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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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篇2

翻译了17年，被认为像《魔戒》

引起更多中国读者关注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蕾将德语版《西游记》的开头部分回译成现代汉语，发在微博上：“有一首诗说：太初混沌不分/天地晦暗地混淆在一起/万物模糊，横无际涯/谁都没有见过那时的景象……”

中文版《西游记》的原文是“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不小心当了网红”，王蕾说，微博里的这篇回译之作，浏览量高得不同寻常。很多读者看回译，觉得是类似《魔戒》的史诗。

王蕾认为，回译的《西游记》，有些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的作品《精灵宝钻》。

学者李天飞也被王蕾的回译触动。在他眼中，《西游记》本有市井小说的特征，带着戏谑。德译，再回译，文本带有了西方文学的壮美和悲剧感。

中国读者的反应，林小发根本没料到，“但现在想想当然也不奇怪”。

林小发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足足花了17年。对她来说，漫长翻译过程中的成长与挫折，恰恰应和了《西游记》的主题――取经。

在自述中，林小发写道，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读了一些构成明代文人常识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佛经，还有与《西游记》相关的一些道教经典，如此一边阅读一边调查研究，“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取真经’的过程。”

她还到处走访寺庙、道观，向大德高僧请教书中一些深层涵义的解释；大量阅读18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从歌德等人的诗歌中感悟修辞技巧。

“与其说牺牲了长达17年的时间，不如说是在不知不觉地挖掘一个莫大的宝藏，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林小发写道，“译本出版了之后，我从许多读者的反馈得知，小说在这些方面的寓意得到了有效的传达，对此我深感欣慰。”

在浙江大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游记》

林小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得很突然。1983年，中国广西的一个杂技团访问比尔，林小发被介绍册上的中国字迷住，开始自学中文。

有网友激动地认出了她：“这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呀，瑞士人，年她是坐着火车哐哧哐哧穿越欧亚大陆来到中国。读的是中国美院版画系。特别淳朴，特别不物质，我们经常看她骑着那种后座带娃的二轮上下班，眼神特别干净。”

上世纪90年代，林小发来到中国，在中国美院书法系和版画系学习。偶然的机会，她在上海古籍书店读到了《西游记》，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世界观深深吸引了她。

1999年，读过原著和两种德文译本的林小发自己动手翻译《西游记》。

翻译越深入，林小发越察觉自己的不足。她特地去浙江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主题是《西游记》的“正路”思想。

林小发在浙大的导师楼含松说，林小发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观殊：“她读研究生的目的也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做好《西游记》的翻译工作。”

因为楼含松写过《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林小发拜他为师。楼含松回忆，林小发的中文水平很好，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我不懂德文，跟她都是汉语交流，我们讨论《西游记》多一点。她毕业论文探讨《西游记》的主题，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们对她评价都蛮高的。”

“她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楼含松说。

林小发非常低调，对获奖之事不愿多说。对于《西游记》又翻回中文一事，远在瑞士的林小发表示：“若能激起中国人重读原版兴趣的话，我很开心。译回中文有趣，能读原著是福！”

在德语国家文坛，《西游记》原来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懂德文，楼含松还没看过《西游记》的德文版。

德语世界原来有《西游记》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朝圣》，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本，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诸多的诗词、回目、对话等均被删除。另一种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猴子：中国民间小说》。《猴子》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英译，作序，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回。英译本主角名叫“猴子”，没有回目，也未翻译诗词。

因此，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曾对媒体说，“我所翻译的是完全未删减的，因此可以算是第一本完整的德译本。我用的中文原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这个版本以清代的《西游证道书》为底本。相对于更常见的明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了一些文笔润色，也删掉了一些描述性的诗歌。比如，师徒三人取经路上遇到一座山，这座山怎样怎样。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诗全都翻译成德语，会占很大的篇幅，而且也不太符合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亚马逊上，林小发译的《西游记》定价88欧元。据悉，德国图书普遍在20多欧元。

“在德国，知道《西游记》的人非常少。练气功，学太极拳，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说过《西游记》的一些片段。”林小发说，“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对于这么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林小发的印象里，“在德语国家的文坛，这本书原来是不存在的。”

书里的神仙鬼怪有了德文名字

《西游记》人物繁多，同一人物还可能有别名。主角孙悟空，就另有美猴王、齐天大圣和行者等诸多称谓。林小发的处理是：孙悟空音译，其余意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毕业生告诉记者，在林小发翻译的《西游记》里，行者、悟空、大圣间隔出现。而书中出现的南海观音，是用梵语里的菩萨概念+中文拼音（Guanyin）翻译的。

“唐僧”怎样译，林小发犹豫好久，先用汉语拼音“Tangseng”，后来改译为“来自中国的高僧”。原文里的“唐”，她翻译成“China”，这样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中国。

神灵和妖精名的译法，需要想象力，比如，麒麟山小妖有来有去，译为“又来又去的那个”。

“出现在回目和诗词中的一些道教术语，如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直接字面翻译成德语很容易，但这不是我的翻译方式。”林小l认为，翻译之前必须理解透彻，否则无法把真正含义传达给读者。

人名、习语之外，小说涉及的专有名词，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最大困难。

最初译出了10回后，林小发曾把译稿和小说简介寄给几家出版社，都遭婉拒。大约有10年，她都没找到愿意出版德译《西游记》的机构。是否继续翻译，她也踌躇过，但终究没有放弃。在林小发的印象里，除个别人略知一二，德国人与瑞士人对《西游记》几乎一无所知。

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译《西游记》首发，黄色封面，封面上美猴王手搭凉棚眺望。

小说有50多页后记，其中18页是详细的神仙列表。林小发还介绍了神仙的世界、《西游记》故事的形成等。

Eva Lüdi Kong received Leipzig Book Fair Prize for Translation in 2016. Her translation in German was （Travel into the West）. It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an at least 400 year old Chinese novel known as .

The translator’s honor was made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people by a re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erman book back to Chinese， done by Wang Lei， na editor with Yilin Books specialized in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ry books. The retranslation went viril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Many commented that it read like by English author and scholar Tolkien. The original Chinese story， its authors unknown， entertained grassroots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across China during its slow evolution into a classical novel. It offers fun and satire. When it was translated back from the German version， the text offered a touch of magnificence of western classics and tragedies， commented Li Yunfei，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sterpiece.

Eva Lüdi Kong wasn’t prepared for this kind of response from Chinese readers. But on second thought， she didn’t find it surprising.

It had taken her a good 17 year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novel. The translating is somewhat aptly compared the journey of hardships and trials the four pilgrims takes in the novel.

In China， the translator is known as Lin Xiaofa， her Chinese name， with her real name largely unknown. Her Chinese name is easy to read and remember.

She is a citizen of Switzerl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1983 when a troupe of Chinese acrobats from Guangxi， China visited her hometown. The Chinese words printed on a show program took her fancy. The 15-year-old girl began to study Chinese.

She has spent 25 years in China and a big part of the 25 years she spent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a province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1990s， she studied calligraphy and printmaking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the city. She ran into in a bookstore in Shanghai.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as revealed in the novel fascinated her.

In 1999， sh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book after read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the two German translations. Pretty soon she ran into problems she wasn’t able to solve. She enrolled into a graduate cours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where she studie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e knew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the graduate course. She wanted to get her translation right，” recalls Lou Songhan， the 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university. Her graduation paper was about the Chinese novel.

Lou recalls that Lin Xiaofa was pretty good at Chinese. “I don’t know a word of German. I communicated with her in Chinese. We mainly talked about . Teachers thought highly of her at her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paper，” remembers Lou. “I feel proud of her. She is great！ The work she did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there had been two abridged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book in German. One was done in 1962 based on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a 100-chapter Russian version. The other was translated from a 194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Waley （1889-1966）. There are only 30 chapters in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titled .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a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This somewhat “sanitized” edition， based on a tex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is shorter than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 cre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ith the deletion of some poems that describe landscape and with the removal of some vulg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篇3

《精选陆放翁诗集》为现今可考的陆游早期重要诗歌选本，明清两代史志目录、官私书目对其多有著录，如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卷四、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云：“剑南诗集汲古阁刻本今已盛行于世，然此选去取颇不苟，又宋人旧本，故以陈亮、欧阳文粹之例与本集并存之。”[1]对《精选陆放翁诗集》的价值作了一定的揭示与肯定。本文试对《精选陆放翁诗集》的价值意义做进一步的钩沉。

一、文献价值

《精选陆放翁诗集》的文献价值首先在于对陆游诗歌的保存。刊刻于南宋的陆子虡《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本、陆子遹《剑南诗稿续稿》六十七卷本，由于长期没有新刻，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精选陆放翁诗集》作为元明两代流传最为广泛的陆诗选本，遂成为明代各种通本及单行本陆诗选本的文献来源。明代的宋诗选本如《宋艺圃集》《石仓历代诗选》，核其篇目，不仅所选之陆诗均见于《精选陆放翁诗集》，且篇目前后次序多与《精选陆放翁诗集》一致，表现出明显的渊源关系。[2]就单行本而言，明正德年间汪大章刊本《渭南文集》收诗九卷，经傅增湘详考证，全取自《精选陆放翁诗集》。明末毛晋在刊刻汲古阁本《剑南诗稿》时，亦从须溪本放翁诗集中检得未刻诗二十首。[3]又据今人辑考，《精选陆放翁诗集》所录诗篇中有十四首不见于今《剑南诗稿》，“如《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卷三《黄山塔》、《送三兄赴秦邸》、卷五《闻婆饼焦》、《种桑》、《夜间橹声》、《离家示妻子》、卷八《闻角》、《寄杨济伯》、《采菊》、《吴娃曲》四首、《过江至萧山县驿东轩海棠已谢》”，[4]足见《精选陆放翁诗集》在陆诗采失补遗工作上的巨大价值。

作为宋人旧本，《精选陆放翁诗集》的文献价值还在于它保存了宋人对陆诗的评点形式与内容。南宋的诗文选本具有与前代选本不同的特点，“不仅有序论，而且有圈点、评点。诗文选本与圈点、评点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新的选本形式，且在后代成为传统。……这些诗文选本除了具有入选作品自身的文本价值之外，还具有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5]《涧谷》《须溪》两选本即体现了南宋选本的这一特点，明弘治十年冉孝隆刻本前集有罗憼序、罗椅圈点，后集有刘辰翁评语56条。这些圈点、评语和他们所选录的诗歌篇目一起，为我们了解、探究八百年前陆诗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取好、评诗标准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姚斯认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6]作为名声显赫的早期陆诗读者或批评者，罗、刘二家选本的文献价值还在于，其独到的见解及精辟的阐释，为陆游诗歌接受奠定了基础，指引了方向。

二、树立了两种陆诗审美范式

钱钟书《宋诗选注》评陆诗时说：“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7]朱自清《经典常谈》亦认为：“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慨豪宕，沉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8]两家观点可谓是对陆诗整体风貌的一个精辟概括，这个概括固然源自钱、朱二家对陆游诗歌的深入研读后的内心体悟，然而亦是对八百年来陆诗接受活动中两种审美取向的理论总结。我们知道陆游诗歌在宋代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后由于诗坛风气的影响，陆诗的关注度虽然时强时弱，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对陆诗的阅读评论一直没有间断过，从而构成了一部长达八百年的陆诗接受史。在这八百年里，人们对于陆诗的审美取向因时代风尚和个人的欣赏趣味不同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如明代刘基欣赏陆游流连光景的诗篇，在陆游《晚兴诗》《卖花叟》《湖上诗》等诗篇后都有题诗。同时代的费经虞则读出了陆诗中深厚悲壮的另一滋味，其《雅伦》卷二“放翁亦学杜学白，而尖新峭别，自成一体，有宋诗人无出其右。近日家弦户诵，不能得其深厚悲壮，但得其率意而已。”[9]人们或将陆游拟之杜甫，或将其比作李白，或喟叹其诗之豪宕沉郁，或欣赏其透脱清奇，诸家观点不一而足。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确认，不仅取决于主体的创作实践，还建立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其诗歌的阅读与接受的基础之上。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和不同读者的审美取好都会影响人们对于某一诗人诗歌风格的体认，对于陆诗接受来说，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一般读者难以获取或遍览陆诗全集，陆诗的面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本的呈现。清代比较流行的陆诗选本因过多遴选模写事情、品题花鸟的闲适诗乃至于使陆游被认作“苏州一老清客”[10]，可知选本本身的审美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陆诗风格的认识。

作为元明两代广为流行的陆诗选本，《精选陆放翁诗集》的选诗情况亦决定着陆诗的面貌进而影响着后世读者对陆诗的接受。关于《精选陆放翁诗集》的选诗特点，现代诗人冯至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前集所选多闲情逸致之作，不能代表放翁诗全面，刘辰翁编选之后集，则慷慨悲歌，读之使人振奋，盖与选者身世及思想水平有关也……平心而论，两集正好互相补充，可以看出诗人的全貌。”[11]遗民诗人刘辰翁对陆游豪宕沉郁的爱国诗作感触深刻，其《须溪集》卷六云：“陆放翁诗万首，今日入关，明日出塞，渡河践华，皆如昔人想见狼居胥伊吾北，有志无时，载驰载驱，寐语出狂徒，以资今人马上之一笑。然今人马上万里复少此。”[12]言语之中透露着对陆游浩荡之气的敬服与欣赏；而资性淡泊又仕途坎坷的罗椅对于放翁留恋光景、叹老嗟卑之作则更为偏爱。

《涧谷》《须溪》二集不同的选诗趣好使得陆游诗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以呈现。其美学意义在于，作为陆诗的早期读者，他们以选本这种审美实践的方式表达了各自对于陆游诗歌不同风格的审美取好并为后世读者提供了陆诗欣赏的两种审美范式——“豪宕沉郁”与“清新刻露”。后代读者对陆诗风格的体认，虽然带有不同倾向，但大体都跳不出这个审美框架。

三、推进了陆游诗歌经典化进程

“宋人之诗，多者莫如子瞻、务观。……务观闲适，写村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13]陆游笔耕不辍、勤勉作诗的精神得到后代评论家的广泛称许，近万首的诗篇亦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然而成诗过繁过快也给陆诗带来了蹊径太熟、章法句法雷同的缺陷，清人对此多有批评。对于陆诗研究来说，披拣出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之作，深入研究其内涵质素、生成机制、价值影响，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陆诗精髓的了解，还可以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想变迁的轨迹。经典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为“经典不仅仅是刻写于竹简、书页之上的实体存在，更多地存在于作家与批评家、读者共同的阅读、阐释、接受与创造之中。”[14]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产生的特殊形态而言，主要受到选编、评点、引用、目录的著录与评价等影响。要还原经典形成的过程，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在这诸多因素之中，选本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批评方式，最易在大众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对经典的形成可谓居功至伟。对于陆诗经典化来说，选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通过不同时代选本的选录与评点，一些诗作一再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被反复地阅读、注解、评论，遂成为地位稳固的经典之作。而在经典形成的历时态的进程中，早期选本、权威选本起到了主导与支配的作用。据江西师大黄英硕士论文《陆游诗歌五十首经典名篇的考察》统计，在排名前五十的陆诗经典中，《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选入12首，《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选入16首。[15]又据复旦大学张毅博士论文《陆游诗传播、阅读专题研究》统计，48首出自《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的作品，在清代吴之振、陈訏、杨大鹤、朱陖、周之麟、等许多大型陆诗选本里反复出现。[16]综合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收诗总数不足陆诗全集十分之一的《精选陆放翁诗集》，其名篇选入率却在50%以上（《别集》一卷选入陆诗经典篇目情况尚未考虑在内）[17]；二是在清代陆诗全集俱备的情况下，面对近万首可供选录的陆诗材料，选家们却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与《精选陆放翁诗集》重合的陆诗的小部分诗篇中，使得其中的某些诗作反复出现，最终成为陆诗中的经典。

这种情况看似偶然，实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接受美学认为“文化传统对文学接受的支配、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接受群体、个体提供了一个经历史选择和淘汰遗存下来的、群体审美经验积累而成的期待视野。这个视野成为每个接受群体、个体现实的接受活动由以出发的前提。”[18]作为在陆诗接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期选本，《精选陆放翁诗集》以权威选本的身份为陆诗欣赏树立了一种基本的视界和规范，这种视界和规范被元明两代的读者所采纳和继承，从而形成了群体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并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一直影响着后世的陆诗接受。审美接受传统一旦形成，就会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对陆诗阅读、欣赏的发展走向，使人们不自觉遵循着已有的审美原则、方向来对陆诗进行阅读、欣赏、理解和评价，从而保持了陆诗经典的相对稳定性。

当然，文学传统的形成不是单向性的，后世读者除了继承文学传统外，亦有对传统的选择与调整。不同的时代由于文学风气、审美取向、政治环境的不同，会带着各自的审美视界对传统加以扬弃和革新，这也正好解释了某一时代的陆诗经典在另一时代退出读者审美视野的原因。在文学传统形成的双向作用之下，《精选陆放翁诗集》能够保有50%以上的名篇入选率[19]，足见其作为陆诗选本的经典性。《精选陆放翁诗集》作为陆诗经典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推动了陆游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注释：

[1][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4页。

[2]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艺圃集》、《石仓历代诗选》统计核实。

[3]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70页。

[4]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6页。

[5]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6][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7]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8]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9][明]费经虞：《雅伦》（卷二）《陆放翁体》，《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10][清]阎若璩：《潛丘箚记》（卷四），转引自孔凡礼、齐志平：《陆游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页。

[11]冯至：《手握旧卷，倍觉情深》，范用编：《买书琐记》，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31页。

[12][宋]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0页。

[13][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

[14]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5][17][19]黄英：《陆游诗歌五十首经典名篇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篇4

关键词 ：谏文学叙事 研究综述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具备国家雏形以来，君主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君王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演变成集众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国家的兴废祸福往往操纵于一人之手，这必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纵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难免出现施政错误，使国家陷人祸难，更不要说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谏诤制度，用以监察君王的施政，尽量避免因施政不当而引来灾祸。

一、谏的界定

为了监督和约束君王权力的泛化，古代中国很早就诞生了一套监督、约束体系——监察制度，即所谓的言官制度，主体是谏。关于言官制度当中的谏净，很多研究者都做过非常充分的论述，以下罗列几条，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国监察史》（第一卷）解释道：“谏指直言规劝．以进忠言，匡正君王过失，是下对上的行为”；欧阳鑫、杨鸿年所著的《中国政制史》中言“所谓谏诤就是臣子对君主的过失进谏以图纠正其错误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损失”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从字源上来说，谏的意思为进言规劝、告诫，以言语匡正别人。《广韵》：“谏，直言以悟人也。”从内容上来说，谏涉及君臣上下关系，主体是臣，方向从下到上。从形式上来说，谏分言谏、书谏两种形式，跟后世出现的奏议分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谏指的是以面谏的方式进言谏诤，似于口奏，而书谏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言谏诤，类于书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转向书谏。早期谏言大多出口陈言，不留篇目，明代学者们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

二、论题的提出

谏诤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吕氏春秋·白知》篇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汉代高诱注日：“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④，击鼓进谏，表木写过，用以批评监督君王之过失。不过“中国祖先虽早知谏的重要而躬行实践，但它的理论则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时期，国家正式设立谏官制度，“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谏诤制度逐渐成形，秦王朝时期设立谏议大夫，开启了中国两干多年皇权社会的谏诤监察体制。而对于先秦之谏诤，由于尚处于中国谏诤制度之萌芽期，谏诤的群体更广，谏诤环境更宽松，使得先秦时期的进谏风气甚为浓厚，据笔者统计，《左传》有完整谏例六十六则、《国语》有五十四则、《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则，《战国策》中也有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特且重要的谏诤而言，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由于口头资料保存困难的缘故，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上文所统计的众多谏例基本都属于言谏例。笔者在研究先秦史传叙事时，发现先秦史传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这些言谏实例基本有一个叙述模式：谏因一谏者言谏一谏辞一被谏者的反应（或态度）一谏果（纳谏与否的结果）。这种模式的叙述一方面能够单独进行一个故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因此整个谏例叙事都值得探讨。

三、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对早期言谏、书谏演进关注者也较少，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谏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谏的功用和谏法的梳理上。《尚书》中就有“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之说，提出谏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战国时期荀子首先指出谏主要针对国君，当国君之言行危害国家之际，身为人臣与宗族长辈有义务进行劝谏。国君如果不采纳，臣下可以以死强谏⑧，说明谏为人臣之本分。相对于以死强谏的诤，《礼记·曲礼》又提出另外一种劝谏艺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谏之法的总结，汉代何休、刘向、班固都有所论及。由于提倡臣子对君王的正谏作用，古人很早就进行了谏例故事的归纳，自《荀子》开始，《吕氏春秋》《说苑》《白虎通义》等典籍专门列篇进行归纳。类书兴起以后，以谏为词条的分类更加多元丰富化，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佩文韵府》《御定渊鉴类函》等书都对谏有详细的类分、溯源，其中谏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对谏的功用的探讨上，没有涉及早期史传中言谏的叙事问题，但系统的谏例梳理和对谏的认识，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今人对早期言谏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层面，如探求言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化回，探求言谏文化与言谏制度的关系，认为自下而上的谏诤制度为古代专制王朝带来了一丝民主，论述者大都为政法专业或历史专业出身。其次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谏，大都侧重于论说谏诤形象、谏说艺术，取例大多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传文中载有大量谏言，如宁登国的《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一文，通过对谏言的统计认识到“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诤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韩维志从文学角度关注上古文学中的谏例，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专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专列一章谈论文学中的谏诤艺术和谏臣形象，而其与李华雍女士合写的单篇论文《比较分析关联细节与自由细节在先秦谏诤文学结构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谏诤文学对史传叙事文学的情节展开和结构设定都有重大作用。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谏的文学特性，也揭示了早期叙事文中言谏对情节展开、结构设定的功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点。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台湾学者的早期言谏文学研究更富启发性。首先是陈志宏先生，其博士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直接从叙事与历史解释角度解析《左传》，认为《左传》用劝谏模式来表现因果结构。单篇论文《（左传）叙谏析论》直接由叙事角度与言语交际角度讨论《左传》之谏，归纳出了《左传》有“将——谏”“谏——弗听（从）”及“将许——谏——从之”三种叙谏模式，并分析了叙谏成败。其次是纪汉民的硕士论文《谏法研究——以（左传）（史记）为范畴》，以《左传》《史记》中谏例材料为依准，对两书中的谏法进行了研究。这两人之研究都为本论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鉴。

四、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谏诤人手，探求早期谏诤文学的叙事性，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长久以来，人们对谏诤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对谏诤与文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涉及，但论述不充分，而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论题选题具有新颖性。

篇5

目前，对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倾向，一个是艺术戏剧教育，一个是应用戏剧教育。艺术戏剧教育是指包括剧本创作、导演、表演、舞美、音乐、演出活动、宣传等一系列内容的复杂的教育活动，旨在通过艺术戏剧滋养儿童稚嫩的心灵，通过给儿童内心造成的审美愉悦实现对其精神的洗礼与提升；应用戏剧教育是指通过建立戏剧情境，以游戏的方式，引导启发幼儿潜力、开发幼儿思维及创造力的教育活动。本文主要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研究其应用戏剧教育活动的技巧。[1]

那么应用戏剧教育活动具体一点到底是指什么呢？举个例子如国内幼儿园比较普遍使用的故事表演、儿歌改演、节日演出等都属于应用戏剧教育的范畴。应用戏剧教育对3-6岁儿童智识、思维及创造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应用戏剧教育也是幼儿老师使自己的课堂教育模式更加新颖有趣的有效手段，是掌控幼儿内心世界的艺术法宝。戏剧教育活动在幼儿园的灵活应用，会使幼儿教师的教学方式、氛围更加优雅，也会润物细无声地在幼儿的心里建起艺术世界的圣塔。笔者通过走访、观摩、查阅资料、理论研究，总结出几种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比较适用的戏剧教育活动技巧以及应用策略，希望对幼儿教师有所启发。[2]

一、说故事

幼儿教师要先入为主地积极建立故事情境。比如，有一位小朋友不爱写拼音，老师发现了，主动地说：“小朋友们，你们见过蜘蛛吗？”小朋友们肯定争着抢着回答：“我见过”或者“我没见过。”老师继续说：“在老师家书房的窗户上呀，来了一只大蜘蛛。她是红色的，非常漂亮。她在窗户上结了一只大大的网，每天都在上面织出好多漂亮的拼音来。第一天织了个A，第二天织了个E，第三天织了个H。老师很奇怪，蜘蛛也这么爱学习吗？昨天晚上老师做了个梦，梦见了红蜘蛛姑娘，她对老师说，她最喜欢和拼音写得好的小朋友交朋友。小朋友们，你们谁想和红蜘蛛姑娘交朋友啊？”接着下面的小朋友会依依的举手，趁此机会说服不爱写拼音的小朋友好好地写好拼音。并且等不爱写拼音的小朋友把拼音写好了，老师可以真的拿个红蜘蛛的道具来，将小朋友们一齐引入故事情境，鼓励和鞭策小朋友写好拼音。

这种说故事的戏剧教育技巧是目前幼儿教师较常用的，是幼儿教师实施教育的最基本的机智。[3]

二、教师扮装

老师在进入课堂之前，先将自己“预装扮”一下，让小朋友一看就基本知道是什么角色。老师再把其它道具、装饰都摆在小朋友面前，一件一件地向小朋友们展示，然后由小朋友们把这一件一件的道具或装饰给老师装扮上。老师装扮完后，直接与小朋友们互动，运用“说故事”的教育技巧与小朋友们开展一个小故事，达到教育目的。

三、漫画墙

在教室里空一面墙，由老师在最前面画一幅图，上面有环境、人物以及人物的对话，针对3、4岁的儿童可以设计得简单一些，5、6岁的儿童设计得稍微复杂一些，每天由一位小朋友在墙上继续剧情的发展，这样，任由小朋友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这样一个长长的故事就会一直在小朋友的心中继续。这不仅会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还会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

四、“你动我说”

老师进行简单的装扮，在小朋友们面前呈现不是老师的另一个角色。老师借助道具做一些事情，让小朋友们展开想象叙述老师所表演的这个“小故事”。然后，老师再“演”一遍，让小朋友做现场解说。这个技巧是“看图说话”的延伸，适合大班的小朋友做。老师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由小朋友来扮演，再由其他的小朋友做解说。

五、分组表演

老师提出一个主题，如“放学后的我”，然后提问一个小朋友，问他昨天你放学后都做了什么，是否愿意给大家表演出来。那么他表演时需要的搭档角色，如他的“爸爸”“妈妈”“奶奶”等，老师再从其他小朋友当中给他选出来，他们一起给大家表演出来。这个技巧非常锻炼小朋友的想象、模仿和表演能力。

六、即兴表演

即兴表演是最能探发小朋友思维力、想象力、表演力的戏剧教育技巧。这个技巧的运用对小朋友来说可以难，也可以易。说它难，是有时候小朋友的表演从故事情节上来说不完整，不连续，天马行空地想到哪演到哪，有时不太符合逻辑，当然对于3-6岁的小朋友来说有点求全责备；说它易，当然就是小朋友不受逻辑思维的约束，表演起来比较自由。这个技巧的应用，需要老师运用“说故事”的方式引导小朋友把握故事大致的方向。

以上是笔者在走访、旁听了牡丹江几所幼儿园后，又查阅了一些研究资料，归纳出来的比较适合3-6岁幼儿使用的戏剧教育技巧，比较基本但是行之有效，幼儿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由这些技巧再引发出其他的技巧。本文参考的苗芳的硕士论文《教育戏剧在幼儿阶段的运用》中，针对5-11岁的儿童的戏剧教育技巧，她提到了集体绘画、故事接龙、界定空间、坐针毡、仪式、人体雕塑、口头声明、静像剧面、思路追踪等技巧，这对本文研究的3-6岁的儿童的戏剧教育技巧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苗芳. 教育戏剧在幼儿阶段的运用. 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

[2]陈晴. 浅论中国当代儿童戏剧发展及策略――以1990-2011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为例.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篇6

关键词 ：李商隐 梦诗 晏几道 梦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李商隐和晏几道都是善于写梦的作家。在李商隐现存的近六百首诗中，写梦之作有七十余处，被称为“内蕴创造力非常丰富的‘白日梦’者”①。在晏几道《小山词》所录二百六十首词中，写梦之作占五分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他们二人的写梦诗词都有所论及，如何光超的《爱的追寻与间阻——李商隐诗中的梦意象解读之一》、张传峰的《说李商隐的梦诗》、陶尔夫与刘敬圻的《晏几道梦词的理性思考》、文珍的《小山词梦意象浅说》等，甚至还有人将晏几道与其他人的梦词进行比较，如李哗坤的《李煜、晏几道、纳兰性德梦词对比研究》、陈术的《晏几道与苏轼的梦词比较》等。但是，至今还很少有人将李商隐的梦诗与晏几道的梦词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他们二人均一生坎坷、心情郁闷，常借梦境表现深曲幽微的心灵世界，作品均呈现出感伤、凄迷的艺术风格，当然，由于二人秉性气质的差异和诗词两种文体的不同，其写梦之作也表现出一些不同。本文以二人的作品为例，重点分析他们写梦作品的异同，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不妥之处，祈请指正。

一

中国的梦文学源远流长，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占梦卜辞，《诗经》《左传》《庄子》等典籍中也有一些涉梦文字，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则奠定了文学创作中借梦寓情的表达传统。唐诗宋词中，文人常常将梦作为抒情的手段与载体，使梦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开拓与发展，而其中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的，要属李商隐的梦诗和晏几道的梦词。

在李商隐、晏几道之前，一些写梦之作涉及的意象不外乎鬼神，往往充满了荒诞色彩，而李、晏二人摆脱了言梦必言鬼怪的做法，将日常生活场景带人梦中，把梦写得十分具有生活气息。如李商隐的《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在漫天大雪、衣薄身单的凄凉场景中，作者梦到妻子在家中为自己织制寒衣这样一幅温馨的生活图景，弥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李商隐的梦诗中，有多处写到“归梦”“回梦”“离梦”，表现出日常生活的舒缓与真切，故顾随先生谓李商隐是“最能将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的诗人”。晏几道的词中，也看不出有多少妖鬼神气。晏几道的梦词主要是借梦抒写对往事的追忆及对亲人的思念，由于追忆的都是现实生活场景，自然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手捻香笺忆小莲，欲将遗恨倩谁传。归来独卧逍遥夜，梦里相逢酩酊天”“莫道后期无定，梦魂犹有相逢”“眼底关山无奈，梦中云雨空休”“别后除非，梦里时时见得伊”“画屏天畔，梦回依约，十洲云水”等等，或梦中追忆往事，或梦里企盼相逢，将现实中普通的生活场景写入梦中。

李、晏二人把梦当成现实生活来写，把梦境的温馨与现实处境的残酷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虚幻、迷离、缥缈的梦为载体，表现了一种求而不得的痛苦，致使作品中常常弥漫着凄迷、哀婉的感伤色彩。如李商隐的《端居》：“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音书不至、归梦难寻，诗人独卧帐中，借“雨中寥落月中愁”的青苔和红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表现出希望落空时怅然若失的意态。再如《春雨》，借迷蒙的春雨烘托出别离后只能梦中相见的寥落之情。晏几道词中，表现悲情的作品比比皆是。如《蝶恋花》上阕：“醉别西楼醒不记，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写醉梦醒来后感慨人生如梦如云，“梦”的意象缠绵凄婉，营造了酸楚含蓄的氛围，烘托出词人迷茫感伤的意态。再如《南乡子》：“画鸭懒熏香。绣茵犹展旧鸳鸯。不似同衾愁易晓，空床。细剔银灯怨漏长。几夜月波凉。梦魂随月到兰房。残睡觉来人又远，难忘。便是无情也断肠”，梦境让相恋的人彼此会面，但梦醒后的虚幻感更显现出思念之深和思之而不得见的惆怅情绪。

为什么李商隐和晏几道要借写梦来抒发心中的悲情呢？他们二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家庭背景大相径庭，但其人生经历却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曾遭遇家庭的变故和政治的失意。李商隐幼年丧父，中年又遭遇丧妻之痛，仕途上屡试不第，辗转寄居幕府，可以说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晏几道生于贵族之家，经历了家道中落、政治失意和爱情伤痛的打击，他自己曾说：“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爱情的伤痛与政治的失意，培养了他们敏感而又多愁善感的文人气质，使他们常处于感伤抑郁的纠结之中。这种人生经历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将大量生活场景带人梦中，现实与梦境交错结合，借梦来治愈现实中的苦闷和伤痛，故作品中常常弥漫着感伤、凄迷的色彩。

二

李商隐梦诗与晏几道梦词虽然具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商隐梦诗内涵丰富，晏几道梦词内涵单一。李商隐的梦诗归纳起来大概有“政治之梦”“爱情之梦”和“身世飘零之梦”。作为传统文人，读书仕进的理想在李商隐的心中从未泯灭，他一再表示“顾我有怀同大梦”“我是梦中传彩笔”，这便是他的“政治之梦”，而他的诗中大量出现的“”“云雨梦”“襄王梦”“潇湘梦”等都是“爱情之梦”。他也常借梦来表现自己如梦似幻的一生，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借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寄寓身世飘零摧残之感。与李商隐相比，晏几道的梦词在内涵方面则略显单一，他的梦词书写最多的是爱情，表达对真情的执着追求，如“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别后除非，梦里时时得见伊”等，借梦境将自己的痴情与对恋人的思念表现得可感可触，读之令人动容。

其次，李商隐梦诗多用典寄托，晏几道梦词多直书其事。李商隐写梦，喜欢借用前人创造的经典梦意象，如“高唐梦”“神女梦”“蝴蝶梦”“华胥梦”等。李商隐的梦诗不纯粹是赋梦，而是借梦寄托，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隐秘的心灵世界，如《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冯浩谓“借梦境之变幻，喻身世之遭逢也”。而晏几道的梦词，则多直书其事。晏几道写梦很少用典，即使用也只是选取襄王、神女这类众所周知的典故。在他的词中，没有字面意义背后的微言大义和像李商隐那样的隐喻象征内涵，都是他真性情的流露。如《蝶恋花》一词：“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语言朴实，情真意切，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相思惆怅意绪，将主人公的一片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李商隐梦诗少叙述，晏几道梦词多叙述。李商隐的梦诗多是直接点出梦，如“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一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乱不记，春原登已重”等等，基本没有对梦境的叙述描写。相比而言，晏几道的梦词大多是赋梦、记梦，写梦中的重逢、梦里的相思、梦后的惆怅，注重对事件、情感的叙述，通过空间的转换使梦境别有一番迷离而缠绵的美感。最典型的一首当属《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红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是回忆，头三句是梦境，最后两句是现实，回忆、梦境、现实三维空间重叠交错、虚实结合，让作者迷离于现实和梦境之间，把词人长久的期盼、梦境中的思念、现实中相见的艰难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李、晏二人的写梦作品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的秉性气质不同。“李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长期的苦闷压抑，让李商隐形成了较为内向软弱却又正直的性格，所以他只能用典寄托，借梦委婉曲折地表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对仕途的追求。而晏几道早年的贵公子生活养成了他狷狂、真淳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在写梦抒发忧思时采用直书其事的方式，他的梦词完全是真情实感的直接流露。第二，诗、词两种文体的不同所致。诗本身具有凝练性、抒情性的特征，又尚声律重对偶，诗人不可能将自己的感情在有限的字数和规整的格律里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来，也不可能对梦境进行平铺直叙的刻画描写。与诗的严谨格律相比，词显得活泼灵巧，句式长短不一，在表情达意时少了许多束缚，让词人有更多的空间去铺叙事件的发生、发展或是对事物情感进行细致的刻画。

①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②顾之京整理：《顾随诗文丛论·论小李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③高文主编：《全唐诗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5页。

④张草纫：《二晏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02页。

⑤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87页。

⑥缪钺：《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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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传峰．说李商隐的梦诗[J]，湖州师专学报，1995(1)．

[3]陶尔夫，刘敬圻．晏几道梦词的理性思考[J].文学评论，1990(5)．

[4]文珍．小山词梦意象浅说J].琼州大学学报，2002(6)．

[5]李哗坤，李煜、晏几道、纳兰性德梦词对比研究[D].北京语

篇7

自《诗经》始,竹便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此后咏竹文学不断传承和拓展,蔚然成为咏物文学的主流。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咏竹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罕有问津。直到改革开放后局面才得到改观,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咏竹文学作品的选编

按类选编作品古已有之,如《古今图书集成》、《群芳谱》等里面就有咏竹诗词的专门归类。三十多年来,学者继承了这种“选学”传统,在咏竹文学作品的选编工作上用力甚勤。

有单独选诗的,如《历代咏竹诗选》(浙江省安吉县政协编,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历代咏竹诗丛》(成乃凡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类诗选数量一般都逾千首,收录时间多为先秦至清末民初;有诗词共选的,如《中国竹诗词选集》(周芳纯等选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等;有录诗词之外的,如《竹君流韵・中国历代咏竹文赋画论》(徐小飞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有专门选对联的,如《咏竹联集粹》(刘星亮等主编,岳麓书社,1994年版),等等。

有各种体裁混选带有“总集”性质的,如《历代咏竹佳作三百篇》(曹毅前等主编,岳麓书社,1999年版),所选包括诗、词、曲、联、铭、赋、赞、记等。《古今咏竹集》(刘学文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除体裁宏富外,还古今通选,时间从先秦一直到现当代。《绿竹神气》(彭镇华、江泽慧,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年版)规模空前,所选古代诗词文赋多达万首,选文外尚附有“‘个’字探源”、“图文解说”两部分,学术含量较高。

有与其他植物作品合选的,如《松竹梅诗词选读》(徐振维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等是将歌咏“岁寒三友”的作品并选。《历代林木诗选》(吴鹤鸣等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则是将咏竹作品置身于更广阔的植物文学中。这类合编本有利于对比阅读,区分异同,进而丰富和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咏竹文学作品的选编,遵循于一定的取舍标准。这不只是反映了编者的学术旨趣和眼光,更重要的是它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可为深入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二、咏竹文学的宏观研究

咏竹文学是咏物文学的分支。要深入研究它,必须从整体和宏观的层面来把握和观照。在切入口上,应注意从聚点和散点两个视角来拓展。

所谓聚点,就是将眼光聚集到纵向的文学史维度,梳理咏竹文学的发展历程。如《中国竹文化研究》(何明、廖国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在竹由符号化到文学化的进程中,经过了滥觞(先秦两汉)、形成(魏晋南北朝)、鼎盛(唐宋)、延续(元代至近现代)四个时期。何宝年在《中国咏竹竹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中大致同意此分法。赵丽《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竹意象》(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则认为,直到南朝“竹开始摆脱其原始的自然属性而逐渐被赋予了文学符号的性质”。王平在《中国竹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中勾画了竹诗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出其象征性和审美性的内涵。马利文的《唐代咏竹诗研究》(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则更像是咏竹诗中的“断代史”。它对初、盛、中、晚唐咏竹诗审美认识和人格象征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在横向上还就咏竹诗与天师道之关系、唐代《竹枝》等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论。

所谓散点,就是截取横断面或者个案来进行观照的方法。如《中国竹文化》(周裕苍,黄河出版社,1992年版)对咏竹诗、斑竹意象、竹与成语、寓言及其他等方面作了知识性介绍。《绿竹神气》的“前言”部分,用散论的方式论及了一些以竹自况的特殊知识群体,对其中的佼佼者嵇康、李白、苏轼、郑燮等作了个案赏析。结合四大文学名著,“前言”对小说中以竹写景、以竹叙情的手法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这种个案探讨的方法,似乎更适合具体作家。例如苏轼与竹的关系很密切,赵晓红在《苏轼与竹》(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中指出,苏轼赋予竹高洁、耿直的品性,竹象征着诗人的性格和胸怀。陈守常在《苏轼竹诗考析》(文史博览,2009年第1期)中认为,苏轼竹诗精髓在于颂竹之风雅高洁,批判物欲软骨。

为了将文学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关联起来,寻找理论支点似是迫切任务。对此,何明、廖国强在《中国竹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符号学理论视角来观照,将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意象结合起来研究,指出根据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可把竹文学符号分为三种类型:“神与竹游”、“情融于竹”和“以情统竹”。竹文学符号能指形式的审美形态可用“秀美淡雅”来概括,其文化土壤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伦理观念。

与这种借助西方理论的做法相比,何宝年在搭建竹文学与文化联系的平台时,采用的方法就很传统。在《中国咏竹文学的类型特征与文化内涵》(《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中,他论述了咏竹文学的三种文化属性,即自然、社会和艺术属性,并将社会属性细化为八种形态。

通过对咏竹文学的宏观研究,论者钩稽出竹与文学的种种关联,在整体上确立了咏竹文学的独立性,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愿景。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启迪和思维触点。

三、咏竹文学意象研究

学界对竹意象研究一直热力不减,光景常新。前述《中国竹文化研究》中采用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之对象实质就是意象符号。无独有偶,王立在专著《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中也专辟一章从文化的向度去研究“竹意象”。

唐诗中竹意象频频现身,这点易引起研究者兴趣。王美诗在《“竹”的意象与唐代诗人性情》(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中从竹表达文人淡逸洒脱的高雅性情,以病竹、苦竹、怪竹等表达诗人沉郁悲凉心境和不屈抗争品格等方面对竹意象进行了审美解读。雷晓在《浅谈唐诗中竹意象的出世与入世》(《科教文汇》,2008年第5期)中则从竹意象与处事态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诗人对事功或超然于其外,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针对具体作家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文。如梁昌明在《白居易山水田园诗中的“竹”意象》(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中排比了白居易一生种竹的情况,分析了当中蕴含的情感、人格和社会因素。李今珏在《论李贺〈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中竹意象的独特性》(《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5期)中认为李贺突破了传统竹意象的性格和情愫,显示了生活经历影响下的自我价值追求和艺术意志。彭洁莹在《仇远〈无弦琴谱〉梅竹意象涵蕴剖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中强调,仇远词中的梅竹意象除传统意义外,又潜藏着落寞和忧伤、隐忍与沉郁、苦恼和幽独等情愫。

在大文化视角的俯瞰下,意象原型的研究值得关注。陈璇《潇湘馆中的竹――浅谈〈红楼梦〉潇湘馆的原型意象》(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从分析潇湘馆中竹所蕴含的原型意象入手,探求了黛玉的性格特征,以及与宝玉的爱情,彰显竹在宝黛悲剧中的象征意义。王立、苏敏的《古典文学中竹意象的神话原型寻秘》(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则从人类学和神话学的角度,分析了竹成为原始植物崇拜代表的过程和原因。发现竹与龙有类似的神秘内蕴与象征功能,竹与生命意识密不可分,竹与日常人世伦理对应比附,竹与气节和坚贞天然呼应。缘其神话原型的稳定凝重和多样化,才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竹意象繁盛不衰。

竹意象的研究形式上是一种微观研究,然而竹意象除了文学因素之外,还包含有伦理、人格、神话等方面的内容,因此这种研究就具有很强的文学――文化色彩。从这个层次上看来,竹意象的研究实为见微知著,本质上反映的还是一种宏观的视野。

四、咏竹文学的拓展研究

咏竹文学中,传统诗词的研究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近年来,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体裁,如民歌、小说、戏曲、题记等。民歌中竹枝词流传甚广,很有艺术特色。它因何产生,学界看法争议较多。向柏松在《巴人竹枝词的起源与文化生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中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观点:承屈原九歌传统而来的竹枝词开始其实是祭祀竹王的歌谣,它是西南竹图腾崇拜、竹王崇拜文化背景中的产物。

《红楼梦》总是小说研究的最热点。蓝晓光《从〈红楼梦〉看中国竹文化》(《竹子研究汇刊》,2007年第3期)视角独特,从竹的工艺美术、竹的饮食文化、竹的园林艺术、竹的美学境界四个方面阐述了竹文化的运用,指出《红楼梦》“像是一部中国竹文化的百科全书”。胡艳的《竹:〈边城〉人物的另类阐释》(《名作欣赏》,2009年第7期)则罕见地以现代小说为研究对象,认为,《边城》里的人物性情与传统竹意象内涵极为相似,竹背景意蕴是小说审美特质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戏曲方面,陈菊香的《竹文化与戏曲》(《岱宗学刊》,2008年第3期)中论述了竹子的文化象征意义,以为“竹子的文化象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化龙之神;二乃君子之德;三即淑女之爱。”王念选《郑板桥画竹题记理趣初探》(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则另辟蹊径,选取题记作为探讨对象。作者认为,郑板桥的画竹题记饶有理趣,真率、深刻、独特地表达了他的宗法自然、务求创新的美学思想、创作体验、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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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15―06

一、文学世家现象与家族文学史的构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族，它们或以兄弟见称，或以父子擅名，或以祖孙显荣，或以叔侄并著，类型众多，不一而足。其中有些家族经历三代、四代乃至十几代而文士辈出，代不乏人，有的家族文才济济的家史甚至还跨越数朝，显然它们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世家。如六朝时期的陈郡阳夏谢氏，一门风雅，代代相传，自谢安(320―385)至谢胱(464―499)已历150余年，先后出现过谢灵运、谢胱这样的左右文坛风气的人物。当时与谢氏并称的琊临沂王氏更是以其悠长的家族文学传统自矜于世。宋代澶渊晁氏从宋初至南宋的二百年间，文献相承，“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四库全书《(嵩山集)提要》)，产生了以晁迥(951―1034)、晁补之(1053―1110)、晁冲之(?－n26)、晁公武(1101－?)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作家。明清时期文学世家更是有增无减。如北方临朐冯氏家族，从明中期冯裕起，至清前期冯协一止，共历七世，在明清两朝经历了二百年的风雨历程，其中冯裕、冯惟敏父子在文坛上有较大影响。南方吴江沈氏跨越明清两朝，绵延四百余年，共历12世，文人辈出，先后共有文学家139人，作品集百余部，产生了沈、沈自晋这样的著名戏曲家。可见家族文学与文学世家自汉魏以来历代普遍存在，并非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在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金、元时期的耶律氏贵族文学，是辽代耶律倍(899―936)一系的皇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升华，从金中叶的耶律履(1130―1190)到元泰定年间的耶希亮(1247―1327)，延绵四代，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将契丹民族的文学水平推向辉煌的峰颠，其中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的创作代表着契丹族汉语书面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果忽略耶律氏这段贵族文学历程与此前的辽代皇族文学之间的几十年断层，则二者合起来的历史持续四个世纪之久。明代云南地区的丽江土司木氏家族世代尚文，诗礼传家，仅就其影响最大的“六公诗”来看，从木公(1494―1553年)至木增(1587―1646)这六代父传子继的文学传统也维持在百年以上，保留下来的文学著作就有11种之多。由此可见，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繁荣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但是，以往学界对此的关注多局限于少数最为显赫的文学家族；今天，随着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文学家族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正在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据初步检索，自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单是直接以文学世家及其文学、文化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不含博士后出站报告)就在12部以上，硕士论文在28部以上，而同期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显然是一个大得多的数目。不过，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还缺少通览中国文学世家全局和演进全程的著述，纯粹的个案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的弱点，因此建构一部文学通史以总揽中国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的兴衰历程，探索其发生、演变规律，就体现了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上述文学世家分别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的长期历程，也为建构相应的一部部家族文学史准备了客观条件和良好素材。众所周知，今天的文学史编著已不再是按时问线索对文学史实进行的简单罗列，随着其整理文献功能的弱化和文学批评功能的加强，文学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有别于专题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迄今为止，尽管文学史的范式和类型已多种多样，但还缺少家族文学史这一品种。因此，基于文学世家和家族文学的丰富素材，建构和编写一部或多部家族文学史，不仅反映了文学史学建设的要求，同时也必然对文学世家及相关研究形成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要求，指示新的门径。下面试以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为例，首先探讨为单个文学世家建构文学史的意义、主旨和编著中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展望创建相应的文学通史的问题。

二、家族文学史建构对于文学世家研究的意义

南宋程敦厚在论及“文献相继，久而不替”(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的宋代晁氏时曾说：“若夫渊源授受，不失其传，而极其变，则本朝号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可见晁氏家族业文的悠长历程是一个家族文学得到充分发育的重要文学一文化现象，这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中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显然，梳理和描述晁氏文学由“渊源”而“极其变”的基本历史过程就能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家族文学史。那么，建构一部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必要性到底何在呢?

首先，由于文学史具有综合性这一基本特点，家族文学史的建构能够使我们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拓展研究的深度。

家族文学史的撰述要求全面总结、呈现一个家族的文学业绩，描述这个家族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全过程。为此，全面清理本族作家、家族成员及其作品，梳理他们的世系家谱，就成了此项工作的首务。亦即，在重点关注主要作家的同时，对家族内其他所有作家和家族成员都不应忽略。事实上出自同一家族的文人作家，既具有世系血缘上的天然联系，又因为宗族亲情关系而通常联系密切，因而彼此相关的材料既多，关联度亦大，彼此的生平行迹、文集、作品提供了观照对方的角度和途径。这为我们进行该族人物的考辨、世系的清理、家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多重渠道。通过充分发掘和综合运用这些资料、信息，我们就可以解决该族文人和家史研究方面的不少疑难问题。例如由于晁氏文人荟萃，著述甚多，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在名字、行第、占籍、作品、行实等方面存在不少混淆失误，通过相关材料的综合与比对，这些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的方法从家族史的研究贯彻到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同族作家之间的亲缘关系来深化对主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例如关于著名“大晟词人”晁端礼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由于其词绝大部分

无题无序，其作年难以知晓，一些内容也难以理解。但因为晁端礼与族侄晁补之交往密切，他们的词集也多唱和之作，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晁补之生平事迹较详的特点，对晁端礼不少词作进行编年，使我们能够加深对晁端礼生平和作品的了解。

随着一个文学家族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关资料的汇集，我们就获得了进一步揭示这个文学家族与其文学活动的特色及其一般规律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势下，总结家族传统与家族文化的特点，认识家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一般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探讨同族作家作品的异同与承传关系，评价该族文学在当时文坛独特的地位、影响，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可见，建构家族文学史的内在要求能够引导我们关注家族文学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拓宽其研究空间和研究途径，并有效避免对作家作品的孤立对待、简单罗列和生硬拼凑现象。

其二，由于具有鲜明的时段性，家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将家族的兴衰史与本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我们在二者的关联中获得探讨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良机，揭示家族文学盛衰的内在动因。

如果说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在一般的家族文学研究中普遍都可能做到，那么家族文学史研究则因其历时考察必然给相关研究引入明确的时间维度，这既是家族文学史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家族文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绵历数代上百年的家族文学史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这是由于时代社会、文风的变迁和宗族作家的阵容、境遇、心态等方面的变化所致。作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然而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里，他首先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里。家族的盛衰荣辱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以晁氏家族的情况来看，晁氏这个大家族的形成和长期兴旺保证了它为文坛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而使家族的文学盛况得以持续不断。晁氏享誉文坛，肇始于宋初晁迥、晁宗父子相继执掌朝廷诏诰典册的撰制，这种清闲显贵的近臣地位和天下甲门的显赫门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晁氏父子主要从事于庙堂应用文学，代君立言、为国秉笔、歌功颂德是晁氏文学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恐怕这也是晁氏文名在当时显极一时，却很难在后世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晁氏文学的真正兴盛是在北宋中后期，随着晁氏家族三个支系的繁衍壮大，晁氏举族人口剧增，晁氏作家以群体的阵容登上宋代文坛，以致于苏轼有“信其家多异才耶”(《与黄鲁直五首》其二)的惊叹。到了北宋晚期，晁氏那种盛极难继的仕宦局面在党争与宋徽宗集团黑暗统治的沉重打击下，晁氏群从多在迁谪废黜之中，整个家势因而呈明显的衰落状态。这时晁氏作家的创作普遍流露出明显的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同时家族荣誉和清正家风得到大力弘扬，浓厚的宗族亲情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晁氏深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此期晁氏文学因此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随后在靖康之难和南渡之中，晁氏遭遇了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他们失去在京师和中原一带的百年祖业和家园，被迫流寓他乡，分处南宋版图的东中西地区，彼此天各一方。由此，深沉的故园之思和伤感的“悯孤”(晁公《嵩山集》卷一《悯孤赋》)情怀在晁公武、晁公兄弟的诗文中表达得相当突出。显而易见，宗族的盛衰与其文学的演变休戚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晁氏这个典型个案中得到生动展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家族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在家族文学史里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考察，这也是避免对二者关系单纯横向考察、简单处理的有效手段。

其三，由于有了精确的时间坐标，家族文学史的建构也有利于我们将某族文学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中作动态考察，探讨其兴衰的时代动因和社会根源。

整个看来，晁氏这个文学文化盛族产生形成于赵宋王朝这个崇文盛世里，在两宋社会赢得广泛的推崇，晁氏子弟大多沐浴着“文学之家”(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的荣光而成长。追溯晁氏家史，其兴衰的历程真可谓“与国同休”(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成都苏教授》)。在奉行佑文政策和重视科举的新王朝，“寒迹孤进”(晁迥《昭德新编・自序》)的晁迥与其子宗憨“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五《晁夫人墓志铭》)；“其子孙埠掌励志，错综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载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首)。然而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晁氏遭遇到国破家亡、“分散各南奔”(晁公《嵩山集》卷四《喜三十二弟来》)的厄运。南渡后的晁氏失去了京洛地区的家园田产和文化高位优势，失去了举族聚居的相互照拂和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晁氏优良的家族传统因为失去其附丽的物质基础而没能保证晁氏文学在南宋文坛的持续兴盛。纵观晁氏家族的文学史，其在熙宁、元丰以来的北宋后期，出现在北宋文学进入的同时而稍晚。以晁补之、晁说之、晁端礼、晁冲之等为代表的晁氏文学中坚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北宋文坛之间所保持的亲密师友关系表明，他们文学事业的成功既植根于晁氏深厚的文学传统，也沾溉于北宋文学的浇灌滋养。也正是由于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旧党人物更深的渊源关系，晁氏文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明显受其影响，最终导致他们在新党执政的北宋晚期遭受贬谪罢黜的政治命运，从而给家族发展和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晁氏文人在北宋中后期为学尚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处境也鲜明地反映出北宋文人所具有的强烈结盟思想。

其四，由于独立的文学谱系的建立，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可以使一些以往被忽略的作家的地位得到凸现而受到重视，并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

以家族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然要求清理出一个按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作家阵容，在家族文学史里又必然按照时间先后、辈伦关系和他们各自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建立一个自足的作家谱系。这个谱系一旦梳理出来，在文学通史和其他文学史里分散各处的同族作家就可以在家族文学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特别是在一个具有精确时段标识的家族文学史里，一个作家除了世系上可以找到准确的位置，同时其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也可以得到明确定位。如在晁氏这个文学谱系中，晁迥不但是这个甲门盛族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家族文学的开山鼻祖，后来子孙将他这位“独步晁丞”引以为荣。当我们从晁氏文学史的本位出发，不但可以发现已被一般文学史淡忘的晁迥及其文学业绩，而且还可以发现在文学史上具有类似命运的晁公迈、晁公的殿军地位以及晁说之、晁咏之在家族文学鼎盛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他们在北宋文学时期的活跃作用。陆游正是从晁氏文学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和认识晁公迈的文学地位的：

盖晁氏自文元公(晁迥谥号)以大手笔用于祥符天禧间……浮五世百余年，文献相望，以及建炎、绍兴。公(指晁公迈)独殿其后。(《渭南文集》卷一四《晁伯咎诗集序》)

可见，有了家族文学史这个整体观念的统摄，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盲点、空白便容易得到关注，各方面的具体研究在这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容易得到合理的确定。

随着一个家族文学体系的确立，它的每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与成就地位也就可以从本族文学这个坐标体系中得到阐发。且看清人对晁公遍及其诗文的评论：

王士祯尝评其诗，谓在无咎、叔用之下。……至其文章，劲气直达，颇有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四库《嵩山集》提要)

显然，不管是王士祯，还是四库馆臣，他们都将晁公与其父辈晁补之(字无咎，著有《鸡肋集》)、晁冲之(字叔用)、晁说之(著有《景迂生集》)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晁公迦的诗文成就较为具体、客观的认识，进而探究其因由和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对晁氏作家进行统一审视和整体把握的结果，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是特别值得我们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加以借鉴利用的。

除上述方面。家族文学史之必要还表现在它反映了家族文学相关研究成果整合提升的要求。以晁氏为例，当前关于这个家族及其文学文献的研究产生了以四部博士论文和多部专著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形成为一个研究。由于文学史的综合性等特点，晁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充分吸收利用这些成果，深化提高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识。同时，由于晁氏作家活跃在两宋文坛二百年之久，因而这部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为具体而微的宋代文学史，成为我们观照宋代文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此外，凭借家族文学史分时段考察的方法，我们还可发现一些以往为人忽视或鲜为人知的关联。例如，对于晁冲之政和末离京隐居具茨一事与晁说之此间辞官退隐新郑之事，如果联系到政和初晁端礼接受蔡京的推荐人大晟府以及晁氏对此“举族耻之” (陆游《家世旧闻》卷下)的态度来考虑，则三者之间的关联不难推知：冲之和说之此时隐退的举措隐含相同的动机，都具有维护家声的意义。尽管现存文献不见他俩与同宗的晁端礼有来往记载，但其复杂微妙的亲族关系由此得以窥探。

三、家族文学史编著中的具体问题与对策

(1)内容的确定。家族文学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作家作品固然是其关注的重点，但又远非单个作家作品的简单相加；它不但应该包含共时态下群体特征的总结，也应该包含历时态下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把握；不但需要关注家族兴衰的历程，同时也需要关注家族文学发生的时代与文学文化背景，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关联。并且，我们还需研究家族与作家的主体特征，总结归纳家族传统与文学传统，探求家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内容确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古人通常是“大文学”观念，文学与实用文写作、学术著述乃至书画艺术混合不分，这个古今差异显然会影响到文学史研究对象的界定、重心的确立乃至分期的划分。今人写文学史当然应该以现代的文学观念为旨归，同时古人的文学观念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兼顾。即以抒情审美之文与实用文的关系来看，它们在古人那里常常相辅相成、彼此融合，如晁氏家族在宋代被“海内推为文学之家”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首先起于晁迥父子显赫的庙堂文学活动，而这对于晁氏后来发展成现代意义的“文学之家”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且看晁说之对此中关系的揭示：

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时其在廊庙，在北门，在西掖，在东观，国人誉之……其后子孙坎壕失职而流离饥饿者有之，或发为凄凉苦辛之言，则人以为怨；否则，慷慨泾渭之言，而人以为谤。(《嵩山文集》卷一七《崇福集序》)

可见晁氏文学整体上存在着从庙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的趋势。正是书命歌颂的公文写作开启了晁氏“以翰墨为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家族文学传统，而作为家业，这也是晁氏后人失去从事庙堂文学活动的机会时转向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晁氏文学史在将其纯文学活动作为重点进行清理的同时，还应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转换轨迹以及它们分别在家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出来。当然，对于其庙堂文学的具体内涵，则可以省却详细的笔墨。

(2)分期的划分。家族文学的兴衰与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显然又不能同一始终：它与当时文坛往往声息相通，关系紧密，但又有其不同的起伏趋势。中国历史上的家族文学现象一般都有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如明清沈氏文学世家的四百年历程可以分为初兴、全盛、持续发展和衰落四个时期。而宋代晁氏文学史，笔者认为它也明显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即以庙堂文学见长的宋初时期、群体阵容形成的元韦占时期、登上巅峰的北宋晚期和走向衰落的南宋前期。由此可见，家族文学史的分期在参考家族兴衰史和当时文学史的同时，应当以这个家族作家群体的消长与其创作的阶段性变化为主要依据，也即按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规律来确定分期。

(3)叙述的双重视角。随着家族文学史框架的搭建和家族文学演进脉络的梳理，观照和评价一个家族的作家作品就有了双重视角，即除了文学通史里的地位作用外，还有其家族文学史的角色和身份。总的说来，文学通史和家族文学史这两个视角或坐标是统一的，作家作品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影响，取决于其文学通史里的作为。但在家族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史里，本族作家的位次都将上升。如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文学通史里只能算是名家，不可能占据主角的地位，而在晁氏文学史里，他是成就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家，其突出地位应该得到凸现；而那些很难在通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其重要地位也将在家族文学史里浮现出来，如晁说之、晁咏之、晁公迈、晁公以往少为人知的文学活动因此可望获得探赜索隐式的发掘。因此，参照文学通史这个评价尺度，同族作家在家族文学史里应该得到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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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应用系统;网络课程;航材供应;应用效果

Key words: network teaching application system in Military Academies;network course;Aircraft-spares Supply;application effect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8-0220-02

0引言

由于任职教育的培训层次和类型多样化,同一层次的培训对象多类型,同一类型的培训对象多层次,这对军队院校办学理念、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员素质、培养模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网络教育的蓬勃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资源建设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网络使教与学活动产生了时空的分离,教与学双方不再直接面对面,教学活动围绕着网络课程展开,教育目标通过网络课程来实现[1-4]。因此,开发适用于任职教育的高质量的网络课程对探索军队院校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5-6]。下面就以《航材供应》网络课程(如图1所示)为例来介绍网络课程的建设和应用。

1课程资源的建设

1.1 素材库的建设网络课程是建立在各类素材库基础之上的,所以素材库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网络课程的建设质量。根据《航材供应》课程的特点,素材类型主要有视频、图片和文本。

1.1.1 视频由于视频文件是比较直观的教学素材,更容易受到学员的欢迎。要对各段视频分别进行剪辑处理和再加工,制作每段视频的预示文件,并对视频内容进行简明扼要的说明,以方便浏览查阅。

1.1.2 图片与该课程相关的图片由于数量较多,先将近三百张图片进行分类,如航材接收、航材发付、航材大发、自动化仓库收发、年度汇总、参观见学、实操练习等,同时每张图片也制作了预示文件和简短的文字说明,便于学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

1.1.3 文本由于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避免有的学员有“吃不饱”的现象,我们将收集到的部分有关航材供应的优秀博硕士论文,为学员自学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1.2 教材库的建设最基本的教材库建设包括网络教材、电子教案、讲授教材,同时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功能模块的扩展。网络教材与电子教案就是将原先完整的内容通过相应的软件“化整为零”的过程,不仅要按照章节进行划分,而且要细到名词的定义,使学员在自主学习时很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内容,从而提高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2网络课程的构建与应用

2.1 网络课程的构建《航材供应》网络课程的基本功能模块包括各章节的网络教材、电子教案、讲授教材,而案例分析、拓展讲座、航材法规、学术文章和英汉航材缩略语词汇等模块都是根据课程教学的需要扩展出来的。

网络教材实际上就是网页形式的教材,每章都细分到节,是形式灵活的教材,能吸引学员进行课程学习。

电子教案是教材中所有章节的PPT教案,学员可以在课后进行及时的复习和预习,有助于对课程的掌握。

讲授教材是教员的视频教学,拓宽了学员学习的空间,解除了传统课程学习的时间限制。

案例分析是针对本章的重点难点内容选取案例,提前布置给每个小组的学员,让学员根据所学的内容进行分析,教员给予适当的指导,最后将学员讲解过程进行录像并上传供大家讨论学习。

拓展讲座是将教材上没有但又与学员毕业后的任职岗位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视频讲授,有利于学员有选择性地学习。

航材法规将与航材管理工作息息相关的几部重要法规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上传,便于学员在课程学习中随时查阅。

学术文章收录了有关航材管理各个方面发表的文章共计一百余篇,以便进行交流学习。

英汉航材缩略语词汇选取了与航材专业相关的大量词汇进行了英汉互译,为查阅英文文章提供了便利,如图3所示。

2.2 网络课程的应用本网络课程的开发是依托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应用系统这个教学平台来进行的,两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作为任职教育的辅助教学手段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7-8]。

2.2.1 因材施教,符合学员个性发展由于任职教育学员的任职经历不同,学历和专业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于这门必修的专业课,学员所需掌握的程度自然也就不同,通过网络课程的学习可以从各个知识点来促进学员学好本课程。

2.2.2 开阔眼界,拓宽学员知识结构在网络课程中,每章节都配置有相关资源,如视频、图片及文本等,既使学员开阔了眼界,又能辅助学员学习课程,消除疑惑;同时,本课程还增加了多个不同的功能模块,如拓展讲座、航材法规和学术文章等,有助于学员知识面的扩展。

2.2.3 互动交流,增强学员学习效果教学系统中答疑和讨论交流等模块,缩短了教员与学员的距离。教员不仅能及时反馈学员信息,还可以引导学员思考问题,给出正确的思路,让学员在正确的思路上去发挥和创新,即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又增强了他们的学习效果。

2.2.4 形式灵活,摆脱传统教学束缚在课堂学习之余,学员可以在学院的校园网中学习网络课程,完全不受课堂教学时间地点等的限制。在“公告栏”中已经对教学的进度做好规划,指明课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使学员在进行课前预习和自主学习时能够有向可寻。另外,教员根据每节课的知识点布置作业,对每次作业完成的情况要进行总结,针对问题突出的将其放到常见问题里面解答。通过分析作业或测验统计图形,能够轻松地掌握每个学员的学习情况,从而可以较好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辅导。

3结束语

网络课程与传统教学并不相悖,它们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过程。通过网络课程进行教学,学习者不仅可以随时随地登录网络课堂,参与学习活动、完成学习任务,而且既可同步学习,也可异步学习,既能点播网络课件又能重播教学实况,还可以在线作业、讨论、释疑和测试,充分体现网络教学活动的跨时空性。网络课程的学习能充分解决任职教育学员个性差异的问题,提高教学效率,有助于任职教育对象的培养。因此,网络课程在任职教育中的应用将会成为一条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解决任职教育对象个性差异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关尚杰.网络课程建设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09,(14):24-25.

[2]巫滨,刘建寿.关于网络课程教学模式的应用和探讨[J].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2):65-67.

[3]李一媛,李芳.高校精品课程网络资源开发需求和建设现状的调查研究[J].电话教育研究,2009,(12):45-45.

[4]王春平,陈克明,林丹.成教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 教学论,2009,(23):125.

[5]曹玉宝.浅谈网络课程教学系统开发[J].潍坊学院学报,2009,9(5):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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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136-11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又称接收美学、接受理论或接受研究，它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或美学流派。“接受美学不是美感研究，也不是文艺理论中的欣赏和批评研究，而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1］。其理论核心是强调读者的接受，即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关注接受者——“受众”的感受。本文拟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点，从接受者出发，借鉴接受美学中的“游移视点”、“空白召唤”、“恰当的具体化”、“视界融合”、“期待视野”、“效果历史”等理论，构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学优化策略，以期待接受者能更好的接受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一、多元“游移视点”——拓宽音乐文化视野

“游移视点”又称“流动视点”［2］，是接受美学借鉴伊瑟尔阅读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读者在本文为其提供的多种视点中不断游移转换的一种现象”［3］。伊瑟尔将本文的视点分为“叙述者视角、人物视角、情节视角、读者视角等四种”［4］，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审美需求，不断地选择和转换视点，并通过视点的转换和游移而进行角色转换，从而促使读者与文本、作者等之间的有效交流。即“游移视点是描述本文中读者表现的方法的手段”［5］，意在克服外在的读者——本文关系，即以“游移视点”作为连接点促使读者与文本、作者等之间的有效互动，是读者在把握文本内部性质时而使用的“延伸与加强的辩证法”［6］，这也是音乐教学应遵循的逻辑起点。当我们选择一部音乐作品为教学内容时，每一个欣赏者会根据自己喜欢的视点感受和体验，可能是对未来的期待或对过去记忆中视点的背离，在这视点的游动中不断与音乐文本及作者对话，有时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这一定会引发我们对自己的期待视野的不断矫正，重新建立新的期待和对音乐意义的重新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读者在介入意义生产过程时形成格式塔（Gestalten），如果事物与想象中的格式塔不一致，那么读者则力图通过一系列的矫正，与事物重新保持一致”［7］，这一过程就是视点游移的过程。即“游移视点”允许我们穿过音乐本文……展开相互联系视点的复合，可以根据自己期待视野的变化从一个视点转向另一个新视点，各视点都是派生的不同分支。而且，这些“游移视点”如能不断走向深刻与宽广，才能深入教学文本，并领悟其中的精髓和内涵，由此可见，接受美学视阈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过程中，作为接受者的教师和学生，要寻找多元的“游移视点”，从而拓宽音乐文化视野。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存在众多的未定性和空白点，给音乐接受者预留了众多想象与联想的空间。也就是说，音乐文本是一个充满“空白召唤”和“未定性”的开放的、动态的“图式结构”，召唤接受者从音乐作品的多个层面中寻找多元的游移视点，可以从音乐作品的内部结构中发现，如乐句与乐段、旋律与音乐、节奏与节拍、织体与结构、风格与韵味、意象与意境等，还可以从音乐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中寻觅音乐的意义和意象等视点，如从音乐形成过程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政治影响、风俗习惯、美学意蕴、哲学思考等来寻找视点。音乐作品的意义只有在接受者的众多“游移视点”过程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和解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接受者并非被动的接受与反应音乐文本，而是主动参与建构和阐释文本意义，并与音乐文本及创作者不断进行主体间性对话与交流。在这主体间流中，它不仅可以使音乐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全面实现和提升，也能促使接受者与文本之主体间性关系得以实现，而且在主体间性互动中，接受者的音乐文化视野不仅可以得到拓展，其创造性能力也可以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其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得以丰富。

二、文本“空白召唤”——开启创新思维

“召唤结构”是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的代表作《本文的召唤结构》（1970年）中首先提出的。他强调文学本文蕴含了丰富的审美内涵与意义价值，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空白”、“空缺”、“未定点”和“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sstellen）”［8］，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和等待，召唤读者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发挥创造性，并能动地参与作品的意义重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召唤结构（Appellstruktur）”，或曰结构的召唤性［9］。对于音乐作品来说，其召唤性体现在从音乐作品的音乐学本体到心理感受等各个结构层面，如音乐声响层、音乐形态层、意义建构层、意象意境层、思想感情层等都具有丰富的召唤空间，但这种“召唤”最终体现在这些层次结合的整体结构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音乐作品才具有“空白召唤”的功能。那么，怎样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中通过文本的“空白召唤”，优化教学策略来开启师生的创新思维呢？

（一）将“空白”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作为一种心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如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都强调“空白”，即留白艺术，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内涵以及传统艺术创作观念的体现。这里的“‘空白’是一切，是初发，也是终了。‘空白’不是没有，而是更大的可能”［10］。在老庄的哲学中，强调艺术是通过最少的感官刺激而获得心境的自由和精神的升华。表现在艺术上的“空”、“无”、“虚”、“静”都是“空白召唤”的体现。这里的“空白”实际上是一种心境，一种哲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同时，又可以作为一种拓展师生想象空间、开启师生创新思维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渗透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如，利用中国古琴艺术中的大量听觉“空白召唤”，启发学生顺着简单、少量、延长的乐音，在“音”与“无音”、“有声”与“无声”之间大胆思维，放飞自己的情感，在空白的流动中产生灵动的想象，并能互相交流感受与体验。另外，利用“空白”净化自己的心灵，形成一种平静、祥和的心境对待人生和社会。

（二）借鉴诗歌、绘画、戏曲、舞台艺术等有效促进多元主体间流

“空白”艺术不仅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得以体现，在众多姊妹艺术中也是司空见惯，所以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中应该借鉴诗歌、绘画、戏剧、舞台艺术等的空白召唤，有效促进多元主体间互动与交流，并开拓学生的审美视野，开启其创新的思维。如，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无声”所表现出“空白”的特有美学风格加深学生对空白的理解。利用绘画中的空白，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如绘画空白的代表作——南宋画家马远（人称“马一角”）的山水作品，如图1《踏歌行图》和图2《溪山云烟》，画面上留有大片空白，以表示空旷渺远的气氛。这旷远的空间就是很好的“空白召唤”，能够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另外，中国绘画中的留白艺术也是一种心境的体现，是画家随着色彩消失、画中留白而营造深邃无穷的意境寄托情感，在纯粹时间与空间艺术中表现或渺茫、或冲融、或孤寂、或各种饱满的心绪，使这种空白出现的山水画的视觉艺术成为一种心境的沉思。中国戏剧舞台布景的空间，也是很好的“空白召唤”，它为欣赏者提供了大量想象的空间。舞台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桌子”和“椅子”，它在空空荡荡的空间里，却代表了人的存在。而在戏剧开场之前，在幕后伴奏的激烈音乐中人们不仅会自动对空无一物的舞台“空白”产生想象，脑中期盼人物形象的出现、构思故事的发生等等，这都是“空白”召唤着接受者创新思维的启动。

（三）有意识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融入到作品“空白”之中，不断拓展创新思维空间

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在接受作品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与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倡导的音乐教学中应该激活学生已有经验用于新知识的学习同出一辙。正如罗曼?英加登说过：“读者接受作品，实际上将自己投身到对象上去，即把已知扩大到未知，把有限扩大到无限，把客观存在的意象伸展到非客观的艺术时空中去，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将对象展开、确立、填充其中的‘空白点’，使作品具体化。”［11］因此，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接受过程中有意识激活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并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空白”的理解当中，这一过程就是创新思维得以拓展的过程。

三、“恰当的具体化”——正确理解音乐文化

英加登认为文学艺术是“纯粹意向性的对象”，它存在于作者的意识创作行为中。它自身又是一个“图式化”的存在，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空白”和“未定点”(或称未定性)，由此形成的骨架化的形式必然导致大量的潜在可能以等待读者来填补，而这种“填补”就需要读者或接受者以“具体化活动”的方式来完成。接受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过程中，读者的“具体化活动”就是师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创造活动的过程，是师生围绕音乐作品不断阐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的对话与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师生自觉与不自觉地填补了作品中的空白和未定点，使得这种骨架式的文本形式变得有血有肉，丰满起来，同时这又是对音乐作品创造性理解和解读的过程。但是，这种创造性的解读过程又不是随意的，正如英加登所提出“恰当的具体化”，即正确的审美理解。［12］也即是说，这种“具体化活动”应该具有一定的尺度与分寸，并不是所有的“具体化活动”都是正确的。

“恰当的具体化”——正确理解音乐的过程，是多元主体进行主体间性对话的过程。英加登认为音乐作品就其本质和存在方式而言，比起文学和造型艺术，更具有不确定性，它是一种纯粹的意向性对象。即“艺术文本是一种意义无限开放的、不具恒定意义的理解空间，作品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获取意义的价值”［13］。在对作品正确理解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多个层面主体间性对话。对于音乐创作者来说，是作者与文本和文本“暗隐的读者”的对话过程，这是利用音乐语言形象表达自己的个人感受、倾诉自己的心声，通过音乐作品描绘世界、话说人生，寄托崇高情操、表现审美情趣、满足审美需要、实现审美理想的过程。对音乐表演者来说，他也是音乐意义的生成者和诠释者，在意义诠释过程中不断与文本作者、音乐文本以及欣赏者之主体间性对话的过程。即表演者会根据作者的意图和欣赏者的需求以自己的意向性活动参与作品的意义建构，不同的表演者会用自己不同的个人感受和多义理解来丰富作品的内涵。对音乐接受者来说，要真正从音乐中领悟作曲家所要表达的人生真谛和人生意义，既要考虑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又要揣摩表演者在“二度创作”中如何表现作者的意图、如何渗透自己的情感以及如何体现表演风格而达到深刻理解的，这一过程也是与作者、文本、表演者以及与自我对话的过程。即正确理解音乐文化的深刻内涵，就要将具有“空白召唤”的音乐作品进行“恰当的具体化”，通过创作者、表演者、音乐作品、音乐欣赏者之主体间性互动与交流，使不同的视界趋于融合统一。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接受美学中强调音乐接受者的自主性、创造性理解，而对音乐创作者、音乐作品的创作意图进行毫无理由、毫无规律的排斥和贬抑。对音乐作品的“恰当的具体化”，就是要以“忠实原作意图”基础上实现创作者、表演者、音乐作品和音乐欣赏者等多层面主体间流与视界的融合。

四、“期待视野”——提高音乐审美趣味

“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又称“期待视界”或“期待水准”，是姚斯文学史理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期待视野是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的文学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14］。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中将“视野”（Horizont）隐喻为“地平线”，他描述了理解的出发点即为“地平线”，即“形成理解的视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开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15］简言之，“期待视野”，是指处于不断变化的人类经验和学科知识，它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处世态度、文化视野和艺术素养，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是读者对一部作品进行接受的全部前提条件［16］。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多元主体间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因为“期待视野”是“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的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17］，是多元主体“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18］，它同时又反映着多元主体每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等，因此主体间要产生互动交流，就要尊重不同审美主体的期待视野，并在主体间性互动交流中融合不同的期待视野，拓展音乐文化理解的空间，在差异互补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

接受美学家姚斯认为，一部作品只有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共同作用时价值才能实现，只有作品的视野和读者的视野发生碰撞、相互融合时，作品才有意义。即，读者在阅读与接受作品时，其头脑并非是一块白板，而是受其政治倾向、世界观、人生观、时代情绪、审美经验、鉴赏趣味等等的潜在影响，形成“前理解”或“期待视野”，这种“前理解”与作品相遇时，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同化顺应，或排斥与抵制，导致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理解与评价，产生不同的精神价值。这进一步说明了音乐欣赏与接受过程中通过多元主体间对话与交流，不仅拓展了音乐接受者的理解力，而且使音乐接受者在对话、理解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大脑中已经存在某种前理解和前知识结构，与现在的视野达到协调融合，从而促使音乐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的不断变换，并在“视野交融”中使文本意义得以实现。即当作品的“视界”与读者的“期待视界”和谐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视界融合”，这时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就是顺利接受，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容易为接受者所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潜价值也可能被接受者揭示出来。相反，当作品的“视界”与读者的 “期待视界”不和谐甚至相去甚远时，就会出现误读、曲解等接受中的“变形”现象［19］。因此，期待视野的不断转换，不仅能够提升读者自身的审美趣味，而且还是衡量作品审美价值的准绳。

音乐审美趣味的提高，有待审美主体的创新期待与定向期待的互动生成。朱立元将期待视野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定向期待，指的是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已具备的审美经验，如读者的某种世界观、社会经验、审美需求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定向期待发挥着挑选、定位和寻找熟悉信息的作用。然而读者不会仅仅满足于作品所提供的熟悉的信息，他们还渴望与原来的期待视野形成适度的错位以满足其新的期待视野，这种渴望一是出于猎奇心理或求异性的审美需求，二是由于多元主体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生成，这又是“创新期待”或“求异性期待”的表现。在这创新期待与定向期待交互作用过程中，会促进主体间的音乐审美趣味不断提高。

由此可见，接受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通过激活读者的期待视野，使音乐接受者在进行欣赏和接受音乐过程中，能够结合其生活经历、文化教养、艺术趣味、民族心理和他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风尚、文化潮流以及个人的偶然遭遇、情绪心境等进行与作品间的对话和交流，充分利用其积淀经验并作为一种“前理解”，或者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朦胧预感”来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作品。换句话说，不断调整这种将“前理解”或“预感”作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在被动接受与积极理解、音乐经验的形成和新的意义构建中不断螺旋式调节并提升接受者的审美趣味，逐渐在音乐接受过程中形成特殊的理解和接受方式［20］。

五、“视界融合”——诠释音乐文化

“视界融合”又称“视阈融合”、“视域融合”、“视野融合”或“视界交融”。 本文所指“视界融合”，意指“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将其作为主体间性教育中的一种方法论，通过不同接受者和理解者的“视界融合”，实现多元主体间性互动，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视角来诠释音乐文化。即对同一个音乐文本，人们理解的视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理解者对音乐文本理解的视界同文本所包含的各种过去的视界相互叠合、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视界，达到“视界融合”。因此，音乐的意义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从本质上看乃是不同视阈的相遇与融合。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过程中，要求审美主体不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视界去追求作品中的那个历史的视界，相反，审美主体应该拓宽自己的视界，将自己的视界与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了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在主体间性互动过程中承认不同视阈的差异性，彼此共在、相互沟通，使自我与他者、过去和现在、人与世界、人与音乐、音乐与相关文化等都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使音乐理解得以形成、修正和更新，从而在“视界融合”中诠释和发展音乐文化。

音乐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人类活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正如苏珊?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1992）曾说“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与其他方面（相关文化）的对话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创作不是一种封闭的自我行为，其意义是通过作品内涵的传播和对作品的再创造而活动的。换言之，音乐创作和音乐作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具有其价值。”［21］因此，要正确认识音乐文化，就需要考察音乐所生存的文化空间，即要在“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中达到音乐与其相关文化的“视界融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三维课程目标之一的“知识与技能”目标中也明确指出：“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感知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特征，了解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联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学过的知识，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理解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22］这其实就是对通过学习音乐达到不同学科“视界融合”的要求。

“中国音乐，与书法之线性、舞蹈之动律、绘画之气韵、建筑之铺排、诗词曲之结构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的鲜明特征与相应的文化境界。”［23］因此，要正确诠释音乐文化的内涵，就需要阐释音乐文化是如何与姊妹艺术以及相关文化做到视界融合的，而且要构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生活情景”作为主体间对话的语境来促使师生达到音乐与姊妹艺术以及相关文化的这种视界融合，在这种语境下的音乐学习将成为接受者体验音乐文化，尤其是对于他们不太熟悉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来说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也是诠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较为明智的方法。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的“视界融合”

“就中国的音乐与文学而言，两者在萌生之初就是不可分离的混生体。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文学就再也没有离过音乐”［24］。如《诗歌》中收录的300余篇长诗、短诗，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唐诗和元曲也是能直接吟唱的；宋词中的《满江红》、《水调歌头》等，既是曲牌，又是词牌。所以，“诗中有乐，乐中有诗”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的“视界融合”，是音乐与诗歌文学之主体间性体现。另外，中国古代有许多诗人或文学家精通音乐，创造了很多描绘音乐的诗歌，特别是在诗歌盛世的唐代对于诗歌中描绘音乐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如爱好弹琴，对琴曲、琴艺理解比较深刻的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等在诗歌中不仅描绘了声歌、歌舞，还涉及到许多种乐器，如古琴、筝、琵琶、笛、箫、管、箜篌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音乐也蕴含着浓厚的诗情画意，如《诗经》中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都依附于诗歌，体现了“以乐从诗”。汉魏乐府民歌体现了“采诗入乐”，唐宋时期的“依声填曲”达到了词与乐的完美结合，这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的“视界融合”，即表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学性和中国文学的音乐性”［25］之主体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散发着文人精神、洋溢着人文情怀

中国诗歌文学与音乐多以体现“人伦情趣”的表达与诉说，例如，感悟而发的乐曲《阳春白雪》、《梅花三弄》，借景抒情的《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渔舟唱晚》，诉说忧怨之情的《汉宫秋月》、《闺中怨》、《长门怨》，洋溢着欢乐之情的《百鸟朝凤》、《金蛇狂舞》、《喜相逢》，流露着思念之情的《胡笳十八拍》、《苏武思乡》、《忆故人》等都与充满诗情画意的诗歌文学一样体现着文人墨客志趣高雅、追求自由的文人精神，体现了人与自然谐和相处以及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质的妙悟，所以又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2.渗透着歌颂自然的宇宙情怀

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歌文学同时受 “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等中国哲学思想影响，既崇尚人间主题（如婚、丧、喜、庆等），又钟情于人与自然的相融与相通。如，在唐诗宋词中涌现出大量的山水诗，在中国民歌、器乐、歌舞、戏曲、说唱音乐等民间音乐也有很多以山水、花鸟、月亮等自然为题，如《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平湖秋月》、《雨打芭蕉》等，很多作品都是面对自然、歌颂自然的，这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歌文学在歌颂自然的宇宙情怀和对自然美的追求之视界融合。

3.钟情于自然的“柔性”之美

中国人审美心理中的“以悲为美”、“尚悲偏向”反映在音乐与诗歌文学审美中都钟情于自然的“柔性”之美，在总体的文化气质上具有一定的“阴柔偏向”。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其视界与儒家“中和”、“温柔敦厚”，强调宗法，重视家族血缘亲疏关系以及与道家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虚静”等视界是融合的，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内向、保守、谦和、顺从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审美心理的阴柔化倾向。表现在音乐与诗歌文学中都是钟情于清风皓月、微风细雨、湖光山色、暗香疏影以及宁静月景等洋溢着柔性精神和柔性之美。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戏剧舞蹈的“视界融合”

音乐与舞蹈的结合非常密切。从美的形态来看，优美舒展、纵横交错、旋转如风的舞蹈犹如中国传统音乐中优美流畅、蜿蜒起伏的旋律，以及长短交替、富有动感的节奏。音乐与舞蹈如同孪生姐妹，从立意到风格、从情调到节奏、从气氛到意境都应是水融，浑然一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与舞蹈的“视界融合”。从风格来看，中国音乐与戏剧舞蹈的“视界融合”体现在其共生的文化背景中，显现出南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人文传统的差异，从而形成南柔北刚的风格特色。从发生学来看，音乐与舞蹈有着共同的人体生理、心理及节奏和表情的运动基础，而又有着共同的制约因素，如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得音乐与舞蹈的视界相同，都显示出生活的多彩多姿。从美的感觉来看，“中国戏剧舞蹈中曲、圆、拧、倾与中国音乐中吟、猱、绰、注等以及汉语语音声调平、上、去、入的基本动势形态有着相关的统一性”。从其表层结构看中国戏剧与舞蹈重表情，重曲线、重圆融之美，这又体现着中国人的“中和”秉性和内向性特征，由此形成中国音乐与戏剧舞蹈具有柔劲、柔性的感觉。

（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园林建筑的“视界融合”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26］。中国园林建筑以“自然与人”之主体间性和谐统一为基础，在崇尚自然的同时，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炉，将建筑、山水和花草树木等高度融合，并借助音乐、诗文、书法、绘画等之主体间性进行审美点化，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意蕴无穷、令人神往的“天人合一”审美境界，因此又被称为“凝固的诗”、“立体的画”、“流动的乐”。

中国园林建筑与中国传统艺术一样，都是受中国哲学有机宇宙观和有机自然观、自然生态观以及“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所共同追求的是“意”的优雅和“境”的深邃以及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最高审美境界。在“自然之和”、“天地之和”、“阴阳之和”与“天人之和”中，追求流动曲线之美和虚空意境之妙。中国园林建筑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意蕴表达都是追求“景有尽而意无穷”，即透过有限的景观表象去感受意象内蕴的无限的“道”，从有限到无限，再由无限而归之于有限中，领悟整个人生、历史、宇宙所蕴含的哲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中国园林建筑的视界是融合的。他们从同一宏观视野却从不同视角展示着中国音乐和园林建筑的不同风格和特征，诠释着中国音乐与园林建筑的不同文化意义，同时反映着人类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例如，唐代宫廷音乐的辉煌气派与建筑风格的宏伟壮丽，无不体现着音乐与建筑中的礼乐思想和审美情感等的有机整合，渗透着唐代社会伦理道德和散发着唐代帝国精神。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王朝而建立的严格的用乐制度和建筑的等级制度中就能体现出中国音乐与建筑的视界相互融合相通之处。再如，代表中国江南之秀美特色的苏州园林，犹如一首独特江南色彩的古琴曲《四大景》的优美旋律，婉转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如诗如画、变化多端的园林艺术与传统音乐艺术一样追求优美圆滑的线条、迂回曲折的设计，讲究和谐节奏下的对比等，这不仅包含着自然山水之美景，还散发着园林艺术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动态的音乐韵律。建筑艺术也和音乐文化一样，其结构布局与音乐结构同样具有“起承转合”和“散慢快散”的内在逻辑。如，中国建筑三段构图的布局（大台基、屋身和大坡顶）犹如音乐中的三段体，古代建筑中穿枋、腰枋、前楣、后楣等犹如古琴曲中的散起、入调、入慢、复起、尾声的结构以及各种风格交流融合的建筑中都可以显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园林建筑的“视界融合”。

（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绘画书法的“视界融合”

中国音乐与绘画、书法一样都是以细腻多变的线条表现丰富的内容与情感，都是用线条的蜿蜒游动使空间的画面时间化，同时也使接受者在心与目的游动中领略其中的韵味［27］。在中国，书法被称为“纸上凝固的音乐”，这是因为书法中流动的线条、婉转的笔锋、跳跃的笔势犹如音乐中的韵律和动感，孕育着生命运动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书法艺术中的草书，其运笔的连续性、节律性与音乐的节奏、旋律的起伏一样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和审美倾向（线性思维、讲究中和、注重整体、顺应循旧渐变、反对突变等），都是随时间的不断推移而完成，都是追求着“一气呵成”的完整性。例如，中国音乐中大量“鱼咬尾”、“连环扣”等手法的运用使中国音乐句与句之间连绵不断、衔接自然，与书法中起始笔至末划笔都要做到“笔不离纸、纸不离笔”的“一笔书”和笔笔相连、字字相接有着相似的规律，书法中笔断、声断而意相连的“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气息宽广”的艺术神韵与音乐中的巧妙休止造成的空白召唤的艺术效果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书法中点画运笔中“起笔、行笔、收笔”中的能量运用与戏曲中“以字行腔”、“字头、字腹、字尾”的韵腔方面，具有相通的运动态势和异质同构的完形心理以及共同的时空结构，这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主体心理的延展、自由游动所致。另外，中国古琴与书法（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或贤达之士必备的文化修养，其深层原因是受人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寓意深刻、回味无穷的音乐与书法艺术其视界是如何相融与相通的。

中国传统音乐与绘画的视界也是相通的，不仅表现在创作的哲学基础、人文主题的选择，还表现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和接受理解的过程、文化意义的阐释等视界。如，音乐与绘画中都大量表现植物的品格、动物的精神和山水的情怀；山水画领域有一个说法叫“人在画中游”，“游”不仅指精神上的“游”，也指欣赏中“多元视点”的“游”。即要求欣赏者全身心进入画中游历［28］。这与人们音乐欣赏中的“主体角色游移”一样，实际上是“多元视点的游移、主体心态和主体心境的游移”。音乐与绘画色彩的同构，装饰手法的审美与音乐中的“留白艺术”的运用和结构的简约有异曲同工之效，都强调“立象以尽意”、“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从接受美学看，中国音乐的演奏与解释，都不要求与乐谱和画面的绝对统一，而是可以注重主体的阐释，即不是对原作品的严格复制，而是根据作品的“神”、“韵”对于作品“意”的创造解释。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音乐与绘画书法的视界是融合的。

（五）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社会政治的“视界融合”

由于受儒家礼乐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社会政治的“视界”是趋于融合的。即认为“音乐不是纯粹的艺术，乐与政通，乐成为礼的附庸，成为教化的工具”；还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9］在这种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以艺术的形式和手段来形成社会所需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完美人格的塑造，正如孔子的“成于乐，游于艺”思想的体现。因此，作为社会生活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它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它是与社会政治“视界融合” 的体现。即从音乐中可以反映出一定政治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实质，可以看出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唐代诗人刘禹锡说过：“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30］。《礼记?乐记》里有一段著名的音乐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论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1］”即由于不同的政治状况感动人心而产生音乐的情感色彩不同。由此出发，《乐本》篇将音乐中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着“君、臣、民、事、物”①，即“乐”与“政”具有同构对应的关系，且认为音乐能直接影响社会人事，决定国之兴旺盛衰，这虽然有点夸大“乐与政通”的一面，但从另一面则能说明音乐、诗歌、文学等艺术是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之“视界融合”，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和”与音乐中的“和”作为一种审美准则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是主体间性体现。因为，“音乐出于人心感物，而刑政通于人心，心物感应是乐政同源的基础”［32］，因此“乐与政通”，“乐以载道”，“审乐可以知政”②体现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视界与社会政治中的视界是相通的，是融合的。

（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民俗风情的“视界融合”

民俗风情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现象。从古至今，我国各民族、各地域形成了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古老的风土人情，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生活面貌；从另一侧面又集中反映了该民族、该地域民俗风情的文化意识形态，也表现出该民族人们的心理素质、性格特点和气质特征。由于民族民间音乐产生于民俗活动，又服务于民俗活动，所以民俗活动是民俗音乐的载体，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的视阈又随着民俗活动的视阈变化、发展而流传和演变。例如，婚礼歌、哭嫁歌、哭丧调、祭祀歌等民俗音乐都有它自己的灵魂和故事，各自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生活的智慧。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的背景上展现的民俗风情和民间音乐的，两者的视界是融合的，两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绘画、建筑、舞蹈、戏曲等的“视界融合”不仅有着纵向历史的积淀，而且也有横向的不同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上的积淀，但同时还渗透着中国的哲学“和”之道的熏陶。中国历史贯穿五千多年悠悠岁月，中国地理横跨大江南北，幅员辽阔，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由于各自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各具特色，使音乐与相关姊妹艺术都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也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音乐与姊妹艺术之主体间性体现在共同受中国哲学“和”之道的影响，各自视界虽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其视界还是融合的，是“和而不同”的体现。

六、“化身入书”与“化心入乐”

——体验音乐文化 如果说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给音乐接受者提供了把握时空的理性意识，使主体在鉴赏过程中达到“一种最大限度的非制约性和灵活性”［33］，那么我国学者梁启超先生的“化身入书”理论，则为音乐鉴赏主体的主动介入提供了一种科学、具体的方法［34］。其中包涵三层含义：（1）主人公认同。即鉴赏主体化身为音乐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主人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并与“自我”同一化，既以自身之情感体验深化作品的内涵，又以作品之内涵促进“自我情感”的升华。（2）进入角色。即鉴赏主体进入作品的艺术境界，感受作品内在的情感和思想脉搏，领悟作者的艺术匠心，与作者进行主体间性互动，与作品的潜在音符产生共鸣，实现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协调统一，实现思想的洗礼与精神情操的升华。（3）出入自如。即鉴赏者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能领悟作品意蕴，倾听作者心声，“出”能超越作品，理解音乐佳境。即“化身入书”体验音乐文化的方法就是接受者与作者、文本及主人公等展开心与心的主体间性对话与交流过程，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品赏中就是“化心入乐”的过程，它既是对生命本体存在的肯定，又是对生命所依存的世界万物的呵护，两者都是有灵性的生命存在,它们之间能够相互感应，相互激发，相互交往，从而进入天地与我为一的审美状态。即“化身入书”、“化心入乐”的过程是离不开生命感悟及其意义体验做内核的，是接受主体的生命与世界万物的生命主体间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性质而形成的中国美学也具有身体性的主体间性。即中国美学没有把身体与心灵、身体与自然完全分开,而且认为人的身心与自然的关系是互相感应、互相融合的主体间性［35］。在这主体间性互动交流中强调整个身心投入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体验与玩味之中。

七、“效果历史”（理解的历史性）

—— 传承音乐文化 “效果历史”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伽达默尔认为，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是人存在的核心。他的哲学是基于理解的历史性上的，是生存于历史中的人自觉意识自己历史性的哲学。因此，他强调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实际上就是读者理解的效果史，“理解始终是在历史中进行的，历史是由我们来经验的，在理解中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性是一切理解的根本性，理解的历史性构成我们的偏见”［36］。承认理解和解释存在一定的偏见，其价值不仅在于为解释者创造性解读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持，同时又为后续读者的接受研究开辟了主体间性对话和交流的空间。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经验视野”。只有发挥读者的创造作用，才能通过“作者——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模式去实现作品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关注读者的反应，才能进一步考察“作者——作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总之，作品的“效果史”是一个既沟通过去，又可以延续将来，还着眼于现实的桥梁。“效果史”是过去、现在、将来无穷尽的对话过程。

音乐文本的价值，要经历不同时代的历时性接受者和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共时性接受者的接受，于是文本的历史价值是在众多接受者的理解的纵向接受链上和受众面广的横向接受链上保存、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就是音乐作品的价值实现和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过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前见’持有者，‘前见’意味着主体的历史效果意识。”［37］每个人在解读音乐作品时都会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或者从自己的视界去感受与理解作品，于是就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史，由此也传承了音乐文化。“以‘效果历史’原则进行音乐理解，音乐文本意义就必然具有无穷尽性和审美存在的永恒性，审美理解中的‘偏见’则具有了合法性”。

如，作为百戏之祖、国之瑰宝的昆曲，在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当中会具有不同的接受和理解，即使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接受，其效果也是不同的。例如，青春版《牡丹亭》，就承载了当代解释者白先勇先生对传统剧种作出创新理解的效果历史。他从现代观众的接受出发，实现了创作者、接受者、作品之主体间性互动与创生，在既保持传统又能吸引现代观众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它不仅记载了作者以及当代读者对昆曲理解的效果史，同时又促进了这一传统剧种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八、“理解的多义性”—— 发展音乐文化

主体间性教育强调相互理解，尊重差异，这为音乐“理解的多义性”和课程理解的多义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又为创造性的发展音乐文化提供了可能。

（一）音乐理解的多义性

音乐艺术的朦胧性、非确定性、非概念性特征为音乐的多义理解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创造性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英加登认为：“任何一部特定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只有一个，而对它的表现，原则上却可以要多少个就可以有多少个”［38］。即，音乐作品的意义阐释具有多种可能性，在遵循创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基础上，不同的表演者在“二度创作”和不同的欣赏者在“三度创作”中都会融入自己的个人理解，所以造成音乐作品理解的多义性。但是，不能一味过渡地追求“理解的多义”而偏离文本的意义。音乐教师“必须即时对学生理解的层次、视野、合理性等各个方面进行判断，并对学生的解释进而决定如何才能把学生的理解引向‘合理’与‘深刻’，从而防止学生把‘发散’变成‘过渡诠释’”［39］。

“音乐理解的多义性”可以从以下是三个层面来理解：

1.理解音乐的多种角度

“理解的多义性”即音乐理解中的多解性或可变性，也就是说可以多角度的理解音乐和理解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埃利奥特的实践哲学也渗透着“主体间性”教育思想和“理解的多义性”思想。他强调音乐实践是多元的主体间（音乐创作者、表演者、即兴创作者、编曲者、指挥家、评论家、欣赏者）进行的多样化的音乐实践活动和多视角的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解释，由于不同主体间各自的主动性和差异性存在，而这种主体间的差异性就导致了理解活动中的可变性。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让多元的主体通过音乐进行多维度的主体间互动，从而达到对音乐的多义理解。如，用音乐来表达主体间不同的情感，用音乐来表现不同的人、地方、事物以及用音乐来传达不同的文化思想内涵、信仰价值、风俗习惯等，从而加深对音乐的情感理解、文化理解、历史理解、应用理解等。

2.把握音乐的多元智能

在一定的音乐情境中“理解的多义性”体现在多元智能③之主体间性互动的优化和组合而带来的不同理解。多元智能之九种智能分别代表每个人的不同潜能，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强项和弱项，智能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个体间的智能差异，这是造成音乐理解过程中理解的差异性和多义性的心理学依据。例如，对于同一首音乐不同的人会运用不同的智能来表现不同的接受方式，舞蹈家可能会发挥身体运动智能，即用肢体语言表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音乐家会运用音乐智能，即用歌声或乐器演奏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与理解；文学家会运用语言智能，即用诗情画意的语言表现对音乐的理解与感受；美术家会发挥空间智能，即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对音乐的理解。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在接受音乐的过程中运用的智能组合不同，凸显的智能强项不同，所以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也就不同。

总之，音乐文本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意义统一体，特别是当它进入教育情境后，在多元主体的多种视域关照下，教育文本的意义也具有多向的生成性，即“理解的多义性”召唤接受者不仅要从创作者出发理解创作意图，广泛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等各种文化内涵，以更好地理解文本，接近作者的原意；还强调音乐接受者对音乐多样化实践活动的主动建构，寻求不同的理解路径以及多视角的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即通过对作品意义和价值的不断充盈和完善，不断发展音乐文化。

（二）课程理解的多义性

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更是被教师和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验到、领悟到、思考到的“体验课程”。由于音乐教学内容含义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不同音乐接受者各自具有不同的“前见”、“前理解”，因此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音乐课程的内容和意义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相同，音乐接受者会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对给定的内容都有自身的理解和解读，对给定的内容不断地变革和创新，并不断转化成“自己的课程”，造成课程理解的多义性。而且，由于教育活动中多元主体间的多维互动，教师与课程设计者、教师与学生、师生与教育文本、师生与课程诸要素等之间在分享、合作、交流、沟通中思维对话与碰撞，又能生成出多义性的课程理解和“意义”的新异性；同时，由于现代课程资源的广袤性，在随着课堂教学活动展开的同时，师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潜能被激发，他们能够主动建构教育意义，从而积极改造预设的课程，形成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整合的课程，由此一些新的目标就会被引发和生成出来［40］。这样的课程理解，不仅能充分尊重师生的“生活世界”，符合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也更具有积极性与创造性，更有助于音乐接受者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身份认同。

结 语

综上所述，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点，从接受者出发，借鉴接受美学中的“游移视点”、“空白召唤”、“恰当的具体化”、“视界融合”、“期待视野”、“效果历史”等理论，构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学优化策略，能够达到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并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能使中小学师生更好地接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效提高其重视和喜好程度，从而使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附言：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东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与高师地方音乐课程建设” （课题号：12YJA760006）与鲁东大学校基金项目（课题号：wy2011010）的阶段成果。

注释：

①“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懑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②“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见白寅《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第53页）。

③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3年提出。加德纳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九种智能，即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逻 辑数理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身体运动智能（bodily intelligence）、人际交往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自我认识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自然智能（natrualist intelligence）和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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