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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刚入校时,一般都保留着勤奋,朴实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但少数学生由于受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想潮流的影响,入校后逐渐放松了政治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缺乏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可贵品质,混文凭、贪图安逸享受,讲究吃、穿、玩、乐。不注重思想上的修养,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校规、校纪和法制观念逐渐淡薄,最后走上违纪的道路。
1.2组织纪律性不强
现在的职业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单一和家庭到学校这个大集体,没有经过严格的纪律训练,造成一些人缺乏应有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道德情操。因此,行动上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遇到问题时,不能把自己的言行约束在校规、校纪和法律的范围之内,因而走上违纪的道路。
1.3法制观念淡薄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在一定程度上,校规、校纪就是约束职业学生行为的基本法规。思想素质与法制观念差是学生违纪的主要之一。职业学校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培养职业学生的法制观念,加强校风、校纪建设,是对职教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基础性工作。要通过各种途径和不懈努力,培养职业学生知法、懂法,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是他们做到不违法、不违纪、不犯罪,增强其法制观念。遇到或出现违法之事能做到依法办事,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以保护国家,自己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不懂法就有可能违法,甚至走向犯罪。因此,为把学生培养成“四有”合格人才,进行法制观念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2职教学生法制观念的误区,必然影响到校风,校纪的建设
法律是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促使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校规、校纪是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发挥教育的作用,实现培养人才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在职业学校大力开展校风、校纪建设,是形成和维护一个良好的教学工作秩序和学习,生活环境的有力措施,而学生法制观念淡薄,违纪率上升则是影响校风,校纪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弄清楚职业学生法制观念上的误区,以便对症下药,有目的的开展教育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职教学生法制观念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渴望健全,完善法制
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但在自己的言行上,仅考虑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割裂民主与法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们根据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肯定一面,否定一面,唯我所用。一方面,他们对我国现阶段法制不健全,社会上个别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依法治国;另一方面,在涉及小集体或个人利益时,却无视国家的法律法令,只要个人的民主与自由,干出违法违纪的事情。
2.2只强调应享受权利,而不履行应尽的义务
权利和义务意识淡薄。再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是民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是一切法规的主要内容。对这一点,一些职业学生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他们忽略了享受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应该是对等的,自视为“二等公民”,只求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
2.3分不清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
对现行的法律和校规校纪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职业学校内,“同乡会”、“同学会”的组织成立一批,取缔一批,他们不仅拉帮结派四处串联,还充当同学间矛盾调解人,但很多情况下却是有意或无意的扩大矛盾。有些人聚在一起,抱成一团,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容易出现一些群体的违法事件。又如,职业学生中谈恋爱时现象比叫普遍,尽管他们有比较高的文化知识,但有些法盲,只是一味的放纵个人感情,放弃自尊自爱,在受到道德谴责和校规校纪的严肃处理时才能醒悟,但为时已晚。
2.4不懂的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学之间产生了矛盾和纠纷,不是向班主任和系领导反映,寻求组织解决,而是私了;学生宿舍发生了盗窃案,被抓住的小偷,如果退赔账款、脏物,再请失主吃一顿,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有的同学在校内受到侵害,受到威胁,迫于压力,不敢声张,有的在校外受到欺辱,不敢反抗也不向有关部门报案,而反过来只是埋怨社会风气不好等等。
2.5在集体生活中,过分强调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在我国目前受到职业教育的人数比较多,因而使得在校职教学生普遍有着较强的抱团和地域性。也有些同学认为职业学生是为了多挣钱出人头地,一切都靠自己努力,自我奋斗,不顾他人,不管集体,只是一味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逐渐形成了“我行我素”的极端个人思想,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不惜一切谋取个人利益,从而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违纪现象。
3切实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校风、校纪建设
加强校风、校纪建设,减少职业学生违纪率,杜绝犯罪现象,提高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使之健康成长,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除了加强日常生活思想政治工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切记加强法制教育,笔者认为: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3.1要提高法律课的地位
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完善,正处于逐步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阶段,必须加强职业学生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应将法律课定为必修基础课。就目前高效情况来看,有的作为选修课,有的已作为必修课,但又不像英语、高等数学等基础课那样受重视,安排的课时少,使学生对法律产生偏见,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3.2要理论联系实际
法律条文都是些条条框框,枯燥无味,但它与我们的生活又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必须改变那些内容陈旧,形式单调的教课方式,多举实例进行剖析,特别是发生在学生中的典型案例,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学生愿意听,记得牢。还可以采用演讲、竞赛、法制讲座、介绍治安形势、将庭审引入学校等形式,增强他们对法律知识的兴趣。
3.3要从一年级抓起
新生初来职业学院,对职教学都有一种神秘感新鲜感,都怀有较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因而可塑性强。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应加强法制教育,是他们懂得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然后要逐步对它们进行有关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教育。
事实上,在新课改培养目标下,小学数学教材设计了大量生动活泼的情景,许多教学情景都含有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教育性极强。小学数学教师要树立和强化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观念和意识,将法制教育列入教学目标。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积极挖掘数学教材中的法制元素,开展数学教研活动时要将此列为研讨内容。以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如讲授《认识人民币》,通过给学生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配以图片说明,指出人民币的特征和防伪标记,帮助学生认识人民币,体会人民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有机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相关内容,教学生爱护人民币,勤俭节约。
在教学“轴对称图形”时,可结合课本中练习辨识交通标志哪些是轴对称图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内容,学生通过讨论,增强对交通标志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在学习统计知识教学《统计与可能性》时,结合课本练习“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情况摘要”和“上海市的空气质量日报情况摘要”以及对空气、空气污染、空气与人体健康、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空气质量状况的介绍,可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知识,教育学生爱护环境。
二、教师加强学习,提升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
法律意识的形成源于生活,为了在课堂中渗透教材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抓好法制教育,小学数学教师要加强学习和研究,提升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一方面,小学数学教师必须学法懂法,提升自身法律素养,每位小学数学教师都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列为学习内容,去研读领悟。只有教师知法、懂法,才能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自觉地向学生讲法,否则就可能对小学数学教材中存在的契机“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小学数学教师也要深研教材,善于研究教学活动,在相应教学内容、环节、形式中去发现契机。法制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教师要关注社会与生活,注重调查研究,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创设话题,把法制教育寓于数学教学中,在课堂教学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如在苏教版教材中,在教学《百分数的应用》时,结合课本中有关纳税习题和纳税知识的介绍,安排学生进行调查,了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目的地渗透法制教育,不但让数学教学不再枯燥,也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学习结果更加有效。
三、教师把握好度,以免将数学课变成法制课
小学数学教学中一定要明确数学知识的传授与法制教育的关系,应以数学知识为主,法制教育为辅。教师在课堂上要把握好度,法制教育不应占用太多教学时间,以免将数学课上成法制课。课堂上,渗透法制教育在内容上要尊重小学生的认知能力,要以数学知识为基础,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分量上要恰到好处,不可为了渗透而渗透,切忌不顾数学知识牵强附会。
香港的中小学教师兼教学科不分主次,新聘体育教师兼教语文或数学在香港是很正常的事情。香港中小学现行五天或长短周五天半教学日,中小学教师每周课时数可达30多节,每天5~6节课,还有其他的课务。经常可以看到教师背个大大的包,里边有各种不同的学科教学用品,急急忙忙换教室。学校教师办公室白天几乎无人,学生放学以后下班前后的时间,办公室里才有教师伏案工作。虽然忙,教师们因为职业稳定,收入高,大多数心态很好。
还有,香港的中小学教师不能兼“有偿家教”,补习学校和考试培训类学校的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分类清楚,若违规收费会导致被解聘。
香港的教师薪水有年资的不同,新入职教师与老教师收入差距比较大。由于没有教师职称,学校里教师之间的关系比较平和,不会为此而竞争,教学基本上属于“单干”,主要是教师个人教学经验的积累,也不重视教育科研。近几年,香港教育统筹局也在推广中小学新课程,不断推广观课文化,过去教师间互相不观课、不重视教育科研的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们渐渐开始互相听课切磋教学经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小学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认真态度,他们申报科研课题,一定是个人愿意投入,喜欢研究课题。申请课题当然有研究经费,一般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但是这与教师的个人收入无关,学校和教师热情投入教育科研就是为了追求教育理想。
三、个人发展:重进修,重学历,重才能
香港中小学和办学团体比较重视非学术的进修培训和联谊活动。学校教师的活动,如假日“行山”(远足爬山,在香港叫做行山),暑期旅游,节日聚餐等等,这些活动经费实行AA制,教师踊跃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大多数不是教育学术类的活动,比如请管理专家作讲座讲管理方法,开展团体游戏活动,音乐唱诗等等,教师自愿报名参加。香港中小学教师的学校文化生活丰富,工作忙,联谊活动多,而学术进修则是教师个人的事情。
教育学术类活动,有办学团体办的,有大学办的,有政府有关部门办的。政府部门办的教育学术活动、经验分享会,免费报名参加。有的学术团体办的活动需付费参加,有的教育培训进修要收费,教师可以向学校有关专项经费申请资助,资助费用一般很少,大部分费用需要教师个人自理。香港的中小学教师大多数积极参与这类活动,自己掏钱听学术讲座和业务进修。因为自愿参加且付费,所以与会认真,教育学术活动会场的氛围往往很好,讨论常常很热烈。
二、感悟教材,受教育
课堂是传授知识的主阵地,比如说,叶圣陶先生的《记金华的双龙洞》一文中,在文末有这样一句话:“我排队等候,又仰卧在小船里,出了洞。”教学时,教师要让学生们反复的阅读,让他们谈谈从中悟到些什么道理。很多小朋友最先说出的是游人多,这个时候,教师可以示意学生们再悟,学生们很快便说出了叶老先生既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遵守公共秩序的文明游客,他也是在排队等候出洞。教师要及时的对学生们的这种感悟予以赞赏褒奖,然后再进行小结:同学们,今天我们也一起跟着叶老先生去浏览了金华的双龙洞,并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在公共场所,我们也一定要做个文明的好孩子,要自觉的遵守公共秩序,要懂得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学习这节课,既让学生们对叶老先生产生一种崇敬之情,而且还让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要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意识。
三、法制教育应与语言情境相结合
语文文本中有很多蕴藏着人文法制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教学时,要让学生们懂得,诚信是一个人的精神与财富,诚信比物质财富还要珍贵。如果是非法所得、非法占有的,一定要杜绝,让法制教育意识印在每一位孩子的大脑中。教师在教学时,就可以借助教材内容去教育学生们都要做一个品质优良的好少年。比如,在探究《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节课时,学生们也了解了乱砍滥伐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的。因此,教师要为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就是每个人都要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教师还要及时的介绍国家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所做的努力。课后再布置学生搜集或者查找与之相关的内容,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还要教育学生养成节约资源、不要乱抛废物、不破坏花草树木以及热爱劳动的好习惯。教材中类似于这样的人文教育的事例还有很多,把这些内容结合课程资源用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也能够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二、法制教育教材的改革
除了《法律基础》主教材外,各职业院校还可以根据本系统、本校的专业和对应的职业的特点,结合与之相关的部门法的内容,简明扼要地编著对主课程具有辅助、补充作用的选修课教材。配合学生就业和创业的需要,可加以《劳动法》、《合同法》或有关工商、金融、会计等部门规章的重要内容,作为《法律基础》课的深化和延伸,以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步入社会的用法能力,这才算是达到《法律基础》的教学目的。为了不使必修和选择课的教材陷入抽象无趣的地步,也可以在辅助教材的下半部分收编一些教学案例,这些案例具有以下特征:
(1)能充分体现法律或部门法的基本原理;
(2)结合学生的专业和未来就业的职业特点,以相应的部门法的基本规范和运用规则为内容;
(3)配合当前的时势特点,增加反映当前青年人的普遍诉求,或者代表了与专业相关的该部门法发展变化的新趋势的内容。现行教材中的一些常见的法律名词,完全可以放在案例中加以注释的方式,让学生们能够在理解中实际运用它,而不必死记硬背大量的名词;这一来,教材的编排体例就搞活了。这样编排的教材,不可能不受到学生的欢迎,且完全可以作为其职业和专业化法律素质培训的选择课。经对职业院校的特点就是职业性较强,学生实习和实际工作的机会较多,在法制教育中,应充分利用职业院校的这一特点,围绕学生所学专业的特征以及职业预期,在开展普及型法律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法制教育层面,创新教育模式,应当开办部分与各专业职业发展相关、高职学生普遍关心的课程,可以通过专题讲座等形式,增加学生对专业相关法律的关注,使法制教育贴近学生的需求,融入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例如,对于物流专业的学生,如果能够开设《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国际商法》等课程,将对学生法律知识积累、法律素养提高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对于轮船航海等专业的学生,开设《交通法》、《海商法》、《国际法》等课程,对于财政金融专业的学生开设《金融法》《税法》等课程,这些将有助于他们提高就业能力。只有让高职学生切身体会到法律对他们学习、就业甚至一生的影响,他们才能够保持对学习法律的高度热情,进一步促进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自身实际职业能力。
三、法制教育教学方式的革新
(一)组织模拟法庭。这个做法以往就有,但调查显示学生们仍热衷这个方式,因为其参与性和综合功能比较强的缘故,在采用这个方式时,要注意选择适当的案例,对非法律专业学生而言,选择理论难度不大、受人们关注的典型案例或与现时代年轻人关系密切的案件会比较容易发挥。同时,应注重教师的指导作用,可以对案件程序和理论要点作剧本式的安排,以增强其表现力和表演功能,显现出模拟法庭的参与性和观赏性。
(二)讨论式教学。这个关键要有好的、大家关注并容易产生不同见解的题目。讨论的形式可以灵活多变,老师事先作一些必要的提示,也可以要求分组讨论中选派代表做总结发言。
(三)开辟第二课堂。这是最灵活、最多样化的尝试,比如组织大家到相关的法庭旁听一些大案、要案,参观监狱,组织下乡普法,在重大节日在校园内外宣传展开法律咨询活动,组织法律社团和校园法律援助机构,开辟法制园地宣传栏等,师生共同携手丰富校园的法律与文化活动,都能令人感受到良好的法制教育的氛围。
(四)组织法官、检察官和法学专家开设法制教育专题讲座。如果配合适当的主题,比如宣传新法的诞生、重大的法律制度的变革,这样做法效果会更佳。其频次以每学期二至三次为适宜。以上方式可以齐头并进、多管齐下,也可以着重采用其中的二三种方式展开,教师们可以根据本校的教学条件和学生群体的不同爱好选择性地适用。五、建设优良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在当前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制教育课合并的情形下,法制教育课的师资队伍得不到保障,非法律专业学位的老师任课的比例居高不下,还有大量的以政治教员和辅导员兼任的情况,情形不容乐观。这些非专业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得到再提高的机会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的专业素质提升的速度偏缓,远远不能满足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深化和创新的需求,这是现状。建设优良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应从法律专业人士和法律学位应届毕业生中招聘适用人才,确保法制教育课教师的学历和专业水平,这是居于第一位的。其次就是教师队伍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的机遇问题;当然,在全面实现法制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之前,这是必要的权宜之计。第三,也应注意教师队伍年龄与教学经验、法学专业学位与法律实践经验的搭配,利于教师群体共同提高。第四,在有条件的院校,可组建法学课教研组,共同研讨开拓高职院校的法制课教学,发挥教师队伍的集体力量。
根据陈孝彬等人对学校基本情况的分析模式,我们从中引用了几个基本的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1.学校的服务类型、数量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是休宁县人民政府在“十五”期间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是由苏州德胜洋楼有限公司与休宁县第一高级中学联办的中等职业学校。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德胜洋楼有限公司以及木工行业发展需要的、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品德优良的应用型人才。学校规模维持在两个班级,平均每个班50人左右,只设一个专业。生源主要来自黄山市农村的初中毕业生,近几年全国各地都有生源涌入。每年学生人数维持在100人左右,至今已有千余人进入了全国各地的木工行业。
2.学校的组织结构木工学校与休宁县第一职高同在一个校园,实行“一校两制”。即在同一个校园实行两种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机制。木工学校归德胜管理,办学经费和实习场所由德胜公司提供;教育理念、招生方式、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与选择、教学计划、考试考核等都由德胜确定;课程由德胜选定教师实施,实训教官由德胜选派。
3.学校的建筑、设备、设施学校有774平方米的木工实训车间(60个工位,可供120个学生同时操作)、50个木工操作台、100套手工木工工具、120平方米的实训车间、3间标准教室、2间计算机教室,设置学生活动中心及中等规模的体育场。
4.学校的教职工校长汪丽庆是休宁县第一职高的老教师,同时兼任木工学校的校长。德胜公司每月一次派遣加拿大英语教师,向学生传授国际经济形势、科技信息。教师都是来自当地以及从外地聘请来的德高望重的木匠。另外,德胜公司每月都会有由培训中心主任担任总督学进行日常教学视察。
(二)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办学优势分析
优势包括:一是学校教育业绩的优势。木工学校的办学定位与休宁县的林业大县产业优势紧密相联,充分利用本地的优秀木工,发扬继承徽派木工手艺,并加强同国际职业教育的交流。山区走出的优秀匠士能吃苦、职业技能扎实,深受木工市场的青睐,就业率基本保持在100%。学校治学严谨,不仅教会学生技能,而且教导如何做人。二是内部素质和活动过程的优势。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恩师”的师生情,维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不仅是日常的教学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实训机会、考察机会、家长会制度、毕业典礼制度。学校始终秉承平民教育的办学思想,立足学生家庭,帮助学生成才、成人。学校强化学生的技能优势,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顺利就业,建立了一支能发扬徽派建筑等本土文化魅力的人才队伍。三是学校独特的竞争力。木工学校选择了扎根休宁徽州本土文化,又开展了目前繁荣的社会建筑、房地产行业所需的木工技能培训。北京大学纪念馆八仙桌、电视剧《大祠堂》全套木质家具,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文化赠品都是木工学校学生的作品。学生依托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以及黄山市政府牵头支持,利用了徽文化的力量及德胜洋楼有限公司的海外背景,积极走向海外市场。劣势是学校办学规模过小,地理位置偏狭,社会影响力不大。社会对“匠士”的各种偏见仍然存在,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支持力度不稳定。教育经费筹集的渠道单一,主要由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支付,难以理清德胜公司、木工学校、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之间的关系。
(三)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治学内容分析
笔者通过对其教学安排、教学管理、考核奖惩等治学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不仅在学校基本情况项目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治学上也存在诸多值得其他乡村职业学校学习的内容。
1.教学方法与实训时间的安排为了使学生掌握扎实技能,学校采用陶行知先生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相继开设了徽州传统木工专业理论知识科目,向学生讲解木匠基础知识和用图操作技巧,纠正学生实习中出现的误区和不足,从练习劈、刨、锯、划线、凿眼、拼板等基础技能着手,继而学习制做方凳、长条凳、子孙椅、床架等传统家庭生活设施。同时,学校的教学科目设施明确规定文化课与实训课的时间比例为3∶7。实训时间70%,给予学生大量时间在一线平台操作。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使学生熟练掌握木工所必须的基本技能。
2.严厉的教官负责制、鲜活的学区责任制及“小先生制”所有教官在上岗前都必须保证,85%以上的毕业生能够独立制作八仙桌和太师椅,15%的毕业生的结业成绩是优秀。如达不到此标准,教官必须主动引咎辞职。学生学习木匠工艺的各个工序均须在教官的观察和指导下进行,保证学生获得扎实的木工基本技能和严谨的学习态度。此外,学校根据学生的自我选择及教官的建议,在木工学校实训期间,将学生分成5个学区,一个教官负责一个学区,每个学区确定一两名学生任该区的小组长,5个学区开展教学竞赛活动。通过这种学生与学生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的良性比赛,使学生在集体的学习活动中增进知识,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为锻炼学生的自理能力,学校引入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营造一个学生学艺的影响力场。师兄师弟之间相互学习,不仅促进了学生技艺的进步,还促进了师兄弟之间心理上的契合,激发共同学习手艺的乐趣。同时也是一种补偿性机制,解决了教师人数欠缺和学生异常活跃的矛盾,对学生产生积极的自我影响。
3.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末位淘汰制规则。新生入学后须向教师和教官保证:自觉遵守学校设置的学生准则,同意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学生在校期间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课业或生活不积极,学校将严格按照规则对该生实行处罚,除去其担当的职位、奖学金,甚至开除学籍。其二,奖助学金条例。思想道德考核和技能考核各占50分,实行每天一考核、每月一评价、每学期一次总结性评价。对于学生的思想品德考核由小组组长每天统分,结果交给教官计入一周的统计。奖助学金规定不同学期的奖学金获得率都不一样;奖学金等级设置为第一级奖学金、第二级奖学金、第三级奖学金,三级比重按5∶3∶2设置。其三,课程考核学分制。从第一学期到第四学期期末的考试作品分别为徽州古典方凳、流线型合角方凳、檀木八仙桌、实木太师椅,最后的结业考试是由德胜洋楼公司派出的督学对学生制作的工艺品进行逐件评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在学校的展览馆展出。通过严格按分考核确定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出师的标准,是否能够制作满足社会要求和木工制作流程的作品。其四,独特的毕业考核。德胜木工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考试是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制作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由德胜公司派出的督学担任主考官,对学生的毕业作品分步骤进行严格、细致、公正的考核与打分。根据其在校表现及个人的兴趣与意愿,学校将毕业作品优秀的毕业生推荐给各著名的建筑公司。
二、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办学新思路
(一)“匠士”学位的首创
职业教育的教育体系针对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较之普通教育没有特别鲜明的学位倾向。它所培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直接与社会企事业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在办学中,该校创造性地探索出了职业教育学位教育的新形式———“匠士”,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学位制度。“匠士”同时可以给社会上异常火热的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拥有一门出色的技能,同样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二)校、企、政府、基金会的联合
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最了解地方教育需求、教育资源配置情况的基层地方政府的作用。同时,职业教育应以就业导向为中心,面向市场办学,培养企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发挥私人办学的力量优势,积极吸纳非盈利性的教育基金会的介入。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正是在休宁县政府、休宁县第一职业高中、德胜洋楼公司、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四者的合力办学的典型。
(三)外企注入资金办学
县域职业教育的确也存在着与企业联合办学的模式,但绝大多数都是与国内的企业合作办学,鲜有与国外企业联合办学。中西部的职业教育就更缺少与国际上知名企业和教育集团合作办学的机会。休宁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依托具有美国背景的苏州德胜洋楼公司,扩大了学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四)国、校、企三级课程开发
学校除开设国家中职教育的必修课程外,德胜公司自编《木工理论与实践》教材并实施教学,总裁聂圣哲先生编写《现代木结构》《班门弄斧》等书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并且配备了专职的计算机教师教授学生计算机知识。另外,学校组织教师、德胜公司高管,参照国家制定的中职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及企业自身的实际,编写了《道德修业》等书,使学生具备必要的职业道德。
(五)严把生源关
在选拔生源方面,学校校长亲自在休宁山区寻找,且招生条件严苛:必须是能吃苦的农民的孩子,必须诚实守信、不赌博、不抽烟。因为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来自乡下的贫困家庭,木工学校管理层重新认定职业教育的福利属性,给予学生更多的优惠,在国家已有的对中职学生的优惠政策上,继续补助贫困学生。
三、反思与展望
(一)反思
教育不仅要培养卓越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而且还需要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千千万万的高素质的劳动者。《纲要》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当前形势下,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都离不开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乡村职业学校独特的办学路子和社会上各种优秀的办学力量。从该校的办学历史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办学的主导者,真正发挥了资源配置、信息引导的协调作用,把优秀的外资企业、具有浓厚的徽州特色文化的木工手艺、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联合办学,共同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职业教育优势劳务品牌。在当前社会,人们对城乡二元化体制的诟病,对教育公平的疾呼都表明,在基础教育均等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关乎整个教育系统的健康发展,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平问题,关乎社会和谐。木工学校丰富了县域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应该思考其不足之处。
1.学生缺乏继续升学的机会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系统的终结,中等职业教育应该建立与高等职业院校或普通本科院校的衔接机制。目前,国家通过职业生综合能力大赛选拔出优秀的职校生,并且给他们提供直接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机会。这种做法使具有真实技能的职校生能够接受更深的专业技能培训和基础知识学习。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培养模式忽略了那些想继续接受优质教育的学生的求学需要,集中进行木工技能的培训可能弱化了普通基础知识的吸取,不利于毕业生综合素质的形成。
2.急需改善的社会人才观职业教育缺乏社会吸引力,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实质上却是社会人才观的问题。传统的人才观依然影响着受教育者个人(家庭)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导致目前的普通高中、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急剧增加,脱离了社会人才需求的结构。尽管徽州木匠身怀绝技,但社会认可度仅存在极个别领域。所以,面对职业教育招生难的问题,我们该反思的是整个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本质。
3.“双师型”师资建设问题由于职业师范教育缺少关于木工类的教师,所以木工学校办学过程中吸取的教师都是地道的木匠出身,而真正从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毕业的师资缺乏,限制了学校办学规模的继续扩大与教学的规范化。针对这个问题,应该与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加强联系,共同培养能够担当教学任务的优秀教师,可以适当将学生送入职业学院深造,形成“学生—技师—教师”的良性循环。
4.“匠士”职业学位的难言之隐在现实社会上,木工是个让人不大看得起的工种。尽管“匠士”一方面产生了良好的职业教育导向,纠正了传统工艺卑微、文凭至上、人才消费的偏见。但是,“匠士”仅仅是民间办学的尝试,未得到教育部门正式的认可,其学历含金量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本质上说,“匠士”并未实质性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也并未转变人们对木工工种是否具备优秀技能的传统质疑。
县域职业教育承载着多项职能,不仅要对学生开展学历教育、技能培养,还要对企业工人和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对满足地方的人力需求和提高的员工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保障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制定了一些相关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使得职业教育有了一定保证,但是我们在对连云港市四县职业学校调研中却发现,县域职业学校却面临着新的发展难题,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可持续发展和作用的发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县域职业教育发展上的困境
t.t政策落实问题
主要表现为在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中,政策难以落实到位。近年来,从国家到省市都对职业教育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既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也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不仅加强了实训基地建设,也加大了职教师资培养,为各地职教事业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但是,在一些县却没有给予职业教育应有的重视,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靠、要现象严重,没有像对待普通中学一样对待职业学校,致使学校发展得不到保障,不得下艰难度日。仅举两例,一个是教师编制问}!,这在普通中学基本不是问题,而在职业笋校却是一个大的问.题,教师严重缺编,普遍缺编在30%左右,有的甚至达50%以上,另一个是办学经费问题,学校事业的发展并没带来办学经费的同步增长,却因国家和省里的资助而导致地方投人的下降,一些积业学校新校区的建设、仪器设备的购置很本得不到政府财政支持,只能靠欠账或借贷维持。我们调研发现,这虽然与县财政拮据有关,但是更与县主要领导的观念有关,因此对待职业教育常常以文件落实文件,实质性的支持并不大。
t.2专业师资问题
除了因缺编造成师资短缺外,各县域职业学校普遍存在专业师资年轻化和“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问题,成为困扰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影响教学质量的大难题。近年来,由于中央和省对职教资助的加大,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使得县域职业学校生源趋旺,导致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加重了专业师资短缺困境,不得不聘用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以解燃眉之急。由于这些新教师没有专业社会经验,实践课教学只能凑合,照葫芦画瓢,致使教学质量难以保障。而“双师型”教师短缺更是县域职业学校短时间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这些学校真正具有“双师型”资格(讲师十技师或工程师)的教师少之又少,普遍不到5%,即使把具有“高级工”资格的教师算作“双师”,多数学校也只达到10%左右,难以承担起专业实践教学任务。究其原因有三:一是难培养,由于“双师型”教师的成长时间较长,一般本科毕业生边教学边实践,从教学成熟到技术成熟至少需要5一10年时间,才能成为具有“双师”资格的合格教师,因此很难适应学校发展需要;二是难稳定,因为“双师”人才无论对职业院校还是对相关企业来说,都是宝贵人才,县里的生活环境.工资待遇以及教师个人发展和子女教育问题等都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如某县职教中心近年来培养的十几名“双师型”教师仅留下两人就是鲜明的例证;三是技师难为“师”,虽然一些学校为弥补学校实践教学上的不足,聘用了一些技师或高级工来校任教,由于他们的学历不符合相关规定而无法取得教师资格,只能按技术工人对待,从事着教学,却无教师名分,难以为“师”,身份非常尴尬。
1.3专业设置问题
专业设置是关系职业学校发展方向、办学特色,能否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大问题,这对于县域职业学校来讲更为重要。县域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主要存在着重复雷同、与县域产业不符的问题,不仅与市内职业学校,与相邻县区职业学校,而且也与本县内的职业学校雷同现象,造成了专业建设没特色,学校发展无后劲。究其原因,是因为学校没有很好的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没有与县域产业布局相协调,一味模仿其他学校专业建设,迎合学生及家长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和满足地方人力资源需求是县域职业学校职责所在,也是存在的基础,如果学杖的专业设置不与县域经济格局和产业发展规划相适应,不能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就难以赢得地方政府的重视表支持的,从而难以形成自身的专业特色禾办学优势。尽管有的县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但是毕竟都有自己的经济特色和产业发展方向,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职业学校理应积极适应并有所作为。适应学生及其家长的需求是生源市场上的一种期望,有其合理成分,但是以乡镇和农村生源为主的县域职业学校,由于一些家长信、息闭塞、目光短浅,不能真实反映出社会发展需要,因此需要学校加以引导,不要因生源需要而盲目设置专业或放任某个专业过度招生,造成学生学无所用,无业可就,从而影响学校声誉。一些县域职业学校开设的诸如计算机、电子、数控、商务、会计、导游等热门专业,自有学校的苦衷,但是没有开设出一个与当地支柱性产业或经济特色相适应的专业,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如某种农业大县的职业学校没开设出一个与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关的专业,某渔业大县的职教中心不设航运技术、水产养殖等专业,就说明了这一点。
1.4学校设置问题
职业学校的设置不同于普通中小学,不仅需要发挥好学校自身的办学资源优势,实现学校间资源共享以取得最大的效益,更要利用好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以实现最好的培养效果,从而达到符合职业标准需要的最佳程度,确保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职业学校的设置与布局不同于普通中学那样,在人口集中的乡镇多处设置以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即可,而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学校的专业设置问题和可供利用的资源问题,进而来规划和布设学校位置和专业教学地点。一些县域职业学校的发展状况,已经显露出学校的区位和设置上的不合理现象,如学校无论大小,300人的或3000人的都独立建制,五脏俱全,自成管理,相互竞争,难以协作;有的地处偏僻,难以为继,毫无出路;有的区位尚佳,却寻合作伙伴,资源难以共享。一个县之内的几所职业学校,却存在着重复建设、各自为政问题,严重制约着县域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师资共享,这既不利于学校的特色营建,也不利于县域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更难以灵活应对市场发展变化,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2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
我们认为,要促进县域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以下儿方面措施。
2.,以专项评估为手段推动发展
各地教育督导和督学机构是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负有对本地区政府办学和各类学校办学监督、检查和指导职责,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和教育部、各省市颁布的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为依据,对县域职业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督导,对办学经费保障、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国家和省级政府资助使用情况、相关资金配套情况等进行督查,以促进地方政府提高认识,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教学质量评估等手段,开展有针对性的评估检查,对师资结构与素质、办学条件与实训设备、专业设置与调整、办学经费投人与保障等进行评估检查,以促进县域职业学校教学质量提高和建设情况达标。
2.2以专业建设为基础夯实发展
专业是职业学校赖以发展的基础,是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支柱。优化专业结构就是要按照职业教育规律办学,积极与县域经济特色、产业结构、行业发展相适应,与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本地社会需求相适应,调整专业结构,以特色专业建设为突破,夯实学校办学基础,为人们提供出满意的职业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县域职业学校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与规划、县域的特色经济与特色产业和县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与规划为依托,积极调整专业设置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这也是设置和营建特色专业的重要依据,如江苏某县的水晶业与水产养殖业、山东县级市的葡萄水果与中药种植业等,都应该成为当地职业教育专业的调整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校特色化发展。
2.3以资源配置为入手协调发展
对于长期以来的语文“知识中心说”王尚文教授提出“语感论”认为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而语文能力的重点是语感,王荣生教授提出“内容论”认为教学方式是重要的,体现先进理念的教学手段应该被大力发扬。
刘永康教授的“方法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教学方法论是以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与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性质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已有教学方法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教学对象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构建和解决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应的新理论基础为核心任务”[1] 王尚文、王荣生和刘永康三位教授分别从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语感论”、“内容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语文教学论的一个有机而较为完整的整体。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辩证法思想
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为其可靠的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总结为三个分类: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一般方法论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科学方法论是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语文教育“方法论”涉及多种关系,如师生关系、语言与思维关系、导学与自学关系、课内与课外关系、继承与创新关系、智力与非智力关系、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等。
2.教育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学方法,
3.心理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二、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1、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状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亦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教授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永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2]
2、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
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
三、语文教育#方法论、拓展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没有弥补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语文教学,导致重讲练轻诵读,重肢解轻整体,重读写轻听说,重课内轻课外,重共性轻个性等弊端。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全面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对语文学科文本解读的贡献。《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一书中“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纲要信号与语文教学”、“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紧扣汉语母语特点,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义的方法。如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一章,训练学生破译汉语符号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语特点的方法,注意语言符号的变异性,把握语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组合原则;认识“本文”的结构及表现手法。
语文教育学经历了经验描述期、历史转型期,至今已发展为一门渐成规模的理论学科教育学,由于方法论教学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教学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方法论教学法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启发功能很强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与教育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21世纪的教育教学都要现代化,现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方法论教学法就很值得推广和运用。
参考文献:
一、养成教育对高职生具有特殊意义
养成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教育训练活动,使受教育者的言行规范化、标准化的教育过程,是一种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教育过程。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慢慢形成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社会习惯。”他还说:“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帮助学生养成政治方面、文化科学方面的良好习惯。”可见,养成教育不仅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乃至教育的整个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高职生中的不少人在中小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没能较好地接受系统扎实的文化学习和基本的思想道德及行为规范教育,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交往习惯,应变能力不强;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抵抗能力差,法制观念、公德意识比较淡薄。这一切致使高职生虽然享有大学生的称呼,却不完全具有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认知能力。没有打好基础就得从头开始,没有好的习惯就得重新养成。因此,对高职生来说,养成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对当代高职生养成教育的现状分析
1.当代高职生普遍缺乏文明的生活习惯,生活自理能力不强
当代高职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长把他们当成“小皇帝”,他们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是家长却很少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致使其缺乏生活能力、自理能力。
2.社会转型时期对高职生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重实惠,轻道德;拜金主义,为谋取钱财不择手段,甚至违法犯罪;、钱权交易、腐败堕落、醉生梦死、以追求享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问题和现象。我们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和教育,要让高职生懂得这些现象决不代表社会主流。
3.当代高职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自觉性差
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思想不统一,缺乏自信心,存在悲观情绪、沉沦情绪,学习和生活都存在着麻木状态;学习缺乏主动性、刻苦精神、钻研精神,学习纪律涣散;缺乏自主学习意识,上课看闲书,说闲话,玩手机短信,课后玩电脑游戏等。
4.当代高职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存在着许多人格缺陷
缺乏生活阅历,生活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心理表现不成熟,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任性,我行我素,不顾其他人的感受;自私狭隘,难于与人交往,难于适应集体生活。
常言道,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客观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对高职生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只有在正确分析当代高职生成长的客观环境之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养成教育,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高职生养成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养成教育是塑造高职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当代高职院校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存在着许多人格缺陷。这些缺陷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即使他们学到了很深的专业知识,也难于在社会上立足。因此,要使高职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完美人格的塑造,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
1.上好入学第一课“军训”。军事训练对养成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近年来的军训工作的实践表明,军训独特的育人功能,极大地拓展了养成教育工作的活动空间,有效地推动了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组织养成教育讲座。在新生“军训”之后,可以采取讲座的形式从思想教育、学习生活习惯教育、行为习惯教育、成材教育、学习目标引导、学习方法介绍、专业知识介绍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使学生认识到,采取严格的纪律约束,目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对自己一生都有好处。通过各种学习方法教育,使学生不必自己摸索,减少从中学向高职院校学习方法转变的过渡时间。通过目标教育可以帮助学生确立毕业后的人生目标,为高职院校生活确立奋斗方向。
3.通过教育创新提高实施养成教育的成效。创新教育应该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种教育体制,而是教育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同时还需要创造适合与教育创新的环境,建立学校创新教育的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系统配套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教育创新落到实处。只有将创新精神贯穿于学生养成教育的全过程,才能给高职院校养成教育带来巨大的适应性,才能给学生养成教育以生机,才能造就一代具有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的新人。
4.运用典型带动的方式,使养成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校可以每个学期在学生中民主评出讲道德典型、尊师守纪典型、勤奋学习典型、文明礼貌典型等,并在学习这些学生德育标兵的活动中,组织这些先进典型与相应的落后学生开展“手拉手”帮扶结对活动,从而更好地营造出学先进、看先进、帮后进、赶先进的良好校园氛围。同时,要切实重视道德舆论导向的作用。为了保证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可以通过宣传板报、黑板报、校报、校园广播等方式正确引导、教育学生。
5.有组织地参加社会实践。高职院校应当时刻牢记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如果我们不让学生接触社会,就会闭门造车,培养出社会不需要的废材。社会实践活动能引导学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爱国热情和成长成才的强烈愿望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行动。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必须有组织的使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认识国情,奉献社会,提高素质。
总之,“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培养良好习惯是现代教育的归宿,我们的高职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继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只有把学生的素质演化为习惯,才能成为他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参考文献:
[1]连淑芳.试论高校道德教育的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3.
[2]余丽珍.试论高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联性[J].中国高教研究,2004.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广东中等职业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到2004年底,广东全省有中等职业学校870所(含技工学校186所),其中国家级重点学校98所,省级重点学校90所;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94.5万人;优质学位占40%,省级以上重点专业131个。在整体规模、在校生人数、优质学位比例和毕业生就业率等方面,均居全国同行前列。广东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省委、省政府加强领导,大力扶持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设和发展,省领导经常关心、了解全省职教工作情况,及时给予指示。2002年广东省举办了首届职业技术教育展示会,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临指导,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熟练技术工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层次,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和全社会要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和提高广东省的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广东省委、省政府把职业技术教育列为全省“十项民心工程”之一,要求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每个市要建设一所以上国家重点技校,经济发达的县要建设一所技校,力争5年内全省技校在校生规模扩大到36万人。”2005年,广东启动了“三年30万”技能人才工程。为了激励更多学生报考中职学校和从事技工工作,广东省还从政策上给予照顾和扶持,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地位和待遇,已经实行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对等待遇的政策。下一步的目标是建立高技能人才奖励和津贴制度,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福利待遇,促使全省技能人才队伍的稳定发展。
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大增,毕业生就业前景良好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率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很大。但是,目前广东技能型人才在全部城镇从业人口中仅占43.89%,缺口很大。2005年初,广东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实质上是技工荒;据统计,到“十五”期末,全省仅数控技能人才缺口就达到10多万。广东对技术应用性人才的需求以制造业为主,数控、汽车维修、计算机技术等几大类产业的需求人数超过100万。此外,在交通运输业、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零售业、商务服务业、物资流通业、社区服务业和餐饮旅馆业等部门也都需要大量技术应用性人才。技能型应用人才的需求.已经成为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制约点。
由于对技能应用性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广东省中职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20多年来全省技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均保持在96%以上,2004年就业率高达97.8%。中职毕业生就业后的工资待遇也逐年有所提高,据调查显示,广州市初级工平均月薪是1470元,中级工月薪为1836元。就业有前途,促进了全省中职教育的快速发展。
三、学生、家长转变观念,讲求实效
过去,由于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社会上一些实际问题的困扰,不少学生不愿选读中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很多学生、家长对就读中职学校逐步有了正确的认识。
广州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为初中毕业生及其家长算了一笔账,分析了初中毕业生面临的四项选择及其优劣势,很有参考价值。
其一,读高中——考大学——就业。家庭投入:约4.7万元。优势是高学历,增值潜力强。劣势是要承担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对家庭经济压力大,大学毕业生队伍庞大,就业形势严峻,教育投资有时很难回收。
其二,读高中——就业。家庭投入:约7000元。优势:无。劣势是无一技之长,很难就业。
其三,读中职——就业。家庭投入:中职3年约1万元。优势:有一技之长,就业容易,待遇逐步提高。劣势:边工作边学习,比较辛苦。
其四,读中职——高职一就业。家庭投入高于第三项。优势:专业优势较明显,就业较有保障。劣势:经济负担重,可能面临来自传统观念的压力。
以上四种途径,各自的优劣势十分明显。怎样做出合理选择?关键在于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而要实事求是,根据各自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的学习能力进行统筹安排。就读中职,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早日成才的明智之举。
四、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办学水平,实施品牌战略
(一)打破条条框框,进行制度创新
过去,中专、技校的学科门类设置单一,专业设置较少,技术工种不多,各校自成一体,相互缺乏联系,学生知识面较窄,技术能力适应面不广。进入21世纪后,面对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积极进行改革,首先冲破中专、技校、职中的界限.按照市场需求统一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层次上,在制度创新上先走一步,使各中职学校的内涵更宽,技术含量更高,适应能力更强。
(二)紧紧面向市场,调整、更新专业
随着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熟练技术工人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广东各类中职学校都依据市场需求,调整和更新专业设置。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其特点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扩大专业覆盖面。到2005年上半年,广州市中职学校共有400多个专业,涵盖11个大类,包括加工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能源、土木水利工程、资源和环境、商贸旅游、财经、文化艺术与体育、社会公共事务、农林等。二是大力发展高新、紧缺专业。广州市以发展成为国际制造业基地为目标,迫切需要大量机电类、汽车类、电子技术类、信息技术类等专业的技能人才。同时,作为华南地区商贸中心,广州对电子商务类、现代物流类、市场营销类、商务外语类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广州旅游餐饮业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旅游业收入占全国的1/10,餐饮营业额列全国第一,因此旅游餐饮业的人才也十分紧缺。目前,广州市的建筑业正处在人才结构的调整期。需要大批现代建筑应用性人才。随着广州市民对生活与工作环境要求的提高,物业管理这一新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对高素质的物业管理人才需求量很大。上述这些高新技术、紧缺人才,急需中职学校加速培养。广东省、广州市均把这些专业作为重点,给予大力扶持。三是实行“专业末位淘汰制”。通过中职学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所反映的市场供求情况来调整专业设置,就业率低的专业予以淘汰。
(三)放宽招生限制,扩大办学规模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群众子女求学的愿望,广东省放宽中职学校的招生限制,采取按中考成绩投档录取和注册入学两种招生办法:各中职学校先按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顺序从高到低、从前到后的顺序录取,然后再接受注册入学的学生。对注册入学的学生实行“三不限”:不限年龄、不限地域、不限应届生,只要有初中毕业证书或结业证书都可以到中职学校申请注册入学。没有报考中职学校的学生,或者想从甲校转到乙校的学生也可通过注册入学。以上办法,为中职学校扩招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生源。广东有关部门加大财政投入,想方设法扩大中职学校办学规模,增设一批中职学校,扩大招生人数,促使全省中职教育持续快速发展。2005年广东全省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招生达40万人,占全省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0%,比2004年增加4万人,增长率达10.8%。
(四)关心弱势群体,实施职教扶贫
广东省职教扶贫计划规定,凡是家庭人均年收人在1500元以下,或者有《广东省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书杂费免费证》的,都可以到中职招生学校申请入学。全省有一批优质中职学校招收一定数量的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就读,并推荐就业。2005年广东职教扶贫计划安排招收2000多名贫困生入学就读。这些贫困生毕业后,将帮助其家庭实现脱贫,这是政府关心弱势群体、实现职教反哺农业的有力措施。
(五)增加优质学位,创立特色品牌
近几年,广东中职学校扩招发展,以创办重点学校、增加优质学位为主。到2005年初,广东省中职学校的优质学位占40%;广州市中职学校的优质学位占60%,比3年前增加了1倍。优质学位是指被评上省级以上重点学校的学位。这批重点中职学校的教学设施、硬件设缶、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均达到很高要求。广州市的省级以上重点中职学校(中专和职业高中)全部实行“学分制”,根据岗位需要重新构建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岗位需要灵活选择课程。这些重点中职学校的专业特色明显,教学质量较高,学生素质较好。毕业生常常是供不应求。
(六)办好实训中心,加强实践教学
为了培养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技能人才,各中职学校均注重加强实践教学,建设了一批高水平、高仿真的实训中心。学生在实训中心可以进行高度仿真的模拟训练,练就一手过硬的工艺技术,通过“上学如上岗,上课如上班”的模拟训练,可以达到“零距离就业”,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七)实行订单培养,学习、就业相联
广东很多中职学校都采用校企合作办学,实行人才“订单培养”。学校和有关企业约定:学校招收的新生根据企业岗位的需要进行对口培养,学生毕业后,由企业招聘就业。有的企业还为“订单培养”的学生提供3年的学杂费。
(八)广开办学门路,以利学生深造
为了打消部分中职学生怕一辈子当工人不能升学提高的顾虑,广东中职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广开办学门路,以利学生深造。很多中职学校与普通高校的成教学院、技术师范学院、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学生在考取该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外,还可以考取合作学校的学历文凭。广东省教育厅为了解决中职与高职教育的衔接问题,准备采取“3+2”模式,学生在中职读3年以后直接进入高职院校读2年,毕业后获得高职文凭。很多中职学校还贯彻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与国外知名职业教育机构合作,邀请外国教师授课,引进先进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有些学校还选送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
五、建好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提供合格师资
1、在职教的地位上,理论、法规、宏观方针的“高位”与现实、操作、具体政策的“低位”的矛盾。颁布多年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已经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都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大战略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看作是“次等教育”、“脆弱教育”、“淘汰教育”,政策取向、资源配置、社会选择等几乎把职业教育位居于次。
2、在职教的需求上,国家需要和个人选择,市场需求和求学取向的矛盾。如:“蓝领”奇缺、技工荒、农民过剩素质低,针对这些现象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呼唤高技能人才。国家亟需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得到健康发展。然而“出口旺”还是改变不了“进口冷”的局面,新生代、年轻一族不愿意选择淘汰机制下的职业教育,更不愿意将来做蓝领人,家长苦心经营让孩子挤上高考的“成才桥”,这些因素都使生源数量和质量不景气成为职业教育的悲叹。
3、在经费的投入上,办学成本高与实际投资低的矛盾。职业教育是花钱的教育,实训场所、教学设施、操作设备、教师培养、学生实训消耗,这些实际问题都使得我国学校本位的办学模式难以满足上述要求,必然需要政府相当大的投入。但在实际操作上,职业教育投入不足,中等职教大约占6%的财政预算投入比例,这些不可能保证办学基本条件,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发展职业教育的瓶颈。
4、在管理体制上,统筹协调与部门分割的矛盾。职业教育是一个联动体,部门之间、区域之间都有密切联系,协调机制和整合资源非常必要。体制也是制约职教发展的主要问题。
5、在驱动机制上,政府责任和市场调节的矛盾。发展职教首先是政府责任。政府通过投资、政策或宣传引导社会观念、引导市场。政府责任的不到位和有时越位、职业教育对市场的若即若离还明显存在。
6、在教育功能上,学历教育为主与职业培训的边缘化矛盾。我国学校本位的模式选择,决定了以正规学历教育的主体地位。中等教育以招收初中毕业生为主,高等职教绝大多数也是高中阶段应届生。理论上,职业教育是最大众化、实用化、社会化、终身化的教育。面向社会开展职业培训,将是吸纳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在岗职工、新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职业教育的学历化倾向也会使职业教育遭遇发展极限。
7、在培养模式上,产教结合与校企脱离的矛盾,多样化与单一化的矛盾。首先,教产结合、校企合作、互惠双赢应该是职业教育的最佳道路,但在实践上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主要是企业的支持和参与问题。其次,职业教育要服务于就业需要、升学需要、兴趣需要,职业教育要服务于第一、二、三产业类和多个行业和职业工种,职业教育要服务于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成绩的学习者,这些都要求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多样化,克服单一化。
8、在就业待遇上,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不对等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学历文凭为主导的劳动就业体制,重学术、轻技艺,重文凭、轻能力,是社会评价和劳动工资制度的普遍倾向。缺少大专以上文凭的高级技工或技师工资待遇没有明确说法,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互通或比照等值标准还没能实现。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其待遇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不可能主动选择职业教育。难免造成“技工待遇低、不愿当蓝领、排斥职业教育、技工荒”的恶性循环之中。
如果站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意义,它关系到国家数以亿计劳动者素质和数以千万计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实在不可小视。
二、对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几点想法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究竟什么是人才?则有不同的人才观。不同类别的职业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服务、不可缺少的社会活动,并都具有相当长时期的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性。这些不同的职业岗位对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也是不同的。这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是有深刻意义的。对所有的儿童、青少年和社会成员来说,只要对社会对人民有强烈的责任心,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无论在哪一行,都会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都会对社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成为人们尊敬的人才。有位教育家总结数十年教育工作的经验说,“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我认为是说的很有道理的。树立新的人才观,首先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任务。当今世界,在教育观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或者革命。教育的空间已由学校扩展到家庭、社区以及工作场所,教育的时限已由在学校学习,延续为每个人的一生。教育的价值不再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能否为各种不同潜能的人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和途径,把成才之路铺在每个人的脚下。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如此。
2、教育体制的转变。当前,体制问题恐怕是最大的困难。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经济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像普教那样,从统筹和管理的角度上可以由教育部门一家来调控。职教的决策与发展要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根本不是教育部门独家能够统揽和决定的。实现“职教一盘棋”是非常困难的,它最需要政府的统筹协调。实现教育创新,观念是根本,体制是关键。职教领域亟待建立和规范三大体制:
一是建立“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所谓“一主多元”,就是形成政府办学为主,多种民办形式并有的办学格局。国家在重点办好一批骨干示范校的同时,通过优惠政策扶植和引导一些民办教育,积极探索国有民办、股份制办学、私人办学、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办学等多种形式,用企业化的运作方式,让一些职业教育特别是培训机构直接进入市场。
二是建立多渠道投资、融资体制。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要建立投资主体和经费渠道多样性的机制,制定政策,搭建聚敛资金的平台。积极争取各种基金会、社会团体、中外企业以及个人等办学投入,同时更好地调动学生家长及社会成员的职业教育投资热情。
三是建立“一统多参”的宏观协调管理体制。所谓“一统多参”,是指“教育部门统筹,行业配合?社会参与”的新型管理体制。成立政府统筹的协调机构是必要的,成立职业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建立相关部门和行业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理顺教育与劳动以及相关行业部门的责权利关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邢晖,“职业教育有八个矛盾”《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5日.
从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建立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的20多年间,我国师范教育一直是独立建制,由国家统一办理,初高等师范教育同时并立,培养不同层次的教师。师范生的在校学习实行公费制度,就业实行服务制。
“壬戌学制”颁布后,受美国模式的,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原独立设置的体制几乎完全让位于由大学培养师资的开放性体制。当时原有的六所高等师范院校除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余五所都改为或并入大学。在此之后,一直到建国前夕,围绕高师院校要不要独立建制曾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但除抗战期间为满足战时教育需要,师范学院曾一度从大学中分离出来以外,到抗战结束,大多师范院校又基本被归并到大学当中。所以,期间,我国基本上是实行独立设置和非独立设置并行的高师教育体制。
建国后,中央政府对师范教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之后,仿照苏联模式,政府对高等师范院校进行了重新调整,并提出了由政府主办、独立设置的原则。与此同时,通过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各级各类师范学校的学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了我国现行师范教育的基本制度:分高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两级。其中高等师范学校可分为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和教育学院等层次。
1977年后,针对中小学教师学历普遍较低的现实,我国政府对师范教育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高师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截止到1997年,我国拥有高等师范院校232所,在校生64.25万人;有教育学院229所,及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共67.2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2所,在校生91.09万人。至此,一个与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基本相适应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该体系表现为三个层次和两大类等特点。所谓三个层次是指:第一层次,国家教委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第二层次,省、自治区、直辖市属高等师范院校;第三层次,地(市)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两大类是指职前和在职两类,职前教育的承担部门主要是普通高师院校,在职进修的承担部门则主要是教育学院以及其它成人高校。
师范教育培养和培训规模的扩大,基本缓解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学历偏低的问题。许多地区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学历基本上达到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对教师提出的学历资格要求。以1995年为例,全国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为88.9%,比5年前高出15个百分点[1]。
然而,数量上的可喜变化,并不能掩盖体系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学历的达标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合格;由于我国地区间教育发展的极不均衡,各地对师资的学历层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现有高师教育层次结构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变化;师范生培养实行公费制度,且就业又有保障,使一向门庭冷落的师范院校生源见好,引起了其它高校的兴趣,因而对封闭型师资培养制度提出了诘问;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环节依然十分薄弱;此外,外部环境中市场体制的确立,客观上对师范教育的资源提出了优化配置的要求,如此,关于职前与在职机构、不同层次间结构的调整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面临的问题
对上述缺陷作进一步分析,可在制度层面上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几方面基本问题具体展开如下:
问题之一:在培养的总体规模基本满足需求,特别是部分地区对达到基本学历要求的需求降低的情势下,我国师范教育培养体系在层次结构上是否需要作大的调整?如何调整?层次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质量问题的产生,这不仅是对于调整后新产生的高师教育机构而言,对于已有的普通高师教育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我们把眼光转向未来,转向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对教师的要求;当我们把今日我国师范的教育状态与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势头相比较,就会发现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地位的下落和发展的滞后。它不但没有了世纪初教育改革的‘先遣队’的锐气,而且呈现出‘步履维艰’的老态。……于是人们提出的‘高师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2]
问题之二:教师具有双专业的特征,综合性大学在基础学科方面无疑具备较雄厚的势力,学科优势比较明显。因此,它们要求参与教师的培养,无论在动机还是条件上都具有合理性。而且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高师教育发展的历史角度考察,实行高师教育的开放型培养体制代表着一种走向。有人将封闭型和开放型培养体制的优缺点作了一番分析,认为:开放型体制尽管有其自身的缺点,如综合性大学承担教育课程的师资条件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容易引起教师证书发放过滥,教师间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但其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闭型体制的缺陷,如师资来源广泛,储备多,能满足各类教育发展的需要;保证师范毕业生的学识水平不低于其它大学,有利于提高师资培养质量;师范院校向综合型方向发展,也培养其它类型的人才,可以避免师范院校设置的大起大落,能与地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走面向办学的新路子,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师范生就业门路广泛,可与其它类高校毕业生平等竞争。如此等等[3]。然而,我国要真正实行开放型高师培养体制,必将面对许多相当复杂的难题。其核心方面在于:实行开放后,如何从制度上保证非师范高校师范生培养的质量?在垄断地位发生动摇后,原有的庞大师范院校军团在办学方向上该作何调整?
问题之三:80年代以来,为满足在职教师学历补偿性教育和进一步培训的需要,我国各地都相继建立了省(直辖市)级、地区级的教育学院,由于隶属不同部门,彼此间各自为政,形成相对封闭的系统。如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处于这种条块分割式的师范教育系统内的各个学校,相互间难以沟通,给管理上带来一定的困难与障碍;另一方面,各种教育资源的重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在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关系上,两者出现严重分离,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现象。“比如,师资比例不协调,上海现有从事在职培训专职教师473人,从事教师职前培养的师资却有2475人。”[4]其结果是导致一方面在职培训的从业师资数量客观上仍无法满足数以万计的在职教师的培训需求;另一方面职前培养机构的承担培训的能力和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由于人为的分隔,阻塞了师范院校与基础教育部门沟通的渠道,造成培养和使用的脱节;此外职后机构照搬职前办学模式,引起培养和培训上的重复。另外,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进修间还存在教育水平的倒挂现象,影响了培训的质量,降低了培训的层次和标准。
问题之四: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养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目前大多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在专业课教师队伍建设上,数量上还严重不足,质量上更令人心忧。以1996年为例,全国职业高中学校中,专业课教师仅占45.5%,而其中具备本科和本科学历以上的仅在30%左右,这与《教师法》中规定职业高中文化课和专业课教师应当具备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资格要求相差甚远。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养是目前及今后我国高师教育培养体系中最薄弱、因而也最需要亟待加强的环节。然而,我国现行高师教育体制还远不能适应这一结构上变化的要求,如此势必涉及到高师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问题。
以上四方面实际上反映了整个高师教育培养体系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所以它们相互间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相互纠缠、包容于一体。因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修小补策略,而是应该从全局性的制度变革角度来予以统筹考虑。以下提出关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变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三、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变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我国高师教育要解决上述问题并顺应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势,体制变革应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从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四者间关系角度统筹兼顾,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适当调整层次、类别结构,重新组织师范教育资源,实行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并存、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一体化的高师教育培养体制。
1.关于高师教育培养体系结构的调整
目前在我国相当部分地区,小学教师学历基本达到中师毕业的标准,故而中等师范学校的存在和去向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些地区如上海、广东和大连早在8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中师改造,如举办五年一贯制的“小教大专班”,培养专科层次的小学教师。如今,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在考虑中师的“合并”与“升格”问题。由中师升格为师专,不仅需调用大量的资源,而且涉及到整个高师教育层次结构的重新调整。因此,此举不宜操之过急和莽撞行动,否则很可能造成资源重组的不合理和新的资源浪费。合理的行动策略是:不同地区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人口预测,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确定中师调整的布局、规模和实施方案。方案既要考虑到近期需要,更要兼顾长远。应从全局上来统筹资源的合理配置。
层次上重心上移代表了今后整体的趋势,但各地在层次结构调整过程中,可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譬如,对于一些比较发达地区,如上海,小学教师学历要求在不久的未来将达到本科层次,中师升格显然行不通。此外,从全局性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有效地利用已有的高师资源、甚至非高师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的培养层次,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而这又涉及到高师教育开放型培养体制的。
2.关于高师教育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培养体制
该问题在80年代后期就成为争论的热点。定向型高师教育培养体制有其独特的生存条件:中小学教师需求持续增长的需要;保证师范生有较好的待遇和前途的需要;国家干预、控制和支持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传统观念的,等等[5]。长期以来,中小学合格师资供给不足是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实行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我国具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我国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教师职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今后我国基础教育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高,适当开放师范教育的培养,如允许综合性大学来培养教师是可行的。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以1995年为例,我国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69.1%和55.2%[6],因此,高师教育的培养任务仍比较重。特别是在有些地区,小学教师正向专历甚至本科学历过渡,初中教师向本科学历过渡,个别地区高中甚至初中出现了生学历的新教师的迹象。由此,可以肯定,定向型高师培养体制在我国依旧会长期存在。但是,从另外角度分析,正是目前一些地区教师学历层次提高的要求,为我们探索非定向型师资培养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为,学历层次要求的提高,更加激化了高层次学历人才的供需矛盾,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资源优势来培养中小学教师,无疑有助于缓解供需不足的矛盾,并避免因升格或创办新的机构而增加投入量;其次,利用一些专门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良好的学科条件和办学优势培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与创办单独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相比,此方式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根据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各方面合格的专业课师资,投入经济,效果明显;此外,随着人们对教师职业兴趣的提高,部分综合性大学可以与高师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具有较高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的教师。
实行开放型高师教育培养体制,势必或多或少地影响以至动摇高师院校的地位。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高师院校将向何处去?”问题的关注。于是,围绕“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争论一度在学术界成为热点。在此,并无意于就两者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一评述和新的阐释,只是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提出以下认识:
(1)就目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还不可能建立起完全开放型的高师教育培养制度,而是以封闭的、定向型为主,开放型来提供补充,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并存;
(2)既然允许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培养,就应该鼓励部分有条件的高师院校发挥学科优势,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
(3)高师院校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在不占用师范教育资源的前提下,适当设置非师范专业不应受到过多的限制;
(4)正如有人所认为:高师院校的师范性和学术性并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不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而是辩证的统一,即师范性是指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师范专业特色,学术性则是指具有强烈师范专业特色的学术水平[7,8]。高师院校可以充分发挥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通过培养和培训高层次的人才,为基础教育部门乃至非师范高校部门提供全面的服务。目前,许多高师院校开办的“教育硕士”课程班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创新,它在实践中已显示出美好的前景和巨大的开发潜力;
(5)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在职培训是高师院校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实行开放型高师教育培养体制后,高师院校可以适当注意重心的后移,加强培训职能。而培训职能的加强,势必牵涉到职前在职教育制度的变革。
3.关于高师教育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一体化改革
如前所述,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严重分离是影响当前我国高师教育培养质量和效益的制度障碍所在,克服这一障碍的有效途径是探索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改革。所谓教师教育一体化就是适应社会和教育的改革要求,针对现有师范教育中职前在职隔离、体制机构各自为政、教育重叠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据终身教育思想、教师职业生涯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体系完善、机构合理、内容科学的一体化教师教育模式。
我国实行职前在职一体化就要打破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建立协调统一的领导关系。一体化的改革在于打破不同隶属关系的教育学院与高师院校间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的管理格局。通过理顺不同主管部门的关系,对同一地区,不同院校实行一体化的管理;一体化的根本落实在于机构的调整,如机构的联合或合并形式,但这种调整如合并形式并非简单的合并,必须经过内部结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使之整合为一体,同时能够既发挥培养功能,又更有效地提供培训服务;合并后的机构还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成为教育研究、教育改革实验的中心,并保持学术上的领先性;与中小学校间建立其亲密的伙伴关系;调整后的机构是教师教育的主体,但不垄断教师教育;在培养和培训内容上,一体化强调针对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需求,设计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内容。对不同职业阶段的教师个体,根据需要加强培养和提供培训;先整合后分流,建设一体化的教育师资队伍。机构调整前不同机构的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上各有优势,实行一体化在于使双方通过取长补短,形成整体的教育优势[9]。
实施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是今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目前,上海、河北、广东和青海等省市已率先进行省(市)教育学院与师范大学合并的尝试。经过反复论证和一年多的筹备、协调,上海市于1998年9月将市属两所教育学院和一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相信这些地区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会为我国高师教育制度变革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资料:
[1][6]《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5)》,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叶澜:“转变观念、开拓发展空间——论当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年第5期。
[3]马超山:“浅谈中国师范教育体制的变革趋势”,《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
[4]马钦荣、范国睿:“上海师范教育改革的新趋势: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一体化”,《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5期。
[5]参阅夏人青:“试论‘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生存条件及其启示”,《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