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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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

一、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全国各地的画像石，雕刻技法最丰富的是山东、苏北地区。而在山东、苏北地区，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种类最多，式样也最全。目前，对济宁、枣庄地区画像石雕刻技法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虽然不多，而综合考察山东或全国画像石雕刻技法的论述中，引用的资料却无不以济宁、枣庄地区为重点。纵观的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六种：

（一）、阴线刻。不管石面光滑或粗糙，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多数还在物象轮廓内施刻麻点、虚线或鳞纹，以突出物象质感。例如邹城龙水，枣庄大洼、滕州岗头、兖州农机学校等画像石。也有少数画像石线刻物象内不再刻点、线、纹，例如薛城南常乡画像石和邹城龙水的部分画面。

（二）、凹面线刻。物象轮廓内雕成凹面，物象轮廓用阴线刻成。嘉祥五老洼、邹城师专、济宁师专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物象外石面有的光滑，有的则刻成竖线纹。

（三）、减地平面线刻。物象轮廓外减地（有深有浅），凸出的物象轮廓平面上再刻阴线或用朱线墨线勾绘，表现物象细部。如嘉祥宋山、邹城野店、梁山后集、泗水陈村、滕州西户口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其中又因对减地方式、深浅和对物像细部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分为下列四种：

1、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平行细密的凿纹。

2、铲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不规则的铲印。

3、深剔地平面线刻：和上述2者不同的是，以上两者凿纹与铲纹极浅。而此技法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较深，一般来说约有1到2公分。图像较密集，轮廓外面积也较小。

4、剔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而在图像内部细部上，施以朱、墨线条表现，不加刀刻。

（四）浅浮雕。物象轮廓以外减地，物象凸出呈弧面，在物象上按需要刻出不同的弧面，以表现物体各部位的立体效果，有些细部或再施阴线处理。微山两城、邹城郭里、滕州东寺院、台儿庄李庄等地，皆出土过此类画像石。

（五）、高浮雕，减地后物像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

（六）、透雕，把物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如安丘墓中柱的人物像。

因素。

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基本涵盖了我国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所见种类，而在此区域中又以济宁嘉祥和枣庄滕州的画像石最为精彩。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是我国的艺术之宝，多次被收录历史文献之中。

二、嘉祥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及艺术特色：

嘉祥汉画像石以其精美的雕刻闻名于世，特别是以武梁祠的最为突出。纵观嘉祥地区画像石其雕刻技法主要有四类：

（一）、减地平面阴线刻。这种雕刻技法在嘉祥地区使用的较为广泛。嘉祥武梁祠、宋山、齐山、甸子、南武山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以武梁祠、宋山一批居多。嘉祥地区的减地平面线刻画像石主要是凿纹减地平面线刻。

在制作时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凿纹一般采用较为细密的竖凿纹（徐村有斜纹处理），凿纹一般较浅，图像突出的幅度不大。在图像的刻画上外轮廓线清晰严谨，用线婉转流畅，视觉上较为突出，与皮影和剪纸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作者的雕刻技法精湛娴熟。画像石的创作虽然以刀作笔，以石为纸。但工匠们对线条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根据不同的需要，或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或粗壮有力，在坚硬的石块上创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历史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一图便是来源于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

（二）、凹面阴线刻。嘉祥五老洼、吴家村、花林村、刘村洪福院、蔡氏园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其中五老洼较有代表性。此种技法图像的雕刻低于平面，制作时先将石头用竖阴阳刻线加工，再在石面上画上图像，然后把图像部分减低于石面，图像的细部一般用阴刻线表现。嘉祥所见的减地较浅，视觉上感觉像是阴模，给观者一种错觉，作者自认为不如图像突出平面的形式感强。这也是画像石发展的一种趋势。

（三）、平面浅浮雕。宋山第二批有一例。此种技法是在减地平面刻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与减地平面刻相比减地更深一些，一般1－2公分左右，在突起的部分作者有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把突起的形体轮廓的边线处理成弧形。此种技法在表现上加进了浮雕的雕刻技法，形体饱满生动，视觉效果也更加突出。宋山所见的一石减地较浅，弧面起伏不大，有减地平面线刻的影子，估计是两种技法转型时期之作。

（四）、平面阴线刻。此种技法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然后直接用阴线刻出图像。嘉祥仅见红山一石是阴线刻。这种形式在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是绘画性最强的一种。

四种雕刻技法中，阴线刻是以刀，用线条表现物象内容，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雕凿的线条，肯定比描绘的线条要简单、拙朴，若在轮廓内补以麻点或虚线，物象便被凸现出来。对表现物象来说，这种做法比单施阴线的效果要好得多。但在粗糙的石面上，物象内外都是斑斑点点，即使这样做，效果也不是很好。于是，工匠们使用类似绘画中线条轮廓内填彩的做法，将物象轮廓雕成凹平面；或者将物象轮廓外的地子减去，视觉效果就比单纯的阴线刻要醒目、强烈得多。

减地平面阴线刻和凹面阴线刻在形式上比单纯的阴线刻更进一层，是阴线刻向浮雕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两种技法所刻的图像的轮廓线和细部的线条刻画的非常流畅纤细，技巧灵活娴熟，表现也夸张大胆，能够很生动的表现刻画对象的形象特点。这两种技法是嘉祥地区出现较多的表现形式，也是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的的典范。

浅浮雕技法当是借鉴了圆雕工艺之法，它将减地平面线刻发展成弧面，弧面取代了外轮廓线，因此立体感更加强烈。在雕刻工艺上，这与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有本质的不同。前三者是以线为主的平面表现，而此是以面为主的立体表现。西汉文、景至武帝末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皆为阴线刻。线条朴拙，甚至有些塞滞之感。物象内或有麻点，但都是粗糙不规矩。画像内容也单调，多为树、房、璧纹一类的图案。很显然，这时的画像石艺术还处在孕育期。

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存在着一种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重要

30年代时，滕固在《南阳汉画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就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做了根本区别。他说：“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想大别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梁祠的产品是属于这一类。”这种分类看似简单，却是抓住了实质。

三、嘉祥汉画像石的发展趋势和区域性特征

（一）发展趋势：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画像石数量大增，内容也丰富起来。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并施麻点或虚线，另外还出现了凹面线刻。前者如邹城南落陵画像石，线条生动、洗练而准确，麻点和虚线的衬刻讲究位置和视觉效果；后者如金乡香城堌堆、济宁师专、微山岛沟南村画像石，凹面较浅，而且很少再衬刻阴线，物象比例也有些失调。

东汉早期是凹面线刻最盛行的时期，凹面深浅适度，外轮廓线清晰，根据不同需要而衬刻在轮廓内的点、线，既简练又准确；物象比例适当，尤其注意表现动物、人物的姿态和动作，嘉祥五老洼画像石是其代表。这个时期仍然存在阴线刻，例如邹城师专画像石，内容布局、物象比例与同类题材的凹面线刻极似，只是没有凹入剔平物象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减地平面线刻开始使用，微山两城、台儿庄邳庄、滕州大郭都曾有出土。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减地较浅且不光滑，物象上的阴线也较简单。

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最辉煌的时期，各种雕刻技法均已齐全，并走向成熟。线刻、凹面线刻单独出现的不多，与其它刻法配合使用的作品还存在着。减地平面线刻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本阶段的主要刻法之一。它与阴线的配合，不单是在凸起的物象内，物象外也经常配以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胡须、车马的绳索或武器的细部。此类作品以嘉祥齐山、宋山所出及武氏祠作品为典型。本阶段新出现的另一种基本刻法是浅浮雕，数量最多，技艺也最精湛，邹城郭里、微山两城、滕州龙阳店等地常见此种刻法。浅浮雕常配以线刻来表现细部，邹城大故村出土的两块画像石，浅浮雕的大树下，人物手持的弓箭就用线刻来表现。这一多种技艺配合雕凿的方法，更加充分地把物体展示出来，达到了单种技法难以表现的艺术效果。由

此可见，嘉祥地区的汉画像石最早可追溯道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由嘉祥洪山一石的阴线刻发可知，但也存在时间偏后的可能性，因为阴线刻法到后期都有使用的记录。东汉早期嘉祥的汉画像进一步的发展，范围有所扩大，而且技法上也逐渐成熟。东汉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刻法即为凹面阴线刻，嘉祥的五老洼士其代表之作。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宋山第二批的部分画像石。嘉祥武氏祠、齐山及宋山一批的画像石应该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汉画像已经达到辉煌时期，嘉祥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刻法比较全面各种技法都有出现，但减地平面线刻较为突出。到东汉晚期汉画像的雕刻技法有进一步发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继出现，而这几种技法目前在嘉祥地区却没有大量出现，由此可以猜想或许嘉祥此时的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减退，豪强地主或达官贵人在嘉祥的地位下降，以至于在汉画像上没能体现出来。

（二）区域性特征：嘉祥周边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作风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除画面的构图风格外，主要是雕刻技法的不同。以微山湖为界，湖之西，嘉祥—济宁区盛行凹面线刻和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除见于喻屯城南张出土的一批外，别处皆未发现。减地平面线刻与浅浮雕技法共存，这里人大概不喜欢把物象的凸面凿成弧面。

湖之东，两城—邹城及曲阜城区，西汉时流行线刻，东汉初盛行凹面线刻，兼有线刻，东汉中晚期盛行浅浮雕。嘉祥常见的减地平面线刻，这里很少有。曲阜旧县出土的几块减地平面线刻作品，作风不仅与嘉祥迥异，与其它小区也不一样，一眼便能看出，此乃临沂地区东汉中、晚期常见的风格。

由此从嘉祥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可以略窥一斑，能构简单推断出嘉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绘画和雕刻艺术的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文化艺术提供一些佐证。

注释：《嘉祥汉画像石》朱锡禄山东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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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象山概况

1.1 荆门的象山，在南宋陆九渊知荆门军前叫蒙山

蒙山的蒙，源于《易经》64卦之第4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为蒙昧的人而能培养正确的人，是圣人的劳绩。陆九渊在知荆门军任上去世后，人们将蒙山更名为象山，以纪念这位心学大师。“巍巍象山，夫子之英。混混清泉，夫子之灵。道气所蕴，百世如新。构此堂庑，以彰见闻。徘徊其下者，思其人而念其有功于民。”这是清顺治已亥16年（1695），荆门知州薛继岩《重修陆文安公祠》时祭奠象山先生的挽歌。当时距陆九渊去世已经500多年。这位州官和荆门的百姓还在深切怀念象山先生有功于民的功德。

象山先生陆九渊在知荆门军的任上，不馑有功于荆门的百姓，短短的1年又3个月，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荆门之政。这位哲人的心学思想更是给荆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究其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核心是“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此理，心即理也”。“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如果人人都有一颗善良之心，为正之心，就可求天下之同心。在天理中寻找做人的位置，从人本有的道德良心中体味做人的道理。

象山先生死后800多年来，荆门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他，在荆门历史上的州官有百余人，唯有陆九渊享受了专祠的纪念。除此，人们还以“象山”命名，衍生出许多含有象山思想的文化。象山中学、象山小学、象山大道、象山市场、象山社区……在荆门中心城区，绝能看到象山的印迹。正是由于有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的功绩，才逐渐在荆门这座具有优秀历史文化的城市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象山文化。

荆门市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象山文化建设。拨专款重修了陆夫子祠，成立了陆九渊研究会。陆研会成立后，对陆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发挥象山文化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勤政廉政建设方面，以陆九渊这位贤哲为古镜，修建了名宦陈列室和乡贤馆，作为廉政教育、传统教育的基地，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研讨方面，填补了陆学研究的一些空白。陆研会对象山文化进行了论证、概括和提炼，即象山文化之所以能在荆门产生和发展，是由于有陆九渊心学理论的指导和荆门人民的早期实践。象山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平民思想的哲学。其核心是：“以宇宙为参照，以天下为己任，昂扬主体意识，存养善良本心、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以道济世、鞠躬尽瘁”。由此而衍生的象山文化在荆门城区不断提升，特别是在象山景区，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更加彰显。

1.2 象山，在荆门中心城区的西部，紧靠象山大道

这里风景如画，景色宜人。象山脚下的“四泉”――蒙泉、惠泉、龙泉、顺泉，清澈的泉水从泉眼涌出，注入文明湖，千百年来，没见其断过流。泉水经竹皮河而东流归汉江，滋润着数万生灵。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到过这里，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存。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蒙泉”碑刻立在蒙泉旁，鄱阳张垓书写的“蒙泉”巨碑为陆九渊所立，嵌在山岩中，并修有半亭。“三苏”父子先后游过象山。1060年正月初五，苏氏父子3人经江陵北上至荆门。在荆门期间，游览了荆门的名胜古迹，写了《荆门惠泉》等著名诗章五首。苏轼在其诗中写道：“泉源从高来，飞下随万脉……萦回成曲沼，清澈见肝膈”。经惠泉往南，沿着山崖都有不少石刻，这些石刻反映了不同时期游人的感怀。再往南就是陆夫子祠了，这座纪念象山先生的祠堂，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沧桑，有文字可考的9次废圮，9次重修。而今的陆夫子祠，青瓦白墙，古朴典雅，庄严肃穆。祠的匾额为当代书法家米南阳题写，祠的大厅供俸百世大儒陆九渊的坐姿铜像。祠内陈列《陆九渊文集》和后人研究陆学的成果，每天都有游人来到这里感悟大师的心学。祠堂2楼是名宦陈列室，两侧配殿左侧是乡贤馆，右侧是纪念馆。在祠后的半山坡修有仰止亭，亭基的山岩上刻有“讲经台”斗大的3个字，这里是当年象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他，修仰止亭景仰这位先哲思想和他的人品。

1.3 象山文化发源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形成于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的事功，滋润着荆门这方沃土

对于荆门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可以经过打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景观，使之更好地教化人、激励人、昂扬人的主体精神，创造更多的财富。

2 如何打造象山文化在象山景区的架构

2.1 建设“象山之魂”主题雕像广场

在游览区东门入口西侧，规划出一片广场，广场上竖立一尊“象山之魂”陆九渊的全身大型雕像。雕像为陆九渊正在讲学――讲解《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的状态神情，正合象山先生“听讼于此，讲学于此”之意，表现百世大儒（士史之师）的风采，彰显象山文化在象山景区的由来及文化品位，给人以高大磅礴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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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当其他古老文明早已进入历史的长河中时，只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延续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古文、诗、词、曲、赋、音乐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歇后语、寓言、神话、小说、传统节日、中医、武术、占卜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包含了五千年积聚的一切人文思想文化。在众多传统文化中，有关“家庭”的文化内容从古至今都深深的影响着先人和我们的生活，促进家庭的繁衍生息、推动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例如，单是成语典故中记载的涉及“家”的就有近400条，比如“成家立业”、“家长里短”、“如数家珍”、“万家灯火”、“家常便饭”等等，这就足以说明了“家”这一概念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何其之重，而这里的“家”绝大多数指的就是“家庭”，本文即对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影响的几个方面做以阐述。

一、节日文化对促进家庭和谐的影响

从促进家庭团圆的角度来说，春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文化节日。它是农历的岁首，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节日，是中华文明最集中的表现。每到年终岁尾，回家过节几乎为华夏亿万子孙所期盼和憧憬。每到农历年三十前后，自家亲人便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贴春联、吃饺子、放烟花，好不热闹;很多因为在外工作导致一两年都没能相见的亲人，因为春节团圆可以彼此相见。

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的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是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节日之一。每到这一节日，便有赏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团圆美满、家和万事兴，已经成为炎黄子孙注入血脉中的精神品质。

再比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就是教育子女尊敬老人的一种重要形式。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便是写的这个节日。这经典的词语表达了诗人对家里亲人的思念之情，体现了诗人爱“家”的情怀。更为重要的是，现如今，当这个节日到来时，各地也都积极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将小家引申为大家，由对自己家人老人的尊重，上升到全民对老人的尊重。而且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化重视，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必将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的常态化氛围。

二、家书、家训文化对家庭育的影响

中华民族历来对家庭教育子女非常重视，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家风，时刻都在影响着个人的品格，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而这种家风、这种文化在家训、家书中得意传承。比如诸葛亮在给儿子的最后一封家书《诫子书》中说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就是在告诉孩子，要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不恬静寡欲就无法明确真正的志向，不摒除干扰就无法完成远大的目标。学习要静心专一，才干要源于学习。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留有著名的《家书》。在家书中，始终强调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唯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除了生活上勤俭，在立事方面，他则经常告诫子女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种思想到现在都被很多国内外诸如比尔盖茨这样的富商所推崇。

此外，《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家书家训的名篇，对后世起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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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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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079-02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影像传播的时代。自从1990年以来，DV就以其个性传播的特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DV影像的制作中，DV成为个人进行影像表达的重要工具，由此揭开了个人影像传播的序幕。DV是英文Digital Video的缩写，原指数码视频摄像机，现在，一般指的是用数码摄像机拍摄或用家用摄像机拍摄，并通过数码技术进行转换，主要供网络播放的影像作品，也可以称为DV电影。那么，与之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网络电影，不过网络电影一般有两个涵义：一是把普通电影拿到网络上播映；二是指利用数码技术拍摄电影，直接在网络上播放。本文用DV影像而不用DV电影，是因为部分DV作品还够不上严格意义的电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只是一种个人影像。

一、DV影像概述

DV最开始只是一种技术现象，它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在现有的电视系统中，其播放质量达到了专业摄像机拍摄的图像质量，音质达到CD级质量，并且还统一了视频格式。此外，DV轻巧的机身在拍摄时有着不易察觉的优点，操作的简便又模糊了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而且还能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编辑。这样成熟的技术为DV摄像机带来功能提高和成本降低的双重效果，这一变化使得影像制作不再受制于高额的成本预算和难以接近的专业门槛。从此，民间DV拍摄由梦想变成了现实。现在，DV日益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包括DV爱好者、行业应用、纪录片拍摄、DV电影创作、电视节目制作等庞大的DV适用人群已经形成。而且DV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尚意味的词语，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表现的最佳手段。“DV着生活”成为一种时尚，甚至在电视、网络、杂志上，在大学校园里，年轻人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今天你DV了没有？”但是DV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时尚现象。因为“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形而上的，总要引起人们的观念更新，进而对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1]。正如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次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2]。

二、DV影像的传播意义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DV传播无疑可以说是一场影像传播革命。追溯影像传播的历史，从最初的绘画发展到摄影，然后又有了电影、电视，直到今天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多媒体为辅助的互动数字网络视频，人们始终在追求传播信息、表达自我更为完美的形式与更为自由的空间。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方式空前繁荣，人们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去追寻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有条件去参与信息的表达。DV的出现体现了从传者为中心到受众为中心的传播主体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说，DV带来的是一种时代话语的自由表达。这主要表现在对昂贵器材资源的占有不再是那些专业机构的优势。尤其“对那些不掌握专业影像技术的普通观众来说，终于从昂贵器材资源的屈从中解放出来，才获得了用画面交流和表达的话语空间”[3]。同时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影像记录方式，个性化的DV创作以它特有的姿态――平和的意识、平静的心态、平等的视角来记录和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种创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市场的取向和制约，通过时间和时代的流逝展现一个普通个体的遭遇与生存状态，进而呈现一种摄制者对于历史与时代的理解。在DV爱好者的心里，将DV视作一支笔，一支反映现实的笔，甚至DV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个人表达方式。这种影像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拥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一种写作的语言，一种张扬个性的自由。DV成为生活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理想工具。

另外，仅仅在电影领域，DV的出现也使得电影的传播媒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无胶片电影，这是影像传播的巨大变革。世界电影史上首部无胶片电影《Titan A.E.》（片长90分钟）通过IP网络进行数字化传送，并于2001年6月16日在Supercomm贸易展览会上首映。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向电影院里的观众播放直接从因特网上下载的电影。从理论上讲，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电影胶片一枝独放的时代可以结束了，胶片电影、电视电影和DV电影/网络电影等多种电影形态并存的时代即将到来，尽管绝大数人能够看到全数字电影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三、DV影像的文化价值

（一）DV是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一种重要载体

文化是DV发展所离不开的土壤，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作用。随着DV的发展与繁荣，形成了内容丰富与形式多样的DV现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一股看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推动，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DV的传播引起了一种新兴的文化潮流。作为影像传播形式的一种，DV传播因其特有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表现的独特内容，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DV把过去属于一种艺术行业的专业行为，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的消费行为。它让普通大众都拥有了影像表达的权力和自由，可以用DV去观察人生、透视人生。DV文化传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DV创作者个人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养等综合因素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其价值取向也是创作者内在修养的展示，所以，DV影像传播的内容，通常是创作者利用DV作品来反映自己眼中的大千世界、表达个人的思想意识，体现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张扬自己的人生。正是这种源于DV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所以DV传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收视率和商业利润，而是希望能够重拾大众的理性思考和价值批判。因此，DV的普及必然会产生出大量的活动影像，社会将拥有丰富的影像资源，然后这些影像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成影响我们的一种共同记忆。相信在许多年以后，这些共同的记忆就会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二）DV影像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话语空间

DV影像传播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内涵：因为DV影像赖以生存的网络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地方，任何人除了欣赏各种影像外，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意见，于是，文化之间不再有上游与下游之分。换言之，DV影像是一种真正自由、平等的文化载体，是一种无障碍交流的话语空间。

随着DV的普及和DV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DV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DV作品，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比如被誉为“中国DV电影第一人”的著名导演贾樟柯所拍摄的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多次参加了世界各大电影节的展映与奖项角逐，《三峡好人》在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夺得最佳影片金狮奖。在大学生创作群体中也出现了许多像《花开如云》、《我的爱情真伟大》、《六号七号》、《假象》、《请投我一票》、《铸剑》等富有新意、极具个性的作品。至于在视频网络上，更是有不计其数的个人DV在传播和流行。那么，中国DV要进一步发展，扩展其影响力，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是继续其民间作风、我行我素呢，还是走大众传播的道路，融合到主流媒介当中呢？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当DV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DV作品能否找到一条畅通有效的传播途径以实现创作者与受众的交流与互动，必将成为影响DV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DV爱好者最初用DV拍了片子以后，都是在电脑上进行转录和剪辑，然后上传到网络，于是民间的DV影像首先在网上开始流行，各种关于DV的网站层出不穷，网络成为DV传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网络为DV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并且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也使DV的创作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但不可否认的是，DV需要大众媒介进行传播，DV文化也需要大众媒介来推波助澜。从目前DV传播的发展趋势来看，DV与主流媒体正逐渐走向交融，从前些年凤凰卫视公开征集DV作品，到现在许多电视台都开辟专门的播放DV作品的栏目，像中央电视台《我看见》、北京电视台《晨间看点》、上海电视台《新生代》、安徽电视台《观众与屏幕》等，都为DV作品的传播开辟了交流渠道。另外，有些电视台还采用DV影像的形式制作新闻节目，有的电视台还定期组织DV作品大赛等。

四、反 思

DV作为自由的化身，是当下传播世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商业化时代，一切东西都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环境里，DV如果过分地“大众化”，则必然会在市场的导向中去追寻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使DV人原有的创作激情和理想消退，使DV作品的整体精神发生蜕变。

因此，DV影像的创作应该寻找一种平衡，必须防范由于过分大众化而失却其保有活力的原始性与冲动性，防止失去它本质的独立制作的原创精神而在市场化运作中被复制和模式化。真正的DV人，应该坚守DV影像制作的原创精神、独立个性以及文化品位，抵制商业社会大众文化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侵蚀，执着于“独异个性”的创作激情。可以预见，DV影像由于其几乎不受制片人、观众的限制，不受商业资金、流通和发行渠道的限制，可以进行自由的、完全个人化的表达，因而可以使影像表达和影像传播更趋风格化和个人化，DV电影成为大众的个人日记，法国小说家兼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阿斯楚克所呼唤的“摄影机笔”[4]的时代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1] 刘燕南.信息高速公路与未来传播展望[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3).

篇6

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即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应该把握的大方向，那么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要想明确认知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如下几对关系：

一、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不同法系有着不同的追求。大陆法系弥漫着法律的确定性，欧美法系散发着法律的灵活性。然而，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或者说法律的魅力就在于其确定性，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因此对于冲突规范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法律的确定性。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会导致法律的僵硬与滞后，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案件是复杂多变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确定的法律能否适应多变的现实，或者说在法官审理案件时，一方面局限于法律的束缚，一方面有碍于实践的灵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如何利用法律促进民商事当事人的交往?简言之，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异议最大就在于，在制定冲突规范时是以确定性为主还是以灵活性为主。

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制定冲突规范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维护法律的价值，另一方面，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确定性作为基本条款，灵活性作为辅助条款，同时给予法官有条件的自由裁量权。在冲突规范的立法中融入以下观点：

第一：软化连结点，即在冲突规范中加入可替代的连结因素或者并行的连结因素，例如对于合同的准据法，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规定适用的准据法，那么可以适用合同的订立地法、合同的履行地法、合同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法以及货物所在地法等。

第二：规定例外条款，即如果依据原有的冲突规范所选择的准据法仅仅与案件具有微小的联系，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与案件有更为密切的联系，那么则适用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

第三：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即有条件的自由裁量，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官应该在给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以适用的法律中进行选择。

总之，冲突规范的设立要以确定性作为原则，灵活性作为例外。

二、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

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即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也就是说在案件中如果选定了管辖权，规定了由哪个国家进行管辖，那么就适用该国家的法律，而不考虑适用后所产生的实体效果，这种方式更强调冲突正义。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在选择适用准据法时，突出强调法律适用后的结果，追求个案的公正，其主导理念在于“利益分析说”或“结果导向说”，在充分考虑适用各个潜在准据法对当事人影响的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或者最有利于国家政策实现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以冲突正义为导向的国家，选择好像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实体法律之间进行的，冲突规范可以被理解为“国家的选择”规则或者说“管辖权的选择”规则。话虽如此，但是在追求冲突正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甚至排除实体正义的追求，大多数国家，在制定法律适用规则时，虽然强调冲突正义，但也规定了特殊情况，例如涉及到弱势群体的保护时，就会相应的考虑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做出让步。

传统冲突规范以实现冲正义为目标，不考虑所选择法律的实体法内容。这种冲突规则指引的法律是根据案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考虑被指引的法律的实体内容，没有查明实体规则内容潜在的冲突，没有明确实体规则潜在的政策冲突以及它们自身所包含的利益取向。只有当所选择的法律与本国的公共秩序原则相悖时才会被考虑。以“结果导向说”为主现代意义的冲突规范于传统意义上的冲突规范相比逐渐占据了上风。例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就目前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单单仅就追求冲突正义的国家而言，在立法过程中冲突正义也并非像一块铁板不可被触碰，追求冲突正义时，也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二者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互相独立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才是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

三、内国利益、外国利益以及国际利益

内国利益，也可以成为法院地国利益，经由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法作为准据法违反了本国的公共秩序，那么则排除适用，内国利益可以理解为对本国的生存发展、本国的生态文明或者单纯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都属于内国利益。外国利益，即本国以外他国的利益，例如准据法所指引的国家的利益、与案件有关的第三国利益或者案件没有关系的其它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也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公共秩序，也就是维护人类本身生存和发展、超国界的维护国际社会的利益，例如冲突规范中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条款、消费者合同以及劳动合同中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均旨在维护国际公共秩序。

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各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本国利益、保证本国对外政策的实现、最大程度的维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因此，在立法过程中，涉及到本国的重大利益的不允许外国法律有所损益，通常情况下通过直接适用的规范或是强制性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外国利益，内国法院选法的时候很少予以考虑，换言之，是否违反外国利益并不在法官选法的考虑范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过程中都应该体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国际司法立法应该在尊重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充分体现内国利益，重点在于实现内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二者相互促进。而对于外国利益，笔者认为则更多的应该通过双边条约来解决。

四、法律分割论和同一论

有关“分割论”和“同一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合同领域，并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合同各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分割论”主张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同一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因为合同中不同法律问题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同一论”主张适用同一法律来解决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因为合同是一个整体，这样便于合同的履行，纠纷的解决。二是对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质的合同，“分割论”主张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同一论”主张适用单一的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分割论”和“同一论”之争由来已久。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法则区别说时期，巴托鲁斯就主张对同一合同的不同法律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如合同的性质，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行为能力，合同的形式、合同的生效性等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后来许多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纷纷接受并采纳了“分割论”的做法。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对合同的法律适用的分割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实质内容等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个问题：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各国在立法中采用分别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制。

但是也有学者反对“分割论”，认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合同都是一个整体，不应该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另外，在实践中对于司法工作者而言，无疑带来了沉重的任务量。同时，合同之于当事人双方是一种合意，既然在合同中选择了适用的法律，那么就代表了当事人双方有意用一种法律来解决合同中的有关问题。并且对于不同种类性质的合同，也应该用同一种法律规范进行规制，因为，合同其本质来看就是一种合意，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同一论”可以保证合同关系的稳定。“同一论”的论述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对于一项合同，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冲突，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那么实践过程中的繁琐也是在所难免的。另外对于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合同采用同样的冲突规范进行规制，那么则否认实践的复杂性，增添了法律的滞后性。

但是“同一论”并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一方面，采用“同一论”维护了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保证了合同的整体性。应该说，合同既是一个整体，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割成不同部分，所以对待“分割论”和“同一论”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互取其长避其短，乃是当今国际私法立法该有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各国立法和条约也都在分割的基础上，注意维护合同法律关系的完整性。

五、“客观论”和“主观论”

法律适用的“客观论”，是指以某种固定场所作为连接点来确定法律关系适用的准据法。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是“客观论”的代表论述，萨维尼所应适用的法律，只应该是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依其自身的性质的“本座”所在地的法律来调整。法律适用的“主观论”，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根据当时人实现选择的法律对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目前，理论在合同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并且在侵权案件中，越来越多的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解决选法的问题。

法律适用问题上，“客观论”和“主观论”都有其自身的优点。首先，客观论者认为，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客观论”便于当事人预见和遵守，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便于国际民商事的交往。其次，主观论者认为，国际民商事交往究其根本来看是私法活动，应该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当无意思自治或者意思自治不能时，“客观论”才得以适用。

主观论者和客观论者的表述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客观论者忽略了民商事关系的灵活性、复杂性以及自治性，进而导致僵硬，甚至不能有效地解决实践中的我问题;同时对于主管论者而言，只看到了国际私法的私法性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国际私法潜在的国家利益，过分自治会引起实诚的混乱，最终也将不利于国际民商事的发展。

因此，在笔者看来，“主观论”和“客观论”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在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精确选法过程，最终找到法律关系的“适当法”。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调和因素，萨维尼晚年在论证合同的法律适用时，很明显的关心当事人的“内心期待”。从这一点来看，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主观论”和“客观论”必将走向融合。

篇7

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3-01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庄哲学，提出了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截然不同的思想观点。在老庄哲学中，自由思想是其重要思想之一，从老子的“清静无为”、庄子的“逍遥”到魏晋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唐宋明清，自由思想皆有体现，且影响深远。

老子主张的是“道法自然”世界观，他有游世的境界，又有化民的抱负，但却站在旁观者的立场静观社会政治的发展，认同清净自治的自由之道。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说让万物、天下自由发展，从而达到“自化”“自定”。老子主张使人民在“见素抱朴”中养成“公序良俗”，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家。这正体现了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老子的这一自由理念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成功实施有深远影响，汉代初期出现了“官府若无事”，“事少而功多”，“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清平局面。

与老子的自由思想相比，庄子的自由思想更多体现在对宇宙的思索，对现实的超脱上，更加个性化、艺术化、理想化、精神化。《逍遥游》一文中，自由思想是其主题，“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说的正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庄子·至乐》中《鲁侯养鸟》一文“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 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表面说的是养鸟、实际说的是治民要顺乎自然，使其自由发展。《庄子 齐物论》一文：“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也体现庄子向往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到达逍遥自由的境界。蒙培元说“庄子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心理的自由境界。”庄子的世界，是一个天地的、超现实的、虚无飘逸的自由王国，虽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仍令历代文人心向往之。庄子的自由，是“无待”，是“不以物为累”，是“天人物我之并存齐在”。

庄子批判黑暗现实，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适应了汉末魏晋士人的需要。所谓魏晋风度其实也打上了庄子时代的思想印记。竹林贤士的放浪形骸，超凡脱俗的个人品格是自由思想的外在体现，他们批判政治黑暗，向往心灵的自由与人性的升华，他们有的追求养生，有的退隐不仕，有的高唱无君，有的寻求享乐。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对庄子思想继承、发展、改造，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庄子思想的影子——流咏兰池，和声激朗。操缦清商，游心大象。”“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诗中提及的“游心大象““游心太玄”“优游卒岁”，体现了嵇康对“游心”“优游”的向往，是空灵、美丽、诗化的自由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诗化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晋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也找到了美与自由---“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陶渊明的归隐，是对老庄思想的实践。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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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金辉，丁忠毅.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2010（5）

4.于运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J].对外大传播，2007 （1）

5.李向民，王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G].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6.黄力之.论国家形象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11（4）

7.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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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广告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使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作为商业信息载体的广告，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一面，张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如孔府家酒的广告有的血缘文化、人伦亲情等。

二、“和而不同”――儒家文化的和谐统一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的，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近来，各企业或产品纷纷打出“绿色”、“健康”、“环保”的主题便是对“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体现。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三．“仁爱万物”――儒家生命价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着“仁”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从先秦古籍记载中看，“仁”还是统治者或者“君子”们专有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讲“仁”行“仁”。有时“仁”还包含着爱亲、爱人与爱国的意义。而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仁的含义进行了创新的解释，认为“仁”具有两重涵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首先，孔子提倡仁爱，认为人应该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以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在现代广告活动中,“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在公益广告行为中多有表现。商业广告中，浙江纳爱斯集团的广告传播在这方面体现较为显著：子品牌纳爱斯牌牙膏的电视广告《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然而当小女儿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儿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景凸现了产品所附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者对爱的共鸣。而雕牌洗衣粉《洗衣篇》则由乖巧的小女孩一句“妈妈，我能帮你洗衣服了”道出了儒家倡导的“孝悌”之情，也犒慰了天下众多父母的心。

其次，爱人，以爱人之心待人，固然是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要求树立主体的人格，必须从自己做起。台湾资深广告人何清辉为“台北市家庭计划中心”创意的“奶嘴与”的公益广告作品中承袭了儒家的上述理念，呼吁人们“多一分小心，少一份担心”，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厉害关系着眼来倡导人人自爱，以求社会规范。

最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以“羞恶之心”为“义”，以“恭敬之心”为“礼”，以“是非之心”为“智”，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则公益广告，通过表现一位小女孩在星期天的清晨，被母亲强迫着东奔西跑地参加各种培训班，最后累得虚脱的故事情景，来引起所有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们的正视和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还给孩子们”。尽管望子成龙成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有个“度”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忠恕”，片中的母亲因为把握好这个“度”，才导致女儿最后累到虚脱，事倍功半的后果。

四、“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

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初民在“人”的观念中创造了“神鬼”，但却淹没了人们思想中的“自我”；后来周公所创设的“周礼”是孔子人学思想始终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并为人本思想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孔子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开创者，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修养体系和伦理性人学思想，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孔门弟子沿两条线索发展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内圣”与“外王”。早期儒家的人学发展史是追问于理性和信仰、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历史,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人的本身与发展。孔子注重人,鼓励人冲破种种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五、“人无信不立”――儒家交际观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对人的品性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表示讲信用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说“言忠信，行笃敬”，认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最终取得别人的信任而自立于社会之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誉，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人际交往中，非但没见削弱其丝毫作用，反而愈益迸发其固有的作用和力量。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一个商家如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信誉危机，损失的将部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会有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广告主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大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推广诚心行为，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运营过程中对信誉的奖励和维护显得更为注重了。

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的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华文广告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相信儒家文化广告在更加宽广、更为自由的发展平台上，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语言书写未来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宋玉书王纯菲:广告文化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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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马世骏曾强调，对城乡这样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不应将各亚系统分别对待，必须重视整体综合。在城乡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的，都要求其他系统的配合与支持。人口与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和农村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涌入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滞留农村。目前，城乡一体化建设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遇到了不少顽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

1、农村庄园化

庄园立足于自然村落，没有人口聚居就难以成为庄园。而在一个村庄中，房屋、土地、人口是主要的构成因素。庄园结构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土地和人口的结合。没有土地，人民无以为生；没有人民，土地不得耕种。土地又分为领主自营地和农民份地。

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要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稳步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量，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同时，庄园经济有助于保护区域农产品的经济优势，能够统筹人力、科技、政策等资源，让农民们树立“依山靠山富于山，依水靠水富于水”的意识。切实的保护好环境，避免农村盲目发展其他产业带来的巨大污染的问题。自营地中的果园、菜圃之类可能为篱笆或栅栏所圈围，但耕地多以条田的形式散布于村庄的几块大田之中，而很少连成一片。虽然，自营地所占耕地多数是较为肥沃的土地，但集体共耕的原则使之与农民的份地交错分布。

庄园经济有助于农业产业链的构建，以前的农民都是单纯的出售农产品，有附加值的很少，更别说全球眼光了。庄园经济通过严密的组织，通过宣传、策划、加工、营销，把简单的农产品变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品牌产品，有效地遏制了“谷贱伤农”。

2、城市园林化

城市园林化或称城镇园林化，即要在城镇所辖范围内实现园林化的任务。怎样有效解决好城市的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城市郊区的科学规划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环节。这里应该成为一个缓冲带，城市的设计上就应该以园林化为主，对入驻企业实行严格要求。主要以低污染低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高科技农林生产企业，各大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为主。

2.1、城市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污染严重、无生命设施过多导致热岛效应严重

市民生活、工作于“水泥钢铁牢笼”中，环境嘈杂紊乱，失去生态平衡。在文态方面，既缺乏高品位民族文化内涵，又日益感受庸俗低劣文化之压力。

2.2、开放园林景观

国内皇家园林、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广场绿地与绝大多数寺庙和文人园林，早已开放，游人如鲫。故城镇园林绿化仍亟待大发展，并达到美化、香化、彩化。

2.3、在城市园林化中，既要解决城市生态问题，又要提高文态建设质量

城市大园林要发挥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游憩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等综合的效益，使城乡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兼得其利，获取双丰收。

3、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一政策制度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城乡居民机会不均等和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问题。我国需要创造条件尽快取消对农村居民的各种非国民待遇的政策规定，取消现存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有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法律环境。还需要健全农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积极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龙头工商企业与农户合作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资金短缺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繁荣农村经济，首先需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需要探索发展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改变我国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转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但是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特别需要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要保持城乡这一复杂巨系统的高效率运转，必须要强调和重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外部系统间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城乡间人口的合理流动，将会促进城乡间人才、科技、信息、文化等的交流，从而繁荣城乡经济。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城市—乡村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城乡复合系统发展的需要，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成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系统工程。

结束语

通过两化一统的建设，城乡结合更加紧密，唇齿相依。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全面协调，也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长期、和谐、健康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高度发达，鸟语花香的美好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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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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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课堂随时有意外生成，引导学生合理探究才是解决意外生成的最好方式。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捕捉意外生成，引导学生结合实验条件、药品、装置和操作进行探究，从自己的角度对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猜想与假设，从而诱导学生的思维，激励学生利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意外，探索意外之后的化学本质。比如在学习有关“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时，有这样一道探究题:利用金属铝分别与稀盐酸、稀硫酸反应，探究铝与酸反应时反应速率的快慢。教师利用了边实验边猜想的方式进行学习。实验情境:实验1:将相同大小、形状相同的铝片分别放入2mol/L稀盐酸、0．5mol/L稀硫酸中，观察实验现象。学生观察到铝片与稀盐酸反应要比与稀硫酸反应剧烈，放出氢气的速率快。学生便从反应的本质进行分析，对造成这种实验现象的原因进行猜想。猜想与假设:铝与酸反应的实质是铝与溶液中氢离子的反应，稀盐酸中氢离子的浓度大，故反应速率快。实验2:将相同大小、形状相同的铝片分别放入1mol/L稀盐酸、0．5mol/L稀硫酸中，观察实验现象。实验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反应速率相同，还是稀盐酸与铝反应产生的氢气剧烈，反应速率快。这令学生感到非常的意外，铝片和氢离子浓度完全一样了，唯一不同的就是氯离子与硫酸根离子，这让学生拥有了其他的猜想。猜想与假设:氯离子、硫酸根离子可能影响反应速率，氯离子具有促进作用，硫酸根离子具有抑制作用。实验3:在铝与1mol/L稀盐酸中加入少量硫酸钠固体，观察实验现象;在铝与0．5mol/L稀硫酸中加入少量氯化钠固体，观察实验现象。“意外”让学生有了新的发现，唤起了强烈的求知欲，积极主动地找不同、寻根本，从而在相互比较中有了新发现，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学生体验到了猜想与假设的魅力，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探究能力。

2．方法渗透中的“猜想与假设”，理性思考，探索创新

学生在化学学习中，更注重方法的渗透和思想的领悟，利用“猜想与假设”可以实现学生对原有知识的整合，从而进行理性思考积极创新。在化学的教学中，学生只有对演绎法、类比联想法、归纳法等科学方法进行熟练掌握，才能使学生的猜想与假设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逻辑性。比如在学习有关“乙醇的结构式”时，学生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得出了乙醇的分子式为:C2H6O，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乙醇的结构式进行猜想，得出乙醇所有可能的结构。猜想并不能使学生直接建立实验进行验证，教师要适时地组织学生进行合作讨论，让学生对这两种结构式进行观察，利用对比法找出其中的相同与不同，利用假设法设计实验与猜想结果。实验方案:将1mol乙醇与足量的金属钠进行反应，收集生成氢气。猜想与假设:根据氢原子所处的环境不同，假如是结构式Ⅰ，则可能收集到0．5mol或2．5mol或3mol氢气;假如是结构式Ⅱ，则只能收集到3mol氢气。在实验的指引下，学生收集得到了0．5mol氢气，顺利得到了乙醇的结构式。同时也掌握了碳四价理论，对乙醇的结构与性质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猜想与假设使学生学会了分析、对比和逻辑推理，逐步渗透了化学学习的科学思维，向学生证明了猜想与假设能力的重要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