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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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根据文化部的关于加强和改进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主要内容：艺术院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专门人才的学校，要重视从自身的行业特点出发，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和艺术教育自身改革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文艺理论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艺术观，增强社会责任感；要加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教育，使青少年学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教育，使他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艺术和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过程中能正确区分和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所有这些都是新时期艺术院校德育工作亟需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这也是艺术院校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点。

二、高等艺术院校为普及社会艺术教育工作服务的责任与义务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部门的任务是科学公证地评价和确认考级者的能力与素质；使广大的考级者通过学习艺术，懂得艺术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理解艺术内涵，提高艺术表现力。[注释2]高等艺术院校有责任有义务正确引导学生与家长对学习艺术教育的认识，让其充分了解艺术对孩子现在和将来的影响。引导家长怎样为学生正确合理地选择适合自身孩子的专业，更好地培养孩子的情操；让高校艺术教育走向大众，让百姓了解高校专家讲学并非奇门遁甲，纠正社会艺术教育中的不正之风，促进艺术教育系统在正常轨道上良性发展。

三、高等艺术院校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点评、讲座与精品音乐会工作同步并行

（一）点评打分工作

在学习艺术的学生与家长心目中高等艺术院校是他们的梦工厂，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考官是他们备受尊敬的专家与标杆。他们非常重视每年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级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在初级到高级的考试中学生们也得到了锻炼，包括临场发挥和心理素质的锻炼；而且业余学习艺术的学生通过考级还能得到专业评委的评定，得到评委们给予的综合认可与鼓励。如沈阳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打分单分为键盘类、声乐类、管弦器乐类、民族器乐类、舞蹈类、播音主持类等，考官根据学生所报考的规定作品，通过节奏、音准、乐感、礼仪、熟练程度、完整性、流畅性、协调性、基本功等十余项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考官通过每次言简意赅的点评内容给学生与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启发，对学生进一步学习艺术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与激发作用，为业余学习音乐的学生提供了专家级水平的鉴定。

（二）讲座交流工作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每年应与当地考级机构合作方商榷，为社会学习艺术的学生建立专家讲学交流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教育学习、培训等工作，为国家选拔培养后备艺术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精品音乐会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每年应组织评选优秀考级学生，组织优秀学生举办精品音乐会，为其提供良好的演出锻炼机会；建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学生数据库，为挖掘艺术人才提供推介平台。

四、高等艺术院校为社会艺术教育工作服务的理念与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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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研究意义

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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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艺术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一种集体娱乐活动，通过歌唱这种形式能增进彼此间的交流。现在我国的合唱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无论是群众合唱活动还是学校合唱活动，对不同人群都有积极的作用。合唱作品中优美的旋律、和谐的音色、真挚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的情感得以愉悦地享受，还可以陶冶情操，塑造乐观的情绪，培养积极的心态。另一方面，在合唱活动中，演唱的曲目和作品，都具有深刻的内涵，歌唱中所传达的思想感情，鼓舞大家对美好生活进行追求，不仅能够在情感上产生一定的共鸣，还能引导人民群众充满希望的面对生活。

另外，合唱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群众共同参与的活动，大家为了共同完成作品，需要互相协调、合作，共同鼓励和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恰恰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人际交往，使人与人之间更加信任。同时，它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实践平台，不仅丰富了业余生活，还缓解了内心压力。由此看来，合唱艺术可以加深人的情感体验，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健康的心理。

有利于国民音乐素质的普及

合唱活动是群体活动，它的形式决定了参与人数的多寡。一般的合唱活动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现在的合唱活动人数一般都在30-50人左右。对于合唱艺术来说，对参与者的音乐专业水平要求不是特别苛刻，对个人的音乐素质能力要求也比较宽松。所以合唱艺术更能吸引普通大众的参与，它对每个热爱艺术的人都敞开了大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的娱乐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大家的需求，更多人希望自己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能够享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氛围。合唱艺术能够吸引大众的参与，它的优势在于形式简单。对于参与者来说，只要对歌唱有一定的兴趣，能够有简单的识谱能力就可以参与其中。合唱活动所要求的经济投入较少，非职业合唱团体也有能力补办活动，这部分人中尤其以中老年人合唱团体、大学合唱团体最为显著。这样一来，人们的踊跃参与，无形中促进了国民音乐素质的提高，从而也为我国国民音乐素质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合唱活动的日益红火，使得音乐教育得以广泛的传播。尤其是今天，无论是省市地区、还是街道社区都有合唱团体活动的踪迹。从全国范围来看，合唱团的人数是惊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参与合唱活动，为我国并不发达的国民音乐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不仅提升了合唱团员个人的音乐素养，也提高了大众的音乐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对个人的音乐修养有深刻的意义。如果再深化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任何形式都没有合唱活动这种形式能够鼓舞人心，尤其是近些年的唱红歌活动，为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音乐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利于加强集体主义观念

合唱艺术最重视集体共同的利益，实现共同的目标。它是门集体的艺术，荣耀属于集体。合唱活动是培养团队集体观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每个合唱队员不仅要明确自己所在声部的任务，还要兼顾到与其他声部成员之间互相合作；既要把握好自己声部的艺术处理，又要以整体的艺术作品为大局。合唱艺术追求的是音色、力度、情感等全方位的和谐统一，队员之间避免个人过分追求自我，而将作品的整体艺术表现要求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且每个合唱队员，都是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自己的声部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合唱活动使人们更注重集体利益，加强集体观念和意识。

合唱活动启发和培养与他人合作的精神，并能够从中感受到集体创造价值所带来的荣誉感，从而能够改变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意识。长期的参加合唱活动，不仅可以强化集体意识，还可以无形中培养协作精神。显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集体观念、协作精神是非常关键的，它可以使人民群众更加团结，更具有凝聚力。

有利于思想和意志的统一

合唱的“合”字，其本质在于整体的和谐统一，合唱以群体为单位，所以在歌唱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团队声音的和谐统一。只有每个成员注重团体的共性、思想统一，才能达到音色的高度和谐。另外，合唱需要与伴奏合作，达到音色饱满、速度适中、情感充沛以及表情丰富等方面的高度一致，达到默契的配合。在实际的合唱活动中，达到以上几个方面的要求，有很大的难度，对合唱团员的意志力有极大的挑战，因此只有思想与意志力的和谐统一，群众的力量凝结在一起，才能完整的诠释音乐作品。

众所周知，成功的合唱作品需要参与者进行不断的配合，长期的、重复的曲目练习，对每个合唱队员的意志力有很高的要求，并且每个参与者要以大局为重，具有集体意识。所以在合唱活动中，演唱者的个性要无条件服从共性，每个人和每个声部都要以合唱队伍为核心，以合唱指挥为指导方向，为团队的共同目标和方向奋斗。另外，声部、音乐、队员之间只有相互联系、紧密而互补、相互配合和协调，才能达到艺术与情感的和谐统一。长久下来，每个合唱队伍成员之间的默契度加深，养成了从整体大局出发的观念，加强了团结合作的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在合唱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在我们国家共建和谐社会的历程中，依然需要思想和意识的高度一致和统一，这样才能指引人们向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努力进取。

有利于幸福感的产生

篇4

就艺术设计这一创造性的活动而非名称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器物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就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⑴所以，虽然艺术设计在20世纪以前没有能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没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出现，但是其上述的一些特点却能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被体现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以往的社会发展来看，人们拥有关于衣、食、住、行、乐的各种造物所包含的形式及功能基本能达到相互统一。然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地到来，随着科技进步引发的又一次工业革命地出现，艺术设计所应囊括的各种价值及功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些偏差和遗漏。至少就现阶段而言，艺术设计所要体现的慰藉功能没有完全得以实现。这是始料未及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各类产品都得到极大地丰富，而作为弱小个体的“人”由于被分布在一个节奏飞快、人造物充斥周围的环境中，其心理及生理则难免会出现种种不适。这时，属于上层建筑文化领域的艺术设计应该分担起缓减这一压力的重责。而本文试图将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艺术设计相联系，谈点有关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

一

丹纳很早就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阐述过艺术作品须臾不可与环境分离这一观点。同样的道理，在谈及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之前，我们应该先分析艺术设计正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以及这种环境对艺术设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毕竟，艺术设计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它应该对社会生活作出反映，同时还要反作用于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学技术跳跃发展的时期。所谓“跳跃发展”是因为当今人类进步呈现出连锁式的阶段性飞跃。由于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不可能始终获取直接经验，只能借助于纷繁复杂的各类知识、信息及技术等间接经验，才能进行再加工再创造。所以，当一件新的造物出现以后，以该造物为基础的其他产品会应运而生，从而使这个世界以比以往快几十甚至几百倍的速度迅猛发展。人们最熟悉的例子便是建立在大科学和大科技基础之上的计算机的发明及应用。它标志了又一轮科技革命地到来，并始终以其独特地生产方式不断地为现代社会注入发展的活力。而设计的本质是“为人造物的艺术”⑵，它在这种“跳跃发展”中更能体现自己的优越性，不仅可以借助科技成果丰富自己的素材及制作手段，而且还反作用于科技，为其提供具有艺术特征的产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和技术对生产方式的改变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日益与艺术设计相联系，与其共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同时，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制开发及应用为艺术在形式及内容的多样性上提供了可能因素。“仅以现代家具为例，就有单元系统家具、塑胶吹气家具、纸板家具、聚脂家具和超高堆积家具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⑶此外，科学技术对思维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新的设计理念及思维，使艺术设计呈现多元趋势。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波普艺术、欧普艺术、幻觉艺术、偶发艺术等等都对现代生活观念及设计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艺术设计在这个时代更能体现风格化创作倾向，同时其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也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更为加深。

二

但是，科学技术一直被誉为一把“双刃剑”，它既造福了人类，变革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全球性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布热津斯基说过：“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技术电子’的社会：一个在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多方面都按照技术和电子学，特别是计算机和通讯来塑造的社会。”⑷所以，如果科技的负面影响波及到整个社会的时候，其产生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一直困扰人类的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膨胀、粮食匮乏等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艺术设计在这种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就现状而言，很多艺术设计作品给人的印象多是局促、不安、焦躁、机器味过重、多种类设计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沟通。尤其是电脑艺术兴起以来，人们更加依赖计算机这种工具，想方设法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手工工艺的设计，制作。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计算机与网络艺术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开拓了多种新的设计领域，但是机器痕迹过于明显的问题一直是电脑与网络艺术挥之不去的阴影。

与艺术设计领域一样，其他艺术创造领域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这个尖锐的问题困扰着。就拿音乐创作来说，计算机技术赋予其自身主题和风格以过分的焦灼和狂乱。使人与人之间好像产生了机器零件相互摩擦碰撞的特殊感受。例如，西方社会在80~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种电子舞曲－－Techno，它的诞生使一种动作狂乱、奔放不羁的新舞蹈“锐舞”（Rave）变成人们发泄焦虑不安的渠道。“Techno音乐、昼夜狂舞的Rave舞蹈以及舞场上广泛使用的，给人带来的，是被一些英国作家称为‘集体脑休克’和‘借助化学手段对黑夜无感知’。”⑸但是，无论在哪种形式下的艺术创造领域，这种发泄终归不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它那种特有的畸形的性格可能会最终没落社会文化艺术。人类自身已在这个社会下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社会进步的步伐迈得越大，走得越快，人们内心的局促、不安、恐慌及压抑的感觉就越强烈。如果再对其精神世界给予缺乏人情味的冲击和刺激的话，人类心理和生理状态必然会相应地产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变化。

虽然，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科技的影响下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变革，但是文化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却表现为时不时地利用可能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甚至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着经济基础的长远发展。因此，缩小到艺术设计领域中看，人们正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寻求一种解放自己心灵使身心压力得以缓减的有效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将健康的思维方式投入到正常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去。这时，设计艺术慰藉功能就应该被立即提上议事日程。

三

就字面理解，慰藉有抚慰，安慰的含义。功能则是指事物应发挥的作用。但是，要想在较深层面上去了解其含义，先从艺术设计的目的性方面着手分析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艺术设计发展到今天，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否认其明确的目的性。“不过，这种目的有双重本质：既是具体功利的，又是社会的”。⑹根据设计的本质可以推导出艺术设计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活动，是一种具有艺术质的造物行为。因此，它所具有的社会目的性是通过作为“人类与世界调解的工具”⑺这一面貌展现的，它具有多种的复合价值。既然是调解工具，艺术设计在满足功利目的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实现社会价值。换句话说，艺术设计不仅是通过造物和实现物品的实用性来服务于人类群体，还必须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类人的情感，并非只就是设计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则是体现社会价值的一种载体，肩负起就设计领域来说应该具有的抚慰、安慰作用。一方面，人们在享受艺术设计成果时净化解放了心灵；减轻了身心压力；抚慰了焦躁的情绪；舒缓了疲惫的感、知觉。另一方面，艺术设计为达到这一目的（内容）而采用了适应人类心理及生理的功能外在手段（形式）。因此，慰藉功能实际上是内容与形式在为达到统一过程中而努力具备的一种合目的性的理性因素，它的任务是在快节奏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中调节人际关系，引导竖立较为正确的生活消费观念，舒展和升华人类灵魂，使人们在体验物质生产发展成果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文化领域的同步发展，逐渐达到人类全面发展，从而既体现人的自我价值，又服务于社会，改善社会发展所具备的综合素质。

艺术设计的目的性决定着其功能性，但这些目的归根结底还源于人类的需求。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所以功能的概念也应该是多层次的。设计者的职责便是将人们朦胧的需求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功能目标。在当今时展中，人类物质需求虽然复杂并且繁多，但对这种要求的功能性满足相对容易实现，且较直观，甚至具有可视性，易于衡量。然而那种在局促焦躁环境中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却不是很直观的，可具体操作的。满足这种需求就要以一种包含在设计作品中的气质或魅力为载体的慰藉功能来实现。诚如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吃、穿、用等物质需要都有一定限度，比较起来容易满足。但精神的追求却不是这样，它常常是无限的，不好解决，难以满足。”⑻所以，艺术设计才必须在造物的同时考虑到其产品的精神含量。当艺术设计所体现的精神气质或魅力在目标市场的精神追求中寻求到共鸣时，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就得到了实现。这其实遵循了格式塔心理学派所提出的“异质同构”原则。也就是说，当艺术设计作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中所定位的目标群体的心理感受能在该或该类艺术设计作品中得到肯定的释放的时候，或者说，艺术设计作品使目标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获得一种最简单，最规范和最对称结构的时候，艺术设计才慰藉了目标市场，从而使其在精神上感到满足。说到底，这是一种心理平衡。人类由于前述的各种原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或多或少失去了一种内心的平衡机制，而艺术设计则可借助多种手段来平衡人们的内心机制，使其在精神上感到舒适。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艺术设计慰藉功能还是从属于功能实用性的，是其实用功能在精神方面的体现，即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所以应该是有用的。

不过，艺术设计的这种慰藉功能最终还必须通过物质手段表现出来。这里就涉及到表现方式的多元化。正如李泽厚先生认为的那样：“真理是一个由许多方面构成的整体。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要求去接近它……”⑼从这层意义上说，慰藉功能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这也进一步丰满了艺术设计作品，从多种角度改善其质量提高数量，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的需求。此外，马斯洛曾经把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种：生理的，安全的，爱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设计的慰藉功能则可通过各种物质手段，根据这五种需求由浅入深地逐一实现，体现不同阶段功能目标。而在这层意义上，慰藉的对象不同，被要求的内容不同，最终导致其表现方式的不同，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规定了慰藉功能的多样形式。

然而，强调多样性不等于孤立统一性。在保证表达方式由多种语汇构成的同时，还应该将设计作品的品格统一到对目标人群进行心灵安慰及教化这一主旨上来。任何设计都不能以牺牲这一原则为代价来获得谄媚于多样性的途径。如果舍本逐末，脱离其慰藉功能宗旨抽象地谈论多样性，那么结果只能使设计作品得不到共鸣，实现不了其社会价值，而仅仅成为设计者孤芳自赏的个性表现品。

综上所述，艺术设计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找到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矛盾的方法，实现自己多种价值结构，服务社会。然而，目前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还未能得以充分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艺术设计要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因为，为了实现慰藉功能就必须先了解社会问题，研究造型心理、色彩心理、人体工学等等各类复杂学科。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才有可能在一般意义上体现艺术设计对目标市场的抚慰效用。如果要更深地把握慰藉功能的实质的话，还应该研究历史、哲学、民族民俗学等等。这些学科从某种意义上更能让人们在作品中得到共鸣，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性研究活动，而是几代人共同努力，不断摸索的长期过程。所以，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所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它不是单靠一两句话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但是有一条原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应该注重“以人为本”，而此处说的“人”并非指单个的人，而是整个人类群体。只有坚持这一理念，艺术设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就能起到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更大的价值，从真正意义上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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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⑴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13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⑵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65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⑶张夫也.外国工艺美术史[M],53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⑷金元浦,王军,邢建昌.美学与艺术鉴赏[M],50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⑸金元浦,王军,邢建昌.美学与艺术鉴赏[M],520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⑹凌继尧,徐恒醇.艺术设计学[M],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⑺〔美〕约翰•拉塞尔.现代艺术的意义[M],40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⑻李泽厚.美学四讲[M],46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⑼李泽厚.美学四讲[M],20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TheDevelopmentoftheModernSocietyandtheSolacefulFunctioninDesignArt

HANChao

篇5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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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B47文献标识码A

“设计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态度和观念，一种规划（计划）的态度观点。”——莫合力纳吉（LaszloMoholy－Nagy）。“设计是包含规划的行动，为了控制它的结果，它是很难的智力工作并要求谨慎的关键的决策。它不重视把外形摆在最优先地位，而是把与之有关的各方面后果结合起来考虑，包括考虑经济、社会、文化效果。”——利特（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设计从根本意义上讲是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反映，因此设计艺术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对社会的理想。讨论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先要看看人们对社会的理想模式，或要求、或幻象、或期望、或责任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设计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21世纪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设计的观念不断地发展，探索未知，为后工业社会寻找新的造型语言和艺术理念，就是说设计已经不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世界，更重要的是设计研究科学的双重性的调和，即科技给人和人生存方式的影响及科技给社会带来的污染和危急。设计的观念决定了设计艺术发展方向，本文即从以下角度探讨了设计艺术在未来的发展态势。

1设计艺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科技的变革

人类的价值和思维方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但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其发展。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丹麦的设计师福林特（NielsPeterFlint）的设计观念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他怀疑西方的物质享乐和消费注意价值观，主张从工业文明的物质享乐转变为非物质的过程，强调服务和无处不在的信息交换，他甚至向往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他正专心于“衍续”（sustainable）产品和建筑的观念设计研究，并开设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flint）命名的商店，专门出售“衍续”产品。

可以看出，工业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处理好设计观念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因此，设计与社会经济形成互动的关系是设计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实质。英国的工业化开始发生于18世纪，西欧、北美的工业化都始于19世纪，到本世纪中叶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而其他一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始于20世纪；对于广大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此工业化是一个世界化的进程，而且至今这个进程还远没有达到终点。工业化带来的是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其本质是追求物质化。西方在达到高度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生活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工业化带来的一切负作用。西方的许多学者提出，从工业化的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信息技术。21世纪的设计观念是，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转变；从物质的设计向非物质的设计转变；从产品的设计向服务的设计转变；从实物产品的设计向虚拟产品的设计转变。

人类社会发展是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这一问题将在信息时代的设计中得以解答。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信息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从事具体的工业生产的人数在逐步减少，而从事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人们的需求重点从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转移。我们的社会从过去的“硬件社会”向今天的“软件社会”转化，人类已步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

新的技术又一次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工业时代生产规模的庞大、集中、标准化向后工业时代的小型、灵活、多样化发展。产品的个性化和文化特色成为生产的重点设计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走向融合，使得传统的功能主义的设计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产品设计中，产品的形式与功能已没有必然的联系。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单纯的科技主义文化已不能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设计已变成了一种融合科技与艺术的综合学科。新的设计形态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设计的产品也成了一种时时变化着的东西，通过这种产品设计师与顾客进行互动式的交流。例如多媒体设计、虚拟空间的设计和网页设计，它们的传统形式已不复存在，纸张、油墨、装订线已变成了各种电子线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不像一份报纸、一本书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纹丝不动，而是在屏幕上闪烁着各种光芒，变换着各种造型，每当你按下一个按钮，将会出现一幅新的场景与新的文字，它们将按照你的要求，提供给你不同的功能：查寻资料、浏览网站、了解产品、发送文件。在这里，任何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和衡量标准都显得毫无意义，设计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它将充满感性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合理的生存空间，在更高层次上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设计艺术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文化背景

设计离不开庞大的哲学思想，离不开悠远的民族传统，因为那是孕育它的土壤。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要素。每一个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均以这三种为基础。倘若对这些基本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但却试图透过设计来传递这种思想概念，结果就会如同水中捞月一般。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上，东西方的哲学体系有基本的差异。在西方而言，特别是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类已被视为大自然的主宰，甚至可以控制大自然，因而导致后来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各种卓越的科技发明。可是，在东方来说，人类往往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断努力寻求与大自然的协调。我们这个以西方为主导，竞争激烈的消费社会，往往欠缺安稳；而东方哲学体系所灌输的和平安静思想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例如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空间构成的意识、生命力的节奏与韵律、线面的有机结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这种种充满活力的造型，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而它们恰恰是承载东方文明的载体。这些造型不是单纯的再现已知事物，也不是纯粹的主观的幻想，而是以科学思维所不能替代的直观感受在未知的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探险。它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存的勇敢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的审美观和哲学观，因而这些造型是富有生命力的、是永恒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

先进世界资讯发达，社会及文化发展渐成一体化。当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必然立足于本土文化和思想基础，将精髓融汇于现代思潮中，丰富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多极化的现代国际文化体系。

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体制的逐步瓦解，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已有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价值观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把握住历史的契机，站在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观、美学观的再认识是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道路。

设计是文化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流行的色彩与块面的罗列与拼凑。对西方现代设计思想的借鉴是在传统审美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设计实践中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构图原理和平面化特征以及画面中各元素之间力的平衡的研究是发展中国设计重要内容之一。在传统绘画的构成中讲究“经营位置”，也就是说在平面化的效果中注重各部分的和谐与完整，各种元素之间力的关系力求达到平衡，即各种元素的力度包容在整幅画面中，“内容即使繁杂，也统一于意境”。同时，对传统构图中的“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和传统笔墨效果的吸收与借鉴也是重要的课题。

3设计在未来的挑战之一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从长远角度看，最好的生态产品将会成功并控制市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自然资源迅速减少，环境污染公害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西方工业经济衰退。保存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要求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探索新方法解决垃圾处理，以减少污染，节约原料；改善产品结构，使其可修理；使用无废料的太阳能；节约用水设计等。

格鲁斯（JochenGros）于1975年提出“有意义的功能”理论，设法跳出自然科学思想的目的理性，倾向于人文科学思想方法，尤其是知觉心理学，它在德国首先提出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即生态设计。

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为当代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后代的发展权利和机会。目前，追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在全球获得广泛的共识，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计划，《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就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农业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是以科技和信息作为经济发展的原材料，是建立在人类智力或智能充分发掘与利用基础之上的，不会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的开采和应用，进而产生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相反，它要利用科技手段去保护和改造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使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的健康发展，从而使现代人类社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变革是持续不断的，设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探讨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必须明白设计是一个边缘学科这一本质，在人类科学与文化都在进步与革新的时代，对于作为艺术与科学、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和谐之纽带的设计艺术，变是永远不变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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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其他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如：当时的人们迫切的要求体现自然与人体自我价值的精神，转变世界对于人类的重新审视。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如：马萨乔，他是文艺复兴绘画发展历程中是一位影响重大的关键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及社会文化思想的解放，给予了马萨乔足够的创造空间，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摆脱了晚期哥特式绘画的特点，即优雅风格和装饰意味。其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地反应出造真实形象以及真实空间。马萨乔的代表作品为：《纳税金》（1425-1428），这是一铺主要描写当时宗教发展形势的大型壁画，上面有不同的人物及场景，他将这写内容都表现的十分的真实，并充满体积感。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自身所用于的不同的形态都被描画的惟妙惟肖。通过这些人物的展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心理状态。人物被安排在自己应该所属于的位置，毫无被强迫安置的意味。作品中线条的优美及自然，或许让人物展示给观看者一定的笨拙感，但是真实却无不在，直线性的造型节律，更加地加强了壁画的纪念性。独具的马萨乔艺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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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

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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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画与民族设计风格

中国的深化改革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我们的设计也出现在一个新的模式。设计概念是逐步缩小与国际的距离。说明当代的设计趋势就是好的设计不仅具有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而且更要具有独特的文化哲学。我们普遍的认为国家以及民族灵魂是由文化体现的，而文化差异是各个国家的根本区别。民族中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这个民族的根基，民族性就是体现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球文化交流。绘画意境中的民族传统艺术可以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我们的画家在绘画创作中追求的绘画语言不再是展现纯目的不是纯主观抽象的追求。我国传统绘画的永恒的创作原则是“中心得源、外师造化”。大多数的中国历代画家常以自然界中的借景抒情为主题来宽慰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这是中国独有的逃避现实的方式。在绘画的过程中画家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怀，散发出水墨写意的精神，巧妙地将主观与客观的理解融为一体，利用象征手法将自然对象与个人情感结合。将这种方式利用到现在的艺术教育当中，将传统艺术设计教育的灵魂进行传承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线条与水墨能够使中国画的表现元素更加丰富，所以我国的绘画着重强调其重要性，线的曲直方圆，排列的紧迫性、刚柔的变化等，都可以达到自己情绪的表现和抒情的目的，使用不同的线给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情绪的表达。为了了解中国绘画中线的丰富的审美意蕴，必须掌握水墨的规律和方法，使我们能深刻理解内涵的中国绘画和设计中的应用，绘画语言的设计可以实现深远的视觉效果，能提高丰富的艺术内涵。“随类赋彩”这种技法是中国画的重要技法，心理学上认为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性格在我国的绘画中早有体现。丰富的色彩通过勾金和重彩等技法表现，具有装饰特点。水墨的浓淡表现不同色彩是微妙的地方，颜色是简单而精致的。皴法不仅是凹凸表面纹理绘画表现，更形象的认识和再创造的“体面”和“肌理”。传承中国画的这些技术可以成为艺术设计教育中传统的艺术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创造基础。日本是世界著名的设计之邦，其传统审美将他们的设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便是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意义有深远的影响。部分人看来，这个时代的矛盾看似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实际是他们的完全融合，相互渗透。要发扬传统，只有在现代社会，现代设计中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提炼与学习，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较高的使设计的审美价值。

三、学生的艺术素养相对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当代教育认为艺术素养是创新设计的基本思想，它决定了设计思想和设计语言的广度深度。成功者的经验告诉我们良好的艺术修养可以体现设计师的质量，它更是不容易获得的，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和对艺术的欣赏才可慢慢培养起来。自身的水平得到提高后，再不断的增加艺术知识的储备。这样一来对于艺术教育中学生的设计能力的欠缺就会有一定的补偿作用，加上不断地艺术基本功训练通过创意的结合便能设计出具有审美创造力的设计。跨专业的知识点也可以在设计中充分体现，设计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学有所成的设计师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修养都能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出结论，这些历经现代设计市场考研的经验对艺术设计学习中国画教育是提高艺术设计的培养至关重要。

四、中国画教学在艺术设计中的引用

由于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知道现代中国画的概念，那么中国将如何借鉴艺术设计教学也很值得讨论。艺术与设计的中国画教学，不仅仅是文字，学习和培训的技能，在中国画艺术设计教育应该有其特殊性不同于纯绘画类中国画教育，应根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共同设计和绘画中找到。画中国画课程只注重技能的训练，并在艺术设计教育与设计相关的中国画教学。笔者认为，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国画教学，主要从三个方面：

1.中国绘画与设计一体化的形式

中国画的形式和技术的教学内容是必要的。这部分主要是关于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和风格教学。例如：在作文课上，文本元素如点，线，面。广告海报，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中国画的元素进行创意设计的学生标志设计。

2.现代精神追求中的中国绘画和现代设计

中国绘画经常研究的是意象和表象的意义，类似于书写形式。中国画的主要思想包含的绘画活动的感受，人与自然之间，但天生的性格，也自然人格。因此在第二自然美的艺术美——人与自然。当今世界是和谐理念的追求，在人与自然的推广，这也与中国画的精神遥相呼应，同时还设计了围绕这一思路，并以此为主导。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国画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涵是中国，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风格。

3.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必须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创造性思维训练到底在学生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水墨语言和洗千变万化，中国画更耐人寻味，这本身就是创新，创新体现活动。中国画教学，我们要求学生充分利用艺术形式，不同的纹理，使画面更具设计感。设计本身是由西方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原则，中国画独特的形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语言符号，中西元素结合在一起，是设计形式的创新。中国画与设计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从新的角度，全面发展相结合的中国画和艺术设计学生潜在的艺术和审美人格，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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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wwW.133229.cOm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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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纹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在标志设计中，标志的表现手段通常是利用图形文字构成具体可见的象征性的视觉符号，并将这一视觉符号中的内容、信息通过简洁的形式传达给观者，从而达到树立品牌形象的目的。回纹因其干脆、齐整的构成形式产生了一种简洁而稳重的视觉张力，被广泛地应用在现代标志设计的领域之中。如中国联通的标志，是一种回环贯通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盘长”演变而来的。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蕴含着信息社会中国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无独有偶，中国邮政电信总局，中国移动总公司的企业形象也用了吉祥纹样——“回纹”。可见，回纹这一吉祥纹样在现代企业，特别是高科技领域里，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华鼎传媒标志设计，其外形契合与文字呼应，标志设计用回纹构成一个形象的鼎字，外形契合与文字相互呼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杭州南宋御街标志，设计把回纹和南宋建筑特点相结合，从构成形式上传达了视觉感受，从纹样内涵上表达了历史悠久的时空感。

2回纹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回纹这一传统中国纹饰不仅在国内得以运用，而且在外国的著名服装品牌的设计中绽放异彩。例如2011春夏范思哲推出的系列礼服明显表达出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回纹的钟情,这个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花纹，被大量镶嵌或印染在平整的紧身、性感、充满异域风情的礼服上。范思哲的立体剪裁让露腰细节成为重点，给了女人们更多展现自信的空间。回纹纹样镂空透视设计更添神秘感。印入眼帘的主角是一袭中国红色礼服，几何拼接剪裁同整齐划一的回纹形成反差和对比，既富有中国韵味又个性时尚，气场强烈，尊贵高雅。展示的礼服各有特色，不同的颜色搭配不同形式的回纹，不论是镂空还是拼接，回纹的魅力被散发得淋漓尽致，或大气或婉约，或性感或柔和，或高贵或典雅，让人不禁赞叹设计师将回纹运用得巧妙与独特，让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服饰中散发出另类、神秘、大气的独特魅力。又如北京服装学院建校50周年概念中山装的设计，在装饰图案及工艺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时尚的完美结合。回纹，分别运用于领口、肩部、胸部、袖口等位置，彰显这款中山装的大气磅礴。

3回纹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回纹运用重复、简化、拓展、解构、重组等造型手段多次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形态简约却不简单，中国味道浓厚。如运用在二维化的地毯或屏风时，常见有单体回纹，也有二方、四方连续回纹等。又如墙顶、吊顶运用回纹解构重生、三维立体形态的表达，赋予新时代的风采。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是回纹纹样形式应用于建筑、室内外观装饰设计中的经典案例。柱子剖面上以及导向牌上回纹的应用正是从细节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使整个设计内涵更加厚重。又如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筑小品长椅设计，运用回纹作为边角的装饰，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之中,简约大方，风格独特，同时符合科学力学原理的特点，带有观赏性和实用性。不难看出，回纹在现代各个领域的装饰艺术设计中演绎着它独特的民族理念和文化魅力。它不只是一个装饰符号，更多蕴藏人文理念和文化思想，其方正、严谨规整的构成形式与丰富的内涵寓意是其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时代赋予回纹新的生命和内容，传统回纹也为现代设计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东方风情。它的古为今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得到了设计行业的一致推崇。通过对大量的现代艺术设计案例的归纳与研究发现：无论传统回纹纹样被应用于何种领域，它在应用的过程中依然遵循对称及均衡、连续与重复的装饰法则，形成了一种庄重、平稳、规则有序的视觉冲击，画面生动与多彩。当代回纹的应用最重要的是维持并保护某些原生态特征，结合各种艺术形式特点，赋予回纹更加丰富且深远的民族文化内涵。

二、回纹的设计创新视角研究

1回纹元素创新视角设计的思考

创新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勇气。创新的意义在于把已经取得的进行再一次发展和升华。因此，我们要努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紧密结合，努力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形成中国式的设计风格，这也是艺术设计人员们不断思索和探索的新课题。对传统纹样的研究与探索需重新审视并深入分析研究，从而使其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首先，要提高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重视，维护并保存传统纹样的形式；其次，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表现形式的发掘；再次，要重视中国传统图形符号的研究。回纹在古代的应用精彩还是在现代设计中更胜一筹，笔者认为因其展现风貌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各有其精美之处。因此以回纹的原貌作为设计的灵魂所在，还原其本意,升华设计主题。回纹的纹饰并非简单而没有过多用武之地，其实它本身就是中国纹样史的一个重要符号，意义极其深远。在古代的装饰设计中，回纹多数作为辅助纹样，衬托主体。但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以回纹为灵魂的设计多是利用回纹本身作主体，重组与升华，让回纹做真正的“主角”。回纹在现代设计中大放光彩，不仅是因为它的外表质朴，更是它所积累的无穷深远的文化内涵。选用回纹，取其一部分进行衍生再造，在古老的图形中注入适合时代的意义。

2回纹元素的设计案例分析

在笔者的设计案例中，回纹将作为灵魂线索贯穿其中，赋予设计更深一层的内涵与意义。现在的生活中慢慢的被现代化所充斥，手边随意的物品都是冷冰冰的印刷品，没有手感，没有温度，更没有情感。回纹为混，形如回，意深远，回归质朴、充斥情感为设计的主要目的。意图通过设计重温没有污染、没有机器、更多情意的质朴年代，回到纯净的手工艺中，将一汪情感寄托于回纹，又透过回纹感受纯朴的本质。实现途径:通过印章手工艺回归原始的印刷状态，将质朴的印章元素融入其中，以回纹的深刻内涵作为主要灵魂，展现印章所饱含的浓厚情意和现代元素，传统与现代碰撞之后突出主题，升华内涵。选择印章是因为其雕刻时间比石刻、木刻短，也不需要繁杂的技艺，章的表现内容也极为广泛和随性。图5印章工作室的标志设计，主体运用回纹的单体形态，结合印章的方正概念而绘制出来，通过细节的增减让回纹图案同章法二字紧密结合，以留下印记的方式，呼应设计的理念。感动我的不只是那一刀一刀的刻痕，更是那与世无争的质朴、刻章人的情意。这一点与回纹的情感相似，朴素而又质感。回纹纹样需要结合现代生活因素，本着装饰的原则，改变较为单一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应用现代化的材料，使其形式丰富多彩，富有现代感、时代感。将回纹融合其他艺术门类、科技领域，不仅能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新旧结合，还体现出设计师冲破束缚、勇于创新的现代设计理念，运用现代高科技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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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抽象变形为构成原则的艺术设计

俄国画家康定斯基是德国青骑士社的重要代表，也是投身抽象主义艺术创作的领军人物。他指出，“点、线、面是造型艺术最基本的单位和语言，它具有符号和图形功能，可以表达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它具有抽象的形式、艺术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精神”。点是相对于所存在的空间而言面积和体积都非常小的空间占有实体，形状对它来说无关紧要，这就赋予了点以实质的抽象性。线既可以是任何物体的运动轨迹，也可是视为任何形态细长之物的简约存在，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简化性和普遍性，因而也是一种典型的抽象元素。面同样如此，任何一个二维空间，无论形状如何、尺寸如何，均可归为此类，相对于点和线而言，是更为直观的抽象存在。基于其自身的抽象特质，点、线、面的艺术性结合也是抽象的。在现代绘画中，艺术家不再囿于自然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是经过自身情感的加工与个性的灌注，通过剖析内力的运动变化，对事物的外在形态进行抽象变形，着力刻画物质的内在本质，而这种内力的运动变化则被艺术家们视为自然物质的生命活力。因此可以认为，现代绘画是通过点、线、面三种艺术元素的运动组合来表现形态的抽象变化，包括形态的节奏、韵律、方向和位置等，继而展示形态之下饱满的生命活力。例如蒙特里安的作品《树》，通过纵向与横向的线条来表现树木的生长规律与生命特性，位于中心位置的模糊可见的主干，则展示出树木生长运动的主要脉络。由此可见，以抽象变形为核心的构成原则所强调的是事物内部的气势、节奏和生命力这些共性的存在，而不再是外形这种个性因素。这就说明，尽管抽象变形之后，事物的原本形态在现代绘画中不复存在，但其本质的、共性的内涵却清晰可现。又如，在米罗的《绘画》中，观者可以发现其中的很多形象都是由单纯的点构成，并且这些点是富于思想、蕴含表情的，它们艺术性地连成线、结成面，令整个画面充满动态美、节奏感与灵活性，让观者产生无限联想。

三、以分解组合为形态要素的艺术设计

现代绘画以分解组合为形态要素的艺术设计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打散构成、立体解析和意义合成。打散构成是指，在现代绘画中，艺术家往往以局部为形态要素，把单一的自然形或其变形自由分解为部件，这些切断后的部件可以不再具有自然形，也可以不再具有原本的功能，随后，艺术家把这些部件作为绘画的构成要素，使用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来构成新的形象或画面。打散构成是一种自由的分解组合，具有同一性的部件经过重复组合，便可创造出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进而产生和谐统一的整体美感。例如，在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形，第323号》中，重复出现了众多大小各异、颜色不同的圆形色块，它们在暗夜之中静静流淌，相互重叠而又彼此分离，整个画面展示出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和运动感，还体现出强烈的和谐美和韵律美。立体解析是一种有规律的分解和组合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艺术家把单一的形体分解成为多个立体投影图，再通过诸多艺术手段，将这些投影图组合成为崭新的画面形态。这种分解模式能够让画面产生一种支离破碎的美感，并能营造出一种传统美术所不具备的多维空间感受。西方现代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就是立体解析的典型代表，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绘画完美融合，把所要描绘的对象分解为多个形态各异的部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视觉美感和空间概念。例如，在《拉提琴的人》中，毕加索为观者提供了多个观察角度，观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到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美国画家希勒继承和发展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他的《震教徒的农舍》在画面中同时呈现出正面和侧面效果，左侧似乎是蓝天，但上面点缀着三扇窗户，又像是农舍侧面的墙壁。整个画面呈现出复杂的几何式构造，构图严谨稳固，视觉效果丰富，既体现出极强的秩序性，又彰显出透视重叠的效果，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艺术色彩浓厚，令观者产生耳目一新之感。意义合成是指对多个形态进行分解，从中挑选出一部分意象进行组合与重构，对意象的意义进行叠加，继而扩大形象的内涵。不过，融为一体的意义相互之间并不能保证是完全肯定和包容的关系，它们往往与现实不符，是一种偶然的、随机的结合，呈现出超自然和超现实的特征。通过这种艺术设计方式所构画的图像能够带给观者强烈的内心冲击，让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感受到图像背后艺术家深刻的思想与充沛的情感。意义合成方法的运用主体是超现实主义画派。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强调远离或超越现实，潜入人的内心世界，其创作灵感大多来自人的潜意识及幻觉。他们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夸张、变形、分解、种族、错位、叠印、倒置等艺术手段，将一些毫不相干的形象拼凑在一起，塑造出近乎荒诞的心理幻境，借此表现人类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例如，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画面中三块停止行走的时钟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形态，它们像柔软的面饼一样，一个软绵绵地挂在树枝上，一个呈九十度直角耷拉在像是长着婴儿脸的怪里怪气的生物上，还有一个搭在生物旁边的平台边沿上，仿佛就要融化一般。在空洞荒凉的海湾背景之下，三个超越现实的时钟向观者呈现出一个时间已经绝对停止的绝对安静的世界。在这幅图画中，各个形象细节精准，除却三个钟表以外呈现出高度的写实性，但整个画面在视觉上却带给观者一种荒诞怪异、不合逻辑、同时又似梦似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