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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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宗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宗教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对自身文化的影响相比较的话，中国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这当然反映出宗教在中国人心中的所占的地位，同时也看出我们的确是宗教意识不甚浓厚的民族。正像钱穆先生说过:“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许多原始。仅以新疆为例，像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发现的表现人们对日月崇拜的彩绘岩画，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太阳的后代)。新疆许多古代民族都以狼为部落的图腾，高车、乌孙人都称自己是狼的后代。新疆古代和田人举国敬鼠，这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画板中得到了验证。著名的新疆昌吉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崇拜岩画，又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殖崇拜的盛况。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极容易将为数不多的财富积累轻易耗尽，而他们自身的落后宗教习俗和迷信观念，又严重束缚了思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强大的阻碍屏障。

2．民族语言在经济交往中的劣势

作为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使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可是，满族与回族仍然使用汉语。改革开放的进行也逐渐证明了经济交往受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逐渐增大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样会受到语言差异的影响，汉族的知识分子不能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不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到这些地方，进而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另外，商品经济的盛行也使得信息交换与信息调节的作用更加明显，少数民族对信息的收集与获得能力同样因为语言障碍而受到影响。少数民族不能够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进而使得他们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民族传统观念中落后的因素会直接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承下来的一些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在今天会对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产生落后的消极的影响，从而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北、西南的偏僻农村里，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本民族落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持反对态度。女孩子在14—15岁左右就被要求出嫁，不能够读书;男孩子则就外出务工。这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力的质量，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同样，由于受落后的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保守，仍然存在“多生孩子才会富”的想法，在新疆的南疆许多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家庭中会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从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严重的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相互推进、相互渗透。这种互动关系是可以进行调试的，在调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达到动态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却比较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1．坚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大观念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比较大的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也比较看重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却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忽略，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将原来的经济发展理念进行调整，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这一切都要求从领导到群众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2．要有选择的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要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用对不能适应时展的内容要辨证地进行分析、挖掘、整理并加以保护。对民族文化中可以适应并正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要在政策引导下，通过市场的评价来生成基于传统又有所创新的新的文化。近年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明显的诸多，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逐渐得到加强，同时，各民族也进入了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大时代，谁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今后的时代将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必须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随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结合世界发展的步伐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另外，强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3．通过教育机构与教育投资的增多

来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效率与文化素养得到显著的提高，使少数民族人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我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加大在少数民族开展双语教育，双语教育要结合各个省份与当地居民的具体特点来实施，要具有差异性，不能够让所有的居民都学习相同的语言，要有侧重点。但应注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当代学校教育课堂中，才能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播文化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功能，通过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学校教育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的培养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教师逐渐认同本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培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学校教育的发展，在结合学生兴趣与当地特色的基础上，要重视学生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了更好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要尽量综合使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作用。

4．充分利用民族区域优势

资源优势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中心。就拿新疆来说，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新疆地区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有资源和地缘两大优势。新疆具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因此新疆是瓜果之乡，同时又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新疆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三种，新疆古迹遍地，民族众多，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各异，原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占了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科学合理的利用好这些优势不仅课题大力发扬民族文化，让全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文化，同时又带动了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

5．通过政府投入的加大来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进行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资源并不能够被充分地开发，少数民族的优势并不能够在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想改善这种现状，只有从政府层面着手，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优化少数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积累能力，要尽量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的收拢渠道，采用内联外引的道路，通过非农产业经济效益的开发来实现集约型发展。充分认知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深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借力科技和创意，努力推进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和产品创新;并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各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而使少数民族的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而且还要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只有实现在保护当地文化的同时，促进经济的最大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所蕴藏的精神潜力和经济潜力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出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众才能真正缩小与其他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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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带有听觉体悟这样的特性，是审美架构中的感情艺术。欣赏美好乐曲，能激发潜藏着的强烈感情，拨动深层心弦，激发内在特性的这种共鸣。从文化视点看，音乐表征着共通的某一情感。不同区域以内的民众，经由音乐特有的纽带，能互通深厚情感，建构友爱关系。文化载体特性的民族声乐，折射着乡村独有的民风、带有市井特性的厚重风俗。亲近的音乐，能拉近彼此关联，让人们接纳美感熏陶。区域架构之中的经济进展，可以依托音乐，来创设交往互通的最优环境。招商引资特有的历程中，若能添加着音乐的互动，则能拉近距离，创设祥和的、带有厚重关怀的互动气氛。

1.2有序拓展内需

民族特性的多样音乐，能满足多层级的娱乐要求。民众潜藏着的这一需求，应被看成延展之中的优良商机。传统框架内的生动音乐，应能协同人们，去发觉更广范畴中的内需市场。特色明晰的曲目表演，不仅创设了娱乐形式，还活跃了平日以内的经济生活。

2区域经济特有的促进路径

2.1确认新颖理念

民族特色音乐，应被拟定成新颖架构中的产业理念。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应变更偏旧的认知路径，采纳经济思维，重新预设民族音乐原初的定位。对于带有偏差的认知，自觉予以纠正。类似区段中的旅游产业、关联着的文物文化，民族音乐也带有明晰的产业特性。民族音乐关涉的产业，耗费掉的投资偏少，后续时段的成效凸显，且布设范畴很广。区域中的主管部门，应当依循新颖思路，建构配套特性的文化对策、音乐推广关涉的技术规程。这样做，能建构音乐与区段经济的密切关联，助推健康进展。

2.2培育最优人才

民族音乐范畴以内的最佳人才，应带有精湛技巧。调研得来的数值表明，熟识乡土这样的音乐家，能创设最优的表演成效，吸引众多听众。当地群众惯常喜好的、这一范畴的音乐家，应被组织起来。经由审慎的筛选，选出技术层级很高、事业心凸显这样的人才，予以接续培养。这种新型人才，应提升综合架构下的音乐素养。传统音乐建构起来的表演体系，也能经过预设的这种路径，渐渐予以完善。拟定定期特性的业务竞赛，对凸显出来的音乐人才，赋予搭配的荣誉，或某层级内的职称。添加多层级的补贴，创设更高收入。有序延展融资的途径，拟定适宜特性的经济收入。

2.3编创特色曲目

带有乡土特色的、趣味特性的新颖曲目，应被不断创设。依托区域独有的厚重文明，编创带有区域特性的、风格明晰的这类作品。创设的新颖曲目，包含风格明晰的乡土民歌、说唱及对应着的戏曲、器乐细化的多样乐种。运用累积得来的编创素材，吸引外来特性的投资，建构区域进展的新路径。编创的乐曲，应能凸显特色，同时添加新时段中的新颖内涵。这样编创得来的曲调，会涵盖深层级的底蕴，也会满溢着时代气息。

2.4设定音乐节

为拓展民族特性的乐曲影响，可以拟定年度以内的音乐节。音乐及当地独有的人文景观，都表征着民俗的特色。依凭这种资源，创设经济良机。年度之内的民歌节，应当整合着艺术特性、深层级的经济特性；为当地进展，带来凸显的成效。邀请省市这一范畴的优秀艺人，介绍独有的区域文明。音乐节范畴内的含金量，应被渐渐提升。创设高水准情形下的音乐节，汇聚各方来客。在音乐节之中，人们体悟出音乐特有的魅力，也产生对这一地域的好感。经由印象的累积，会铺垫着后续时段的进展阶梯。音乐节凸显出区段中的经济底蕴，便利人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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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之后的第四媒介，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超越传统煤体的趋势，传播功能是网络文化的最大功能。现今社会人们普遍上网浏览新闻已经成为习惯。这个趋势也有越来越强化的势头。在我国互联网的应用中，新闻信息传播功能非常突出。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有78.5%经常上网浏览新闻；传统媒体和新闻机构大多都有网上平台。较强的传媒功能，使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近距离接触网络，充分享受网络文化的富足和平实。

2.交往功能

网络文化在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际交往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表现，人的交往由时间、地点、环境、方式、心理等要素构成，其中地点、空间、方式等因素会收到现实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网络给人际交往提供了超越现实交往障碍的平台，有许多网民从未谋面但却情投意合，网恋已经成了新的恋爱方式，。“人人”、“陌陌”也是在新时代下网络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应用程序。

3.娱乐功能

互联网不仅是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更是网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许多网民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的内容多数为玩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看综艺节目、聊天等娱乐性的活动。为什么当今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娱乐性上网方式？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的压力有着特别大的关系，特别是奋斗中的年轻人。人们选择娱乐性上网活动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随着网络聊天工具和网络游戏的出现，赋予网络文化极大的娱乐功能，也极大地促进了网络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上网的直接目的，不再只是获取信息，而是聊天交友或者玩网络游戏。

二、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影响

民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和发展本民族利益及地位。经济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经济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的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经济价值观作为人对经济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价值观各有不同，但其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相似的历史变迁而具有相通性，并且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少数民族的经济价值观由少数民族价值观直接决定，与周围的环境、政策、文化等诸多要素有着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也表现为人的社会性活动。社会性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本身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存在物，伴随每一种文化的诞生，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一次变迁。在今天的社会，网络文化的出现一样会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特别是经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于新生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虽然由于经济落后，网络普及时间不长，但网络发展很快。网络文化已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很强的影响。通过对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与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式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影响下有着有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1.继承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优秀与精华

（1）以和为贵。

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也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经济理念中也有与儒家思想相同之处。以和为贵就是要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

（2）厚德载物。

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崇，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在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经济价值观中，历来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崇尚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把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义、礼、信、诚等诸多道德于一身，而少数民族则把君子人格的高尚道德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成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3）重义轻利。

重义务轻利益、重责任轻利益、重仁义轻利益。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表现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义与利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哲学家探讨的话题，也是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经常会面对的矛盾关系。义体现社会公利的道德标准，利泛指个人利益。在义与利关系上，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主张“义为上”，号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义，即社会公义，主张多为社会做贡献。但主张“义为上”并不是否定个人利益，但主张合理个人利益的获得。

2.超越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

（1）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

少数民族价值观首先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早期形式和内容，也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的原始先民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及崇拜，在经济价值观中体现为“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在现今社会，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超越传统观，塑造科学和理性价值观。

（2）家族、等级价值论。

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活动中多数以家族形式参与其中，并且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网络时代，平等理念的传播，那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有进会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主体，网络文化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超越传统的集体、家族、等级价值观，塑造了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平等主体观。

（二）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冲击

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型、平等性、互动性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由于互联网络空前的开放和自由，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有了现代化的意义。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对整个国家文化、整个世界文化的了解，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自身也在力求具有时代性的特点，能够跟的上时代的发展。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不仅追求于经济的增长，也诉求于经济生态的平衡、公正和进步；不仅关注当代人的幸福，也珍视后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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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民族环境艺术

中国有着5000年古老的文明，民族众多，不论是建筑环境、服装饰品、生活用具，还是语

言、文字都非常丰富而富有特色。可以说中国是一朝天子、一朝文化、一朝建筑、一朝服饰、一朝的审美标准。中国传统民族环境艺术具有独特的装饰风格与装饰图案与形式，这是与当时或当地的审美标准相适应的，在中国的老银装饰中也运用了同样的审美语言。

2怎样把中国传统民族元素——老银装饰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中去

2．1不能简单的把中国传统民族元素套用到现代建筑上

在实际设计案例中，个别现代设计的民族建筑的室内外设计常常是从颜色和图案上繁复堆砌民族元素进行装饰，不但没有塑造出应有的民族氛围和历史文化的祭奠，而且显得廉价、粗糙、杂乱而没有韵味。

2，2中国传统环境艺术的装饰灵魂和装饰点在哪里

要进行民族环境艺术设计就要了解所设计的建筑或园林等的民族特性和特点，以体现出民族环境艺术的灵魂。这是由这个民族的生活风俗、历史、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体现在建筑和园林，以及室内外装饰上的风格与氛围。要了解设计民族元素的装饰点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在设计中候找到适合的切入口。

我国传统的建筑艺术装饰点常常为：正门两旁的镇宅兽、门上的匾额、门的包角、门的拉手、门框、窗框、窗棱、护栏的两端和支柱、屋檐、屋椽、横梁、立柱的底端和顶端、院墙上的窗(窗本身也是一种装饰)、室内的屏风挂轴、床架两旁的挂件等等。

中国的传统园林设计讲究“移步换景”，而传统绘画中讲究“虚实结合”(讲究对比)，因此在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应尽量避免过多过满而无任何变化的堆砌，而应从一些合适的装饰点切入。在大面积墙壁上(尤其是很近距离正对大堂门口)画满琐碎繁复又颜色艳丽的图案很多时候反而使人看不清图案的内容，倒不如在墙角、墙围的局部地区进行装饰的效果精致。

3在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老银装饰的可行性分析

3．1在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老银装饰是否司行?

我国发现和使用白银已有4000多年历史，银器初见于战国，发展于两汉，唐朝达到鼎盛，以银饰装扮自己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往往认为，银饰有避邪恶、驱鬼魅．保佑平安的神奇功效，是吉祥与光明的象征，又是富贵的标志。先民把保佑平安、

兴旺发达、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等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各种银器上，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宣扬和流露，形成了中国民间银器文化，可以说是民风、民俗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老银装饰是可行的

3．2老银装饰应如何应用

该怎样把其应用到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呢?

第一，可以将民间收来的老银饰品直接装饰到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去。例如，将老银的门扣等应用到相应位置，这种方法尤其可以提升公共环境或商业空问的氛围和档次(见图1)。

第二，可以将民间收来的老银饰品装饰作为单纯的装饰品运用到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去，作为镶嵌或挂饰。

第三，将老银加以改装，再运用到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去。例如，将老银扣经过穿接成珠链(见图2贵州少数民族银扣)。

3.3老银中的民族图案与形式的运用

除了直接或改装老银外，吸取老银中的民族图案与形式也是进行民族环境艺术设计的装饰方法，因为老银以它独特的形式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风俗(见图3)。

老银图案中常见的有福寿双全、福在眼前、福从天降、福禄寿喜、双喜I临门、喜得贵子、喜上眉梢、麒麟送子、和合二仙、青梅竹马、龙凤呈祥、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四位君子等。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问吉祥纹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精神文化寄托，至今仍经久不息。银饰中的人物形象以神话和佛像题材为主，也有以现实生活人物为题材。花草纹也是银饰中十分常见的题材。以牡丹花为领衔的各种花草有几十种之多，表现形式有折枝花、莲枝花、团花、碎花、十字花、卷草花，以及大量变体形花草。民问银饰丰富的纹饰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占人的欢娱情趣和文化生活习俗，把这些图纹融合起来，犹如一幅民间民俗画卷，给世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因此，在民族环境艺术设计中可以从老银中吸取了解民俗和传统装饰纹样中的吉祥观念进行运用。

4结束语

老银饰品不但承载了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还能体现出民族环境艺术设计的独特性，适当的点缀和应用老银饰及其图案或形式，能够提升建筑的人文气息，塑造氛围。在民族公共环境和民族商业环境中运用也能够提升档次和格调。

参考文献

[1]覃刚．花篮瑶姑娘银饰[J]．中华手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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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它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发展。单个家庭无力购买的现代化耕种设备，农民合作组织可以购买，然后或租或借给农户使用，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劳动监督有效性将得以提高,监督费用将得以降低，使得农业规模经济体现出来。

并且，它还可以有效地克服现有的农业产业组织不适应市场而表现出来的内部小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效益损失。建立以效益为中心，通过龙头企业连基地，基地连农户，实现产加销、农工商、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的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效益，这就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如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对家庭经营模式的补充与完善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力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集农民家庭经营的个体劣势为群体优势，大大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克服农业生产内部效率损失而实现规模经济。

3.3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实例

江苏省东台市高效农业实现的农业规模经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7年以来，江苏省东台市按照省和盐城市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坚持把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强产销对接，加大政策扶持，强化服务指导，高效农业规模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该市实现农业现价总产值109.6亿元，农业增加值4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9%，其中新增农业增加值3.97亿元，完成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47.6%，预计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7010元，比上年增长12.8%，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达一成以上。全市亩纯收益2000元以上的高效农业面积发展到90.3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57.9%，其中2007年新增11.5万亩，占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21.3%。新增高效渔业面积2.5万亩，占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25%。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大户发展到6万多户，生猪、肉禽、蛋禽、奶牛规模化养殖比重提高到51.3%、81.9%、93.8%、75.6%，均比上年增加5个以上百分点。

在实现其规模经济的高效农业规模化的发展上，该市作了以下工作：

（1）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产业化农业。2007年以来，该市坚持把产业化开发作为促进农业持续增效的战略性措施来抓，坚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牵动推进。到目前，全市依法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8个，居全省县级之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涵盖蚕桑、生猪、家禽、瓜果蔬菜等各特色产业门类，辐射带动农户17.5万户、高效种养面积70多万亩、畜禽规模场户5.3万个。初步形成西瓜、青椒、三韭、甜叶菊、家禽、山羊、生猪、蚕桑、鳗鱼、鱼10大特色支柱产业，其中大棚反季节西瓜种植面积全国第一，大棚青椒种植面积全省第一，瓜果蔬菜面积、产量和设施栽培面积全省第一，家禽、山羊、乳猪养殖总量全省第一，蚕茧生产总量全省第一，土池养鳗面积全省第一。

（2）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市场矛盾。目前全市各类农产品特色市场已达91家，销售全市80%以上的特色农产品。2007年4月份，利用“东台西瓜”荣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契机，在上海举行新闻会，邀请上海、苏州等地20多家大型市场及农民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15家知名新闻媒体参加活动，全面推介东台农业。三仓镇农民经纪人王青年购销瓜果蔬菜3万吨，2007年仅推广新黑田五寸胡萝卜就达7000多亩，全部实行保护价收购，基地农户亩均增收500多元。坐落在市种畜场内的登奥禽业公司，高标准建设蛋禽生产基地，一年多的时间，已形成栏存蛋鸡10万只的规模，注册了7个品牌，鸡蛋主要销往苏果超市南京市场。

4结语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经历了从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家庭分散经营到以公有制为基础集中经营再到现在的统分结合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过程，是从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普遍的超小型土地经营格局。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农业所面临的形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细小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直接后果是农业交易成本的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有效利用率的降低，不易形成农业规模经济，约束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在不改变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前提下，要实现农业规模经济，就应从要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入手，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为它提供着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密切相关的专业化服务，解决单个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服务的内容包括向农户提供合乎品质标准、价格合理的生产资料，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性项目的技术培训、生产指导、信息服务等等，从而实现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带动的外部农业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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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在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一些山区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屈指可数，文盲、半文盲高得惊人，不懂科学文化知识、不懂法律成为贫困地区普遍现象，而文盲率与贫困率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以笔者工作过的康乐县为例，全县总人口为24.13万人，文盲人口为80065人，粗文盲率(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9%，一般文盲率(文盲人口占巧岁及以上人口)为50.0%。文盲率远远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甚至比临夏地区高出3.88个百分点。劳动者素质低已严重制约着康乐经济的发展。人才奇缺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屏障。康乐全县人才总量为2643人，其中大专以上为920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1.1%和0.38%，全县有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396人，特别是教育医疗方面人才奇缺，造成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许多人看病就医和孩子上中学宁到临眺不到康乐，落后乡村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和一家像样的卫生院，农民看病就医成很大问题，身体健康难以保证。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教育水平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差、人才缺、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少，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2、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紧缺

与经济落后和增长缓慢相反，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据统计，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平均亩产的增长速度，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51.7公斤，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亩产只提高到130.8公斤，增长了巧3.1%，但人口却增长了近一倍。康乐近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左右，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超生现象时有发生，贫困户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来代替经济积累提高生产能力，造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贫困户没钱也不怕罚款，还要靠国家救济，使计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工作难度加大并处于对立之中。在有限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下，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均资源减少，生存条件恶化，社会负担加重，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减慢，严重地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3、农业人口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是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再以康乐县为例，全县农业人口23.n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5.8%，2002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到全县GDP的50.23%。多年来，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小麦、包谷、豌豆、油菜等传统种植业，受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种植业是增产不增收，农民收人低微，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之受到地域偏僻封闭、思想保守、资金匾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只能围绕土地作文章。劳动力多的能维持温饱，劳动力弱的连肚子都是吃不饱，长期靠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到目前为止，康乐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6个乡镇均为重点乡，152个行政村中有93个村为重点村，绝对贫困人口2.34万人，绝对贫困面为9.86%，低收人人口为7.55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1.8%，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并存。因此，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而农业经济又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并不是集约型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二、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政策倾斜度不够

国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用极大。东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撑。20(犯年初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是通过政策的支持，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对西部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从四年多的实践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使西部开发起来。“开而不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策的适用范围过宽，原则性多，量化少，可操作性差，优惠效应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东部开发区享受税收返还政策，而到了2000年西部开发区成立后，该政策已经取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只是减少了地方税，地方积极性并不高。在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产业目录》中，高风险、高投人、低回报的产业居多，而且政策只是产业倾斜，不是地区倾斜。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说明投资并没有向西部倾斜。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略势地位。对西部而言，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是关键。

2、已发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冲击

如果说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甘肃则是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转变中却举步为艰。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业来支撑。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因循市场规律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尚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东部的产品进来得比资金、技术、人才多，进来得快。近年来，我们过多地乐观地期待发达地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却忽略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市场竞争。

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分析，甘肃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着人口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受教育水平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正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内在困难。而在外部则期待国家给予更大更宽的政策幅度，以进一步适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甘肃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间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虽然甘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重视，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层层抓落实，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困难较大。尤其是受亲属关系和裙带关系等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给计生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个别乡村计生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只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应付上级检查。因此，要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改变工作思路，注重实效性。要加强计生专干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工作报酬，增强其责任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应采取处罚与奖励并重的原则，通过宣传和引导，让群众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要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形成合力做好计生工作。

2、根据目前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智力投资

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人学率、合格率和巩固率。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扩大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使不同层次的劳动者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技术和业务骨干。第三，要努力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要稳定教师队伍，引进外来人才，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第四，必须解决教育观念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除了教育设施落后和师资队伍缺乏外，还与当地群众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教育科技的贡献率不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的观念。即使许多家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教育投人与产出反差太大，甚至为了投资教育背了一身的债务，生活条件仍未改善，而对教育失去信心，形成了不读书、不上学、照样赚钱的观念，把接受教育当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回报率和贡献率，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自觉接受教育。

3、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人的稳步增长，结合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的特点，必须在全面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下功夫、做文章。首先要调整传统种植业结构.将以种植粮食为主，逐步调整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种植业结构，紧跟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自然环境优越，天然草场丰富，民间也早有“无牛无羊不成家”的传统，发展畜牧业具有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种植业遭遇困境的情况下，畜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三、大力发展多品种、高品质、无公害的农产品。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作物品质育种，正在利用常规育种手段和农业生物高新技术措施，不断培育农业良种，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因具有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的粮、蓄、果、菜等农产品无污染、品质好，特别是很多地区营养型、保健型野生绿色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开发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第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中，还应注意运用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份额，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4、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试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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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及地理条件的限制，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价值标准等还禁锢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这种经济发展状况限制了部分女性掌握现代科技文化以及进入社会经济领域的机会，加之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的激励机制及激励环境还不够健全甚至缺失，更加限制了女性的经济参与。

（二）民族地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抑制了女性参与经济建设

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是“男外女内”。这种分工模式将女性局限在以血缘为中心的家庭内，活动范围小，社会交往半径小，一般都比较缺乏创业方面的思维和开拓精神。虽然，随着教育的普及，少数民族女孩从小一般都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但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对她们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在其影响下，仍有一小部分女性不愿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在近些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进一步固化了留守少数民族女性的理“内”角色，更加限制了她们参与区域经济建设活动的机会。

（三）传统的观念阻碍了女性接受科技文化教育乃至参与经济建设

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向来就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及从夫居的家庭守旧思想。[2]这些观念和思想在歧视女性的同时强化了男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们往往以男性为本位来决定和判断事物，以男性的尊严和权利作为价值的评判标准，而女性则被剥夺了平等参与许多活动的机会。直至今天，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孩在读书、处理事务等方面仍在受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如，在市场经济日益腾飞的今天，与其他省份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女性的科技文化知识仍比较欠缺，无论是在家庭农业还是在手工业或服务业中，她们的科技文化水平都是比较低的，因而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说，传统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她们对于经济建设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

（四）较少的经济活动资源获得限制了女性参与经济建设

在农村，少数民族女性获得的经济活动资源少首先体现在其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上。农村女性所拥有的土地是跟随婚姻而变化的，即在她们成家以后，娘家的土地会被收回，而在婆家或不重新分配土地，或分配的土地面积较少。据全国妇联2001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农村的无地人群中，女性占到了70%。[3]其次，少数民族女性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中国农村一般以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单位，且在处理办理贷款、签订合同等事务时一般是男性做主，女性很难获得与丈夫同等的信贷机会。第三，大部分少数民族女性被固定在效益较低的农业活动中，特别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与进城参与城市经济建设活动的男性相比，她们能够实现劳务输出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农村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受到了限制。在城市，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集约型经济条件下一些行业对女性职工进行不断的裁减，其中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女性职工因此而失业。这样不但使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也失去了参与经济建设活动的机会。目前，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地进行完善，但仍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女性职工被远远地排挤在经济建设活动的。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分化的加剧使得女职工大部分集中在一些服务性行业中或技术性能差的传统产业中。[4]在经济的大转型中，传统产业正向现代化产业转变或逐渐被现代化产业所替代。现代化产业所需要的新设备、新技术给技能相对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女性职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五）少数民族女性的健康状况对她们参与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的出生率基本大于死亡率。出生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少数民族女性的健康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医疗条件等的不同以及医疗卫生（女性保健）服务水平的差异，不同民族间女性的健康状况也不尽相同。同时，各民族女性的健康状况还与她们的一些习俗呈负相关，如存在早婚、早育、多孩率高等现象的女性的健康状况较差；反之，则相对较好。加之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尤其是一些特别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至今仍缺少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女性健康水平的快速提高。相对较差的健康状况，使得一部分少数民族女性因昂贵的治疗费用而在经济上入不敷出，正逐渐走向贫困化的境地，很难有机会去参与经济建设活动。

二、排除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障碍因素的具体措施

面对农村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种种制约因素，笔者认为要克服这些阻碍，需要从公共制度建设和个人意识提升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制度性因素对少数民族女性经济建设参与造成的影响，又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活动中，在倡导性别平等的前提下促进男女两性和谐发展，共同建设区域经济。

（一）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女性平等参与经济经济建设活动

通过能够充分体现性别意识的制度建设加强对少数民族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5]要从制度上形成一个既增强女性性别视角，又能够推动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整体合力。具体而言，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要以进一步增强性别平等意识为目的制定一些发展经济的政策。为切实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决策过程中要重点强调男女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性别意识。尤其是在农村，要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扶持一些适合女性参与的诸如加工业、养殖业、服务业等方面的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在信贷方面要给她们提供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在技术和信息方面要加大对她们的服务力度；在政策层面，还要充分保障她们的经济参与机会。总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加强引导和宣传，增强和调动少数民族女性的群体协作意识

在现阶段，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引导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活动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鼓励、引导并大力扶持她们加入或创办这样的组织，通过参与或管理这样的组织来强化她们的群体意识、团队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引导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组织，并使其以组织为指引创办一些企业，培养她们合伙做生意的能力，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她们的交际圈，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还要通过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来宣传女性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少数民族女性进行进一步的引导，提高全社会对于女性在经济建设中主体作用的认识，从而调动和增强她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她们介绍女性在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等产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来充分调动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使她们能够有创造性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加强教育培训，促进少数民族女性全面发展

在能够充分唤起少数民族女性的意识，培养她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调动她们参与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基础上，加强对她们的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也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培训应该是在了解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各种基本需求等实际情况下进行的。在培训内容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在培训方法上要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如对于支柱产业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要选择针对性和适用性强的技术和内容；对于一些手工业技能的培训则要有意识地向需要培训的女性提供更多更合理的培训内容，等等。另外，除了对少数民族女性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外，对她们同步开展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等知识的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她们达到自我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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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9-0089-02

作者简介：马昕露（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诗经》作为原典，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恰恰打开了读者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沟通的大门。本文将从情感角度对《周颂・闵予小子》组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了解其中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及《诗经》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

郭晋稀先生在《诗经蠡测》一书中认为《闵予小子》组诗均作于大乱未平之时，结合历史典籍纵观这组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资历浅薄的成王难以应对三监作乱的动荡局面以及体现在诗歌当中的那种“未堪家多难”①的苦楚。

一、《闵予小子》组诗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与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代的史官文化逐渐代替了巫觋文化，在这背后礼乐精神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从此之后，礼乐精神就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中。礼乐精神具体体现在大量的礼制制度方面，它包含了很多的礼仪行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祭祀和战争是周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祭祀，我们可以了解很多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

据《毛序》所说，这几首诗都曾在周成王即位时被传唱于宗庙中，也就是说，这四首小诗其实就是当时祭祀时的祭辞，而这些祭辞和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这些在情感结构上互相关联的祭辞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

顾颉刚先生根据春秋时代“徒歌”不区别章段、语句复沓不整齐、歌词铺张等特点和《诗经》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诗经》是乐歌的结论。可见，《诗经》中出现的这种复沓的章法不但反映了那个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相互杂糅的特点，同时也为组诗的体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闵予小子》组诗其实就是在祭祀祖先的严肃场合中配合音乐咏唱的歌词，所讲述的是周初的历史史实，通过这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委婉地传达了周成王向先王先帝祈求赐予福祉、得到保佑庇护的愿望。

这四首小诗产生于那个时代，还与配乐演唱的乐器有关。当时青铜乐钟的铸造以及调音技术不甚发达，导致无法发出像《大雅》《小雅》《国风》中那么整齐的声音，其不分章节、篇幅短小、大多不押韵的诗体风格与当时的编钟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二、《闵予小子》组诗的文化意蕴

（一）亲祖情感的流露

在天命观的支配下，周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愈演愈烈。这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产生的感情的表露。穿过历史的长河来看《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首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后代人对至亲至爱的先祖发自内心深处的倾诉。《闵予小子》的开头就讲述了周成王孤苦无助的境遇，有“遭家不造”“王王在帧敝句。世事难料，周邦未平又遇三监之乱，更是雪上加霜。成王经历浅薄，担忧自己不能接承祖先遗业，不能发扬先祖的光辉道德，所以忧心忡忡，与群臣在庙中谋始即政之事，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访落》《小毖》中“未堪家多难”的深深感慨。这些看似是把自己屡屡受挫的境遇娓娓道来，亦真亦切，但从心理层面分析，人在极度困窘的状态下往往会选择向自己亲近的人倾诉，这正体现了周人与先祖的亲近。与之不同且形成明显比照的是，《周颂》中的其他一些祭祖诗，主祭者更多的是宣泄情感，而不是彻底压制自己的情感，形成了与一般宗庙祭祖诗不同的风格。

可以说，这一组祭祀诗从不同的程度表达了参加祭祀的主要贵族阶层，尤其是周成王的情感，其情真诚动人，可见这种祭祀祖先的诗歌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当然，这种情感虽然真实纯朴，但并非毫无节制。《诗经》祭祖诗里真实的感情和礼制的冲突，正是在合理的规范约束下适度放纵的体现，二者在祭祖诗中辩证的存在，正是《诗经》祭祖诗情感价值的外在体现，也是亲祖情感的艺术化流露。

（二）崇尚先祖美德，勉励后代

与周人不可抗拒的天命观相比，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显得更为具象化，因而周人很重视宣扬祖先那显赫的德业功勋。“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周代，所以在祭祀中被反复提倡。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周之典礼，实则为道德而设”“周之典礼乃道德之器械”④。因而他们敬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品德高尚、不怕困难的人。诗歌中的“皇考”“昭考”被反复歌颂，他们正是被后代所敬仰的圣人。这不仅说明了周民族取代殷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能让后人体会先祖创业之艰辛，勉励晚辈兢兢业业，继承家业。

在“天命靡常”的思想主导下，敬德思艰是祭祀时达到政治训诫的重要手段。这在《敬之》一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①

黄天赫赫在上且不可抗拒，做为天地间卑微的臣子，不能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无法掌控各自的命运。上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隐形力量，它无处不在，并且随时随地监督着我们。作为刚刚继承父业的成王，不能不敬畏上天的警戒，更不能轻视上天的存在，唯有不断学习，并且不断积累、殚精竭虑，才能确保家国人民的平安。《闵予小子》中也讲到，继嗣的成王面对“遭家不造”的境遇，念忧在心，只有“夙夜敬止”，夜以继日，不懈努力，谨慎践行先王先祖之道，才能获得更大进步。《访落》中有“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等句子，既是向群臣求助，又在向武王的灵德祈祷，诚惶诚恐，宛转曲折。

《毛序》谓《小毖》：“嗣王求助也”。这首诗似是在向先王诉苦，但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困境为出发点得出教训并告诫、勉励后辈：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L蜂，自求螫鳌。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①

周成王吸取“三监之乱”的教训，追悔莫及，家国的多重灾难实在令年幼的成王不堪承受。但幸亏有圣贤的美德光照天下，终能挽回局面，得以安定。成王借此告诫后代要小心微患，不及时清除小患则会酿成大祸，就像鹃鹑终究有变成大雕的一天。

综上所述，《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体制风格独特，饱含政治训诫意味，不仅表达了期望得到先祖庇护的愿望，更勉励后代要敬畏仁德，谨慎处事，发扬祖业，与《周颂》其他诗篇相比，有更为动人且理性化的文化意蕴。

注释：

①毛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③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姚际恒.仪礼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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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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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世代相传，以发展身体、增进健康、提高身体机能为目的的人类社会活动。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各个民族，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各个民族的文化交融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形成具有各个民族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

1.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分类主要是以活动内容与形式来划分。以歌舞伴乐为形式的称之为娱乐类；以对抗竞争为形式的则称为竞技类。娱乐类。

1.2.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制约。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传统体育如同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一样与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哪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振兴，那么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就得到发展。

1.2.2 民族传统体育集文化、娱乐、体育于一体。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不同，它的活动内容涵盖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这些体育活动多在喜庆节日或丰收农闲、恋爱社交、宗教祭祀中进行。因此它具有多方面特点。

1.2.3 民族传统体育古朴粗犷，独具特色，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因为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生活，来自民间。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交流、传承并逐步发展，它反映了生活，锻炼了身体，得到了保留。

1.2.4 民族传统体育简便易学，对器材场地要求不高。场地就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随手拿起农具或生活用具即可加入到活动行列中。可见其简便易学易于开展。

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间的比较分析

2.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当前世界文化体系中两个重要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往来不断加剧，国际间的合作及交流更为频繁，特别是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2.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

2.1.2 在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上。

2.1.3 在体育形态、内容、手段上。

2.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补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需要丰厚的历史积淀、浓郁的人文气息，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

2.2.2 中西方国家对优秀的运动项目都有所相互移植。

2.2.3 在长期的发展与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中国所认可。

三、两种体育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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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财政和金融活动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财政和金融有融通资金之意，只不过前者为公共金融，后者一般更强调民间的资金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政府一般不能直接介入市场竞争活动而只能以宏观调控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因而财政和金融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调控手段。财政金融法律制度既有微观的又有宏观的，在选择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手段时，要注意有关财政金融立法是否具有政策性和可选择性。

 

1.微观金融活动立法中的意思自治法则是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

 

在微观的金融活动中，由于资金的融通是民间主体的活动，因而主要是以商事主体活动为主的，要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正如民法学者所说的：生活资源之得丧变更肇因于大自然之造化者，非人类所得任意安有b因而私法所可担负之任务，止于顺乎自然法则而作规定。[1]所以我们不能任意破坏这些法则，否则就等于违背了自然法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众多的金融商事主体都是私法主体都按照意思自治法则和法律的微观规制进行决策。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波斯纳说：依照自愿交易的资源转移，将导致高效率。[2因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活动不应当是在微观领域因为如果一旦破坏了微观主体的正常决策，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依法构建自由和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

 

2.税法的普适性和公平、效率原则是民族自治地方微观财政活动的基本要求。

 

财政法在微观财政法领域体现的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比较典型的是税收征管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征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的行为应当按照基本的行政法律规则行事。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税务和缴纳税款行为与征管机关的征收、稽查、强制措施等行为都不能以发展某地区的经济为理由而加以改变。这是因为“税法是体现税的形成特征和规则所在”[3，“税法的普适性，既是法制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公平、效率的要求。同时还是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4]税收本身的规律在民族自治地方不会有所改变。而且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要求提高本地区的行政执法水平，国家也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执法水平给予合理的支持和监督。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税收执法应当遵守WTO的非歧视原贝IJ、透明度原则、统一实施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这样我们没有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微观行政法律规则上变通的可能性，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微观领域的法治状况符合法律的要求，用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则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二、我国财政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章规定国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技术创新、农林牧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些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因而也就需要在相关财政立法中得到体现。从我国的财政法律体系来看，包括预算法、税法、国债法等法律部门。但是，在我国的财政法律部门中还缺少一个特别重要的法律部门一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法调整的是国家的财政资金如何向特定主体或区域转移的问题，只有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很好地扶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所以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预算的法治化是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最根本前提。

 

我国于1995年开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的财政预算活动，建立了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预算制度，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但预算法仍然有许多制度缺陷，在支持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更是有很多不足。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应当说这是有利于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但是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本身的财力是比较弱的，光有财政自主权不足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从预算制度上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己经是十分必要了。

 

(1)预算法应当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预算资金安排的规定加以协调，对于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如何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明确规定。而现行预算法仅在第31条中规定了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政府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扶助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而该条规定实施起来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可操作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9条规定了国家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但该规定并没有在预算法中得以体现，所以预算法应当做出相应的规定，明确上述各项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

 

(2)我国预算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不利于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财政支持的。我国预算法奉行的“量入为出”原则和有关复式预算的规定对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量入为出”原则表面上看可以控制预算支出，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但是“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反映了封闭型经济条件下政府预算自身收支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预算收支原则，实质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1这一原则不能反映政府的财力需求，政府的预算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大，不利于进行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编制。这样中央和地方预算在安排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预算资金时必然受到政府财政收入预期的约束，因而资金安排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引入西方国家预算法一直奉行的“以支定收”原则，这样有利于在预算编制中政府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扶持的预算开支。

 

在这种预算框架下，政府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看做是客观的资金需求，进而提高政府的支出效率。另外我国预算法上规定了复式预算制度，但是却规定复式预算的编制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复式预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则不再明确编制复式预算。[6复式预算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把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即所谓吃饭财政)和建设性开支(即所谓建设财政)分开，政府能够把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明确地列出来。这样有关政府可以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资金列入建设性预算之中，真正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扶持。

 

2.合理地运用税法上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税法一般来说为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法所包含的政策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税收政策比预算法的实施灵活得多，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包括：(1)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2)农业、牧业、林业等生产条件和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3)合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本地资源发展地方工业、乡镇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但是由于税法本身的规律和税法的复杂性也导致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存在困难。我国税法目前对上述项目采取税收政策专门扶持的立法非常之少，只是在増值税的免税中规定，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和经销单位经销的专供少数民族饮用的边销茶免征増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増值税一般不能作为支持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因为増值税其征税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促进商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节的无障碍地流通，如果针对不同区域而采用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破坏増值税的内在价值。

 

此外还没有专门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上述经济发展项目做出税收优惠规定。要把有关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衔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一般来说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措施，“税收收入的减少便可以成为医生在产出下降时开出的良药。”[8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条例也规定一些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预算法明确规定了分税制，即中央和地方财政根据各自的事权来划分相应的税收收入。政府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目前把企业所得税列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这样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实行减免税政策的同时不会减少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当然在所得税返还上应尽量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照顾。

 

3.国家应当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真正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我们上面提到的许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措施，最终都需要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地看到了转移支付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2条规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増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増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通过转移支付法来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德国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有《联邦财政均衡法》，该法以一定方式使联邦政府的财力能够在各州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它们的财政实力相对平均。[9而我国目前仍没有转移支付法，我国目前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过渡性的，新旧制度的混合体，[10]因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转移支付措施也就没有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

 

但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有许多体制上和结构上的缺陷，因而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有学者在论证西部开发的财政转移支付时指出：应在转移支付目标体系中増大特定目的的非均衡政策目标比重，即要减少一般性补助，増加专项补助”。[11]上级财政应当加大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发展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的项目，如农林牧产业、地方特色经济、合理的资源开发，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上级财政应当帮助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关专项转移支付应当扶持。特别指出的是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应当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力资源的引进与开发。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加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资源开发。

 

三、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金融法律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间接的，不像财政法律制度那样可以把资金或者减免税的政策直接兑现给民族自治地方。在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下，必须谨慎合理地使用金融政策。因为金融政策关系到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否稳健以及维护金融安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规定：国家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一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的，而这些市场领域法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优惠政策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金融立法应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基本建立了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核心的货币市场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制度中都没有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使之能够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配套。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在开发资源、发展多种经济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应当给予重点扶持。”此外，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企业技术创新、商业和医药企业的发展，国家的金融政策也应当给予扶持。而在货币市场的金融立法上，没有关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而且货币市场上的优惠政策还受货币市场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它对于自己的信贷管理是以资产的质量和效益为核心。

 

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般要服从三个原则：安全性、有效性和规模性。因而从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律上讲，它一般不愿意把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因为这样商业银行有比较大的风险，而且收益率也比较低。所以国家不能为了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而责令商业银行向自治地方贷款，这是违反货币市场规律的。因此在货币市场上采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靠央行的货币政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以货币市场的稳健运行为核心的，稳定币值、经济増长、充分就业等都是央行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央银行并不能对这些目标加以直接控制，而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它们施加间接的影响和调节，使进入中央银行的目标区。在充分考虑货币市场的经济规律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1)立法应当规定中央银行运用其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贴现业务、贷款业务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使用再贴现业务和贷款业务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是可行的。中央银行可以对那些开展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贷款项目的商业银行给予再贴现或者央行贷款支持，以鼓励他们向民族自治地方提供资金。这种作法应当在中央银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要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互配套。

 

(2)通过政策性银行的直接贷款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我国借鉴国际上的作法，于1994成立3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由国家投入，贷出款项一般是专款专用，不具有派生存款和信用创造功能。政策性银行具有很强的引导投资功能和补充功能，解决商业银行不愿投资的领域缺乏资金的问题。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营还处于中央政府指挥和命令之下，其运营缺乏法治化的运作机制。有关政策性银行的法律规定，只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该规定过于原则，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导向和资金安排没有任何规定，这将可能导致把国家的资金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所以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法治化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在立法的改革过程中要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都在中央银行法中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