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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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余光中诗歌的特点：从诗歌蕴含的情感来谈：余光中的诗歌不管是题咏爱情、风物还是怀念故土，都充满了感伤凄美的色彩，如“月是盗梦的惊魂，今夕，回不回去？”、“轮回在莲花的清芬里，超时空地想你，浑然不觉蛙已寂，星已低低”（《中元夜》），寥寥数语，寂静的夜和深沉的思念，便如在眼前。

2、除了爱情，“乡愁”是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家国之思亦是若隐若现贯穿“乡愁”的始终。无论是《漂给屈原》，《夜读》，还是《乡愁》，都展现了诗人那伤感而悲壮的情感历程，在诗人的诗歌中，处处蕴含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命运的双重关系。

3、从表现形式来谈：他的诗歌格律不是句句押韵，而是情感的互渗，在他的诗歌里可以找到整个情感流动的脉络历程。“空中有风，风中隐隐，有钟声，自无处来，向无处去，无始无终。背风而立，钟声涌起，如潮生远海，如回忆。钟声沉寂。”（《升》），这首诗多用四言句式，间杂三言、五言于其中，使得节奏轻盈，再加上以“忆”、“寂”结尾，不仅押韵有致，而且给人以悠远空灵的虚无之感，从而使得字面意义与蕴含的思想感情相契合，“风”、“海”、“钟声”、“回忆”浑然一体，一种落寞却不凄凉的美感萦绕于读者心中，这也是诗人情感的流动与诗句中的表征。

4、再从字面上来看，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文字简洁易懂，简洁流畅的文字里蕴含了丰富的感情，同时具有西方象征派的特色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感，这也是诗人写诗歌的成功之处。余光中先生的用字可以说信手拈来，在诗人的组织下成了情感丰富，意义深刻的抒情诗歌，这不得不叫人佩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这便使寻根念祖、返本思归的羁旅母题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的传统。古诗有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但是对于“众在台湾”、特别是跟大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们来说，有家不能归的境遇强化了他们对乡国的渴望，也许海峡越是清浅，旅人越是要苦闷――跨越为何如此之难？在台湾文坛，余光中堪称是吟唱思乡之曲的高手。在众多的诗文里，他以一行行自胸中淌出的文字，演绎着浓浓的乡愁；又以一缕缕从体内抽出的丝线，缝缀着密密的亲情。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长城谣》中的塞外关山；从古长城的汉家陵阙、灞桥涸柳到淮扬二十四桥明月夜，说不尽的乡情、乡恋、乡思、乡愁。这种空间上的隔阂引诱着作家的追忆，借助诗句神游大地。

诗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又特能引发出他的乡愁。“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渔港的江南。江南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使诗人日夜萦怀。然而，现实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春天，遂想起》）对江南的乡愁、乡情、乡音、乡景的呼唤动人心旌。

篇3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25-02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台湾文坛上形成了一种影响至今的文学思潮，即“乡愁文学”，它起源于1949年撤离大陆来到台湾，在台湾与大陆分离乃至隔绝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这种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和由此形成的台湾独特的文化、文学传统，使台湾诗歌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思念家国之情，叶落归根的观念尤为突出。其中，余光中的《乡愁》便是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之一。

余光中的《乡愁》写于1972年，当时两岸已经相隔20多年。当时诗人并没有通过思维的酝酿和词语的斟酌，而是心血来潮，用了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这首诗歌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引起了台湾与大陆读者强烈的共鸣，争先传诵。音乐家王洛宾当时听到这首诗之后，还特意从新疆跑到台湾，当面给余光中演唱他为《乡愁》谱写的曲子。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有数十位音乐家为它谱曲，使其广为流传，尤其是在1992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演出，更是引起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烈共鸣。余光中也因此成为了大陆与台湾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多首诗歌也别大陆列入了及学校的教科书，许多海内外学子对于《乡愁》也都是熟知能诵。那么，这首短短的诗歌在短短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影响力、震撼力，笔者认为可做如下两个层面的思考：

第一是文化层面的乡愁―文化认同，第二是地理层面的乡愁―两岸统一。

在台湾当代文学中，恋乡、思乡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台湾文学中重要的主题，在诗歌创作中，“文化乡愁”便是最感人至深，最能令人怦然心动的了。台湾的乡愁诗，包含的不仅仅是由于地理上台湾与大陆分隔现实而产生的惆怅，乡愁还蕴含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台湾的乡愁诗大多是产生于从大陆移居台湾的诗人笔下。他们到了台湾，虽然生活有了着落，但是他们总时常感觉到“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时常感觉到自己的根不是在台湾，是在大陆，他们成了“无根的一代”。就如老兵作家周伯乃常有一种“居无门牌”的失落感，余光中也常用“蒲公英”作为漂泊游子的意象，还有陈之藩以“失根的兰花”去比喻远离祖国大陆的孤儿等。那么，他们所谓的“根”是什么，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无根的失落”，我想，这个“根”应该是中华文化之根，是一种民族的认同，一种文化的认同，说到底，便是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而内战，使这种“归属”成了“漂泊”。

余光中创作这首《乡愁》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他的祖籍是福建，却出生在南京，1949年辗转来到台湾，50年代赴美留学。常年的漂泊，使他对家乡的思念日益剧增，正如鲁迅所说的：“梦魂常向故乡驰”，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他常感觉自己是个“无根的过客”。身处异国他乡的余光中，内心常产生不可名状的压抑感和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在台北，他怀念江南；在香港，他眷恋台北；在高雄，他回望香港；在美国，他渴望故国和故岛！虽然他也曾经追寻过西方文明，也迷恋过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但是他还是深情地呼喊：“我也曾是浪子，也曾发誓不要再见到中国的海岸，但是现在我怀乡了，我已经起航东返，虽然未睹中国的海岸。”他最终还是把创作的视线转向中华文化传统，把诗眼定位在中华民族的根基上，寻找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他是一个典型的“寻根式诗人”，他寻找血脉亲情之根，中华文化之根，甚至他还宣称“我的血管是黄河的之流。”他常说，人“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至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向那块大陆，去沾汨罗的波涛，易水的寒波……”。他这种忧愁，不仅仅是经历过骨肉分离的苦难，也不仅仅是面对两岸隔离的无奈，更主要的是面对两岸文化认同的断层的惆怅。诗人借“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传达的不仅是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希望能够借“邮票”、“船票”保持两岸文化交流、挽救两岸文化分离危机，而诗人正是迫切地希望借“邮票”、“船票”能承担起两岸文化沟通的使者的角色，履行两岸炎黄子孙文化交流的使命，打破两岸文化交流的障碍，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文化认同。

有学者评价《乡愁》这首诗有三度空间，分别是“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以及纵横的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台湾是大陆的延伸，台湾之根在于大陆，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这个母体的组成部分。1894年，贪婪的日本通过《》割去了我们的宝岛台湾，造成了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离，1945年抗日胜利，台湾终于回归到中国的怀抱。但是好景不长，内战的炮火使得政府溃退台湾，台湾与大陆又重新分离，至今仍未回家。“一弯浅浅的海峡”，云水茫茫，思乡的痛楚缠绕心头。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不由得使人产生“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游子隐痛。台湾与大陆的同胞长期不能团聚，这不仅是亲人分隔两地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他在一些诗中还提到，台湾同胞只能在望远镜中看大陆，甚至是从枪炮的准星尖里望大陆，这正是在两岸隔离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畸形社会现象。当时台湾政府当局把大陆当敌人，普通百姓却思念大陆，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象产生的思想情感，更是令人悲伤，令人揪心的痛。“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余光中的诗歌常有“母亲”的意象，如他的《小时候》中写道：“小时候，在大陆，在母亲的怀里，暖烘烘的棉衣，更暖，更暖的母体。”这种以“母亲”为原型的另一种投射形式便是“乡愁”。大陆是他的一个母亲，思念母亲就是对大陆的思念之情的真情流露。余光中的《乡愁》不仅仅是写诗人一人之情，而是概括了一定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普遍的民族感情，也就是结束民族分裂，完成祖国统一的殷切盼望。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是游子永远的情结。在诗人的心中，月是故乡的明，思乡如长水流，山川懂人意，草木皆有情。因而，“邮票”、“船票”、“坟墓”、“海峡”都被诗人赋予了深切的情感。可见，《乡愁》这首诗的创作，不是诗人一时的感情冲动，是他酝酿已久情感的即兴抒发；其复杂的乡土情绪如火山一样，一旦喷发出来便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读者的共鸣，诗人道出的是当时中华民族共同的声音和呼唤。当时的台湾，不是余光中一个人在思乡，而是台湾有一群人在思乡；余光中的乡愁，不是历史上一个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乡愁是一个群体的行为。还有如席慕容、郑愁予等诗人都以他们坎坷的经历，丰富的人生体验，写出了一批真挚动人的乡愁诗，这种群体现象形成了一股“乡愁”文化思潮及社会思潮。如郑愁予家喻户晓《错误》中写道：“我哒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又如席慕容的《乡愁》中写道：“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会老去。”

故乡无言，凝聚着游子永恒的呼唤；山川有情，维系着游子忠贞不渝的眷恋；母子情怀，构筑着生死相依的精神家园；月有圆缺，永远揪住游子思乡的愁思…如果我们把大陆比喻为母亲，那么台湾就是久游未归的游子。游子望乡，游子思归，这就是台湾乡愁诗特殊的社会背景，也是两岸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产物。思乡望乡，渴望归乡，这是所有“天涯沦落人”的愿望。如今，台湾回归大陆的愿望尚未完全实现，作为大陆的中华儿女们，读完余光中的《乡愁》，也深切呼唤着台湾赶紧回家。

参考文献：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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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982年流沙河出版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将余光中介绍到大陆，其中就有《乡愁》。不久，《乡愁》便写入中学语文教材。这首诗曾经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吟诵，尤其成为海外游子思念故乡的最佳“代言人”。为何这首诗如此家喻户晓？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诗歌的真实性

李元洛先生说：“诗歌创作，是最个性化最富于个人才气的事业，它要表现诗人对于生活新鲜独特异于常人的艺术感觉和美学思考。”可见，同一主题不同体裁的作品，甚至是同一主题不同诗人的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是新鲜、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就是诗人的个性所在。余光中的这首《乡愁》与诗人同一主题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诗歌的真实性。余光中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邮票是写实，那时寄宿于学校，离家十几里山路，有时候周末没回家，就写信与母亲联系”;[1]P78长大后余光中与范我存新婚不久就去了美国，经常来往于美国与台湾之间;而“母亲的逝世使得北回归线成为余光中灵魂中一根最敏感的神经”。[2]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人生。虽说这是二十分钟写出来的诗，诗人却酝酿了二十年。这首诗不仅仅是诗人二十年情感的沉淀，更包含了诗人四十多年的人生故事，这些就是围绕着余光中自己真实的四个人生阶段展开的。亲情、爱情、爱国情，情感的真实坦露来自于诗人内心的剖白与人生经历的深思。正是因为这首诗是诗人真实的情感体验，才使得这首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二、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性

余光中在评论诗歌时说过：“一位当代诗人如能继承古典的大传统和‘五四’的小传统，同时又能旁采域外的诗义传统，他的自我诗教当较完整。”正如他所说，余光中的诗便是融汇古今，贯穿中西。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古典诗歌的韵味，甚至“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而这种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意象层面。

分析诗歌必然要分析诗歌的意象，在这首诗中诗人就将思念浓缩成了一个个意象，即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其中“船”、“海”这两个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就已经出现，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连余光中自己也说，之所以采用船票不用机票是因为船票有古典诗歌的意味。而这两个意象传承到本首诗中则变化为“船票”、“海峡”，这些是现代化的代表，但含义仍与古代相近，这既是传承又是创新。

三、诗歌的口语化

笔者赏析本首诗时特别注意到了“这头”、“那头”这几个字。众所周知，原本“这”的读音是zhè，“那”的读音是nà。但是在听过所有的朗诵音频，甚至余光中先生自己朗读《乡愁》后发现，朗读者都将这两个字的读音处理成了“zhèi”、“nèi”。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在第1595页中为“这”字释义时，特别提到：“在口语里，‘这’单用或者后边直接跟名词时，说zhè;‘这’后面跟量词或数词加量词时，常常说zhèi。以下【这程子】、【这个】、【这会儿】、【这些】、【这样】各条在口语里都常常说zhèi。”同样，在908页为“那”字释义时，也如是解释。“这头”“那头”自然也属以上情况。这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自然很容易触发所有敏感的心灵，让愁绪直逼每一个有着离乡经历人的心头。

《乡愁》的巨大成功虽然使得余光中一下子家喻户晓，却也遮盖了他身上其余的光芒。的确，余老写诗近千首，其中乡愁题材的占据了十分之一，除了《乡愁》其他写乡愁的诗却成为了遗珠之作，无人问津，比如《当我死时》。此外，除了余光中先生，席慕容，戴望舒也都有乡愁题材的佳作，虽然在技术手法和表达效果上与《乡愁》相比稍有逊色，但是笔者认为在文学评论中少不了“艺术容忍力”，更少不了对比阅读的价值。所以笔者建议不管是在中小学教材中还是现代诗歌乡愁题材的范畴中，可以打破“乡愁体”一家独大的局面，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古远清.《余光中评说五十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337，78，37，26.

篇6

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

在台湾的乡愁诗人中，余光中显得最为耀眼和典型。他的成长历程非常坎坷，从小就和母亲逃难至台湾，对故国亲情的守望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埋下了乡愁的种子，而当他移居他乡，原有的母体文化与本地的文化发生冲突时，诗人在这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和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价值。他的诗歌体现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如在《我之固体化》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当诗人置身于文化碰撞之中时，这种“拒绝融化”的宣言和以“冷”和“坚硬”为特征的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捍卫，让读者感觉到强烈的民族意识。

优秀的诗人总是善于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虽然余光中在21岁时就离开了大陆母体，但他的诗歌作品却一直和本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无论是在台湾、香港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他的诗歌总忘不了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发掘素材，并打上鲜明的民族印记。他在《白玉苦瓜・自序》中说：“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枝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陆，去蘸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1]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在《白玉苦瓜》中这样写道：“一只苦瓜，不是涩苦/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在这里，诗人凭借敏锐的艺术目光，截取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白玉苦瓜”这一意象，将真实厚重的历史感和爱国的情愫注入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白玉苦瓜”中，从而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饱满的民族意识。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和文化传统的诗人，余光中还在其创作的乡愁诗歌中将个人体验与祖国之爱以及民族之恋融为一体，凝结成内心深处强烈的中国情结。除了《白玉苦瓜》外，余光中还创作了其他一系列此类主题的乡愁诗，如在《黄河》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惯饮的嘴唇都说那母乳/那滔滔的浪涛是最甘，也最苦/苍天黄土的大风沙里/你袒露胸脯成北方的平原/一代又一代，喂我辛苦的祖先/和祖先的远祖，商，周，秦，汉”。在此诗中，诗人对黄河哺育祖先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同时又用了一个“远”字，将祖国母亲对祖先的养育之情推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并以“商，周，秦，汉”四个朝代来对远祖所处的时代进行细化解读，由此可见诗人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认同。又如在《寻李白》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的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长安却早已陷落/二十四万里的归程/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接你回传说里去”。在这里，余光中展开了想象，传神地写出了李白对故乡的深情仰望。诗人借助李白这一历史人物，怀古咏史，通过描写李白的记忆，来进行自我的再认识，并以此实现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

二、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

余光中的乡愁诗除了体现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外，还体现了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从而体现出诗人浓郁的原乡情结。由于历史的原因，余光中离开了大陆漂泊到了台湾这一个小岛，诗人的生活被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所影响：与原乡脱节，被逼离乡背井，寄居于异地的陌生环境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饱受对祖国母亲的思乡之苦，这种相思在其人到中年时显得尤为浓烈，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小小孩的记忆，30年前，后土之宽厚与博大，长江之滚滚千里而长，巨者如是，固长在胸臆，细者即如井边的一声蟋蟀，阶下的一叶红枫，于今忆及，亦莫不历历皆在心头。不过中年人的乡思与孺慕，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仅是那一块块大陆的母体，也是，甚且更是，那上面发生过的一切。”[2]通过余光中的乡愁诗，我们看到他书写出了一个历史时期漂泊在台湾的无根者的悲情，在著名的《乡愁》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家被视为生命的本原，中国人天然就有着深深的恋家情怀和怀乡情结，故土和家乡的兴衰与变迁始终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余光中自然也不例外。“游子思归、落叶归根”的家国意识始终在牵动着他内心敏感的神经。于是，他在对童年的追忆中找寻慰藉，在诗歌创作中融入浓烈的思乡之情。大陆故土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地方习俗甚至家乡风情，都被描绘得意趣盎然，形神兼备。如在《当我死时》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又如在《大江东去》一诗中，诗人写道：“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侧左，滔滔在左耳/侧右，滔滔在右颊/侧侧转转/挥刀不断//失眠的人头枕三峡”。在这里，诗人将自己对长江的思念之情写得细致入微，由此可见作者思念之浓烈。此外，在另一首诗歌《乡愁四韵》中，余光中则通过反复地咏叹直接地书写出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之情，诗人这样写道：“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又如在《中秋月》一诗中，诗人借中秋之月同样书写出对故国的无尽依恋：“一面古镜，/古人不照照今人/一轮满月/故国不满满香港/正户户月饼，家家天台/天线纵横割碎了月光/何日重圆，/八万万人共婵娟。”

由此可见，在余光中创作的乡愁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和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无论在创作中如何地自由挥洒，他都在告诫着自己，一个客居他乡的“浪子”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自己归属的民族，同时认同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余光中也正是通过其创作的乡愁诗来告诉人们，自己的故乡在永春，自己的文化之根蕴藏在绵延五千年的炎黄文化里。

注释：

篇7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88-05

新诗的诞生起自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决裂。这种自绝于传统的变革方式让不少学者为之担忧:鲁迅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1］347,“新文化仍然有所传承,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373;周作人也“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2］129。对传统的体认,实来自对新诗未来的焦虑。当西方的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蜂拥而至于这个自绝于传统的民族时,反理性、反中心、解构一切、反叛一切成为众多新诗人膜拜的法则;当荒诞、虚无、颓废成为某些新诗与传统对抗的标签时,缺乏功底的书写、节奏凌乱的篇章大量涌现,诗性家园一片荒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缺乏对“新诗”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界定,以及创作和评论的相关准则。何者为新诗,何者不是新诗,至今悬而未决。但是只要是“诗”,且是“汉诗”,那么我们必定会把这种诗体放置在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脉络中去考察，也必将会用国人意识深处的那些相对稳定的审美经验去关照它。新诗亟须和中国古典诗学的伟大传统进行深入的对话。

继鲁迅和周作人之后,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对新诗和古典的关系有深入的思考。1937年5月,叶公超在《论新诗》一文中引上官碧的评论说：“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把自己一个二千多年的文学传统看作一种背负,看作一副立意要解脱而事实上却似乎难于解脱的镣铐,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事实果真这样无情,那诚然是‘可悲’了”［2］321。梁实秋直接指出:“新诗之大患在于和传统脱节。”［3］郑敏则从文化复兴的高度,呼唤新诗从古典诗学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从而建立东方式的、中国式的诗学。她认为21世纪的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与进入现代、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本末关系了。［4］这些理论思考无疑是必要的,然而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重要成绩的诗人,首推余光中。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余光中在其《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莲的联想后记》、《现代诗怎么变》、《谈新诗的三个问题》等一系列诗论中表明观点: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面对传统,余光中态度明确:“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5］148,“志在役古,不在复古”［5］67。以下重点论述余光中新诗对中国古典意境的接受策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余光中对古典诗歌意境的接受策略根本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生命诗学生成机制的体认,而注重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化特质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曾出现过标举“意象”的诗派,但其所谓“意象”只是瞬间体验式的、带有超验色彩的、直觉印象式的心智呈现,意象多混杂、晦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诗歌的生成模式往往就是天人合一、物我互参情境中个体生命的体验模式。“意象“是生命诗学中沟通“情”与“境”的关键。就生命诗学中诸多核心要素而言,“情志”是诗性生命体验的根本,“兴感”是诗性生命勃发的契机,“意象”是诗性生命的审美显现,“意境”是诗性生命的精神归宿。陈伯海先生认为，中国诗歌发端于“情志“,成形于“意象”,而完成于“意境”。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6］余光中评价自己晚年所创作的诗集《高楼对海》时说:“我在西子湾的诗作不必刻意造境,只须自然写景,因为只要情融于景,就成了境。我读中国的古典诗常震撼于其‘气象’。”［5］548余光中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理论的现代注解。从情感的兴起到意象的选择,从意象的选择到意境的熔铸,余光中的诗学延续了古典。他在生命融入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诗性的体验,暗合古典生命诗学的基本精神。当有诗情勃发后,意象的择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明晰的意象不仅关系到诗人情感的表达,而且还关系到读者阐释的介入。从诗歌的创作机制而言,意象是诗人情感融入意境的重要介质;从诗人创作的角度而言,传统经典的意象以其较强的情感附着力,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诗人“尽意”的前提;从诗歌阐释的角度来讲,深植于中国文化之内的清晰可感的表意之象为诠释者指出了易于感悟诗思、参透诗境的门径。所以追求意象清晰、蕴藉,且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也是这种生命诗学的内在要求。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余光中对中国古典生命诗学的体认和对清晰明丽意境的择取也是对新诗“现代病”反思的结果。余光中认为现代诗的第一个危机便是虚无,“这种氛围中,一切既有的价值都将否定,一些新诗人以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随之出现那种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5］144，所以意象的抽象、晦涩就成为某些新诗标榜“现代性”且与传统抗衡的手段。余光中早年的诗集《钟乳石》中也表现出对这种现代诗风的追寻,他把写诗当成是自己存在的证明,认为“听惯了神话和童歌的‘听众’,是无法适应现代诗的气候的”［5］250,这些诗歌有抛弃读者、自绝于传统的倾向。如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夜之第六感》(节选):

醒来,看梦魇的标本浮漾于

夜的酒精缸里。

而远处,按摩者的冷笛

在催眠长街的碧瞳与红瞳。

篇8

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快，《文化交流》成为我的收藏，与《台北画刊》《文化快递》《交流》《两岸经贸》等刊物并列在我台北的书架上。每到月底，它准时寄达。打开它，读着它，我心生喜悦，备感享受！它，成为我了解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对它，我爱不释手！

2008年，恰逢我非常崇敬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八十大寿。余光中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一曲《乡愁》化身海峡情缘的文化意象，在全球华人中引发了强烈共鸣。

为给余光中先生祝寿，的文学界、艺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共襄盛举，从年头到年尾热闹了一整年：从北京、南京到台北、高雄……音乐会、研讨会、庆生会、专题展览一个接一个;报刊上关于余光中的专文、专题、新书、再版书纷纷出版、发表;歌手和大学生深情地演唱着余光中的新诗谱成的曲子……社会各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位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和发扬光大者的无比崇敬！

我很荣幸与余光中先生有缘，参加了在台北举办的几场活动：

政治大学的“授予余光中文学博士盛典”和“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寿学术研讨会”;台湾艺文界的“寿庆有余・光耀九州艺文界诗歌雅集庆余光中八秩嵩寿”大型庆祝会;大安森林公园的“庆祝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寿诗与歌的回想”音乐会。这些活动，让我感动万分，有了用笔记录这一幕幕动人心弦场景的冲动……

文章很快写好了，该投到哪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文化交流》！余光中先生本是一位享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大家，写他的文章发表在中英双语、发行全球的《文化交流》是太合适不过了！……

不久，我拿到了最新的一期《文化交流》，我撰写的《“文学长青树”余光中》一文就在其中。《文化交流》在全球的传播和国际影响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海外华人华侨及国际友人与我一道分享了余光中八十大寿的喜悦，也更了解了余光中先生对中华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这个效果就是我的本意和初衷，我备感欣慰，更增添了对《文化交流》的深深感激和敬意！

篇9

【摘要】余光中是台湾著名的乡愁诗人，也是大陆熟知并喜爱的作家，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但是，我始终认为，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乡愁是余光中创作中永恒不变的主题，或者说，乡愁是他的诗魂和文心，是他的心结。

【关键词】余光中`乡愁`艺术特点``乡愁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余光中先生作为远离故乡的游子、漂泊者，以其独特的视角，抒发了台湾和大陆两地由于长期隔绝，流落到台湾的千千万万炎黄子孙无尽的思乡情怀，凝聚了以往任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历史沧桑感，极具艺术表现力。``一、意以象言，象以言著``中国诗歌强调含蓄，强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情与思都要借助意象来完成。乡愁是一种情绪，它是抽象的。在意象的撷取和提炼上，具有单纯而丰富之美。乡愁，本来是大家所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独特的美的意象来表现，那将不是流于一般化的平庸，就是堕入抽象化的空泛。余光中吸取古典诗词的精髓，在意象的选择及意境的构筑上，在浓浓的乡愁背后，总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以他的成名作《乡愁》为例。全篇无一愁字，却让读者体味到了痛楚的乡愁。诗中用“邮票”“船票”“坟墓”“海霞”四个意象巧妙连接愁绪的两端，“邮票”承载着小小离乡的母子别愁，“船票”承载着劳燕分飞的新婚别愁，“坟墓”承载着阴阳两隔的生死别愁，“海峡”承载着民族分裂的家园别愁，不同年龄的乡愁高度浓缩于四个丰富的意象，也把抽象的离愁别绪渲染得具体可感。它们是单纯的，所谓单纯，绝不是简单，而是明朗、集中、强烈；它们又是丰富的，所谓丰富，也绝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在意象的组合方面。《乡愁》以时间的发展来组合意象，可称为意象递进。“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这种表达时间的语言文字像一条红线贯串全诗，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前面三节诗如同汹涌而进的波涛。到最后轰然而汇成了全诗的九级浪。《乡愁四韵》在意象的选择上更具特色，文中分别选取了“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和“腊梅香”四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物，用“醉酒的滋味”“沸血的烧痛”“家信的等待”和“母亲的芬芳”四种不同的感受，从味觉、触觉、嗅觉、心理感受等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余光中所理解和所感受的“乡愁”，语言的张力、穿透力都令人叹为观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余光中显然是移植嫁接。点化意象的高手。他反对“专门生产清汤挂面、毫无滋味的洗衣妇”的文章，构筑意象的语言“有声”“有色”“有光”。“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仅仅几个字，不但承担了意象的角色，而且比喻自然精妙，对仗整齐工整，色彩绚烂丰富，文化韵昧十足，真是“步步莲花”，字字珠宝。不仅把乡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渲染的多姿多彩，风光十足。《碧潭》的意境是朦胧的，朦胧的文字里潜藏着的是掩饰不住的淡淡的愁和深深的爱。为什么是“潜藏”的?因为意象，更准确地说是因为诗人在诗中运用了大量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并且动用了化用诗句和嵌入动人传说的手段。诗中最多的意象是“水”。从“碧潭”到“小舟”下的“青琉璃”“太湖”“洞庭”直至“天河”。似乎满眼都是水，可是这些与水有关的意象所要表现和传达的恰恰是诗人心中那完整的思恋者的内心图画。``在中国古典意象群中，“拾翠”常与年轻貌美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和水边迤逦的风景联系在一起，也和美好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这些美好使人产生的怀念和向往之情嵌入本诗，那么“青琉璃”不正是一语双关?而“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和“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所要表现的就变成了如果碧潭的水不那么翠，我的愁就不会如现在这般深，忧伤也就少得可以用碧潭的水照见，如果没有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么即使是回到蚱蜢舟，哪怕更小一点的蚱蜢舟上，我的忧伤都会消失不见，这不正是一个活脱脱为情所困的角色?有了“翠”引起的情思，回忆起“笑声在水上飞”也就显得自然了，涵义也就更明显而生动。水在诗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未到此结束，诗人用“划去太湖，划去洞庭听唐朝的猿啼／划去潺潺的天河”拓宽了时间与空间，使意象放大，意境也随之变得开阔，而表露的爱恋的主题与更深一层的爱，因此得到巩固并且变得深刻。水意象的扩大，无疑是通过承载爱情之舟的意义将爱提升了，与此同时，对并不在眼前的情人的思念又一次加深。

二、联想自然，环环相扣

联想是想象力的翅膀，也是构建乡愁的桥梁。余光中乡愁诗中想象自然奇特，丰富精妙。在《白玉苦瓜》一文中，作者由苦瓜想到中国的历史“皮鞋踩过，马蹄踩过，履带踩过。”由苦瓜想到中国的版图，“无穷无尽、硕大、肥沃；”由苦瓜想到中国的昨天，“苦涩”；由苦瓜想到中国的今天，“仙果”，同样精彩的还有《春天，遂想起》，从时间春天始，思绪顺流而下，空间江南，人物――杜、苏，事件――吴越之战，特产――菱、莲及儿时趣事，一一忆起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无“想”不成书，想象里蕴含着多么深广的乡愁内容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三、音韵和谐，一唱三叹``余光中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但他“仍以蓝墨水的上游是黄河”来表明它的文化传承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他在美国上过学，诗文中也受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不变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遗韵和对中国的怀思。《乡愁四韵》可以看作是成功用文字写就的音乐。余光中在这里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歌的表现手法，采用跟音乐的回旋曲式相近的模式。各个乐段之间结构又十分相似，相似的“乐段”反复演奏，使乡愁主题不断深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结构美，二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于统一的美。统一，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变化，就是避免统一走向极端，而追逐那种活泼、流动而生机蓬勃之美。``四、无理而妙，富于别趣``严沧浪曾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诗有别趣，非关书也。”这里说的“别才”“别趣”就是“无理而妙”的特征。所谓“无理”是指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背叛；所谓“妙”是指因为这种“背叛”而带来的诗美、文趣。散文《听听那冷雨》便是鲜明一例。仅题目而言，雨的声音可听，那雨的冷暖也是可听的吗?而作者借鉴中文独特的“通感”的修辞方式，“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五个感官动词放在一块，不仅仅是听觉和视觉的感受，还聚集了嗅觉和味觉的联觉反应。于是，听听那冷雨，逻辑学家不可思议的驳论，却在美丽的中国方块字中迎刃而解，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可见一斑。``参考文献：``[1]余光中，情人的血特别的红・余光中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余光中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余光中，《左手的缪思》后记，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篇10

这里的“我家”原来是两口之家，后来成了六口乃至十余口之家，可是，梵高一直、永远是这家人共同的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应该说是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是梵高逝世百年，余光中、范我存和两个女儿专程远赴荷兰，瞻仰梵高画作；并到法国奥维尔梵高兄弟墓前凭吊；全家从荷兰提回的梵高画册，重达好几公斤。余光中写道，“1990年对于我家，真是壮丽无比的梵高年。”

这次远程的朝圣，犹如家庭的祭拜仪式。这种奠仪，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灵与诗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梵高一连献上了7篇诗文：以梵高画作为主题的《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3首诗歌；《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壮丽的祭典》、《莫惊醒金黄的鼾声》、《梵高的向日葵》4篇总字数逾4万的梵高专论。

余光中所译《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青的心灵。该书在中国台湾一印再印，总印数逾3万册，数以万计的热情读者中，有些正是在《梵高传》的感召下，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比如，“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12岁就读了余译《梵高传》；作家三毛（陈平）过世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译《梵高传》……

篇11

3、《寻李白》的开篇轰然而起，破空而来，拟人的“傲慢”与“羞愤”出人意外地加诸“靴子”和“手”之上，“至今还落在”与“人却不见了”似真似幻，不仅活画出李白傲岸不群的神采，而且有广阔的'艺术时空供读者神游遐想。

4、诗的第二节关于李白及其作品的感人力量的描写，妙想奇情匪夷所思，在第三节“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的渲染和跌宕之后，第四节诗人更忽发奇想：“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的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民间盛传李白在采石矶长江中捉月而死的传说，而余光中的一阕“月光奏鸣曲”，为读者奏响的竟是一个想像飞腾的奇妙尾声。李白诗的想像如行空天马，超逸绝然，而余光中诗作丰富而具有创作性的想像，确实也颇有“太白遗风”。

篇12

最近，号称“诗魔”的台湾诗人洛夫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针对余光中有一个评价：“余光中在文坛的地位很高，在诗坛就未必。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诗就是《乡愁》，我还为他打抱不平，其实他还有更好的诗。因为他的诗是民谣风格，念起来都很顺口，读者都很喜欢。我跟余光中在大陆曾被人称为‘双子星座’。我不在乎什么称谓，我们高度、深度和风格不一样，他是诗歌明星，我的诗则被诗评家广泛重视。”就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他对余光中在诗歌上所取得的成就明显有所保留，这是一个看似褒赞实乃轻贬的评价，对《乡愁》一诗更是透出了隐约的不屑。

不知台湾的情况怎样，但在中国大陆，《乡愁》无疑是余光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作品，作者也享有“乡愁诗人”的雅号。这种高知名度实际与其来自两个层面的关注有关。其一，普通读者被首句“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所牵引，进入一个怀旧与伤感混合的氛围所感动，被作者给出一个奇特的陈述牵引着，感受到了“心灵鸡汤”式的抚慰效果，因之进入了某种纤柔的情绪，感受痛苦与甜蜜交织的诗意；其二、有关部门为了宣传的需要，突出了其中的政治涵义，令作品越出了艺术的层面，成为大陆方面表达华夏民族统一诉求的传声筒。对于这种状况，余光中本人也感到不满与无奈，认为它“遮蔽”了自己。这首诗就像一张名片，而这张名片太大，以至于盖过了自己的脸，因此，他希望大陆读者尽可能将其忘却，而诗人自己再也不愿当众朗诵《乡愁》。

“乡愁”（nostalgia）是亘古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通常与游子或漂泊者的动荡生活密切相关，一般指的是因远离故土并难以回归而生发的某种近乎病态的痛苦，在极端情况下则会引起绝望的情绪。

在西方，最早对乡愁进行科学界定的是瑞士医生让・雅各・哈德（Jean-Jacques Harder，1656-1711），他在1678年以希腊文两个单词 ν στο（返乡）与λγο （痛苦）合并而创造出一个新词。这个词汇在其它的语言里分别为：maladie du pays （country sickness，乡间-疾病，法语），Heimweh（home-pain，家乡-痛，德语）和el mal de corazón（heart-pain，心-痛，西班牙语）。据说，关于“乡愁”最早的书面记载应该是荷马史诗《奥德赛》。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重重磨难方才得以回到家乡――伊大卡岛。此后，“乡愁”便以某种原型意识渗透于整个西方文学和艺术之中，并随时间流逝而愈演愈烈，成为一种现代性的症候。如此看来，乡愁源于地理，却超越于纯地理，而更多地与人的内心世界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它并非仅仅囿限于对籍贯或者出生地的地理意义上的怀恋，同时更是一种深度意义上的怀乡病，意味着精神与灵魂的漂泊和对皈依的渴望。正如台湾著名的随笔作家董桥所说：“‘乡愁’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虽有新意，读来总嫌似曾相识，可见此情此思代代都有，好比影印机印出的副本，直说是‘乡愁影印’。”就氛围来说，余光中的《乡愁》也可归入此类。

中华民族虽说有绵延了数千年的落叶归根传统，但“乡愁”一词出现于中文的词汇表中，应该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此前只有“乡思”、“乡心”大体与之相近，在现代汉语中，可称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大概是“乡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它的释义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心情”，其例句为“离家多日，乡愁与日俱增”。由此可见，“乡愁”与生俱来便有现代的印记，往往构成了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模式的文明形态，表现作对田园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人情伦理的追忆与缅怀。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告诉我们，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理，故乡在你离开的一刹那，实际就永远都回不去了。因此，乡愁便如一种现代性的绝症，永远趴伏在人类的内心深处驱之不去。余光中的《乡愁》之流传，除前述两个原因以外，多少也与“乡愁”所弥漫的现代意味有关。

余光中这个名字进入大陆读者的视域，大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恰逢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开始流行，那时，大陆人对被欧风美雨浸润过的台湾现代诗怀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为其中一些“陌生化”的语言表达而钦慕。著名诗人流沙河最早在《星星诗刊》上开辟的栏目“台湾诗人十二家”中予以了介绍。著名诗评家李元洛也曾对这首诗有过很高的评价，将其称作“海外游子的恋歌”。这两位诗坛名家的评点无疑为《乡愁》一诗在大陆的传播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以至于感染了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编选者，将其纳入初三第二学期的课文中。

凭心而论，这首诗巨大的名声与它的实际高度和深度是不相符合的，将它看做是现代诗的典范之作更可能误人子弟。下面我们来逐节逐句品读一下。

诗的开笔非常符合正道，作者试图以具体写抽象，把人们心中可以感到，却难以捉摸的东西进行了点睛式的描述。“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一个天赐之句，它自然、动人，不事雕饰。可惜的是，接下来的诗句大多是“做”出来的，也可说是诗人“苦心经营”的。可以说，上帝给了诗人第一个精妙的意象，但是，他没法找到那妥帖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意象。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洛夫认为余光中是一个“诗歌明星”，言下之意指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成熟的读者知道，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邮票”、“船票”、“坟墓”与“海峡”。就单个而论，这四个意象都有可取之处，但放在一首诗中，相互之间则缺乏内在的情感关联，同时也缺乏语言表达上的逻辑递增或并列关系。在第一个意象里，“邮票”是抒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是感情上的沟通，因为有了托身为“邮票”的“乡愁”，“我”与“母亲”那种血脉的联系有了维持的可能。第二段的“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虽说有所削弱，但还不失为将“乡愁”具象化的巧构。至于第三段，实际就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乡愁”被比作了“坟墓”，转换了“乡愁”的意义，它的内涵转变了方向，“乡愁”被负面化了，成了隔断母子之间的“突兀”之“物”，它与下一段的“海峡”在意义上一致，但失却了“乡愁”牵引游子的引力，犯了逻辑上无法连贯却相互悖离的毛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整体的诗氛围。到了第四节，虽说有现实的“海峡”横亘在面前，可要将“乡愁”附丽其上，实在牵强。这后两个意象的拈出，实际也暴露了作者构思上的随意。相传，《乡愁》一诗是作者在二十分钟内一挥而就的。这里，我们一方面应该感佩余光中的才思敏捷，但另一方面也对他在诗艺上的缺少推敲、打磨与雕琢而略感遗憾，这使得该作品的诗意不能贯通，仅停留在实际上的半成品状态。我想，以这样的半成品来为中学生设立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实在有点不太合适。

其实。余光中另有一首题为《乡愁四韵》的作品：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该诗被台湾音乐才子罗大佑谱上曲之后，更是相得益彰，在声音与意义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取得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我个人觉得，如果一定要选一首余光中的乡愁诗，不妨就选它，而且，就文字的浅易和流畅而言，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绝对不难掌握。

附：

乡 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