改。再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该法“为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行政法规立法级别的条文尚且如此规定，行政规章及以下的内容更是将“公共利益”抛之脑后，“国家建设”、“建设”、“经济建设”都成为了“公共利益”的代名词。①不可否认，“国家建设”、“建设”、“经济建设”无疑包含有一定的“公共利益”，但“国家建设”、“建设”、“经济建设”是否就等同于“公共利益”呢？如果在宪法上不对“公共利益”作进一步限定解释，公共利益很可能在随后的其他立法中被延伸出更多的外延，成为公权力侵犯公民私人财产的踏脚石和跳板。因此，对“公共利益”进行宪法定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公共利益的宪法内涵应从个体角度定义

公共利益，可称之为公共的利益，简称公益。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理论界有诸多争议。从字面含义分析，“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私人也即个人，私人利益指的是作为社会组成元素的个人所享有的利益，公共利益的着眼点也就落到了社会大多数人或者全部人利益的范畴上，也必须落在了每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身上，公共利益才是现实的、可以为人感知的。

有学者主张，宪法文本上的“公共利益”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全面而综合的定义，其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并不是相对大多数人针对某一个事项的利益为基础而简单的求和，而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②但是如果真如这种观点所言，用开放和综合的方法去定义“公共利益”，这里仍将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就是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的缺失。从

律技术角度讲，为解决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应当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自由裁量权借助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法律语言给出确切的定义。在违宪审查权制度下，法官虽然不制定法律，但可以对立法中具体的内容、运用的具体词语进行审查，可以推翻不合符宪法规定的立法，以此来有效的保障公民权利不会因法律语言的不周延性而失去宪法保护。但在违宪审查制度未能建立的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能否认和推翻一项不合宪的立法，那么就只能根据一项不合宪的立法作出一项不合宪的判决。在开放定义“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审查宪法以下其他立法内容的合法性，那么“公共利益”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打开后却无法关闭的闸门，成为政府肆意践踏公民私人财产的借口。因此，追求一个综合的、开放的“公共利益”虽然看上去完美、全面、包罗万象，但是正如张千帆教授所言，与其苛求十全十美而使概念复杂得不可定义——至少不同的人很难对其达成一致的理解，不如满足于一个有局限甚至有缺陷的定义。至少，局限性意味着这个概念具有确定的边界；至于缺陷则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补救，并不一定非要期望普通的法治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③抽象可以成为行动的纲领，但唯有具体才可以成为行动的准则，对于“公共利益”抽象的、宏大的解释，都会导致“公共利益”最终与“公共”相脱离，成为政府加诸个人的枷锁。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利益”就简单等于“个人利益”的累加之和。功利主义学派提出用数量作为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问题是公共由个体构成，那么究竟涉及多少人才算构成“公共”，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回答的。但是功利主义至少清楚地表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利益都是公共利益的平等组成部分，个体不应模糊在“公共”或“集体”的概念中，而民主制度的创造就是能够代表个体并实现其各自利益的最好途径和手段。故而功利主义学说虽然至今仍受到不同学派的挑战，但它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学的“正统”理论。

三、公共利益的宪法内涵应把握的根本原则——以公民基本权利为界限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得以存在的根本目的，基本权利保障了公民一部分的自由，但是公民的权利并非是没有界限的。个人组成集体和社会组织，个人必须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即忍受社会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制约，这种制约就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制约。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时，公民基本权利的割让必须要极其审慎。一般来讲，个人利益的让渡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如果个体让渡其部分基本权利但并未导致其核心利益的当时，该利益可通过其他方式代替实现，那么这种割让就表现为一种“忍受”。第二，这种让步造成了核心利益的成分损失，该部分利益不能以其他途径实现，即不具有可替代性和可容忍性，那么获得相应利益的一方就必须对核心利益受损的一方进行补偿。代表公共利益的一方若要合法正当的使个人利益作出这种割舍和牺牲，首先必须对公共利益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说明，交由民主机制作出表决。如果缺乏有力而服众的论证，就不能证明公共利益所承载的价值优先于私益的价值，私益就不能作出让步。另外，在个人利益因割让给公共利益而使得个人核心利益受损，以公共利益之名而受益的一方就必须对受损方进行等量补偿。那么如何评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重要性？胡锦光教授提出，现代社会，解决公益与私益的冲突问题，最关键的是对公益和私益在“质”和“量”上分别进行评价。所谓质的评价，是指如果公益和私益承载不同类型的价值，那么，以对受益人生活需要的强度而定，凡是对满足受益人生活愈需要的，亦即与生活需要紧密性愈强的，即是“质最高”的价值标准。所谓量的评价，是指如果公益和私益所承载的是同种类型的价值，那么，以受益人的数量而定，尽可能使最大多数人能均占福利的为“量最广”的价值。当然，这种“质”和“量”的评价不是普适性的，它必须根据具体的“个案”来衡量。④该方式是比例原则在宪法学的运用。

四、结语

“公共利益”是宪法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公共利益所承载的价值类型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关，但我们必须看到，“公共”本身并非是抽象的，是由个体构成的实在体，公共利益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有在他被具体的个人享有时才会具有价值，所以理解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概念时必须看到宪法的公民权利保障

书功能，在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衡量时，必须对二者进行“质”与“量”的慎重权衡。

参考文献：

[1]肖顺武：《公共利益研究：一种分析范式及其在土地征收中的运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门中敬：“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4]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5]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注 释：

①例如，国土资源部2004年“关于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2002年“关于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中都一再强调，“征用土地事关国家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