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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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如果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各有特色，有着较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在金宋南北对峙期间的表现更为突出。金朝文学和文论表现出了质朴、尚实、宗经致用、豪迈奔放的北方特色；南宋则更为注重形式美，抒情细腻。从文化思想方面说，南方以老庄玄学为主导，重在个性的张扬，注重形式美；北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重在质实宗经，经世致用；从文学方面讲，南方有尚文的传统，北方有尚质的传统。北方文辞质朴，说理意味重，倾向于传统守旧；南方总的说来，香艳抒情较多，形式发展倾向于创新。

地域的差异深刻影响了文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样造成了文艺思想的差异。以下我们以北方金朝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和南方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例，来论证南北文化的差异。

金代学者王若虚生活于南北对峙的金代，其文艺思想也颇具北方特色。虽然也留意艺术的华美和乖巧，但更强调内容的充实。严羽生活于南宋，与王若虚生活时间相去不远，属于同一时代的文艺理论家，然而《滹南诗话》和《沧浪诗话》所面临的现实却很不同。南北对峙期间，苏黄诗风对南北双方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倾向性却不同，所以两部诗话的现实针对性各有侧重。苏黄诗风对北方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人对尖巧诗风的追求，字句雕琢，求新求奇；而对南方的影响则是诗中极力用典使事，卖弄才学，以议论为诗，倾向于以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代替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方理学逐渐拓展市场，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渗透到文学领域，对文学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渐露端倪，这也成为严羽的锋芒所向；而北方面临的则是汉化的问题，汉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儒学的推广。王若虚充当了儒学先锋的角色，他潜心儒家经典的研究，且对南宋理学极力推崇，认为理学解决了儒学的新问题，开创了儒学的新局面。所以严羽提出的是以禅宗为基础的妙悟说，主张的是“别材别趣”、“不涉理路”的兴趣说；而王若虚主张的是传统儒学温柔敦厚的诗教说，重内容轻形式，又杂以本自然，发真情的道家思想。两部诗话都是主情主兴的，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同样是对江西诗派的猛烈抨击，王若虚从内容的充实切入，批评江西诗派在内容上没有自我，使诗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严羽则是从艺术形式美上切入，批评江西诗派失去了诗歌审美本质。同样是对杜甫的肯定，王若虚倾向于内容的充实，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严羽则重在“别材”、“别趣”讲究意境的浑然一体。相形之下，《沧浪诗话》更注重诗歌自身创作规律的探索，强调诗歌自身形式的审美特征。《沧浪诗话》开拓了诗歌构思创作的理论空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理论的终结。

对同一问题的切入点不同，源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理想。其中南北文化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学史上多位学者探讨过南北文学思想的差异，如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概括论述过南北文学思想鲜明的对立：“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辞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文学即人学，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文学的主体。南北差异反映到文人中是什么情形呢？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顾炎武引用《论语》中的话评价了南北文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今南方之学者是也。”在南北地理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之下，南北方从文学创作到文艺思想都必然带有地域的色彩，如施闰章所言“丘壑之美，江山之助，古之咏歌见志者往往藉是”（《阳坡草堂诗序》）[2]。王若虚《滹南诗话》的“以意为主”的思想亦是如此，可以这样说，北方深远的儒学传统，重质尚实的地域文化背景，是王若虚“以意为主”思想形成的摇篮，这必然使王若虚文艺思想带有浓郁的北方地域色彩。

相书上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者贵， 鲁迅说，南方人机智而近于狡诈，北方人忠厚而近于愚傻，倘能集南北之长，必为人中之龙凤[3]。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认为，春秋之前，我国的政治道德思想，可以分为帝王派和非帝王派，前者是入世的国家派，后者是遁世的个人派前者大成于孔墨，后者大成于老子；前者是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北方派的理想，在改造旧社会，南方派的理想在于创造新社会；北方派专有诗歌，南方派仅有散文文学；北人多坚韧之志，强毅之气；南人长于思辩而断于实行，但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又胜于北人远甚。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王国维又说：“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多为言志抒情之体”《文心雕龙・物色》“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之请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诗经》和《离骚》代表着北南文学的源头，《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精华，描写了黄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劳动人们的生活、劳作、婚恋等情况，记录了周代中原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喜怒哀乐，成为北方文明的标志。《离骚》中上天入地、奇绝的楚地山水、离奇的神话传说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风格华赡，丰富的想象，这些都使得《离骚》具有了浓郁的楚地地域特色。

注释：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240页

[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

篇2

一、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

在《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类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这段话反映出了在原始社会里，不分阶级，也不存在剥削，而且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

在我国古代的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长期存在着群婚制，这就导致了孩子的父亲无法确定，只能按照母亲来确定血统和划分氏族；在经济上，按照自然分工，男子主要负责狩猎，女子则从事植物食品的采集和经营原始农业，相比起来，女人所提供生活资料的可靠性比男性要大的多。因此，“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掌握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逐渐的到了父系氏族时期，男性的养家糊口、耕种、渔猎等能力得以大大发挥，这时才有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出现。

二、男尊女卑思想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里的具体表现

（一）女性在尚未出生时期即面临生命权的被剥夺困境

由于男尊女卑观念意识的深入，出于自身的香火传续等因素，很多父母通过所谓的“性别鉴定”之后，发现是女孩的，便会随即把孩子流掉，甚至在一些传统思想严重的农村或一些落后的山区，女婴出生以后被遗弃的现象时有发生，意识形态的某些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生命权。

（二）女性在生命成长周期教育权利的被弱化困境

教育权利的被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女性到了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后随即被终止，比如在很多农村地区，女性念完初中或者高中以后随即终止教育并开始打工赚钱，甚至这种观念深入到女性本人，念到初中和高中以后自动放弃学业，最终体现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越往上女性数量越少；其二，当一个家庭无力承担几个后代的教育机会的前提下，首先被放弃教育机会的大多数是女性家庭成员。

（三）女性在生命成长周期就业机会和职场升迁机会的缺失困境

在就业市场很多单位和企业招男不招女，甚至有些企业为了回避某些法律的规定，在女性就业招聘上故意设置重重障碍，很多高校只能采用了女生搭配男生的方式才能把女生推销出去，这使得很多女性在就业上有着强烈的自卑情结，其次在职场升迁几率上，女性升迁的几率大大小于男性升迁的几率，甚至有些地区的女性官位完全只是为了完成某些女性比例指标而设置的，大多是一些副职或者毫无实权的摆设官职。

（四）女性在整个社会发展历程中姓氏权力的被动困境

这一点也是夫权社会的核心，无论女权主义者如何争取权利，在这一点上是无法撼动的，中外任何国家在这一点核心上居然是惊人的一致，当年希拉里嫁给克林顿以后刚开始不愿随克林顿的夫姓，结果遭到美国州民的咒骂，只能妥协跟从夫姓；女性怀胎十月，最后历经生死之痛分娩的后代必须跟从夫姓；在很多族谱和家谱里，女性成员只能以刘氏王氏这样的标示存在；所以姓氏权力是夫权社会的核心，也构建了整个夫权社会的基础，也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基础，这一点女权主义者是无法撼动和无力撼动的。

综上所述，男尊女卑观念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里根深蒂固，而这个观念也成为了夫权社会的象征。

三、男尊女卑形成原因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我国封建社会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的经济以农耕经济为主，而且是落后的小农经济， 主要依靠人的体力，或配以畜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主要靠力气，而男人和女人在体质和体力方面又确实存在自然差距，这种客观存在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有了男尊女卑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男女的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男尊女卑是落后的农耕经济的产物，虽然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并不发达，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农业又落后，现代化程度低，这就是社会上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的客观原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也会导致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人们逐渐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中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女人也可以养家糊口，女人也可以造福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将逐渐丧失其客观依据。然而社会意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现实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发生变化，但二者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或许消除这种落后思想比中国的现代化所用时间还要长。

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7）05-0007-03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连年扩招，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13年，全国毛入学率达到34.5%，浙江省毛入学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7%，紧随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在全国各省中率先进入到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化使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群体的极大分化，大学生的学业问题频频见诸报端。有数据显示，因学业问题而自杀的学生占全年大学生自杀总数的18.9%，学业问题已成为大学生自杀的两大直接诱因之一。

学生学习困难是一个世界各国在教育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1963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柯克（samuelA.Kirk）首次提出了“学习障碍”（LeamingDisabilities）概念，在中国被译为“学习困难”。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在美国备受关注，是美国特殊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学习困难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各高校和不少研究者都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教育需要，并为其提供特殊教育帮助。国内直到20世纪末大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才开始进入公众视线。以“学习困难大学生”、“大学生学习困难”、“高校学困生”和“高校学习困难生”为检索词，从中国知网搜索2000-2015年的资料发现，十六年共发表各类文章98篇，研究成果稀少。从研究内容看，以学习困难大学生心理实验分析和日常教学、管理实践探讨为主；从研究方法来看，以相关研究为特征的定量研究居多，深入的质性研究还处于空白。

本研究旨在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一扎根理论研究（GroundedTheory，GT），对我国大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作初步探究。研究的主要目耸牵旱谝唬探查大学生学习困难的现状及其对学习的看法，分析造成学习困难的因素；第二，描述大学生学习困难的初步范例模式和学业转化基本原理；第三，提出相应的干预和帮扶举措。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是一种运用归纳方法对现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结果，经由系统化资料搜集与分析而构建某一理论的质化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的宗旨是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理论，通过资料编码和归类实现。根据逐渐抽象的程度把编码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又称轴心登录）；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又称选择式登录）。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见图1。

（二）研究过程

1.被试选择

综合现有研究资料，目前国内学习困难生主要是指感官和智力水平正常，但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同级学生，不能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要求正常完成学业，并因此受到退学、跟班试读、延长学习时间、不能授予学位、不能按期毕业等学籍处理的群体。本研究的标准为：学习成绩经过补考仍然有4门次以上不及格，或者连续2学期获得学分低于12学分。

按照上述标准，本研究选取了28名浙江省某高校学习困难大学生为访谈对象。其中男生23名，女生5名，从大一到大四依次为2、9、11、6人。所有访谈对象的年龄在18-22岁之间，分别来自金融学、财务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包装工程、土木工程、自动化、通信工程、计算机、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英语、法学、工业设计等14个专业。研究第1阶段采用随机访谈，第2-4阶段的访谈对象通过理论抽样选取（尤其选择了不能如期毕业的大四学生）。

2.访谈内容

本研究访谈的主要内容如下：

（1）请您描述下您目前的学习状态？

（2）您对自己的学习有目标和要求吗？您如何处理各类学习任务？

（3）您觉得目前的学习成绩反映了您真实的学习能力和水平吗？

（4）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学习成绩不理想？为什么？

（5）您觉得您身边类似于您这样学习状态的同学多吗？为什么？

（6）学习上有困难时，您最想找谁帮助？

（7）您觉得在大学里什么事情对您来说最重要？

（8）您觉得高中学习与大学学习有什么不同？

（9）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10）您认为学校在教育管理方面做哪些工作会更有利于帮助学习困难大学生？

3.研究步骤

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研究情况见表1。

阶段一数据采集分别以个别访谈和小组访谈的方式进行，共访谈19人，创建大学生学习困难的表现、原因和调控策略等三个初始类属的一系列代码。其中11人在4-5人组成的小组中访谈，8名学生个别访谈。

阶段二采用半结构化个别访谈，被访谈者回答预设的10个问题（与阶段1同）。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围绕问题，每次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并围绕着这一类属寻找关联关系，并寻找出每一个类属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相关。通过关联式登录，最终梳理出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四大类属，即学生个体因素分为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兴趣、自控能力、个性性格6个次类属；学校因素分为教育教学、学生管理、课余文化3个次类属；家庭因素分为家长观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间关系3个次类属；社会因素分为社会风气、生源地教育水平差异2个次类属。

阶段三采用核心式登录，即选择大学生学习困难的核心类属，建立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之间的联接关系，构建学习困难成因的初步范例模式。随后，继续采用阶段2的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深度采访3人，进一步检验在前两个阶段中确认的重要类属和属性，更为详尽地探寻每个类属内部诸次类属间的关系；让被访谈者讨论范例模式中的四大类属彼此间如何关联；组建一条故事线，描述大学生学习困难形成过程。阶段三类属、次类属和概念类属如图2所示。

阶段四目标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和解释已建立的范例模式，对2位预留学生访谈验证。结果显示，构建的范例模式中的类属已发展得足够丰富，对于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四大类属均没有发现新的次类属和关系，核心类属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构成因子，理论上达到饱和。

二、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范例模式

根据前3个阶段的研究资料及分析，形成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范例模式（图3），并在阶段四中进行了验证。

从图3中可看出，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相脱节导致部分大学生从一入学就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可将其界定为前置因素；学生个体因素是内因，直接导致了学业困难；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因素是驱动强化因素，影响大学生学习困难的方向和强度。具体分析如下：

个体原因是大学生学习困难的直接因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但是有些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欠缺，难以适应大学学习生活；一些同学对高考所报学校和专业知之甚少，不习惯也不能适应大学的专业学习，无法顺利完成学业；随着教育高收费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学生的学习目的越来越功利，大学学习旨在获取文凭，学习动机弱化；大学学习与中学学习存有很大不同，大学的学习形式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部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不能自主安排学习生活等。

学校是影响大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间接因素。部分课程学习比较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部分教师仍习惯于“满堂灌”教W方法，导致学生“需”与“求”之间的矛盾；学校学生管理仍较为粗放，不能及时掌握每个学生的状况和变化，学业指导不够“精准”；学习氛围影响巨大，班风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就好，一个舍风好的宿舍，基本不会出现学习困难生；学生的校园生活仍不够丰富，部分学生沉浸在游戏和聊天中不能自拔。

家庭和社会因素也是造成大学生学习困难的间接相关因素。多数家长认为学生进入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放松了对学生学习的关注，有些家长更是不闻不问；一些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产生自卑心理和抑郁情绪，影响学业；一些家境优越的学生，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学好学差无所谓；一些成长在单亲家庭或不和谐家庭的学生，在性格上受到影响；还有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学习基础薄弱，个别课程学习难度较大；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社会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学习困难大学生学业转化的原理

目前，学习困难大学生的存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要想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根据不同学生学习困难的成因，对症下药，逐步预防和转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激发、形成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内部动力机制。为此，根据上述范例模式，本研究提出如图4所示的学习困难大学生学业转化原理。

我们认为，学生学业转化需要内、外部系统的联合作用。学生本人认真评估自身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尝试改变学习状态，逐步增强学习动力并付诸行动、努力学习，学校积极创造环境、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加强引导和过程监控，再结合家庭―社会一学校互动等方式，是可以达到减少学习困难大学生数量的目的的。

同时，对学业转化成败的调控和分析策略会影响大学生个体对学习困难各形成因素的评价。根据学生的内外归因，帮助其逐步消解消极归因，增强积极归因，通过改变困难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影响其后继的学习行为。

篇4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共4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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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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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 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 第31页 ⑷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208页 ⑻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 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232页

⑼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8－170页

⑽李浩 《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9年9月 第113页

⑾⒁张弓 《汉唐佛寺文化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99页 另参考书目：

⑴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篇5

关键词：立体规划,城市再生,3次元规划

Abstract:

I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planning faced all kinds of problems, a good city planning is 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ore can a role for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into three-dimensional city planning this new concept. Thus guide and promote our country city planning by 2 times to overall $$3 times change.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planning, urban regeneration, three yuan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研究的背景

伴随改革开放下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也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随之而来的住宅供给不足，生活环境恶化，城市无秩序的扩大等一系列问题显现出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试图通过郊外地区的开发，新城市的建设来得以解决。然而，我们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活动的分散，汽车使用量及交通量持续上升，自然环境急速性被破坏、城市中心附加值衰退等系列新问题大量产生。因此，一味的采用扩大城市、开发郊区的平面规划法，受到了一定质疑。在此背景下，在现有城市基础上，通过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来压缩城市的立体城市规划法受到关注。

相比城市平面性扩大开发中面临的民居拆迁、耕地占用、环境破坏等问题，在现有城市设施及建筑物的基础上进行立体、综合型开发及整理不仅能有效扩大城市空间，更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所以立体城市规划法的导入势在必行。立体城市规划法不仅表现于立体道路的建设、超高速通信网的埋设、地下物流设施规划、电缆集中化等城市规划设施的立体化，它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大众交通中心型城市开发（TOD）。而这一概念的实现就需要以换乘中心等主要交通设施为中心，居住、商业、业务、文化等多样城市机能的集中化程度的提升。

立体城市规划的理论及发展

广义的立体城市规划就是为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从空间层面上看以某一点为基准，进行向下向上的多形态，多用途的综合性开发。狭义的立体城市规划是与城市规划设施的重叠铺设及城市规划设施和非城市规划设施的立体性整合相关的概念，即，在基准单一土地上各种用途综合性设置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达到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各个建筑物的立体综合规划。这一规划不仅是对基础设施所需财力的节约、城心土地不足问题的解决、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止，更重要的这是对土地资源的合理性、效率性利用的规划。

立体城市规划法的发展根据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程度都有所区别。但是，纵观立体城市城市规划法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为4个阶段。

一、为了便利城市交通，高架铁路、高速公路等的修建。可称之为1次元的规划。

二、高架铁路、地下公路、地下铁等空中和地下的立体开发。可称之为2次元的规划。三、与周边建筑物相连接的综合性开发。可称之为3次元的规划。

四、既考虑到城市景观和历史建筑物等又力求精练的立体城市开发。可称之为4次元的规划。

以H市为例，浅析立体城市规划法

H市现有一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和区间路。东部地区为居住区。现在计划在城市西部地区建立商业贸易区，从而把H市打造为以商业贸易区为中心，商业、居住、文化等综合化及大众交通快速化综合化的新城市，因此，我们将导入立体城市规划法来进行规划。

道路的立体化

H市西部地区为商业自由贸易区，东南方向及东北方向分别与港口城市Y、Q相连接，为了商业的发展，需要在东西方向建造一条高速公路，来缓解交通量的增加，提升物流速度。若要实现东西高速的直线化，则需要与现有的南北快道相交叉。但是高速公路的修建势必影响城市道路的贯通性，影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南北快道及东西高速公路的修建全部采用地下化。假设东西高速建在地下3层，南北快道建在地下2层，那么两条道路的衔接方式就不能采用一般形态下的立交桥法。采用地上半圆循环形态的道路体系（Center Loop）来代替立交桥，不仅能连接两条道路，还能有效利用地面路段，缓解交通压力。

大众交通设施的综合化

H市主要大众交通是一条东西通向的BRT路线，以及一条南北通向的LRT线路。考虑到城市交通及乘客的换乘的方便性、效率性，南北通向的BRT路线及换乘站规划建于地上，南北方向的LRT规划建于地下2层，考虑到乘客BRT与LRT换乘的安全性，及对于路面机动车交通的无阻碍性，BRT与LRT的换乘站将规划与位于他们之间的地下1层。同时，地下2层除了LRT车站外还将设置出租车停车场、公用停车场等通过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来增强换乘的方便性。

公园及商业设施的综合化

既然我们规划了BRT与LRT的换乘在地下1层，那么自然而然的步行活动我们也规划在地下1层。地下1层连接换乘广场规划大规模购物区和文化区。考虑到地下空间的采光、换气、开放感等舒适性，在步行通道连接处的规划应注重大规模的清爽空间。同时与地上建筑的规划应相一致。例如，如果地上部分的规划为住宅区，那么考虑到居住者和来访者地下的规划多为休息空间和文化空间。

非城市规划设施的综合

东西高速及南北快道建成后，在其辅道周边地区规划建居住、商业、办公等非城市规划设施。从而使城市规划设施和非城市规划设施得到综合协调发展。具体来看，东西高速和南北快道相衔接的地上部Center Loop的规划不仅能缓解过度的交通量。更应考虑到人性化的亲和性。也就是说在这些辅道设置后，通过这些辅道可以使商业集中区周围建筑物的地下停车场方便快捷的直接进出。同时，考虑到交通的安全性，车辆进出时，在这些地下通道内将禁止超车、车道变更等。

结论

本论文以H市的东西高速直线化规划角度入手，通过道路、停车场、公园、换乘站等的综合规划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城市的立体规划。特别是以换乘站为代表的大众交通设施的规划，不仅缓解拥挤的交通状况，更能与周边建筑相连接，有效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方便居民的生活。

在立体城市规划概念的导入过程中，相对于城市设施与非城市设施规划的综合，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为城市规划设施的综合。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由2次元向3次元规划发展将是必然趋势。本论文以H市规划为实例，通过具体分析，为其他城市立体规划的导入，提供一定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庭伟.中美城市建设和规划比较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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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城市之根本，也是城市之灵魂。我们要将历史沉积下来的精华充分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形成城市精神的核心凝聚力，从而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1.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厚的地域特色展现扬州的包容精神

扬州拥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依然生生不息，经历了数代的繁荣又曾几度被毁灭的沧桑风云而宠辱不惊，泰然自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造就了扬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富于创造性和开拓性的精神。

1.1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特色

1.1.1文学上的雅俗共赏

扬州的文学创作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据初步统计从汉末陈琳至现代朱自清，名扬全国、有著作广传者就达200人以上，传世文学书籍不下千部万卷，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评论等方面均有硕果，民间文学也有丰厚的积淀，其民间文学种类丰富，有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歌谣、谚语等等。如此之多的文学样式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1.1.2学术上扬州学派的集大成

扬州学派形成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继吴、皖两派汉学而起，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研究成就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

1.1.3艺术上包容多种形式

扬州的文化艺术延绵不断，种类众多，有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篆刻、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以书画、曲艺、戏剧成就最高。

1.2兼容南北的人文地域特色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咽喉，自古以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受到各地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影响，集百家之长，包容万象，融合四方。

1.2.1工艺品，集南北技艺于一身

扬州拥有很多由现存民间工艺制成的工艺品，例如螺钿妆成翡翠光的漆器、琢磨人间新辉煌的玉器、一剪之巧夺神工的剪纸、顿使楼台增灿烂的彩灯、小中见大景色稠的盆景等等，其中以“南秀北雄”的漆器和“清、精、雅、健”的玉器最为有名。

1.2.2园林，集南北风格于一处

陈从周先生曾经说过，“园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扬州园林则集徽州风格、苏州风格和北京风格于一身。明清时期，徽商在扬州大规模建筑园林和住宅，苏州的匠师因为舟船之便来扬州修建园林的也颇多，当地官员为了取悦皇帝修建了许多仿官式、京式的高大园林建筑，由此，扬州园林较北方园林，少了几分登高望远的阔大气象，少了些许金碧辉煌的皇家气概，更少了一览无余的旷达气息，而多了回环曲折、柳暗花明的精巧布局，衡宇相望、门窗轩豁的宽阔胸襟，精雕细琢、陈列高雅的文化氛围。与南方园林相比，扬州园林虽然也有文气、灵气、秀气，但少了几分雕琢和繁富，多了些许质朴和简洁。我们不得不为扬州园林气势浩大而又温柔细腻的特色拍手叫好。

1.2.3饮食，会南北口味于一炉

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濒大海，西接皖北山区，域内古运河纵横南北，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是“物产之饶甲江南”的鱼米之乡；扬州历史上几度兴衰，其盛时，各地达官贵人纷至沓来竞相斗富，其衰时，无论名门望族还是贫民百姓，都举家迁徙他处。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历史变迁形成了扬州独特的贯通南北的特色饮食。

1.2.4城市，融南北之人于一地

自古以来，扬州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吴王夫差开邗沟，隋炀帝开运河贯通南北，处于水运枢纽处的扬州自然成为经济高度发达，各路商贾往来贸易的集散地，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扬州。扬州曾容纳过多少大江南北的文人墨客、大贾商旅以及黎民百姓，从没有人因穷困而被这座城市遗弃，无论兴盛或衰败，扬州一直以仁义道德的博怀迎接着四海来客。

2.当代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原因分析

从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两方面来看，扬州自古就拥有包容精神的深厚底蕴，但与过去相比，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到行为举止，从日常生活到旅游休闲，人文的包容精神都在逐渐淡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2.1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的冲击淡化了人文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机制日趋形成，自由竞争与交流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省际间的交流不断完善，区际间的联合逐步形成，国际间的往来也日渐频繁规范，多种文化正走进我们的生活，许多新的文化正在形成，固有文化正在面临这些文化的严峻挑战，扬州这个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城市，原有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人文精神同样受到威胁。

首先，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崛起。人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着大众文化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的冲击。人们不断地以产业的形式生产着大众文化，享受着大众文化，消费着大众文化。

其次，外来文化迅速兴盛。在扬州这座融八方之人于一处的城市，外来人口众多，其它省市和国家的人口以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在扬州生活，随之而来的各地文化齐聚在此，一种文化形成一种精神，各种精神的汇聚，使扬州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受到了巨大威胁。

再次，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文化也具有了商品性。“无利不起早”成为当今人们都不陌生的一句话，做任何事只图一个“利”字。教育也逐渐实用化，从孩子的培养上就已经陷入了一个“唯利是图”的误区，人文精神不被重视，包容精神更无从谈起。

最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原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崇尚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忽视了人文的精神，以科学技术精神中的理性所表现的文化产品“整齐划一”，生产和消费不断重复，“把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的令人尊敬的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扼杀了人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用量和质来区别一切事物使得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无从体现。

2.2人们对包容缺乏正确理解

现在的扬州，外来文化带来了新的意识和理念，造就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和地域风格，体现在文学、艺术、园林、饮食等各个方面。外来的文化固然应该借鉴，但不能够全盘接纳，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取其长者，为我所用。

包容和吸纳天下人才，宽容和学习各种先进文化的城市风格，倡导容纳世界的宏大气量和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扬州人文精神中的包容乃是一种“各美其美，以美为美，美美与共，是为大同”的精神。

2.3当前扬州在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方面存在问题

首先，人们对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内涵，扬州建城历史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关系，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尚未形成浓厚的人文文化氛围，人文建设相对于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其次，硬件设施建设不足。各种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等公共硬件设施与扬州建设国际化旅游城市的目标要求相比，与知名的文化名城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

第三，扬州引进的文化艺术人才，与现实的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质与量上的差距，尤其是近年来高端文化艺术人才出现流失现象。

第四，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上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结合扬州城市发展历史开展城市文化、城市人文精神的研究有待加强。

第五，城市人文精神的凝聚力建设不足。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与上海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与杭州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和大连的“创造、创业、创世”等城市精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3.扬州人文包容精神的建设

据上面分析的扬州人文包容精神所面临的危机和原因，提出本人的几点关于扬州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意见：

3.1文化层面

首先，针对市场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应加强对扬州市民的历史文化教育，把人文教育落到实处，鼓励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的产生、发展和争鸣，而不是互相侵蚀；为市民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足够的公共空间，促进文化沙龙、文化艺术流派的自由竞争和发展。

其次，加强对扬州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的力度，重点研究与扬州人文精神相关的方面。加强高端历史文化艺术人才的引进、使用和管理，使扬州成为高端文化人才的栖憩地。加强文化艺术团体的建设，包括高等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为其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及其他必要条件。

3.2意识层面

针对人们对包容精神的错误理解，应进一步营造加强扬州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宣传舆论氛围。各新闻媒体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大力加强扬州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宣传，开办专栏、举办讲座、利用网络等各种形式，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出版单位等也要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研究出版人文建设方面的图书、读物，从而形成浓厚的扬州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宣传氛围。

3.3制度层面

结合扬州实际，出台相应的文件和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人文包容精神发展的软环境。制订和完善符合实际的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发展规划；制定吸引各类文化艺术人才尤其是高端文化人才的优惠政策，开通便利通道；采取各种措施，留住各类文化艺术人才，使其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3.4城建层面

首先，在扬州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加大引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与扬州包容精神的文化及地域特色得以有机结合、弘扬光大。在扬州公共绿地、旅游景点等空间合理建设一批具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诗词主题园，增设能够表现扬州人文包容精神的书法碑林、石刻等，使广大市民在休闲、旅游时能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包容精神潜移默化的熏陶，并使之成为扬州历史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其次，加强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加大文物保护开发和博物馆建设力度，尽快出台扬州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采取切实措施，鼓励社会及民间力量兴办各类博物馆，为方兴未艾的民间收藏提供展示、交流和鉴赏的便利，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种类的特色收藏文化；组织力量编撰有关扬州历史文化的简易读本丛书，形式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参考文献：

专著：

[1]许少飞，扬州园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2]韦明铧，扬州掌故，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3]朱福，扬州史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4]曹永森，扬州风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5]马家鼎，扬州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6]曹永森，扬州特色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7]陈肖静，扬州文化与旅游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论文：

[1]赵昌智，试论扬州文化的特点，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第2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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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闾遗址位于河北唐县高昌镇淑闾村西民居至汽训队之间，向南越过唐河灌渠。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2006年5—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分三个区，分别为Ⅰ区、Ⅱ区、Ⅲ区 。Ⅲ区位于遗址西部，南距唐河灌渠200米，东距Ⅱ区约100米，二者隔取土坑相望。遗址东侧为取土坑，南为乡村道路。因取土坑壁上暴露灰坑，故在此布5×5米探方4个，实际发掘面积60平方米。

一、地层与遗迹

1、地层

遗址地层堆积简单，表土层以下即为灰坑和生土。表土层厚0.38～0.48米，为一条石块所铺的南北向现代乡村道路。

2、遗迹

共发现灰坑3座。编号为2006TSⅢH1、2006TSⅢH2、2006TSⅢH3（简称H1、 H2 、H3）。

H1 位于探方N120E79东部，平面呈圆形，坑底较平，口部东西长1.24米，南北长1.28米，底部东西长1.32米，南北长1.37米，深0.58米。打破H3。填土为黑灰土，土质松软，包含大量草木灰和炭粒。出土陶片有夹砂灰陶、夹云母黑皮红陶，可辨器形有盆。

H2 位于探方N121E80西南角，平面略呈圆形，直壁，平底，南北长1.14米，东西长1.02米，深1.82米。打破H3。填土为灰褐土，土质较松软，含少量草木灰。出土陶片有夹砂灰陶、夹云母黑皮红陶，可辨器形有鬲、、盆等。

H3 位于探方N120E79东北部与N120E80西北部、N121E79东南角、N121E80西南部。东部已经被取土坑破坏，仅存西部。坑口东西宽2.15米，南北长5.92米，底部东西宽1.55米，南北长4.62米，深1.35米，分别被H1、H2打破。填土为灰褐土，土质松软。包含物较为丰富，陶片数量较多，有夹砂陶、泥质陶两类，可辨器形有鬲、鼎、、盆、豆、罐、瓮、等。

二、 出土遗物

1、 陶器

鬲 3件。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3型。

A型 1件。H3∶1，夹砂褐陶。卷沿，高领，斜腹，尖锥状足，通体饰细绳纹，领部、足部绳纹抹平。口径20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通高32厘米（图四，1）。

B型 共2件。H3∶8，夹砂褐陶。侈口，束颈，鼓腹。口径12.5厘米，通高14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图四，2）。H3∶6，夹砂褐陶，形制基本与H3∶8相同，只是足跟略长且稍外撇。口径12厘米，通高14.5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

C型 1件。H3∶10，泥质灰褐陶。卷沿，筒腹，锥状足跟较低矮粗壮，足部与腹部形成一向外折角，器表磨光。口径13厘米，通高14.5厘米（图四，4）。

1件。H3∶9，夹砂灰陶。仅存腰以下鬲的部分。腰原有附加泥条已脱落，三袋足外撇，裆较高，尖锥状足跟残断。周身饰细绳纹，足部磨光。腰口径12厘米，残高17厘米（图四，6）。

盆 1件。H3∶11，夹砂褐陶。侈口圆唇，下腹内收，平底，口沿以下通体饰细绳纹。口径25厘米，底径13.5厘米，通高10.9厘米（图四，5）。

2、 石器

石镰 1件。H3∶3，质地砂岩。磨制，双刃，刃部有使用痕迹，仅存尖部。残长5厘米，宽3.2厘米（图四，7）。

石刀 1件。H3∶5，质地页岩。磨制，单刃，刃部有使用痕迹，仅存中部一段，呈平行四边形，一端有对钻孔。残长6厘米，宽5.3厘米，厚0.7厘米（图四，8）。

长方形石器 1件。H3∶7，质地砂岩。长方形，磨制，左上角有一凹窝。长1.9厘米，宽1.2厘米，厚0.3厘米（图四，9）。

三、 结 语

该遗址所发现的三座灰坑，H1含有汉代陶片，其年代下限为汉代。H2所出陶片的陶系、纹饰等特征与H3的陶片非常接近，因此H2虽然打破H3，但二者年代相差也不会太远，存在属同一期的可能。

H3出土陶器年代特征明显。一般认为，A型陶鬲源于晋中的高领尖锥足鬲[2]，在晋中高领尖锥足陶鬲的演变序列中处于十三、十四段中间的位置[3]，即白燕四期一、二段中间 [4]。因此，A型陶鬲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之间。B型陶鬲与涞水渐村H11∶10相似[5]，后者年代为夏代晚期早段[6]。C型陶鬲整体形制与蔚县四十里坡H28∶11相似[7]，后者为壶流河三段[8]，足跟较为短小，而C型陶鬲足跟较大，年代可能略早，大体相当于壶流河二段，即夏代晚期。陶盆与下岳各庄H4∶9相近，后者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9]。综合以上对比，将H3的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较为合适。

综合H2、H3中出土的陶片，陶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陶为主，少量红褐陶。灰陶基本为红褐胎。纹饰有中绳纹、细绳纹、附加堆纹、刻划三角纹等。可辨器形有A型鬲、B型鬲、薄胎细绳纹小鬲、扁三足鼎、、夹砂绳纹盆等。根据与周边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比较，可将H2、H3出土遗物分为3群。A群有A型鬲、、绳纹盆等，这几类器物的陶片也最多，为主体因素。B群有B型鬲，为大坨头文化因素。C群有C型鬲等，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多种文化因素汇集于同一座灰坑，为其他太行山东麓夏时期遗址所少见。

此次发掘的淑闾遗址Ⅲ区虽然面积不大，层位关系简单，仅有三座灰坑，但H3出土遗物种类之多，所含文化因素之复杂，在整个遗址乃至目前所发掘的太行山东麓夏时期遗址中也不多见，为太行山东麓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发掘：刘连强、郭荣成

绘图：郭荣成、毛小强

执笔：韩金秋、刘连强

[1]笔者在《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15日5版《河北唐县淑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一文中，将位于取土坑以西的N120E79、N120E80、N121E79、N121E80等四个探方归入Ⅰ区中，其中的三座灰坑分别命名为2006TSⅠH174、2006TSⅠH175、2006TSⅠH176。鉴于该区距Ⅰ区较远，中间有取土坑相隔，而且地层关系不同，现将这四个探方从区Ⅰ独立出来，命名为Ⅲ区，三座灰坑重新命名为2006TSⅢH1、2006TSⅢH2、2006TSⅢH3。

[2] 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4期。

[4]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6]蒋刚：《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研究及其与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动》，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篇8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转贴于中国

篇9

中国古代文学史源远流长，小说的起步晚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的成熟也就更晚了。虽然小说的发展曲折、艰难，但是，它仍从粗陈梗概的残丛小语发展成了今天的形式多样、别具一格。从其内容和文学价值等方面来看，已不逊色于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歌和散文。古代小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对今天的学者及读者而言，极具价值。

刘义庆，字季伯，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他生活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享年四十二岁。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出入经史百子，喜好文学创作。他一生创作极为丰富，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十卷、《幽明录》二十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集林》二百卷、《宣验记》十三卷等。[1]

其中，《世说新语》与《幽明录》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优秀作品，前者是志人小说的代表，后者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也因其笔记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研究，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笔记小说上，对《幽明录》一书研究甚少。我们也只能在研究志怪类小说的论文中看到它的影子。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等，虽不是小说，但从题材、思想内容上看，都对后来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就继承了神话传说的传统，并受到了诸子史传的影响。这些志怪小说保存了大量民间传说、逸闻趣事，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一则则故事展现了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面貌、思想状况、民风民情以及人们的，对我们今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或社会风潮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却又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变革时期。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多元。在当时，各种“异端”思想得到了发展，老庄思想和外来佛教也日益兴盛，佛教大量翻译经文，并广泛流行，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儒家学说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小说也开始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渐渐走向独立，成为了一种较独立的文学形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志人小说产生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古代小说的研究相对滞后。直到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及《古小说钩沉》等成果问世，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古代小说的研究。鲁迅先生不仅对魏晋小说辑佚有着特殊的贡献，也开了研究小说史的先河。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填补了魏晋小说研究的空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古代小说的著作越来越多，人们也渐渐重视起来。这段时期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李建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史》、林辰先生的《神怪小说史》，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吴志达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侯忠义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及《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等等。近年来，小说理论史、论文集方面的著述也是百花齐放，如方正耀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刘上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龚鹏程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陈平原先生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等等。可见，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逐步重视起来，论文著作日益兴旺。齐裕琨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了六个时期，分别为远古至先秦两汉的准备期、魏晋至唐的成熟期、宋元转化期、明代的繁荣期、清初至清中叶的高峰期和中日后的演进期。王增斌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里把文言小说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先秦至西汉初的准小说时期、西汉武帝至南本朝的雏形期、隋唐五代的黄金期、宋至元的文言小说盛转衰时期和明清再次振兴发展期。《幽明录》正是文言小说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作品。

目前，在文学史中出现的《幽明录》或许就是一个书名，对其内容甚少提及，更不用说探讨它的文学价值了。虽然有的学者，如侯忠义先生、李建国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幽明录》评价颇高，但都比较简略，只是大概介绍它的思想内容，列举一两篇优秀作品略作分析，都没有深入论述。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80-2010年关键词为“幽明录”的论文仅十篇，其中六篇主要涉及古代汉语领域，如邓志强的《〈幽明录〉复音词构词方式举隅》、刘亚科《〈幽明录〉兼语句研究》等。不多的几篇则简略分析了《幽明录》的成书与婚恋题材。在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也只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从2010-2012年研究《幽明录》的论文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原来十篇的基础上新增了十四篇；硕士学位论文亦增加了三篇。研究《幽明录》的博士论文尚付阙如，国外亦无研究。以《幽明录》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曾美海、杨娴《〈幽明录〉的志怪体式及其文学价值》一文中认为《幽明录》内容丰富，兼备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谈佛论道体等志怪体式，并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有的作品透露出“有意为小说”的意图。李立文《魏晋南北朝佛教小说的范型——以〈幽明录〉为例》认为《幽明录》的成书主要在于人们的精神需要，这是一部能够满足人们好奇心的搜奇记逸的作品。刘亚科《〈幽明录〉中的女性形象》、王天婵《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情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主要通过作品分析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探讨魏晋时代女性生存现状。刘赛《盛弘之〈荆州记〉与〈幽明录〉成书关系之考察》提出《荆州记》与《幽明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盛弘之所撰《荆州记》中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幽明录》采用的。同时也可看出六朝时期盛行的地理书与志怪小说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孟庆阳《〈幽明录〉中的婚恋题材小说》一文则用人神相恋、人人相恋、人妖相恋三种类型的题材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各有不同，故而小说的结局也有不同。同时还进一步分析此类题材小说对后来的爱情小说、杂剧戏曲创作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论文看，学术界对于《幽明录》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对它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总体概括上，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文本的内容研究及艺术研究还有待深入。

前人之所以对《幽明录》的了解和研究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这部书佚失情况比较严重。考《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2]《旧唐书》卷六经籍志的乙部史录杂传类载“《幽明录》三十卷，刘义庆撰”[3]。《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子录小说家类，称“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4]。《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五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5]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云：“《幽明录》二十卷。”[6]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载明代焦竑撰《焦氏澹园续集》卷九书后题跋有“《幽明录》二十卷”。同时在清代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子部民国本云：“幽明录一卷，宋彭城王刘义庆撰，琳琅祕室本。”清代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士礼居业书景明抄本载：“幽明录一本刘义庆旧抄四钱”。根据南宋洪迈撰《夷坚志》卷三《夷坚三志辛序》中有“《幽明录》今无传于世”[7]的记录，及同时代郑樵在《通志》中的记录，可推测笔记小说《幽明录》应该是失传于南宋初年。后唐宋类书如《法苑珠林》《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辑录佚文较多，后人也不断搜索整理。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以前人辑本为基础，辑录二百六十五则，是现有的较完备的本子。“鲁迅先生指出：‘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提《世说》’，所以把类书引《世说》而《世说》不载的志怪故事也辑入《幽明录》。”[8]近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郑晚晴辑注本是在鲁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十一则故事放在附录中。这种做法亦是效仿鲁迅，把唐宋类书中引《世说》，而《世说》未载的志怪作品增加在《幽明录》中作为补充。比如说《陈庄》《郑子产》《曹爽》《王东亭》等故事，都是辑录于《太平御览》，都是《太平御览》引《世说》的志怪故事，而今《世说》无此文。这样就使《幽明录》这部志怪小说更为完备，郑辑本共辑录笔记小说二百八十四则，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致都是以郑辑本为依据进行研究的。

（本文为校级重点课题，项目名称为刘义庆《幽明录》研究，课题编号：ASA12-16。）

注释：

[1][6][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8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0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5页。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0页。

[5][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7][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三志辛（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5页。

[8][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页。

参考文献：

[1]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篇10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篇11

一、关于《全元文》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经过长时间的经营承担起了《全元文》这套书的编辑重任，由李修生主编，在大规模文献普查基础上于199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历时15载编纂成功，其中收录了大量元人别集中的著作和散篇文章，汇集了诸多不易见的材料。《全元文》共61册，1880卷，收文35000多篇，总字数约2800万，涉及元代作者3200余人，是有元一代全部汉文文章的总汇，在收集过程中对误收和漏收作了大量甄别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以此书为基础，对书中收录的江西人物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元代的江西文化。

二、《全元文》所收江西文人的地域分布

经过统计，《全元文》所收江西13路人数多寡依次为：吉安路（57人）、饶州路（48人）、抚州路（39人）、龙兴路（36人）、信州路（19人）、临江路（17人）、建昌路（10人）、江州路（9人）、瑞州路（7人）、南康路（4人）、袁州路（3人）、南安路（2人）、赣州路（1人），另有4位永丰人，不明是吉安之永丰，还是信州之永丰，还有3位只注明籍贯江西，具体地望不明。达到10人以上的单个州县有：徽州路婺源州（27人）、饶州路鄱阳县（24人）、吉安路庐陵县（22人）、龙兴路南昌县（22人）、抚州路临川县（14人）和金溪（13人）以及吉安路吉水州（11人）。

三、元代江西文化地域差异分析

元明清时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两千多公里，贯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中国东南半壁赖以沟通江湖陆海，纵贯南北者殊此一途，从而形成了江西区域文化上的重要特点。这就很好地说明元代江西的文化必定在全国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笔者从交通方面来详细分析元代江西出现以上五个文化富集区的原因。

1.徽州路婺源州文化亚区

元代昌江和婺水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两条水道，连接徽州与鄱阳湖。元人丁复有诗：“荒凉秋浦时时酒， 仿佛番江夜夜船。” 番江， 通“鄱江”， 即婺水， 今名乐安河， 由婺源流经饶州路治鄱阳入鄱阳湖， 是联系婺源与龙兴经济中心区的重要交通线。昌江在鄱阳附近与婺水汇合后流入鄱阳湖， 是祁门茶等经济作物与浮梁瓷器外销的重要水上通道。位于婺水与昌江交汇处的鄱阳成为发达的商业中级市镇。

2.饶州――信州文化亚区

饶州、信州两路还是江西省通往江浙及福建地区的长廊。信江整个河段在元时都是可以通航的。元政府在信江沿线设有水驿， 由鄱阳湖溯信江水路， 经余干、安仁、贵溪、弋阳、信州（今上饶市）、沙溪抵玉山。由这可抵杭州， 往南可到武夷山， 至福建省境。信江边的贵溪县西南八十里的道教胜地龙虎山， 显赫的宗教地位加上信江驿道的便捷交通，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3.豫章文化亚区

治所龙兴地处广大赣江腹地与鄱阳湖的连接点，“南接五岭， 北带九江”、“襟带江湖， 控引荆越”， 南北沟通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 东西连接两湖与浙闽两大经济区， 人称“吴头楚尾”。据载， 当时的龙兴城“缘江而为城”，“受江右诸江之水， 而衍迤宽广， 安而有容”。优越的商业交通中心地位使龙兴城四方百货云集， 商贾汇萃，“官盐法茗有饶乏， 市利商功无算筹”， 商品交易量相当可观。“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吉水（今江西吉水） 的瓷器， 袁州（今江西宜春） 的木材， 分宁（今江西修水） 的茶叶， 永丰（今江西永丰）、抚州（今江西抚州） 的棉产品”。所以南昌的文化依赖自身良好的交通优势，相应地也很发达，从表一中可以看到南昌籍贯的人数达到22人，而龙兴路共达到36人。

4.庐陵文化亚区和临川文化亚区

临川境内河流交错，水系成网，1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的河流就有467条。 本市河流均属长江流域，有抚河、赣江、信河三大水系。抚河干流全长317公里，为全市最大河流，也是江西省第三大河流。本市流域面积为1.59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91.9%。沿汝水（今抚江， 上游为盱江） 过抚州、建昌，在建昌、邵武交界处度杉关，可连接由邵武下汀州到潮州的驿道；也可由麻沙至建阳，上建溪，连接闽江干线。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相继出现诸多“临川才子”及著名文学家。

这两个文化富集区的发展主要都是依靠赣江这条重要航道，抚河、赣江、信河航运网络的构建，促进了庐陵地区和临川地区的信息流、物资流、文化流的形成。对江西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关系甚巨。

本文通过对被收入《全元文》的江西文人地域分布做统计分析，可以了解江西文化与人才的历史地域特征，对江西文化地域差异形成原因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元代江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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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9-266-01

在历史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充分发挥组织教学的主导作用，使学生能够比较好地掌握教材提供的大量历史知识，深入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突破教材知识、观点的束缚，敢于另辟蹊径，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探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功心理

高中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与初中比较，普遍感到困难，出现“怕”的情绪。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学生的成功心理，这对稳定学习兴趣有极大作用。我们可以结合教学由浅入深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层次的内容，作出达标的要求，对学生每达到一个层次，进行及时的评价和鼓励，让学生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者，有信心进入下一个层次学习。再比如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获得不同的成功感觉，可以对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正确的学生作出当众表扬；也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办的刊物或壁报上发表一些作品，如历史小论文、历史漫画等；或者将学生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总之，教师要对学生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多加以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抱有信心，最终保持历史学习的稳定兴趣。

二、进行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我校开展教研的有利契机，配合教学内容提出《研究》这一课题，根据大家的兴趣，学生自行组建五个研究小组，组成总课题下的子课题组，分别是《发生的背景》，《后日本对我国地区的统治及暴行》，《后我国人民对侵华日军进行的反抗斗争》，《勿忘国耻反思组》。通过同学们的自己确定研究方向，亲自查找资料，撰写论文，不仅使学生学会以探究的方式认识重大的历史问题，从而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展。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不仅学会了探究问题的方法，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率，有助于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并且通过评价可以达到互相激励、启发、产生更多的新想法为目的。

三、开展班级辩论

开放性思维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高中学生的思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他们对事物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力，能够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他人的思想、观点加以评论。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不断涌现。为此我采用班级辩论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一般是先把要辩论的观点介绍给学生，如：是否成功、是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等，然后以班为单位，分头准备材料。先在班内进行辩论，选拨出优秀的辩手，然后利用晚自习组织辩论会，邀请本组教师和语文、政治等科教师担任评委，根据辩论情况评选优胜班的优秀辩手。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也能够结合自己掌握的材料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还显幼稚，但是学生积极探索、富于思考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却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四、大力培养学生创造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