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6 23: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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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首先,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都具有社会性;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监控、管理、调和手段,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组织能力;再次,会计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会计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1)会计文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会计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体系;(2)会计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元化的文化体系;(3)会计文化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管理学、文学、行为学等相融合的边缘文化体系;(4)会计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综合性、规范性、国际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社会组织文化体系;(5)会计文化是在会计行业中所形成的一种行业管理手段。
(二)会计文化的基本功能
1.导向功能
会计文化能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及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直接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性格、行为起导向作用,使之融会于会计整体的行为之中。这是由于会计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制度性、物质性、精神性导向),会计文化会通过积极、明确的导向,把明确的会计目标、强烈的集体意识、合理的会计行为、鲜明的社会责任、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诸因素渗透到会计管理的全过程,使之更完善、合理、有效。如果会计人员的价值和行为取向与会计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会计文化会对会计人员的行为进行纠正并将其引导到正确的价值观和规范标准上来。良好的会计文化使会计人员在会计实践中无形的接受共同的会计价值观念的引导,并自觉地把这种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目标追求,脚踏实地的为实现这个共同价值观而努力。
2.约束功能
所谓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是指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所体现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包括有形的“硬约束”和无形的“软约束”两种,会计物质文化限制了会计人员的活动,而使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会计制度文化以会计法律、法规章程的形式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起到了约束作用。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对会计人员的约束是刚性的、直接的且具有外部性的,是一种有形的“硬约束”。特别是会计制度文化,它的约束功能通过制定各种约束会计工作的法律、法规而起作用,它运用刚性的制裁手段,强制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而使其符合会计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了会计工作顺利高效的进行。
会计活动能够有效的进行,不仅依靠纪律、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工具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还通过一种“软约束”体现出来。会计精神文化就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会计精神以及会计职业道德、义务感、责任感、归属感等无形的因素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产生制约,这种约束是柔性的、间接的并且只有内化到会计人员的思想和价值中才会发挥作用。这种约束是除了物质式和制度式“硬约束”之外的一种无形的“软约束”。会计精神文化的这种约束弥补了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约束所存在的缺陷,只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两者相结合才共同构成了会计文化的约束机制。会计文化的“软约束”力更有利于会计人员进行自我调节,从而使会计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一致。
3.凝聚功能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指会计文化通过会计人员之共同价值观,增强会计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构建会计人员与会计组织之间的融洽关系,使会计组织内部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劲合力量,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激发会计人员努力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整个会计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对会计人员行为的凝聚力。会计人员作为会计活动中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行为势必与会计组织与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由于会计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在引导会计人员行为的过程中会将所有会计人员的行为聚合在共同的会计行为取向上,从而将会计人员的行为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对会计人员思想的凝聚力。会计人员的行为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支配会计人员行为的是会计人员的思想。会计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使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思想层面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共同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凝聚在会计文化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中,使会计人员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结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促进会计组织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会计文化有效地将会计行为和会计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会计组织发挥其最大的整体效应。
(三)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
会计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而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就会呈现一个多层次目标、分阶段目标的阶段。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包括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陈兴述(1994)认为“中国会计文化的目标模式应是:以我国传统会计文化为根基,以时代精神和现代会计价值观念为核心,兼容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外来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会计现代化要求的开放性会计文化体系。笔者认为,会计文化建设总目标是会计文化建设目标的最高层次,它是以会计物质文化建设、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为基本内容,兼容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文化体系。通过营造一种奋发向上、团结合作、亲密和睦的文化氛围,使会计人员在会计组织中提升个人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得到归属感、自豪感,实现自身的价值,最终实现会计人员的全面发展。
会计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是对总目标的具体化,也是会计文化构成要素的目标,即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目标、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物质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引进先进的会计工作手段、会计工具、会计技术,营造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从而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降低会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为会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规章制度体系,建立内部的稽核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通过强化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促进对会计行为的激励,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塑造良好的会计形象。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精神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培育一种以诚信为核心,客观公正,积极进取的会计价值观、会计精神、会计心理,营造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团结、进取、勤政、务实的会计人文环境,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和规范会计人员的群体行为,增强会计组织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
二、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会计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会计的发展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是指会计的发展处于一种民主法治、公平、诚信、充满活力、健康有序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的营造离不开会计文化的建设。因为和谐会计文化环境的标准是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三者之间互为促进,同周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能够和谐共存。
会计文化在会计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是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它立足于对人的管理,充分发挥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会计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于会计人员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上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会计舞弊,而且涉及的经济数据也越来越大,会计文化建设可以加强会计人员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维护社会经济安全,减少经济犯罪,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二)会计文化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人类文化长河是由众多的分支文化组成的。而会计文化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若将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会计文化就是树枝。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会计文化建设必须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去,会计文化同其他分支文化和谐共处才能更好的丰富文化内容。
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法制文化、市场竞争文化、科技文化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因而,会计文化建设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互补结构。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会计文化的建设,是体现法治、公平、诚信、有序的总体要求,是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相承接,与构建社会先进文化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了时展的进步潮流。我国会计文化建设要朝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但却不能失其民族个性与特色。在提倡将传统优秀文化与渗透高科技、现代管理艺术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成一种“完全”文化的同时,要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丰富文化的内容。
(三)会计文化建设能够为防范会计风险提供支撑
会计制度文化规范了会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何做”。制度文化越详细,会计人员的行为越标准。监督制度在确保企业经济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资产流失,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会计法》中规定了职责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基本要求。企业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在内控中的防范监督作用,防范差错与舞弊,提高审计效果,可以说内部审计机构是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制度文化的建设是防范会计风险必不可少的内容。会计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会计工具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己成功地引入到会计领域,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电算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但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会计数据的安全问题。在当今社会,“无纸化”办公还没有完全取代“手工”办公,一些重要的会计资料,比如会计报表,企业战略等资料都涉及到公司的商业机密。因而,对会计工具、会计资料的限制使用是防范会计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计精神文化的基础是会计诚信。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往往最先从会计信用关系中体现出来。不管是美国爆发的信用危机,还是中国爆发的失信事件,大多数都牵涉到会计失信。社会各界对会计失信的谴责此起彼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经济决策与实际的经济状况偏离,己经成为一颗“毒瘤”,严重危害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从会计思想、会计精神入手,从会计人员的内心出发,解决会计人员思想的不稳定。
会计文化建设中不论是对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会计制度文化的建设,还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建设,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会计风险进行防范,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不仅是丰富会计人员精神生活、提升会计人员思想境界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防范会计风险的有效途径。
(四)会计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会计可持续发展
构建会计文化的最终目标提高会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会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会计人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会计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会计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这要求会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要与会计管理的要求相适应。同时,会计文化是同其一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相适应的,会计人员在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的同时也是为会计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会计工作是所有会计人员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制度共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家庭,会计人员在做好会计工作的同时,自身素质也会得到提高,这也是会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会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会计文化变迁、会计文化冲突的过程,是寻求先进、文明的会计文化的过程,是发现自身会计问题、解决自身会计问题的过程。会计文化建设,是高层次科学管理模式的再造,它使各项管理更具人性化、科学化,促进了会计管理由“硬管理”到“软管理”,由“控制式管理”到“支持式管理”,由“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
(五)会计文化建设能够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信息披露是解决会计信息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举措,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来源于直接参与人,这种真实性需要会计人员有能力对会计信息进行获取及加工,同时也需要会计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会计文化通过实践、会计手段的丰富、会计物质资料创新,从而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的胜任能力,通过责任感、使命感的加强,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诚信,可以说,会计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和会计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能间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具体来说,会计文化包括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会计物质文化的重点在于会计工具的改进,比如电子计算机的引入,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处理速度及准确,这也是会计信息披露的前提。会计制度文化侧重于会计行为规范,它规定了会计人员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培养会计人员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品质,这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会计精神文化则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当会计人员的价值理念、价值系统与会计的环境相适应时,会计人员就能够做出符合会计需要的行为。同时,会计文化将会计的目标、社会责任内化为会计人员的会计精神、会计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并规范为会计行为准则,它将会计的管理与控制深入到会计人员的思想深处,形成“内控”机制,以“软约束”的方式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的途径
由上述论述可知,会计文化建设无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国家来讲,都具有具体的作用,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是当前会计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会计工作的深入,会计基础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以规章、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因此,对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等问题需要做出全面规范,一方面为各基层单位和广大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基础工作提出要求,加强会计基础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努力方向,以此推动各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逐步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为管理部门管理会计基础工作、监督和检查会计基础工作情况提供政策依据和考核标准,督促各单位不断改进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基础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会计基础工作,影响了会计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和会计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对各单位的经营管理和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的影响。
(二)加强会计机构的建设
会计机构建设的内容除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了会计机构的组织形式、会计工作的领导体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等。通过会计机构建设,可以在会计工作环境和内部分工方面对强化会计职能起到促进作用。会计机构建设是会计工作规范建设的实施机构,它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起到了监督作用,是会计人员自律的约束机构。会计机构一方面执行了组织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部门执行会计相关制度,就需要会计机构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沟通、宣传。在组织中,会计机构以事后核算反映企业全部经济活动,重视以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核算工作,为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机构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立会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它是会计制度执行的制约机构。
(三)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
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对制度进行规定,但重要的是会计制度的执行力问题。会计准则的建设关键在于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则的实施比准则的制定更有难度。制度再完善,没有执行力也是枉然。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当预期效用超过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在会计行业里,很多人都存在着寻租的可能。会计监督一旦弱化,会计寻租行为的成本就会降低,收益空间就会增加,会计人员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背离会计目标,把信息失真的成本转嫁给社会,使资源配置发生偏差。因而,要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就必须建设高效的会计监管,在会计人员内部形成自律的机制,消除道德风险,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只有行政、民事、刑事三者有效的结合才能提高会计人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同时,为了促使会计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可以实行“问责制”,建立责任中心,明确责任中心的范围、考核、评价、控制。
(四)加强会计法制的建设
会计法制建设涉及了会计法制建设的机构及内容,同时也决定了会计法制的效力。会计法制建设目的是为会计制度文化提供法律保障,它是一定阶段调整会计工作关系的法律规范文件和制度统一体。没有法律的保证,容易造成会计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备,账目不清,核算不实的混乱现象。会计法制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它的制定涵盖了工业、农业、商业、合同法、财政法、经济法、审计法等。会计法律建设与其他的法律建设有着相互的联系,在法律制定的同时要考虑其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不能只考虑本部门的情况,各行业之间要有衔接,而不矛盾。
四、总结
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通过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分析,了解了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对会计文化建设进行了反思,希望能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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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据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增900多万例患者,死亡约700万例,我国每年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180万例,死亡约150万例,现症病人250 多万例。近年来,这些数字仍不断增加。肿瘤不仅危及患者的生命,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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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广大中医药业内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下,中医药正在不断改变着以往肿瘤治疗中传统中医药只能处于辅助地位的状况。
步长集团历来高度重视科研和产品开发,每年将10%的销售收入用于科研和产品开发,坚持走自主研发道路。目前,步长集团拥有独家知识产权产品已达50多种。步长集团坚持“诚信为本,稳健经营”,注重产品质量,提出“疗效才是硬道理”,严格按照国家GAP、GMP标准规范种植、生产,严把质量关,为企业赢得了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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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长集团着眼于不断提升中药注射剂的科技含量,于2009年3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康乃尔大学医学院开展合作,从得力生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分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方面进行研究。力图通过美国FDA规范化实验,验证得力生在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方面的有效性,并重点说明得力生的作用机制;得力生也是第一个在美国进行试验的中国中药注射剂。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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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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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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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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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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