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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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篇2

翻译了17年，被认为像《魔戒》

引起更多中国读者关注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蕾将德语版《西游记》的开头部分回译成现代汉语，发在微博上：“有一首诗说：太初混沌不分/天地晦暗地混淆在一起/万物模糊，横无际涯/谁都没有见过那时的景象……”

中文版《西游记》的原文是“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不小心当了网红”，王蕾说，微博里的这篇回译之作，浏览量高得不同寻常。很多读者看回译，觉得是类似《魔戒》的史诗。

王蕾认为，回译的《西游记》，有些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的作品《精灵宝钻》。

学者李天飞也被王蕾的回译触动。在他眼中，《西游记》本有市井小说的特征，带着戏谑。德译，再回译，文本带有了西方文学的壮美和悲剧感。

中国读者的反应，林小发根本没料到，“但现在想想当然也不奇怪”。

林小发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足足花了17年。对她来说，漫长翻译过程中的成长与挫折，恰恰应和了《西游记》的主题――取经。

在自述中，林小发写道，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读了一些构成明代文人常识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佛经，还有与《西游记》相关的一些道教经典，如此一边阅读一边调查研究，“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取真经’的过程。”

她还到处走访寺庙、道观，向大德高僧请教书中一些深层涵义的解释；大量阅读18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从歌德等人的诗歌中感悟修辞技巧。

“与其说牺牲了长达17年的时间，不如说是在不知不觉地挖掘一个莫大的宝藏，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林小发写道，“译本出版了之后，我从许多读者的反馈得知，小说在这些方面的寓意得到了有效的传达，对此我深感欣慰。”

在浙江大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游记》

林小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得很突然。1983年，中国广西的一个杂技团访问比尔，林小发被介绍册上的中国字迷住，开始自学中文。

有网友激动地认出了她：“这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呀，瑞士人，年她是坐着火车哐哧哐哧穿越欧亚大陆来到中国。读的是中国美院版画系。特别淳朴，特别不物质，我们经常看她骑着那种后座带娃的二轮上下班，眼神特别干净。”

上世纪90年代，林小发来到中国，在中国美院书法系和版画系学习。偶然的机会，她在上海古籍书店读到了《西游记》，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世界观深深吸引了她。

1999年，读过原著和两种德文译本的林小发自己动手翻译《西游记》。

翻译越深入，林小发越察觉自己的不足。她特地去浙江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主题是《西游记》的“正路”思想。

林小发在浙大的导师楼含松说，林小发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观殊：“她读研究生的目的也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做好《西游记》的翻译工作。”

因为楼含松写过《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林小发拜他为师。楼含松回忆，林小发的中文水平很好，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我不懂德文，跟她都是汉语交流，我们讨论《西游记》多一点。她毕业论文探讨《西游记》的主题，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们对她评价都蛮高的。”

“她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楼含松说。

林小发非常低调，对获奖之事不愿多说。对于《西游记》又翻回中文一事，远在瑞士的林小发表示：“若能激起中国人重读原版兴趣的话，我很开心。译回中文有趣，能读原著是福！”

在德语国家文坛，《西游记》原来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懂德文，楼含松还没看过《西游记》的德文版。

德语世界原来有《西游记》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朝圣》，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本，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诸多的诗词、回目、对话等均被删除。另一种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猴子：中国民间小说》。《猴子》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英译，作序，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回。英译本主角名叫“猴子”，没有回目，也未翻译诗词。

因此，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曾对媒体说，“我所翻译的是完全未删减的，因此可以算是第一本完整的德译本。我用的中文原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这个版本以清代的《西游证道书》为底本。相对于更常见的明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了一些文笔润色，也删掉了一些描述性的诗歌。比如，师徒三人取经路上遇到一座山，这座山怎样怎样。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诗全都翻译成德语，会占很大的篇幅，而且也不太符合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亚马逊上，林小发译的《西游记》定价88欧元。据悉，德国图书普遍在20多欧元。

“在德国，知道《西游记》的人非常少。练气功，学太极拳，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说过《西游记》的一些片段。”林小发说，“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对于这么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林小发的印象里，“在德语国家的文坛，这本书原来是不存在的。”

书里的神仙鬼怪有了德文名字

《西游记》人物繁多，同一人物还可能有别名。主角孙悟空，就另有美猴王、齐天大圣和行者等诸多称谓。林小发的处理是：孙悟空音译，其余意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毕业生告诉记者，在林小发翻译的《西游记》里，行者、悟空、大圣间隔出现。而书中出现的南海观音，是用梵语里的菩萨概念+中文拼音（Guanyin）翻译的。

“唐僧”怎样译，林小发犹豫好久，先用汉语拼音“Tangseng”，后来改译为“来自中国的高僧”。原文里的“唐”，她翻译成“China”，这样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中国。

神灵和妖精名的译法，需要想象力，比如，麒麟山小妖有来有去，译为“又来又去的那个”。

“出现在回目和诗词中的一些道教术语，如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直接字面翻译成德语很容易，但这不是我的翻译方式。”林小l认为，翻译之前必须理解透彻，否则无法把真正含义传达给读者。

人名、习语之外，小说涉及的专有名词，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最大困难。

最初译出了10回后，林小发曾把译稿和小说简介寄给几家出版社，都遭婉拒。大约有10年，她都没找到愿意出版德译《西游记》的机构。是否继续翻译，她也踌躇过，但终究没有放弃。在林小发的印象里，除个别人略知一二，德国人与瑞士人对《西游记》几乎一无所知。

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译《西游记》首发，黄色封面，封面上美猴王手搭凉棚眺望。

小说有50多页后记，其中18页是详细的神仙列表。林小发还介绍了神仙的世界、《西游记》故事的形成等。

Eva Lüdi Kong received Leipzig Book Fair Prize for Translation in 2016. Her translation in German was （Travel into the West）. It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an at least 400 year old Chinese novel known as .

The translator’s honor was made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people by a re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erman book back to Chinese， done by Wang Lei， na editor with Yilin Books specialized in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ry books. The retranslation went viril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Many commented that it read like by English author and scholar Tolkien. The original Chinese story， its authors unknown， entertained grassroots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across China during its slow evolution into a classical novel. It offers fun and satire. When it was translated back from the German version， the text offered a touch of magnificence of western classics and tragedies， commented Li Yunfei，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sterpiece.

Eva Lüdi Kong wasn’t prepared for this kind of response from Chinese readers. But on second thought， she didn’t find it surprising.

It had taken her a good 17 year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novel. The translating is somewhat aptly compared the journey of hardships and trials the four pilgrims takes in the novel.

In China， the translator is known as Lin Xiaofa， her Chinese name， with her real name largely unknown. Her Chinese name is easy to read and remember.

She is a citizen of Switzerl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1983 when a troupe of Chinese acrobats from Guangxi， China visited her hometown. The Chinese words printed on a show program took her fancy. The 15-year-old girl began to study Chinese.

She has spent 25 years in China and a big part of the 25 years she spent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a province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1990s， she studied calligraphy and printmaking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the city. She ran into in a bookstore in Shanghai.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as revealed in the novel fascinated her.

In 1999， sh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book after read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the two German translations. Pretty soon she ran into problems she wasn’t able to solve. She enrolled into a graduate cours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where she studie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e knew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the graduate course. She wanted to get her translation right，” recalls Lou Songhan， the 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university. Her graduation paper was about the Chinese novel.

Lou recalls that Lin Xiaofa was pretty good at Chinese. “I don’t know a word of German. I communicated with her in Chinese. We mainly talked about . Teachers thought highly of her at her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paper，” remembers Lou. “I feel proud of her. She is great！ The work she did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there had been two abridged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book in German. One was done in 1962 based on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a 100-chapter Russian version. The other was translated from a 194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Waley （1889-1966）. There are only 30 chapters in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titled .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a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This somewhat “sanitized” edition， based on a tex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is shorter than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 cre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ith the deletion of some poems that describe landscape and with the removal of some vulg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篇3

《精选陆放翁诗集》为现今可考的陆游早期重要诗歌选本，明清两代史志目录、官私书目对其多有著录，如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卷四、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云：“剑南诗集汲古阁刻本今已盛行于世，然此选去取颇不苟，又宋人旧本，故以陈亮、欧阳文粹之例与本集并存之。”[1]对《精选陆放翁诗集》的价值作了一定的揭示与肯定。本文试对《精选陆放翁诗集》的价值意义做进一步的钩沉。

一、文献价值

《精选陆放翁诗集》的文献价值首先在于对陆游诗歌的保存。刊刻于南宋的陆子虡《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本、陆子遹《剑南诗稿续稿》六十七卷本，由于长期没有新刻，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精选陆放翁诗集》作为元明两代流传最为广泛的陆诗选本，遂成为明代各种通本及单行本陆诗选本的文献来源。明代的宋诗选本如《宋艺圃集》《石仓历代诗选》，核其篇目，不仅所选之陆诗均见于《精选陆放翁诗集》，且篇目前后次序多与《精选陆放翁诗集》一致，表现出明显的渊源关系。[2]就单行本而言，明正德年间汪大章刊本《渭南文集》收诗九卷，经傅增湘详考证，全取自《精选陆放翁诗集》。明末毛晋在刊刻汲古阁本《剑南诗稿》时，亦从须溪本放翁诗集中检得未刻诗二十首。[3]又据今人辑考，《精选陆放翁诗集》所录诗篇中有十四首不见于今《剑南诗稿》，“如《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卷三《黄山塔》、《送三兄赴秦邸》、卷五《闻婆饼焦》、《种桑》、《夜间橹声》、《离家示妻子》、卷八《闻角》、《寄杨济伯》、《采菊》、《吴娃曲》四首、《过江至萧山县驿东轩海棠已谢》”，[4]足见《精选陆放翁诗集》在陆诗采失补遗工作上的巨大价值。

作为宋人旧本，《精选陆放翁诗集》的文献价值还在于它保存了宋人对陆诗的评点形式与内容。南宋的诗文选本具有与前代选本不同的特点，“不仅有序论，而且有圈点、评点。诗文选本与圈点、评点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新的选本形式，且在后代成为传统。……这些诗文选本除了具有入选作品自身的文本价值之外，还具有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5]《涧谷》《须溪》两选本即体现了南宋选本的这一特点，明弘治十年冉孝隆刻本前集有罗憼序、罗椅圈点，后集有刘辰翁评语56条。这些圈点、评语和他们所选录的诗歌篇目一起，为我们了解、探究八百年前陆诗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取好、评诗标准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姚斯认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6]作为名声显赫的早期陆诗读者或批评者，罗、刘二家选本的文献价值还在于，其独到的见解及精辟的阐释，为陆游诗歌接受奠定了基础，指引了方向。

二、树立了两种陆诗审美范式

钱钟书《宋诗选注》评陆诗时说：“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7]朱自清《经典常谈》亦认为：“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慨豪宕，沉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8]两家观点可谓是对陆诗整体风貌的一个精辟概括，这个概括固然源自钱、朱二家对陆游诗歌的深入研读后的内心体悟，然而亦是对八百年来陆诗接受活动中两种审美取向的理论总结。我们知道陆游诗歌在宋代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后由于诗坛风气的影响，陆诗的关注度虽然时强时弱，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对陆诗的阅读评论一直没有间断过，从而构成了一部长达八百年的陆诗接受史。在这八百年里，人们对于陆诗的审美取向因时代风尚和个人的欣赏趣味不同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如明代刘基欣赏陆游流连光景的诗篇，在陆游《晚兴诗》《卖花叟》《湖上诗》等诗篇后都有题诗。同时代的费经虞则读出了陆诗中深厚悲壮的另一滋味，其《雅伦》卷二“放翁亦学杜学白，而尖新峭别，自成一体，有宋诗人无出其右。近日家弦户诵，不能得其深厚悲壮，但得其率意而已。”[9]人们或将陆游拟之杜甫，或将其比作李白，或喟叹其诗之豪宕沉郁，或欣赏其透脱清奇，诸家观点不一而足。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确认，不仅取决于主体的创作实践，还建立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其诗歌的阅读与接受的基础之上。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和不同读者的审美取好都会影响人们对于某一诗人诗歌风格的体认，对于陆诗接受来说，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一般读者难以获取或遍览陆诗全集，陆诗的面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本的呈现。清代比较流行的陆诗选本因过多遴选模写事情、品题花鸟的闲适诗乃至于使陆游被认作“苏州一老清客”[10]，可知选本本身的审美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陆诗风格的认识。

作为元明两代广为流行的陆诗选本，《精选陆放翁诗集》的选诗情况亦决定着陆诗的面貌进而影响着后世读者对陆诗的接受。关于《精选陆放翁诗集》的选诗特点，现代诗人冯至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前集所选多闲情逸致之作，不能代表放翁诗全面，刘辰翁编选之后集，则慷慨悲歌，读之使人振奋，盖与选者身世及思想水平有关也……平心而论，两集正好互相补充，可以看出诗人的全貌。”[11]遗民诗人刘辰翁对陆游豪宕沉郁的爱国诗作感触深刻，其《须溪集》卷六云：“陆放翁诗万首，今日入关，明日出塞，渡河践华，皆如昔人想见狼居胥伊吾北，有志无时，载驰载驱，寐语出狂徒，以资今人马上之一笑。然今人马上万里复少此。”[12]言语之中透露着对陆游浩荡之气的敬服与欣赏；而资性淡泊又仕途坎坷的罗椅对于放翁留恋光景、叹老嗟卑之作则更为偏爱。

《涧谷》《须溪》二集不同的选诗趣好使得陆游诗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以呈现。其美学意义在于，作为陆诗的早期读者，他们以选本这种审美实践的方式表达了各自对于陆游诗歌不同风格的审美取好并为后世读者提供了陆诗欣赏的两种审美范式——“豪宕沉郁”与“清新刻露”。后代读者对陆诗风格的体认，虽然带有不同倾向，但大体都跳不出这个审美框架。

三、推进了陆游诗歌经典化进程

“宋人之诗，多者莫如子瞻、务观。……务观闲适，写村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13]陆游笔耕不辍、勤勉作诗的精神得到后代评论家的广泛称许，近万首的诗篇亦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然而成诗过繁过快也给陆诗带来了蹊径太熟、章法句法雷同的缺陷，清人对此多有批评。对于陆诗研究来说，披拣出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之作，深入研究其内涵质素、生成机制、价值影响，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陆诗精髓的了解，还可以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想变迁的轨迹。经典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为“经典不仅仅是刻写于竹简、书页之上的实体存在，更多地存在于作家与批评家、读者共同的阅读、阐释、接受与创造之中。”[14]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产生的特殊形态而言，主要受到选编、评点、引用、目录的著录与评价等影响。要还原经典形成的过程，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在这诸多因素之中，选本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批评方式，最易在大众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对经典的形成可谓居功至伟。对于陆诗经典化来说，选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通过不同时代选本的选录与评点，一些诗作一再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被反复地阅读、注解、评论，遂成为地位稳固的经典之作。而在经典形成的历时态的进程中，早期选本、权威选本起到了主导与支配的作用。据江西师大黄英硕士论文《陆游诗歌五十首经典名篇的考察》统计，在排名前五十的陆诗经典中，《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选入12首，《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选入16首。[15]又据复旦大学张毅博士论文《陆游诗传播、阅读专题研究》统计，48首出自《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的作品，在清代吴之振、陈訏、杨大鹤、朱陖、周之麟、等许多大型陆诗选本里反复出现。[16]综合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收诗总数不足陆诗全集十分之一的《精选陆放翁诗集》，其名篇选入率却在50%以上（《别集》一卷选入陆诗经典篇目情况尚未考虑在内）[17]；二是在清代陆诗全集俱备的情况下，面对近万首可供选录的陆诗材料，选家们却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与《精选陆放翁诗集》重合的陆诗的小部分诗篇中，使得其中的某些诗作反复出现，最终成为陆诗中的经典。

这种情况看似偶然，实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接受美学认为“文化传统对文学接受的支配、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接受群体、个体提供了一个经历史选择和淘汰遗存下来的、群体审美经验积累而成的期待视野。这个视野成为每个接受群体、个体现实的接受活动由以出发的前提。”[18]作为在陆诗接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期选本，《精选陆放翁诗集》以权威选本的身份为陆诗欣赏树立了一种基本的视界和规范，这种视界和规范被元明两代的读者所采纳和继承，从而形成了群体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并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一直影响着后世的陆诗接受。审美接受传统一旦形成，就会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对陆诗阅读、欣赏的发展走向，使人们不自觉遵循着已有的审美原则、方向来对陆诗进行阅读、欣赏、理解和评价，从而保持了陆诗经典的相对稳定性。

当然，文学传统的形成不是单向性的，后世读者除了继承文学传统外，亦有对传统的选择与调整。不同的时代由于文学风气、审美取向、政治环境的不同，会带着各自的审美视界对传统加以扬弃和革新，这也正好解释了某一时代的陆诗经典在另一时代退出读者审美视野的原因。在文学传统形成的双向作用之下，《精选陆放翁诗集》能够保有50%以上的名篇入选率[19]，足见其作为陆诗选本的经典性。《精选陆放翁诗集》作为陆诗经典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推动了陆游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注释：

[1][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4页。

[2]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艺圃集》、《石仓历代诗选》统计核实。

[3]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70页。

[4]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6页。

[5]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6][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7]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8]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9][明]费经虞：《雅伦》（卷二）《陆放翁体》，《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10][清]阎若璩：《潛丘箚记》（卷四），转引自孔凡礼、齐志平：《陆游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页。

[11]冯至：《手握旧卷，倍觉情深》，范用编：《买书琐记》，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31页。

[12][宋]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0页。

[13][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

[14]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5][17][19]黄英：《陆游诗歌五十首经典名篇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篇4

关键词 ：谏文学叙事 研究综述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具备国家雏形以来，君主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君王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演变成集众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国家的兴废祸福往往操纵于一人之手，这必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纵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难免出现施政错误，使国家陷人祸难，更不要说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谏诤制度，用以监察君王的施政，尽量避免因施政不当而引来灾祸。

一、谏的界定

为了监督和约束君王权力的泛化，古代中国很早就诞生了一套监督、约束体系——监察制度，即所谓的言官制度，主体是谏。关于言官制度当中的谏净，很多研究者都做过非常充分的论述，以下罗列几条，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国监察史》（第一卷）解释道：“谏指直言规劝．以进忠言，匡正君王过失，是下对上的行为”；欧阳鑫、杨鸿年所著的《中国政制史》中言“所谓谏诤就是臣子对君主的过失进谏以图纠正其错误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损失”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从字源上来说，谏的意思为进言规劝、告诫，以言语匡正别人。《广韵》：“谏，直言以悟人也。”从内容上来说，谏涉及君臣上下关系，主体是臣，方向从下到上。从形式上来说，谏分言谏、书谏两种形式，跟后世出现的奏议分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谏指的是以面谏的方式进言谏诤，似于口奏，而书谏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言谏诤，类于书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转向书谏。早期谏言大多出口陈言，不留篇目，明代学者们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

二、论题的提出

谏诤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吕氏春秋·白知》篇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汉代高诱注日：“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④，击鼓进谏，表木写过，用以批评监督君王之过失。不过“中国祖先虽早知谏的重要而躬行实践，但它的理论则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时期，国家正式设立谏官制度，“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谏诤制度逐渐成形，秦王朝时期设立谏议大夫，开启了中国两干多年皇权社会的谏诤监察体制。而对于先秦之谏诤，由于尚处于中国谏诤制度之萌芽期，谏诤的群体更广，谏诤环境更宽松，使得先秦时期的进谏风气甚为浓厚，据笔者统计，《左传》有完整谏例六十六则、《国语》有五十四则、《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则，《战国策》中也有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特且重要的谏诤而言，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由于口头资料保存困难的缘故，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上文所统计的众多谏例基本都属于言谏例。笔者在研究先秦史传叙事时，发现先秦史传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这些言谏实例基本有一个叙述模式：谏因一谏者言谏一谏辞一被谏者的反应（或态度）一谏果（纳谏与否的结果）。这种模式的叙述一方面能够单独进行一个故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因此整个谏例叙事都值得探讨。

三、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对早期言谏、书谏演进关注者也较少，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谏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谏的功用和谏法的梳理上。《尚书》中就有“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之说，提出谏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战国时期荀子首先指出谏主要针对国君，当国君之言行危害国家之际，身为人臣与宗族长辈有义务进行劝谏。国君如果不采纳，臣下可以以死强谏⑧，说明谏为人臣之本分。相对于以死强谏的诤，《礼记·曲礼》又提出另外一种劝谏艺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谏之法的总结，汉代何休、刘向、班固都有所论及。由于提倡臣子对君王的正谏作用，古人很早就进行了谏例故事的归纳，自《荀子》开始，《吕氏春秋》《说苑》《白虎通义》等典籍专门列篇进行归纳。类书兴起以后，以谏为词条的分类更加多元丰富化，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佩文韵府》《御定渊鉴类函》等书都对谏有详细的类分、溯源，其中谏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对谏的功用的探讨上，没有涉及早期史传中言谏的叙事问题，但系统的谏例梳理和对谏的认识，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今人对早期言谏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层面，如探求言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化回，探求言谏文化与言谏制度的关系，认为自下而上的谏诤制度为古代专制王朝带来了一丝民主，论述者大都为政法专业或历史专业出身。其次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谏，大都侧重于论说谏诤形象、谏说艺术，取例大多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传文中载有大量谏言，如宁登国的《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一文，通过对谏言的统计认识到“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诤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韩维志从文学角度关注上古文学中的谏例，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专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专列一章谈论文学中的谏诤艺术和谏臣形象，而其与李华雍女士合写的单篇论文《比较分析关联细节与自由细节在先秦谏诤文学结构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谏诤文学对史传叙事文学的情节展开和结构设定都有重大作用。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谏的文学特性，也揭示了早期叙事文中言谏对情节展开、结构设定的功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点。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台湾学者的早期言谏文学研究更富启发性。首先是陈志宏先生，其博士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直接从叙事与历史解释角度解析《左传》，认为《左传》用劝谏模式来表现因果结构。单篇论文《（左传）叙谏析论》直接由叙事角度与言语交际角度讨论《左传》之谏，归纳出了《左传》有“将——谏”“谏——弗听（从）”及“将许——谏——从之”三种叙谏模式，并分析了叙谏成败。其次是纪汉民的硕士论文《谏法研究——以（左传）（史记）为范畴》，以《左传》《史记》中谏例材料为依准，对两书中的谏法进行了研究。这两人之研究都为本论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鉴。

四、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谏诤人手，探求早期谏诤文学的叙事性，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长久以来，人们对谏诤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对谏诤与文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涉及，但论述不充分，而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论题选题具有新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