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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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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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4.012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Japanese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LI Yan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Abstract To do a good job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not only to grasp the tex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also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hinking expression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f only rote lexical meaning， Chinese thinking habi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transl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ference Chinese to Japanese factors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word vocabulary； thinking habits； national culture

日本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语言文字方面，日语充分吸收的汉语文字精华，两种语言有着跟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相处之处，但汉语与日语的语言特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汉语属于孤立语，依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语序相对固定。而日语属于粘着语，通过助词确定句子成分、句子含义，语序相对灵活。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有大的影响，有好的影响同时也有坏的影响，本文从文字词汇、思维习惯、民族文化等方面浅谈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1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1.1 日语文字由来

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日本没有文字，直到我国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才有了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成为了记录史实的文字，也是一般学者用以写作的文字，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古事记》是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书中有1507个汉字，《日本书纪》是日本第二部史书，书中有3513 个汉字，[1]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记载，于应神天皇十六年，《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伴随着冶金、纺织、农耕等汉文化传播到日本，由此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汉字文化区。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完善直到7 世纪汉字才正式成为日本的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同时也促成了日本人借用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和借用汉字楷体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虽在1866年，一些日本文字改革者主张废除汉字，但至今近150年汉字仍未在日文中废除，日本政府还规定了1945字为常用汉字。因此可见，汉语对日语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2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正迁移

当汉语的某些特征与日语的某些特征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时，就会产生正迁移的积极作用。因为汉字传人日本是在汉朝以后，所以可以说日本人最早接触到的汉字字体大部分是c现代汉字字体同形。日文里很多的词汇与汉语词汇是同形同义词的，如：

（1）描述自然现象的名词：春、夏、秋、冬、天气、风、雨、雪、霜、雷、梅雨、台风；（2）描述事物的名词：山、水、温泉、公园、学校、食堂、银行、船、广告、音乐；（3）方位名词：东、西、南、北、中、前、后、左、右；（4）地点专有名词：中国、日本、北京、东京、上海、西安、广岛、京都、名古屋、奈良；（5）动植物名称：虎、犬、鱼、猫、鸟、松、梅、竹、花；（6）家庭称谓名词：父、母、兄、弟、姐、妹；（7）固有名词：京剧、故宫、太极拳、歌舞伎、富士山、柔道、相扑；（8）生活物品名词：电话、杂志、椅子、眼镜、伞、车、寿司、茶、红茶、绿茶；（9）身体部位词汇：目、鼻、耳、齿、舌、手、口、肩、胸、腹、唇、发、腰等这些词汇对日语学习产生了正迁移作用，给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优势。可以说汉语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日语的学习，所以在翻译中要积极发挥母语优势，提高其对日语汉字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1.3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负迁移

当汉语与日语的差异微妙时，而学习者仍旧依赖母语的特征来做出错误的判断时，往往产生负迁移作用。如：“娘 、丈夫、人参、手纸、汽车、看病、亲友、兄弟”这些词与汉语的意思大相径庭，若不加以重视，直接套用汉语思维，在翻译时很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如日语中的“丈夫”，对于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第一反应就是中文里“妻称夫为丈夫”的意思，但日文里是“坚固、结实、健壮、健康”的意思，两者一对比就发现意思迥然不同，若平日里不够重视，很容易出现笑话。

例：「k明王エジソンは小学校に3ヶ月しか行っていない。自分もM学しないでヘドロを研究しようとQ心し、^に通って勉し、何十Nものa品をそろえ、舛趣冉Mみ合わせを浃à胜ら木材のかすやヘドロに混ぜる研究に没^した。[2]

有汉字的地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基本上可以很轻松翻译出来，但有两处会被汉语误导，吃闭门羹，第一处是“勉”，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是“难为情”的意思，可日语里是“学习”的意思；第二处是“没^”，汉语字面意思是“没有脑袋”，正确的日文意思是“埋头苦干”。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有些词汇形同但意思天壤之别。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要刻苦专研、严谨笃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2 汉语思维习惯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2.1 语序的困扰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转换活动。在翻译中，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日语表达，会发现翻译出来的句子不通顺，难以理解中心意思。最明显的差异是汉语里句子主干顺序是“主谓宾”，而日语是“主宾谓”的顺序，因此在翻译时，不能受母语定势思维，要灵活调整语序，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清晰转达语言内涵。

例：私は日本Zを勉しています。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我正在学习日语。若按照中文思维表达方式，直接按字面语序翻译就会出现：“我日语学习正在。”翻译后，完全不知所云，没有达到翻译的最终效果。

再例：何をしますか。

抗战片里常有这么一句滑稽幽默的台词：“你什么的干活？”经常有人有声有色地模仿，并乐在其中，没学过日语的人，一笑而过。学过日语的人，知道这是个病句，只因日语的语言思维表达与汉语表达有区别，日语是“主宾谓”结构，而主语很多时候又会省略掉，所以根据汉语的思维逻辑，正确翻译是：“你是干什么的？”

2.2 助词的困扰

日语是粘着语，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来表示每个单词在句中的意思，因此要想学好日语，掌握助词和助动词的用法是极其重要的。日语常见助词有：“は、を、か、の、で、も、と、へ、に、が、から、まで”，每一个助词都有各自的用途，且每一个助词有好几种甚至十多种用途。

如：“に”的用法就有十六种之多：（1）表存在的场所：机の下に猫がいます；（2）表动作的时间：今朝7rに起きました；（3）表动作的到达点：自榆に荷物をdせる；（4）表变化的结果：辘解けて水になる；（5）表动作的目的：昼ごを食べに行く；（6）表动作的对象：IHにを欷堡耄唬7）表比例、分配的基准：Lに1回デパ`トへ行く； （8）表比较评价的基准：私の大学はkに近いです；（9）表原因：家屋がいLに倒れた；（10）表理由：お土bに衣をIった；（11）表并列、添加：いつも青い上着に赤いネクタイという格好をしている；（12）构成主语、表示对主语的敬意、或对主语有某项能力：私にはこの本がgだ；（13）表示被动句中施动者：子供が犬に咬まれた；（14）表使役对象：学生に本をiませる；（15）表对动作的强调（动词连用型+に+同一动词）：待ちに待った夏休みがやっと来た；（16）表语气缓和（用言+に+同一用言）：痛いには痛いが、我慢するしかない。

由此可见，日语助词的用法是丰富的、灵活的，日语语言思维跟汉语语言思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翻译时切记不能忽略助词的意义，或只单纯记忆一种用途而忽略其他的意义用途，而凭汉语独立语思维去猜测、揣摩句子意思。助词是日语区别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助词的用法和意义的掌握是学习日语的重中之重。

2.3 暧昧语的困扰

日本人说话含蓄、委婉、t和，喜欢绕圈子；而中国人说话直爽，清晰表明态度。学过日语的人都知道， 日语表达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暧昧。暧昧的语言反映了日本人崇尚“和谐之美、不完全之美、朦胧暧昧余韵之美”。[3]日本人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甚至在正式的场合、文件当中，都使用让人模糊、似是而非的暧昧表达。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翻译时很困扰，拿捏不了尺寸，很难翻译出日本人的内心情感。这种暧昧表达与历史、社会文化、人文情怀、审美观念等息息相关，日本人很重视这种暧昧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最美的最优秀的语言。日本人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用「であろう等推量、不确定的表达口吻，虽备受国际争议，但日本人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显示暧昧语的魅力，可以说暧昧语是国民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翻译日语时，要特别重视这样的语言表达思维差异，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语言表达特征。

例：（1）あした、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2）あの人は教授でしょう；（3）もう八时になったから、先生もまもなく来るだろう。

句子中“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しょう、だろう”是最典型的暧昧语，用推断的、不确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来避免武断，有尊重他人之意，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人使用这种暧昧的表达方式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

3 民族文化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符号，也是文化载体，受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中日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时常出现一些误解甚至冲突。不同的民族孕育不同的文化，中日两国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化和岛国文化国家。很多词汇与海洋和鱼类相关。而中国属于大陆文化，很多词汇都有着大陆文化的印记。

如中国人用“挥金如土”这个成语来形容“人花钱慷慨或挥霍无度”，而日本人会说“をんでみたいな”，大致翻译出中文就是说“像喝水似的”。如脚掌或脚趾上角质层增生而形成的肉刺，中国人形象地称为“鸡眼”，这是因为大陆文化以农牧为主；而日本是海洋文化，接触鱼较多，故称之为「鱼目。[4]不同国度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不同，所孕育的文化、语言也有差异，在翻译时，要注意中日文化差异，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才能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

4 结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作为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技能，还应深入了解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克服文化障碍与差异，以达到两种语言更好的交流。

基金项目：右江民族医学院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yy2016sk012）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对日语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Vol.2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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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明中叶以来，秀水(嘉兴)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富庶的典型江南水乡格局基本形成，城镇扩展，望族崛起，清门硕彦、文人雅士传承不绝，成为经济和文化重镇。明清之际，朱彝尊(字锡粤，号竹诧，嘉兴人，词人，学者)以七言绝句首作《鸳鸯湖掉歌》，题咏家乡与土风，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被誉为“方志诗”。之后，和、补和、续和《鸳鸯湖掉歌》的作者延绵不绝，直至今天。据记载，明确题为和、续和的有16家，其中有确切数量的14家，计有1374首。

另外，竹枝词、掉歌体诗集有清嘉兴沈宗良《鸳鸯湖竹枝词》、吴萃恩的(南湖百咏》、嘉善钱云帆《魏塘竹枝词》、平湖沈绮《乍浦杂咏》、桐乡岑除嬉《双溪掉歌》、海宁张凤纶《谷湖百咏》等，共计有80多种，数量约在5000-8000首。

除《鸳鸯湖掉歌》等明清和民国印本、钞本传世的诗集外，清代史料笔记里也有大量的嘉兴竹枝词、掉歌的记载。如《冷庐杂识》中桐乡张梦庐的掉歌:“渔灯三两照渔矶，网得鱼虾夜未归。柔槽晰呀何处去，过桥惊起鹭鸳飞”，把杭嘉湖一带农村秀水环绕，柔稽咯呀，秋天菱花连天的水乡情味，渲染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竹枝词、掉歌体诗，多歌咏故乡遗闻逸事、风情古迹，且流风遗韵绵延数百年，是研究社会状况、历史沿革、民俗风情极好的背景资料。这些诗作切近民间、传唱时事、绘摹民间生活细节和场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竹枝词、掉歌体诗的史料价值

竹枝词、掉歌体诗“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非仅诗境得以开拓，且保存丰富之社会史料”。它们所反映的嘉禾地域风俗习惯、岁时年节、出产典故等，可以如下概观。

（1）岁时风俗嘉兴竹枝词、掉歌洋洋大观，写尽嘉禾一带的风俗民情，其意婉要多姿，其词清新亮丽，其味绵长醇厚，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约其要者，竹枝词、掉歌反映嘉兴地域的岁时风俗有: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及其它节令。略举几例。

“江楼人日酒初浓，一一红妆水面逢。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鸳鸯湖掉歌》五十二)上元节也称元宵节，烧香祭赛，有台阁歌舞，大街小巷花灯焰火照耀通宵，士女往观，喧闹达旦。农村则有调马灯、持火把奔跑习俗，祈求丰年。

嘉善农家对春分、谷雨、中元(七月十五日)等节尤为重视，常请神赛会，以不失古时春祈秋报之义，非常热闹。清道光间嘉善曹竹君《魏塘竹枝词》有:“春秋耕稼老农为，报赛祈年饮满危。愿谷盈仓酒满聋，人荣人辱我无之。”又，“中元佳节兴偏浓，胜会兰盆到处逢。一簇游人齐人寺，笑听佛殿鼓冬冬”。

(2)民间艺术2004年，嘉兴开展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普查工作。2006年，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有湖州和嘉兴合作的“浙北轧蚕花庙会”。轧蚕花在嘉禾大地有悠久的传统。清咸丰年间，海盐朱恒《武原竹枝词》有“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一诗，记述了轧蚕花庙会上蚕妇们或自制蚕花，或购买，插在头上，蚕花成了蚕娘的一种特有服饰。此外，各地轧蚕花庙会还有丰富多彩的水戏节目，如桐乡、海宁等地的抬阁船、标竿船和踏白船等。

嘉善田歌，明清嘉善史志均无文字记载。清嘉善柯万源《斜塘竹枝词》其一:“偏隅名胜苦无，难向前人掘旧科。只待东皋农事起，付他牧竖当山歌。”下附作者小注:“我乡播种时，农人每以歌节劳，谓之落秧山歌。”可见，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嘉善农村已盛唱山歌。这与现在该地农民说过去唱田歌是为了“解疲劳”，以及种田插秧时所唱的叫“落秧歌”是相吻合的。

(3)船(渔)文化嘉兴是传统的江南水乡，河网交织，船是水乡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阿侬家住秦溪头，日长爱掉横湖舟”(朱彝尊《鸳鸯湖掉歌》六十八)。明清时，杭嘉湖地域渔船在农业生产、渔业生产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大小船只，往来似织，“远若浮鸥，近如山涌”。主要种类有:

是船，是渔船中最大者，也称六桅船、帆是，有桅6道，载量为石。孙子度诗云:“宽如数亩宫，曲房不见水。”朱彝尊《是船竹枝词》亦载:“村外连村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渔艇瓜皮小，谁信是船万解宽。”每当风起浪涌，诸船惊困，是船则乘风牵网，纵浪自如。是船不用槽、桨，专赖风力，但无法人港，不靠岸，常行止于大湖深水处。作业时联四船为“一带”，两船牵大绳前导，另两船牵网随行，相机作业。船户“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尾部系有三板小灿，以利陆往，“渔家处处舟为业”。是船也有5桅至2桅较小者。

另有江边船、厂稍船、小鲜船、剪网船、鸿鹅船、划船等，在竹枝词里也有记载。

(4)稻作文化嘉兴是稻米的发祥地之一，稻作文化之灿烂令世人瞩目。两汉至三国时期已产粮食，“嘉禾之区，一岁或稳则数郡忘饥”。隋朝开凿大运河，给嘉禾大地带来灌溉舟揖之利。唐代嘉兴农业发达，稻米肥腆，“嘉禾一攘，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稻作文化历史悠久，稻米生产举足轻重，成为富饶的江南粮仓，明清时更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鸳鸯湖掉歌》(九十五):“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描绘的就是嘉禾平原农业大丰收的景象。

(5)传统农桑清初，农村、城镇紧密相连，农、商、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嘉禾地域蚕桑业进人鼎盛时期，农村处处养蚕织绸，市镇贸易繁盛。《鸳鸯湖掉歌》(七十七)有:“轻船三板过南亭，蚕女提笼两岸经。曲罢残阳人不见，阴阴桑拓石门青。”记录了运河两岸桑拓阴阴，无边青色掩映石(即崇德)的南方水乡风光。

在传统农村，农家初夏收茧后即开车缥丝，“村南村北响缴车”。淮院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织造兴盛，丝绸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产品远销琉球、蒙古、广州、山东、北京。各帮客户在此设庄采购，成为专业市镇，时有“宋锦人传出秀州，清歌无复用缠头。如今花样新翻出，海内争夸淮院绸”(《嘉禾杂咏》)之誉。

(6)史陈迹清嘉善柯万源著有《斜塘竹枝词》百首，其一有:“夏公胜迹在河干，片石经时觅已难。前岁阳侯狂鼓浪，更从何处觅优患!”记述的是明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书夏元吉相度地宜，指导施工，役工十余万，采取“掣淞人浏”、“掣淞人浦”方案，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顺畅入海，消除大面积积涝的事迹。夏氏在嘉善西塘镇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就是“忧欢石”，以水位正常为欢，以水位上涨为忧，是水文测量具有历史意义的设施。

清中晚期诗人昊曹麟有《语溪掉歌》五十首，今存。语溪是崇福镇的古称，有时也泛指崇德一县。《语溪掉歌》记载最多的是名胜古迹，数量占一半左右，现大多已佚，少数连名字也湮灭不彰。但从诗中可以看出，在约200年前的清中晚期，这些古迹还较完整地保留着。《语溪掉歌》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献价值，为我们研究以前、特别是给江浙一地带来深刻影响的洪杨运动以前桐乡的历史陈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史料。

竹枝词、掉歌大都为嘉兴籍人士所作，一人写几十首乃至上百首或更多。可贵的是许多和诗、续诗均步朱彝尊原韵而作。掉歌一唱三百年，成为嘉兴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也完整地保存了几百年嘉兴的历史陈迹。

(7)文化交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乍浦作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建有会馆、公所、书院。人文荟萃，名人学者纷至踏来，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骏、宋景镰、阮元、吴赛、鲍文博、沈衡、李善兰等，并留下不少诗篇。一些诗作记述了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词》:“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趣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林大椿的《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帆图系之以诗》:“海外长留五载余，帆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

清时嘉兴中日文化交流，古今典籍的传输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史学家大庭修先生在《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一文中，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咸丰五年(1855)经长崎港进口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余册。其中，乾隆初年至道光年间，从乍浦港购置进口的书籍有742箱，计15129册。

乍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港口。中国商人把大量典籍运往日本，同时也把日本编撰、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国失传书籍运回国内。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了江户时期日本编撰的说经类书约400余种，其他翻刻和校点的书籍则更多。正因如此，许多文人学者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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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98-03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环宙，沈旭炜.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3.

[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103.

[3]股野琢.苇杭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0.

[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