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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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认为，新时期，记者的使命更加光荣与艰巨，它担负着讴歌社会变革、提升现念、提供资讯等多重责任。

讴歌社会变革是当务使命

有人说，记者是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的记录者，媒体本身的天然属性里面就有担负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属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真实反映社会进步，讴歌时代变革，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003年，我在采访中发现，如今“澡堂”已不再是单纯洁身的场所，伴随高档洗浴中心的增多，它日益向健康、多元化、文化品位方向发展，这些洗浴中心不仅档次颇高，而且在洗浴的基础上，增添了休闲、娱乐、健身等服务内容，为洗浴中心平添了几许文化品位。从它们的发展轨迹中不难看出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展示出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我深入采访，从改革开放的大局高度，写出了《今冬洗澡洗出新意》，真实反映了社会进步，讴歌了时代的变革。

2003年，在“抗非”过程中，我市消费者改变传统生活习惯，在日用品、食品、美容等方面消费发生巨大改变，我采写了《“抗非”引发消费变革》，真实记录了那一时期人们消费理念的重大变化，履行讴歌社会变革的使命，广受关注与好评。

传播现念是导向使命

记者的使命不仅是做一名记录者，还要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特别是作为一名财经记者，通过瞬息万变的商业现象发现问题本质，弘扬社会进步，提升现念是另一种使命。

近年来，北京商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燕莎、赛特等一批现代化品牌商场的建立，令国内服装界人士瞩目。一次利用赴京探亲之际，我走访了几家品牌商店，探寻京城商业趋向，挖掘现代商业经营新理念。在北京的几天里，我几乎走遍了所有大商场，考察了燕莎、赛特、百胜、新世界、新东安、Sogo、中友等10家大型商场，感受到北京独特的商业氛围，对其购物环境和服务功能有了全新体验，特别是王府井商业街那浓浓的文化氛围，高中低档兼具的经营布局，以及统一的服务体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特色品牌，文化名街”理念更让我开阔了思路，对哈尔滨商业街发展有了些许思索。归来后，我写出了《中央大街还是第一街吗?》的报道，大胆提出问题，探索中央大街应如何提升现代商业理念，真正确立第一街定位，引起哈市商业人士重视。虽然我的行囊并不丰满，但是完成记者的舆论导向使命让我心里特别充实。

供给资讯是服务使命

篇2

该书集中研究了印刷出版物催生的传播革命。我们都熟悉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专著，材料丰富，但是他的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及印刷术的影响。而该书与布尔克哈特忽略印刷术相反，对其批评颇为尖锐。这部书出版以来，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争相研究并批评这一巨著，传播学的研究也在争夺这一丰硕的资源。书中严谨、细密的考据，足以使不同领域的学者得到启发。

篇3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不会受到歧视。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30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篇4

由于我们的头脑落后，特别是有些制定政策的决策者，制定规则的有些人他们的头脑落后，而使得我们的信息化常常是事倍功半。比如说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叫一政府，拿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个政府的信息化水平呢？政务中间的所有项目、数据和内容，到底有多少实现了数字化？一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接近百分之百，全都数字化了。但是你要讲效率的话，人减少了吗？部门减少了吗？信息的流程缩短了吗？直接送达执行，从决策到执行中间的这个过程，这个复杂程度简化了吗？这些问题一问就知道了，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很多是花架子。都数字化了，但是保持着原来所有的流程不变，每一个部门的主政者都认为保持不变对他是最有利的。

由于信息技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就使得利他和利己，有的时候界限开始模糊。比如说，现在IBM、微软开始把他们一些核心的、多年来以垄断来霸占信息领域的技术、软件有选择的公开，把源程序公开，希望大家在它的平台上去开发新的东西。像IBM和微软这样一些大的企业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忽然变成了救世主了？要讲利他？利己主义变成利他主义了？我想不是的。因为它要不这样做的话，就变得落后了。它的平台大家不知道，它的软件它不公开，别人会在新的基础上在公开软件上发展更多的东西，它被别人超过了，所以利己和利他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些模糊了。

我常常感慨淘宝——我很喜欢淘宝，不止买东西方便，而且我觉得淘宝网正在解决中国一个最不容易解决、非常难解决的纠结问题，就是我们从上到下对诚信的重视。我们跟那些发达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些发达国家，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世界，他们的老百姓对诚信的认识是从几百年前。当纽约还是一个小小渔村的时候，它就开始有这个公众参与评判——渔民打了架它就开始弄了一个元老会，大家请德尊望重的人来裁断对错，这就是参与。后来发展成它们的议会，就是群众参与。在参与中，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有一个公平，就是社会需要公平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种体验。

另外就是信贷。在它们农村的小地，我去买一个棒棒糖，我今天没钱可以赊账，赊账久了以后，慢慢地就形成了它们的信贷制度。信用的值钱程度比他的银行卡还要值钱，如果他的信誉记录有了污点的话，他在那个社会就寸步难行——他要买房贷不到款，他要买车贷不到款。如果他水费、电话费忘交了，他可能就贷不到钱。我们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跟它们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迎头赶上了信息时代，怎么办呢？我们要补上这一课。当然淘宝网是一个代表，是典型的。有一次买一件东西出了错，我就给那个商家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大概隔了两个礼拜，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是卖给你那个错的东西的，我愿意给你退货，你退过来，我给你重新发一个。我说我已经把那个送给别人了，因为那件衣服我不能穿了。他说那我太抱歉了，我一定改，你能不能把你的差评改成好评？我说你那么认真，那么重视你的诚信记录，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我就把他的差评改成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