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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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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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4.012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Japanese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LI Yan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Abstract To do a good job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not only to grasp the tex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also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hinking expression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f only rote lexical meaning， Chinese thinking habi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transl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ference Chinese to Japanese factors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word vocabulary； thinking habits； national culture

日本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语言文字方面，日语充分吸收的汉语文字精华，两种语言有着跟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相处之处，但汉语与日语的语言特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汉语属于孤立语，依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语序相对固定。而日语属于粘着语，通过助词确定句子成分、句子含义，语序相对灵活。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有大的影响，有好的影响同时也有坏的影响，本文从文字词汇、思维习惯、民族文化等方面浅谈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1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1.1 日语文字由来

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日本没有文字，直到我国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才有了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成为了记录史实的文字，也是一般学者用以写作的文字，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古事记》是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书中有1507个汉字，《日本书纪》是日本第二部史书，书中有3513 个汉字，[1]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记载，于应神天皇十六年，《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伴随着冶金、纺织、农耕等汉文化传播到日本，由此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汉字文化区。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完善直到7 世纪汉字才正式成为日本的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同时也促成了日本人借用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和借用汉字楷体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虽在1866年，一些日本文字改革者主张废除汉字，但至今近150年汉字仍未在日文中废除，日本政府还规定了1945字为常用汉字。因此可见，汉语对日语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2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正迁移

当汉语的某些特征与日语的某些特征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时，就会产生正迁移的积极作用。因为汉字传人日本是在汉朝以后，所以可以说日本人最早接触到的汉字字体大部分是c现代汉字字体同形。日文里很多的词汇与汉语词汇是同形同义词的，如：

（1）描述自然现象的名词：春、夏、秋、冬、天气、风、雨、雪、霜、雷、梅雨、台风；（2）描述事物的名词：山、水、温泉、公园、学校、食堂、银行、船、广告、音乐；（3）方位名词：东、西、南、北、中、前、后、左、右；（4）地点专有名词：中国、日本、北京、东京、上海、西安、广岛、京都、名古屋、奈良；（5）动植物名称：虎、犬、鱼、猫、鸟、松、梅、竹、花；（6）家庭称谓名词：父、母、兄、弟、姐、妹；（7）固有名词：京剧、故宫、太极拳、歌舞伎、富士山、柔道、相扑；（8）生活物品名词：电话、杂志、椅子、眼镜、伞、车、寿司、茶、红茶、绿茶；（9）身体部位词汇：目、鼻、耳、齿、舌、手、口、肩、胸、腹、唇、发、腰等这些词汇对日语学习产生了正迁移作用，给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优势。可以说汉语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日语的学习，所以在翻译中要积极发挥母语优势，提高其对日语汉字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1.3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负迁移

当汉语与日语的差异微妙时，而学习者仍旧依赖母语的特征来做出错误的判断时，往往产生负迁移作用。如：“娘 、丈夫、人参、手纸、汽车、看病、亲友、兄弟”这些词与汉语的意思大相径庭，若不加以重视，直接套用汉语思维，在翻译时很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如日语中的“丈夫”，对于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第一反应就是中文里“妻称夫为丈夫”的意思，但日文里是“坚固、结实、健壮、健康”的意思，两者一对比就发现意思迥然不同，若平日里不够重视，很容易出现笑话。

例：「k明王エジソンは小学校に3ヶ月しか行っていない。自分もM学しないでヘドロを研究しようとQ心し、^に通って勉し、何十Nものa品をそろえ、舛趣冉Mみ合わせを浃à胜ら木材のかすやヘドロに混ぜる研究に没^した。[2]

有汉字的地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基本上可以很轻松翻译出来，但有两处会被汉语误导，吃闭门羹，第一处是“勉”，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是“难为情”的意思，可日语里是“学习”的意思；第二处是“没^”，汉语字面意思是“没有脑袋”，正确的日文意思是“埋头苦干”。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有些词汇形同但意思天壤之别。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要刻苦专研、严谨笃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2 汉语思维习惯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2.1 语序的困扰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转换活动。在翻译中，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日语表达，会发现翻译出来的句子不通顺，难以理解中心意思。最明显的差异是汉语里句子主干顺序是“主谓宾”，而日语是“主宾谓”的顺序，因此在翻译时，不能受母语定势思维，要灵活调整语序，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清晰转达语言内涵。

例：私は日本Zを勉しています。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我正在学习日语。若按照中文思维表达方式，直接按字面语序翻译就会出现：“我日语学习正在。”翻译后，完全不知所云，没有达到翻译的最终效果。

再例：何をしますか。

抗战片里常有这么一句滑稽幽默的台词：“你什么的干活？”经常有人有声有色地模仿，并乐在其中，没学过日语的人，一笑而过。学过日语的人，知道这是个病句，只因日语的语言思维表达与汉语表达有区别，日语是“主宾谓”结构，而主语很多时候又会省略掉，所以根据汉语的思维逻辑，正确翻译是：“你是干什么的？”

2.2 助词的困扰

日语是粘着语，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来表示每个单词在句中的意思，因此要想学好日语，掌握助词和助动词的用法是极其重要的。日语常见助词有：“は、を、か、の、で、も、と、へ、に、が、から、まで”，每一个助词都有各自的用途，且每一个助词有好几种甚至十多种用途。

如：“に”的用法就有十六种之多：（1）表存在的场所：机の下に猫がいます；（2）表动作的时间：今朝7rに起きました；（3）表动作的到达点：自榆に荷物をdせる；（4）表变化的结果：辘解けて水になる；（5）表动作的目的：昼ごを食べに行く；（6）表动作的对象：IHにを欷堡耄唬7）表比例、分配的基准：Lに1回デパ`トへ行く； （8）表比较评价的基准：私の大学はkに近いです；（9）表原因：家屋がいLに倒れた；（10）表理由：お土bに衣をIった；（11）表并列、添加：いつも青い上着に赤いネクタイという格好をしている；（12）构成主语、表示对主语的敬意、或对主语有某项能力：私にはこの本がgだ；（13）表示被动句中施动者：子供が犬に咬まれた；（14）表使役对象：学生に本をiませる；（15）表对动作的强调（动词连用型+に+同一动词）：待ちに待った夏休みがやっと来た；（16）表语气缓和（用言+に+同一用言）：痛いには痛いが、我慢するしかない。

由此可见，日语助词的用法是丰富的、灵活的，日语语言思维跟汉语语言思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翻译时切记不能忽略助词的意义，或只单纯记忆一种用途而忽略其他的意义用途，而凭汉语独立语思维去猜测、揣摩句子意思。助词是日语区别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助词的用法和意义的掌握是学习日语的重中之重。

2.3 暧昧语的困扰

日本人说话含蓄、委婉、t和，喜欢绕圈子；而中国人说话直爽，清晰表明态度。学过日语的人都知道， 日语表达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暧昧。暧昧的语言反映了日本人崇尚“和谐之美、不完全之美、朦胧暧昧余韵之美”。[3]日本人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甚至在正式的场合、文件当中，都使用让人模糊、似是而非的暧昧表达。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翻译时很困扰，拿捏不了尺寸，很难翻译出日本人的内心情感。这种暧昧表达与历史、社会文化、人文情怀、审美观念等息息相关，日本人很重视这种暧昧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最美的最优秀的语言。日本人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用「であろう等推量、不确定的表达口吻，虽备受国际争议，但日本人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显示暧昧语的魅力，可以说暧昧语是国民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翻译日语时，要特别重视这样的语言表达思维差异，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语言表达特征。

例：（1）あした、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2）あの人は教授でしょう；（3）もう八时になったから、先生もまもなく来るだろう。

句子中“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しょう、だろう”是最典型的暧昧语，用推断的、不确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来避免武断，有尊重他人之意，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人使用这种暧昧的表达方式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

3 民族文化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符号，也是文化载体，受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中日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时常出现一些误解甚至冲突。不同的民族孕育不同的文化，中日两国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化和岛国文化国家。很多词汇与海洋和鱼类相关。而中国属于大陆文化，很多词汇都有着大陆文化的印记。

如中国人用“挥金如土”这个成语来形容“人花钱慷慨或挥霍无度”，而日本人会说“をんでみたいな”，大致翻译出中文就是说“像喝水似的”。如脚掌或脚趾上角质层增生而形成的肉刺，中国人形象地称为“鸡眼”，这是因为大陆文化以农牧为主；而日本是海洋文化，接触鱼较多，故称之为「鱼目。[4]不同国度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不同，所孕育的文化、语言也有差异，在翻译时，要注意中日文化差异，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才能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

4 结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作为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技能，还应深入了解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克服文化障碍与差异，以达到两种语言更好的交流。

基金项目：右江民族医学院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yy2016sk012）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对日语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Vol.2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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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明中叶以来，秀水(嘉兴)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富庶的典型江南水乡格局基本形成，城镇扩展，望族崛起，清门硕彦、文人雅士传承不绝，成为经济和文化重镇。明清之际，朱彝尊(字锡粤，号竹诧，嘉兴人，词人，学者)以七言绝句首作《鸳鸯湖掉歌》，题咏家乡与土风，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被誉为“方志诗”。之后，和、补和、续和《鸳鸯湖掉歌》的作者延绵不绝，直至今天。据记载，明确题为和、续和的有16家，其中有确切数量的14家，计有1374首。

另外，竹枝词、掉歌体诗集有清嘉兴沈宗良《鸳鸯湖竹枝词》、吴萃恩的(南湖百咏》、嘉善钱云帆《魏塘竹枝词》、平湖沈绮《乍浦杂咏》、桐乡岑除嬉《双溪掉歌》、海宁张凤纶《谷湖百咏》等，共计有80多种，数量约在5000-8000首。

除《鸳鸯湖掉歌》等明清和民国印本、钞本传世的诗集外，清代史料笔记里也有大量的嘉兴竹枝词、掉歌的记载。如《冷庐杂识》中桐乡张梦庐的掉歌:“渔灯三两照渔矶，网得鱼虾夜未归。柔槽晰呀何处去，过桥惊起鹭鸳飞”，把杭嘉湖一带农村秀水环绕，柔稽咯呀，秋天菱花连天的水乡情味，渲染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竹枝词、掉歌体诗，多歌咏故乡遗闻逸事、风情古迹，且流风遗韵绵延数百年，是研究社会状况、历史沿革、民俗风情极好的背景资料。这些诗作切近民间、传唱时事、绘摹民间生活细节和场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竹枝词、掉歌体诗的史料价值

竹枝词、掉歌体诗“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非仅诗境得以开拓，且保存丰富之社会史料”。它们所反映的嘉禾地域风俗习惯、岁时年节、出产典故等，可以如下概观。

（1）岁时风俗嘉兴竹枝词、掉歌洋洋大观，写尽嘉禾一带的风俗民情，其意婉要多姿，其词清新亮丽，其味绵长醇厚，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约其要者，竹枝词、掉歌反映嘉兴地域的岁时风俗有: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及其它节令。略举几例。

“江楼人日酒初浓，一一红妆水面逢。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鸳鸯湖掉歌》五十二)上元节也称元宵节，烧香祭赛，有台阁歌舞，大街小巷花灯焰火照耀通宵，士女往观，喧闹达旦。农村则有调马灯、持火把奔跑习俗，祈求丰年。

嘉善农家对春分、谷雨、中元(七月十五日)等节尤为重视，常请神赛会，以不失古时春祈秋报之义，非常热闹。清道光间嘉善曹竹君《魏塘竹枝词》有:“春秋耕稼老农为，报赛祈年饮满危。愿谷盈仓酒满聋，人荣人辱我无之。”又，“中元佳节兴偏浓，胜会兰盆到处逢。一簇游人齐人寺，笑听佛殿鼓冬冬”。

(2)民间艺术2004年，嘉兴开展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普查工作。2006年，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有湖州和嘉兴合作的“浙北轧蚕花庙会”。轧蚕花在嘉禾大地有悠久的传统。清咸丰年间，海盐朱恒《武原竹枝词》有“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一诗，记述了轧蚕花庙会上蚕妇们或自制蚕花，或购买，插在头上，蚕花成了蚕娘的一种特有服饰。此外，各地轧蚕花庙会还有丰富多彩的水戏节目，如桐乡、海宁等地的抬阁船、标竿船和踏白船等。

嘉善田歌，明清嘉善史志均无文字记载。清嘉善柯万源《斜塘竹枝词》其一:“偏隅名胜苦无，难向前人掘旧科。只待东皋农事起，付他牧竖当山歌。”下附作者小注:“我乡播种时，农人每以歌节劳，谓之落秧山歌。”可见，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嘉善农村已盛唱山歌。这与现在该地农民说过去唱田歌是为了“解疲劳”，以及种田插秧时所唱的叫“落秧歌”是相吻合的。

(3)船(渔)文化嘉兴是传统的江南水乡，河网交织，船是水乡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阿侬家住秦溪头，日长爱掉横湖舟”(朱彝尊《鸳鸯湖掉歌》六十八)。明清时，杭嘉湖地域渔船在农业生产、渔业生产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大小船只，往来似织，“远若浮鸥，近如山涌”。主要种类有:

是船，是渔船中最大者，也称六桅船、帆是，有桅6道，载量为石。孙子度诗云:“宽如数亩宫，曲房不见水。”朱彝尊《是船竹枝词》亦载:“村外连村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渔艇瓜皮小，谁信是船万解宽。”每当风起浪涌，诸船惊困，是船则乘风牵网，纵浪自如。是船不用槽、桨，专赖风力，但无法人港，不靠岸，常行止于大湖深水处。作业时联四船为“一带”，两船牵大绳前导，另两船牵网随行，相机作业。船户“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尾部系有三板小灿，以利陆往，“渔家处处舟为业”。是船也有5桅至2桅较小者。

另有江边船、厂稍船、小鲜船、剪网船、鸿鹅船、划船等，在竹枝词里也有记载。

(4)稻作文化嘉兴是稻米的发祥地之一，稻作文化之灿烂令世人瞩目。两汉至三国时期已产粮食，“嘉禾之区，一岁或稳则数郡忘饥”。隋朝开凿大运河，给嘉禾大地带来灌溉舟揖之利。唐代嘉兴农业发达，稻米肥腆，“嘉禾一攘，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稻作文化历史悠久，稻米生产举足轻重，成为富饶的江南粮仓，明清时更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鸳鸯湖掉歌》(九十五):“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描绘的就是嘉禾平原农业大丰收的景象。

(5)传统农桑清初，农村、城镇紧密相连，农、商、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嘉禾地域蚕桑业进人鼎盛时期，农村处处养蚕织绸，市镇贸易繁盛。《鸳鸯湖掉歌》(七十七)有:“轻船三板过南亭，蚕女提笼两岸经。曲罢残阳人不见，阴阴桑拓石门青。”记录了运河两岸桑拓阴阴，无边青色掩映石(即崇德)的南方水乡风光。

在传统农村，农家初夏收茧后即开车缥丝，“村南村北响缴车”。淮院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织造兴盛，丝绸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产品远销琉球、蒙古、广州、山东、北京。各帮客户在此设庄采购，成为专业市镇，时有“宋锦人传出秀州，清歌无复用缠头。如今花样新翻出，海内争夸淮院绸”(《嘉禾杂咏》)之誉。

(6)史陈迹清嘉善柯万源著有《斜塘竹枝词》百首，其一有:“夏公胜迹在河干，片石经时觅已难。前岁阳侯狂鼓浪，更从何处觅优患!”记述的是明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书夏元吉相度地宜，指导施工，役工十余万，采取“掣淞人浏”、“掣淞人浦”方案，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顺畅入海，消除大面积积涝的事迹。夏氏在嘉善西塘镇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就是“忧欢石”，以水位正常为欢，以水位上涨为忧，是水文测量具有历史意义的设施。

清中晚期诗人昊曹麟有《语溪掉歌》五十首，今存。语溪是崇福镇的古称，有时也泛指崇德一县。《语溪掉歌》记载最多的是名胜古迹，数量占一半左右，现大多已佚，少数连名字也湮灭不彰。但从诗中可以看出，在约200年前的清中晚期，这些古迹还较完整地保留着。《语溪掉歌》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献价值，为我们研究以前、特别是给江浙一地带来深刻影响的洪杨运动以前桐乡的历史陈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史料。

竹枝词、掉歌大都为嘉兴籍人士所作，一人写几十首乃至上百首或更多。可贵的是许多和诗、续诗均步朱彝尊原韵而作。掉歌一唱三百年，成为嘉兴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也完整地保存了几百年嘉兴的历史陈迹。

(7)文化交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乍浦作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建有会馆、公所、书院。人文荟萃，名人学者纷至踏来，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骏、宋景镰、阮元、吴赛、鲍文博、沈衡、李善兰等，并留下不少诗篇。一些诗作记述了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词》:“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趣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林大椿的《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帆图系之以诗》:“海外长留五载余，帆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

清时嘉兴中日文化交流，古今典籍的传输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史学家大庭修先生在《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一文中，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咸丰五年(1855)经长崎港进口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余册。其中，乾隆初年至道光年间，从乍浦港购置进口的书籍有742箱，计15129册。

乍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港口。中国商人把大量典籍运往日本，同时也把日本编撰、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国失传书籍运回国内。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了江户时期日本编撰的说经类书约400余种，其他翻刻和校点的书籍则更多。正因如此，许多文人学者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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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98-03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环宙，沈旭炜.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3.

[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103.

[3]股野琢.苇杭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0.

[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篇5

逆转人生 由茶而来

加代子的家乡在日本大阪，一个美丽的岛屿城市。父亲比母亲整整大12岁，父亲是 “反政府分子”，因此进过监狱；母亲是学者，战争后回国艰难发展就业，由于政治原因变窘迫的家庭景况让加代子和两个哥哥都有很强烈的独立意识，加代子从小就想出国留学开始独立的生活，基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只得作罢。

像大多数的日本女性一样，活到30多岁，加代子仍然“以夫为天”，丈夫有外遇，对她冷脸相向，也忍气吞生、粉饰太平。但是，终于有一天，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年轻了，但你仍有能力改变你的生活。”

时隔不久，一位妇人给加代子看相，当她看到加代子第一眼，就肯定地说：“你的根不在日本，在中国。”

也许是机缘巧合，离婚后的加代子在命运的推动下，只身来到北京，她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中文，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想找一家日本人少的学校。在北影，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偶然的认识了赵薇。赵薇被这个执着的日本女子吸引，常常在生活上给予她照顾，并带她去茶馆喝茶。第一次喝茶，加代子就被满桌精巧的茶具吸引，她由最初对茶具的喜好，渐渐的迷恋上了茶道。蜕变在学习中国传统茶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她逐渐恢复了平静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感。

占尽四大幸事的男人

他称她是“中日民间友好文化的使者，在有生之年搭起民间友谊的桥梁”，又戏谑她说：“间谍工作做到内部来了。”99年至今，他们已经波澜不惊地度过了7年婚姻。石先生是加代子的现任丈夫，至今，他保持着中国国籍，加代子也仍保留日本国籍，他们并不打算要个孩子，认为“这样的生活正正好”。

当问及中日的文化差异是否在生活中造成障碍时，他毫无困惑：“文化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没有构成障碍。”初接触加代子的时候，石先生就已经在心里有所准备接受差异。

“中国的茶，法国的衣，美国的洋楼，日本的妻。”男人的四大幸事，除了住的不是美国的房子，几乎石先生都有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房子也不比美国的差啊。”言下之意是说，男人的幸事都给他占了，对生活，真是没有可抱怨的了。

茶道 人道 人生道

茶道精神有四：“和、敬、清、寂、”其中， “敬”是加代子对中国最深的感触。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尊敬，男女之间的尊敬，尊敬长辈，中国人的好客，这一切都对加代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包括在茶道里，也渗透着敬客的方式。

原来在东京的生活，工作于大公司，节奏快压力大，虽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感觉很空虚，尤其是婚姻的不幸福，更加重了加代子对生活的怀疑，接触中国的茶文化，学习茶道，她发现自己慢慢开始改变，她可以很静心地去读书，她爱上了茶道，并立志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她还就此写了篇名为《日本有可能再次掀起中国茶热》的论文，加代子说，早在唐宋时期，日本就曾掀起中国茶热，那时中国茶只有日本的皇家和高级僧侣才有权享受，后来空海和尚从中国留学后带回茶种，日本这才逐渐茶源多起来，再后来才有的现在建立起的日本茶道文化。现在日本人对茶的了解仍停留在唐朝时传入的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泡茶方法，也不了解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品种的茶。

一半北京 一半东京的雅适生活

他们在东京的家，是一面朝山一面靠濑户内海的两层楼。为了方便母亲的起居，加代子和先生住楼上，母亲住楼下。楼下一条小石子路，上面浅浅的铺着“曲径通幽”的字样，这条路一直从家通往石先生亲手搭盖的“燕京茶室”。“燕京茶室”的摆设相当中国化，来的有加代子的学生，也有一些过客，在这休憩。曾有一位日本老板来到茶室，感慨地对加代子说，来这里静静地坐一天真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篇6

作为一名职业戏曲理论工作者，我一直在研究梨园。我认为，梨园研究不仅在于学术本身，而且也将为世界各国研究我国戏剧文化的学者、旅游部门另辟蹊径，开拓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任其上下探索，纵横翱翔。

1985年12月23日，李尤白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

东明：

望你将岸边、田边、戴维、胡继熙夫妇情况一并按页码补入“总库”。

李先生信中所提到的“总库”，即李尤白先生在梨园研究过程中，偶有收获进展，或私人信件来往，一有所得，即和我联系，并抄录或者复印给我，所以很多史实和珍贵资料只有我知道，比如关于日本音乐史的研究通信。

唐代传日的两面琵琶

中日两国在音乐方面的交流，早在隋唐时就开始了，唐代日本从五位上行扫部头朝臣、美作椽兼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来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的故事，就是唐代中日音乐家交流的梨园佳话。

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贵族藤原贞敏来长安弹琵琶，拜梨园乐师刘二郎为师，堪称尊师爱徒，藤原最后做了刘二郎的乘龙陕婿。藤原学成回国时，刘二郎以青山、玄象凉面琵琶相赠。

清末诗人黄宗宪（1848-1905）曾作诗记其事道：“檀腹琵琶出锦囊，冰弦风拨杂官商。王公子弟争猿乐，傅粉调朱各上场。”后来，他在修订《日本杂事诗》时，改为：

檀腹琵琶出锦囊，曾偕羯鼓谱霓裳。

大唐法曲今谁读，空记当年刘二郎。

琵琶不仅使藤原贞敏与刘二郎结下师生之隋，与刘二郎之女结下夫妻姻缘，也使中日晒人民在音乐界结下千年友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并在中国左联东京分联任干事，曾出版散文集《扶桑杂技》、译诗集《日本古典俳句选》的林林，在1963年明随中国艺术团访日时，曾到日本名流田边尚雄家做客。田边尚雄先生为艺术团举行了一次琵琶交流会。他请来东京的几位琵琶演奏能手进行演奏，中方刘德海也演奏了《十面埋伏》等曲子，轻部岳瑞先生还用日语演唱了《浔阳曲》。有感于此，林林写了一首《琵琶会》的诗：

宾主琵琶出锦囊，心声合奏韵悠长。

至今犹唱《浔阳曲》，又忆当年刘二郎。

关于这段史实，1935年出版的张鹏一《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有记载：

日本有唐乐乐器，据《日本国志-礼俗篇》曰：“日本由唐时传授乐曲有《万岁乐》《回波乐》《鸟歌》《承和乐》《河水乐》《菩萨破》《武德乐》《兰陵王》《安盐乐》《三台盐》《甘州胡》《渭州庆云乐》《想夫怜》《夜半乐》《扶南小娘子》《越大乐》《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杨柳》《春庭乐》《柳花池》《赤白桃花李》《喜春莺》《平蛮乐》等。然传其谱，不能传其辞。乐器则唐时藤原贞敏，学琵琶于唐人刘二郎，二郎妻以女，赠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

但藤原贞敏由中国唐代带回日本的两面琵琶“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不知“今犹存”在何处？构造如何？千余年来在日本的影响和历朝嬗递传授情况怎样？唐代梨园研究专家李尤白先生为探究竟，曾于1985年3月6日致函日本国立艺术大学校长，该校音乐学部日本音乐史研究者田边史郎于同年11月8日给李尤白先生回信：

李尤白先生，

拜读了您三月六日的来信，以下就自己至今调查到的事项作以答复。

日本平安时代有一位名叫藤原贞敏的贵族，远渡中国（唐）学琵琶回国的时候，带着师傅赠送的两面琵琶回来这件事，在日本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即日本正史《日本三代实录》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四日条中说：“从五位上行扫部头，藤原贞敏卒。贞敏者……少耽音乐，好学鼓琴，尤善弹琵琶。承和二年（公元845年）为美作椽遣唐使准-判官。五年到大唐，达上都，逢能弹琵琶者刘二郎，……明年聘礼即毕，解缆皈乡，临别，二郎设祖宴，赠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岁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卒时年六十一。贞敏无他才艺，以能弹琵琶，历仕三代。虽无殊宠，声价稍商焉。”

上述的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确为您信中所提及的琵琶，“为朝庭重器”，虽然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从当时的习惯来看，确是事实。

这两面紫檀琵琶和紫藤琵琶，分别刻有“玄象”和“青山”字样。日本江户时代的乐人安倍季尚所著的《乐家录》第四十一卷，有以下记载：“青山，仁明天皇御物紫藤之槽也。旧记日，承和二年扫部头藤原贞敏蒙敕宣渡唐，竭于廉承武，习琵琶之秘曲，而得琵琶二，玄象，青山是也。廉承武传曲于贞敏之时，自青山绿梢天人降翻回雪之袖，自是名之青山也。”“玄象，仁明天皇御物也。紫檀槽一枚，泼面画黑象，是大唐琵琶也。祥述之青山下。”

此外，关于这个“玄象”“青山”现代的日本音乐史研究有以下的结论：“青山是日本有名的琵琶。……原来是仁明天皇的尊物。藤原贞敏根据承和二年（公元835）年，敕命远渡大唐。跟廉承武学习琵琶的秘曲，这个琵琶是和玄象的琵琶一起带回的……长期流传于宫中，后来传到仁和寺宫，虽然送给了平经正，但因经正担心在战场上丢失，所以退还给了仁和寺宫，可是到了源氏时代，似乎消失了……”，以上引至“平凡社”《音乐事典》。

这是关于“青山”的记载，总而言之，藤原贞敏带回的乐器没有现存。另外，在嘉历四年（公元1329年）七月八日，根据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青山”模仿制作了一把新的“青山”，现在虽然据说还在宫中，但我不能确认。详细情况，我劝您还是向日本国内厅书陵部询问。

即使关于“玄象”，如果根据同样的《音乐事典》的记述的话，则是，“虽然1376年（正和六年）被盗贼盗走了，但经过几个人之后，又回到了西园寺家之手，并再次回到了宫中。此后，因在内裹（注：天皇平时居住的场所）时被火烧了，故未能留传到现代。”

也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山”和“玄象”现在都不存在。对于先生的热情，我不能不遗憾地告诉您所不想期待的结果。

这两面不一样的琵琶，作为名器，好像被珍藏着。关于这些有很多说法。此外，文学（《源平盛衰记》等）、戏剧音乐（能《弦上》等）以此作为题材的也不少。

我作为日本音乐史的研究者之一，特别关心日中音乐文化的交流，并且确信您的来信也寄予着在这个领域内的两国友谊。

十一月八日 合掌礼拜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乐理科

助手田边史郎

至此，中国最早传到日本的两面琵琶及其在日本历朝辗转传授、受人珍视之状，水落石出，中日音乐史上一个长期难以猜解的谜被解开了。

我觉得，田边史郎学风严谨，他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帮助李尤白弄清了从唐朝传往日本方面琵琶千余年来的传授情况，这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事，而且是值得载人中日两国音乐领域史册的事。

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赵谭冰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两面琵琶》的诗：

青山玄象渡东洋，一曲琵琶颂大唐。

御前乐舞起欢声，宫内嫔妃笑态狂。

藤子负笈长安路，刘郎琴韵播邻邦。

《三代实录》纪盛事，睦邻友好万年长。

西安市九十二中高级教师刘占先也为此写了一首《琵琶情》：

一衣带水两邻邦，藤原学艺渡重洋。

琵琶声声师徒谊，琴瑟切切儿女肠。

玄象含情送艺果，青山着意化桥梁。

今日梨园传佳话，皆因不忘刘二郎。

另外，日本奈良市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奈良朝传写过去的许多唐代梨园中的乐谱。李尤白先生1985年春曾致函奈良市长，通过奈良市长转给正仓院长一封信，希望正仓院提供有助于他梨园研究工作的相关资料。不久就接到正仓院事务所长桥本义彦4月5日给他寄来的日本奈良朝天平十九年以前由长安传往日本去的黄钟调《番假崇》琵琶谱。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由唐代传去的琵琶谱。

岸边成雄与梨园研究

岸边成雄（1912年6月16日至2005年1月4日）是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二十三册，论文一百三十七篇，短论、报告、解说一百六十七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六十四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七十六套，书评七十九篇，唱片评论十三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一百二十七篇，随想等一百六十七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一种，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四十一种……

其中《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繁盛N烂的唐代音乐举世瞩目，是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上承秦汉以来歌舞音乐的繁荣，使之发展至极盛阶段；下启宋元戏曲、说唱等市民阶层音乐生活的巨大变革，为歌舞音乐向戏曲音乐型态转化、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其影响所及在亚洲各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在岸边成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唐代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贯穿性主题。193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的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的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与俗乐二十八调》就是有关唐代音乐史研究的题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编，上、下卷），奠定了他作为唐代音乐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1982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了李尤白的《梨园考论》简稿。这篇论文让远在日本的岸边成雄看到了，他1985年明21日致函西安音乐学院蒋咏荷教授谓：

李尤白先生《梨园考论》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先生将中日近代学者有关梨园著作部加以引用，唯我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未被提及。

蒋咏荷教授把岸边成雄给他的这封信让李尤白看了，李尤白立即给我来信：

东明：

蒋咏荷教授接到岸边成雄的信。岸边对拙作《梨园考论》奖饰过分，使我惶愧。滋将其原函及咏荷先生托我院译信寄你。岸边年逾古稀，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音乐家，著作甚富。从此信中也可看出，岸边似乎嫌我在《梨园考论》中没有引用他《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谈梨园的部分。这要在以后补入。

尤白

1985年12月23日

其实李尤白在写《梨园考论》的时候并不知道日本有个岸边成雄，岸边成雄有一本《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李尤白看到岸边成雄的信后，立即通过蒋咏荷给岸边成雄去信，说明非不引用，实未见其书。岸边成雄接李尤白信后就直接给李尤白来信：李尤白先生大鉴：

去年12月25日玉笔芳信、1986年1月5日详函及《地方戏艺术》中王东明先生的文章、《光明日报》特写均拜读。因事务繁忙，回信较迟，深感抱歉。

我从今日（18日）到3月4日要去欧洲旅行，所以只能匆匆先写这封短信。

（一）首先，就先生您对梨园研究的热情，我深表敬意；

（二）衷心祝贺“唐代梨园纪念馆”的筹建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的成立；

（三）先生国际视野之开阔，使我铭感难忘，在先生所言及的外国学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我所不知道不认识的；

（四）佐野彦和、田边史郎二君在东京艺术大学读书时，我曾教过他们；

（五）拙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汉文版），我也曾寄赠过中国音乐家协会陕西分会和西安音乐学院；

（六）在上书梨园章节中，与任半塘教授的《唐戏弄》意见有所歧异；

（七）唐代梨园，除梨园本院外，在东宫宜春院北还有别院。

想和您探讨的问题很多，但因欧洲旅行之发生在即，只能暂且住笔，希鉴谅。6月22日及27日有可能于西安重晤。祝您春安！

岸边成雄

1986年2月18日东京

及期，岸边成雄果然与日本创明音乐社社长小野卫等十余人到达西安，由中旅社石家庄分社韩连华翻译，岸边成雄和李尤白在西安人民大厦见了面。语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筹组事，岸边提问：“不知贵会接纳外国会员否？”李尤白答：“学问无国籍，您以七十七岁高龄，对唐代音乐又有专著，理应欢迎。”岸边继问：“我在学会可干些什么？”李尤白答：“可聘为顾问。”岸边闻而喜曰：“我很荣幸，也很感谢。”

当晚共应西安音乐学院刘大冬、鲁日融及蒋咏荷之邀，一起在西安音乐学院观看了鼓乐演奏。看完鼓乐后，岸边成雄说，长安古乐和日本的雅乐一样，是“国宝”：“长安古乐与日本雅乐的流传时间都在一千年以上。据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它们部是来源于唐代的俗乐。只不过长安古乐―直流传在长安，而日本雅乐却是通过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日本对雅乐的保护很重视，雅乐多是政府出资养着，政府会挑出专业人才，国家养起来，乐手多为公务员待遇。日本雅乐的根在中国，在西安。”

岸边回国后，于1986年7月11日给李尤白来信，同时给李尤白寄来了梁在平、黄志炯译，台湾中华书局版《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两册，其中对梨园遗址的看法和李尤白基本相同。随后，李尤白立即把岸边成雄关于唐代梨园遗址的论点补充到他的《梨园考论》中作为他的论据：

梨园本院系梨园弟子重要集居之，而梨园则系禁苑内之著名果园。按《唐两京成坊考》卷一对此曾有另一见解，其“所谓梨园者在光化门北”所注“商宗纪，仪凤六年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园作坊，中宗纪、景龙四年二月，令五品以上并学士，自芳林门入集梨园，即此梨园也。至明皇置梨园弟子，乃在蓬莱宫侧，非此梨园。主张梨园弟子在大明宫之蓬莱宫，此说似系沿袭《通鉴》景云元年条续文“开元二年，玄宗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即是梨园者按乐之地，而预教者名为弟子耳。凡蓬莱宫、宜春院，皆不在梨园之内也”。按蓬莱宫之教坊（内教坊）与梨园弟子，原系无关。《通鉴》将两者混同使用，恐系错误；就现有史料研究，蓬莱官之近傍，似不可能有梨园也。

之后李尤白还专门写了一首《赠岸边成雄先生兼题

扶桑有学人，遐龄访中华。

溽暑来长安，相晤于大厦。

讨论梨园学，议论互激发。

音院同观乐，记问精神佳。

撰著唐乐史，征引何博雅。

涉及梨园址，与吾见无差。

台湾汉文版，译笔妙生花。

隔海遥相赠，隆谊溢芳札。

篇7

（1.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重庆 400715；2.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前体育舞蹈专项毕业生在面临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下如何能立于不败之地的角度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综述和分析了提高体育舞蹈专项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和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特点以及我校体育舞蹈专项同学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现状，对我校体育舞蹈专项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与对策进行了探讨，同时从就业方面和体育舞蹈专项学生自身方面提出了提高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几种途径。

关键词：体育舞蹈，学生，就业，竞争

一、本次论文分析的理论意义、实际意义

1.本课题分析的理论意义

随着1999年第一次大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市场需求的暴露，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时代，高校毕业生是我国急需的宝贵人才资源，每年有数万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涌向社会寻求工作。据反映，受传统的教育体制和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高校体育舞蹈专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体育人才的需求变化反应迟钝，应变性差，培养出来的学生也缺乏品牌竞争的优势，从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二、体育舞蹈的起源、传播、分类以及经济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将该舞蹈传播到全球各地，并形成一股跳舞热潮，至今不衰。标准交谊舞起源于古代士凤舞，经历了圈舞、对舞、行列舞、集体舞等演变过程，成为流传广泛的社交舞蹈。19世纪20年代后，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对原舞种、舞步、舞姿等进行规范整理，制定出比赛方法，开始形成第一届世界标准交谊舞锦标赛。现今已发展成艺术性高、技巧性强的竞技性项目。国标标准交谊舞自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展较快，曾先后与日、美、英等国家进行交流活动，1987年举办首届全国国际标准交谊舞比赛，1991年举行了首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体育舞蹈按舞蹈的风格和技术结构，分为标准舞（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类、按竞赛项目可分为三类：标准舞、拉丁舞和团体舞（队形舞）。

体育舞蹈的经济价值表现在健身价值、健心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价值，体育舞蹈是一种国际流行的社交舞，它是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情感的一种世界“形体语言”，也是任何语言无法代替的艺术，它具有广泛的社交性。体育舞蹈大体上可分为自娱、表演、竞技等三个层次，自娱性的体育舞蹈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分东南西北，也不分男女老幼，都可在跳舞中互相交往，交流感情。

三、体育舞蹈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体育舞蹈这项体育运动，便迅速得到普及，体育舞蹈在中国发展不过十几年，20世纪80年代只有少数的广州和上海人会跳体育舞蹈，而大多数人还是在跳八十年代的交际舞，和现在真正的体育舞蹈有很大的差距，知道1986年11月，日本业余舞蹈竞技协会会长山口紫雄先生与中国对外友协联系，举办中日国际标准舞友好赛事，当时中国对真正的体育舞蹈还没有接触过，随即中国对外友协与中国舞蹈家协会联系，把握此次机会促成中日文化交流，中国舞协积极参与此次舞蹈交流工作，从1986年11月至1987年3月，重点培养一批体育舞蹈人才。

为使中国体育舞蹈尽快发展，山口紫雄先生和小林韩寿枝女士亲自来北京授课，培养24对舞者，其中摩登舞12对，拉丁舞12对，这些舞者都具有一定的舞蹈基础，大部分来自北京专业舞蹈院团和舞蹈学院。

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曾担当一、二届全国标准舞大赛评审的王镇同志建议，成立中国舞蹈家协会国际标准舞总会，并请贾作光同志任会长。该提议很快得到当时的中国舞协书记处的大力支持。中国舞蹈家协会国际标准舞总会于1989年初正式成立。

1990年5月，由中国舞协国际标准舞总会在南京市体育馆举办了第四届“压力龙虎杯”国际标准舞全国锦标赛。

现在我国开始举办承办一些国际邀请赛或公开赛，使中国体育舞蹈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四、本人见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体育舞蹈已经逐渐产业化，据统计，全国每个省市都有相关教授体育舞蹈课程的老师，健身房和学校还有自己开设的舞蹈班是体育舞蹈老师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作为一名体育老师，专项是体育舞蹈，那么我就该学好体育舞蹈，将来有机会教授给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再教给他们的学生，让体育舞蹈事业得以传承。

体育舞蹈专项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一个核心，它的传播速度已经遍及世界，我很热爱舞蹈事业，不论是对舞蹈演员和教师都十分热衷。在校四年时间里我需要跟随老师从最基本的练习开始，具备好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好拉丁舞和摩登舞还有戏曲身段等知识；还需要具备一些简单的舞蹈编导能力。不过我仍然一直在努力的将自己的专业进一步的提高。对我来说四年的时间远远不够，我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学习和同样的，从上述材料中的趋势分析可以总结出，体育舞蹈专项的学生有更好的就业竞争实力，社会正缺乏这样类似的人才，在好多中小学中，体育舞蹈这门科目还没有开展起来，就是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束缚，传承舞蹈的精华，作为一名老师，要敢想敢做，体育舞蹈的发展趋势不容小视，短短十几年时间的转变足以证明它的发展趋势是积极向上的，我认为我们自身就更加应该把自己的底子打牢，将自己所学的舞蹈传授给学生，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引发出一阵阵体育舞蹈的热潮。

五、分析的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

1.文献法。充分利用图书资料、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和网络资源，搜集了国内外关于体育舞蹈专项的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整理，详尽地了解关于高校体育舞蹈专项的核心竞争力，以作为本次统计的起点。

篇8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一直处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之下，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崇仰”之情。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所说：“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1］P23纵观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16世纪中期以前，由于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但随着日本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日本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对中国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离的成分。这也表明“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回到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上”，［2］而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美好的“常夜国”

汉晋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较模糊的，但却十分向往中国。“他们(指日本)把传来稻米的西边（指汉朝）看成是美好的乐园，把中国称为‘常夜国’”，［3］P183看得出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敬畏。首先，古代的日本及日本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渴望与中国交往。公元1世纪时，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国家，为了与中国取得联系，北九州一个小国的国君就下令造大船，船造成之后取名“天鸟船”，这只船载着几个日本人来到了汉朝设在朝鲜的乐浪郡。由于当时的日本没有文字，关于这一次出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正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4］P1658从这句简单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列国时代，而其中的一些国家向往中国、敬畏中国，尽管隔着茫茫大海，但仍然每年来中国朝贡，以得到中国的垂青。《后汉书》也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5］P2821这一记载后得到证实。《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有记载：“魏明帝景初二年（按：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首次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使臣前来魏国‘求诣天子朝献’赠送男女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十年间，邪马台国先后四次遣使至魏，赠送倭锦、马矢等。”［6］P857这些记载实实在在体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渴望。

其次，日本渴望吸收中国先进的文明。古代日本人渴望与中国交往并不仅仅为了到达中国，而是想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来满足自己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7］P26汉代时，古代日本还处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古代日本人目睹了中国统一的国家组织和繁华壮观的城市，“远比他们当时纺织品华贵得多的丝织品、象征权威而又工艺精湛的铜镜等，引起了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的巨大兴趣”。［8］P65他们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的心情表露无遗，他们“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9］P18日本与中国接触后，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都向南朝的刘宋朝廷遣使求封”。［10］P8日本也不断地汲取着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就是此时期中国观的产物。

二、繁盛的“唐国”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对繁荣昌盛的中国十分仰慕，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7］P27此时的日本统治者们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以便直接吸收中国优秀的文化，更多地汲取中国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这样就促成了这一时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发生。日本朝野对此一直极为重视，每次遣使团均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倾注国力派出庞大的官方使团出使中国，全面向中国学习，大规模地汲取中国先进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

1.频繁遣使隋唐。隋朝38年间，日本政府有4次遣使到隋朝。第一次是公元600年，日本使者向隋炀帝介绍了他们国家的情况。第二次是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为大使，携国书前来，正式提出建立邦交关系。第三次是公元608年，也是小野妹子为大使。第四次是614年，大使为犬上御田锹，副使为矢田部造。唐朝时，日本从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一直延续到公元894年。“现已查明这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除去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使’以及2次任命因故未成行外，正式来华的有13次”。［10］P17－18除了这19次遣唐使之外，在中国的文献中还有7次非官方的日本人唐朝之行。

2.汲取中国隋唐先进文化。日本推古朝（公元593至628年）圣德太子（推古女天皇的厩户王子，公元574-622年）仰慕中华文明，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其在摄政期间数次派人使隋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具体实现。他还选派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文化典籍，如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建立像隋那样的国家。“随着遣隋使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9］P61这主要是日本在获得统一之后，急需引进中国先进的国家制度，以便改革内政，抑制豪强氏族势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楷模，加以崇拜。日本对大唐帝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崇仰尤为突出。这因为唐朝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国，“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周围国家无限向往的所在”。［8］P101这就促成了遣唐使的发生。在长达30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唐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在此推动下日本决心建立以“大唐国为蓝本”的天皇制国家。

3.往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员的增多。隋唐时，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频繁来到中国，他们以满腔热情向中国学习。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根据中国学者胡锡年先生的推算，其总数估计在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11］P67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他们两个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当时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备真备倾心于中国文化，学有所成后回国；阿倍仲麻吕则仰慕大唐文化，终身仕唐。

三、战乱的国度

宋元时期，中日之间的互相认识深度呈现出起伏，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吸收的隋唐文化进行消化、创新，自以为已经汲取尽了中国的所有先进文明成果。这种心理催发了他们树立自我形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唐朝衰落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宋朝建立后，中国虽恢复了统一，但北方兴起的辽、西夏、后金与宋形成对抗，战乱不断；之后就是元朝的征战。日本对此采取非常保守的锁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以前充满敬畏的态度有着明显不同。

1.此时的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疏远的态度。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为了继承和保持唐代与东海各国的贸易关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对日本也是如此。据说“公元936年，吴越商人蒋承勋受吴王的委托，带来送给天皇及左右大臣的信件和特产，以求同日本建立正式的往来关系。对此，日本退回了送给当时朱雀天皇的礼物，并由左大臣藤原中平回信给吴越王”。［8］P136但是，即使双方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采取正式国书的形式，书信的署名都由左大臣或右大臣来写。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如公元953年右大臣藤原师辅的回信中说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可以看出这种应酬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态度是冷淡的。［12］P119还可以看出“决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与吴越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通过吴越国的商人传递国书和信息，保持着半官方的联系”。［13］P137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担心在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格局的情况下，如果同吴越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会被卷入中国的纷争，而使日本政局受到影响，于是对此采取了消极的外交方针。

2.日本自我意识增强，希望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随着生产的发展，日本列岛上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养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国统治者的册封为满足了”。［14］P140的确，日本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自隋时就开始出现。他们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的一种抗拒心理已经显现出来。公元607年日本国王遣使小野妹子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就不再使用过去那样的“贡”、“献”等词，而是用了对等的称呼：“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说明日本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汲取，而另一方面又始终尊重自己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3］P187现在看来，日本国书的用语显露出了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

公元1078年，赴日贸易的宋商带去宋帝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的牒状和礼物。牒状和礼物送到京都后，顿时引起日本君臣的狐疑，被看作是当时的朝廷大事。因为在日本看来中国与日本早就没有了外交关系，现在为什么宋朝频频送来牒文和礼物？对此日本政府又讨论了五年，“最后决定一项原则，只回信不回赠礼物”。［12］P144元朝时，忽必烈曾几次修书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效法高丽，以通和好”，［12］P75，P80但日本对此态度冷淡，并且不甘称臣，结果导致了元朝的3次征日。

四、巨大的他者――中国

16世纪中期起，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明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依然还是巨大的国家，不过随着日本自己已形成的独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日本也在努力地强调自己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而不将中国他者化就不能顺利达到，因为“日本文化特别是成文书记文化来讲，中国及其汉字文化正可谓是一个作为前提条件的巨大存在。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15］P7818世纪之后，受西方文明的输入和日本人对外认识发展，日本将中国排斥在外，而日本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把中国他者化了。

1.日本重新看待中国及世界。随着接触到的西方及西方文明的增多，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西方文明的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16］P224这一变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通过后者不难看出，日本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此之下，“日本强调其文化的固有性，试图将自己与中国文化区别开来，并确定日本文化的同一性”，［15］P80其中以18世纪中期的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言论极具代表性。贺茂真渊认为大和文化优越于汉文化，本居宣长则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样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成了异质性的他者。

2.构筑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古代日本自与中国交往以来一直处于“华夷秩序”之中，受惠于此。明朝时，足利义满虽然接受过中国册封的“日本国王”，但是从德川家康（1542-1616年）开始，幕府统治者就有意识地摆脱文化上从属于明朝的地位，构筑将朝鲜、琉球、荷兰、虾夷乃至中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小华夷秩序”。幕府把朝鲜、琉球确定为“通信之国”，把中国和荷兰定位“通商之国”，这样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在同朝鲜进行交往时自称“日本国大君”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义的含义”。［17］P162此后日本在对外事务活动中，要求各国使节实施“服属礼仪”，按照日本的礼节进行朝拜，通过这些来增强社会各阶级的国家意识和“华夷观念”。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列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应”。［18］P608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但就总体而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是以尊敬崇拜为主流，对中国文化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体现了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态度，这就造成了古代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比较容易走向极端，难以保持持平之论。

参考文献：

［1］［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J］.日本学刊，2003，（2）.

［3］吕超.外国人的中国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4］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

［5］范晔.后汉书・岛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

［6］陈寿.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

［7］［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王晓秋，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历史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9］［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姚嶂剑.遣唐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12］［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3］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4］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5］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篇9

现代教育理念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不再拘泥于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良好的习惯。

而初中学生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着好奇，由此会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若形成一定的竞争心理则更易激发其向上学习的动机。这种主动的、积极的学习，自然难能可贵，但初中生情绪性强，很容易因情境的改变而消退。因此，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个体多元智能的差异性，同时要特别注重营造和利用校园、家庭与社会环境的积极氛围。实际上，在师生的平等对话和新知探索的过程中，教师自身也获得了诸多的发展。

实践的探究方法有三：一是问题情境的营造；二是知识的融会贯通；三是知识的体系构建。

二、活动主题及实践目的

“综合实践活动有别于学科课程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基于学生的需要、动机、兴趣和直接经验来设计、实施相关课程活动”［2］。因此，关注学生的兴趣，构建一个更贴近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真实世界的全新课程领域，是综合实践活动的必由之路。

1963年，国家纪念委员会在张家港黄泗浦故址建立石刻“经幢”一柱，后又修建东渡寺。在市区通往梁丰高中的东环路段，有一座四车道钢筋水泥桥，名曰“六渡桥”。这些沉淀着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遗迹和建筑都见证着1200多年前的一位唐代高僧，他就是为日本朝野推崇和中日两国人民世代景仰的鉴真大师。鉴真东渡――上追玄奘，下启郑和，是千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创举。1200年后的今天，张家港人以其超凡的胆识和胆魄，在取得了傲人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明的奇迹，期间产生了闻名于世的“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1200年前的东渡精神在此得以延续和发展。

本次活动即是让我们走近古黄泗浦、东渡寺、六渡桥，了解鉴真大师东渡扶桑那动人的传说，感受他那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人风范，以增强我们的人文素养。同时，学习张家港建市20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以此来感受张家港精神的实质。

这一主题的选择构建在学生学习了唐朝历史，了解了张家港建市20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这是对课本知识的拓展和延伸，致力于乡土化的活动课程，有利于凝结成浓郁的乡土情结。

课程活动得到了宣传部、东渡苑的领导的支持以及学校和家长的资助，课题组成员掌握了最基本资料，如《伟大的理论，成功的实践》、《张家港人》、《鉴真东渡》等读本。

活动中，学生将语文、历史、地理课上学到的知识用于参观、访问、调查等实践过程，通过活动小组的研究，学生了解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增长了见识，激发了爱国爱乡的情怀，拓宽了知识面，培养了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整个过程是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设计方案，自己收集资料，自己形成观点的过程；是学生积极探索、主动实践、有所创新的过程。因此，“让学生亲身参与、主动实践，在实践中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综合实践活动的最根本特点”［3］。

三、活动的准备工作

第一，学校组织有关老师论证了这一主题的意义和可行性，配备了主要指导老师，纳入学校研究性学习课程计划，便于系统管理。

第二，指导老师对课题进行初步的了解推荐普及通俗读本。通过师生间的沟通，了解课题组每位学生的特长、爱好、兴趣等。

第三，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络，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第四，与市委宣传部、市东渡苑及秦振华同志取得联系，聘请县志办同志担任校外顾问。

第五，指导学生设计指定活动方案及具体的行动计划。

第六，介绍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方法，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四、活动过程的指导

整个活动过程以自主性活动为主，学生出现在前台，教师引导于幕后。放手而不放纵，引导而不包揽。教师将自己视为学生的合作伙伴，尽可能的鼓励学生发挥创造性。总结评价不以结果为标准，所以教师必须观察过程，关注学生的体验与感受。随时做好过程日志，敦促学生及时小结，定期汇报交流。

1.研究性学习

（1）引导学生了解鉴真的生平事迹；结合唐朝对外交流历史，掌握鉴真的出生背景。

（2）引导阅读《伟大的理论，成功的实践》、《张家港人》、《鉴真东渡》等读本。

（3）指导学生掌握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方法。介绍一些资料来源，如校图书馆、市图书馆、方志室、互联网等。

2.考察性活动

（1）考察鉴真第六次东渡地――鹿苑；

（2）考察鉴真主要活动居住地――扬州；

（3）考察张家港重点企业――沙钢集团。

3.系列宣传活动

由小组同学轮流在全班介绍鉴真东渡以及体现张家港精神的典型例子，结合学校艺术特色举行一些与张家港精神、鉴真东渡有关的历史剧表演，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表演能力。

4.阶段性成果展示

将调查报告、小报、科研小论文、电脑动漫、图片展、有关课件等成果进行展示。

五、活动成果的评价

1.重视过程性评价

综合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态度和能力，所以评价应更注重学生参与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实践的过程和方法，注重交流和合作，以及注重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因此采用过程性评价方式，能更全面地发挥评价的各种功能，通过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去判断每位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水平，符合人的多元智能的实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

2.以学生自评为主

“研究性学习……是贯穿于综合实践活动所有内容和所有过程中的主导性学习方式”［4］。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自然也应以学生的自我评价为主，教师导向性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小组评价与组内个人评价相结合；书面材料的评价与对学生的口头报告、活动、展示的评价相结合。在评价过程中体现与人合作、与人相处的能力，在这种集体和个人的自我评价中，学生可以充分享受民主风气的熏陶。

3.评价的开放性

“综合实践活动自身性质在本质上决定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课程的一个基本特点：开放性”［5］。开放性的课程，评价也应该具有开放性。评价应尽可能采用集体讨论和交流的形式，将个人和小组的经验及成果展示出来，并鼓励他们相互之间充分发表意见和评论。这样的评论不仅可以使学生吸收他人的有益经验，而且可以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培养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并发表个人见解的优良品质。评价的开放性将更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而“着眼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价值与目标最本质的体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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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重视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重视提高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意识和现代德育意识。

学科德育渗透，关键是各级行政领导，基础是教师。要使教育工作者能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的精神和全日制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离德育于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必须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德育渗透意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识，现代教育教学方法、技术手段、环境的意识。为此，要组织教育工作者认其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各学科教学大钢等。通过学习和讨论，使教育工作者从培养跨世纪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高度，学科教学是德育工作最有效最经常的地位，来，认识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意义，认识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优化育人环境，对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作用，统一认识，自觉地有计划有目标地在教学中加强德育渗透，更好地教书育人。

二、加强组织管理，制订措施，保证学科德育渗透的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为保证学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全面、正常的开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指出，学科德育渗透，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使学科德育渗透规范化，佛山市教委制定了《佛山市中学实施德育大纲细则》、《佛山市小学实施德育纲要细则几把中小学的德育实施细则中有关学科德育渗透，按阶段、分年级，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行政部门制定了措施，促使学校的学科德育渗透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佛山三中在学科德育渗透上做得较好。他们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学科德育渗透工作；成立“德育的学科渗透领导小组”，专门组织、研究这项工作。第二，把学科德育渗透的教学纳入《佛山三中教师岗位责任制》，作为考核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凡是教师，都是德育工作者。第三，编写《佛山三中“中学德育大纲”分年级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学阶段各年级的教育要求和任务；做到中学教育的层次化、系列化，使教师明确任务，掌握尺度，做到适度。第四；围绕“在学科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渗透”课题，组织全校教师研讨，根据各学科的特点，找出结合点，并把每章节的渗透点列举出来，整理汇编成《佛山三中各学科德育渗透纲要》，作为教学中教育渗透的依据，使德育渗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保持经常性。第五；组织“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公开课、研讨课”，同时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全校性的德育渗透示范课，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研究渗透的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提高德育效果。第六，编辑出版《佛山三中德育渗透教案集》（各学科有1－2集），共十余本。第七，编辑出版了《佛山三中德育渗透论文集人并组织评选优秀教案与论文。佛山三中做到了有领导、机构、制度、要求、计划、目标、总结、科研、检查督促评比，并包含所有学科，全部文化课，使“离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深入了一个层次，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佛山三中“依法治校，依织青人”经验，1997年底，佛山市教委在三中召开了““佛山市在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现场会”，佛山三中介绍了“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的实践与思考，加快了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工作的进程。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高立意，激情感，深挖掘，促使学生进行深层次思索。

教师除重视把握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专题教育，知识结构及其内在联系外，还注意教学内容的深层意义，坚持知识、能力、思想认识有机统一的教学目标。

例如；在讲唐朝对外关系时，讲述唐代的中国，经济、政治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不少日本人，如阿倍仲麻吕、吉备实备、空海等到唐朝学习，但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学，而是学成回国后，传播、消化中华文化，在创建日本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鉴真、玄奘两位高僧，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寻求学问，放弃较为安逸的生活条件，长途跋涉，飘洋过海；忍饥挨饿，担受风险。这种为了求学，为了文化交流，不顾个人安危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才会受人敬仰；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唐朝推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化交流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学习的好机会，好方法。只有善于学习，才会有所收益和进步。

又如；在讲香港失而复得的历史时，教师讲述自从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科技的高速发展期。与时俱进的则国运兴隆，抱残守缺的则江河日下。中英两国相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因工业革命成功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因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在这背景下；两国相遇必以中国失败告终。百多年来，志士仁人，都没有忘记收回香港；以圆振兴中国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收回香港时，中英的相对国力已倒过来，所以在整个谈判中基本上是中国定调。失而复得，正是这种力量对比变化了的结果。它给人们三大启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本；历史潮流，不能抗拒，包括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大潮；上一个世纪的较量，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下一个世纪的较量，将是知识力量的较量。又如，音乐教师在教唱《南泥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时，介绍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歌词的含义，旋律的欣赏等方面进行德育渗透。教师讲解：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了南泥湾，看到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学员们深受教育；向三五九旅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桃花篮》。《南泥湾》就是这个秧歌舞的插曲。在教唱时，教师后发学生用学过的表现音乐的手法，用领唱、齐唱的方法，通过优美的旋律；描绘陕北江南美景，礼赞劳动模范的功勋。前半段是两个优美柔婉的柔情性长句，用领唱方法；后半段用齐唱，同时在前奏部分和后半段的节奏跳跃部分，加民族打击乐来烘托歌曲，产生欢快愉悦的气氛，使学生既得到音乐美的享受，又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由于学生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内容；再哼上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情上会产生共呜。

四、挑战二十一世纪，随时代前进，努力运用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书育人，提高学科德育渗透的实效性。

在此，以历史学科为例。佛山市中学历史学科开展了“方法、手段、内容、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教学实验，我市历史教师称之为“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实验”或“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实验”。我们运用整体性观点和综合性方法，紧紧把握住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方法、手段、环节及其总和，处理实验变量及其各种因素。这包括四个变量（方法——体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式教法，或“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思维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启导式教法；”技术手段——多种传播媒体（含多媒体计算机）的综合运用；内容——知识结构、图式及其内在联系的教学；目标——知识、能力、思想认识的有机结合的教学），四个因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和十个方面或环节（教纲、考纲、教材、教学目标、方法、技术手段、练习考试、评讲、评价、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把握其总和。并加强历史室、电教室的建设。它促使佛山市中学历史教学走向“四个转变”（即“变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为“启发导学式的能力型为主的教学”；变“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教学；“变传统的讲解、板书、挂图等手段的教学”为“传统媒体手段与现代媒体手段，含多媒体计算机手段优化组合的教学”；“变单一的班级课堂教学”为“班级课堂、历史室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力求达到“二个五要点”（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思想认识有机结合；②在“整体、主体、现代、优化、深层”上体现学科的德育渗透），改变“五点状况”（学科思想教育的随意性、零碎性、局部性、表层性和说教式），在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教学方法，建构能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能达到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提高了德育实效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回答了“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若干问题。（《促成“观念内化”教学的实验报告》获1997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三等奖，1997年《德育报》中小学德育论文一等奖，广东省中学历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该《实验报告》刊登在《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佛山三中《以学科教学为主渠道积极开展德育渗透的研究和买践活动》一文，介绍了生物、英语、地理、语文、历史、物理、数学等学科教学，在“构建教育框架，明确目标、内容、步骤，把握住结合点”和“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等方面，加强德育渗透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挥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的经验。

五、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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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在日语中，叫做“着物”。明治维新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为了体现日本的民族特性，而且日本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于“大和”民族，一方面可以与西洋的“洋服”相区分，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日本的服饰方面的代名词。“和服”一词由此诞生。和服除了保暖功能，护体功能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对于和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左右，据我国的史书《魏志倭人传》记载：“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这应该是就是和服的原型了。4世纪以后的人物服饰形象与朝鲜的乐浪和通沟出土的壁画中的形象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日本服饰是经过朝鲜半岛传入的胡服系的服饰。之后中国唐代服饰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皇下令，全国上下开始穿类似于隋唐式样的服饰。和服是在平安时代形成特色并逐渐趋于成熟的。到了室町时代，一种带有隋唐服饰特点的日本独特的民族服装，即和服完成了演变并最终定型，在之后600余年中几乎再没有较大的变动。

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都穿和服，但在明治维新之后，上层社会中的男士开始流行穿西服，也就是俗称的“洋服”。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由于当时的妇女仍穿和服，故因行动不便而遭遇不幸或身留残伤。此后，日本妇女才逐渐改穿套裙或其它服装。不过和服在今天仍是日本人的最爱，无论是在节日庆典、毕业典礼、婚礼、葬礼或是在庆祝儿童的“七五三”等重大场合之上，随处可见身着传统和服的人们。

和服的种类很多，不仅有男女和服之分，未婚，已婚之分，而且有便服和礼服之分。男式和服款式少，色彩较单调，多深色，腰带细，穿戴也方便。女性和服款式多样，色彩艳丽，腰带宽，不同的和服腰带的结法也不同，还要配不同的发型。已婚妇女多穿“留袖”和服，未婚小姐多穿“振袖”和服。留袖和服分为黑留袖和色留袖，黑留袖是已婚妇女在庆典中的正式礼服，基本为黑色，上印五纹，下摆的纹样华丽，格调高雅，题材多寓意吉祥。除黑色以外的有色留袖都称色留袖，用于披露宴和各种聚会。其下摆装饰纹样、衣服上的五纹，比翼缝合等都和黑留袖相同，带子，拎包等附属品必须在色彩、纹样方面与服装配套。振袖就是长袖，振袖的袖子长度可长到脚踝，是一种较有情调的和服式样。是未婚妇女在成人式，毕业典礼，结婚仪式等重要场合穿的正式礼服，其中黑色的被认为是最高贵的，鞋、拎包等都要求尽可能的靓丽青春一些。访问服，付下，与色无地也是和服中常见的样式。访问服也称简式礼服，一般在茶话会，聚会，访问上司的时候穿着。其纹样的面积较大，从胸前开始到后肩、两袖下摆，而且要求衣服接缝处的纹样不能间断，纹样题材无特别规定，但要高雅不落俗套。付下是一种与访问服风格接近，但应用范畴更加广泛的简式礼服，付下纹样是件料纹样，纹样依前后身、大襟和袖的不同位置进行安排。巧妙的运用布局和形，色的分配，使款式和纹样能完美的结合。色无地是除黑色以外的单色和服，可用于喜庆和丧葬。红色或艳丽色彩宜远离不吉利的事。丧事中穿的要求是黑色的，和服带也要用黑色。

对于和服的纹样更是近年来日本服饰研究的热点之一。日本的传统民族服饰上的纹样。源自于日本民族对于山水风土的眷恋及对人本精神与情境的感受，并随着时代的风俗背景蕴育而生。和服纹样极具装饰性，色彩缤纷，造型丰富，一件和服展开来后就像块画布，上面形象构图完整，花卉、人物、风景、动物栩栩如生。故和服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赏花幕”。

由于日本民族生活在富有四季特色的自然风土环境中，自古以来接触、观察自然界的变化，慢慢把自然融入生活，形成了日本民族形同身受的自然观。因而，日本人很早以来就在文学、绘画、工艺、染织方面取材于自然风光，从不同的季节变化里吸取营养来表现自然的美和纤巧。其中季节感浓厚的植物被运用得最多。春季多以樱花和梅作为设计的主题;夏季则以清凉色系为主，采用菖蒲、水草加以嬉戏的鱼儿和浪花;秋天采用、秋草等;冬天雪景和盎然挺立的松柏及其意象被较多地运用。

日本和服纹样中有一类特殊的纹样，它不是直接采取现实中的景物作为纹样的素材，而是借用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情节、场景、意象，通过提炼、萃取想象出的一种典型的象征图形。同时将文学作品中的诗词置换成服饰色彩。这就是所谓的“文艺纹样”。比如依据《源氏物语》中某些章节设计的近江八景纹样，是由落雁、暮雪、晚钟、夜雨、夕照、晴岚、归帆、秋月这些故事中的场景凝练成的视觉符号，借纹样以寄托人的忧郁和寂寞之情。

同时，日本广泛引用中国元素。比如鸳鸯纹样，雌雄相伴，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它作为夫妻和睦的象征。唐代的宝相花装饰纹样就是由牡丹或莲花为母体，借鉴众花形加工成的一种纹样。其纹样，吸取众花的特点，简练凝化。宝相花在日本盛行于天平时代，正仓院所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的背面为宝相花纹样。唐时流行的连珠纹也在日本大受欢迎。连珠纹是由许多小圆形连接在一起再组成一个大圆形图案。图案以动物形纹为中心，鸟、孔雀、龙纹等动物纹样运用得较多。比如法隆寺所收藏的四骑狮子狩猎锦，就是以联珠花纹为主题图案构建的。

宽平6年（894年），日本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尽管奈良时代日本服饰仍然保留浓厚的唐风色彩，但在此后的岁月中，服饰纹样逐渐迈向日本化。平安后期至镰仓时代，日本通过吸收和消化中国纹样，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服饰纹样。室町中期以后，日本纹样出现了荷、罂粟、百合等以单独一种植物形态而形成的纹样。这些纹样开始广泛应用于能装束、小袖等装饰上。出现了诸如红白段花篮这样用完整的大朵纹样装饰的能装束。室町时代，海外民间贸易兴起，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金斓、缎子、纱绫、白绢等生丝和制品。此举促进了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纹样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西阵人模仿中国的蜀锦，生产出“唐织”。作为能装束的唐织，主要用于女演员的外衣上。其纹样多以中世以后的传统纹样和中国输入的纹样为主，用金银线绣出青海波、菱垣、七宝等，串联起来作为背景纹样，再通过四季花草等平安以后的日式纹样加以表现。桃山时代的和服纹样，一方面处于打破传统的重建时期，另一方面又在诠释古典，使得内在的传统注入新生命。此时的和服纹样恰到好处地对古典纹样进行吸收和创新，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使和服纹样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花筏纹样，巧妙地把樱花纹、旋涡纹和竹筏纹组合起来，给人一种强烈的时光流逝的感觉。奈良晒、美浓绢、下野绢、八丈绢等织物盛行，极大地丰富了和服的类型、色彩与样式。到了江户时代，友禅染的发明，更加丰富了和服纹样的种类。由于其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得相应的纹样不再受到和服材料的制约，推动了市民衣着色彩的多样化。

结语

纵观和服的起源，发展历程，种类以及纹样的历史延续，可以发现自然环境，穿着舒适与美观，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均对和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和服既是外来先进文化影响的产物，也是传统民族文化的杰作。（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辛艺华日本和服手绘纹样的审美特征[期刊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

[2]辛维金;吴铭日本传统染织纹样与其文化内涵[期刊论文]-纺织科技进展，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