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信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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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的创新思路

第一，加信贷产品的宣传。任何一个新生事物，要想提高民众对其的认知程度，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宣传手段来进行宣传。由于农村地区的文化因素限制，很多农民对于信贷产品的认识不足，并且在新的金融信贷产品推广过程中，存在抵触的心理，不利于信贷服务的有效开展。针对于这种问题，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加强日常的宣传工作，并且推广试点服务，让农民真正的对于新产品的优势进行了解，并且接受创新和改变。第二，构建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农村地区的信贷服务开展过程中，信用是重要的评估标准，也是产品服务能顺利开展的关键。相关部门要对于农民的信用意识进行普及，并且定期地对相关信用制度进行讲解，让农民了解信用对于抵押担保的重要性。另外，有关部门还要针对于农村地区的具体特点，构建有效地法律手段对于信用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第三，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机构要对于对农村地区信贷产品服务的理念进行创新，并且认清产品创新的关键作用，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信贷产品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作为支撑和保障。金融机构要对于内部工作人员进行科学的考核与培训，并且积极引入专业的高水平人才，真正的为相关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人才保障。第四，保险机制的完善。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关商业和专业保险机构要与之同步发展，政府要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相关保险服务。通过对于保险机制的完善，是的农村地区保险产品线不断丰富，更好地促进金融信贷产品的有效、合理创新。信贷机构的建立，还要做好相关配套信贷抵押担保体系的完善，并且规范担保抵押行为。第五，构建农村信贷机构。要想充分地对农村地区的经济进行激活，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完善金融机构的职能，并且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特点，提高对信贷机构建设的重视。第六，提高对非人为灾害的保保障能力。在金融信贷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一些非人为的灾难难以被有效的控制，并且会给与各方都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影响。政府和相关金融管理部门，要关注对这类问题的控制，并且设置专门应急保障资金，促进促进风险分散机制的完善，对于农民的根本利益进行良好的保护。第七，丰富金融信贷产品的服务范围。在农村地区，要对于农村金融服务市场进行不断的拓展，为“三农”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科学细化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建立农村特色“金融超市”。涉农金融机构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环节和不同主体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创新力度，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提供差别产品、差别营销和差别服务，满足农村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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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高负债性和高外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不仅追逐收益性,也必须关注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使命,这必然使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信贷风险管理已不再是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冲的博弈术,而是一种保值增值的差别化技能。信用评级机构则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繁荣,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监管者的头脑中占据上风,放松管制、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比较而言,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是严格的。而恰恰次级债以及衍生产品均由美国证监会监管,作为长期监管股权资产的机构,对债权资产的利害关系肯定不如美联储,监管错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对的信贷风险及存在的问题

1.信用级别管理不严及住房贷款比例增大可能导致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无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证。相对于美国的信用等级而言,我国的借款人甚至达不到次级信用级别。我国商业银行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时,主要是通过申请者从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审查其收入状况,导致资信较差的借款者可能凭借虚假证明从银行得到贷款,进入房贷市场。银行为了扩展业务规模,按揭成数都比较高,近几年仍然维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进一步进行法规及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数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依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2.抵(质)押物的评估价值相对较高且缺乏更新机制致使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商业银行发放的大量贷款中,有部分贷款是抵(质)押贷款,其中有很多抵(质)押物的价值评估是在我国经济上行时进行的,那时的宏观经济背景还比较乐观,现在经济处于下行中,银行的抵(质)押物的价值已大幅缩水。而住房按揭贷款又被我国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业务而大力发展。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使银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而且,商业银行对在建工程、未办理产权证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踪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甚至会出现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经完工,还没有办理好后续抵押登记手续,使银行的抵押权“悬空”。

3.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房贷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5年,而我国房地产行业个人信贷业务是最近4年才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已进入房贷风险初步显现的时期。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7年连续加息导致住房开发成本高,同时也推高了贷款买房者的还贷成本。随着次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信贷风险管理,首先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资金的安全,而且还要提升构成银行经营模式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水平。信贷风险管理应遵循保本、稳健的原则,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保证存量资产质量的稳定,这是银行生存的基础。对内生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如银行由于内部的信息传导不及时、相关制度不完善而发生的操作失误、贷款抵(质)押物价值没有及时更新等,可通过加强控制程序和业务检查力度来实现。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参考文献:

[1]葛奇.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对金融监管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8,(11).

[2]宋琳,齐腾.次贷危机的传导及其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现代商业,2009,(06).

[3]谭燕芝.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监管—兼论我国最优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J].江西社会科学,2009,(02).

[4]姚兵,张乐,任益民.从次贷危机看美国的金融监管[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8,(10).

[5]熊维强.从次贷危机看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监管[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06).

[6]廖岷.次贷危机下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最新反思[J].中国金融,2008,(07).

[7]李娜.从美国次贷危机反思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思路[J].时代金融,2009,(01).

[8]汪思冰,郝登攀.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时代金融,2008,(11).

[9]周纪恩.从次贷危机根源和实质看宏观金融风险监管[J].新金融,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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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约我国旅游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1.1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

西方人视旅游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其社会福利和各项保险健全，即使没有存款也要外出旅游。中国人则不同，相对于攒钱购房、购车来说，旅游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在有足够余钱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额外消费。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居民进行消费信贷，但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50%居民并没有消费信贷意向，在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下，个人信贷消费发展缓慢，旅游信贷消费更是举步维艰。

1.2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的制约

目前的消费信贷中，商业银行既是消费受理方，又是授信方，独资承担了信贷消费的资金压力和风险，这就制约了信贷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贷款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必然以苛刻的信贷条件要求贷款人履行繁杂的贷款手续。而旅游信贷的需求往往是突发性的，烦琐的手续影响了贷方和借方的积极性。

1.3银行服务质量的制约

近年来由于银行尝到了房贷、车贷所带来的利益，普遍对金额较小、季节性强的旅游消费信贷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忽视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营销，消费者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手续烦琐、门槛较高、周期较长，抑制了消费者的热情。

2旅游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

2.1人群定位――青年市场

目前对国内市场来说，耐用消费品已趋于饱和状态，而人们的旅游动机和需求日益旺盛，这就要合理地引导人们的消费方向，旅游消费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应积极鼓励人们进行旅游消费。

亚当•斯密认为年轻人对于自己和未来的估计总是过于乐观，相比其它年龄段的人更容易产生负债消费的动机。我国老年人消费观念大多过于保守，而青年人已普遍接受“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对于收入不高、积蓄有限、收入来源稳定、有一定还款能力且有强烈旅游欲望的个体消费者而言，旅游消费信贷是很好的途径。

2.2类型定位――境外旅游

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快速发展，出境旅游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自1997年至2004年，中国出境旅游达1.1亿人次，其中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达2885万人次，比2003年增长43%，成为亚洲第一大客源输出国和全球出境旅游市场增幅最快、潜力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外出旅游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出境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开支来说，有一定的悬殊。目前除了少数高收入者，很少有家庭能在一年内潇洒地举家出游几次，就是一年外出旅游一次的也是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年轻人旅游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分期付款是一种平衡手段。

3旅游消费信贷的拓展对策

要使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除了制订与信贷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担保、评估、保险、公证等一系列制度，使旅游信贷消费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个人信贷消费健康发展以外，针对旅游消费信贷的实际情况，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文章：

3.1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政府、金融机构、旅游企业和媒体要加大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宣传方式，普及信贷消费知识，逐步转变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先积累、后消费的消费习惯，引导人们树立借助信贷工具，适度超前消费的新观念，只有当消费观念转变时，旅游信贷消费才能真正在我国普及。

当然在消费宣传上不可盲目误导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不可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确定的收入预期，就举借债消费。而应正确引导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培养正确的消费倾向。目前，我国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奢侈浪费、盲目消费攀比，脱离实际收入水平、不量力而行的消费观念违背节约型社会的宗旨。引导青年人消费结构的转变，少在吃喝上浪费，少负债购大房、购车，多在购书和游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上消费，这对于提高青年人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氛围。

3.2放宽条件，简化旅游信贷的手续，提供优质服务

当前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很少将旅游贷款直接贷给个人去旅游。银行的贷款条款上大多规定贷款只限于支付与贷款人签订合作协议的特约旅行社的旅游费用，也即旅游者的旅游只能是跟随团队参加大众化的团队旅游，如此苛刻的要求有背于旅游日益散客化的国家趋势。

消费信贷手续烦琐，旅游消费信贷更是如此。一般游客需提前一个月向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提出申请，其间需要往返银行多次，并提供银行所需的各种文件、证明、担保。因此金融机构要简化手续，方便游客。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健全信贷产品质量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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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惠金融扶贫信贷关系及其损益原理

与传统普惠金融担保贷款不同，特惠金融扶贫信用贷款就是一种由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的，由签约金融机构从政策性金融机构取得低息支农或扶贫再贷款资金后，在政府扶贫资金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扶贫奖励等措施保障下，按照存入风险担保基金总额的1：10左右的杠杆比例，向扶贫部门推荐的扶贫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或扶贫经济组织)进行授信审查、签订贷款协议而发放的特别优惠的扶贫信用贷款。在特惠金融扶贫信贷法律关系中，签约金融机构基于政府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与借款方(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经济组织)形成的信用贷款关系，主要包括贫困户直接或间接通过扶贫经济组织获得签约金融机构的小额信用贷款、扶贫经济组织通过公益担保或保险从签约金融机构获得信用贷款等关系，但不包括基于直接担保而形成的非信用借贷关系。在我国特惠金融扶贫信贷中，政府的政策态度是决定金融扶贫能否成功或者能否可持续的核心因素。政府通常以相关政策的显著倾斜，支持金融扶贫信贷的超常规发展：加大对贫困地区支农再贷款对扶贫信贷的支持力度，扩大扶贫信贷规模、降低扶贫信贷利率；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放宽扶贫贴息贷款监控标准，适度从宽进行授信审查、尽量从优给予贴息待遇、从速从宽核销坏帐损失；防范扶贫信贷潜在风险，健全风险损失分担机制，对风险损失补偿75%，按照贴息标准补助扶贫贷款的担保、再担保、保险等费用；完善金融扶贫激励机制，强化扶贫贷款政策激励力度，提高贷款增量奖励、贷款绩效奖励、定向费用补贴等激励标准。

二、特惠金融扶贫信贷中的风险构成体系

特惠金融扶贫信贷风险的形成根源于农民的社会心理道德属性、农业的自然条件依赖性等农村信用软约束力环境。由于农民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剧烈的政策变化等，在农村信用软约束力环境下，签约金融机构就面临着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的风险。这些风险从来源上看，包括农民诚信道德造成的信用风险、农业产业特性决定的市场风险、农村金融信贷属性的管理风险、财政介入扶贫的政策风险[1]。一是农民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作为借款人、担保方不愿或无力履行信贷合同还本付息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信贷银行遭受贷款本息损失的可能性。尽管贫困农民贷款人不能履行还款责任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客观上可以偿还但主观上不愿意偿还；二是主观上想努力偿还但客观上不可能偿还。但严格来说，在特惠金融扶贫信贷关系中，贫困农民贷款的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客观上可以偿还但主观上不愿意偿还造成的信用风险，这是贫困农民的履约意愿、诚信品格出现了问题，贷款人品格是指贷款人不仅要有偿还债务的意愿，而且具备在负债期间能够主动承担各种义务的诚信责任感。这种情况通常根源于农村信用基础环境较差，一些贫困农户在生存问题尚不能很好解决的情况下，信用意识淡薄，赖债、逃债思想较重，依约还款意识薄弱。二是农业市场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开发项目产品或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市场供需变动引起的借款人投资项目预期收益损失的可能性。由于信贷双方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致借款人无法准确地预期产品或原材料市场规模、结构、价格变化，不能充分利用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避险机制规避的市场异常变化，可能导致的贷款偿还困难与损失。此外，由于信贷机构在追求短期商业目的和长期发展目标的系统化管理过程中，因为不适当的战略决策，如盲目追求规模的不断扩大，或因过度竞争而过度降低授信、利率条件等，导致贷款机构形成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在战略决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不可抗因素)作为农业市场风险的特例，是由于开发项目建设运营中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因素(旱灾、泥石流、冻灾和冰雹等自然灾害)导致开发项目不能如期开工建设、正常有效运营而使贷款本息偿还困难。三是经营管理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内部扶贫贷款管理控制机制不完善，管理人员变动衔接不到位、资金划转流动程序不严谨，对风险控制制度、流程规范控制、责任追究机制不重视，没有对贷款滋生风险的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调查分析和风险识别评估方法落后，难以正确评估贷款风险程度，导致贷款风险增长。扶贫贷款业务具有较大的特殊性，通常要求从事信贷管理的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素质水平，但客观上从事扶贫贷款业务的人员素质往往相对较低，缺乏良好的业务开发与拓展能力，甚至还使优秀的人才难以得到提拔和重用，这就增加了扶贫贷款风险的概率。四是财政政策风险。政府特惠金融扶贫的财政风险也可能经由银行与财政的特殊关系机制传导转变为签约金融机构扶贫信贷政策风险。政府推动特惠金融扶贫信用贷款导致的财政风险，是政府财政在不确定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由于有限的扶贫投入不能充分满足金融扶贫贷款的贴息与风险损失补偿等支出需要，导致政府财政扶贫收支的正常运转造成消极影响的潜在隐患。特惠金融扶贫信用贷款的贴息与风险损失补偿等硬性财政支出机制，使政府财政面临一系列的支出责任，包括直接扶贫资金、扶贫项目资金、扶贫互助资金、扶贫贴息资金、扶贫风险补偿资金、财政支农资金、扶贫奖励资金等[2]。虽然签约金融机构提供的扶贫性金融服务是政府金融性公共产品的一个方面，由此导致的公益性成本损失代价应当由政府买单。但是，政府财政能力也不是无限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财政风险，进而形成扶贫信贷的财政政策难以实现的风险。现行特惠金融扶贫信贷资金与财政补贴资金都缺乏长远可持续的内生性投入增长机制，信贷资金主要依赖政策性支农再贷款，财政补贴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扶贫预算支出项目。这种完全由外部治理结构阶段性博弈结果决定的扶贫资金临时性供给模式，具有很大的政治治理政策波动性风险，极易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产生财政保障资金供给逐渐枯竭的风险，无法弥补庞大的信贷资金贴补缺口。同时，由于现行财政扶贫支出种类繁多、管理分散，难以精确进行收支预算与平衡，在地方政府风险补偿资金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其风险极易随着财政支出规模迅速增长而急剧增长。由于《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地方财政对扶贫信贷的风险保障机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值得怀疑，在地方政府偿债储备资金明显不足以对金融扶贫信用贷款支出责任进行兜底时，这势必转化为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三、特惠金融扶贫信贷的风险控制机制

面对特惠金融扶贫信贷的风险种类、基本特性、形成原因，签约金融机构应当积极主动地构建具有现实针对性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努力将风险扼杀在初级的萌芽阶段，或者控制在能够承受的水平。

1．强化信用制度建设，化解农民信用风险。从内外两个方面提升农村金融市场信用水平，化解农村金融扶贫贷款的信用风险。一方面，通过扶贫信贷诚信教育、信用法纪教育、贷款契约教育、信贷政策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贫困人员对金融扶贫贷款的认知度，从内部增强扶贫借款者的信用水平，推动扶贫金融机构自主发放更多的扶贫贷款。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借款人信用评价工作，建立信用制度、动态调整机制、差别待遇机制，据此对贫困农户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为此，银行应加强对借款信用的评价工作，注重贷后诚信的评价管理，健全诚信评价的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农户信用的贷款价格决定机制，让借款贫困户基于信用优化或者恶化结果对借贷价格的影响，形成良好信用可以持续优先获得贷款、或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好处，让借款农户通过衡量违约与守约之间的贷款条件差别待遇作出理性的决策与行动，鼓励农户争取较高的信用，对农户可能导致信用受损的行为进行约束[3]。

2．充分利用金融工具，降低农业市场风险。虽然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农户扶贫贷款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是影响农户扶贫信贷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加强政府的农业产业化规划水平与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是提高农村金融扶贫贷款抗风险能力的政治经济基础，政府必须积极正确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要开展经营活动，提高农户对产业市场前景的预见性，积极指导金融机构、农业扶贫企业和农民利用现代金融市场利率期货、期权、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转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风险[4]，但从金融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由于贫困农户抵押贷款受到贫困条件的客观局限(合格抵押物少、抵押物变现难、执行成本高)，有必要通过设计替代抵押担保机制，开发更多更适用的扶贫信贷担保新产品，创新贫困农户相互联合担保、互助资金会存单质押担保、扶贫经济组织留置担保等相结合的扶贫贷款替代担保风险分担机制，分别根据不同扶贫对象，推出不需要贫困户直接提供抵押物的、替代性贫困户互相联合担保贷款、农户关联公司留置担保贷款、互助社存款单质押担保贷款等信贷产品，破解扶贫信贷的担保困境。充分利用保险市场，推出扶贫产业市场风险保险、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贷款保证保险、农产品保险、价格保险等商业保险产品，构建多层次、多环节的市场风险保险化解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设计扶贫产业市场风险保险产品：由省级扶贫部门通过向签约商业保险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对本省范围内的扶贫产业风险提供商业保险。签约商业保险机构由根据扶贫产业面临的市场经营风险特征，设计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产业保险产品，引导和鼓励扶贫企业根据各自产业的市场风险程度，自主地购买相应类型的农业产业保险产品，对全省范围内的扶贫产业农业保险统筹管理，有效解决扶贫产业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后顾之忧，分散产业扶贫信贷资金的市场风险。

3．健全内部风险控制，控制经营管理风险。在金融扶贫特惠信贷业务过程中，由于贷款申请、授信调查、审查评估、签约审批各环节工作职责相对分离，分别由不同部门和岗位承担，金融机构必须强化各环节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贷款风险责任分担机制，将调查人直接责任、业务部材料真实性初审责任、风险部风险提示责任、分管领导材料再审和风险预测责任和最终批准人决策责任，科学合理的明示出来，并加以相互监督制约；针对信贷管理风险产生的关键环节，重点审查与风险密切相关的借款主体合法性、资金投向的合规性、还款能力的可靠性、担保资格的代偿性、贷款手续的完备性、贷后经营的风险性和逾期处理的严肃性等问题，确保日常基础性经营管理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机构还要根据特惠金融扶贫信贷政策风险构建扶贫信贷政策风险控制制度，应对扶贫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整体经营收益大幅度下降的经营管理风险。签约金融机构要争取在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专项扶贫再贷款项目，以比支农再贷款更加优惠的利率政策与资金保障，有效协调扶贫贷款优惠利率(基准利率)与商业银行必须维持基本贷款收益率的市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尽量将特惠扶贫贷款规模控制在能争取到的政策性再贷款的总额度之内，确保特惠贷款资金来源于利率较低的政策性资金，使总体利润率维持在合理区间。

4．强化风险补偿制度，预防财政政策风险。通过健全金融扶贫风险补偿金机制，构建金融扶贫贷款政策风险的防火墙。特惠金融扶贫的信贷风险与财政风险是性质完全不同两类风险，但在财政、金融产权边界法律界定不清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风险与非政府的金融风险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相互演变转化。为了有效化解财政扶贫资金收支平衡的政策风险问题，有必要在强化不断增长的年度扶贫预算支出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将各项财政扶贫资金整合到风险补偿基金上来，逐步建立健全扶贫风险补偿基金制度。虽然财政扶贫贴息是解决贫困农户贷款贵问题的重要措施，但金融扶贫成败的关键不在于财政贴息，现行扶贫贷款适用的优惠的基准利率水平，完全在贫困户可承受范围之内，财政贴息不是金融扶贫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一个强大的风险补偿基金，才能有效地补偿因重大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因素造成的农业产业市场的重大损失，才能有效地提升贷款金融机构、扶贫经济组织、产业农民的生存发展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市场风险补偿的财政风险，还应当建立健全扶贫风险补偿的债务评价预警体系，加强对扶贫风险补偿基金运行安全性的动态监测与防范，避免因风险补偿金严重不足造成的基层政府巨额财政负债问题。针对《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所导致的财政风险补偿金制度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存疑，应当依法通过相应解释，明确允许财政扶贫资金可以作为金融扶贫信贷风险补偿金的问题，推动特惠金融扶贫工作稳步向前发展[5]。

作者:全臻 全承相 全永海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扶贫办

参考文献：

[1]翟剑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甘肃省扶贫开发中的风险管理探讨[J].金融视界，2014，(12).

[2]王有美，马继洲.博弈与均衡视角下欠发达地区金融扶贫激励机制完善与创新[J].甘肃金融，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