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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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入三十年了，即是总结也创新的时候了。

“刘涌案：央视《面对面》采访他，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他说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王志追问，如果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怎么办，他回答：没有问题，必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律师。

“这句话让很多人说我离经叛道，当时差点惹祸，后来写进《律师法》了……这个问题在国外是1+1，在国内竟然是大逆不道……《律师法》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原来只让谈维护法律公正维护正义，现在可以说，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了。这(变化)你不琢磨不知道，1琢磨差别大了！”，他每次接受采访都要重复1句话：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现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写入了《律师法》，6月1日起施行。“写入《律师法》是很简单的1句话，真正的认知还要过程。”。

每件事物都是有本质的规律的，这就是哲学。西方国度必有其本质规律，西方律师法，也有其体现其国度的传承。道生1，1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就是1个结构与顺序问题。当1件事情摆出来时，解开这件事情就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主要的就是1，其后是二，为次。1个欺压良民的流氓，他请律师的责任是利益的责任还是社会道德整体的责任。那个为重为轻。

此1事，我总结出：1，我们已不是的指导思想，因为我们立法的哲学根本已不是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了，而是机械的两点论了。讲究1+1了，不分主次了，只讲理论了，只要有理论，理论有逻辑，就什么都可以挑战，什么都可以批判。二，我们1个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已经给自己的民族革命了。我们已经不讲义高于利了，我们不讲君子爱财、取之道了。只要你给我钱，我就有所谓的责任了，然后我就为责任而出卖整体社会的良心，人家给你钱，你就什么都做了，这叫什么呢。三，可以看见，西方文化中的责任的来源，在利益为主的西方社会，建立了1整套基于利益至上的文化与哲学。他们不见人的主观与心灵，在乎身体皮肤的反应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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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立学校转制形式的比较

（一）以英美为代表的公立学校转制

1.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

所谓特许学校是指由公立教育经费支持，凭借特定的合同或“特许状（Charter）”，由教师团体、社区组织、企业集团或教师个人申请开办并管理，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学区领导和管理的一种新型公立学校。[1]

特许学校与传统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特许学校凭借“特许状”拥有充分的自治权与办学权，在学生管理、人事聘任管理、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而享有自。与此同时，特许学校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办学者必须提出明确的办学目标，一旦不能完成签订的“特许状”，政府则有权终止。

作为美国政府支持特许学校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公立学校改革，提高公立学校的办学质量；家长欢迎特许学校是由于特许学校的出现扩大了他们的自主选择权，维护了他们权利，并且更有利于实现对子女的个别化教学，促进不同特点的学生的个性化；而对于办学者而言，特许学校可以实现在传统公立学校内不可实现的教育理念。

2.营利性学校（For－profitEducation）

营利学校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校管理形式，指的是由营利性的民营教育公司管理的公立学校，即“公立学校私营管理”。[2]在这些学校中就读的学生享受其他公立学校学生享受的待遇。

较著名的有“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LynchCo。），“教育风险投资公司”（EduVenturesLLC），“知识宇宙公司”（KnowledgeUniverse）以及“爱迪生计划”（EdisonProject）等。这些公司与政府公立学校签约，根据合同承包校内特殊的服务项目，如交通用具、医疗卫生、食品供应等，通常这些服务项目在人员培训、人事管理、设备提供等方面单独所需的经费按合同由私营公司承担，不占学校原有公共教育经费。

民营教育公司对公立学校的推动是明显的，即增加了教育的投入，又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3.直接拨款公立学校（GrantMaintainedSchools）

根据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任何公立中学和学生人数超过300人的公立小学经过家长秘密通讯投票认可，都可向中央教育主管大臣申请脱离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成为直接拨款公立学校。[3]由于这类学校的产生是由家长投票来决定，所以家长是占有主导地位。在管理方面此类学校享有与独立学校同样的自，并且可以接受中央政府的拨款，它们的出现打破了历来由地方教育行政当局负责开办和维持公立学校的局面。

4.教育行动区计划（EducationActionZone）

政府就教育薄弱地区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向社会公开招标，允许和支持私营工商企业、学校、家长、地方教育当局和其他机构联合组成一个联合体提出申请，在教育薄弱地区成立教育行动区，接管所属的学业不良的公立学校，一般不超过20所。申请者必须提供令人满意的学校革新方案和合同期内改善学校办学质量的具体目标。行动区在教育计划制定、教师聘任、课程设计、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享有自；在资金方面，它们除了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正常预算外，还可以获得25万英镑的追加拨款，但也必须在政府拨款之外注入相应的配套资金。

（二）我国的公立学校转制

在我国，公立学校转制从1993年开始在个别省、市开始试点，其主要形式为：在保持政府对学校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教育行政部门将一些公立学校交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承办，同时允许学校在招生、校长和教师选聘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特别是收费等方面参照民办学校的政策，享有较大的办学自；教育行政部门通过一定的形式（如签署协议等）规定学校承办者的权利和义务。[4]

1.新建模式

主要体现在一些“住宅小区配套学校”通过机制转换而形成的转制学校。此类学校由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建设好后交由社会团体或个人承办。政府与它们签订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协议，并每年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经费标准按照学校性质参照所在区域内公办学校生均经费进行核定。而各学校根据承办地段、规模大小、按年度向教育局适度缴纳一定费用例如“国有资产占用费”。

2.承办模式

即承办者筹集一定的启动资金、校舍，场地及部分经费、条件由政府根据不同情况给与提供。这主要体现在基础较好的学校，利用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以及社会影响方面的优势转换而成的转制学校。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名校办民校”型转制学校。

3.改造模式

将办学条件差的公办薄弱学校，通过“拆、建、转”等形式使其获得新的发展。改造薄弱学校是公办学校转制的一个基本着点。例如1996年上海市教委曾发文提出了“三独立”原则：即有基本符合政府规定标准的独立场地；有独立的学校法人和法人代表；有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具备民办学校的基本设置条件。[5]它的提出本意是因为实施转制的学校条件极为薄弱，必须予以保证才能实施。

二、公立学校转制动因的比较

中西方推动公立学校转制的背景和社会因素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发展背景不同

西方国家公立学校转制的推动是在已经普及义务教育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它的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和打破国家在教育中的垄断。改制的核心是竞争机制的引入，他们认为只有竞争才会促进教育的高效。

而我国的情况大不相同，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直到上世纪末，85％的人口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在西部边远地区还只能普及六年初等教育。即使是普及了义务教育的地区，教育并不完全是免费的，仍有缴纳学杂费的规定，对于很大一部分家庭来说负担沉重。

据这一点而言，我国还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公立学校转制的首要动因则是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二）教育市场开放条件和需求不同

就教育市场化而言，西方有着完备的发展体系。除了形式多样的公办学校转制形式，择校制度和教育凭证制度的实施使学生和家长成为受益者。

较为典型的有英国的“入学开放”的入学政策，家长可以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来为自己的子女选择学校就读，而不必受过去按片就近入学的限制；美国一些州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方案，即“区内选择方案”(Intradistrictplans)和“跨区选择方案”(Inter-districtplans)，允许家长在居住的学区内或者跨学区学校间自由择校。[6]

教育凭证制度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学券制(EducationVoucher)。所谓学券就是政府发给学生家长的一种有价证券，学生家长可以用其在任何政府承认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中支付学费或其他教育费用。有了这些相应政策的保证，美英国家的教育市场呈现出繁荣活跃的局面，政府、家长、学生乃至社区等各方都有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和能力。

在中国情况则明显不同。不可否认，家长、学生追求优质教育的需求固然存在，但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就近入学”是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共政策，《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进入学。《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也规定：“坚持义务教育‘免收学费’、‘就近入学’及‘平等受教育’的原则。”[7]于是，“择校”在我国法律上不予认可、政策上不被允许。由于转制学校按照社会力量办学的标准进行收费，国家对家长学生相应的补助并不到位，使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家长们也只能望而兴叹。

（三）公立学校发展情况不同

在美英等国，从公私立学校的比较来看，公立学校处在不利的地位。反映社会公众对教育态度的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连续多年一致表明，大多数人对公立学校的办学状况不满。公立学校教育环境和教育效果日益恶化。

而中国公立学校的发展与之截然不同。虽然我国公立学校也难免存在由当初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产生的弊端，但是相对而言，通过公立学校的一系列内部改革，公立学校管理规范，教学资源比较有保障，学生的学业也较为令人满意。在一些公立学校转制发展较快的城市例如上海、广州、北京等，优质公立学校比较多，发展比较充分，家长的消费心理也比较成熟。

（四）办学导向不同

在西方国家教育的改革中，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特征日益明显。其中则包括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都是以削减政府规模，改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出发点的，以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而教育的市场化、私有化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我国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大政府”的作用还十分有影响，公立学校的转制几乎就是教育行政部门一手包办的政府行为，“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在我国教育政策中是不被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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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学习的重要意义

摘要：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各种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从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张寒梅：四川大竹人，女(1969.11-)，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相关问题、东西方文化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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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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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同国际间的合作日益加深，频繁的国际交往对英语写作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纵观我国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英语的写作水平不高。而中国式英语更是当今大学生在写作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倘若不予改正，必然影响大学生的英语写作。我在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产生的现象和解决的对策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尝试运用英汉对比的相关理论，希望对学生写出正确的英文有所帮助。 

一、英汉对比理论 

以外语教学为主要目的的对比分析的发展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自然要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中探求。行为主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新知识的习得基于旧知识，前一项学习任务的完成将对后一项学习任务进行的顺利与否产生影响。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有一种“迁移”现象。基于此，行为主义学者提出了外语学习中的“迁移理论”，同时将此种现象划为：①有害迁移；②有益迁移；③零迁移。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行为主义学者的有关理论，对比分析理论认为外语习得主要是一个从母语习惯向外语习惯迁移的过程。若母语同外语结构不同，则产生有害迁移；若两者的某些结构相同，则产生有益迁移。促进有益迁移，克服有害迁移，同时以此为基础，帮助学生形成新的外语使用习惯是外语教学的目的。 

二、当前大学英语写作中的问题 

目前，大学生的英语写作在英语教学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即便老师多次传授给学生英语写作的技巧与方法，可是，从学生的四、六级考试中的作文写作来看，学生的平均得分率在很大程度上低于及格的标准，更同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相差甚远。写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如下。 

1.词汇方面错误的原因 

汉语和英语的词汇体系并没有对等，它们属于不同的语系。可是，我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母语，通常会使用汉语的词汇完善目的语的不足。在写作中，学生往往运用汉语进行思考，通过语际间的转换，将汉语词汇的意义用英语表达出来。此种有意识地运用母语表达的方式就导致母语的负迁移。 

2.句法构造方面错误的原因 

学生对英汉句子构造上的区别不了解，导致他们在英语写作中不由自主地使用母语的句法规则组织语言和构造句子，从而出现许多句子缺少主语，甚至中式英语的现象。英语注重形合，通常状况下在进行句子的衔接中会利用连接词与语法。英语句子大都存在主语，句式虽变化多样，可是主次分明；汉语强调意合，不注重主语而注重句子的主题，汉语主张通过语义表达句子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衔接通常依靠前后意思的照应或者内容层次，当语义清楚时，往往将句子的主语省略。 

3.语篇方面错误的原因 

不同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上有着差异，也会影响语篇的结构。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可谓螺旋式，其篇章结构运用的是归纳式结构，易言之，先交代次要、背景以及与文章相关的信息，再说主要、任务及文章的主体，最后画龙点睛，表明主题。但是，英语民族的思维模式可谓直线型，在文章的写作中，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其次采用有关的信息予以证明论点。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1.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相结合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为提高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要求学习者具有充足数量及形式的语言输入。在写作教学中，应将阅读看作输入，写作过程当作输出。教师应主动引导学生阅读不同形式的英文材料，让他们通过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对比，逐步地积累在表达英语思想时的语言素材，进而掌握篇章组织技巧。 

2.注重语言的模仿 

通过模仿外国人的表达，不仅能够加强对该语言的感性认识，然后大脑对这些感性认识进行总结和整理，而且进一步取得语言自身的理性认识。 

3.提高词汇教学的质量 

教师应有意识地整理学生在不同阶段学到的词汇，通过串成群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联想，鼓励学生使用新词汇，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教师应在讲解词汇的过程中添加词汇结构属性等方面的介绍，将对词汇的讲解同相关的语境产生联系，最好不要在英语和母语词汇间建立直接联系，要利用学到的英语对新词进行解释，将重点放在易产生负迁移的词汇上。 

总之，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不仅是为学生进行词汇的讲解和篇章的翻译，更要注重加强学生分析英美民族思维的能力，引导他们养成同英语习惯相吻合的思维习惯，规避汉语式的思维模式，努力提高学生英语写作的水平。 

 

参考文献： 

［1］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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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比较文学”全面进入大学，已有近40年历史。“比较文学”教学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很多成果。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所有“比较”类课程中的发展最规范。虽然“比较文学”教学已基本达到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态势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在于学生难以在有限的课时内理清知识体系和基础概念，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同时，受到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学生对文学典籍的阅读积累逐年下降。因此，改变以往的课程教学中讲授式教学观念，启迪学生重新养成阅读的习惯，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已迫在眉睫。“比较文学”课程既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又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既要求学生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方法，又注重拓宽学生中外融通的学术视野及培养敏锐分析问题的能力。根据马工程系列教材的特点，教师有必要重新思考教学方法。我们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多引导，多启发，以灵活多变的方法论，凸显“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研究性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生源质量对“比较文学”培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本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面临挑战。笔者曾经在任教班级做过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比较文学”和经典作品的认识十分陌生，甚至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没有阅读过《红楼梦》的文本，只是通过电子媒介获取《红楼梦》的信息。诚然，低层级本科生的知识阅历、人文素养、分析能力、自主学习等方面素质存在不足，但是如此状况让人忧虑。“比较文学”是一门理论性强需要一定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加强对研究个案的阐释，督促学生扩大阅读面，增加学生自学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比较文学”因跨越性的特点，要求学生具有世界文学视野，对中西方文学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在一线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对国内外作品的阅读现状及文学接受实际进行课程讲解，尽量选择学生学过的或者理解深刻的作家作为个案。同时“比较文学”属于理论性课程，有着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一线教师要用研究案例帮助学生学习相关理论，让学生理解“比较文学”不是高不可及的，就在我们身边。综上所述，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培养目标、教材特点、生源层级、学生文学接受实际是教学准备中必须衡量的环节，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而言，具体教学环节的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十分重要。

二、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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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350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of 6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hu Zhengyong Jia Konghan Jia Yuwen Dong Yan

Management School of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116029

〔Abstract〕Based on bibliometrics methods and the data of CNKI,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6 Chinese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2005, including paper coupling, author coupling, coupling intensity, coupling ratio, the paper of most coupling, so as to provide a reliable and objective criter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6 core journals. It also disclose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es.

〔Keywords〕paper couplingauthor couplingcore journalsCNKIbibliometrics

论文耦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开斯勒(Kessl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这个定义是以论文本身为基础的，即以被引证文献为耦合链把某些引证论文联接起来，从而体现引证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1]。论文耦合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文献之间的潜在规律，对研究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以至科学学和预测学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几十年来，论文耦合的研究始终因其独特之处吸引着不少学者，而且其理论和方法还在进一步完善和深入，但总体而言，我国对论文耦合现象还未全面进行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更鲜有所见。

因此，下本文通过统计CNKI的数据，对2005年国内6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论文耦合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与比较，以期得出一些重要的有益结论。

1统计数量说明与引文基本情况

笔者基于CNKI的统计数据，对其中收录的2005年出版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情报资料工作》这6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为统计源，提取其中的4 235篇引文作为统计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与CNKI搜索引擎生成的数据，对样本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统计分析。来源期刊中的“动态”、“通知”、“简讯”等消息性文章不计入统计中。在此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结果全部基于CNKI收录与生成的引文数据，与6种期刊的印刷版本中的原始数据有一定的误差(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为76.78%，低于2004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96.12%[2]。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CNKI在论文录入时有引文漏录或CNKI系统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但本文只对具有引文的论文进行耦合比较，不影响结果。

2统计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2.16种来源期刊论文耦合比率

本文通过期刊某段时期论文耦合的篇数占全部具有引文的论文量的比率来反映6种来源期刊的耦合情况，以进行定量的比较。根据CNKI所录的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在内的所有期刊论文耦合比率，统计2005年6种期刊论文与6种期刊2005年以前收录的论文耦合比率及2005年6种期刊的论文耦合比率(见表2)。

《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其他学科期刊或论文的耦合率最大，分别是6 955%和6 987％，这说明这两刊的研究范围最为宽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加频繁、渗透更加深入。同时也可看出其余来源期刊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比率也很高，相差不大，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的著者知识面比较开阔，易于采纳其他学科的新思维、新方法，善于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与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管理科学等密切结合，产生了相当多的科研成果，使本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大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200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与2005年发表的论文耦合比率最高的是《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图书情报工作》，其次是《情报资料工作》和《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却比较低，这说明《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的论文具有比较高的时间上的科研延续性，论文的某种属性较大，相关性较高，包括论文的主题、引证的数据、资料或背景较为相近或具有延续性。相反，《情报学报》与《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率很低则说明其论文的延续性较低，但开创性较高，研究方向比较开阔与宽泛，创新性强。《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资料工作》则位于上面两者之间。

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耦合比率的顺序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从中可以看出前几种刊物的耦合比率都相差不多，唯独《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比率比较低，这可能与《大学图书馆学报》本身的引文率相对比较低有关。据统计，《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引文率在几种刊物中一直是比较低的。例如，2004年6种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依次是:《情报学报》100%、《情报资料工作》99.32%、《情报理论与实践》98.39％、《图书情报工作》97.32%、《中国图书馆学报》96.03%、《大学图书馆学报》82.31%[2]。论文引文率高说明借鉴能力强，反过来论文引文率低也可能是原创性高，当然，这种引文率低也是相对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的绝对引文率也是很高的。

从6种来源期刊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差不多，但相比之下，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要高一些，特别是在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上，这说明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联系略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自身发展演变要快于图书馆学。

2.2耦合强度比较分析

论文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论文的数量的多少，反映了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越大。著者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著者数量，揭示了一种学科专业人员在结构成分组成上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著者之间的相关性越高。根据CNKI提供的数据，本文统计出了6种来源期刊2005年刊登的论文的论文耦合强度和著者耦合强度(见表3)。

上。6种期刊中论文与著者平均耦合强度最高的是《情报学报》(1.37)，从中不难看出情报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要高于图书馆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说明情报学的论文的相关性要高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者相关度要大于图书馆学，被引证的论文与著者的数量多，也反映了情报学的研究更宽泛一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更强一些。

2.3论文耦合最大分析

期刊中每篇论文与其他论文耦合所形成的相关网络大小是不一样的，对期刊中与其他论文耦合最多的论文进行定性分析，可以看出期刊论文的某些相关属性，为包括文献规律在内的文献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中与其他学科期刊中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情报学报》第1期的论文《基于粗糙集加权的文本分类方法研究》(590篇)，作者是胡清华，谢宗霞，于达仁;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558篇)，作者是吴慰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6种来源期刊中这两篇论文所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与其他学科或论文的交叉渗透最深，涉及面最广，是2005年图书情报学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作者也是图书情报学比较优秀的学者，对这个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图书馆学情报学所涉及的范围。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与2005年以前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5期的论文《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26篇)，作者是龚蛟腾;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作者是吴慰慈。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在各自期刊中的传承性较强，与以前的论文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对这些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各自期刊论文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变迁情况，对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能做出某种科学上的预测。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耦合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10期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中的缺憾及思考》(7篇)，作者是陆刚，其次是《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的《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作者是向英明。这反映了关于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在2005年的论文中具有最大相关网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05年图情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2.4耦合强度最大分析

对期刊中耦合强度最大的论文与著者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期刊中联系最为紧密的论文和著者，能为学科中的论文检索与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方便，可以组成相关著者群，为进行学术交流建立通讯网提供线索。从表5中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的最大耦合强度都为4，《中国图书馆学报》与《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最大耦合强度为2，《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凡是有耦合关系的论文耦合强度均为1，因此可以分析出，图书馆学情报学2005年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表中耦合强度最大的几篇论文，他们反映出2005年图书情报学研究最为一致的主题。例如《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7期的论文《当代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及应用研究取向》就与第5期的论文《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与合理性》有很强的相关性，两篇论文应该结合起来研究。表5中论文的作者可以建立必要的通讯网，加强之间的学术交流，读者在阅读本主题的论文时，可以集合起来阅读，收益会更大，同时，也可为学科专业课题提供定题检索的途径，提高查准率和查全率。

篇8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潮流迅猛发展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频繁。赛珍珠由于她的跨国经历和她所接受双重文化教育成就了她独特的文化视角，始终能够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追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异质文化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合主义”的中西文化观。在全球化态势下研究赛珍珠的作品及其价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赛珍珠的文学创造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外学术界对赛珍珠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郭英剑曾将赛珍珠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1950年）。这一时期，人们对赛珍珠的研究与评论是自由争鸣性质的，不受非艺术因素干扰的，因而总体是比较客观的。第二阶段（1950―1980年）。中美双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赛珍珠的作品基本上属于禁书，有关的研究文字不仅量少且失于公允。第三阶段（1980―）。经历了“”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民深刻意识到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东西方交流的必要性。八十年代末，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呈现出逐渐繁荣的局面，各种赛珍珠研讨会纷纷召开，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也都应运而生。

一.赛珍珠小说研究的角度

随着赛珍珠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被赛珍珠的独特视角和写作方法所折服。对待赛珍珠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品本身的评论鉴赏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文化思想的审视，涉及到写作动机、写作倾向、写作风格，以及作品题材、结构、人物描写等各个方面。目前对赛珍珠小说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赛珍珠代表作本身的主题、人物和民俗等的研究。1994年尚营林分析了赛珍珠作品中的主题，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恋土和传统家庭模式。1996年，姚君伟就《大地》及其他代表作的人物形象分析推出了系列文章，他从王龙的负疚感这个视角王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周松林和刘龙对《大地》中的婚嫁状态、神观、食俗、住宅样式和服饰等各种中国社会民俗都做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2.对赛珍珠人文精神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作为中西方文化桥梁的赛珍珠，在全球化思潮的推进下，探讨其所做的各项促进文化交流的人道主义工作，以及在一定的情感背景下所生成的作品对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朱希祥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赛珍珠研究》鲜明地阐述了全球化时代下赛珍珠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为我们提供了对待异质文化的视角与方法。李淑秀通过对《大地》、《群芳亭》和《东风・西风》的分析，探讨了赛珍珠的人道主义精神。2010年张桂玲在《论赛珍珠其人其文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中提出了以赛珍珠强大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滋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3.对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研究。姚君伟在《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和《我们怎样接受一个外国作家――赛珍珠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两篇文章中探讨了过去几十年来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刘海平在赛珍珠母校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主办的“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也曾经做过《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再审视》的专题发言。

4.对赛珍珠作品中所渗透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如周锡山的《论赛珍珠创作和论说中的辩证思想》具体阐述了赛珍珠对自己认识中国的辩证思想，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辩证认识等。2004年，李贻荫通过对《梁夫人的三个女儿》的分析探讨了赛珍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哲学思想。

5.对赛珍珠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2007年曾青梅通过对赛珍珠的《闺阁》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对比研究，探讨了赛珍珠和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不同来源。兰守亭的《鲁迅与赛珍珠小说人物形象比较――以阿Q和王龙为例》以及朱坤领的《中国女性的悲歌与颂歌――论赛珍珠与萧红女性题材创作的差异》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赛珍珠和其他作家进行了深刻的对比研究。

6.对赛珍珠的创作风格与特色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雨初在《作者勃克夫人》一文中从风格、题材、结构、人物描写和写作态度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地》的写作特色。2004年张春蕾对赛珍珠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有过一番研究，认为赛珍珠“在创作方法和技巧上，她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情节结构的布局安排、叙述方法的变化运用”。[1]

7.对赛珍珠翻译作品的研究。《水浒传》作为赛珍珠的一部典型译著，引起了国内广大学者的关注。如唐艳芳的博士论文《赛珍珠翻译研究》、以及朱文武的《语用等效与文化信息传递的矛盾――对赛珍珠英译本评价的思考》等都是对赛珍珠的译著《水浒传》的研究。

二.赛珍珠小说研究中的方法

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从研究的理论方法看，既有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也有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原型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新方法的尝试。

1.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90年代，姚君伟、刘海平等学者都研究了赛珍珠对女性命运、地位和自我实现的关注以及赛珍珠对待中国妇女的态度。21世纪以来，关注赛珍珠女性主义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如王利娜的《女权主义的先行者――读赛珍珠》，庄晓敏的《顺从与反抗――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赛珍珠中的阿兰》等。

2.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法。郭英剑于1994率先把赛珍珠纳入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野，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中对赛珍珠的创作进行总体把握，他认为赛珍珠是一位反殖民主义者，是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先驱。2011年晏亮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关怀――以赛珍珠、杜拉斯为例》一文中阐释了赛珍珠和杜拉斯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西方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渗透了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有效联合。

3.原型批评的方法。沈阳师范大学的王家勇独辟蹊径地根据弗雷泽的《金枝》中所描述的社会的无意识象征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比较研究了赛珍珠《大地》和中国作家叶紫《丰收》中土地的原型主题――死亡与再生。2008年朱骅在《幻梦与原型：赛珍珠笔下的“中国话语”》中指出了赛珍珠将西方知识话语中的“农业中国”原型与美国海外扩张的“新边疆”梦想结合，在不自觉中迎合了海外殖民的国家意识。

4.跨文化的方法。在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上，姚君伟推出了国内首部相关专著《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率先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视角切入，倡导对不同文化的建设性价值观念持宽容和接受的文化态度，从而论证了赛珍珠是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除此以外，他还在《论赛珍珠跨文化写作的对话性》中谈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是展开对话，达成相互理解，还是维持互相误解的状况，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联想起当年曾经通过多钟途径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赛珍珠。”[2]

5.比较文学的方法。北京大学的顾钧在他的博士论文《在中美之间――对赛珍珠小说的形象学读解》（2001）中，从形象学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形象。2010年吴小鹏又从形象学的角度，以作家的外部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大地》中的中国人形象。

6.生态批评的方法。生态批评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北美并迅速向世界扩展的批评浪潮，它站着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成文学理论的得失，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3]闫建华在《解读赛珍珠的生态意识》一文中从自然与人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了赛珍珠的《大地》，分析气候在《大地》中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龙与土地的悲欢离合，也决定了王龙生命的轨迹和意义。[4]朱丽在《赛珍珠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探微》一文中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把生态关注与女性思想结合起来，关注父权制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与女性的生存状态。

赛珍珠一生都致力于构建中西文化之桥，并力求达到“天下一家”的境界。因此，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我们研究这位“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的美国女作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张春蕾，徐晓明：《文化交叉小径边的一脉馨香――赛珍珠短篇小说创作特色论》，《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页。

[2]姚君伟：《论赛珍珠跨文化写作的对话性》，《外语研究》，2011年第4期，第98页。

[3]闫建华：在《解读赛珍珠的生态意识》，《外国语言文学》（季刊），总第90期，第274页。

篇9

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面向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课程深度上，它不及中文类专业开设的文学语言类课程；就实用角度而言，又不同于中学教育阶段的基础技能训练。这种模糊的功能定位造成了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从近几年农业高校的发展来看，绝大部分已由原来的单科性农业院校迅速转变成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囿于专业的视野，学生过多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相对忽视人文科学知识的积淀，加之相关的师资力量的缺乏，普遍存在人文底蕴先天不足的现象。安徽农业大学作为一个以农林学科为优势的省属重点高校，同样面临类似的难题。大学语文原初被设置为人文素质选修课，2009年又进一步调整为公共基础课。多年来，我们结合三农发展对高素质的人才需要，坚持以大学语文公共课教学为建设平台，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教学理念：寻求工具性、审美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学术界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存在多种争论：一是强调工具性。主张大学语文应该回归传统的知识性、工具性教育，重点培养大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一是突出审美性。主张大学语文“以经典的或优秀的母语(汉语)书面文本为材料、以阅读解析鉴赏为主要方式，注重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教学活动。”[1]一是彰显人文性。认为大学语文的出路应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触及乃至正面应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时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从而让同学能在一片弥散想象的诗意空间去体悟宇宙人生、历史与世界。”[2]三种观点均对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都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显示出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基础训练，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语言文字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就课时设置而言，大学语文课一般在40个课时左右，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系统讲授语言文学基础知识，恶补基本的语文技能训练，显然勉为其难。对于少数语文读写能力不足的学生，不妨通过《公共写作》、《普通话训练教程》等选修课来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大学语文应该淡化工具性，区别、超越于中学语文。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必须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当然仍要注意，但不断渐进，进一步还得讲究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3]因此，大学语文不应满足于增加语言文学知识，教学重点必须转向更高的层次，应该坚持“从文学、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融语文的工具性教育于人文性与审美性教育之中，引导学生做具有人文意识和审美素养的高质量人才。所以，寻求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审美性的契合，才是大学语文定位的方向。”[4]

具体来看，加强大学语文的审美性、人文性对于农业院校尤为迫切。由于专业原因，农业院校的学生对于自然界的理解感知大多基于实用的角度，这种功能性的片面理解不利于丰富人性的提升。因为技能教育与生俱来的功利倾向，缺乏人文理念的有效约束，就会适得其反。因此，大学语文课应积极引导学生研读文化经典，深入作品、作家世界之中，去感受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于潜移默化之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自觉地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人生，去体验人生的智慧，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种崇尚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现代大学之道。如果再沿袭中学语文解决字词句、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的简单模式，无异于画地为牢。相反，大学语文课应该设置更多富有意义的开放性话题，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而突出对人文性的强调。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倾听不同的声音，切实改变寻求唯一的标准答案的倾向。对于教材中涉及的经典作品的理解，更应坚持学术观点的多元与开放，让学生熟悉各种不同的观点，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通行的观点认为表现了人与自然、与厄运顽强对抗，体现了老渔夫圣地亚哥永不屈服的意志，展现了抗争英雄的形象。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联系当下的现实，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的负面意义，也可以比较中西文化传统不同的自然观的影响等等。这种求异求变的教学策略，显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教材编写：讲述“人生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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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面向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课程深度上，它不及中文类专业开设的文学语言类课程；就实用角度而言，又不同于中学教育阶段的基础技能训练。这种模糊的功能定位造成了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从近几年农业高校的发展来看，绝大部分已由原来的单科性农业院校迅速转变成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囿于专业的视野，学生过多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相对忽视人文科学知识的积淀，加之相关的师资力量的缺乏，普遍存在人文底蕴先天不足的现象。安徽农业大学作为一个以农林学科为优势的省属重点高校，同样面临类似的难题。大学语文原初被设置为人文素质选修课，2009年又进一步调整为公共基础课。多年来，我们结合三农发展对高素质的人才需要，坚持以大学语文公共课教学为建设平台，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教学理念：寻求工具性、审美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学术界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存在多种争论：一是强调工具性。主张大学语文应该回归传统的知识性、工具性教育，重点培养大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一是突出审美性。主张大学语文“以经典的或优秀的母语(汉语)书面文本为材料、以阅读解析鉴赏为主要方式，注重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教学活动。”[1]一是彰显人文性。认为大学语文的出路应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触及乃至正面应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时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从而让同学能在一片弥散想象的诗意空间去体悟宇宙人生、历史与世界。”[2]三种观点均对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都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显示出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基础训练，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语言文字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就课时设置而言，大学语文课一般在40个课时左右，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系统讲授语言文学基础知识，恶补基本的语文技能训练，显然勉为其难。对于少数语文读写能力不足的学生，不妨通过《公共写作》、《普通话训练教程》等选修课来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大学语文应该淡化工具性，区别、超越于中学语文。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必须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当然仍要注意，但不断渐进，进一步还得讲究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3]因此，大学语文不应满足于增加语言文学知识，教学重点必须转向更高的层次，应该坚持“从文学、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融语文的工具性教育于人文性与审美性教育之中，引导学生做具有人文意识和审美素养的高质量人才。所以，寻求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审美性的契合，才是大学语文定位的方向。”[4]

具体来看，加强大学语文的审美性、人文性对于农业院校尤为迫切。由于专业原因，农业院校的学生对于自然界的理解感知大多基于实用的角度，这种功能性的片面理解不利于丰富人性的提升。因为技能教育与生俱来的功利倾向，缺乏人文理念的有效约束，就会适得其反。因此，大学语文课应积极引导学生研读文化经典，深入作品、作家世界之中，去感受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于潜移默化之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自觉地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人生，去体验人生的智慧，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种崇尚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现代大学之道。如果再沿袭中学语文解决字词句、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的简单模式，无异于画地为牢。相反，大学语文课应该设置更多富有意义的开放性话题，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而突出对人文性的强调。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倾听不同的声音，切实改变寻求唯一的标准答案的倾向。对于教材中涉及的经典作品的理解，更应坚持学术观点的多元与开放，让学生熟悉各种不同的观点，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通行的观点认为表现了人与自然、与厄运顽强对抗，体现了老渔夫圣地亚哥永不屈服的意志，展现了抗争英雄的形象。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联系当下的现实，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的负面意义，也可以比较中西文化传统不同的自然观的影响等等。这种求异求变的教学策略，显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教材编写：讲述“人生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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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扩大，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各国掀起了学习热潮。目前，中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英语课程。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社会上用人单位对英语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过去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只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忽视语用，己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然而要达到“学以致用”，在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导入是关键。在英语教学中引入英语国家的相关文化并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这有助于学习者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促进学生对语言本身的掌握。

2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作为特定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形式，无疑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对文化的保存、发展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而文化是语言的培养皿，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诞生、发展而成。文化因素决定着语言的具体使用，语音、词汇、句法等的选用也都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语言和文化不能孤立存在，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只有掌握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恰当地运用语言，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对学生有效地习得英语具有重要意义。

3中酉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因此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需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中国和英美国家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单从语言结构上看，语言中许多理语、典故、格言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个国家的语言能折射出这个国家的生产生活、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特征。英汉语言丰富多彩，中西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但总的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三大因素导致中西文化差异。

3.1地理环境因素

中英两国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这就必然导致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难免反应到语言当中去。在中国，对夏天的形容应该是“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所以在不了解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中国人对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对“夏夜”美丽温婉的描述感到费解，更不能领会他在第18首十四行诗中把心爱的人比作“夏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ure"。这是因为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显著的特征是烈日当空。而英国位于北欧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温和舒适，是最宜人的季节，所以才导致中国人与英国人对“夏天”的联想截然不同。另外，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与农业有关的词语，如竹篮打水一场空，骨瘦如柴，对牛弹琴等。而英国四周环水，海岸线很长，渔业发达，故英语中与水产、船舶相关的词语很多，如fish in the air， miss the boat， clean the deck等。

3.2历史文化因素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能从语言中看出使用这一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可谓源远流长，而英语文化往前追溯与古希腊，罗马有着密切联系。不同的历史进程对语言的表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传统表达，即历史典故、俗语等方面尤为突出。人们常会在不经意间运用具有其民族文化特色的表达，如中国人会说“空城计”、“东施效肇”、“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些源自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成语习语，而英语中则会说道“He’s a Shylock"，"white elephant"， "Black Friday”等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由于民族渊源的不同，在英语和汉语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如英语中的one’ s hair stands on end与汉语中的“怒发冲冠”相似，但前者源于对一个犯人表情的描绘，意义侧重因“恐惧”而导致头发竖立，而后者意指因发怒而使头发立起来。同样是头发直立，英语中表“俱”，而汉语中表“怒”。

3.3宗教信仰因素

人的宗教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他们对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和核心的一部分。这一点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语言当中。英美国家主要信奉基督教，而作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圣经》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书籍之一。英语中有不少源自《圣经》的表述，如Donout as Abraham， wise as Soloman， Lot’s wife。此外，西方人膜拜上帝，教堂和神职人员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也有许多与之相关的词语。然而在中国，主要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汉语中有大量关于“佛教”“佛”的表达，如“五体投地”原指佛教中最恭敬的礼拜方式，现形容非常佩服别人，“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等。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源自宗教的典故成语，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蕴含着幽默、深刻的喻义，极大地丰富了英汉词汇的表现力。

4英语教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比较

王佐良先生曾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因此，要真正学会一门语言，理解其相关的文化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语教学中导入相关的英语文化知识，并与汉语文化进行比较，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克服母语的干扰，在英语学习中用英语思维，将英语学“活”，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在英语教学中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在方法和内容上都能更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笔者对此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1)针对课文内容涉及的异域文化，教师应在课前搜集相关资料或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利用课余时间查找相关资料，包括相关的英语文化和母语文化，并在课堂上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演示(如PPT、讲故事、演短剧等)，然后再由教师点评并补充相关内容。由于不同的文化习俗，学生只有在了解目标语文化，同时与母语文化对比，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如中国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节，两者存在异同，通过对比分析学生能更好地掌握。

(2)在课堂教学当中，应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根据主次对其进行或详或略的随文解说，并将其与相关的汉语文化进行比较，以帮助学生理解。如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第一单元Text A中的句子“he put the final seal on my happiness(他使我沉浸在十全十美的幸福之中)”，其中的put the seal on something有“使成定局;使某事继续有效”的意思，此时教师可通过其中的核心词“seal”的原意—印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即如果在某书面材料上加盖章印表面与之相关的事己获批准或已经生效，这样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帮助学生掌握这一短语。

(3)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观看与学习内容相关并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影片、视频，这样可以使学生受到英语文化环境的浸润，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英汉文化差异。也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分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有利于锻炼学生平时的观察能力，同时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真正习得第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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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道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初着僧袍,后改儒服,援引中学解释天主教,企图融合儒耶两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利玛窦的贡献非凡,他不仅带来了依附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化,也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地理、天文等科学知识。儒耶两教真正的交流自此开始。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唐代贞元九年有基督教分派景教进入中国,“虽以尊君事父相号召而欲与儒学伦理妥协,但终究谈不上与儒学的会通”。在利玛窦来华后,会通儒耶两教,相互阐释,遂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格局。直到19世纪,基督教和儒教才达到广泛而深远的接触,中国文明由此跨进现代世界。现代的中国是世俗化的、多元的,甚至文化上有着半是被殖民的趋向。

龚道运先生所著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一书由13篇论文组成,集中讨论了儒耶两教的接触及其影响。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会通,以20世纪学人的多元文化观念来体认和重新阐释儒耶两教的相互碰撞,以及中国以其儒教本位文化作出反应,并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首篇论文《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探讨的触因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进程的源头,即明清以降,以儒学和基督教的会通为主导,经由中西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辨异,最终杂糅而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这种有益的探讨,最基本的假设是,不同的文化维度,有着共同真理价值,虽然在其表征和细节方面有着不同的差异。利马窦将基督教一定程度上中国化,制定了“合儒”和“补儒”等的传教策略,“引六经之语,以证天主之实”。这种融合会通,虽然不免流为文化误读,有穿凿比附之嫌,但是实际效用是在天主教和儒学的会通基础上,“加深了儒学重智派的传统,从而扩大了儒学的视野,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龚先生为现代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又是国学巨擘饶宗颐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学力精深,专力研治中国思想,于孔孟儒学、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儒耶两教之比较研究有不少新见。《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一书中大部分章节关注的是19世纪儒耶两教的接触,尤重于对基督教传教先驱言行的讨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口岸开放之后,先后来华传教,与口岸的知识分子有着极为密切而频繁的互动。他们用汉语翻译《圣经》和西方科技著作,编纂字典和文法、英译儒教经典、创办学校和报刊。这些举动的目的是为基督教的传入,最终却将中国带进现代世界。

这些来华的传教士跟下层儒士学习汉语,而儒士往往是冒着受辱或生命的危险,这是因为清政府严文禁止,加上儒士有着某种文化上的自我优势感。有趣的是,当时曾有一个儒生去给马礼逊教授汉语,怀里揣着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前者表明自己是去买鞋,后者是以防万一自己被人识破,只好服毒自杀。后来,传教士开始雇用儒生配合汉译《圣经》。他们遭遇了不少问题,最关键的是他们使用的汉语本身浸染了太多儒家的理念。其中,关于“God”的译名,尤为争论纷扰。马礼逊和理雅各两人参与了对基督教至高神译名的讨论,并最终将“God”一词定译为“上帝”,而非初译时的各种译名如:“神”、“真神”、“真活神”、“神天上帝”、“真神上帝”等等。在汉语中,“神”、“天”、“上帝”三者,有时通行,而且“神”有时与“鬼”同义,“天”是指“苍天”,一个非人格化的超验的所在,而“上帝”的称法,常见于古经,正可借用。理雅各有趣地盗引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一语,断章取义地证明帝(上帝)是为创生之源;此义正与《圣经》中上帝创世创生之说相同。这种文化误读多数时并非出于语言使用者的本意,但是两种语言使用环境一旦变化,就会难免要发生。从语言的角度看,两种存在于不同文字的文化,无论怎么阅读,都必然要产生转义的现象。传教士们的中西互释产生的种种误读,也正如是。

19世纪来华传教士们的文化误读还表现在他们将基督教视为本位,而在中国占垄断优势的儒家,则被视为头号劲敌,处处被加以贬低,以彰显基督教上帝的荣耀。这与200多年前他们的先驱利玛窦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后者言行谨慎,对中华文明心生由衷的钦佩,他往往是将天主教义夹杂在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中。这或许是因为时世迁移的原因。利氏之所以谦卑好学,或在于势单力薄;近世的传教士之所以那么嚣张批判儒家,或因于近代中国在外交和内政上的失败和受欺。由来固然,一种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是否占据优势,在多数情况下要看它所寄存的国家的力量是否强盛而定。因此,也难怪理雅各在英译《论语》、《大学》等中国经典时,从基督教教义的角度对孔子的儒学有所批评。孔子所讲的诸种德目,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在理氏看来,远没有耶教的博爱、赎罪那么精深。米怜同样从基督教义出发,批判了中国的哲学系统,进而是神学系统、法政系统和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这些批评有着明显的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对一个弱势的国家,施以文化上的强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