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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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16-02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德国功能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她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以下简称《模式》）。她的功能翻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的老师卡塔琳娜・赖斯的影响。此外，德国功能学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还包括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其核心思想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也是功能学派理论之一，她认为翻译是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1]。

《模式》中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始终是以翻译为导向的，即无论是对源语文本的文内因素还是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都要紧紧围绕翻译功能。虽然诺德在《模式》中提出的关于文本类型和文本功能的理论与赖斯、弗米尔和赫尔兹-曼塔里的理论大有相似之处，但是她的功能翻译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加注重分析源语文本的特点。

一、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

诺德深受德国功能主义的影响，她认为原文和目标文本首先是 “忠实――自由――对等”的关系。通常人们都期望翻译能够“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所有相关特点，并且期望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对等。人们习惯将对等概念等同于忠实概念，所以不遵守对等标准的目标文本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翻译。因此，逐字翻译和直译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算翻译，因为它们“过于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特点。另外，改译、自由重写和意译同样不被视为翻译，因为它们对原文处理的自由度太大。“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功能对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而是由译文目的所决定。”[2] 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往往会因过分注重翻译目的而背离原文，为了避免这种现象，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概念。

“功能加忠诚”理论是诺德针对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提出来的。曼塔里认为文本只是实现交际功能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从属于其目的，由此，她认为在翻译中目标文本可以完全脱离源语文本。然而，诺德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没有源语文本，就没有翻译”[2]。诺德注重对源语文本功能的分析，认为译者在了解源语文本功能的基础上，能够“将该功能与委托者所要求的目的语文本在目标文化中所预定的功能相比较，去除掉源语文本中那些没有用的成分”[2]。尽管“功能”对翻译过程起决定性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去原文，译者还应该对目标文本的环境负责，对翻译的发起人和受众负责，译者的这种责任就称为“忠诚”。

二、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能够帮助译者理解源语文本的功能及特点，该模式能够同时为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框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语篇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该模式注重源语文本的分析，而原文分析包括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

（一）理论基础――语篇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

语篇语言学又称 “‘语篇分析’或‘篇章分析’”[3]，其核心思想“语篇是一种交际活动，可以通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来实现”[2]也是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核心概念。翻译通常发生在交际情景中和语言单位基础上，诺德将此处的语言单位称为“文本”：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

罗伯特・博格朗和沃尔夫冈・德雷斯勒将语篇称作“交际事件”[4]。作为交际事件，其必要条件是情景，情景是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由至少两个交际参与者组成，他们能够并且自愿为某一目的借助语篇彼此交流。语篇是一种交际行为，因此，交际功能不仅是语篇的基本组成成分，它还能决定语篇的生成。

赖斯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她的翻译导向的文本类型理论，在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的基础上，她区分了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诉求文本。赖斯和弗米尔注重以功能为基础的文本类型，他们认为通过将源语文本归入某种类型的文本，译者可以决定在目标文本中要实现的功能对等层级。事实上，只有在译文目的要求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实现对等的前提下，文本类型才能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二）源语文本分析的要点

交际功能决定文本性，而文本的语义和句法特点都应该从属于交际功能。只要能实现交际功能，接受者甚至可以把语义不连贯的话语当作文本。原文中交际情景的因素决定交际功能，这些因素是文外因素。此外，与文本直接相关的因素是文内因素。

概括说来，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中源语文本分析的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文本媒介、交际场所、交际时间、交际动机和文本功能。

分析文本发送者信息在于获知发送者意图。发送者意图决定了目标文本的结构、内容及形式，此外，它与忠诚原则有很大关联。由于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的接受者的情景往往不同，在翻译中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也格外重要。文本媒介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总的说来，文本媒介决定了接受者对文本功能的预期。交际场所包括文本创造和接受的场所。语言在用法和规则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交际时间的分析也有必要。在原文分析中，译者需要对比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制作的动机，从而找出动机的差异对翻译决策的影响。文本功能因素分析文本试图实现的交际功能，由此，译者能够理解源语文本特有的功能，从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除了文外因素，原文分析还包括文内因素：主题、内容、前提、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型结构和超音段特征。

“赖斯用一个问句囊括了主题和内容两个因素：文本发送者讲了什么？”[2]前提在此处指语用的或情景的前提，说话者往往假定一个前提条件，并且认为听话者清楚它。文本构成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有章节或段落等，而微观结构通过句法结构、词汇衔接和超音段特征来标识。非语言因素包括面对面交流中的副语言成分（如手势）和书面文本中的非语言成分（如图表和商标），有时，非语言因素在传递信息时甚至比语言文本更有效。主题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汇的选择，而词汇又反映了文本的意向性、读者取向和文本功能，此外，词汇还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句型结构的分析包含“句子的建构和复杂性、主句与从句在文本中的分布、句子长度和为保持文本连贯性的连接手段”[2]。在书面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斜体、加粗体和括号等视觉方式表现出来；在口头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调位强度、转调、音高和响度的变化等听觉方式表达。

三、实用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诺德提出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是着眼于译员培训的，该模式以功能理论为基础，对于“译员培训最有应用价值的三个方面是：翻译纲要、源语文本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2]

“翻译纲要”来源于德语bersetzungsaufrag，亦可译成“翻译任务”或“翻译指导”，它多含有职业翻译的意思，指翻译发起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翻译纲要应该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以下内容：预期的文本功能、 译文接受者、文本接受时间及地点、文本媒介和文本制作或接受的动机”[1]。译者只有清楚地分析了翻译纲要，才能了解翻译目的，从而做出相应的翻译决策。

原文分析可以决定翻译的可行性、原文中的哪些信息与预定的译文功能相关及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此外，对原文功能与翻译目的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决定原文中哪些信息应该保留，哪些要根据译文的功能进行调整。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翻译问题，诺德认为在翻译教学中，首先应该区分翻译问题和翻译困难，翻译问题是客观的，与译者的翻译能力和工作环境无关，它包含“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2]。翻译困难是主观的，取决于译者个人的知识能力、翻译目的及翻译工作条件。在翻译教学中要对翻译问题做系统的研究，通过让学员在翻译过程的最初阶段认识到翻译问题，该模式可以使教学工作更加高效地进行。

《模式》非常重视源语文本的分析，因为作者认为原文分析能够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提供依据。然而，译者在职业翻译中要根据翻译纲要选择翻译策略。如果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功能相同或一致，对原文进行详尽的分析很有必要，但是倘若不同，既然译者往往是根据译文功能选择翻译策略，为什么还要求译者如此详尽地分析原文及其文本功能呢？此外，在处理原文和目标文本的关系问题上，诺德主张遵守“功能加忠诚”原则。可是“功能加忠诚”原则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若原作者的意图与翻译发起人的要求相同，这条原则便也可行。但是，“当译文目的与原文目的不同时，译者该忠诚于翻译发起人还是原作者或读者呢？”[5]

四、结语

作为功能翻译界的领军人物，诺德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翻译观念的影响。诺德支持目的论，但是又不完全赞同弗米尔的观点。根据目的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然而这似乎给予了译者太大的自由，因此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来限制译者的自由度。虽然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存在些微缺陷，但是正如《模式》中的绪言所说，该模式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它是非常笼统的，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文本分析，因而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文本分析；二是它又是非常具体的，可用来分析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2] 所以该书对职业译者及翻译学生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对翻译教师及翻译研究者也有参照意义，为翻译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开拓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克里斯蒂安・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张美芳，王克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6-78.

[2]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ition）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1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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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11-0030-03

【作者简介】华希颖（1972-），女，上海人，南京晓庄学院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

在幼儿园早期阅活动中，越来越多的教师选择使用绘本进行教学。当前，有关绘本教学的研究正逐步深入，但随之产生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在一些公开课的观摩活动中，执教者往往对绘本作品内容的阅读一带而过，而更热衷于表现作品附带的“多元发展价值”。于是，让很多教师困惑不解的是，绘本的教学有点像“美术活动”，有点像“社会活动”，甚至还有点像“科学活动”，但好像已经不是“阅读活动”了。

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样式，绘本能表现广泛的人类文化活动，它对儿童（包括成人）的确有着多元发展价值。就文学的价值和功能而言，公元前六世纪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认为文学可以使人的精神感动奋发、了解社会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怨刺上政。西方文论也认为文学可以净化、愉悦人的心灵，介入社会生活、实现精神的替代性满足等。在当代文论中，通常把文学的这些价值和功能概括为审美、认识、教育及娱乐功能。[1]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绘本同样具备文学的这四种功能，对儿童成长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幼小的孩子通过阅读感到心情愉悦、身体舒适快乐、精神自由，这体现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而当他们带着这些身心的感受去认识天地万物、生活世界，同时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发展和成长时，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也随之实现。

因此，儿童文学的各项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它们以整体的方式综合发挥作用。其中，认识和教育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儿童的审美感受和阅读体验。换言之，文学乃至儿童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的达成有其特殊性，必须建立在审美或娱乐功能的基础之上。

在幼儿园教育领域，教育者的身份使得我们十分重视文学作品和绘本教育功能的实现，但是对教育功能如何实现却仍需尊重文学活动自身的规律。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在《艺术论》中谈到，文学艺术活动通过作品唤醒读者体验过的情感，而读者可以在文学活动中用动作、线条、色彩、音响和语言传递并表达出来。[2]在幼儿园文学活动及绘本教学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激活幼儿已有的情感体验，并鼓励幼儿用语言、表情、肢体动作、声音、涂画等方式欣赏或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在当前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的设计中，一线教师存在着教育目标（功能）优先、认知目标（功能）优先的思维定势，不尊重文学活动开展的特殊规律。表现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就是忽略对绘本作品基本内容的阅读，淡化或无视幼儿的审美体验，急于实现绘本作品中附带的“多元发展价值”。 诚然，绘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早期阅读材料，可以促进幼儿阅读能力的发展；作为一种课程资源，也可以引发生成主题活动，它的确具有多元价值。但是作为幼儿园语言领域的集体教学活动，教师首先应该尊重作品、尊重文学艺术活动自身的规律，以真正实现绘本对儿童的多元发展价值。

尊重作品，意味着教师带着孩子初次接触绘本时，要让幼儿充分与文本内容沟通、对话，唤醒、激发幼儿已有的审美体验，从而自然实现绘本的认识及教育功能。

对绘本教学活动的设计而言，尊重作品意味着教师在设计之前首先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充分理解作品内容，对文本的各个要素，如作品主题、画面特征、人物形象、语言特征、情节结构等进行深入剖析，这些文本要素的分析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均密切相关。在下文中，我们就来详细论述文本分析与教学的关系。

一、作品主题的分析

对绘本主题的把握决定了一个教学活动的基本方向。通过多次绘本教研我们发现，一些教学活动的严重失误往往是由于对作品主题的误读引起的，而幼儿教师文学素养的欠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意义的呈现，需要读者通过文学接受过程加以具体填充和再建，而这也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文学能力和经验对文本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相应的选择、填充、提炼和重组。[3]如果读者的文学能力有限，那么他们对文本的接受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阻隔，作品主题的解读就会出现问题。

例如在绘本《第五个》中，作品通过五个残缺不全的玩具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等待看病的经历，表现了一种克服恐惧和焦虑情绪、最终战胜自己的勇气。但是如果有些教师把作品的主题误读为教育孩子看病的时候要排队，做一个遵守秩序的好孩子，那么在他们的教学活动中自然就会往道德教化的方向上走。

我们在教学研讨中还发现，不仅文学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幼儿教师对作品主题的理解，一些教师还会故意无视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随意放大或利用作品的某一段细节，而把它作为教学的重点。例如同样在绘本《第五个》中，有的教师发现作品中有“进去一个，还剩四个……进去一个，还剩三个……”的语句，就认为可以利用其进行数学活动，根本不理会作品自身想要表达的含义。

二、画面特征的分析

绘本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艺术样式，是由图画和文字共同来完成叙事抒情、表情达意的任务的。绘本中画面前后页之间的关联及其叙事性特征，使得幼儿可以通过对画面的直接观察来理解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活动及审美情感的表现等。仍然以绘本《第五个》为例，其画面的基本特征是：随着人物心情的变化，作品画面的色调从昏暗转向明朗，并用环境中吊灯灯光的移动衬托作品人物的心态。画面中玩具的表情刻画细腻传神，逼真地表现了玩具们就医时恐惧不安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就可注意引导幼儿从画面色调转换及细节刻画中去观察、预测人物的情绪变化。

而在绘本《我的连衣裙》中，其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通过朗读的音韵节奏感与画面相结合，构成音画相映成趣的节拍，使得画面呈现出奇妙的音乐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朗读作品和翻书的动作配合起来，尤其那些无需发出声音的画面，静静地和幼儿一起体验音乐中休止符的美妙。

三、人物形象的分析

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进程。由于目前很多幼儿园使用的绘本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爸爸妈妈的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父母形象有不少差异。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传统的勤劳、善良、甘于奉献的母亲形象，与国外众多绘本中会大叫、发脾气、赌气，有自己的乐趣和爱好的妈妈形象相差甚远。如何理解这样颇具挑战的人物形象，如何通过这些丰富、饱满、立体的圆形人物向儿童还原生活和人性的立体与真实，是值得我们每位绘本执教者深思的。

当然，在一个教学活动中，教师所要做的不仅是自己准确把握作品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帮助幼儿感受、体会人物形象的所思所做所想。例如绘本《第五个》中受伤的小玩具们一开始沉浸在害怕与恐惧之中，但最终都凭勇气战胜了自己。那么教师可以通过自身的角色转换，适时地从教师的角色转换成作品中的玩具形象，和幼儿一起体验小玩具们紧张、害怕的情绪，并分享最终战胜自己的快乐。

四、语言风格的分析

幼儿园语言教育十分重视幼儿表达能力的培养。幼儿教师也试图通过绘本教学让幼儿想说、敢说，激发他们丰富的语言表达。然而，对于不同语言风格的绘本而言，对幼儿语言发展的目标，以及教师自身语言表达的要求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在语文教育中，大致把语言表达的风格划分为叙事、说明、抒情、议论四种。幼儿文学作品的语言，大都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特征，所以教师常常注意培养幼儿描述一个故事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以帮助他们慢慢形成一种叙事的结构。在绘本教学活动中，教师通常也高度关注幼儿描述事情发生状况及过程的语言表达，并尽量鼓励幼儿用丰富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描述。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绘本的语言风格以说明性的表达方式为主，常表现一些有趣的自然科学现象或社会生活现象，如《昆虫躲猫猫》《小痂》等。那么，教师自身在教学活动中的语言特点就应进行转换，以简洁、准确、清晰的语言表达为主，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也不宜过多鼓励表达的丰富性和想象力。而在一些长于抒情的儿童散文、诗歌类绘本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需注意自身语言表达的艺术感染力，以契合作品特有的语言艺术风格。

此外，当绘本作品的内容可以激发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教师要放下心中固有标准答案的束缚，鼓励幼儿用议论性的表达方式去质疑、反思作品的内容，让孩子们想说、敢说。同时，教师自己也可以作为读者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激发儿童更深入的议论和讨论。

五、情节结构的分析

对故事性作品情节结构的分析，深深影响着绘本教学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还是以《第五个》为例，这个绘本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推进式以人物心理变化为线索，作品中小玩具们波动起伏的情绪变化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那么，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的现场就可以通过营造人物形象情绪起伏变化的心理氛围，来推动整个教学活动的进程。

有些绘本的情节结构复杂，有多条叙事线索，那么教师有时就要舍得放弃一些叙事情节，在一次活动中以一条叙事线索为主展开教学活动。典型的案例是《我砍倒了一棵山樱花》的教学活动。由于作者同时在作品中叙述了和童年伙伴在乡村山野的游戏、砍倒山樱花树的来由、童年禁忌、山民捕猎等多条线索，教师就不必急于在一次教学活动中把作品所有的内容都传递给孩子，以免使幼儿产生杂乱纷呈的阅读体验。而且，作品中消极灰暗的叙事情节（如山民猎杀野生动物）也不宜向孩子充分展示。

总之，当教师拿到一个绘本时，先不要急于进行活动设计，首先应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对作品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主题、画面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及情节结构进行深入剖析。这是尊重作品，组织和开展绘本教学活动的前提，也是一名幼儿园语言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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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分析的流程内容分析主要是用在社交、新闻业、社会学、心理学和商业等领域，包括对人们交流、电视盈利、电影和小说、新闻报纸和政治演讲等使用计算机对语言使用特点、含义、关系等的全面分析。内容分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会造成各自的研究困难，但研究流程应该具有科学研究方法的共同步骤，由于与调查研究技术紧密相关的，两者的研究流程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总体流程基本包括：内容确定、数据收集、数据清洗和整理、数据分析和数据结论。具体到内容分析的详细流程包括以下十步，如下图1所示。本文案例为研究客户从客户认知到产品选择的购车全过程（AITSP）的客户关注点、产品评价、产品选择等的客户想法，按照图1的分析流程对客户结构性的深度访谈，倾听客户声音，将访谈内容原文转录为电子版文字，挖掘客户声音中的客户需求和客户关注点，以期为企业新产品的开发提供关键输入。

（2）流程中的方法①AITSP模型市场调研可以是传统意义上依赖于焦点小组访谈的讨论的定性调研，也可以是基于调研问卷的需要精心地设计样本分布和数量的定量调研，寻求全部调研对象的回应，并且周期性的市场调研为发现和启示发展趋势提供了一幅纵向的发展脉络图。本文案例中我们采用定性调研，定性调研的多对多焦点小组访谈更适合于启发式、引导式的提出新想法，相互引导出产品痛点，使用过程问题的市场调研，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适合于按照已确定的访谈主题和访谈结构，深入了解用户对多个问题看法的市场调研。本文按照客户购车的心理和行为的具体发展路线，构建客户购车全过程的分析模型，包括：意识/认知阶段（A）、兴趣阶段（）I、尝试和评估阶段（T）、选择（S）和购买（P）五个阶段，如在意识/认知阶段，我们可能会问“你什么时候想到要做卡车这行的？你怎么了解到的？”，而在购买阶段我们会问“你买这个车队时候满意吗？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厂家？”，通过这些问题了解客户购买全过程的心理演变、对比评估、选择差异。②编码组合为研究文本的特点和关系，我们需要将能体现文本核心含义和关系的关键词汇字、语句等提取出来，形成一套作为基准分析的编码组合，体现为编码手册和编码格式。编码手册是由一套符合编码格式规则，能体现语言特点、含义和关系的字、词、句构成。编码格式为记录所有测量的编码提供了合适的分隔。编码手册和编码格式的目的是为消除编码者对编码组合的个人影响。初始的编码手册构建是一个不断重复修订的过程，直到对文本编码的时候。文本分析的编码组合可以分为计算机编码和人工编码，而计算机编码主要依赖现有成熟的编码手册，如研究文献，现有编码手册、特色词汇手册等，如果所研究的领域尚未有成熟的研究成果和词汇手册等，研究人员则必须对访谈内容的关键词汇和核心要点进行提炼和汇总编码。为避免研究人员彼此影响，通常要求研究人员对文本进行“背对背”的编码，而为保持编码手册的一致性，研究人员需共同讨论对码理解不清和错误进行修订和统一，如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出勤率”不属于“可靠”，或者“质量”不能作为一级节点等问题。③可靠性检验（信度检验）研究人员必须非常有信心所有获得的调研数据没有扭曲、偏差、人为或意外操作行为，对每位使用数据的人都是一样的。可靠性检验是指多次重复试验，测度过程会产生同样结果的程度。如果在被测概念的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测量结果保持不变，那么这个测量量表就是可靠的。有三种主要方法可以用来评估调研数据的可靠性：稳定性、可再现性和准确性。所有的方法都是要证实访谈者、编码者和评判者或测量方法之间的结果一致性。本文的文本分析可靠性检验系数采用Cohen''''skappa作为指标，Cohen''''skappa系数>0.75认为通过可靠性检验。Cohen''''skappa考虑了编码（评判）人员可能存在的失误，即在编码（评判）人员的判定过程中，需要判断当前编码点是（Y）否（N）属于当前的编码分类。若编码员本身存在失误，则需要考虑编码员做出是（Y）或否（N）的概率。其计算方法为（k为Cohen''''skappa系数）：其中Pr(a)为相对一致概率，即A和B两名编码人员对同一编码点具有一致判定的概率（同时判定为Y或N）。Pr(e)为考虑失误情况时的假设概率，计算方法为：Pr(e)=A(Y)*B(Y)+A(N)*B(N)简单的说，A(Y)和B(Y)分别表示编码人员A和B判定结果为Y时的概率，同理A(N)和B(N)分别表示编码人员A和B判定结果为N时的概率。

2文本分析的具体案例应用

（1）案例介绍本案例是为研究客户、经销商和企业人员对客户购买重卡过程的认知、产品评估和最终选择的主要关注点，和对比分析三者对客户购买全过程的不同想法。我们选择了不同地域、不同车型的客户146位，经销商的业务人员52位，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136位。按照AITSP模型结构，我们对每位调研对象都设计了19道只是变换了问题的称谓，内容本一致的问题。每两位调研人员按照调研提纲调研一位调研对象，一位调研人员负责访谈，另一位调研人员负责录音和笔录，对录音的编号，每次深度访谈时间安排一小时。然后我们安排两位工作成员对每位调研对象的访谈录音进行“背靠背”的原文文字录入，然后相互检验文字稿以保证文本正确性。（2）分析和结果校核完每位调研对象的录音访谈的文字稿，对每一份文字稿按照统一规则进行编号。同时，其他组每两位工作人员则需要“背靠背”通读相同的已校核的文字稿，总结关键词汇和语句，最终讨论达成共识，形成一套编码手册，将文字稿和编码手册导入到NVivo文本分析软件中，其分析结果如下图2所示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客户、经销商和企业人员的认知呈现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具体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通常企业人员都认为价格和质量是客户选择产品的第一位要素，但在实际的结果表明，价格和质量影响固然很大，客户却更加关心自己的卡车如何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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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充分理解和欣赏原文是任何翻译工作的根本，文本分析对于确定翻译策略、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分析文本中原文旨意、文化特征和语言风格等三个因素，对文本分析在翻译中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文本分析是翻译的第一步。彼得•纽马克在其《翻译教程》一书中认为，文本分析即原文理解是翻译的起始。译者在开始翻译前首先阅读原文，应带有两个目的：一是要理解原文在说什么，二是从译者的角度分析原文。原文的理解需要通读和细读。通读是为了获得原文的主旨，而细读则要求在语境内外理解词义。纽马克将文本分析过程细化为以下方面：原文旨意、译者意图、文本风格、读者群、语体、原文背景、词汇的所指和暗指、作品的质量和权威性等。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纽马克还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并指出了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当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从根本上讲，对原文文本的分析和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也是翻译批评的基础。充分地理解和欣赏原文是任何翻译工作的根本。只有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译者才能形成对文章的整体判断，确定得体的翻译方法。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因素对文本分析在翻译中的意义进行探讨：

（一） 原文旨意

著名的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就是其人生哲学和价值标准的体现。彼得•纽马克说，原文旨意代表了原文作者对于作品主题的态度。我们也可以说，作品旨意体现了原作者的世界观和哲学观，是作品精髓所在。因此，在翻译标准中，相对于“形似”，我们更强调“神似”，这就说明了寻找原文旨意的重要性。

彼得•纽马克在谈到文本旨意时曾经提到作品标题的翻译，他说作品标题有时与原文内容或旨意相去甚远，由于译者对原文的解读会受到时代、文化背景、译者的价值标准、生活经验等诸因素的影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就会出现“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因而造成不同的翻译。如许地山的作品《生》，标题只有一个字，却给读者带来很大的联想空间，大家可以将其解读为“生命”、“生活”、“生长”、“重生”等，从而译为life, living, experience, growth等，尽管译文大相径庭，但每种翻译都基于译者的理解而有其内在的理由。

但多数情况下，原文的标题还是与原文的内容和旨意相对应的。要获得作品标题的正确理解和翻译，译者就需要充分认识原作及原作者，通过了解原作者所处的时代、文化、社会和阶级的背景来减少自己与原作者之间的距离，通过阅读原作者的多部作品来了解作者的心理活动和价值取向，从而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

以劳伦斯的the Lost Girl为例，某出版社将其译为《误入歧途的女人》，这个翻译值得商榷。纵观劳伦斯的作品，从《白孔雀》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表现了自然与文明对立的主题，即人的自然本性和约束人的道德规范和理性思想等的对立与冲突。The Lost Girl也不例外。小说从头至尾都在表现女主人公爱尔维娜反抗理性的压制和道德规范的禁锢，而劳伦斯对她的反抗行为也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让爱尔维娜与意大利青年西西欧结为伴侣，一起离开了快要被机械文明窒息的英国，然而他们仍未摆脱现代文明的迫害。西西欧应征入伍参加大战。在小说的结尾，爱尔维娜又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仍未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不论从该小说的主题还是从劳伦斯的整体思想上来看，该书名都不能译成《误入歧途的女人》。如果译为《迷失的少女》来表现爱尔维娜内心的失落和困惑，显然更符合原作者的本意。

（二） 文化特征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负载一定的文化蕴涵。翻译不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还是文化传输的手段，因此在翻译中，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归化”，为了译文的“中国味”而丧失了原作的神韵和意趣，也不能过分地“异化”，为保持原作的丰姿而忽略了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如：

1. Unless you’ve an ace up your sleeve, we are dished.

译文：除非你有锦囊妙计，否则我们是输定了

这里采用了归化译法，看似贴切，实际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英语中的have an ace up to one’s sleeve是西方玩牌赌博时事先藏于袖中的“王牌”，而“锦囊妙计”则是中国古代宫廷争斗或疆场征战时封在锦囊中的神妙计策，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因而会引起不同的联想，这种翻译势必给读者带来错觉，倒不如还是采用异化译法“除非你手中藏有王牌，否则我们是输定了”更好。因此，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写或修辞手段，译者采用异化手法，将原文的文化意象移植到译文中，既能为译文增添文采，又能给译语带来新的表现法。

但异化法的运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在译语语言文化的限度和译语读者接受能力的限度上，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产生不良的效果，这时译者就必须进行适当的归化处理。如：

2. Georgiana, the eldest, with her black ringlets, her flashing eyes, her noble aquiline profile; her swan-like neck, and sloping shoulders, was orientally dazzling.

译文：大小姐乔治亚娜乌发卷卷，双眸明亮，侧面看去，高高的鼻梁，显得颇为高贵，加上白天鹅似的柔颈，下削的玉楼，活脱脱一个令人眩目的东方美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aquiline一词，该词常跟nose搭配，意为“鹰钩鼻”。在英语中，人们常用an aquiline nose来烘托一个人的高贵；但在中文中，“鹰钩鼻”往往跟阴险奸诈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直译的话，则美感荡然无存。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里就须采取归化法翻译，根据aquiline的形象特征，将其灵活地译作“高高的鼻梁”，就不会损害原文所描写的美女形象。 "

（三） 语言风格

“文随其体，语随其人”，在文学作品中，风格即人。风格体现了作家个性和情感的特点，与作者的生活经历、艺术修养等因素息息相关。然而，风格绝非虚无缥缈，它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从语言方面看，作品的音韵节奏、选词造句、篇章结构、修辞手段等都是构成作品风格的物质要素。如：

3.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e, “You’ve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to undo it!”

译文：阿丽思很谦虚地道，“对不住，你说到了第五个弯弯勒，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阿丽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阿丽思说着四面瞧瞧，因为她总喜欢帮人家的忙。

这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个情节。在这里，not和knot是同音字，爱丽丝把not听成了knot，结果闹出了笑话。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游戏，如双关、仿拟等修辞手段，来表现其幽默风趣的文风，制造出令人捧腹的情节。这里如果将knot按字面翻译成“打结”，意思虽然没有错误，但是读者却会为突然冒出来的“结”而纳闷，更无法从中体味到文字游戏所带来的幽默效果。而此处的译文用一对汉语同音字“到”和“刀”，来突出原文的文字游戏，成功地表达了原文妙趣横生的语言风格，实现了翻译的语用对等。

王东风曾提出译者应该具有“敏感的文体或风格意识”，应该能敏锐地识别原文的“变异或陌生现象”，洞悉蕴含其中的美学价值，并尽量用相应的目的语语言形式传译出来。他引用了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一段话作为译例：

4. “With?

Sinbad the Sailor and Tinbad the Tailor and Jinbad the Jailer and Whinbad the Whaler and Ninbad the Nailer and Finbad the Failer and Binbad the Bailer and Pinbad the Railer and Minbad the Mailer and Hinbad the Hailer and Rinbad the Railer and Dinbad the Kailer and Vinbad the Quailer and Linbad the Yailer and Xinbad the Phthailer.”

译文：“跟谁？

行海船的辛伯达和当裁缝的当伯达和看牢子的看伯达和捕鲸鱼的捕伯达和打铁钉的打伯达和不中用的不伯达和舀舱水的舀伯达和做木桶的做伯达和跑邮差的跑伯达和唱颂歌的唱伯达和说脏话的说伯达和吃蔬菜的丁伯达和怕惹事的文伯达和酗啤酒的叶伯达和行什么船的行伯达。

这段文字采用了十分异常的写作手法：首先，整句话除末尾有个句号以外，中间没有任何标点，应该用逗号的地方全用and替代。其次，文中所列举的“人物”除开头的Sinbad the Sailor是《天方夜谭》中的水手辛伯达之外，其它均是对此的语音仿拟，并无实际意义。显然，作者就是要刻意构建一种“节奏整齐划一、音韵单调乏味、内容空洞无物的无标点言语形式，似乎是要以一种没完没了的无聊重复把读者引入一个昏昏入睡的、近乎无意识的状态”。基于这样的分析，王东风提供了上面那个旨在语音、语法、语义上全面仿效原文的译文。

综上所述，文本分析的过程就是译者对原作及原作者的解读过程，也是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和语言的比较过程。译者对文本的分析不应仅局限于文本自身，还应包括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读者。事实上，翻译是一种三元关系，涉及到原作者、译者和译作读者三个对象，译者既要忠实于原著作者，又要服务于译文读者。译者对于文本的理解也会直接影响到译者的翻译策略，因此只有对原文尽窥其妙，才能译得得心应手。总之，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对于确定翻译策略、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2] 陈秀.论译者介入[J]. 中国翻译，2002(1).

[3] 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J]. 中国翻译，2002(1).

篇5

德语文论教材是这一辑的首要关切。“文学学”正是发源于德国。

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的汉译中，德语文论教材的引进可谓是一块短板。主要有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年在伯尔尼初版，后多次再版）和埃米尔・施塔格尔的《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年在苏黎世初版，后重版多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一直是德语国家“文学学”入门的必读书目。然而，这两部著作的成书年代毕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距今已有70多年。而在凯塞尔与施塔格尔之后，德语文论教材建设方面自然会有新的进展。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西德出版社，1997）。该书是德国著名学者克劳斯-米歇尔・波哥达主编的《新文学理论―――导论》第2版。这部导论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西欧文学学，简明而清晰地介绍了10个主要流派，除了具有德国传统优势的理论介绍，如接受理论、阐释学，特别关注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其实是当代德国学者视野中的“欧陆文论”，包含了德语文论，但尚不是我们所要引进的“当代德语文论”。不久，我们发现一部《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1）。这部德国文论选，由著名的康斯坦茨大学两位青年学者―――迪克・乌菲利曼和卡罗琳・施拉姆编选。这部文论选收当代德国人文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的16篇文章，对当代德国文学学的发展倾向做了相当全面的展示：对精神分析、互文性、互媒体性、女性主义文学学、解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一一做了介绍，对德国文学学的历史、体裁理论、功能理论、虚构理论、系统理论以及“记忆”“神秘”“圣像”等一一加以概述。这部文选，定位于高校语文系、哲学系学生和教师，是一部高校文科教材。可是，这部德国文论选是专门为俄罗斯读者编选且翻译成俄文，而我们一向坚持国外文论教材的翻译最好自源语种译出。

后来，我们请北京大学德语文论专家王建博士出马，终于找到《新德语文学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NeueredeutscheLiteraturwissenschaft，Stuttgart&Weimar：VerlagJ.B.Metzler，2007）。这部“文学学导论”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德语系的两位教授贝内迪克特・耶辛（BenediktJeing）和拉尔夫・克南（RalphKhnen）联袂撰写。这两位德语系教授以导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文学学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介绍文学学的各种研究角度和各个理论方向，介绍文学的各类体裁，描述修辞学、风格学和诗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造型艺术、音乐、电影、广播）的关系，阐释20世纪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这部导论全书的分章结构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在方法和切入方式上它并不显现自己的立场，而是力求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叙述的系统性与表述的精细性，使得这部“文学学导论”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德语文学学著作的一个代表；而且可以说是德国学者之绘出的一幅当代德语文论流变全景图。面对这幅全景图，我们可以看到德语文学学“方法趋势”的丰富多彩：1965年起的接受史和接受美学，同时期开始的文学社会史；结构主义的开端；70年代下半期的心理分析文学学；80年代初话语分析。90年代初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最晚于90年代末发现的文化研究/文化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性别研究和新历史主义。作为大学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学教材，此书在德语国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属于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这部《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不仅提供出一个关于新德语“文学学基本知识的概览”，“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而且还“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对“文学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学”的对象与手段、“文学学”的方法与技术，均有清晰的论述。《导论》告诉我们，Literaturwissenschaft的字面含义是文学科学，这个术语是地地道道的德语概念。“文学学”既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个案研究，也有别于文学理论（Literaturtheorie）和文学批评（Literaturkritik）。文学学研究的是社会交流中的特殊情况：甲写作，乙印刷和传播，最终由丙来阅读。那个写作者是谁？他写作时想些什么？他写的东西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于可称作“文学”？传播的程序和技巧是什么？使用的是什么媒介？写出的东西传播给谁？谁在读？或者谁在听？如何读和在怎样的情景下读？阅读、理解和阐释究竟是什么？

“文学学”正是聚焦于这些问题而考察其演变。譬如，“作者”“文本”和“读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含义。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它们是可变的。譬如，“读者”一词源于拉丁语legere，在这一词源中已具有今天依旧常用的两个基本含义：捡拾东西（果实、葡萄或者“采摘葡萄”），即从大量的一般性物品中挑选出特殊的物品，形成特定的秩序，可以视作区分和整理。“阅读”在今天更为常用的含义就是是将字母合成词语，从文本中读出各种含义。阅读过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浪漫派的兴起形成了积极读者的构想：读者被看作是作者的继承者和续写者，成为交流的伙伴，读者自己也成为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文本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当代德国的文学学首先是“读者文学学”。德国的“读者文学学”对当代世界文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德国文学学何以能在“读者文学学”上有如此丰厚的建树？这与德国人文学术中素有极为丰厚的哲学―――阐释学的涵养紧密相关。

《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地理学”

一心要“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以及理论家们，总在追问“世界文学”是如何形成的？总要探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近些年来，传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问题已获得新的话语表述：“本土化”与“全球化”。一些人坚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另一些人则主张必须实现对“民族性的”的超越，必须实现“身份转换”，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在各种各样对“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与发育机制的理论思考中，法国当代批评家巴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1959―），可谓独辟蹊径：将她对“世界文学”的考量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在她于2000年获“法兰西人文协会”奖且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的力作《文学世界共和国》（LaRépubliquemondiale deslettres，Paris：EditionduSeuil，1999）一书中，她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文学空间，拥有自己的“首都”与“边疆”，“中心”与“边缘”。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世界政治版图相吻合，而是犹如一个以其自身体制与机制在运作的“共和国”。

基于这样一种相当新颖的“世界文学”观，卡萨诺瓦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地考察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位法国学者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易卜生、米肖、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精华”的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一些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民族文学与民族之外的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建构其“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作者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讨论文学的“跨文化性”。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在建构“文学世界共和国”。文学世界的现实运行有自己的机制，对经济空间、政治空间而言具备相对的独立性。譬如，在18世纪，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占据文化霸权地位的却是巴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上，法国在欧洲经济中排名靠后，但却不容置疑地成为西方文学中心；后来，美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并没能让美国成为文学霸主。

卡萨诺瓦倾心于世界文学空间运行相对自主自律的机制之考察。她以动态模式挑战“全球化”的平静模式。这一视界，对于动辄套用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来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之简单化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的积累自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卡萨诺瓦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勘察中，关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并不是“注定”一定会落后，所有中心地区的作家也不一定必然是“现代的”。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忽略了普通的地理因素，建立了与政治标记完全不同的领土和边界。将文学定义为统一的世界领域（或者正在走向统一的世界领域），人们就再也不能借用“影响”，也不能借用“接受”的语言来描述特殊的重大革命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输出（比如自然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之特殊逻辑的这种厘清，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者的思维定势，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

身处“边缘”的“民族文学”要走向“中心”，自然要借助于翻译。然而，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并不是中性的。在卡萨诺瓦看来：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入籍”（国籍意义上的改变），或者是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而是更加专业，是一种“文学化”。代表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翻译和法语书写的正面评论，开始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存在空间。同样，博尔赫斯说自己曾是一个法国制造。卡萨诺瓦强调，翻译在民族文学的跨文化运作中具有“工程师”地位。

卡萨诺瓦认为，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要讲究策略的。实际上，世界文学领域形成和统一的四个世纪中，各国作家为了创造和收集各自的文学资源，或多或少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进行斗争和采取策略的。两大策略是各民族文学中所有争斗的根基，一种是同化，也就是说通过对一切原初差异的淡化或抹煞达至融合；另一种是分化或差异化，也就是说根据民族性的要求肯定各自的差异。卡萨诺瓦对“同化”与“分化”这两大策略的分新，对于我们多年习惯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显然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超越。

《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是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的跨文化空间中来定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提出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说，有助于开阔我们观察“世界文学”的视野，可以作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一部教材。

《艺术话语・艺术分析》与“文学文本分析学”

《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дискурс・Введениев теориюлитературы，Тверь：Твер.гос.унт，2002）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教研室主任、叙事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秋帕教授（ВалерийТюпа，1945―）的一部讲稿，其授课对象为高校文科教师和研究生。这部讲稿以其理论视界上别具一格而颇受好评。讲稿的主题是“文学何谓？”作者在这里致力于克服文论教材中围绕这一论题而常常高头讲章的通病，选取简约而不简单的入思路径，深入浅出地阐述文学“三性”：符号性、审美性、交际性。如果说，文学的“符号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派生符号系统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文本的结构，文学的“审美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情感反射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性的模式；那么，文学的“交际性”要旨则在于艺术书写的策略，在于艺术性的范式。

多年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一线耕耘的瓦列里・秋帕力图建构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学文本分析学”。在《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中，作者以“科学性”为文学文本分析的旨趣，将文学看成艺术现实，来具体地解读文本的意义与含义。文学学领域的“科学性”有何特点？文学文本分析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能否兼容？该书以其目标明确、理路一贯、多层次多维度的阐释和分析，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迪。作者致力于阐明“科学性”与艺术性、文本与意蕴、分析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记录、体系化、同一化、解释、观念化”5个逐渐递进的分析层级，且以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阿赫玛托娃的名篇《缪斯》为例，用清晰的语言详加分析，有理据地演绎自己的理论，其解读紧扣文本，其论述深入浅出，其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深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篇6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14-0074-05

一、情感与学习

情感（sentiment）是由非中性事物引起的并反作用于这个事物的非中性的意图和行为[1]，是人类最惯常、最重要的体验。人类的认知和情感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对两者的研究密不可分。

情感及情感信息对于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有重要的影响。积极的情感可以提高学习效率，而消极的情感却可能造成学习的失败[2]。许多学习行为是从好奇心和入迷开始的，人在处于“兴趣”与“愉悦”的情感状态下，学习效率最高，学习效果最好；积极的情感促进大脑的活动性，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学习动力，从而还可以产生一系列积极情感状态，如兴趣、关注以及参与行为，它们在学习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乏味”与“厌倦”的情感下，学习多数则是会失败的，尤其学习的孤独感和焦虑常常影响学习者的信心[3]。消极的情感抑制大脑的机动性，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为学习的阻力，如厌倦、疲劳、无聊等都会影响学习的认知过程。

认知心理学家Simon[4]和Norman[5]认识到了情感在学习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哪怕只有很少的一点积极情绪，不仅可以让人感觉良好，而且还可以产生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会更有创造性更灵活地解决问题以及更有效更果断地做出决定。这项研究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中得到了验证。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识别学生的情感状态，并做出相应的反馈，就可以激发其积极的情感，使学生内心产生对教师的好感、依赖和敬慕，进而产生学习热情，使其处于兴奋状态，促进学习水平的提高，从而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6]。

网络学习具有特殊性，师生在物理空间上的分离，导致师生之间不能通过传统的表情、眼神和肢体等方式进行情感交流和反馈。教师得不到学生的情感状态信息，学生得不到教师的反馈，学生学习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网络教学系统中如何获得学习者的情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7]。

网络学习环境下，获取学习者情感的技术包括语音识别、人脸表情识别、身体姿势和运动的识别等[8]。这些技术一般需要使用特殊的传感器来采集学习者数据[9][10]。当然，慕课等大规模在线学习方式中能快速直接获得学习情感信息的介质仍然是文本，如讨论区、BBS、博客、调查反馈等交流活动中的文本。这些文本情感信息反映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状态。

慕课等在线学习平台学员数量众多，讨论区产生的文本数据庞大。而人数有限的教师和助教很难实时、准确地辨别文本的情感状态，并给出恰当的反馈。因此，很有必要设计一个文本情感计算系统，它能自动或半自动地分析文本情感、筛选文本信息，帮助教师针对学习者的情感状态快速做出恰当的反馈。

二、文本情感计算

1.概念

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领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Picard于1997年首先提出了“情感计算”的概念[11]，并将其定义为关于情感、情感产生以及影响情感方面的计算。情感计算的目的在于使设计的系统和设备能够识别、理解和处理情感。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能够通过语言的表达反映出认知的过程和结果，同时反映出真实的情感。既然语言能够反映出情感，那么文本也当然可以[12]。因此，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上来讲，文本中包含了一定的情感信息。

文本情感计算是情感分析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任务是借助计算机帮助用户快速获取、整理和分析相关文本信息，对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13]。文本情感计算的研究包括极性分类（Polarity Classification）和强度计算（Intensity Classificaiton）两个方面。

2.情感极性分类

情感极性分类的工作就是判别情感的种类。情感种类的集合构成了情感模型。在多种情感模型中，OCC模型和Ekman模型被广泛使用。

Ortony、Clore和Collins于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评价情感模型OCC（ Ortony， Clore， Collins）模型[14]。这个模型根据三类起因和事件的结果，提出了22种情感类别：高兴，幸灾乐祸，妒忌，遗憾，充满希望，害怕，快乐，悲伤，骄傲，羡慕，害羞，责备，喜欢，讨厌，自满，感激，悔恨，生气，满意，悲观，放松和失望。但是OCC模型被实际应用的情况并不多，主要是因为情感分类过于复杂。Ekman于1992年提出可以将情感分为气愤（Anger）、厌恶（Disgust）、恐惧（Fear）、愉悦（Happiness）、悲伤（Sadness）和惊讶（Surprise）六种类型[15]。这6种情感是组成所有情感的基本单位，人类的所有情感均可由这6种情感衍生而来。同时，相较OCC模型的22种类别划分，Ekman模型的情感极性维度相对较少，实际应用时相对简单。因此，我们也采用Ekman情感模型来为文本分类。

3.情感强度

情感强度计算是能够反映文本情感极性的强弱程度的一个指标，因为在每一种情感种类内，会有情感程度强弱之分。目前在文本情感计算领域，针对情感强度计算的量化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Wilson和Wiebe将情感强度标注为3个级别：低、中、高[16]。Choi和Cardie将情感强度以具体数值计算，取值范围为[0，10]，数值越高，情感表达越强烈[17]。我们设定情感的强弱取值范围为区间[-18，18]。在区间[0，18]，数值越大表明该情感越强烈；数值为0时，表示没有情感；在[-18，0）区间，数值负号表示情感极性相反，即为取“非”操作。例如“anger”的非为“not anger”，即为“不愤怒”。数值绝对值越大表明该情感的相反极性情感越强烈。我们规定，取非操作的情感与原有6种情感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关联。例如，“不愤怒”不一定为“高兴”，而“高兴”一定是“不愤怒”。

4.文本情感计算的层次性

文本情感计算层次代表情感计算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根据文本信息的语法结构可以将其分成4个层次：词语、短语、句子和篇章。4个层次之间具有强烈的继承关系，词语是短语的基础，短语是句子的基础，而句子又是篇章的基础。文本情感计算的研究是由最底层的词语层次开始，逐渐过渡到篇章层次，环环相扣。

因为网络学习的文本大都较短，少于150字；文本内容一般由两三句话构成，句子层次的文本情感计算可以满足研究分析要求。又因为词语层次和短语层次是句子层次的研究基础，我们的情感分类工作集中在三个层次进行：词语、短语和句子。

词语层次是文本情感计算的基础，主要任务是发现并提取文本中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并且确定其情感极性和情感强度值。词语层次的工作主要围绕情感词典的构建来进行。词典中词语的数量和词语的属性直接决定了系统的性能。词语的属性是指情感极性和情感强度。为大规模的词语标识出其情感极性和强度的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人工标注，虽然准确但耗时耗力。使用基于统计的有监督和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实现词语情感的半自动标注。

用已有词典扩充构建词典的方法就是有监督的词典扩展方法。大部分国外的词典扩充研究都是基于WordNet（http：//wordnet.princeton.edu）和 General Inquirer（http：//wjh.harvard.edu/～inquirer）两种词典，而大部分国内的词典研究是基于《知网》（http：//）和《同义词词林》两种词典。

Turney和Littman的无监督学习法使用一种点互信息和信息检索相结合的计算方法，来判定待定词与种子词之间的信息量。种子集合是由具有正面情感极性和具有负面情感极性的示例词构成[18]。在中文处理方面，Zhang等人利用情感标注语料中抽取的上下文模板，在未知语料中计算模板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而判断词语的情感极性[19]。

由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不同词性的组合能够产生不同种类的短语，短语层次的情感分析主要关注短语具有何种情感极性以及其强度如何。

句子的分析包括两种方式： 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基于规则的情感计算主要依靠语法规则完成，常见的语法规则有两类：一类是通过语法分析器得到句子的语法关系树，利用语法关系树制定相关规则。另一类是使用短语模板，依据不同短语模板的组合形成规则来计算句子的情感。

Turney的研究表明英文中某些短语模式的形容词和副词携带情感信息[20]。这一重要结论推动了基于规则的研究方法的发展。宋光鹏依据Turney的结论，并在其5种短语模板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判断否定情感倾向的词和相应的语句连词。最终归纳形成了适合中文的短语模板语法规则。通过语法规则模板直接进行匹配，就能够计算出句子的情感极性和强度[21]。

基于统计的情感计算需要通过训练集找到相关特征项，使用贝叶斯分类、最大熵分类和支持向量机等统计方法计算句子情感极性。在中文方面，Fei等通过无监督机器学习算法得到短语模式，利用短语模式对文本情感极性进行分类[22]。

三、系统设计

在情感计算领域中，基于统计和基于规则的两大方法都各有所长。因此，我们以基于规则的方法为主，配合基于统计的方法，构造一个文本情感计算系统，并将之命名为“小菲”（英语单词Feeling的音译）。该系统拥有自己的情感词典，按照词语、短语和句子三个层次进行情感识别和综合计算。下面介绍这些模块。

1.情感词典建构

情感词典建构包括整合专业研究机构的词典，扩充已有词典容量和手动标注词语情感强度三项工作。词典来源包括《知网》、《中文通用情感词典》、《同义词词林扩展版》、《学生褒贬义词典》和《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通过整理这些专业词典的内容，将它们融合为一部词典，包含27561词条。

扩充词典容量使用基于统计的方法完成，利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从《同义词林扩展版》扩展词典的褒贬词语，利用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从网络中扩展词典的网络词语。由四名研究助理完成手动标注词语情感极性和情感强度的工作，手动共标注了8589条词语。最终将32879条词语整合到一部情感词典中，并命名为《小菲词典》。

2.系统流程

按照情感计算的发展模式，从词语级别开始，经过短语级别，最后到达句子级别，从而实现句子情感极性分类和情感强度计算的功能。

系统在情感计算之前，需要对句子做初步整理，例如删除多余的空格、逗号标点等。然后使用中科院计算所分词软件ICTCLAS（http：//）对句子分词，获得构成句子的若干短语。

短语级别的主要工作是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构造短语情感模板。有一些短语能够携带情感信息，可以构造为短语情感模板。

副词对词语也有修饰作用，会导致情感强度和情感极性发生变化。所以将副词分为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两类进行处理。程度副词不改变情感极性，而是影响情感强度。否定副词既改变情感极性，又影响情感强度。

当句子长度较短的时候，语法省略现象严重，不宜使用过于复杂的判断模型。直接使用词语、短语匹配的方法计算情感反而较为准确。对于较长的句子，就使用简单句的情感计算模型和句子关系模型来计算句子的情感。

句子包括复合句和简单句。复合句是由简单句和关系连词构成，不同的关系连词构成了不同的句子关系类型，如“并列”、“转折”和“递进”等关系。不同的句子关系类型情感的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比如转折关系，句子的主要情感是靠转折词之后的简单句表达。因此，句子级别的情感计算，首先判断该句子是否是复合句。如果是的话，就找出其中的连词，根据连词确定句子关系，根据该关系和简单句的情感计算结果确定复合句的情感极性和强度值。

简单句的情感计算是使用语法分析器Stanford Parser（http：//nlp.stanford.edu/software/lex-parser.shtml）来分析分词之后的句子，得到句子各个成分，也就是短语。然后根据短语情感模板和短语之间的组合方式确定简单句的情感计算模型。

3.编程语言

系统使用JAVA、Mysql、ICTCLAS和Stanford Parser等开源环境和工具构建。JAVA语言是通用的编程语言，不受操作系统的限制，与其他各类系统的接口支持都很完善。因此，本系统使用JAVA语言实现文本情感计算模型和各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处理。Mysql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器，情感词典和句子类型等表格都保存在Mysql数据库中，通过JAVA语言进行调用。ICTCLAS是中科院提供的支持JAVA调用的分析系统。为更好地识别情感词和句子关联词，我们扩展了ICTCLAS的自定义词典，将《副词词典》、《小菲词典》和句子关系类型导入到ICTCLAS的自定义词典中。Stanford Parser是依存语法关系分析器，输入的数据是经过分词后的简单句，输出的结果是简单句的依存语法关系数据。它本身是用Java语言实现的，方便调用。

四、在教育领域文本情感分析的初步尝试

关于文本分析的性能，有一系列评测指标，包括查准率P（Precision）、召回率R（Recall）和F值等。

P为查准率，是衡量某一检索系统的信号噪声比的一种指标，即检出的正确数据数目与检出的全部数据数目的百分比。R为召回率，是检索系统从数据集中检出的正确数据数目和数据集中所有正确数据数目的比率。

F值是查准率和召回率的加权几何平均值，是情感计算系统最重要的评测指标之一。F值计算方法如下：

F=

为测试该系统的性能，我们选取了一个小样本的文本，以便既可以人工标注，又可以让系统自动识别，并比较两者的结果。2013年北京大学“新媒体与教育”暑期学校创新教学模式，使用慕课的方式展开学习[23]。在课程结束时，通过MOOC平台收集了学员对本次暑期学校的反馈和建议，共377条，其中来自面授学员的201条，来自在线学习学员的176条。我们先人工标注了这些反馈的情感极性和强度，然后使用“小菲”系统进行了自动计算；测评结果算得F=88.7%，在文本情感分析领域属于较好的结果。

五、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

尽管本系统在小样本的教育文本情感计算测试中结果很好，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目前的三万多条情感词还不能完全覆盖浩瀚的中文词语，应该持续添加新词，比如新出现的网络语言，改善ICTCLAS分词结果，增加关于世界的常识性知识，等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文本情感计算技术逐步成熟，可以广泛应用于慕课等在线教育的多种文本交互区域的情感分析，如讨论区、调查反馈、聊天室、BBS等。可以实时监控参与者的情感变化，及早发现学生反映的问题并及时给予恰当的反馈；也可以用于事后分析学生在学习活动和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这也必然减少教师和助教的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提高在线学习的教学效率。我们将在这些方面继续探索，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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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2-0047-08

The Textual Analysis on Criminal Guiding Cases by the SC AND SP and Its Improvement

ZHU Tong-hui1， YU Wei2

（1.School of Law，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2. Tianjin NO.1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Tianjin 300090，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17 criminal Guidance-Cases published by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Supreme Procuratorate up till now. Textual analyses showed that some cases are really helpful for solving judicial problems. But it also disclosed a great number of problems as follows： there are too many policy-orientated cas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is inadequate； some cases are poorly chosen； case descriptions are far from sufficient； major litigation documents and evidence related to the case are yet to be made public； editing permissions urgently need to be defined； the “gist” section of the Guidance-Cases of Supreme Procuratorate is actually criminal legislation； the Supreme Procuratorate selected sample cases decided by the court， which has violated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Given all these problems， reforms shall be made in case selection，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in order for them to play a better guiding fun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guiding cases； case details； publication； edit permissions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法和高检）关于指导性案例的规定以及具体案例后，引来了学术界及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产出了大量的论文，可谓成果斐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讨①。但本文却想返回这一热烈讨论现象的“原点”，返回“两高”迄今的所有刑事指导案例文本的本身，对其进行细致阅读及谨慎分析，以发现一些“就事论事”的问题及结论，以有针对性地推动我国刑事指导案例的选择及水平。因此，本文不会过多地涉及其它已被诸多论文充分讨论过的诸如指导案例的效力、体制及对司法运作的影响等问题。

一、刑事指导案例的基本面相

（一）概况与数据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1年12月20日了第一批4个指导性案例，2012年4月14日了第二批4个指导案例，2012年9月18日了第三批4个指导案例，2013年1月31日了第四批指导案例，2013年11月8日了第5批指导案例，2014年2月了第六批指导案例，一共26个案例，其中刑事案例6个，包括2个死刑案例（见表1）。

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0年12月31日了第一批3个指导案例，2012年11月15日了第二批，2013年5月第三批，共11个案例，其中有1个死刑案例（见表2）。

2010年9月10日，公安部了《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但迄今为止，尚未具体的指导性案例。

（二）指导案例的结构与叙事

高法和高检的指导案例基本上是下级法院、检察院裁判和处理的案例，而且有大量案例是基层法院一审审结的案例。这是值得肯定的。高检迄今为止的11个指导案例中，只有第一个施某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是福建石狮市检察院作出不而结案的，其他10个均是后续阶段的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例。

高法的每一个指导案例由六部分组成：“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通过对这些案例的阅读，我们能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裁判要点”“基本案情”及“裁判理由”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除“裁判理由”部分极有可能还凝结了者的总结、提炼外，“基本案情”部分也经过了者的重新编辑，并不是对原生效裁判文书及诉讼过程涉及裁判文书“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的全部照搬。因为其篇幅明显较短，进行了压缩只有其第五个刑事指导性案例――王召成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在基本案情部分，还分别概述了“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与“被告人辩护人的辩称事实”。。

高检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由三部分组成：要旨、基本案情、诉讼过程。第二、三批案例增加了“关键词”与“相关立法”，变为了五部分：关键词、要旨、相关立法、基本案情及诉讼过程。通过阅读，能发现其最重要的部分是“要旨”“基本案情”及“诉讼过程”。

高检与高法指导案例的主要差别在于：高检的并无“裁判理由”这一部分，至于“裁判结果”，则被囊括在“基本案情”部分。而高法和高检这些指导案例涉及的裁判文书及诉讼文书，还没有在其官网上专门、集中公布在高法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意网可能能检索到这17个案例的裁判文书。但笔者依然认为，即使如此，也需要高法及高检在其网站上专辟一个指导案例的裁判文书、诉讼文书乃至主要证据的展示区域。。

二、指导案例的选择需慎重

值得肯定的是，不少指导案例的确有助于法律疑难和司法疑难问题的解决。例如，对死刑证明标准的准确把握，高检第2号指导案例忻某杀人案的，就能形象地说明什么是死刑案件中的“合理怀疑”以及“不合理的怀疑”，以及怎样排除那些“不合理的怀疑”。而高法的潘玉梅受贿案、杨延虎贪污案、王昭成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也是有助于解释、澄清法律疑难的好案例。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高法第二个刑事指导案例、第4号王志才杀人案选择不当，不利于死刑裁判的依法、正确进行。该案裁判的确能形象地说明对手段恶劣但悔罪态度又好，又愿赔偿的被告人们如何进行“正负权衡”及法律取舍；也有效说明了限制减刑的死缓有着它独到的、既减少死刑又安抚被害人家属的功效。但该案的量刑有问题。因为我们反而认为，因婚恋纠纷而恼羞成怒杀人的，属于对自己的恋人或未婚妻的动武杀戮，实应重判。王某确有事后悔罪情节，但并未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而在后续的同样是民间矛盾或所谓“婚恋矛盾”引发的、最终判处死缓但限制减刑的、高法第四个刑事指导性案例――第12号李飞杀人案中，李飞的母亲是赔偿了被害人4万元的，可以视为有一定的赔偿协议基础。，其悔罪表示不排除是因为惧怕死刑而流露出的虚假意思表示，因此对其判处死缓，即使是限制减刑的死缓，也可能过轻。

即使这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并不符合王志才案的案情，但不可忽视的是，高法第四个刑事指导案例第6号李飞杀人案，这一问题却更明显。其“基本案情”部分的表述如下：

2006年4月14日，被告人李飞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8年1月2日刑满释放。2008年4月，经他人介绍，李飞与被害人徐某某（女，殁年26岁）建立恋爱关系。同年8月，二人因经常吵架而分手。8月24日，当地公安机关到李飞的工作单位给李飞建立重点人档案时，其单位得知李飞曾因犯罪被判刑一事，并以此为由停止了李飞的工作。李飞认为其被停止工作与徐某某有关。

同年9月12日21时许，被告人李飞拨打徐某某的手机，因徐某某外出，其表妹王某某（被害人，时年16岁）接听了李飞打来的电话，并告知李飞，徐某某已外出。后李飞又多次拨打徐某某的手机，均未接通。当日23时许，李飞到哈尔滨市呼兰区徐某某开设的“小天使形象设计室”附近，再次拨打徐某某的手机，与徐某某在电话中发生吵骂。后李飞破门进入徐某某在“小天使形象设计室”内的卧室，持室内的铁锤多次击打徐某某的头部，击打徐某某表妹王某某头部、双手数下。稍后，李飞又持铁锤先后再次击打徐某某、王某某的头部，致徐某某当场死亡、王某某轻伤。为防止在场的“小天使形象设计室”学徒工佟某报警，李飞将徐某某、王某某及佟某的手机带离现场抛弃，后潜逃最高法第6号指导性案例――李飞杀人案的“基本案情”的全文。。

阅读这一基本案情，我们能发现，他们之间的纠纷根本谈不上是婚姻家庭矛盾。其恋爱关系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只有4个月，还经常吵架。命案发生当天李飞找徐某某也是因为怀疑后者揭发自己的前科，让自己被停了工作，而不是去协商婚恋问题，也不是去探讨感情问题。因此，称其为“民间矛盾”引发，非常勉强，而且李飞手段非常残忍。仔细衡量，其“裁判理由”中关于给李飞减为死缓的理由――李飞被抓捕时顺从归案，没有反抗行为，认罪态度好，相较于这些问题而言，显得相当勉强。而且李飞在抓捕中未反抗的情形及原因、认罪态度好的表现，也是语焉不详，无法支持我们文本阅读者也得出应该给李飞减刑的理由。综合全案案情，相较王志才而言，李飞认罪态度好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畏罪，而不是悔罪。因此，对其改为死缓，不能不让部分阅读者产生质疑或者想继续细究的想法。当然，有论者会说，高法选择这两个可能并不应该减为死缓却减为了死缓的案例来指导下级法院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效果会更好。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这会损害指导案例的说服力，背离该制度本意，并不利于其长期发展[1]。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指导案例的选择需要慎重，并且需要更详细的案情介绍与证据展示。这样才能让后续的司法者使用“案件区别术”选择恰当案例进行参照，或者做好是否靠近该案例进行参照的选择。

另外，现在“两高”选择的不少案例，明显具有更多的政策性、时事性乃至政治性，法律性和释法性不足。高法的两个死缓并限制死刑的案例，高检追求社会和谐及两效果统一的不案例、6个渎职案例、3个编造虚假信息案例，均是政策性与时事性的。这就导致现阶段的刑事指导案例制度成为了贯彻最高司法意志，落实司法政策，推行法律措施的新工具。因此，以后应该多一些如潘玉梅受贿案、杨延虎贪污案、王昭成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等解释性的、有助于澄清法律疑难的案例。当然，这取决于“两高”对刑事指导案例的定位，是侧重事前的引导及推动，还是侧重事后的法律疑难解决，以推动规则之治。

三、指导案例的文书及案卷的公布

仍以高法第4号指导案例为例，我们不否认，有可能是因为王某多次找曾恋爱多年的女友赵某协商结婚事宜或者想维持恋爱关系时，遭到了后者严重的人格侮辱才愤而杀人。假若如此，其量刑可能还是恰当的。但这就更说明了指导案例时对案情和证据详细公布的重要性。第4号案例“基本案情”的表述，让我们无法判断王某最后找赵某协商时的基本情况及具体情节，也让我们无从判断王某是不是因为赵某过于冷酷无情并遭遇人格侮辱才愤而杀人。现在我们就对第4号案例的“基本案情”做一分析，其全文如下：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最高法第4号指导案例――王志才杀人案的“基本案情”的全文。。

看完这一语焉不详、缺乏基本交待的“基本案情”，我们更多的反而是疑惑：第一，王志才与赵某是哪年开始谈恋爱的，谈了多少年，感情及交往评价如何，是否见过对方家长，双方家长是否见面，是否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基本事实。要知道，者给该案的定性可是“婚恋纠纷引发杀人”，同时，这些事实也是死刑案件的重要量刑因素。第二，赵某毕业参加工作后提出分手的原因，除了其家人不同意是否还有其他原因，王某与赵某间是否还有其他的情感性或财产性纠纷？第三，“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是什么意思？截止到命案发生那天，两人是依然保持着恋爱关系，还是已分手只是保持联系？第四，命案发生那天，赵某明确表示拒绝的语言中是否有侮辱性成份？第五，王志才“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的含义不明。究竟赔偿与否，赔偿了多少，履行了多少？是被害人家属坚决不要赔偿只要王志才被判死刑偿命，还是数额差距导致未达成协议？甚至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既然积极赔偿了，为何未达成协议？如果未达成协议，就不能说是积极赔偿了。这一事实必须陈述清楚的原因在于最后的“裁判理由”中要给王志才减为死缓的一个理由正是“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在第四个刑事指导案例李飞杀人案中，如前所述，赔偿数额交待得清清楚楚。

同样存在重要案情交待不清的是高法第三个刑事指导案例第11号杨延虎等贪污案。第一，其基本案情没有交待清楚，虽然在被告人帮助和干涉下，并不属于被拆迁村村民的被告人的妻妹王月芳及连襟郑某以非法手段占有了被拆迁村647平方米的土地确权，但被告人的岳父王某祥在该村255平方米的土地确权却是合法获得的。这就极易导致文本阅读者对王某祥能得到置换后的36平方米的建设用地审批的合法性产生质疑。第二，虽然在其表述中，被告人及其妻妹、连襟非法获得90平方米土地确权，按当时的标准可置换到71平方米的店面面积是清楚的，但其仅陈述了一个价格：“经评估，该处每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价值35270元”，那么，这一价格是置换前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还是置换后店面价格？如果对此陈述不清，就让人不得不质疑最后用这个价格乘以72平方米以计算杨某等的贪污总额，是少算了的。因为这个价格按其表述更可能是置换前的价格，因此应该乘以90平方米以计算贪污总额。或者用置换后的72平方米乘以置换后的必然更高的每平米价格来计算贪污总额。我们认为，这不是吹毛求疵。作为高法的指导全国裁判的案例，其案情表述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说有失严谨，影响其指导功能的发挥。

可以说，案情交待不详这一问题在这17个案例表述中大量存在。在那些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尤其显得过于简短。从下列表3可见，其全部文本基本上也就是1000字至2000字之间，而基本案情的字数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的案情介绍还不如原生效裁判文书详细，更不要说我们还需要参考这些案件诉讼中的书、辩护词、强制措施文书来把握这些指导案例，以更准确地参考适用[2]。

我们甚至认为，既然将这些案例升级为了指导全国裁判的案例，那么必要时，对它们的案卷也可考虑翻拍、处理后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这一工作甚至有着很高的迫切性。仅以上述高法第4、9号死刑改死缓案例为例，我们就能发现，在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下，在死刑裁判的特殊情境中，如果案情介绍不充分，证据公示不充分，其他司法者和普通民众看不到案卷与关键证据，那么“裁判理由”论述得再严密也会显得牵强附会，进而引发各种猜疑；同样，在此情形下，“裁判要旨”再精辟、再符法意，也可能落得名不副实的评价这就关涉到一个我们不能不重视的问题：“裁判要旨”的说服力、指导力及可参考力是来自于逻辑论证，还是来自于案情分析、证据分析？换言之，“事实”、“雄辩”和“权威地位”，哪个在助益指导案例参考效力上的功效更高？。

据了解，高法最近的几项改革举措分属不同部门负责。指导性案例由高法研究室负责，高法自己的裁判文书的上网由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由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这就导致这几项工作间有不协调的地方。因此，指导案例的裁判文书及相关诉讼文书的上网，还需这几个部门做好衔接工作，并等待裁判文书上网这一重大改革的框架已确立，最新生效的裁判文书上网告一段落后，才能回溯到已的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文书的上网和公开。

至于案卷公开，据初步了解，其他各国司法公开也还未做到这一程度。只是在日本法院系统，当事人及案外人可查到庭审时的诉讼记录，也并未公开案卷，但其诉讼记录涵盖的范围几乎相当于我国案卷材料的正卷。但无论如何，从最低程度要求，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文书及诉讼进展中的主要文书的全部上网工作，亟需推动。就现阶段而言，让负责指导性案例、编辑的业务部门对这些指导性案例的背景材料及诉讼材料进行必要的、详细的介绍与解读，就有很大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四、指导案例者对原裁判文书的编辑权限

一方面，如上所言，大量的指导案例对案情的压缩过于严重，部分关键事实交待不清，属于对原裁判文书的过度修订与裁剪，因此需要纠正乃至弥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这些案例的中，又存在该裁剪、该统一修订却未进行相应剪辑与修订的问题。

高法第四个刑事指导性案例第12号李飞杀人案被界定为系“民间矛盾”引发，并不严谨。经查阅能发现，“民间矛盾”的内涵和外延十分模糊，并不是一个严密、精确的法律术语，其包括的矛盾形态迥异，范围可宽可窄。因此，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选择这一术语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也不是一个好法条，其“民间纠纷”一词，可能会引来无穷无尽的法律概念争夺及法条适用纠纷。，即使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曾用过这一术语：“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山林、水流、田地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时要特别慎重。”

具体到李飞杀人案，无论如何，将李飞与只谈了四个月恋爱且已分手的徐某某间的矛盾，界定为“民间矛盾”实属不妥。因为即使按照笔者个人认为其实并不严谨的上述的《指导意见》，那也需要是“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矛盾才称得上“民间矛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司法解释中并不严谨的“民间矛盾”的说法及对其引发的杀人案件慎用死刑的规则，在实践中有过度扩大适用的趋势。本案及云南高院对李昌奎的量刑，就是典型例证。。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便是，高法、高检及公安部在选择、确定指导性案例并予时，是否可以修订、裁剪原裁判中的个别界定、个别法条适用乃至个别法律论证？如果可以，其边界又在哪里？这方面，是否可以借鉴文学编辑行业的传统及规则？

我们还发现，高检指导案例第7号胡某、郑某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的表述，居然没有列明法院对两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如此粗疏的案例文本，如何正确发挥指导案例在刑事政策贯彻及刑法适用上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只能好意地猜测，这只是该指导案例者的小疏忽而不是不看重在指导案例中列明刑罚的重要性，或者只是笔者在网上找到的电子版文本漏掉了刑罚而已。

五、高检指导案例“要旨”部分“托古改制”

高检第8号案例的“要旨一”是对关于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其表述是：“如果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这些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应认定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原因力”表述显然很有特色，但它却是这一案例者的提炼或者说对学术著作的引用。这一术语和分析，在其文本正文的“基本案情”和“诉讼过程”中并未出现。这一部分只是叙述了一位派出所所长对舞厅监管不力，舞厅发生了火灾这样一个事情的经过。而高检的案例又是没有“裁判理由”部分的。

而高检第10号案例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的要旨更是确立了一个普遍性规则：“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笔者认为，这一在原始裁判文书中可能并没有的规则，出现《刑法修正案》中可能更合适。放在这里似乎是在借指导性案例确立新规则，而不是解释、澄清刑法的规则，可谓“托案例而改制”。

高检第6号案例罗甲、罗乙、朱某、罗丙案的要旨总结是：“根据刑法规定，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实践中，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这更明显是司法解释的行文风格甚至是立法的行文风格，可能是对原始裁判文书及论证的过高提炼。该案例的案情及诉讼过程的文本介绍，只是告诉了我们有4位成为了本案被告的城管在其辖区索要香烟，乱收费，选择性执法，带来了商户不满继而引发冲突的事情经过。因此，这一要旨总结，其实强行加入了自己对其它案例及社会现象的观察和评估，并意图将其进行普遍推行。

这里的问题是，这一个案例能否就能成为推行一个新规则的理由和依据？这样的要旨以及这样的推行方式，同样可能背离了指导案例制度的本意，会导致这一司法续造活动背负更多的负面评价。因为刑事指导案例属于公法案例，而公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之”。总之，笔者认为，指导性案例要旨的编纂和总结不能脱离原裁判文书的案情及论证太远，刑事指导案例更不能借此确立规则，行立法之实。而高法的6个刑事指导案例在这方面却做得非常不错，值得肯定和推广[3]。

六、对高检与公安部指导案例权的质疑

高检和公安部如果选择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对但还未生效的案例作为指导案例予以公布，那么这些案例根本就不具备指导的资格。因为，在我国，定罪量刑的结果均由最后的审判阶段的法院定夺。裁判结论还未作出，当然不能作为范例并作为普遍参考的依据。即使他们一些有十足把握的未生效案例，作为指导侦查、工作的范例，那也是违法的，因为这将在事实上侵夺法院系统的定罪权。因此，高检和公安部只能选择生效裁判作为指导案例。但既然如此，从法理上，他们应当依然与高法会商，向高法建议将某些案例作为指导案例并由高法，否则依然有损人民法院在定罪量刑和法律适用上的权威性。例如，高检第2号指导性案例忻某杀人案的诉讼过程及裁判表明，它的确是一个检察系统意见比浙江高院原裁判更正确的好案例，但如果最终是由高法自己而不是由高检将其作为指导案例，可能反而对检察院系统，尤其是对法院系统的指导价值及指导效果更好，更有利于提高我国死刑适用的准确性。而现在由高检自己将其作为指导案例的做法，难免让人误解为这一指导案例就是高检挑出来用以“告诫”乃至“嘲弄”高法及法院系统的“指导性案例”[4]。

纵览高检分三批的11个指导案例，我们发现，只有第一个案例属于检察机关能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最终结论的“不”的案例。其他10个案例则全是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作出最终生效裁判的案例。但笔者甚至认为，即使这10个案例，除第2号外，均是对法院裁判进行表扬、肯定的案例，那么由高检将其作为指导案例，也可能是不合法治原理的。因为高检单独、推广这些案例，单独扩大其参考范围、提高其效力等级的做法，也可能造成对最高法院及法院系统裁判权的侵犯当然，在我国，人民检察院还有法律监督职权，上述这些结论是否恰当，还有探讨空间。而且，笔者也发现，最高检的指导案例很多是基层法院一审终审的案例，这也说明他们在选择时也还是较为慎重的，考虑到了最高法及高级法院的权威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值得注意：仅从正式文件和正式案例的时间判断，也是高检先《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文件，并先的第一批指导案例。而高法在指导案例工作上的时间及进展，也是落后、被动的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对这17个指导案例的文本仔细研读和分析后，从整体上，我们是依然肯定、支持案例指导制度的。而本文全部的意见也更多的是“帮”意见及建议，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让这一难得的，能促进立法与司法融会贯通、良性互动的司法续造制度，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胡玉鸿.面对指导案例制度的忧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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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为了其可以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就要对他们的价值做有效的引导，点亮学生内心深处的指明灯。因此，在现代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不能仅仅以教而教，要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导、价值探究，从而为祖国培养良好的接班人。

一、通过语文阅读，培养学生坚强的毅力

小学生正处于幼年时期，正处于性格的培养时期，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让学生从语文阅读中培养他们顽强的毅力，不惧怕艰辛、勇往直前的魄力，以及对待艰难困苦充满信心的奋斗目标。

事例一，在苏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的《大禹治水》中：

教师：“由于走的路太多了，他两条小腿上的毛全部磨光了。小腿上划出了一道道的血痕，……得了严重的腿病，……露出了鲜红鲜红的肉……两只脚上的趾甲全部被泡掉啦，即使是这么艰难，他还是拄着拐棍……坚持走遍了这千山万水”。

教师：请同学们再仔细地去朗读这一段话，看看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了什么？难道禹不想念他的家人吗？

学生：我从他身上学到他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觉得他为了治水，可以忍受想念家人的煎熬，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学向他学习。

教师总结：同学们说的都挺好，而且也说到了学习这篇课文的目的，我们都要从大禹治水这件事中，学习他为了心中的目标，不怕艰辛，不怕磨难，勇于同苦难作斗争的精神。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也应该有这种精神，遇到困难，不可以立即退缩，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

二、通过语文阅读，引导学生的保家卫国情怀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爱国情怀的价值引导，由于小学生受阅历、知识所限，很难体会到应该保家卫国那种崇高的精神。因此，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要引用经典的保家卫国的小故事，培养学生的保家卫国的精神。

事例二，仍以苏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的《大禹治水》为例：

教师：“……为了治水，禹三十岁结婚，在家住了四天，告别了妻子。禹治水十年，曾经三次路过家门，顾不得进去看一看……”。同学们仔细品读一下这个句子，从中可以体会到什么呢？

学生A：他三十岁结婚不晚吧？

教师：古代男子一般结婚较早，十三、四岁就结婚了，禹为了治水，耽误了结婚的岁数。

学生B：那他为什么路过家门口，就不回家看一看呢？

教师：有哪位热血男儿不想家啊，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可以有效地治理洪水，为了拯救天下处于苦难中的贫苦百姓，为了保卫家乡百姓的安稳生活，所以才不回家的。我们同学们都要学习他这种热爱祖国、舍己为公的伟大精神。

事例三，以苏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12课《木兰从军》为例：

教师：“……木兰告别了亲人，披战袍，跨骏马，渡黄河，过燕山，来到了前线，……为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同学们感觉你们十三岁可以做什么？假如你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有那勇气替父从军，保家卫国吗？

学生：我是男孩子，要爱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外界的侵扰。

教师总结：两位同学回答的很好，希望全班其他同学可以向他们学习，爱护自己的国家，当民族收到侵犯时，要勇于站出去，去捍卫国家的尊严。

三、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培养传统美德

尊老爱幼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在小学生之间，这种传统美德渐渐缺失。近几年中，一些零零后中，出现了许多叛逆的现象，使得这些孩童从小就缺失了中华的传统美德。因此，现代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传统美德价值的引导，培养学生的传统美德。

事例四，以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探母》为例：

“一进家门，就来到母亲床前，拉着她的手，细心地询问病情”；“一边洗衣服，一边跟母亲谈家常”；“……你不知替我洗了多少次衣服，……我给你洗衣服是应该的”。

教师：同学们认识吗？从他为母亲洗衣服，以及当母亲发现他为自己洗衣服后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什么？

学生A：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位首长，但是从他的身上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一位儿子，要孝敬自己的母亲，尽管不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母亲身边，但是他没有缺失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值得我学习。

教师：同学说的真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大人、首长，都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丧失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我们学生，不可以以自己还小为由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

四、结语

总之，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价值的引导，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吃苦耐劳、不怕艰难，以及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明天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孙千卉.《养成教育理念在小学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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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国会又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来促进和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具体有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1977年的《青年就业与示范教育计划法案》、1982年的《职业训练协作法》、1983年的《就业培训合作法》、1994年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目前，美国职业教育领域的基本法为《卡尔・珀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法案》，这一法案的最早颁布时间为1984年，后来分别于1998年和2006年进行了更新，目前正在实施的是2006年修订的《卡尔D. 珀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改进法》。

《2006年卡尔D. 珀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法案》主要分为五部分，分别是法案说明、在生涯和技术教育方面对州的资助、技术预备教育、一般条款、附录，共44条。其中，第一部分法案说明包括法案的目的、相关概念的定义、实施的过渡条款、保密性、特殊规定、禁令、拨款的授权等内容。第二部分在生涯和技术教育方面对州的资助是法案的主体内容，包括分配和配额、州的条款、地方条款等三部分、共17条内容。第三部分为技术准备教育，包括州级经费分配和应用、资金的合并、技术预备项目、联盟申请、报告、拨款的授权等条款。第四部分为一般条款，包括联邦管理条款和州管理条款两部分内容，共11条。最后一部分为附录：对其他法律的技术性修订，主要明确和解释了这一法案对其他相关法律文本内容的修订情况。

主要特点

把受教育者个体的技能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同时关注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法案非常重视对“目的”的阐明。法案的第二条就是“目的”，具体要求是“更全面地提高那些选择报名参加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的中等教育学生和中等后教育学生的学术、职业和技术技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法案要求提高生涯和技术教育的质量、实现中等教育和中等后教育的衔接、提高生涯和技术教育教师的素质、开展终身性的职业教育。如其法案的主要表述是：依靠州和地方的力量，制定具有挑战性的学术和技术标准，帮助学生达到这些标准；促进下述服务和活动的发展：能融合严格并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职业和技术指导，能够为参与生涯和技术教育的学生衔接起中等教育和中等后教育；提高州以及地方在提供生涯教育服务和活动方面的灵活性，这些服务和活动旨在发展、落实和改进生涯和技术教育，包括技术预备教育；进行并传播全国性研究，传播关于改进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服务和活动的最佳实践的信息；提升州和地方政府的领导水平、初始培训和专业发展，提高生涯和技术教育领域中教师、教职人员、管理者和指导教师的素质；支持中学、中等后教育机构、学士学位发放机构、地区生涯和技术教育学校、当地劳工投资董事会、企业和行业以及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给学生的整个一生提供机会，让他们结合其他的教育及培训计划来增长知识和技能，从而使美国保持竞争优势。这些条款表明了美国对职业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要求，即在教育目标上同时坚持培养学生严格的学术技能和技术技能，在体系建设上注重上下衔接性，在教育方式上追求灵活性和终身性，在教育对象上努力实现全民性。

法案内容严谨、可操作性强

法案第一部分对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涉及到的具体概念有管理、生涯和技术教育学校、生涯和技术教育、就业指导和学术咨询、合格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地方教育机构、中等后教育机构等。以此为基础，法案的主体部分全部是关于向州和地方政府生涯和技术教育开展提供经费资助及评估的实施细则，以及关于各级政府、相关教育机构及受教育者权力和责任的规定。所有的条目都是要求具体实施的，对于没有达到实施要求的，都明确了改进和调整措施，以及具体的惩罚和问责机制。

实现高效的经费分配和利用是法案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实现联邦政府对生涯和技术教育经费的高效分配，同时促进州和地方政府对这些经费的高效利用是法案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法案的三部分主体内容主要就是从各个角度对经费分配、利用、评估、问责等各个角度展开的。

首先，在经费分配方面，法案明确了经费分配的具体公式和比例。其次，为及时评估州和地方拨款接受者在生涯和技术教育中的进步情况，促进联邦生涯和技术教育拨款的高效利用，法案注重问责制度的建设，设有“问责”和“绩效指标”是其核心特色。如其第一部分第113条的主要内容就是“问责”，具体提出“问责”的目的是“建立并支持州及地方绩效问责体系，以评估州及合格接受者在生涯和技术教育领域所取得进步的有效性，并优化联邦资金在职业技术教育活动中的投资回报”。为促进问责制度的实施，法案还建立了绩效指标体系，强调通过完整、准确、可靠的信息审计各州职业教育的实施及对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对于达不到绩效指标的地区和学校，消减或免除联邦经费拨款。具体来说，法案分别针对职业教育实施的不同层面，提出从州的绩效水平和地方绩效水平两个层面对生涯和技术教育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具体指标体系又根据教育层次不同分为中等水平生涯和技术教育学生的核心绩效指标、中等后水平生涯和技术教育学生的核心绩效指标和其他性能指标三个方面。

重视民族或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发展

首先，法案特别强调了对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根据法案，这些特殊人群包括：有残疾的个人； 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人，包括寄养儿童；为非传统领域工作培训的个人；单身父母，包括单身孕妇；离职的家庭主妇；英语水平有限的人。法案要求对这些人群的生涯和技术教育资助及其绩效给予特别关注。如法案第112条对州政府的一项特别要求是：“描述合格机构针对特殊人群制定的计划策略，包括对特殊人群成员的如下说明――将享有参加本法案资助的活动的同等权利；将不会因其为特殊人群成员而受到歧视；以及将为他们提供如下计划：使特殊人群能够满足或超出‘州调整绩效水平’，对特殊人群进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进一步深造以及在高技术、高工资或高要求的工作岗位任职”。134条提出，“向特殊人群，包括单身父母和被迫离职的家庭主妇，提供有针对性的生涯教育服务；针对高技术、高工资或高要求的职位对其进行培训，使其能够自给自足”。

其次，法案对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资助管理也给予了特别规定。如在第一部分第116条和117条，特别将印地安人计划和部落控制的中等后生涯和技术教育机构的拨款作为单独法律条款给予了规定。如法案特别授权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土著美国人等地区和人口的生涯技术教育项目预留了一定比例的资金，其中，法案特别要求为关岛、帕劳群岛等偏远地区的生涯技术教育项目预留0.13%的资金；第116条要求为阿拉斯加、印第安和夏威夷等地区的土著居民的生涯和技术发展项目预留1.5%的资金，为印第安部落或部落机构、阿拉斯加土著居民预留1.25%的资金，为夏威夷土著居民预留0.25%的资金。法案规定，除以上预留资金外，剩余的资金将按照州内三个年龄段人口的比例进行分配。

明确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和发展中的权责，将职业教育的实施重心放在地方层次

法案特别强调明确联邦、州和地方等三级政府在生涯和技术教育资助及管理中的权责。法案第二部分主体内容为“州的条款、地方条款”，从经费资助和使用的角度明确了各级政府在生涯和技术教育中的权力和义务。法案第三部分“一般条款”也主要分为两部分：联邦管理条款和州管理条款，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明确了两级政府在生涯和技术教育发展中的职责和权限。其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在联邦管理条款别有一条为“对联邦规定的限制”，以此为州和地方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提供更大的自和灵活性。

法案第114条明确规定联邦政府主要承担宏观的信息收集和评估责任。同时，为了使联邦和州政府的评估有据可循，法案采纳了参议院议案中提出的分别建立中等和中等后项目实施核心指标的建议，同时在这些指标中还细化了各层次所应达到的学术和技术成就标准。在联邦和州的监督管理责任方面，法案规定教育部长必须与接受联邦拨款的各州签署一个两年期的各州所能达到的核心指标协议，这个协议可以称为调整后的指标水平。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各州还可以与联邦协商变更以上标准。联邦教育部无权确定各州或地方学术和生涯技术教育的内容和成就标准，这些权力将最大程度地赋予各州。法案同时规定，任何一个州如果拒绝申请珀金斯法案的拨款，相应地也没有义务向教育部长递交州生涯和技术教育规划，那么这个州将被取消申请教育部管理的其他拨款的资格。

法案第134条是“为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制定的地方计划”，从课程设计的角度提出了地方生涯和技术教育机构的责任，主要有：“提高参与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的学生的学术和技术技能， 方法是通过融合符合挑战性学术标准和相关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要求的连贯性来加强此类计划中的学术、生涯和技术教育内容，旨在确保下述方面的学习：核心学术学科、生涯和技术教育学科，给学生提供一个行业的丰富经验及对该行业各个方面的了解，保证参加此类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的学生课堂所学的内容与所有其他学生一样：符合挑战性学术标准、具有连贯性又严格的内容”。

强调职业教育严格的学术标准与技能的结合

在对生涯和技术教育的概念界定上，法案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与职业技能的结合。如法案在说明部分就明确提出，“全面提高那些选择报名参加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的中等教育学生和中等后教育学生的学术、职业和技术技能”。法案对生涯和技术教育概念的定义是“为个人提供与具有挑战性的学术标准、相关技术知识和技能（继续接受教育或在当前或新兴职业领域中开始职业生涯所需要的）相一致的既连贯又严格的内容的课程”。又如，“加强参与生涯和技术教育计划的学生的学术、职业和技术技能”是法案各个部分都强调的重要内容。此外，法案同时要求学生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面更大更广，且最终服务的目标更长远和更高，即不仅为学生未来的继续教育服务，同时也为学生当前或未来进入高技术、高工资或者高要求的行业作好准备。以此为基础，其在对生涯和技术教育机构的界定上，从教育层次的角度来说，也涉及到了中等层次的教育以及中等后教育。其中，中等后教育同时包括发放副学士学位和发放学士学位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

启 示

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经费资助和法律规章从宏观上引导国家教育的发展，具体实施教育的权力在各州。这与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截然不同。但是，从美国生涯和技术教育法案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对我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增强职业教育法律文本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职教法颁布多年来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其实施力度不足，在对具体职业教育实践的规范上缺乏实质约束力，这源于法律文本仅仅是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和宏观要求性规定，相关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借鉴美国生涯和技术教育法案的经验，我国在职教法修订中应加强对文本条款的改革，变宏观的要求性规定为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切实发挥法律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的作用。

加强法律问责制度的建设

法律的产生是所有相关方博弈和利益协调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有对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更要通过利益分配实现对其行为的制约和规范，而问责制度就是重要形式。基于此，我国在职教法的修订过程中，在统筹考虑职业院校及学生获得更多经费及企业参与支持等诉求的基础上，还要从不同层面加强对各级政府、职业教育机构及受教育者行为的规约，对于没有有效实施职业教育法，或者没有达到《职业教育法》具体要求的行为，制定出具体的问责或惩罚制度，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不断走向成熟完善。

明确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权责分配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来看，政府部门职责重叠、管理职能不清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有效实施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我国1996年版的《职业教育法》仅仅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并没有明确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资助和管理中的具体权责。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在职教法中对各级政府在发展和实施职业教育中的责任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使各级政府在自己的权限内履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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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媒介素养的概念提出以来，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由最初的精英主义的立场所提出的单纯抵抗防御，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的文化多元认识与实践；从重视独立批判能力的培养，到认识到媒介素养更应该是一种赋予受众的传播能力与权利，提倡加强全民对媒介的使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其内涵随着媒介发展而不断丰富完美。综合目前学术界的各种定义，可以看出"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就是使用媒介的能力、理解媒介的能力和评价媒介的能力。现在的大学生每天都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之中，但他们对媒介的认识和使用是相当随意和盲目的，教师如果能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对他们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则能把传统的课堂文本分析教育和处在媒介时代的学生的生活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书本文化和现实生活之间亲近感的建立，将大大增强课程讲授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将大大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建构能力。

一、通过媒介引发学生对国外文化问题的兴趣

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虽然是被各种媒介信息所包围，但除了使用电子媒介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外，他们在使用媒介的时候大都是被动、随意、盲目、零散和误用的。传统的保守的教学观念认为媒介只是和娱乐相关的，如很多大学规定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不可以在学校里私自拥有电脑，就是怕学生沉溺在网游或其它娱乐方式中不可自拔。校方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媒介里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各种信息和资源，如果能够引导学生，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使用媒介、理解媒介与评价媒介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岂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此，作为一名从事《外国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本人非常重视把媒介素养教育融合到本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

对于生活在媒介时代的这些大学生来说，他们所置身的文化现实是瞬时性的、内容丰富、花样繁多、非常活跃的，而传统的文本分析的课堂讲授方式是保守过时、模式单一的，这让他们中的很多人觉得学习和生活格格不入，让他们感到文本的历史时空和他们的现实时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对是否要跨越这条鸿沟也显得非常冷淡。本人在教学开始时发现，学生们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没有实在的兴趣，遇到要回答问题或提交作业时，他们便把教科书上的说法再大致重复一遍，但在课余时间和他们闲聊时，发现他们对从媒介上接收来的很多文化现实问题倒是会津津乐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既然学生们对媒介上的文化现实很感兴趣，那就从这里入手增强他们对《外国文学》这门课的兴趣吧。

《外国文学》课程主要讲授的内容是从国外古代到现代的精英主义文化，这些内容很少直接进入学生所接触到的媒介信息，而且由于其思想上的精英倾向和跨文化系统的文化障碍，即便是在媒体上有出现也会被学生们的眼睛过滤掉。合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本人先指导学生们去搜素一些影视文化网站，搜素那些被拍成电影、戏剧的作品，让学生通过影像这种比较生动直观的文化形式来接触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是一开始就以叙事类文学见长的，能拍成电影或戏剧的作品非常多。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并不是太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他们在文本形式与影像形式之间，还是非常乐于选择影像的形式。

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传统性和原型意识。西方文化的两大传统：两希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文化的生命线，即使到了当代，这些传统依然是西方文化反复出现的母体。西方传统中的这些母题被反复被拍成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是窥测西方文化的宝贵文本。以影视媒体的方式研究西方古老的文化，较之传统的文字文本解读的方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古希腊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的时候，引导学生观看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题材的电影作品《诸神之战》、《木马屠城》、《特洛伊》等就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古希腊文化的学习中去了。

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的老师刘晓烨在把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融合到信息技术课后发现："学生学习的改变出乎我的意料，学生们个个神情专注，思维活跃、眼中流露着喜悦的光芒。在我的眼里，学生突然变得可爱起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我从他们的微笑中看到了喜悦，看到了思维的碰撞，他们愿意和我交流，愿意听课，愿意动手，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学生很自然地表现出了原来没有表现出来的能力。"刘晓烨老师所描述的这种学生们兴趣盎然的景象在本人进行融合教学后也经常出现。

二、通过媒介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和研究能力

在传统中国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对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在情感上和逻辑上都有着天生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如思维习惯、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难以理解。传统的文本的解读式教学，学生们也很难做到一种直观的认同。多媒体影视化的教学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可以把逻辑的、思维上的难于理解的问题，通过影视视听机制，让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

比如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传统之一，很抽象，也很难理解。在现代西方世界，基督教仍然是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引导同学们关注当代的关于基督教题材的影视作品来理解基督教，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教学中同学们通过观看《七宗罪》、《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天使与魔鬼》、《达芬奇密码》等当代经典涉及基督教题材影片，不但拉近了基督教文化与我们的距离，激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而且在讨论影片主题的时候，能够引申出很多有价值的现实问题，比如"理想与信仰"、"科学与信仰"、"信仰与道德"等话题，增强了同学们关注现实、分析现实的能力。

三、通过媒介引导学生对国外思维方式的分析

有了兴趣去接触国外的一些传统 的精英主义的文化，是学习的第一步。作为一种专业的训练，是要让学生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因此，在知识方面对他们进行兴趣的引导后，教师便要引导学生进行理解方面的进入。

《外国文学》讲授的是外国人的文化系统，其中所蕴藏着的是外国人的文化思维习惯，很多问题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常识和传统思维模式来理解，那是要南辕北辙或不得其门而入的。有一则关于爱迪生和特斯拉的轶闻，说的是前南斯拉夫人特斯拉到美国后，经人引荐到了爱迪生的公司工作，爱迪生许诺说如果特斯拉给他改进了直流电技术，便付酬劳五万美金。可是当特斯拉完成工作向爱迪生索要酬金时，爱迪生却揶揄特斯拉不懂"美国式的幽默"。这件事情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说，它也反映了一种文化隔阂的存在。他们同为欧洲文明的后裔，尚且还存在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更何况我们作为东西不同文明的后代，更不可避免文化上的隔膜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如果要从理论上条分缕析地进行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质的差异性讲解，那种理论性较强、逻辑性较强的文本分析法，学生早就晕头转向，身体还在这，灵魂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那么如何让学生理解外国人的文化思维习惯呢？还是可以从媒介入手，比如你要讲美国的文学，可以搜素一些非常经典的演讲或电视剧，让学生们从一种感性的感觉中慢慢总结出什么是"美国式的幽默"，然后再让他们把总结出来的这种"美国式幽默"与教材中的作家作品风格进行对比。但如果要讲授法国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有很多情况和当代法国人的文化思维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你看现代法国人的一些文化现实就没有多大用处，教师要凭借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媒介素养，要在当代选取和17世纪时期法国有相通之处的一些民族的文化，让学生去体会那时候人们为国家而生的那种崇高感。

从这点来说，教师在这方面要做很细致的课程规划和安排，提早找到书本文化现象与当前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结点，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有效引导，让学生从对当前一些他们易于理解的现象中分析判断，并把这种分析判断位移到文本分析当中。

四、建立媒介批判意识规范文本理解

以上两点已经说明了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正向使用媒介的意义，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还要引导建立媒介批判意识。建立媒介批判意识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如秦永芳认为所谓"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来培养学生健康的媒介评判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1而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在1933年发表的《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首次提出"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时，就指出媒介素养的目的在于面对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

本文并不打算固执地坚持要求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因为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理解最后的达成是视阈融合的状态，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主体来达成一个什么纯粹客观的理解，而只能是理解者带着自身的历史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相遇、融合后形成一个互相都能解释得通的意义表述。从《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来说，该课程所选取的都是国外文化传统中的有精英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而当代媒介文化是大众、精英多声部混合的文化，其中以大众文化为其主导，以大众文化的编码规则及思维特征来理解精英文化的思维方式，肯定有很多难以突破不能获得理解的地方，因此本文上面所列的正向性使用媒介来帮助教学的进行，仅仅是一个表层的引路的工作。这个工作要在具体中结合批判意识，才能更有效地融合到文本分析的传统教学法当中去。

篇11

关键词 形象传播；美丽新疆；文本

媒介化时代，区域形象传播最重要的载体是大众传媒，尤其是区域主流媒体。大众媒介所建构的区域形象即区域的媒介形象直接作用于区内外受众，影响其对区域的认知、态度、评价。“美丽新疆”是新疆主流媒体在传播新疆发展中使用频度较高的一个对新疆形象的命名，这样一个新疆形象的媒介称谓即“美丽新疆”，新疆主流媒体借此是否能够建构一个完整客观且可以影响受众的新疆形象呢？

一、“美丽新疆”的话语与新疆形象

总体看来，“美丽新疆”在新疆的各大小媒体都被高频率提到，在2013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外宣办与《北京周报》合作制作，用中、英、法、德、日五种语言的电子画册名称为《美丽新疆》，可见新疆的对外形象传播既是新疆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的工作，更是新疆主流媒体自觉的媒体行为。

（一）“美丽新疆”文本分析

在中国知网输入“美丽新疆”，最早使用的是1999年第38期《晾望新闻周刊》中收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坚持民族团结共建美丽新疆》，文章概述了新疆发展历史、现状，并倡导民族团结。此阶段，用“美丽的新疆”或以“美丽”表述新疆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2010年“美丽新疆”频繁出现在大众传播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媒体报道中也大量出现有“美丽新疆”的新闻标题，报道内容愈加多元和丰富。如今，“美丽新疆”成了一个新时期的“热词”，新疆的主流媒体以此作为新疆对外传播的命名，并大篇幅地进行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

本文以新疆主流媒体中的新疆日报网、天山网、新疆电视台（虎鱼网）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年3月21日至2014年5月26日期间，新闻报道标题中出现“美丽新疆”为文本分析对象，探究“美丽新疆”命名下新疆主流媒体建构了一个怎样的新疆形象即新疆的媒介形象。（见表1）

1．“美丽新疆”文本的议题

由表1的研究分析看来，“美丽新疆”的建构解释主要指向三大议题：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生态文明。数据显示，“美丽新疆”的议题近50%在报道生态文明、环保建设。在文化活动中，近三分之二是在报道“美丽新疆”的文艺演出活动或以“美丽新疆”为主题的文艺比赛。

第一，“美丽新疆”作为新疆自然风光的展现，包括新疆的雪山、羊群、草地等。草原上，身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自由驰骋，与自然融为一体。第二，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聚焦典型人物、展现基层人物的奉献、友爱精神，民族团结一家亲等主题在“美丽新疆”中有较多体现。第三，新疆自提出“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报道主要集中在对自然风景区保护、工业的环保理念、以及人们的环保作为，展现了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2．传播“美丽新疆”的感情属性

第一，“自家人”心态。作为新疆的主流媒体必然是站在新疆本土的立场来以“主人翁”或“自家人”的心态报道新疆。由传播内容的感情基调判断，多包含着对新疆自然风光的自豪，还有对多民族文化的理解。报道多以正面报道为主，感情基调是积极向上的。

第二，官方立场。新疆主流媒体多是作为对外传播的主体依照既定的对外宣传策略传播新疆形象的。而新疆形象是中国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美丽中国”为背景的“美丽新疆”，从官方立场出发，其报道政治倾向较为强烈，多是四平八稳，如“美丽新疆环保优先生态立区” “美丽新疆生态立区，铺陈绿色画卷”等等。

（二）“美丽新疆”的话语思考

由样本分析得出， “美丽新疆”的话语议题主要指向新疆的自然风光、人文精神内涵和生态环保等多重理念，建构的新疆形象基本要素是涵盖的，但对新疆的形象建构各要素并不均衡，有待进一步分配传播资源和突出重点。

1．模式化的传播图式使新疆形象片面化

传播图式即传播模式， “美丽新疆”的传播图式主要有：对自然风景、历史渊源以及人文景观等的介绍，突出少数民族的饮食和民俗；生态环境为主题的报道，则引用会议决定的相关条例，绿色发展所要注意的事项；人文精神方面，主要是典型人物的报道，讲述其相关事迹，并升华为“新疆精神”。碎片、单一化的新疆形象就是一般传播图式形成的结果，如新疆人就是少数民族甚至维吾尔族，新疆的自然景观都是骆驼、沙漠、雪山等。

2．官方话语使新疆形象缺乏生动性

为响应“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发展理念，报道多以“实施重大环保项目建设”等为标题、内容，报道视角单一，缺乏创新。官方色彩较浓，以新闻的外形填充会议内容。因此，容易“不接地气”，也有悖于“三贴近”原则。

3．“美丽新疆”的话语解构

“美丽新疆”这一词汇是新疆主流媒体给新疆的自我命名。这一命名从对外传播新疆形象的层面看来，体现了传播者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的理念。对外传播是从“自我”传向“他者”，传媒易将自己的主观认知和经验认识等同于区域形象的客观存在，以“自家人”的心态和情感来向他者介绍新疆。设置“美丽新疆”的议题，这种视角是亲切的、美丽的，美中不足是缺少了受众的视角。

二、话语实践层面的“美丽新疆”

话语实践即“美丽新疆”产生和实践的语境。话语实践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媒介的内容生产、传播效果。以下主要从时代背景、媒介语境、文本形成和传播机制几大方面来分析“美丽新疆”的话语实践。

（一）新时期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文化“走出去”战略，旨在把握重要的历史战略机遇，加大对外传播的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塑造文化大国形象，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新疆作为中国的边疆地区，其重要的区位地缘关系，使得新疆的形象不仅仅是代表新疆，还代表着中国。新疆对外传播主要是面向内地、中亚和欧美。因此，新疆对外传播工作亦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党的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宏大构想，这是新疆主流媒体报道“美丽新疆”的话语背景。

（二）新疆形象传播的媒介语境

区域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具体体现，新疆区域形象的传播具有战略意义。随着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区域媒体也在宏观传播理念的指引下增强了区域形象传播的自觉性，新疆主流媒体强化了区域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在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大格局之下，因时因势形成了本地区对外形象传播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使命。新疆的对外形象传播活动出发点和落脚点皆要以国家利益为首要任务，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建设，并维护国家和新疆的文化安全。这是新疆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美丽新疆”的媒介语境。

（三）文本形成

依据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话语实践分为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层面。由于媒体是内容的生产者和“把关人”，是将新疆区域传播策略付诸传播实践的组织机构，直接决定着话语文本的生产。在媒介传播活动中，稿件内容来源从一个层面能够集中体现媒体文本生产形成的组织内影响因素。因此，以下主要从所选媒体的稿件内容来源统计结果来分析“美丽新疆”文本形成。

所选样本稿件主要来源是：天山网、新疆日报、新疆日报网、新疆电视台、新疆网。其中，天山网36%的稿件来源于本网，20%来源于新疆日报；新疆日报网40.7%的稿件来源于新疆日报网，42.9%来源于新疆日报；虎鱼网的稿件75%来源于新疆电视台。总体看来，新疆日报、新疆日报网、天山网、新疆电视台是新疆主流媒体的主要供稿来源。以上媒体的主管部门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是舆论引导的主要阵地，拥有广泛受众，媒体信度高。

（四）“美丽新疆”的传播机制

新疆的形象传播主要是对国内其他省份和周边国家的受众。关于话语实践层面的分配和消费，首先应考量新疆的媒介到达情况。以往新疆的地理原因造成了传播的障碍，近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新疆对外传播的媒介种类呈现全面多样，结构符合对外传播要求的特点。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广播、网络与电视的传播更为便利。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的对外传播媒介所占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较多省份，但也呈现出媒介结构单一、受众诉求较弱的问题。经调查，新疆的对外形象传播活动中，以天山网代表的网络传播效果要优于纸媒的传播效果。网络传播具有快捷、便利和低成本的优点，因此，网络可作为新疆形象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改善新疆形象传播策略

（一）厘清传播和宣传的关系

传播不等于宣传。由“传播是共享和互动”的话语理论看来，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宣传是一个单向的，有目的地运用各种符号来影响对象的意识和行为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我国媒体传播的目标须与国家政治目标一致，实践中传播与宣传很难明确界定。新的传播策略，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传播新疆的社会经济快速和谐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繁荣的形象。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保证。

（二）去“自我中心化”

去“自我中心化”，是指媒体在进行新疆形象的对外传播过程中，既要重“传”更要重“收”。要对受众进行调查、细分，建立长足的反馈机制。新疆形象的对外传播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疆文化的“自我推介”过程，但“自我推介”需要他者的视角，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内容的片面化和重复性。对外传播新疆形象应当是“美”的，但“美”的层面是要界定和全面涵盖的。要体现在全面、立体、多面，消除落后、低效和闭塞等早已过时的新疆形象。了解受众的需求，使“美丽新疆”传播内容能够不仅能够入耳、入眼，还要人心。

（三）不回避负面信息

“趋利避害”是人作为主体的社会活动的本能反应。作为由人构成的传播主体的媒介组织亦是如此。在传播新疆形象时理应以正面消息为主，但也不可一味宣传好的一面。“美丽新疆”遭遇危机事件，使受众的新疆印象落差巨大。受众希望看到美丽的新疆形象，但更想看到一个真实、客观、现代化的新疆。这样的新疆更具真实魅力，更有安全感。

（四）打造品牌栏目

新疆位居边疆，自然人文资源丰富，是媒介创作的“富矿”。在构建区域形象的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一定要明了，栏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新疆主流媒体应当扬长避短，充分挖掘新疆多元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人文内涵；进行节目创新，打造品牌栏目和节目，塑造一批有特点的品牌栏目与主持人；提高节目制作和包装水平。正值全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战略时机，新疆的媒体可与中央、其他省份的媒体联合建立共同的传播平台，“借力”传播。

四、新疆形象命名的话语重构

（一）调整命名的现实意义

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在受众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一个媒介建构的象征符环境——拟态环境。因此，主流媒体的区域形象建构和传播具有议程设置的作用，能够广泛影响受众认知。

新疆形象建构的基础是新疆的实体形象，即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引导，经济实力、文化和生态、人文环境等多重方面践行打造一个具有个性、又具有多元、包容、现代化的新疆形象，转变公众对新疆一贯的认知和刻板印象，使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达到统一。美丽新疆、魅力新疆、大美新疆等等，这几个命名主要都是站在新疆的主观视角上来看其值得推介之处，却未能全面突出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等特点。

（二）力求命名与实际相统一

在传播新疆形象时，需要将命名建立在新疆的实体形象基础之上。所谓新疆的实体形象，就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在以往新疆形象的传播活动中，“典型”的形象传播已然泛滥。媒体曾一味强调新疆自然景观与文化独特、原生态及多元，而忽略了新疆文化的一体特征。

当下，媒体需要传播的新疆形象是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农业和工业等，在新疆对外传播的人物形象选择上，要突出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不能过于突出某一民族的某一特点。

（三）“丝路新新疆”传达的新疆之美

新疆的美不仅在于自然风光，更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人文现实发展的内涵。“美丽新疆”，顾名思义，其符号在受众头脑中所形成的反应侧重于新疆的自然景观之美，而不能完全地呈现新疆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精神。在《新疆对外传播影响力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丝路新新疆”就恰如其分地给新疆进行了命名。这一命名不仅严谨、立体地表达了新疆的历史传统和现代文化，同时还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更能唤起周边国家基于共同的“丝路”历史的记忆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期许。

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新疆备受瞩目。新疆的媒体应将历史与现代相结合，唤起更多传播对象脑海中关于新疆的记忆，将新疆的形象有力地传播出去。

结语

篇12

传统经济上的消费通常是指产品的购买和价值的交换，但现在消费的意义却与从前全然不同。特别以资本主义架构的社会来说，消费也包括了消费电视与广告中的观念和意象，象征的意义影响了现代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张君玫、黄鹏仁译，1996）。

由于广告是商业化电视生存的经济命脉，电视广告创造了商品符号的意义。在今日透过广告的传达，商品不再仅仅是商品。人与人之间讯息的交换、思想的表达、价值认定的观点等，都与商品消费的偏好有着强烈的关系（李天铎，1991）。广告绝不只是促销产业机构商品的手段，同时也是现今工业社会文化的一部份，模塑了大量文化符号与价值理念（李天铎，1991）。

有鉴于此，在后现代消费的今天，广告的制作除了介绍产品的功能或实用性外，品牌的塑造与消费者的认同，才是真正刺激消费的最大原因。特别是符号商品化的现象在育乐层面中更为明显。举运动为例，全球化后台湾媒体对于西方职业体育赛事的转播更为普及。依据商业资本主义逻辑的运作，体育活动经由媒体的传布、广告商赞助，免不了会与利益有所勾结。商品化现象就是因为职业运动的兴盛而与其更紧密相依。其中球鞋正是所有运动商品中数量最多、价格最贵，但一般大众接受度却最高的产品。消费的欲望在这个层面里根本是受生产者与广告商所塑造出的「虚假需求。世界最大的球鞋品牌：NIKE，当然是利用广告促销本身产品的佼佼者。在美国NIKE球鞋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扩展至43.6%，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Reebok的15.9%（Goldman&Papson，1998）。而在台湾，《广告杂志》所公布的1992年台湾三百大广告主排名中，NIKE排名第195，该年NIKE在电视、报纸、杂志的总广告量为2671万6千元；到了2003年，根据润利公司的调查，「NIKE耐吉鞋在一百大广告商品的排行中，已经攀升到第80名，总广告量8803万元。这足可看出NIKE在台湾广告投资增加的幅度，期以透过各式各样的运动鞋广告来撩拨消费大众的实际消费。

所以本文希望举NIKE为例，透过NIKE球鞋的电视广告来探讨其所欲建构的消费文化，并检视在台湾的社会脉络与文化下，商品符号的意义会是如何产生，对消费大众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在这些广告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意涵。

二、NIKE的简介

在深入探讨NIKE广告所带来的符号消费前，首先对NIKE的历史背景做些了解。在NIKE出现于市场之前，德国运动鞋Adidas是独占整个美国球鞋销售的局面。1963年NIKE公司的创始者之一Phil Knight，从研究报告中总结出高技术导向的运动鞋将会重新改变球鞋市场的生态，因此他引进了日本鬼冢株式会社（Onitauka）的新款 Tiger 球鞋，并成立了「蓝带（Blue Ribbon Sport）公司业务，此为 NIKE公司成立的前身。到了1971年，Phil Knight开始自行研发新式的尼龙球鞋，并且决定将公司更名成NIKE（即希腊文胜利女神的意思）。当然他需要一个代表公司的商标，而NIKE的「勾勾（swoosh）符号就是因应了商业的需要，经由一个美国波特兰大学学生Carolyn Davidson的设计而诞生。

符号的力量（symbolic power）被定义成「运用符号形式来介入事件过程，透过符号形式的生产与传递来影响其它人的行动，并且实际创造出事件的能力（Thompson；转引自陈芸芸，2002：196）。NIKE的注册商标（swoosh）当然也不例外，它所需要的意义和价值也必需透过与其它文化上赋有意义的符号不断重复地连结，才能创造出影响大众的能力。1985年，NIKE与当时NBA的芝加哥公牛队新人Michael Jordan签约，生产「AIR JORDAN系列的篮球鞋，藉由把原本NIKE的商标符号与Michael Jordan一起放置在相同的框架下，使NIKE能利用Jordan这位明星篮球员所赋予的意义和价值。将Jordan「空中飞人（Air）的绰号，转移投射为”Air” NIKE的意义，如此帮助NIKE止跌回升，再次拉台公司的声势与销售量，奠基了到目前为止仍稳坐龙头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Jordan还是NIKE，「图腾化符号的象征将球鞋消费的模式重新定义。买球鞋不再是依据从事各种运动时所需的不同功能而购买，反而是追求商标符号或名人代言所产生的特殊魅力。

三、符号社会中的消费

（一）、符号消费文化：

消费的过程乃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与象征活动。消费不仅表达经济的差异，更是一组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布迪厄认为消费牵涉到符号、象征和价值，不应该被分析成一组生物需求的满足（张君玫、黄鹏仁译，1996）。布西亚也表示，一切消费都只是象征符号的消费，意义是诞生在吸引消费者注意的符号或象征系统中（张君玫、黄鹏仁译，1996）。

消费符号论将消费者行动的经济现象，放置于文化的脉络中，解释了隐藏于背后的消费神话结构（星野克美，黄恒正译，1988）。商品与原始物品最大的差别在于，商品是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下的产物，它能创造经济的交换价值，形成马克斯所谓的「剩余价值。因此商品的特性是可区分为两个层面：物品本身的价值与符号代表的价值。布西亚认为：「物必须成为符号，才是可以被消费的物。所以消费物品的依据开始不再只看物品的实际价值，反而是象征的意涵才更为重要。

布西亚的消费理论谈到，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使消费者无法认清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购买的不是商品的实质内容，而是代表着某种价值、阶层地位，是一种不存在的意象（image），一个拟像（simulacra）的概念（陈坤宏，1995）。对布西亚而言，在今日的消费社会，意义被大量地制造出来，消费是在消费符号，是一种在符号/意象之建构及对其诠释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现象（陈坤宏，1995）。更进一步地来说，符号消费理论是建立在意义的型构，而非基本的需求。因为需求是由社会所定义，物品被消费只是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因此「符号在此代表的意义有两种（陈坤宏，1995）：

1.商品越来越有「文化的意味，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物品。消费可视之为符号的消费，是一种文化的消费。

2.「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消费社会已加入文化、感性的因素。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非理性的，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是因过度充裕的消费所存在。符号消费的特征就在于已经不是透过「优劣的判断，而是以「好恶的基准来从事消费的活动（星野克美，1988）。所以我们现今社会正是一个符号消费的社会，我们消费的焦点早已由产品本身的物质性消费转移到社会脉络的消费。当然在目前资本主义挂帅的后现代社会中，广告工业是作为建构商品文化参考架构的重要起源。经由符号意义流动的管理，广告协助业者操弄消费者的需要与欲望，以此促销商品或服务。现代消费社会所呈现的特色与广告工业的发展，是和广告符号讯息的建构间具有密切的关连。

（二）、广告符码的意涵：

Baudrillard 在《物的体系》中对广告的定义是：广告，首先是关于物的述辞，做为商品功能而表现的层面；其次，广告是被消费的物品本身，像文化的作品那样，成为被消费的意象（星野克美，黄恒正译，1988）。广告的目的是宣传，使消费者接受潜在意识的意象，以此获得消费大众的认同和共鸣。符号学在此可检视从广告获取意义的过程。罗兰巴特认为广告传达了语言的讯息，并且表达了商品说明性意义的部分，这可称为被符码化图像（icon）的讯息；在思索社会各种复杂的意象与意义结构时，不止单是像语言系统中形式和概念连结的符号化过程，还须透过再一层「神话的表义陈述，传达了隐含意义中未被符码化的图像讯息。一个符号必须在一个意义体系内才具有重要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类成两个元素：符征（符号的形象signifier）和符指（符号义signified）。两者必备且同等重要。索绪尔宣称符征和符指之间的关连是约定俗成、恣意专断、可能是短暂流动的。我们可以说广告将商品生产成符号，但在不同文化或不同的意义体系下，商品与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则大为不同。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广告将数量稀少、价值珍贵的钻石，转变成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表达爱情的重要符码。在这个情况下，钻石已不算是物的符号，称它作「文化的符号才更为贴切。符号论就是采取多重的观点，认为符号是具有显于表层的意义与隐于深层的意涵，把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把握为形成多重结构的事物。商品和广告过剩化的倾向只会越来越严重，商品的比重会从物的价值转移至符号的价值；而在广告方面，不仅只是宣传，也重视共鸣的取得，商品与广告将具有所谓「文化的倾向（星野克美，黄恒正译，1988）。所以更简单地说来，广告的符码传播不断出现在阅听人的视觉影像，甚至更进一步占据阅听人脑海的图像，广告的语言就像是人类生活的空气、水、阳光，充斥且自然化阅听人的经济及文化范畴，同时也传递了资本主义所欲型塑的迷思（Schudson，1993；转引自林信宏，2003）。广告藉由符号的操弄与排列，定义商品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意义会变成物品的符码。广告就是把意义和文化历史建构的世界转移到消费商品的工具。尤其现代广告最重要的特征是视觉影像边缘化了文字的叙述，也就是说广告视觉影像与象征通常比文字的传达更为有力，图像的象征具有暗示性、能更快速地沟通，其传达的目的就是形象与情调（萧湘文，1998）。图像符号中具体的形象的运用刺激了思维，有助于记忆的深化；人们再从影像中获取消费的动机、情境，并承诺消费者的满足。广告中的影像成为消费的商品与消费的凭据，透过运用图像、色彩、文字等方式传达出广告的讯息，也正是因为图像本身具有沟通能力，赋予广告新的生命，成为广告讯息中认知与了解的重要关键（林信宏，2003）。

四、Nike广告文本的分析

电视广告中的文本，多在社会文化的脉络里寻取素材，将生产体系制造的物体赋予意义，使其变成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在另一层面上，广告则向社会回输这个意义，使其成为大众私有产物的一部份（李天铎，1991）。

随着传播媒体的发达，在电视这个具有声光效果与动态影像的传播媒介中，广告利用再现的形式重组现实的生活，它试着连结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系。为了增加广告的说服力，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名人代言的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象征符号。明星被认为是一种现代的、现世的肖像，是一种公众的理想和价值的化身，透过他们在广告中的形象引诱消费者认同产品的意义和价值（林信宏，2003）。

NIKE 总裁Phil Knight认为：「如果企业能够结合本身运动的强烈喜好，加上对天才型运动员知名度的塑造，必能产生神奇的效应。（Donald Katz着，麦慧芬译，1999）。在这个沉迷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明星运动员的英雄特质和运动品牌结合，塑造出可观的符号价值。像是过去由Michael Jordan代言的球鞋，促使NIKE成为运动鞋中的领导品牌，甚至是全球第一的运动商品公司，这便是它成功地将品牌、名人和球鞋共同结合的最佳例子。

因此本文挑选了2003-2004年间两则由NBA篮球明星所拍摄代言的NIKE球鞋广告。一则是由2003-2004年NBA明星赛票选冠军的人气王-Vince Carter所拍摄的球鞋形象广告；另一则是由当选NBA本年度全联盟的最佳新人-Leborn James所代言的广告。期望从这两支全球广告中的符码去分析，在文化脉络下广告背后所呈现的隐藏意涵。

以下是两则广告的文本：

（一）、Vince Carter形象代言广告篇

本则广告镜头的一开始，只见一名穿著西装裤、NIKE SHOX球鞋的下半身，正伴随着音乐踏着舞步，轻盈地从阶梯上下来。在走下来之后，镜头开始慢慢往上移动，原来是穿著西装的Vince Carter。随即卡特以大步且轻盈的步伐在人行道上前进，并且利用翻身和跳跃的动作闪避了一名迎面而来的行人。紧接着卡特停下脚步，看见路旁公寓的楼上有一位黑人老妇在窗边苦恼，该如何抓回爬上树枝的猫。此时卡特一跃而起将猫抓下，一转身微笑地用投篮姿势将猫拋给老妇，老妇开心的挥手向他致意道别。卡特继续轻快地向前走，翻着跟斗穿越了在路旁跳绳的小孩们，接着向上起跳在空中做了个前空翻动作抓住横跨在半空的单杠。突然一声尖叫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名黑人女子的皮包被人抢劫了。卡特随即以一个在球场上帮忙队友档人的动作阻止了抢匪，拿回了皮包。还利用背后传球的方式把皮包还给了女子。

画面一转，卡特吹着口哨抱着更愉快的心情，蹦蹦跳跳的走进自己球队的体育馆。一进去后，他瞬间将原本的西装扯掉，原来里面早已穿好了球衣，跑进充满光芒的球场入口准备比赛。

（二）、篮球圣经救世主篇：

画面的开始是一个体育馆的外观，一个声音说道：「让我们翻开詹姆士大帝的篮球圣经。原来体育馆里一名黑人正在台上布道，在他的背后有个篮球的计分版，同时台上也站满了唱诗班团员，台下坐满了许多黑人的信众。布道者继续说道：「詹姆士大帝求神赐他综观全场的能力，而他也成为救世主。接着他继续说道：「赞美主啊，给我个上篮作响应。说毕，便作了一个上篮的手势。画面一转，台下信众齐声附和，一同作了上篮手势。随后，画面又转回台上的布道者接着说道：「救世主不求超凡弹性。这时镜头切换坐在画面台前右边的两位前NBA明星球员，他们马上问起：「真的吗？布道者继续又说：「也不求运球功力。并做出运球的动作。镜头切换至画面台前左边的另两位前NBA明星球员，他们微笑地点头。布道者继续问道：「为何救世主只求综观全场的能力呢？「让我告诉你们，为了妙传助攻。唱诗团员作了手势附和。「因为他要团队得到荣耀。画面又转至所有人，大家又再度做出上篮的手势附和。此时正达到布道会的，布道者开始鼓动大家的情绪：「啊，我感应到救世主降临了！台下所有人鼓噪激动，布道者也情绪高昂。突然体育馆的门打开了，詹姆士头上带着绣有自己专属标志的头带走了进来，镜头随即转至他的脚上穿著全新的NIKE球鞋，开始运球前进，眼观四周，先把球传给了台上的布道者，布道者像是如获珍宝似的露出惊讶的表情而站不稳脚步。接着詹姆士又把球传给了在角落突然起立信众，他接到球后投篮入网。此时詹姆士以各种的方式不断将球传给在楼上的信众、并且将球拋往两旁的空中，另外有人在空中接力灌篮。而全场的气氛在此时达到沸腾，唱诗班在台上歌舞附和，所有人皆欢欣鼓舞。

以这两则广告的例子来看，使用篮球明星作为产品代言的方式是他们的共通点。两位不同国家种族的球员在台湾也可被称为名人，主要是因为NBA篮赛的在台湾的转播相当频繁，一周至少可见三场比赛。而且赛季中的明星赛与总冠军赛，台湾更是和美国一起每一场都实况同步转播。加上媒体在银幕上为其所包装出的形象，因此这两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篮球明星，对台湾的篮球迷来说也同样出名。甚至有许多球迷对这些NBA球员的崇拜，远远超过对台湾球员的喜好。

所以即便广告中的文本不属于台湾的情境，但在台湾篮球球迷的次文化中却依旧可获得共鸣。这样的广告也是运用消费者对于产品或服务所销售的生活形态与社会所渴求认同的心理，透过符号来引诱消费者经由消费产品来认同产品所代表的意义与价值。通常我们很难明显地见到，广告产品的文本如何将一个符号的意义，转移至另一件的物品上。在运动鞋广告中，品牌还会与速度、成功等等的印象相结合。但卡特所穿过的鞋，或詹姆士的球鞋，全都是商品标志的拟象化，NIKE的拟象是和卡特与詹姆士划上等号，在此NIKE品牌的符号意义就是卡特和詹姆士。根据社会学中「预期式社会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的作用：人们会模仿、效法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尤其是那些他们想成为之团体的观点，并经由模仿他们向往阶层中人的言行举止，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他。因此选择越有名气的球星代言，所能拥有的符号价值就越大。

这两则的广告的目的都假设观众可以对广告的商品产生认同。当然在美国，运动明星普遍呈现了个人主义成功的社会价值观，由于许多运动员出身于低阶层家庭，他们的成功转变为一种成就与努力后的回馈，这对于消费大众来说便具有可信性，特别对小孩和青少年而言，是他们的理想典范。广告中使用优秀的黑人运动员作代言强调了种族的融合，不再有种族歧视；或者是隐喻了运动产品与种族间并未相关，拥有这些商品不是白人的专利。至于对台湾的消费大众来说何尝不是如此，虽然广告中的运动明星相较我们是不同文也不同种，但依据符号论的概念，在广告中出现的NIKE球鞋和卡特、詹姆士都属于符号具，而他们个人所象征的意义，则代表完美的运动技能、挑战人类极限等符旨。消费者可藉由对这个球鞋商品的自我需求与欲求，以及对社会中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使其购买和消费的过程与所追寻的文化象征意义融合在一起。

不过，在广告中除了凸显运动员一流的技术、优越的体能外，其实在球场外运动员不过只是「人，一个心地善良、热心公益的「好人。在第一则Vince Carter的形象代言广告中就是想表现出这样的意涵：在球场下卡特是西装笔挺的绅士，穿著NIKE球鞋，透过本身篮球技艺的专业，轻松微笑地帮助年迈的妇人和弱小的女性。无形之中，广告利用名人的形象建构出本身商标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连结。同时传递了NIKE是社区服务、社会公益执行者的印象，让人忽略它其实只是剥削劳工和大众的资本机器罢了。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它原本符号的意义，不再以纯粹运动的形象出现，进而以此建构全球都可接受的形式，当然也包括台湾。

相较于第一则广告，第二则「篮球圣经救世主篇更结合了名人和幽默的元素。广告文本利用搞笑的方式表现内容与球星魅力的双重影响，较容易打破国家和文化的隔阂，受到观众的接受。并且文本神话了詹姆士篮球明星的地位，企图再次塑造消费者对于消费的期待和认同。当然，很明显地，NIKE是希望以这则广告告诉所有人，在Jordan退休后终于出现一个全新的篮球救世主，他们不再沿用”Air”的符号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他与Jordan的区别，重新塑造一个新世代运动员的意涵：「无私、「团队与「合作的重要，以新的商标作为象征詹姆士的符号意义。毕竟品牌的价值不是因为产品，而是它的象征符号，为了创造运动明星与球迷之间联系的再现，以詹姆士的个人特质来增加NIKE名字和商标的价值，这才是其最终的目的。另外本则广告更以宗教集会的仪式与NBA作连结，透过「圣经、「救世主等字词与教堂礼拜的仪式，指涉了目前NBA对詹姆士的期盼。利用信众对宗教的狂热情绪，隐喻了球迷对于球赛的热情，伴随着欢欣鼓舞的态度塑造出詹姆士的神话形象，进而更强化了其背后所代表的英雄主义。藉此将詹姆士新球鞋的潜在符号价值和NIKE的品牌之间再次作了巧妙的结合，赋予新的意义，成就商品图腾的意识型态。

五、结论：

电视球鞋广告运用各种方式，赋予工业化后大量生产的物体意义，并转换至个人生活中，刺激观众的购买欲望。在今日的社会中，由于生产之间与消费之间皆出现无可避免的异化，过去物品交换所担任的沟通角色，现在只是生活需求的欲望满足。这样广告的目的是希望结合社会的价值观，角色的认同，诱发新的符号意义与共鸣。所以消费广告贩卖产品的同时，其实阅听人也正在享受由消费所带来的符号意义。

NIKE广告中的商标、品牌本来都只是简单的符号而已。透过名人的代言后，消费者对运动明星的喜爱、崇拜之情，都移转到明星所代言的商品之上，形成了认同。而这样广告的作用就是把原本毫无生命的物品，像是球鞋、商标等灌注不同的意义。在NIKE的广告文本中，代表球鞋商品的是具有象征意涵的神话符号，结合当代的文化脉络，建构相互关连与依存的紧密关系。这种「符号价值大于「实用价值的消费行为，正是符号消费最大的特色。

在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架构中，符号似乎代表了一切。对于这样的论述，观众或消费者往往是被动的靶子，受到传播媒介的唤弄与摆布。大众心中的价值观是追求欲望的消费，甚至是一种拜物的实践。人类的需要是文化建构的，供我们消费的产品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在不同的环境脉络下会有不同情境的产生。所以在符号消费中，球鞋传递的广告讯息受到在地性的解读和接受后，其背后各种隐藏的意涵才是消费的关键。而不同广告所触发的在地化消费，更有待我们能更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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