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政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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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考核、量化等看重直接效益的考核方式对企业领导及普通职工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经济效益相对较差的企业，在工作中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效益好才是真的好”，对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关注相对较低，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不能因势利导、创新发展，工作规划覆盖不全面、没有长远规划，工作“走一步看一步”。

2、工作机制缺乏创新，教育方式共鸣性差

调研发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体制相对完整，活动开展较为丰富，但是工作机构多是政工、群团等传统部门，开展活动也多是按照上级部门规划及领导要求开展，“你说我听”的教育方式在很多领域仍然盛行，能组织引导青年职工开展活动的组织相对缺乏，青年职工认知度不高。政工队伍老化、工作单调，工作疲于应付，创新不足，向管理、业务部门跳槽倾向明显。

3、青年职工思想状况难以把握

时代的不断进步，网络飞速发展，青年职工了解世界、接触外界信息的途径和机会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外来思想和观念对青年职工的信仰产生巨大冲击，信仰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青年职工功利化、世俗化倾向越发明显，对思想政治工作不理解、不接纳。现有工作机制下，难以对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有随时了解、全面掌握的效果。

二、做好新时期国有企业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建议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应该发挥传统优势，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结合自身特点灵活地去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把青年职工培育成企业发展的主力军，把国有企业发展成优秀职工的资源库。

1、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体现，是国家兴旺强盛、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有利于青年职工的健康成长，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有利于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建设。

2、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

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多岗锻炼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要适时注入新鲜血液，调整政工队伍结构；提高政工干部待遇，保护工作积极性。合理拓展工作阵地，在巩固现有群团阵地、做好上级部门及单位领导要求的“规定动作”外，要根据青年职工特点、兴趣爱好、对网络的依赖等，做好新型社团、协会、QQ群等交流载体建设的“自选动作”，吸引青年职工积极参与，增强青年职工的归属感、集体荣誉感。建立更为科学的量化考核机制，让广大员工认识到有为才有位，真才实学、个人努力才是成功关键。建立青年职工困难帮扶机制，切实关注青年职工婚姻、住房、子女教育、困难帮扶等热点问题，解决青年职工实际问题；建立企业职工心理诊疗室，及时发现存在的思想问题，保持青年职工心理健康。

3、全面加强青年职工教育

结合纪念日、主题教育活动等时机，持续加强党的方针政策、世情国情企情教育，让青年职工坚定信念，认清形势，树立信心。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行为四十则》、普法宣传月的贯彻实施和身边好人好事的宣树，持续加强青年职工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建设和法制教育，塑造完整的人格品格。组织开展丰富的主题教育、工作实践、拓展训练等活动，通过有吸引力的、寓教于乐的活动，让青年职工在不知不觉中感受温暖和关心帮助，不断增强青年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和团结互助精神。结合“创建学习型企业、争做学习型员工”教育活动，壮大企业内部宣讲培训机构、丰富教育内容，引导青年职工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青年职工综合素质和履岗能力。

4、持续增强企业文化感召力、凝聚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职工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在结合时展、地域特色，体现领导意图的同时，要通过企业文化故事、口号的征集，企业文化理念的宣讲等活动，吸引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广泛参与，使他们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向心力，用企业文化的渗透、教育作用促进青年职工思想进步、素质提升，促使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尽职尽责。

三、做好国有企业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以人为本，突出服务性

开展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以培育青年、服务青年为目的，做到尊重青年、理解青年、关心青年、帮助青年。要把准思想脉搏，想其所想，急其所急，把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青年实际困难，解决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促进思想政治工作“虚功实做”，提高工作实效。要以人为本，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到青年当中去，与青年促膝谈心，拉近与青年之间的距离。

2、深入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

开展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按照“贴近职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创新工作形式、工作载体，尽量摒弃灌输式、压迫式等容易引起厌恶情绪的教育方式，迎合青年职工思想活跃、感情丰富、创新能力强的特点，组织开展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通过吸引青年职工广泛参与，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青年职工的思想教育、知识培训、岗位锻炼，达到润物无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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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单位主业是费收工作，因此，收费员是所站的重要力量。其中，大部分为80后、90后等年轻人。这些青年职工具有鲜明的个性，个别的还并带有叛逆色彩。收费员每天在岗亭工作八小时，工作方式枯燥、单调，不仅需要熬夜工作，薪酬待遇也和和外界传闻相差甚远，渐渐磨灭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加之当前基层所站没有部门流动机制，收费员常年呆着三尺岗亭，没有跨部门锻炼机会，导致青年职工获提拔的机会较少。因此，不少收费员工作比较被动，进取心不强，将最初的理想抛到脑后，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开展工作，出现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现象。

1.2交友困难，情绪低落

人属于社会群体动物，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需和人交流。收费所站亦如此。但一些青年职工人际关系紧张，下班后不是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就是蒙头大睡，交友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作压力大，同事之间关系生疏。高速收费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很大，加上工作繁忙，同事之间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进行有效沟通。特别是收费站一般是单人工作，这也决定了收费员之间极少有机会沟通。二是收费站地理位置偏远，收费员难以接触到本单位之外的人员，因此，交友困难，在受挫时往往找不到倾诉对象，情绪容易低落，看问题比较消极。

1.3存在不平等意识

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进行了一系列高端改革，因此，也相应调整了劳动关系。这让部分青年职工感到不公平，片面地认为待遇是自己工作的动力，只有待遇提高了才有劲儿努力工作，否则，就应付了事。

2加强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建设的对策

2.1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教育

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工干部要讲究方式方法，主动去了解青年职工，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与不同诉求。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加以解决，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与生活中的难题。对于他们反映的普遍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及时为其解决，从而让每个青年职工感受到党团组织的温暖。另外，政工干部要采用“多表扬，少批评”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充分激发青年职工的工作热情，消除负面情绪，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要善于将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大道理讲出来，从而达到相应的教育目的。同时，还要主动攻占网络阵地，通过单位内部局域网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2利用半军事化管理优势，积极开展组织活动

为更好地管理青年职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半军事化管理模式优势，丰富内涵。党团组织要想方设法将青年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党政工作的中心路线上来，做好青工思想工作。同时，还应想青工之所想，急青工之所急，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积极组织年轻人喜爱的竞赛活动，丰富教育载体，如岗位大比拼、歌唱比赛、羽毛球赛等。要注意将思想教育与岗位责任意识相融合，做到寓教于乐，乐有所学。这样不仅能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特长与兴趣爱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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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青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是时展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到达了新的高度，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生活物质上的满足却滋生了精神上的腐败，一些贪污受贿现象时有发生，“拜金主义”等腐朽言论盛行，使生活在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很容易受到各种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有些大学生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实现“个人价值”，却忽略了“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当代青年学生最主要的思想问题就是对深度改革的负面评价和对社会公德状况的担忧。两极分化、下岗、不良竞争等社会现象的产生，使部分大学生对深层次的改革表示疑虑甚至做出一些消极的负面评价，因此对社会改革抱有疑惑的态度。社会道德的滑坡也使青年学生对改革后的道德观表示失望，社会对不道德行为没有做出积极的评判，也使他们对行为的选择与评价产生困惑甚至扭曲。

二、青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难点

社会的进步促使青年学生的思想更加独立、个性更加鲜明，自我崇尚也使得他们只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一成不变的模式，这不仅会使青年学生感受不到先进人物的精神高度，更会使其产生质疑心理。有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而不是身体力行的去引导学生向先进代表学习，这也导致了学生对德育工作者的不信任。

三、青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策略分析

1．坚持以人为本青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教育是围绕人展开的，是对生命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要求，青年高校学生的德育建设工作就需要围绕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展开，满足不同学生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促进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形成外部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全面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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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高校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难点

社会的进步促使青年学生的思想更加独立、个性更加鲜明，自我崇尚也使得他们只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一成不变的模式，这不仅会使青年学生感受不到先进人物的精神高度，更会使其产生质疑心理。有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而不是身体力行的去引导学生向先进代表学习，这也导致了学生对德育工作者的不信任[4]。

三、青年高校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策略分析

1．坚持以人为本青年高校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教育是围绕人展开的，是对生命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要求，青年高校学生的德育建设工作就需要围绕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展开，满足不同学生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促进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形成外部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全面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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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组织案例的讨论上

案例的讨论在案例教学中处于关键的重要性地位，这一环深刻的连接着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现实实际，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组织案例的讨论能力则是重要的一环。但是在组织对案例讨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参与案例讨论时，一定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之前的传统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则往往都是被动受教，在原有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相互分离，所传授的知识也不能完全的被学生消化，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而易见，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定会相应减少，其学习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激发其参与意识，明确教学的主导是学生，只有将学生和教师放在该放在的地位上，这样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截然不同的，其教学案例也会顺利开展。第二，师生互动务必要充分具体。古人云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和谐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只有学生和教师的相互讨论，才能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和认知得到更全方面的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讨论开展的顺利、高效。第三，注重讨论的主题，切不可囫囵吞枣一把抓。通过对所给案例的讨论，一定要明确一个主题，其主题内容必须要具体，并限定讨论的相关内容以及话题的设定，通过这样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讨论，才能使现有的讨论变得更加具体。

3.对于教师对案例选择的评述上

教师在组织一堂案例讨论的时候，学生们对所选案例难免会理解的不到位，但是在这个时候，教师切不可一刀切，一定要全面的分析学生所给出的答案，这也是案例教学中关键性的步骤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必须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明确原则，立场鲜明。给予学生们在讨论中所阐述的正确论述和一些闪光点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对错误的理解一定要给学生讲述该想法错误的原因以及明确该问题的正确论述，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偏差，教师要帮助学生转入正轨，并分析问题出错的原因，这样既能让学生们真正体会到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而且也能明确学生在未来的日常活动中所应该有的态度。其次，总结和评述语言必须精炼。准确且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信服，既然学生信任你，那么在课前教师就需要做好与案例相关的阅读、总结、及其文章的归纳整理工作，对学生所讨论出来的结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解读，对于这一环节，既是教师拼能力的环节也是对教师综合实力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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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鼠标、病毒、浏览器等。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网吧等。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论坛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如顶(支持)、555(呜呜呜)等。狭义的网络语言仅指第三类，是指网民在网络交流这一新兴文化中使用的新的语言。本文要描述的正是这一类别。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模式，网络语言活泼、自由、亲切、幽默，特别贴近生活，同时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些语言现象的出现都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透过这些语言现象，能够看出与之相适应的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期的心理状况。

一、网络语言的类型及特点

(一)网络语言的类型

1、中文用语。年轻而时尚的网民们为了在网络世界引领潮流、标新立异，旧词换新意，借用原来生活中的词创造出一些充满怪异情趣的新词，或者利用谐音改变原意等。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1)“形象借用”。是指生活中的许多词被借用过来表达新的事物，借助于形象或意义上的微妙相似加以联想，而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灌水”：发无关紧要的帖子，在坛子里聊天等，主要功能为交流感情，还有最重要的，可以长工分，原指发长贴。(2)“谐音”。是指对旧有词语的读音、字形加以变化，进而产生新词的现象。例如：“版主”变成“斑竹”：论坛版块的管理人员，把水版比作小店，他们就是店小二。

2、数字用语。抽象的数字经过网民的想象力，赋予新的组合，产生的效果出乎人们意料。这种数字化语言往往意蕴无穷而表意诙谐活泼，充满生活情趣。数字用语一般利用与汉语或者外语的谐音来表达意思，大体有两种表达方式：(1)数字与汉语谐音。最常用的有“7456”：气死我了；“1314”：一生一世等等。(2)数字与外语谐音。如“3166”：日语的再见等等。

3、缩略用语。网民们将汉语或英语变形而为缩略语，这种语言起初只是网民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方式，久之就形成较为固定的网上用语了。主要有两种形式：(1)汉语缩略语。如汉语拼音首字母的缩略，如果GG、DD、JJ、MM或PLMM，指的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或漂亮妹妹；“FB”：腐败，指聚会+吃饭+活动。(2)英语缩略语。如“BB”：宝贝，情人，孩子，ByeBye，看具体使用英文缩略；“FT”：Faint，晕倒的意思，也叫分特，表示惊讶、不可理解、不可置信等意思。

(二)网络语言的特点

1、不稳定性。网络语言既受网络技术发展影响，又受青年心理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与流行文化有密切联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青年心理的变化以及流行文化的变迁，网络语言也在不断变化，旧的词语不断被淘汰，而新的词语又以极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流行，呈现出鲜明的多变性。2006年5月，首个《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网络用语的排名，显示一些曾被各种媒体及研究文献反复引用的、代表经典网络语言的词汇，如“大虾(大侠)、菜鸟(新手)、94(就是)”等使用频率均没有超过0．2％。以前说美眉，现在就说MM了。

2、创造性。网络语言更新速度很快，新鲜词语层出不穷。而网络流行语中的奇思异想也不胜枚举。青年人将网络当成一个虚拟空间，所以在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上也力求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表达习惯有所不同，于是挖空心思，创造出一些令人感到新奇的富有创意的语言，追求一种标新立异的效果，这就使得网络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比如说哥哥，可以用大写的GG，也可以用小写的gg，感谢可以用39、3X、3Q等形式。同时，网民还可以利用表情符号等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3、不规范性。从规范的汉语表达方式看，“网络流行语”中，汉字、数字及英语字母混杂使用，怪字、错字、别字层出不穷。比如“I服了U”：我服了你；“走召弓虽”：超强；“油墨”：幽默，微软拼音通假字。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语言的随意性太大，不规范，只是年轻人时髦的“文字游戏”。网络语言的不规范性表现出网民们求新、求异的个性，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能够用语言来满足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这种个性在虚拟的世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使用者的特征——年轻的心态和不拘一格的想法。

二、网络语言的成因分析

网络开启了个性化的时代，网络语言的兴起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网络青年族群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的张扬，形成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一)社会原因

1、社会发展。现代社会，网络不仅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更形成了一个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社会交往网络，网民在网络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新兴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依靠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网络话语在虚拟空间中聚集、交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这种群体文化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网络语言的形成，网络语言作为群体文化的产物，不仅是网络社区成员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载体和工具，也是网络社区成员的身份标识物。缺少独特的网络语言，网络社区各个成员之间在失去传递信息的有效工具的同时也失去了独特的身份标识物，网络群体和社区交往在文化层面上就难以得到维系。

2、文化变迁。从网民的年轻化来看，现在网民中的大多数都是青年人。“青年人最善于接受新的价值观，最少保守思想，不受旧的落后的文化的制约。因此，他们敢于向传统习俗、传统文化观念挑战，他们也常常给社会文化注入新的内容，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网络语言的产生，是青年群体更新传统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体现。他们正在显示特有的智慧与才情，他们思维活跃、新潮，他们机智俏皮、妙语连珠。他们创造的生动形象的语言是炫耀自己身上闪耀着的智能的光辉，他们所创造的幽默诙谐的语言是对平庸、枯燥、刻板生活的温和打击。例如：555(呜呜呜)：同音表示，表示彻底沮丧及伤心，可以重复使用；mm／MM：妹妹、美眉，表示年轻女性；楼上楼下：帖子中的上下部分，为了叙述方便。另外一个相关词是楼主，指发起该主题的人。顶楼，指第一个贴。

(二)个体原因

l、情感宣泄。网络语言常常用异化的、情绪化的语言来宣泄某种平日里不能或不敢表达的情感。比如，用那些隐晦的数字表达出别样的感情，770(亲亲你)，1314520(一生一世我爱你)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不好意思用语言直接表达的思想感情，既简洁实用，又显得幽默含蓄。又如把“东西”称为“东东”的“童语现象”，很难想象会在网络以外的任何交流环境中出现。这说明在现今这个高压力快节奏社会里，人们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向往。而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无异于向竞争对手、向社会示弱，所以在网上这个虚拟社会中，没有人知道你的性别和年龄，没有人与你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网络便成了宣泄感情、显示“本我”的最佳地点。有一位心理学家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理解，网络成了情感宣泄窗口。由于网络具有隐蔽性，在网上聊天的人更容易将平时鲜有机会表露的“本我”显示出来。

2、张扬个性。网络语言在另一方面常常视传统语法于不顾，表现出完全的随心所欲来。例如，网上常常将“给你打电话”说成“电话你”，甚至连“气死我了”也说成“气死我乐”这种经常出现的反常搭配，都是从常用词语中翻出新意，网络语言显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讲究冲破束缚。青年人标新立异和叛逆的精神跃然纸上，折射出他们渴望被社会注意、理解和认同的迫切心情，着意与传统文化的含蓄、严谨和精致相疏离且乐此不疲，希望成为具有社会话语权力的主体的积极努力，愿意直接表达对社会和生活的理解和批评的率真性情。“因此，他们常以出格的表达来达到一种放松，并企望以此体验一种快意。言辞的出轨、观念的冒险，是青年人经常采用的一种炫耀性的社会互动行为。”

三、网络语言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年人的网络语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话语之间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进行有效沟通完全有可能在我们教育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形成交流的障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直面网络语言的挑战，并积极汲取网络语言的“话语优势”，积极利用网络语言开展工作，方能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年人的心灵世界。

(一)走进网络生活、了解具体情况

网络化生存方式对当代青年人的自由反叛意识进行了极度的释放，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感性而不是理性。即使是虚幻的空间中，人的社会性被大大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在网络空间中人的社会性约束的淡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无法再向人灌输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戒律、虚假的道理。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会产生语言差异，原因之一就是青年人已经步入网络生活并走在了前列，而教育者却还没有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走出来去适应新的教育环境。要适应网络这种全新的教育环境，教育者必须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掌握网络的使用技术和操作技巧，这是进人网络生活的前提。

(二)熟悉网络语言、进行有效沟通

任何一种语言，只要还被人们使用，就必然会不断地发展。创新是事物的生命力所在，只有创新，才能推动语言的发展。分析和理解青年人在网络语言上的创新和突破，可以更真切地了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心态史的演变过程。网络语言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教育者如果不学习和掌握其特点和规律，习惯于传统的说教方式，与青年人开展沟通交流时不但无法被认同还可能引发逆反心理，无法有效地达到教育效果，从而失去网络阵地的主动权。因此，教育者只有了解青年人的网络语言体系，适应青年人在网上的交流方式，才能更敏锐地捕捉青年人的思想、心理动态，把握青年人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

(三)提高理论素养、引领青年前行

在当前阶段，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影响在我国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网络的发展及其对于青年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阶段，这需要我们立足实践，针对实践发展的具体状况不断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网络语言现象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网络文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新课题之一，随着网络对社会的影响不断深人，网络必然给青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更多更新的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但要消除网络带来的差异，更要快步迈进网络社会的新环境。在教育实践中要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三、网络语言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年人的网络语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话语之间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进行有效沟通完全有可能在我们教育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形成交流的障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直面网络语言的挑战，并积极汲取网络语言的“话语优势”，积极利用网络语言开展工作，方能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年人的心灵世界。

(一)走进网络生活、了解具体情况

网络化生存方式对当代青年人的自由反叛意识进行了极度的释放，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感性而不是理性。即使是虚幻的空间中，人的社会性被大大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在网络空间中人的社会性约束的淡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无法再向人灌输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戒律、虚假的道理。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会产生语言差异，原因之一就是青年人已经步入网络生活并走在了前列，而教育者却还没有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走出来去适应新的教育环境。要适应网络这种全新的教育环境，教育者必须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掌握网络的使用技术和操作技巧，这是进人网络生活的前提。

(二)熟悉网络语言、进行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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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四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三大媒体之后的新兴媒体，习惯上被定义为“互联网”。然而，随着手机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手机短信媒体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并成为“第四媒体”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媒体”自产生以来，迅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对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客观的。青年群体由于其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并存在着好奇性、叛逆性、受压抑性以及良好的接受性等心理特征，使其一开始就成为“第四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因此，“第四媒体”环境对青年受众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政治观点的影响也是直接和客观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双刃剑”功能又使得“第四媒体”环境在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第四媒体”条件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有所创新。

一、“第四媒体”的特征

第一，从“第四媒体”的特征来看，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普遍的观点认为，“第四媒体”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广泛性和特定性的统一。与传统传播媒介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固定的地点、活动空间和既定的时间，受众在接收信息上受到了诸多限制相比，“第四媒体”要广泛开放得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创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造成了受众在“第四媒体”中行为观念的差异性；二是虚拟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虚拟性可以被认为是“第四媒体”最重要的特征，虚拟的主体在虚拟的环境下进行虚拟的活动，充分显示了“第四媒体”的虚拟性特征；然而，在“第四媒体”条件下，又存在着真实的一面:虚拟环境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环境的反映；“第四媒体”的用户在虚拟代号的后面，又是客观存在的个人或群体；三是互动性与单向性的统一。传统媒体中的信息传播是单向流动的，受众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在“第四媒体”中，受众在选择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BBS等进行讨论。另外，“第四媒体”下的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的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平等、互动的信息交流；四是即时性与易逝性的统一。“第四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特征又使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了即时性特点。但是，为追求时效性而进行的频繁的信息动态更新，客观上就容易形成信息的“瞬时化”和“碎片化”；五是海量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第四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是无所不包的，但是，信息的选择最终还是由受众群体来决定的，受众群体在选择信息时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选择，因此又是有限的。

第二，从“第四媒体”的形态来看，由于“第四媒体”在外延上包含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网络，因而其形态也有所不同。互联网的主要形态包括万维网(即3W网)、电子邮件报刊、电子公告版等；而手机短信媒体的主要形态则可以从其服务功能的形态的分析，它包括普通的短信息服务、增强型短信息服务和多媒体短信息服务，其服务内容包括交易型、资讯型、娱乐型及数据库型等多种类型。

二、“第四媒体”与思想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1.“第四媒体”背景下思想教育面临的机遇

首先，“第四媒体”的发展提高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一是“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掌握最新和最全面的信息，了解各门科学的理论前沿，必将大大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二是“第四媒体”的出现有利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即时的、全面的、准确的掌握受教育者的心理动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减少了实践中摸索的时间，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三是“第四媒体”环境下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单向的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逐渐被“双向互动式”与“灌输式”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所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动，从而有利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手段和方式的改变。其次，“第四媒体”环境下信息的海量和迅速传播，必然导致新的网络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有利于青年受众吸收优秀的文化营养，增强自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科学性。一是网络文化的现代化丰富性，有助于开阔青年人的视野，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有助于青年人确立全球观念、效率观念和民主观念；有助于增强青年人的创新意识、自由平等及合作意识；二是在“第四媒体”环境下，信息的海量和即时传播的，有助于青年受众道德智商的培养。

2.“第四媒体”背景下思想教育面临的挑战

“第四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新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与信息传播者的相背离性。随着“第四媒体”的迅速出现和普及，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表现为传播者大众化了。在“第四媒体”环境中，作为信息传播者的相当数量的人群与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存在着差距。青年群体由于是“第四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因此这种传播者大众化必然会带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的弱化；其次，“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带来的挑战。传统媒体中信息的单向传递性特征，使得受众始终是被动接受信息，处于信息传递的客置。一方面，受众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由传播者经“把关人”过滤之后传向受众的；另一方面，即使受众具有一定的信息选择能力，但是这种权力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要受到诸如传媒条件、时空条件的限制；在“第四媒体”环境下，受众拥有的权利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他们不仅可以自由选择信息，也可以自由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从而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信息；再次，在“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受众对“第四媒体”的信息依赖程度的加强，将会使青年群体面临被异化的危险。一方面是青年信息需要的异化，另一方面是“第四媒体”的异化，无论是信息需要的异化还是“第四媒体”的异化，都将最终导致青年这一“第四媒体”主要使用群体的异化。

三、“第四媒体”背景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篇8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刘献彪，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 要： 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

关键词： 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