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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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除人均绿地面积为市辖区数据外，其它都为市域数据。

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可以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计算过程如下:

1．2．2Moran＇sI指数通过对GlobalMoran＇sI的全局自相关统计量的估计，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度和空间差异程度，文中通过Arcgis9．0软件的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模块实现。

1．3指标体系建立

在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可量可比性的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发展四要素及两个附加要素)和产业周期理论(产业初级阶段的要素投入)，依据数据的典型性、可获得性和代表性，从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政策体制支撑四个方面选取35个三级指标，构建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表1)。

2结果与分析

2．1资源环境支撑条件首先，对2010年资源环境支撑条件6项指标的286个城市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利用熵值法计算出286个城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将所得数值录入ArcGIS9．0软件，通过自然断点法按四级分类得到如图1a，同样按照上述过程得出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及政策体制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最高的十个城市分别是鄂尔多斯、河源、嘉峪关、威海、石嘴山、许昌、十堰、伊春、黄山和金昌。最低的十个城市分别是宜宾、晋中、南平、临汾、吕梁、宿州、孝感、茂名、内江、贵港，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的均值相差3倍之多。从我国整体区域来看，资源环境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较为分散，且很少是大城市，而条件较差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成渝地区、秦岭淮河一带和广西西南部。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因素主要是人均建成区面积，权重约0．443，其次是人均绿地面积0．377、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0．028、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0．014、工业烟尘排放量0．04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093。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向拥有优良环境、宽松工业园区用地的城市布局，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具有宽松的用地条件和优良的城市环境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向外拓展受限，人口又相对集中，人均用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相对较小。

2．2社会经济支撑条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有交通与通讯，权重约为0．477，金融环境0．286，经济基础0．119，市场环境0．117，可以看出支撑一个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大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交通通信条件和金融环境。从图1b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或重要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天津、广州、东莞、重庆、宁波和大连，大部分都处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核心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较好，有着沿海及沿江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也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及次金融中心，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市场较为成熟，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流条件、金融环境和产品市场。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如平凉、白银、固原、思茅、丽江、武威、昭通、临沧、定西和陇南，处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南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交通通讯设施较为落后，金融环境及招商引资的条件相对较差，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较低，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地区的均值相差31倍之多。

2．3科技创新支撑条件科技创新因素主要有科技支撑，权重系数为0．582(普通高等学校个数0．141、专利申请量0．28、国家重点实验室个数0．161)，人才支撑权重系数为0．418(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59、信息传输及计算机软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46、文化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27、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0．286)。科技创新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广州、深圳及中西部省会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重庆、上海、苏州、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杭州和南京，这些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从事计算机软件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有关创新和高科技行业的公司数量众多，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多，专利成果数量占国内比重较大，如2010年北京高校89所，两院(科学院、工程院)科研院所60家、科技创新从业人员102．72万人，专利授权量3．4万件在全国都居首位。排名后十位的城市有白银、石嘴山、鹤壁、防城港、黑河、双鸭山、中卫、鹤岗、克拉玛依和金昌，这些地区大多是中西部的资源型城市，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少，从事科研、计算机软件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员也相对较少，城市创新环境欠佳。排名靠前的十个城市和排名最后十个城市均值相差25倍之多。另外，图1c中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资源环境支撑条件0．25、社会经济支撑条件0．072、政策体制支撑条件0．158)，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2．4政策体制支撑条件政策体制因素主要是科学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权重系数约为0．616，政策环境0．384。支撑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及京津地区。十个最高值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中山、苏州、佛山、合肥、杭州和珠海，十个最低值城市为广安、武威、钦州、防城港、阜新、广元、七台河、贵港、陇南和松原，十个最高值城市和十个最低值城市均值相差43倍之多。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京津地区的产业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些城市对新技术及新产品的重视程度较高，政府层面上分配较大部分的财政支持新技术及新产品项目的研发，可以及时察觉到国内和世界范围产业发展动态，为实现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2．5综合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

综合支撑条件测度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看作一个底面是正方形，四条棱(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都垂直于底面，长棱和短棱顶端相连的不规则物体，其条件优越度为这个不规则物体的体积(图2)，则体积计算公式为。其中，Imax为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中值最大的，Imin为四方面支撑中值最小的，Ia和Ib为其余两个方面的支撑，R是底面正方形的边长，这里假设为1，由此得到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的值(表2)。基于模型测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优越度属于无量纲且取值范围在0～1之间，经过Arcgis9．3软件空间可视化并将综合支撑条件的值与其均值、四分位点值进行比较，参照自然断点法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图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差异Fig．3Regionaldifferentiationofcomprehensivesupportconditionforthedevelopment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inChina件分为:优势突出区域(≥0．18)、优势良好区域(0．18～0．13)、优势一般区域(0．13～0．08)和优势不显著区域(0．08～0)四个等级(图3)。采用Moran＇sI指数，在Arc-GIS9．3中调用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计算得到Moran＇sI=0．25，Z=18．89。正态分布99%置信区间双侧检验阈值为2．58。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发展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互邻接，发展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互邻接的现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津京地区、山东半岛临海区、珠三角核心地区、长三角核心区、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辽东半岛、福建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这些区域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和政策体制支撑等都有较好的基础，综合支撑条件得分较高。优势良好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区、山东半岛西部、长三角扩展区、珠三角扩展区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优势一般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及东部的部分地区。优势不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中部和南部、四川北部和南部、广西西南部地区。

3讨论

(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和资金投入的特点，决定了在四个支撑条件中，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支撑是基础。政策体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起着关键作用，新产业发展初期阶段力量十分薄弱，需要依靠政府的指引和资金投入促使其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资源环境可以更加突显一个地区的优势或劣势，但并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是巨大的，技术可以促使产业发展呈现成长、淘汰和稳定的过程，因此，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国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用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同时具备四个支撑条件的地区优先重点发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再向地区梯度推移。因此，在辽东半岛、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及省会城市优先重点发展，再向地区推移、辐射，形成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结构。(2)结合实证讨论，如《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全面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合理。因此，广州市等优势突出区域应利用其综合优势全方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层次化和高端化，利用优惠的政策环境、发达经济基础、强劲科技创新活力加强与世界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和竞争，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石家庄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以生物产业为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特色，建立全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但该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存在较多问题如:高端人才缺乏、产业外向度低、相应的基础设施等还不太完善以及面临着京津发达地区产业重构和竞争的挑战。因此，如石家庄市这样的优势良好区域应避免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等某一方面的掉队，全方位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建立起从设计到生产、从城市到重点乡镇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运行体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应发挥本区特色避免与优势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趋同，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作用，引导和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化发展。《玉林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而本地区最具优势的是以柴油机为重点的动力机械制造业和现代中药产业，其他行业优势不足。因此，如玉林这样的优势一般区域应充分发挥本地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建立一两套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体系，其他行业的新兴产业应以配合优势区域和优势良好区域为主。优势不明显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大阻力，而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生产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产品再通过贸易来获得不具备优势的产品。所以，优势不明显区域应以提高人民福祉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通过市场贸易来满足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只有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主要城市发展一定量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制取、天然生物制品医药和现代中药等不需要高投资、高科技的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3)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邻接、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邻接的现象。因此，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形成两个一级产业集群［20］即:长株潭－珠三角－闽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赣北－皖中－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五个二级产业集群［21］即:哈大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辽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山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呼包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要协同发展，避免产业选择趋同和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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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随着山东经济快速发展，加快新能源产业开发利用，既有利于缓解经济快速发展和健康发展“两难”，也有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认为，山东应立足区位优势，着重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地热能、海洋能五大新能源产业，拉长太阳能产业链，建设大型风电场，拓展核能、地热能、海洋能三大新能源领域。太阳能方面，除已形成“世界太阳能利用看中国，中国看山东，山东看济南”的格局之外，德州“世界太阳城”建设也如日中天，山东同时还助推淄博、东营、潍坊、威海等特色太阳能产业集群加速发展。风能方面，山东重点在烟台、青岛、威海、滨州、东营、潍坊等地区建设大型风电场，并逐步向浅近海域发展。核能方面，烟台海阳、威海荣成核电项目正在稳妥推进。

（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作为制造类产品的“高端工作母机”，技术要求高、产品附加值大、辐射范围广，是推动整个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是产业链拓展延伸的关键。在自2011年山东省经信委陆续下发的“三批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园区）名单”中，先后认定济南、烟台、潍坊、淄博、东营等5大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乐陵、临沂经济开发区、威海南海新区等38个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近年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基地（园区）数量逐渐增多。但是，从总体布局来看，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主要集聚在潍坊、东营、德州、烟台、滨州，产业布局较为分散，集聚效应有待加强。图2是根据上述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现状整理所得。21世纪山东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的打造。山东省立足发展低碳经济，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大大促进了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图2可以看出，目前，山东省已基本形成了鲁西北、鲁中、半岛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鲁南地区新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其他产业也正逐步发展。但是，山东省的战略性新兴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这阻碍了山东省取得更大的规模效益。

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布局分散，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山东省抢占新一轮经济制高点的主要驱动力，山东省各地区在充分利用本地区资源禀赋、发挥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加以贯彻落实应当积极鼓励。但一些地区不计区位条件、技术基础、产业环境，一哄而上式的发展不仅适得其反，而且可能导致各城市间产业定位雷同、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甚至恶性竞争的后果。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山东省陆续认定5个产业基地、38个产业园区，是出于“全省一盘棋”的大局考虑，但新兴产业发展耗资巨大且需后期持续投入，再加上一些地方之间缺乏全局配合，这样很容易造成一大批“小、散、弱”的企业纷纷建立，即使存在一定地域上的企业集聚，也难以实现企业协同配合、资源优势共享、集群效应带动的产业体系。

（二）产业层次偏低，创新能力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山东各地都将其作为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然而很多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都是体现在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设备安装不断增加，产能、产量不断增长，这就导致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缺失，高端领军人才不足，同质建设普遍存在。以风电产业为例，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等地的风电项目陆续开展，风电装机容量成倍增长，但是核心风机专利还牢牢掌握在外国大企业手中。我们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离成为“领导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发展环境有待完善，有效市场需求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既需要政府“有形的手”的大力扶持，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激励功能。在新兴产业发展之初，政府通过规划引导来吸引企业和资本进入这个广阔的潜在市场。但新兴产业的产品被大众普遍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在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回落的成长放缓阶段，产能过剩、产品滞销，加之后期投入持续增加，政府财政吃紧，银行借贷和社会资本对新兴产业投资热情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会面临发展瓶颈。

三、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建议

（一）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促进产业整体协同山东省各地区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时，应结合本地产业布局和战略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一窝蜂”式的重复性建设。以新兴产业的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为载体，逐步形成整体协同的专业化产业网络，鼓励发展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供应配套的中小企业，力求在集群内形成高品质的新兴产业企业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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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政策概念。为了尽快形成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环境、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产业政策。其中有关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思路和重点措施的产业政策集中体现于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决定》不仅明确提出“现阶段”将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重点领域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的重点，而且提出了培育发展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思路和政策要点——即“三大任务”和“五大支持政策”。其中，“三大任务”分别是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和深化国际合作；“五大支持政策”分别是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制定完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以及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

    以《决定》为核心的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框架所确定的政策思路和工具是否符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基础？是否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和拓展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优势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国作为后发国家有限的资本、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和政策资源？是否能够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路径和发展模式，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在面向未来的国际产业竞争中获得比较主动的位置？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政策概念的提出先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因此有关这些现实重大政策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甚至有些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处于空白。基于此，本文将我国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理论合理性作为研究框架设计和问题提出的出发点和提炼学术研究政策含义的落脚点。

    针对已经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政策思路，我们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质疑：首先，既有的政策框架是否涵盖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内容——科技、市场和国际合作是否是我国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否还存在科技、市场和国际合作之外的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优势形成的其他关键变量？其次，即便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那些被提及的主要变量又是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即：(1)对于主导技术路径上的主导技术、甚至主导技术路径本身都还不明确的产业，其科技创新的方向如何，其科技创新方式具有哪些特征？如果不能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方向和方式，那么简单地提高创新强度就没有任何意义；(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发展中国家，愿意而且能够消费这些基于新兴技术产品的实验性消费者从何而来？当前政策所大力推崇的应用示范工程与理论上最理想的“实验性或领导性消费者”在何种意义上还存在差距？在此基础上，更大规模的新兴技术产品大众市场又如何形成？(3)对处于国际产业竞争焦点、从而各国政府可能严格控制技术溢出和产品流动的战略性产业，国际合作的主体是谁，国际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又如何？为了回答这三个“基本思路”层面的问题，一个“好”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应当提出一个能够识别并包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下再进行有关主要变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影响机制的分析。

    从政策工具的层次看，以《决定》提出的“五大支持政策”为代表的我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重心，很显然仍然放在了传统的财政性和金融性产业政策工具上。因此，我们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提出的理论问题是，这些应用到传统产业行之有效或部分有效的激励性政策措施是否同样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按照一般的逻辑，激励性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激励以企业为主的经济主体加强对技术和产业的投资，相应地，“加强投资激励”是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尽管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必然是一个经济主体基于经济理性进行物质和非物质投资的过程，但适用于传统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政策分析的理论工具是否可以简单嫁接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中去？如果不能，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政策、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角色和功能提出了哪些特殊的要求？无论是理清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思路，还是提出能够加快这类产业培育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规范性的政策分析和理论研究都必须以实证意义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性质的正确理解为基础。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属性

    《决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可以看出，《决定》更多的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意义的角度出发来定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一个强调“绩效”和“结果”的政策概念转变为可以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学术概念，就必须首先提炼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内涵。只有很好地抽象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经济学属性，才能尽可能充分地调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工具对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学术分析，才能将战略性新 兴产业理论研究纳入既有的经济学语言体系，避免这类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直观地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涉及三个关键词，即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一词在经济学中有比较明确的定义，即生产具有相互替代性的产品的企业群体。新兴产业一词主要出现于技术创新领域有关“产业动态性(industry dynamics)”问题的研究，指的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初创期”的产业。新兴产业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在“产品替代性”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间或阶段的维度。如果产品替代性强调的是企业竞争性的话，那么引入时间维度的新兴产业强调的就是处于产业初创期的企业行为的特征。这里初创期指的是产业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的时期。①根据有关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新兴产业的初创期持续时间因行业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有些产业的初创期仅仅持续两三年，有的则甚至持续50多年(Klepper和Graddy，1990)。初创期的持续时间主要是由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成熟度决定的。其中，主导技术指的是某个新市场中出现的首个集成了大多数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技术特征的新产品或新工艺(Murmann和Frenken，2006)；②成熟度指的是技术机会，即原有技术被新的技术创新所改进或替代的可能性的大小。主导技术的成熟度是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一个重要经济学维度。由于主导技术出现以后，产业竞争的焦点迅速由突破性的新产品创新转向旨在降低产品成本的过程技术创新，这时，基于规模经济性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数量快速下降，因此从时间维度观察新兴产业可以发现，主导技术越接近成熟，产业的初创期越接近尾声。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性决定了这类产业相对于成熟产业必然具有显著的动态性。根据有关产业动态性的研究，市场成熟度是在技术成熟度之外刻画产业动态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由于在主导技术出现之前，存在对潜在主导技术的不同理解，大量新企业(可能是新设企业，也可能是相关行业或无关行业既有企业的跨行业投资)携自己的产品或工艺技术进入该行业。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产业市场集中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多样化的技术竞争大大提高了市场结构的流动性，即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分布快速转换。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成熟度，一方面指的是一般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关注的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另一方面指的是产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随着新兴产业逐渐向成熟产业演化，在市场规模增速逐渐下降的同时，市场结构的流动性不断下降，产业组织结构逐渐向多种外生因素决定的长期均衡结构收敛。分行业截面来看，市场成熟度和主导技术成熟度并不存在简单的单调递增关系。因此，理论上任何一个现实的新兴产业都可以定位于由这两个维度决定的二维空间中，或者说，理论上这个二维空间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潜在的新兴产业的某个特定的成长阶段。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战略性”，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三个关键词中最缺乏经济学理论共识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所体现的经济学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未来性和突破性；二是产业所面向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巨大。第一个特征决定了主导技术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需要更加“耐心”的投资和更加多样化的高强度学习和探索；第二个特征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涉及一国发展的深层次经济利益。也正因此，与传统产业相比，政府往往会通过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参与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不仅是企业层次、更是国家层次的博弈竞争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把技术培育作为产业生命周期的起点，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技术也必定是新兴的，与此相关的一个误导性的观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是由新兴技术的进步推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技术通常是、但并不必然是新兴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是由于既有技术经过“适用性的创新改进”或“技术融合”拓展了更加广阔的产业空间，也可能是因为一项新兴技术在成功应用到新的市场以后获得迅速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历史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案例，以无线通信技术发展为例，其原型技术并不是针对通信功能的技术，而是德国物理学家用来检测电磁波的实验设备，而无线通信技术的主要改进和完善是直到近年这项技术由公共安全领域应用到大众消费市场以后才实现的(Day等，2000)。所以，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或既有产业)的成长路径并不是独立并行的，既有技术和新兴技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交叉融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正因为传统技术和产业与新兴技术和产业的高度关联性，使新兴产业竞争中的最终胜出者往往并不是新设企业，而是传统产业中在位企业多元化投资后形成的进入者(Dinlersoz和MacMillan，2009；Geroski，2003)。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主导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结构的高流动性，因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常常为产业领导者地位的确立和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重要的机会窗口。例如，在ICT技术兴起的时候，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确立了其在半导体、计算机产业的领先地位。后发赶超国家常常是通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而不是沿袭发达国家既有的技术路径实现对传统产业强国的赶超。例如，日本通过发展数控机床技术实现了在机床行业对美国和欧洲的赶超，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兴起的机会实现了对德国和瑞士等传统制药强国的赶超。对韩国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也表明，赶超国家的技术突破不是在比较优势显著的传统产业部门，而是在技术模式具有创新频率高、技术轨道可预见性弱等特点的新兴产业部门(典型如电子行业)实现的(Lee和Lim，2001)。然而，新兴的技术机会只是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领先或赶超的可能性。如果后发国家不具备适宜的资源基础和制度土壤，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会自然成长。因此，提出一个能够包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对于推进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在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问题进行概念化的基础上，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一个既具有一般性、又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要素、匹配、层次”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除了考虑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层次这两个基本问题外，还进一步引入了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动态匹配的问题。其基本逻辑如下：一是识别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国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形成通常需要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历史经验显示，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作用的显著性又存在差异(Mowery和Nelson，1999)。因此，识别关键要素并刻画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第一步。二是研究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特征，即要素之间的协同演进和共同内生问题。三是分析这些要素及其互动主要发生在什么位置和层次(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如下图所示。

    

    本框架第一个维度的工作是提炼影响一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大致划分为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三种类型。首先来看技术性因素。要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首先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新兴技术和主导技术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前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技术范式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范式主要揭示的是技术之间的特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体现为特定技术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模式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即技术所基于的特定的自然科学原理或技术创新的规则，也可能是特定技术所面临的知识环境的差异性，技术自身及其所处知识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特定技术的创新机会、可收益性、累积性和知识基础的差异等方面。在特定的技术范式约束下，技术的演进总是遵循某种特定的方向和技术路径运行，新兴技术进步的过程既包含新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路径的出现，也包含在既有技术范式下技术沿某个特定路径的完善。特定新兴技术发展的过程既因技术范式的差异而存在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性和共性。与新兴技术演进直接相关的两个模型分别是A-U模型和Hamilton模型。A-U模型可以视为Vernon理论在技术层面的应用，该模型将完整的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明确阶段，流动阶段和转换阶段技术创新的鲜明特点分别是经常性的重大产品创新和重大过程性创新，流动阶段和转换阶段的分水岭是主导设计的形成；明确阶段则是产品技术和过程技术都基本成熟后以改进型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Utterback，1994)。Hamilton在A-U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兴技术演进模型。他的模型从企业创新策略的角度将新兴技术演进分为发现、探索、承诺和竞争等四个既衔接又部分重叠的阶段。其中，发现阶段的创新主要是科学推动的，技术进步具有非连续性；探索阶段的创新主要以发现可行的技术应用领域、技术完善、形成明显的市场概念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突出特征；承诺阶段的核心是选定技术路径和商业化战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培育特定的竞争能力，这个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选择主导设计、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出售或授权知识产权等；竞争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强化先动优势、产业进入和退出等(Hamilton，1985)。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经济性因素至少包括产业基础、市场结构、企业战略和市场需求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前三个要素都是供给方面的因素。产业基础主要指的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相关性或市场相关性的传统产业的资源和优势，例如，美国和德国在医疗设备产业兴起时形成的竞争优势就与这两个国家之前在电子设备领域已经形成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关系。这里的市场结构除了SCP范式意义上的市场集中度内容外，更主要指的是新兴产业中的重大创新和生产要素如何进行配置和组织。产业组织有时会成为制约具有巨大潜在市场价值的新兴技术被成功商业化的重要障碍。例如，美国生物领域之所以不能在生物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进而为投资者创造现实的商业价值，其主要原因是企业之间机会主义的短期交易、而不是长期的关系性合作，企业内部研发的分割、而不是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科学和商业边界的过度模糊导致科学研究和商业效率的同时下降等产业组织因素的存在(Pisano，2006)。企业战略包括企业的总体战略和创新、营销等职能性战略。在知识经济和价值链网络化的时代，商业模式越来越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商业模式的成功与否决定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Chesbrough和Rosenbloom，2002)。市场规模和客户需求特征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市场规模决定了研发和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因而有利于形成配置效率(生产规模)和动态效率(创新)相互增强的机制(Mowery和Nelson，1999)，而一国或地区市场需求的性质则常常成为主导技术和新兴技术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客户、特别是“领导性客户”在创新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是新兴技术和产品功能不断完善、技术性能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Von Hippel，2005)。另外，“实验性消费者”不仅是新兴技术最初的市场来源，而且是对不成熟技术反馈需求信息、甚至直接改进技术的重要知识来源，因而对于主导技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Malerba等，2003)。

    制度性因素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一是制度性因素决定了产业系统中各类主体的抱负水平和激励水平，从而决定了整个系统学习的强度；二是作为集体行动的规则，制度起到协调创新系统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行为的作用。制度性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政府的激励结构、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三个方面。政府的激励结构是政府行为目标和导向的基础，决定了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基本态度、功能和角色；在层级制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和行使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起到决定性作用(周黎安，2008)。产业政策既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传统的支持性政策工具，也包括技术路线图等协调性政策手段以及具有供给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功能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不同部门的产业政策可能会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例如，应当鼓励技术和企业的 多样性和竞争，应当加强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培训功能等(Mowery和Nelson，1999)，但有效的产业政策通常都是部门特定的。另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动态性，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微观制度(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委托问题，而且还要符合“创新型企业”的制度要求，即战略化(保证企业的资源向长期的战略性领域投资)、融资支持(保证企业的战略行动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协调(企业内外部活动的协调一致)(Lazonick，2005)。

    “要素、匹配、层次”分析框架的第二个维度是研究优势来源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特征，该视角的研究包含三个层次：(1)技术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匹配。一方面，技术性因素会影响制度设计的逻辑和特征，例如，产业的技术范式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模式——科学推动型还是需求拉动型，产品架构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关键技能和知识形成的位置(Fujimoto，2008)，从而决定了一国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趋于成熟的背后是这些产业的部门创新系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是整个国家的创新系统由旧的模式向新的结构进行深刻转变的过程。创新系统所嵌入的新旧制度体系转型的成本和特点决定了系统内技术演进的速度和方向。每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伴随着由共性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方式所共同构成的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整体变迁，即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常常表现为“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协同演进。也正因为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要遭遇根植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在制度上的巨大抵抗(包括老式的实践、标准、习惯、思想和惯例等)，所以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会在拓展期(deployment)之前经历一个大约二三十年的导入期(Installation)(Perez，2010)。因此，一个完整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分析必须既要包含一个最优的制度框架设计的静态分析，也要包含新旧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特别是对于某些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要求、但应用在传统产业身上却看似行之有效的既有制度安排，这种有关制度锁定和突破的研究显得更有价值。

    (2)技术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的相互适应。一方面，在不同的技术范式下，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创新行为会表现出差异性，例如，生物医药、电子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由于其创新的技术机会丰富，因而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散且企业的创新资源主要投向重大的产品创新；对于基础化工、冶金等连续流程类的产业，由于技术相对成熟，因而市场集中度高且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以生产工艺的持续改进为主；对于机械等产品工程类的产业，由于技术机会一般，因而市场集中度介于前面两类行业之间，企业既注重产品创新也注重有利于新产品技术工程化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艺技术创新(Marsili，2001)。另一方面，经济性因素也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例如，市场集中度会影响技术创新的强度，且二者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同战略资源、处于不同战略位置的企业会内生地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和产品架构；市场需求对技术的影响更加显著，有关“需求拉动”型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证据是，一些新兴技术(如互联网、计算机和移动通信等)获得快速的发展不是因为科学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而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更有前景的市场。

    (3)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匹配。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替代和补充关系在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商业化问题研究中尤为重要。企业将新兴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机制通常包括策略性的手段和制度性的手段。其中，策略性的手段包括先动优势、保密、互补性资产和人力资源政策等；制度性的商业化手段通常有专利、政府采购、奖励和补贴等。策略性手段和政策性手段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也可能是相互替代的。一方面，制度性的安排会对策略性机制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例如，企业策略性商业化手段的有效性越弱，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内部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就越弱；另一方面，企业的策略性活动也会影响某些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例如，考虑到企业在商业化手段方面的差异性，最优专利制度的设计应该更有“弹性”——如引入“专利展期”制度，也即将专利保护期缩短，每次保护期结束后原专利持有人都需要重新向审查机构提出申请以获得下一个时期的专利保护(Cornelli和Schankerman，1999)。

    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的第三个维度是分析这些使得一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要素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哪个层次—国家、产业还是企业。首先，从发展的效果看，有可能一国在几乎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都形成显著的领先优势，也可能仅在某些部门形成行业性的群体优势，但也可能仅在特定产业的少数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其次，从影响的因素和机制看，技术性、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都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一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的竞争优势可能是由于国家层面存在某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环境性因素，也可能是由于部门层次存在的某种部门系统性的因素，也可能是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某种独特的资源或能力使然。尽管不同层次的因素和作用机制之间常常是紧密联系的，例如，很难严格区分企业的紧密合作和互动是部门层次的产业组织因素还是企业层次的能力原因，创新型企业的制度基础既可能是国家层面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也可能是源于特定企业独具的企业家抱负和组织能力。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还是可以将其置于某个特定层次的问题背景下进行分析(Mowery和Nelson，1999)。有关层次分析的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可以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特定来源的微观机制到底是什么，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可以更加明确政策作用的对象和主体。

    “要素、匹配、层次”分析框架对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涵盖了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绩效的所有关键因素，因而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和综合性；该框架考虑到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因而具有动态性和理论框架的自洽性；同时该框架提出了影响作用和互动机制发生的层次，因而对于 问题提炼、实证性经验研究以及产业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启发性。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新颖性决定了，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标准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也仅仅是探索性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更多实践经验的支持。

    注释：

篇4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75-02

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因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在性质、功能、地位和发展道路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领导方式、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上进行革新。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公益事业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可以统称为先进文化产业。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由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历程，而这一过程还将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把上述文化的三种形态作适当的区别和联系，正确处理其关系，是必要的。然而，它们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相互促进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它们之所以可以统一起来，是根源于文化产业产品的商品性与意识形态性可以相容，以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可以统一。只有以文化产业的方式去办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才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才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我们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充分调动以党和人民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并建立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应机制，使主体创造的文化客体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尤其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更应该提倡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确立全球性视野和战略性思维，在全球化文化产业运动变化中把握其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研究和把握国际文化产业发展链上的新联系、新属性，探索其新本质和新规律，扬长避短，力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实现有中国先进文化产业的自主性、独创性和拓展性，开辟发展的新境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凸现，为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我国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进一步深化则为建立发展文化产业的促进机制提供了保障。因此，推进中国先进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有效的促进机制，时机已经成熟。

一、实施三大战略性调整

1、战略性调整的第一个决策: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遵循一般发展规律，建设我国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必须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文化产业是精神生产力的当代形态，有别于一、二、三次物质产业，在人类正在面临的“科技综合体革命”中，我们把它命名为“精神产业”，以凸显其“精神”特征和“当代生产”特征，体现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猛发展，相应的，其理论研究也走在前面，但其根本缺陷是，只停留在“文化工业”层面上，没有从基础理论和精神生产的现代形态上作深人研究。然而，在西方，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观念已成为社会观念并深人人心。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借鉴他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和机制;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性理念，形成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精神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崭新体系，赶超人类文明的新水平。必须发挥优势，建构门类齐全的文化产业体系。诚然，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发达，文明程度高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占得先机，并保持其超强势头。然而中华民族却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和丰富资源;有通过改革开放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有经过长时期努力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成建制、成规模的精神生产技术设备和硬件设施。因此，按照六大支柱产业建构门类齐全的精神产业体系正值其时。

必须推进“两大创新”，做好制度创新这篇大文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我们推进体制创新，目的是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我国的精神产业，总体上处于后发状态。但从辩证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后发未尝不是一种优势。比如我们的科技、教育比较落后，但因为后发，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直接借鉴当代科技和教育的最新成果，不必走漫长之路。而且，落后可以激发奋力拼搏、勇于超越的进取精神，这正是促进落后向先进转化的重要动力。只要我们勇于突破阻碍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体制，把办文化事业转变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学习和认真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那末，有中国特色的精神产业必定能在实现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发挥中坚作用。必须跟踪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前沿信息。我们不单要了解文化产业过去的历史和当今的现状，更要明了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提高主动性，避免盲目性，决心在未来竞争中先拔头筹。

2、战略性调整的第二个决策:结合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进程，按照特殊规律，突出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系统中支柱产业门类。

首先，在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层面上，必须确立文化产业优先发展战略原则，从而实现宏观决策逐步由以物质生产为重心向以精神生产为重心的战略转移，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大挑战。其次，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在战略上，清晰地规划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文化产业几大门类支柱，如教育产业、智力产业、技术产业。集中力量做强做大几个产业，实现大集团突破，抢占文化制高点，力争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战术上，集中全国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力资源，瞄准方向，力争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个战略性项目、某项战略性技术、某项关键性产品和某个枢纽环节，实现重大突破，抢占新兴产业、边缘产业的桥头堡，兴名牌、推精品、出力作。

三、战略性调整的第三个决策:根据科学性、先进性、预见性和发展性原则，合理规划中国先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精神生产力布局。

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的科学性，指的是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在产品、产业规划布局上的协调、合理、美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先进性，指的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人的观念以及人自身的现代化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预见性，指的是发展精神产品和精神产业要具有未来眼光、宽广视野和历史洞察力，能把握住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发展性，指的是要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精神产业和文化产品永葆繁荣兴旺和长盛不衰。

据此，应当确定下列两大规划预期:预期之一，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目标: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素质，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提升精神产品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含量;提升社会和公民的文明程度。从而提升中华民族全面赶超先进文明的内蕴力和发展力，为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文化动力支撑。预期之二，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中的生产力布局。首先，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布局。在特区、沿海城市和发达地区，可利用原有优势，集中人才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科研活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还可设立文化产业发展特区，生产高、精、尖和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顶级产品，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在其他地区可凭借自己的优势，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一批文化企业集团和一批文化支柱产业;形成特色鲜明、利用一切显现的和潜在的文化资源优势的精神产业门类。其次，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并重的方针，着力发展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产品。

二、建立四大发展机制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产业规律的导向机制。

其一，政治导向。文化产业的政治导向，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有利于促进改革、发展与稳定，有利于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实践过程中创新方式方法，一是变指令性为导引性。.文化政治导向的运作方式不能满足于以往的灌输、说教等形式，而要由硬变软，把思想教育和灌输的政治内容内化为人们思想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把以传播者为中心变为以接受者为中心，潜移默化地培养文化消费者的政治立场，使受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接受。三是变狭隘的突击的政治宣传为广泛的持续的、春风化雨般的人文浸润和理性教育。其二，观念导向。其关节点是摆脱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上的误区，摈除把文化产业只作为政治附属物的观念;摈除把一切文化产品都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摈除文化只是娱乐休闲的观念;摈除文化非商品性的观念。从而确立文化产业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的观念;确立经济文明观、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观念;确立文化产业的市场观念;确立文化产业的全球观。其三，产业导向。其目的是尽快确立文化的产业化导向，构筑产业化发展框架，出台符合产业化发展的政策。产业向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按加人WTO要求加快与国际接轨;要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