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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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收到了大量对于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的反馈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建立激励机制，推进合理的风险管理为目标，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新巴塞尔协议做出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看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主要的修订大致集中在六个方面。

加强跨国监管合作

金融业的全球化推动着国际监管合作的加强，这一显著的变化也反映到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理念中，实际上巴塞尔协议本身就是这一进程的产物。2003年8月，委员会了《跨境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高级原则》，以进一步加强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对于复杂的银行集团更是如此；并且通过实施新协议，提高各国的银行监管质量，提高所有东道国（特别是那些新兴市场国家）监管人员的能力，以便使东道国能够对在其国家经营的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的银行监管。

2004年5月，委员会重申监管当局的紧密合作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有效执行至关重要，执行小组将继续讨论新协议中跨国执行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监管当局主要根据案例以找出加强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合作的方式，委员会将推进以国际业务为主的银行集团的母国与东道国监管的合作，并主要关注实践中它们在高级方法上的合作。委员会还重点强调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考虑在实践中双方信息披露的合作、应避免重复进行多余及无协调的审批及检查工作，以便减少银行的执行成本并节约监管资源。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某些高级技术的批准上，母国监管当局发挥主要作用。

调整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对于在监管框架中引入第二支柱“外部监管”，业界有不少的批评。有的认为第二支柱意味着更多的监管要求并且忽视了各银行的具体情况。委员会于今年一月进一步解释了对第二支柱的认识：新协议的第二支柱反映了监管当局在保证充足的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和监管结构，委员会认为在不同的管辖权内保持第二支柱的灵活性是必要的，因此委员会在该方面不提供广泛的说明性指导。委员会更强调监管当局信息共享和银行与监管当局建设性对话的结合。委员会增加第二支柱的目的，在于发起对国际活跃银行更严格的监管程序以确定其资本要求，支柱二赋予监管当局评估银行方法是否合适、资本是否充足并采取不同行动。重要的是，在支柱二中，各监管当局在不同方法上信息共享以促进新协议的一致性，这也是执行小组的使命。关于这方面，可能会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一些不同的理解，但是，同时这也会促进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和合作。

委员会指出，某些风险之所以被纳入支柱二而非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是为了在处理这些风险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委员会不赞同一些银行提出将这些风险纳入其他部分。委员会也表示，由于在监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要有保证，并须在执行中保持一致性，支柱二在未来几年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委员会的执行小组和专门负责新兴国家的转型小组将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

同时，对于“市场约束”这个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的范围有所缩小，只集中于核心信息。但在披露的周期等方面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任意性规范相应减少了，如国际活跃银行必须披露其季报。

鼓励采用风险高级计量法

通常看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个进步是它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为操作风险配置相应的资本金。委员会提供了复杂性和风险敏感度方面不断提高的三种计量方法：基本指标法、标准法、高级计量法，以供银行选择，鼓励国际活跃银行提高风险管理的复杂程度并采用更加精确的计量方法——高级计量法（AMA）。

由于国际活跃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法涉及到跨国监管权限的协调和合作，在真实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4年1月出版了《母国-东道国对AMA计算操作风险资本认可的原则》，特别说明了对采用混合方法的银行集团的监管，以指导母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四个原则是：用AMA方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必须符合新协议实施的范围及委员会的《跨境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高级原则》；银行集团各层次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有责任了解在其层次上银行的操作风险轮廓，并且确保风险得到较好的管理并有相应的准备；一般而言，资本并不能在银行集团内部任意转换，因此每个附属银行必须单独持有足够的资本；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减少跨境运用AMA的银行集团和监管者的负担和成本，这些原则目的在于平衡资本充足的要求和满足跨国活跃银行集团在其内部运用AMA方法进行风险管理的需要，增加新协议的灵活性。

最后，委员会指出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委员会将继续努力促进新协议执行的合理性和一致性，执行小组正在进行一些操作，包括案例研究。这项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上，但会逐步扩展到操作风险领域。

仅覆盖不可预见损失

按照内部评级法(IRB)对信贷损失的处理方法，第三次征求意见稿要求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来弥补可预见损失（EL）与不可预见损失（UL），并且对损失准备规定特殊的处理方法。不少成员国认为，此种方法是切合实际的折衷，能够解决各国方法和监管当局在准备计提方面存在的差异，但众多的银行机构要求改变内部评级法对资本金的约束，希望能将监管资本的计算与资本的计算更好地结合起来，于是委员会决定在对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方面采取仅仅覆盖不可预见损失的方法。委员会重新审议这一问题后，决定采用针对不可预见损失的方法。

另外，对采用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IRB)或计量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AMA)的银行，委员会在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头两年内，以按照现行协议计算的结果为基础，规定一个资本底线(capital floor)。第三次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到新协议实施的第一年，按照内部评级法计算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之和，不能低于现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90％。在第二年，不能低于这一水平的80％。2004年5月，委员会提出对信用风险使用基础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在2006年可以平行计算资本。从现行框架直接过渡到高级方法计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银行可在2006－2007年平行计算资本。基础和高级方法在2008年和2009年的资本底线分别是90%和80%，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2007年的资本底线是95%。此前，委员会已剔除了对操作风险单独设立的资本底线。增强证券化框架的一致性 证券化框架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最复杂也备受争议的一部分，业界普遍认为该部分的处理过于繁琐且在一致性、连贯性上存在缺陷。针对业界的反映，2004年1月，委员会了《对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变更》的文件，主要是简化了监管公式方法（SF）并增强了框架的一致性。第三次征求意见稿中的监管公式方法用于处理未评级头寸，起初业界对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复杂性。进一步，业界质疑SF与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不一致性，但同时也有一些银行认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委员会对SF和KIRB进行了调整，包括对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引入了内部评估法（IAA），但只适用于具有内部投资评级的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简化了监管公式方法，简化后的SF将适用于所有未评级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

在一致性方面，委员会提出要加强监管公式法和评级为基础的方法（RBA）的一致性以及发起行和投资行处理方法的一致性。同时，委员会同意修改RBA使其风险权重与证券化暴露的内在风险更一致。尽管委员会做出了计量风险加权资产将仅针对内部评级法的不可预见损失的变更，但模拟表明，高级证券化的预期损失资本要求相较于不可预见损失资本要求是很小的。因此，委员会认为区分预期损失和不可预见损失不能增加证券化处理的风险敏感性。对于评级高于Ba3的头寸和高于KIRB的未评级头寸，委员会建议覆盖其UL。

不断改进对信用风险缓释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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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达成一致意见，委员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篇3

    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大银行发展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 并且计算经济/风险资本〈economic 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 因此, 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 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 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 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 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问题, 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

    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 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 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 value at 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 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文件中, 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 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 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 mode paradigm (简称DM) 与Mark-to-market paradigm (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 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 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 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 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

    于是,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个明显的特点:委员会将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贷风险因素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以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贷风险工具, 在新协议中, 委员会允许银行在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银行内部的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银行内部评级、与评级挂钩的违约率PD, 以及高级IRB中的衡量违约风险暴露EAD与给定违约损失率LGD的方法, 使用一些减轻信贷风险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的做法〈虽然委员会对这些做法做出比较有争议的修改〉。委员会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做法》(“Range of practice in Banks’ internal ratings 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贷评级与信贷质量的补充资料来源》(“Credit Ratings and Complementary Sources of Credit Quality Information”)与2000年1月公布的《业界对减轻信贷风险工具的看法》(“Industry Views on Credit Risk Mitigation”)。另一类是委员会认为还不够成熟, 不能在新协议中使用的衡量信贷风险理论与工具。委员会在这些工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预见风险EL与不可预见风险UL的理论〈即银行认为只需要为UL提取资本准备, EL可以由银行的一般准备与利息收入覆盖。 而委员会要求银行为EL与UL都提取资本准备。〉;利用PDF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Loss)计算信贷风险VAR的风险模型(主要是DM与MTM模型)。委员会在这些其认为不够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计算风险权重(risk weighting)的公式, 调节授信组合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 简称G)的做法, 对减轻信贷风险做法的调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员会对这类理论的大幅修改成为业界在反馈意见中引起最多争议之处, 也是委员会在研究业界的反馈意见之后, 可能做出修订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类的风险因素, 业界与委员会的分歧比较少, 因此, 以下简单分析IRB方法中对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构思, 着重分析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构思与特点, 业界的不同意见, 委员会可能采纳业界的哪些意见并做出修订。

    二 IRB方法中关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总结1999年至2000年底对银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的做法所做的调查与研究, 认为比较多的银行有能力运用内部评级系统来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 并且能将客户评级与违约率PD挂勾。另外, 银行在衡量与预测违约率PD时,有比较充足的数据, 并且可以参照外界评级机构对各借款人评级相应的PD资料, 从而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与预测PD。

    但面对数据有限的问题, 比较少的银行能够准确地衡量与预测各种产品与客户的给定违约损失率LGD。而且不同银行对LGD的预测结果有很大不同, 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比较低。另外, 与PD相比, 在LGD方面, 可供银行参考的外界资料相对少了许多。因此,委员会根据对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在酝量IRB 方法时提出了基础IRB与高级IRB两种方法, 以便让有能力、有条件的银行能够更多地运用其现行的衡量、管理信贷风险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在使用银行内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风险因素的同时, 对于目前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风险因素, 如LGD与EAD则使用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需要留意的是, 委员会在制定基础IRB中由监管机构统一规定的风险因素时, 由于要平衡简单、易行与准确衡量风险两方面的需要, 以及银行之间风险水平的差异, 因此, 在制定一些统一规定时偏于保守, 从而造成了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比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资本准备的不合理结果, 这个结果也是与委员会的理念不相符的(即为银行提供提高衡量风险能力的动机, 对于相同的风险资产, 能更准确衡量风险的银行可能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 造成基础IRB偏于保守的特点在委员会关于基础IRB的LGD规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以下略作说明:

    基础IRB方法对给定违约损失率LGD主要以下规定:

    1 按照是否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对LGD有以下规定﹔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但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50%。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又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75%。委员会承认这样的规定偏向保守, 因为在基础IRB 方法中, 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十分有限, 银行的大部分授信将被当作无抵押的授信。

    2 即便是对于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 对LGD有以下规定:

    (1)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委员会根据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the ratio of collateral value to the nominal exposure, 简称C/E), 订出两条线:30% 与140%。委员会再制定这两条线的主要构思时﹔担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达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 才对LGD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才能在计算LGD时得到认可。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基础IRB方法中为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对LGD所起的作用。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若C/E小于或等于 30% 的, LGD为50%〈这实际上等于不认同押品对LGD有任何影响, 因为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无抵押授信, LGD也是50%。 委员会的理由是, 当C/E小于或等于 30%时, 银行在处理押品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处理押品能够得到的金额, 因此, 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妥善管理押品, 从而认为应该将这类授信等同于无抵押授信〉。若C/E大于 140% 的, LGD为40%〈140% 的C/E相当于授信与押品值的比率为70%, 银行在借出$70元的贷款, 而该贷款由$100的押品担保, 委员会认为当借款人公司违约时, 银行即便出售押品, 也可能面临$28, 即$70x40%的损失。 请留意, 这类押品已经局限于委员会认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种类。〉。若C/E在30% 与140%之间的, 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计算LGD。 

    (2) 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即便有委员会所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LGD仍为75%。 即等同于无抵押授信处理。

    委员会对于所认可的押品范围, 以及对于基础IRB方法中的LGD规定引起业界比较大的反向, 也是委员会可能做出修订的内容之一。

    三 IRB方法中关于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以及全球金融界的反馈

    由于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以及决定风险权重的各类风险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详细与复杂的, 因此, 以下的分析主要围绕公司授信。

    (一) 计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 简称M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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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学者对过程监管概念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过程监管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仍停留在对过程监管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包括定义、特点、优势及与传统监管方式的比较。

胡怀邦(2005)对过程监管做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过程监管是风险性监管的监管程序，“与传统的监管方式相比，风险监管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个别指标或瞬间结果的考核，而是面向整个银行经营业务全过程的跟踪监控，是一个首尾相接、循环往复的连续跟踪监控过程，通过‘了解被监管机构——风险评估——策划监管工作——确定现场检查范围——实施现场检查——辅以连续性的非现场检查——进一步了解被监管机构’这样一个前后相继、螺旋上升的监管循环，对被监管机构营运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考量评价，整个过程坚持‘盯住风险’的原则，紧紧围绕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状况而展开，始终强调的是对风险的分析、评价、预测、预警，并通过优化监管工作流程，提高监管工作的时效性、预见性和前瞻性，同时还通过审慎监管会议、联席会议、监管例会、监管咨询书和预警通知书等形式，加强信息的反馈工作，对风险及时进行‘窗口’提示，疏通监管意图的传导机制，提高监管效率。”[1]

金雪军、李红坤(2005)将过程监管定性为对资本充足性的监管方式。作者通过对比规则监管和过程监管来阐述过程监管的内涵。他们认为，规则监管制定了被监管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性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以评估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金数量的简单机械公式的应用，它针对所有的机构是一致的、标准化的；过程监管则抛弃了标准化的想法，也不认为定期的报告制度对评估银行的金融健全性是充分的，它强调过程的完整性代替资本金计算的标准化和定期报告制度。因此，在很多方面，这两种监管方式是完全对立的，体现在：(1)过程型管更难于实施，因为银行在其内部体系上具有多样性以及在评估资本配置机制的充分性时涉及到相机抉择；(2)过程监管包括由个别银行用其专有信息所决定的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很可能是银行出于竞争的考虑不愿意公开的；(3)由于评估这些过程有赖于特定机构的专有信息，因此往往难以重复和验证，从而在透明度上不如规则监管；(4)从设计和实践的角度来讲，过程监管的目的并不在于使所有银行都服从一个统一的风险计量框架，因而其结果在银行之间不具有可比性。[2]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到，过程监管是一个抽象的监管模式的概念，它包括两个重要的监管元素：一是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二是创新的监管工具——VAR监管方法等。下面笔者对就这两个监管元素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三、国内学者关于过程监管理念和工具的研究综述

1.关于银行激励相容监管理念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在理论层面对激励相容的新银行监管理念进行研究，体现为对激励相容监管理念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对激励不相容的危害进行阐述，设计我国监管激励相容的机制，对我国引入监管激励相容理念提出构想。

首先，激励不相容的监管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何自云2004、陈正勇2004)：使监管失效；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产生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金融创新。[3]徐卫国(2005)则细分了多种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方式所带来的危害，认为，(1)严厉管制导致激励功能基本丧失，带来监管权力寻租、服务效率低下，金融创新被严重遏止；(2)负向激励诱发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对违轨者惩处过轻，导致“劣币驱除良币”，二是对经营者约束不够，导致道德风险；(3)监管越位导致“三大支柱”人为割裂，使监管效率难以提高，监管成本居高不下。[4]

在我国，由于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引进，忽视了监管环境和监管文化的建设，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思维和做法普遍存在。鲁志勇、于良春(2005)以预先承诺制为理论基础，讨论了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设计，并以中国银监会实施的监管收费为例，对这一机制在我国银行业规制中的应用进行了案例分析，他们认为，从激励相容的角度看，这种操作程序不符合激励相容的要求。[5]蒋海等(2004)则运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我国金融监管激励缺失的主要原因，认为当前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导致的监管当局提供有效监管激励的缺失及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是造成金融监管失灵的主要原因。[6]

因此，建设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是必须的。何自云(2004)、陈正勇(2004)认为，激励相容监管的核心要素是：在监管中融合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在监管中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在监管中融合市场约束。蒋海等(2004)提出了形成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主要措施与制度安排：(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进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建设；(2)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形成合理的监管制度安排；(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监督。徐卫国(2005)提出了我国银行监管激励相容的构想，包括创新方面，建立金融创新激励机制、实施监管事先承诺制度、不断完善银行差别监管；约束方面，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外部评级作用、强化行业自律监督；相容方面，监管部门与银行必须在理念、行为和文化等领域达成共识。

2.对西方各类银行监管方法的介绍和分析

刘宇飞(1999)，黄智猛、吴冲锋(2000)，郭亮(2004)，围绕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进，介绍了到目前为止西方针对市场风险监管所提出的三类监管方法，即标准方法(SA)、内部模型法(IMA)和预先承诺方法(PCA)，分析了VAR方法在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方法中的运用，并探讨了各类方法的优点、缺陷及其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赵永伟(1999)则侧重于对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法的比较，作者论述了预先承诺法与内部模型法各自的特点，分析两种方法下银行内部的问题和银行声誉所产生的扭曲效应，得出通过构建最佳的激励相容方案可以消除扭曲效应的结论。[7]

陈珠明、陈建梁(2001)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的激励相容机制——预先承诺制的有约束最小化预先承诺制模型进行评价后，给出了其修正式，研究了最优资本金的配置，不同类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资本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构造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PCA模型。[8]

金雪军、李红坤(2005)亦对各类监管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它们在我国的适用性。作者认为，标准化监管在我国银行监管中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内部模型法应成为对内控制态度严谨的银行进行监管的首选方法，是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预先承诺法的监管理念更加合理，然而由于具体操作方法有待改进，在发达国家尚处试行阶段，在我国更难施行，但应密切关注。

3.VAR方法在我国风险监管中应用的研究

(2004)认为，引入VAR方法可以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中的审慎经营原则。首先，作者分析了我国监管法中审慎经营规则及其实际运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于监管者，法律条款规定的弱操作性，导致了低效监管；对于被监管者，无法摆脱信用风险的危机，没有恰当关注市场风险，并遏制了金融创新。因此，通过引入VAR方法和相关补充理论，可以完善银行监管法规中的审慎经营原则。作者进一步指出，通过引入VAR方法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中审慎经营原则，应该做到：(1)在监管法案和原则上强调基于VAR方法的风险监管方法；(2)在银监会内设立独立性相对较高的风险控制部门；(3)设立风险管理基金；(4)根据VAR的构想，配套改革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使其控制标准数量化、科学化。[9]

钟毅(2004)从技术的角度，利用VAR模型构建一个市级风险监管信息系统。他分析了系统开发的需求、主要技术、目标和设计原则，并规划了系统功能的七大模块，从而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市级风险监管信息系统方案，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由于VAR模型存在种种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压力测试来弥补VAR的不足十分必要。杨军、朱怡(2004)、杨鹏(2005)对压力测试及其在各国包括中国的实践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最后给出压力测试在我国金融监管中应用的对策建议：(1)敦促各银行建立压力情景所需的风险因子模型；(2)先行了解实务界现行的需求与做法，制定适合本国银行业使用的规范；(3)加强情景分析和模拟分析；(4)推动银行对大额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压力测试；(5)考虑将分析结果作为银行财务报告的项目之一。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监管从规则监管到以风险为目的过程监管的转变的研究综述

1.过程监管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困难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黄辉(200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执行支柱二面临多方面的挑战：(1)执行支柱二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监管者的权力和能力，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监管体制中政府因素过多，作为被监管的银行并不惧监管者；监管者的业务水平也有待加强。(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可能增加系统风险。(3)在中国，银行业本身的结构也将严重影响监管标准的执行，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使监管的独立性大打折扣。[10]

朱军林(2003)认为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在发展中国家实行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要素，包括健全的法制体系、完善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独立的监管机构、规范银行内部关联贷款等。

2.我国如何实现从规则监管到过程监管的转变

在由规则监管向规则监管及过程监管并重的转变过程中，唐双宁(2001)认为我国应该：(1)调整监管思路，实现从“事后化解”到“事前防范”的转变；(2)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早期预警系统；(3)确定监管周期，实施动态、持续监管。

王兆星(1999)提出我国要逐渐由过去粗放型监管方式向风险目标监管方式转变，做到：(1)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监管连续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重要环节；(2)强化现场检查的计划性、协调性和连续性，尽快实现监管的常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3)通过加强和完善非现场监测，充分发挥其预警功能，使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从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尽快转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4)建立每家被监管银行的综合档案，以实现连续性的跟踪监管。

刘代学(2003)主要通过借鉴香港风险为本的监管制度，提出了对内地银行监管工作的启示：(1)转变监管理念，积极培养先进的监管文化，建立正确的监管取向；(2)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规章制度，编制一步具有约束力和比较具有操作性的《银行监管政策手册》；(3)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工作效率；(4)合理确定监管者的责任，明确区分监管工作奋斗目标和监管职责；(5)建立一套现代化的、科学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和供应系统；(6)建立一套有利于监管人员迅速成长的人事教育制度。

胡怀邦(2005)在深入分析过程监管的内涵后，提出对于我国银行业监管而言，要从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际出发，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基本导向，选择合适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当的监管政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真正贴近中国银行业风险实际的监管模式：(1)监管机构应实现良好治理，完善监管主体；(2)在对被监管机构风险状况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评价的同时，积极推动商业银行的各项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3)监管要注重转轨过程中的特殊风险类别，如体制性风险；(4)逐步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重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约束机制；(5)高度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密切结合。

任月娥(2006)提出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放松不适当的管制，在监管的过程中考虑监管成本与收益；(2)在行政监管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的约束力量和银行自身管理能力的培养；(3)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强信息披露的要求；(4)建立新型的监管协调机制；(5)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加强监管的国际化合作。

五、简要评述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笔者发现，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程监管模式的研究，在每个分主题上，都有不少的文献。但考察完各个文献之后，笔者感到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过程监管模式本身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需要从各国监管当局的规则中归纳、比较、提炼出共同点，上升至理论层面的探讨，但国内文献仍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对过程监管具体内涵和实施方法、过程的归纳概括。

第二，对过程监管模式中包括VAR各种监管模型还欠缺深入详细的比较论证和模型的验证，特别是要结合中国本土银行目前各种内部模型的开发实践来进行选择。

第三，鉴于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尚停留在规则监管模式，再考虑到我国本土银行较为落后的风险管理能力，如何结合我国的监管实践以及银行的风险管理事务，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监管模式转变路径和具体有效的监管模型，尚缺乏深入有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胡怀邦.风险为本的银行监管：国际经验及其现实启示[J].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05，(3).

[2]金雪军，李红坤.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嬗变途径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4).

[3]何自云.激励相容的银行监管[J].财经科学，2004，(5).

[4]徐卫国.银行业激励相容监管问题研究[J].浙江金融，2005，(8).

[5]鲁志勇，于良春.银行激励相容监管的机制设计[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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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永伟.激励和声誉扭曲——市场风险监管中VAR法同预先承诺方案的效果比较[J].华南金融研究，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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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45-06

［收稿日期］ 2011-03-18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经成为各国银行业监管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争论最多的是资本充足率问题。与在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广义的风险分类不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预想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完全依赖于债务人的信用评级，无论是内部评级还是外部评级。然而信息披露的要求如此之高，只有少数银行可提供必要的信息。因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给银行以选择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的权利。但是，一方面引进内部评级法的固定成本很高，会阻止小银行使用该方法；另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历史数据也使小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小银行也不会从相对安全的风险暴露而减少的资本充足率中获益。［1-3］这种对大银行和小银行的不对称对待会如何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绩效和经济中的总风险？本文将作出理论回答。

如果有选择两种方法的权利，左边表示存款利率均衡。在模式3和4中的边界，实际上移向更低的竞争，与标准法相比，风险承担由于监管而增加。在模式3和4中的边界，小银行偏好于提高利率。不同的是，曲线分开有无风险承担的模式表现为单调递减。因此，如果银行允许在两种方法中选择，且大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该方法扩大了α的参数设置，小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

即使在转移到模式4的情况下，小银行也受到束缚。考虑到在选择内部评级法前，银行仅仅只考虑在模式3和4的边界中情况。β极小的增加有两种效应：第一，导致银行离散地增加存款利率，边际利润没有任何变化；第二，增加了银行存款利率，危害到小银行。即使在模式转换的情况下，小银行也将会丢失利润。从模式3和4边界开始，一个β极小的增加有两种效应：第一，由于临界利率的增加，大银行提高其利率；第二，为获得市场份额，小银行离散地提高利率。小银行市场份额增加，大银行利润减少。因此，在由标准法转换到内部评级法后，大银行利润也许下降。方法越复杂，固定成本越高，小银行更可能不会愿意采用新方法。大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潜在利润是巨大的。总的来说，与标准法比，内部评级法的引入也许引起小银行承受更高的风险，从而转化为总风险增加。因此，监管没有达到它阻止银行风险承担的目标，表现出内部评级法的优势被选择的权利所破坏掉。［4］

五、结论

银行可以采用很多办法对新监管做出反应，而不被模型所捕捉到，尤其是小银行之间或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的并购。被并购的银行会选择更安全的项目，资本利用效率更高，这样也会提高福利水平。考虑到模型外因素后，该观点并非令人满意。具体而言，小银行可以建立联合评级系统，甚至可以将其风险管理委托给第三方机构，来应对新监管的规定并节约固定成本，仍然可以独立运作从规模经济中受益，提高福利，并避免兼并的不利影响。只有当监管者接受累积数据的激励，允许小银行克服缺乏历史数据的问题，但法律约束（例如银行保密法）仍可能阻止银行与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交换客户的敏感性信息。如果中小企业更愿意找中小银行借款，那么模型会预测到大银行减少对中小企业贷款，且贷款会从安全项目移向风险项目。尽管最有效率项目的中小企业贷款注定损失最多，但通过内部评级法可以减轻该损失。但是，大银行也可能没有准备好在软信息的基础上扩展贷款。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不公平对待可能是基于公平（权益）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适金融结构理论初探［EB/OL］.省略.cn/article.asp?articleid=21619.200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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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

巴塞尔新的资本协议强调，银行仅通过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无法实现安全性和稳健性的目标，应通过一些更加全面、具体的约束加以实现。为此，该协议提出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检查评估和市场纪律约束，并作为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低资本要求

这是该协议的基础，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监管部门对资本的定义、风险头寸的计量及根据风险程度计算的最低资本要求。其中监管部门对资本的定义和8%的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维持原资本协议的规定不变。但在风险头寸的计量方面，新资本协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风险资产的计算，在调整了原有标准法计算风险资产的同时，强调对于十分先进的银行可以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风险资产，对于一些高度发达的银行，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可以运用信用组合风险模型。此外，在风险管理的范围上，除须涵盖原协议要求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外，对于银行所面临的其他风险，如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也应特别关注。

2.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检查

这方面要求加大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确保各家商业银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内部程序，借以评估银行在认真分析风险的基础上设定的资本充足率。具体原则包括：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建立资本充足总体情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制定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情况的内部评价机制、维持战略、资本充足情况进行检测和评价；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下滑的状况进行及早干预，防止风险的扩散，如果资本得不到恢复，则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3.市场纪律约束

这方面要求发挥市场的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市场纪律有助于促使银行合理进行资本调节和控制内部风险。有效的市场约束要求银行建立一定的信息披露制度。新协议要求银行及时披露包括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风险预测及战略管理等内容。

（二）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差距

自1994年我国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在未来的较长时间里，我国的相关监督检查部门和机构都对未达到要求的银行，并未采取明确的监管检查措施。同时在迫于实际情况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放宽了对资本充足率的标准，也缺乏对银行的信贷方面和按分类提取充足的风险准备金的管理和监督。这样松散的监督管理下，所计算的资本充足率难以反映银行风险的真实状况，也不能有效控制银行资产扩张的规模和速度。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遇到的问题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分析、控制和预测等方法来转移、预防在日常业务可能出现的风险，从而尽量降低或者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经营资金的安全性。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使收益处于一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二是当风险条件不变时的收益最大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管理中一项复杂却极其重要的部分，其中涉及到各部门和各项业务。在银行中每个不同的业务部门控制风险的具体使用方法各不相同，且重点也不一样。但从银行整体来看实践的措施要符合商业银行的三项原则，分别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并且以承受相对较低的的风险程度来获取最大的盈利。

1.风险管理起步晚

从建立初始至今，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是负债管理；第二是资产管理；第三是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第四是资本充足率管理；第五是全面风险管理。从1994年我国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开始，大家也逐渐开启了风险管理的意识，而相比国外银行业几个世纪的历史，在风险管理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也只经历了二十几年。与欧美等国的银行相比，我国的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确经验匮乏，且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

2.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风险信息系统是风险管理的基础，也是重心，是体现风险管理水平的技术所在。不过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步相对较晚，致使相关方面的经验数据不够。同时，由于我国企业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的制度不够完善，使得许多企业在财务数据收集中遇到很多棘手的障碍，而其公布的数据也存在一定的失真性。

3.风险管理方法单一

现今，通过学习欧美银行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技术日趋成熟和完善。即便如此，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上还有许多为开发的空白领域。在风险量化管理方面经验不足，能力较弱，使得银行缺少相关方面的经验数据，这样建立的数据库和模型还不足以应对现实中许多风险状况。

三、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方法

近年来，我国银行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其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成为国际商业银行加速引进世界先进风险管理制度的催化剂。

（一）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使银行的经营更加透明化，同时可以促使银行接受整个社会和市场的监督。

1.建立行内和外行的信息交流平台

信贷部门作为银行的核心部门，需要将信息同其它各个部门共享，以此进行内部的监督和检查，同时可以更好地协调各部门的工作。然而，对公贷款作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流出部份，更应该加强对其风险管理。银行的呆坏帐中很大一部门是针对企业的贷款，而其中有些私营企业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从银行套现。由于我国的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不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的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市场也因为缺乏资料而无法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情况。这些非法行为屡见不鲜，然而银行也没有很好的对策制止这样的行为。因此，各银行之间应该进行信息的互相流通，大家共同来应对一些信誉差的客户，倡导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

2.开发高效的数据库

要完成信息在各商业银行之间的共享，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完整和高效的数据库。同时其安全性非常重要，要保证信息的高度保护下才能够顺畅地实现信息共享。保护好客户的信息也是银行的责任，信息共享并不是说在整个社会的共享，其范围只是在银行与银行之间。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许多银行的经验，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具体操作。从数据级保证系统的高效可用性，维持系统之间的数据同步性。其中在工行的异构服务器平台上，可同时运行着内部开发的软件，包括集成化的票据管理、智能报表管理、信用管理和智能不动产管理等。

（二）提高风险意识的教育

1.定期对银行从业人员的风险培训

要以客观、开放的态度，积极进行大量的培训工作，对专业人员结构不断进行优化，对现有人员作定期的培训，促使其知识的更新，在日常的工作中发现风险的存在并且依据相关的方法来应对和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2.针对不同特定客户进行风险意识的教育

无论是对公还是个人的业务都是银行业务的基础，缺少其中一个都无法运转下去。对客户的风险意识教育可以使客户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工作人员配合。

（三）盈利模式多样化

随着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许多银行改变营销策略，重点逐渐放在以前并不太看好的中小客户上面。商业银行必须全面细分客户群，加强对既有潜力，但具有一定风险的客户的工作。商业银行应该逐步改善依赖以大的优质客户为主要利润渠道，而在直接服务于中小客户的营销工作中摸索建立新的盈利模式。

（四）建立内部评级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正在逐步改善，但相对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来说还有较远的距离。目前我国的商业主要使用贷款五级分类使用法，而十国集团国家的许多大型银行的内部评级法中仅仅是运营贷款就具体地细分为分为十级。到目前为止我国商业银行中的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使用的内部评级体系还未完善地建立，短期内我国是无法赶上国外的管理水平。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应该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包括经营规模、资本状况、风险程度等因素，从而建立各自的评级体系。

四、应打破银行垄断

总理在2012年4月初考察广西、福建等地时针对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了要打破银行的垄断局面。纵观当今的经济发展形势，民营企业占据了大半江山，未来的民营企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领军者。而许多中小企业陷入融资困难，大银行为了保持经营利益把一些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企业拒之门外。针对这样的政策，未来的银行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其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由于降低贷款标准或利率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的增加，坏账率的上升。对于可能的问题出现必须要有解决的方法。

1.合理地管理客户群

为了能在市场这块大蛋糕中分得一块，银行在建立的客户群众针对各个不同的群体对象进行分化管理。对不同级别的客户制定不同的管理条例与激励制度。

2.实现客户的信用透明

由于银行业的信息不流通，对于一些信用不良的企业无法得知其信息。因此建立透明的客户信息平台，同时要求各银行之间进行合作，及时地将信誉不合格的客户的相关信息传输到到客户信息平台。

3.加强银行的业务创新性

倡导银行业进行金融创新，全面增强市场竞争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业务以收费的金融中间业务为主，大部分银行的50%以上的收入来自中间业务。而相比之下，我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仅占20%左右，如企业信用等级评估、个人财务理财业务、保险业务、审计咨询、委托贷款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业务带来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少部分。

五、结论

银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良好，而重中之重的资本充足率是有效地衡量银行，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准。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明确提出了很多针对降低银行风险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方法，但基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的整体状况要真正地实施这些方法是极有难度的。其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损失，许多个人或企业都不能完全按照相关的条例、法规等进行操作和交易，甚至利用各种手段骗取银行的信任。在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中，要提高整体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这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重视诚信和信用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建立适合银行自身的内部评级制度是当务之急，借鉴国外许多大型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经验很重要，但不能忽视的是要紧紧地结合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特点来制定适合且符合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状况的风险管理方法。

參考文献：

[1]劳埃德·托马斯（美）.货币、银行业和金融市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童频，张勇，金静.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研究[J].金融研究，2001（11）.

[3]陈建华，唐立波.浅析我国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J].金融研究，2002（09）.

篇7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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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71-04

一、引言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要求银行通过内部评级体系计算监管资本，进一步增强监管资本对于所面临风险的敏感性。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银行首先要重新构建适合监管要的内部评级体系，包括评级等级的划分、评级参数的估计、评级结果的使用以及评级体系验证等一系列内容。评级方法论(Rating Philosophy)是对经济周期的一种态度，反映了信用评级的本质，具体表现在评级使用何种信息、评级期限等方面，主要包括时点评级法(Point-In-Time，PIT)和跨周期评级法(Through-The-Cy，cle，TTC)。评级方法论是银行构建评级体系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违约概率(Probability0f Default，PD)和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LGD)等风险参数的性质、评级稳定性等方面，但是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根本问题，本文从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内涵与应用着手，分析了两种评级方法对风险参数PD与LGD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并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评级方法进行了选择，最后得出对我国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二、时点评级和跨周期评级的内涵和应用

(一)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内涵

实证研究表明，受经济周期影响，信贷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虽然二者的周期并非同步。因而。就是否考虑经济周期因素而言，信用评级就需要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受到的关注较多，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充分。而银行内部评级方法问题在20世纪末才开始受到重视。1998年，美联储的一份有关“美国大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报告中提到了银行在使用内部评级方法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不明确性。2000年左右，巴塞尔委员会在工作论文中正式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但是并没有给出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准确定义。至今，理论界和业界对于两种评级方法仍有不同的理解，尚未形成比较权威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尤其是在跨周期评级法的理解上争论更多。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或者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论文是从两个方面来定义和阐述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从评级所使用的信息角度去理解两种评级方法，时点评级法使用有关企业的所有静态和动态信息以及宏观经济信息，而跨周期评级仅使用企业的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不对周期性经济变动做出反应。当然也有学者从违约概率性质角度定义两种评级方法，时点评级法是基于现时条件下企业的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所做出的评级，时点评级与未经压力的违约概率相对应；而跨周期评级是考虑整个经济周期，根据企业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或者极端事件压力测试下的承债能力所给予的评级，由此跨周期评级是与压力状态下的违约概率相对应的m。

两种视角都体现出信用评级如何处理经济周期因素的方法，进而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从所使用的信息角度理解评级方法论对于建立合适的评级模型和选用恰当风险因子具有较大指导意义。从违约概率性质的角度理解评级方法论，能够清晰反映出评级与违约概率的互动关系，更深入的刻画出经济周期对于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二)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应用

时点评级法基于评级企业现时状况考虑，评级期限较短，多为一年，也可能2-3年甚至更长时期，评级结果能够精确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程度。跨周期评级是基于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周期出发，评级限期可能为3-5年，或者整个信贷周期，评级结果较之时点评级精度要低，具有顺序评级特征。两种评级方法的不同特征使得它们在银行内部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时点评级法在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应用范围较广，包括贷款定价、风险监测、经济资本配置、限额管理、收益分析等方面，而跨周期评级主要应用于长期信贷决策、确定监管资本等方面。

三、评级方法对风险参数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

(一)评级方法与违约概率

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要求，银行要建立起内部评级体系，而且信用等级要与违约概率相对应。不同的信用评级方法将会直接影响到违约概率，时点评级法的等级会随着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此种情况下企业的信用等级变动较频繁，但是每一信用等级所对应的违约概率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违约概率将升高，其信用等级将被下调；而经济繁荣时，企业的违约概率将下降，其信用级别相应上调。跨周期评级结果不随经济周期变动，只会对具有长期性的变动做出反应，企业的信用等级较稳定。但此种情况下，信用等级所对应的违约概率不是固定的违约概率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银行应该设定浮动的范围，当变动幅度过大时，就要调整企业的信用等级。

就资产池违约概率而言，Heiffield(2004)以及巴塞尔委员会报告(2005，NO，14)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周期内。虽然每个时点评级级别的未经压力资产池违约概率保持稳定，但是压力状态下资产池违约概率却发生了变化。每个时点评级级别压力状态的资产池违约概率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同样，在经济周期内，每个跨周期评级级别的压力状态下资产池违约概率保持不变，而未经压力资产池违约概率则与经济周期是负相关的。因此，银行不仅要区分其内部评级法方法，还要明确其违约概率性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信用风险报告的内涵。

(二)评级方法与违约损失率

反映信用风险的两个主要参数是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要建立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二维评级结构。对于实施高级法的银行来说，要建立债项评级，并且每一个信用等级要与相应的违约损失率对应。实证研究表明，违约损失率与违约概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衰退时，两个风险参数都会出现下降，进而导致银行的信用损失加大。

银行违约损失率的估算都是基于银行内部数据和担保品的分类，影响违约损失率的因素主要为合同结构、经济周期、行业、以及公司状况等。根据Moody(2002)在其

违约损失率预测模型LossCalc的技术文件中披露的信息表明，合同设计对于违约损失率的贡献度为37％，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违约损失率贡献度为26％左右。虽然现在学者对于违约损失率与评级方法的研究并不多，但是贷款合同变动较少，影响违约损失率主要因素多为静态的，这就决定了违约损失率的稳定性。而且从银行的做法来看，频繁变动债项评级也不是一种常规做法。《巴赛尔新资本协议》中已经明确提到要采用较保守的方法估计违约损失率。因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建立的债项评级通常具有跨周期性质，违约损失率较稳定。

(三)评级方法与监管资本要求

不同评级方法影响到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稳定性，由于两个风险参数是计算监管资本的重要输入变量，进而评级方法将会对监管资本要求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时点评级法下评级等级的变化将会引起监管资本的变动。也就是说时点评级下监管资本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而变动，即在经济繁荣时期，所需的监管资本较少，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所需保有的监管资本较高，监管资本的变动性较大。同样，在跨周期评级条件下，虽然信用等级不变，但是违约概率还是会浮动的，也会引起监管资本的变动。相比较而言，跨周期评级考虑了周期性因素，使得监管资本要求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但所要求的监管资本较高。并且，《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高级法下监管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要比初级法的高，因为在初级法下，违约损失率是由监管当局给出的，不需要银行自己估算。

Frieda Rikkers及Andr6 Thibeauh(2008)利用标准普尔数据库研究认为，压力状态下跨周期评级法所要求的监管资本比时点评级法高出76.4％，这与压力水平有关。时点评级条件下，经济衰退时所需监管资本要比平均水平高37％至76％，这也与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有关。未经压力跨周期评级法的资本成本要比时点评级法高9％。压力状态下的跨周期评级法所需资本成本则可能比时点评级高出75％。这说明，跨周期评级法可以降低监管资本的波动性，但是维持这种稳定性的代价是较高的。

实际上，评级方法论除了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以及监管资本要求有显著影响外，还会对银行信息披露产生较大影响，原因在于时点评级下，所披露的信息更为真实，更能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而跨周期评级法下，违约概率精确度不高，因而银行披露的信息就会失真，不利于投资者以及公众对于银行的监督。评级方法论也将影响评级体系的验证，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评级方法的特征以及对于风险参数的影响，监管部门需要针对银行所采用的评级方法选择恰当的验证工具。确保验证的效率。当前各个银行在评级方法选择的多样性为监管部门的验证工作增加了困难。所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评级方法论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这就要求银行和监管部门重视评级方法论的使用和研究。

四、时点评级体系和跨周期评级体系的选择和建立

(一)银行监管部门对于评级方法所做出的要求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未就银行评级方法论应用问题做出明确的要求，银行可以选择合适自身的评级方法，但是要求银行要明确内部评级方法所属的类型。一般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提到“要求使用长期数据估算违约概率”，进而推测新资本协议提倡使用跨周期评级方法。但是，这一推测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使用长期数据估算违约概率是为了获得更为稳定而准确的模型参数，不论是在时点评级法还是在跨周期评级法下估算违约概率时，都适用这一准则，也就不能由此得出以上结论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关于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中，指出“评级方法论是其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要明确所使用的评级方法论的类型，制定企业评级迁移的政策，明确评级等级变动对于监管资本的影响”。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第四节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中提到“商业银行可以采取时点评级法、跨周期评级法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评级方法估计债务人的违约概率”，“商业银行的债务人评级应同时考虑影响债务人违约风险的非系统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商业银行应向监管部门说明所采取的评级方法如何考虑系统性风险因素的影响，并证明其合理性”。

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各有优劣，在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能说哪个更好。因此。或许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各国银行监管部门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保持了一致的口径，允许银行自行选择评级方法。从监管角度看，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是第一目标。银行所保有的资本波动性过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为补充监管资本要求必然压缩信贷投放规模，也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如果银行没有充足的流动性确保持有足够的监管资本，将会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部门更偏好保持稳定而充足的监管资本，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巴塞尔委员会。还是各国监管部门在评级方法的选择上可能会更倾向于跨周期评级体系。

(二)国际商业银行在评级方法上的选择

根据Treaty及Carey(1998)和2000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商业银行并没有明确区分评级方法的使用。从实践看，很少一部分银行使用跨周期评级，还有部分银行使用混合评级方法，大部分银行选择使用时点评级方法。这与外部评级机构形成很大反差，因为国际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都宣称使用的是跨周期评级法。由此可见，国际活跃银行在评级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多样性，并且多数使用的是时点评级方法。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跨周期评级和时点评级是收益性与稳定性之间的权衡。跨周期评级所要求的监管资本较高，有利于金融稳定，但是其成本也是较大的。银行是追逐利益的经济部门，需要为股东增加价值。选择时点评级可以降低监管资本需求量，虽然在经济衰退时监管资本需求增加较多，但是通过经济繁荣时期的大量放款来弥补，这样就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2，银行多使用时点评级与违约概率模型有关。一般认为专家判断的评级方法可能更倾向于跨周期评级法，而以市场信息为主的统计模型则偏向于时点评级法。有时候，时点评级法下企业信用等级变动较少，而被误认为是跨周期评级法，这主要是由于评级模型的输入变量变动性较小的缘故。以财务信息为主要输入变量的评级模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现今更多使用的违约概率模型为结构性模型诸如KMV模型，此类违约概率模型以市场信息作为主要输入变量，并且随着市场信息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形成了时点评级法。

3，银行对于评级结果的多种使用目标。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不同评级方法的结果，因此导致了银行在建立信用评级体系方面的不一致性和多样性。

4，相比时，最评级体系，跨周期评级体系更难建立。时点评级体系较容易建立，而跨周期评级建立起来相对较难。时点评级可以利用企业的所有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就可以建立起来，而建立跨周期评级体系需要将长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分离，确保违约概率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与系统因素没有关联性。这会增加建立跨周期评级体系的工作量，维护成本也较大，使得跨周期评级法的实际应用范围不广。

五、对我国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篇9

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大银行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 并且/风险资本〈economic 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 因此， 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 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 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 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 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 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

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改善的方法， 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 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 value at 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 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文件中， 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 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 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 mode paradigm (简称DM) 与Mark-to-market paradigm (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 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 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 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 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

于是，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个明显的特点：委员会将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贷风险因素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以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贷风险工具， 在新协议中， 委员会允许银行在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银行内部的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银行内部评级、与评级挂钩的违约率PD， 以及高级IRB中的衡量违约风险暴露EAD与给定违约损失率LGD的方法， 使用一些减轻信贷风险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的做法〈虽然委员会对这些做法做出比较有争议的修改〉。委员会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做法》(“Range of practice in Banks’ internal ratings 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贷评级与信贷质量的补充资料来源》(“Credit Ratings and Complementary Sources of Credit Quality Information”)与2000年1月公布的《业界对减轻信贷风险工具的看法》(“Industry Views on Credit Risk Mitigation”)。另一类是委员会认为还不够成熟， 不能在新协议中使用的衡量信贷风险理论与工具。委员会在这些工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预见风险EL与不可预见风险UL的理论〈即银行认为只需要为UL提取资本准备， EL可以由银行的一般准备与利息收入覆盖。 而委员会要求银行为EL与UL都提取资本准备。〉；利用PDF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Loss)计算信贷风险VAR的风险模型(主要是DM与MTM模型)。委员会在这些其认为不够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计算风险权重(risk weighting)的公式， 调节授信组合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 简称G)的做法， 对减轻信贷风险做法的调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员会对这类理论的大幅修改成为业界在反馈意见中引起最多争议之处， 也是委员会在研究业界的反馈意见之后， 可能做出修订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类的风险因素， 业界与委员会的分歧比较少， 因此， 以下简单分析IRB方法中对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构思， 着重分析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构思与特点， 业界的不同意见， 委员会可能采纳业界的哪些意见并做出修订。

二 IRB中关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至2000年底对银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的做法所做的调查与， 认为比较多的银行有能力运用内部评级系统来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 并且能将客户评级与违约率PD挂勾。另外， 银行在衡量与预测违约率PD时，有比较充足的数据， 并且可以参照外界评级机构对各借款人评级相应的PD资料， 从而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与预测PD。

但面对数据有限的， 比较少的银行能够准确地衡量与预测各种产品与客户的给定违约损失率LGD。而且不同银行对LGD的预测结果有很大不同， 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比较低。另外， 与PD相比， 在LGD方面， 可供银行的外界资料相对少了许多。因此，委员会根据对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在酝量IRB 方法时提出了基础IRB与高级IRB两种方法， 以便让有能力、有条件的银行能够更多地运用其现行的衡量、管理信贷风险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在使用银行内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风险因素的同时， 对于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风险因素， 如LGD与EAD则使用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需要留意的是， 委员会在制定基础IRB中由监管机构统一规定的风险因素时， 由于要平衡简单、易行与准确衡量风险两方面的需要， 以及银行之间风险水平的差异， 因此， 在制定一些统一规定时偏于保守， 从而造成了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比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资本准备的不合理结果， 这个结果也是与委员会的理念不相符的(即为银行提供提高衡量风险能力的动机， 对于相同的风险资产， 能更准确衡量风险的银行可能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 造成基础IRB偏于保守的特点在委员会关于基础IRB的LGD规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以下略作说明:

基础IRB方法对给定违约损失率LGD主要以下规定：

1 按照是否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对LGD有以下规定﹔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但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50%。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又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75%。委员会承认这样的规定偏向保守， 因为在基础IRB 方法中， 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十分有限， 银行的大部分授信将被当作无抵押的授信。

2 即便是对于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 对LGD有以下规定：

(1)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委员会根据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the ratio of collateral value to the nominal exposure， 简称C/E）， 订出两条线：30% 与140%。委员会再制定这两条线的主要构思时﹔担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达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 才对LGD有比较明显的， 才能在LGD时得到认可。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基础IRB方法中为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对LGD所起的作用。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若C/E小于或等于　30% 的， LGD为50%〈这实际上等于不认同押品对LGD有任何影响， 因为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无抵押授信， LGD也是50%。 委员会的理由是， 当C/E小于或等于 30%时， 银行在处理押品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处理押品能够得到的金额， 因此， 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妥善管理押品， 从而认为应该将这类授信等同于无抵押授信〉。若C/E大于 140% 的， LGD为40%〈140% 的C/E相当于授信与押品值的比率为70%， 银行在借出$70元的贷款， 而该贷款由$100的押品担保， 委员会认为当借款人公司违约时， 银行即便出售押品， 也可能面临$28， 即$70x40%的损失。 请留意， 这类押品已经局限于委员会认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种类。〉。若C/E在30% 与140%之间的， 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计算LGD。

(2) 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即便有委员会所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LGD仍为75%。 即等同于无抵押授信处理。

委员会对于所认可的押品范围， 以及对于基础IRB方法中的LGD规定引起业界比较大的反向， 也是委员会可能做出修订的之一。

三 IRB中关于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框架以及全球界的反馈

由于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以及决定风险权重的各类风险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详细与复杂的， 因此， 以下的主要围绕公司授信。

(一) 计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 简称M因素)

委员会承认M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在其它风险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M越短， 风险越低。 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 风险定价， 资本准备与调节风险后的回报时， 往往都会考虑M所起的， 并通过主观判断或信贷风险模型来调节与体现该影响。

虽然委员会承认在银行使用IRB方法计算资本时应考虑到M的影响， 但担心在IRB方法中将M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可能导致以下负面的结果:

银行在IT资源与验证过程中需要更高的成本;

若的风险模型未能准确地衡量M对资本/风险资本(economic capital)所起的影响， 那么， 在IRB方法中将M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反而不利于准确衡量资本水平;

银行可能故意操纵M， 例如将一笔长期的授信转变为几笔连续续期的短期授信;

可能导致银行业不愿意叙作长期授信， 造成借贷市场的扭曲与长期授信成本的偏高。

因此， 委员会在权衡以上正负两方面的考虑之后， 在制定IRB方法中对M作了以下调整:

1 基础IRB方法

所有的授信都当成平均3年期的授信， 因此， 在计算风险权重时， 只考虑PD与LGD。

2 高级IRB方法

在该方法下， 任何采取高级IRB方法衡量LGD， EAD， 或担保/信贷衍生的银行， 在计算风险权重时都必须考虑M的影响。 即银行在计算风险权重时要考虑LGD， EAD 与实质期限(effective maturity， 以下为了方便识别， 简称EM， 在IRB文件中， 仍简称M)。

委员会认为， 采用EM可以减少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在执行中的成本与复杂程度， 但可能不够准确， 而且， 偏向保守。主要规定如下:

E

M不能低于1年， 不能高于7年。 7年的上限主要考虑到显示， 在高级IRB方法中， 当M超过7年， M对计算风险权的影响将被高估， 从而使得资本的衡量不准确。

对于定期分期偿还的贷款， 调整权重后的期限(weighted maturity) =

ΣtPt /ΣPt

对于其它的授信， M都以借款人在贷款协议下用于完全清偿所有债务的最后剩余期限。 一般而言， 这与授信的名义期限相同。

对于债权人银行可选择加快借款人还款速度， 或债务人可选择提前还款的授信， 银行在衡量M时， 不能考虑这些因素对缩短M的影响。

对于债务人可选择延长期限的授信(如roll-over)， 银行要考虑该因素对延长M的影响。

IRB方法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对M的考虑与调整， 在以下风险权重部分说明。

(二) 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

风险权重是委员会与银行在计算风险资产与资本的最大不同。银行在计算可预见损失UL与风险资本时， 并没有风险权重的概念。 新协议的风险权重是延续了1988年协议的概念。 了解IRB方法中的风险权重是理解委员会与银行在衡量与计算信贷风险之间存在哪些异同点的重要桥梁， 实际上， IRB方法中的风险权重是新协议对银行的风险模型与衡量风险的方法所做的最大调整， 也引起了业界的很大反应。

1 IRB文件中计算非零售授信的风险权重的方法

计算某授信组合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步骤， 首先计算组合内每笔授信的风险权重与风险资产， 并加总成为该组合的基本风险资产(a baseline level of RWA for the non-retail portfolio)。 接着， 根据该组合在银行总体授信资产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 i.e. the degree of single-borrower risk concentration)再作调整， 风险集中度高的授信及组合， 调整后的风险资产比较高， 银行要提取比较多的资本准备。

(1) 计算基本风险资产的方法

风险资产等于风险权重乘以风险暴露(exposure)， 由于风险暴露比较容易确定， 因此， 复杂的环节在于计算风险权重。

在基础IRB下， 所有的授信都当成平均3年期的授信， 因此， 在风险权重时， 只考虑PD与LGD。例如， 对于LGD为50%的授信， 按照以PD为变量的函数来计算风险权重: RWC=(LGD/50) x BRWC(PD)或12.50 x LGD， 选比较小的为准。(其中， BRWC(PD)是对PD属于某水平的的标准风险权重)。 以低者为准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按照RWC=(LGD/50) x BRWC(PD)公式计算出来的风险权重及资本不会大于LGD的金额(因为当风险权重等于12.50 x LGD时， 按照8%的资本充足比率， 要提取的资本= RWC x Exposure x 8%= [12.50 x LGD] x Exposure x 8%= LGD x Exposure。 要求银行提取的资本不应超过违约时损失的金额， 因此， 当银行用RWC=(LGD/50) x BRWC(PD)计算出来的风险权重大于12.50 x LGD， 委员会允许银行采取低者)。

对于高级IRB， 计算风险权重函数的变量不仅有PD与LGD， 还包括M。 因此， 对于LGD为50%的授信， 风险权重为: RWC=(LGD/50) x BRWC(PD) x [1+b(PD) x (M-3)] 或12.50 x LGD， 选比较小的为准。其中， b(PD)是以PD为变量的函数。

委员会在设计IRB方法时， 对银行采用的衡量风险模型做出的最大修改是将风险资本的覆盖范围从UL扩大到包括UL与EL。 由于银行在计算风险资本时往往只考虑UL， 因此， 委员会做了大量调查与工作， 以确定在计算风险权重与资本时， 如何将UL与EL都考虑在内。委员会在制定计算风险权重的方法时，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 在一年的时间内， 预测某授信组合的损失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 根据该预测的波动性， 在某置信区间内/维持偿还能力的目标比率内， 银行需要提取的资本。(换个角度看， 置信区间也相当于银行能维持偿还能力的目标比率， 例如， 99.5%的置信区间也表示有99.5%的可能性， 银行在一年时间内能维持偿还债务的能力)。

委员会用两种方法推算风险权重， 一个是直接的方法， 即根据风险模型计算出来某大型企业授信的风险资本， 再根据委员算资本的公式推算出风险权重。另一个方法是比较间接， 以调查为基础的。 在该方法下， 委员会调查、收集了一些主要银行内部对于给予大型企业的授信所提取的风险资本水平， 委员会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的基础上， 根据其计算资本的公式推算出风险权重。在两种方法验证的基础上， 委员会得出以下计算标准风险权重(benchmark risk rating)的公式(该公式表明授信期限为3年期， LGD为50%的授信的借款人PD及其标准风险权重的关系):

BRWC(PD)= 976.5 x N(1.118 x G(PD)+1.288) X (1+0.0470 X (1-PD)/PD0.44)

该公式实际上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N(1.118 x G(PD)+1.288) 代表某假设的授信组合的可预见损失EL与不可预见损失UL， 该假设的授信组合中的授信期限为一年， LGD为100%， 组合中各授信的风险集中度极低(即无限分散的， infinitely-granular)。委员会根据Merton类型的信贷风险模型计算该组合的EL与UL， 在计算过程中， 委员会做了以下假设: 借款人的资产价值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 可覆盖损失目标(loss coverage target， 相当于置信区间)为99.5%， 平均资产的相关性为0.20。实际上， 从IRB文件的第八章关于风险集中度的调整(Granularity)可以发现， N(1.118 x G(PD)+1.288)是计算授信的系统风险敏感度F(Systematic risk sensitivity)的一个因素， F是衡量企业对系统风险的表现。F=N(a1 x G(PD) +a0) –PD， 其中企业的a1 与a0 分别为1.118与1.288， 这是委员会专门为企业授信制定的定量， 委员会将对其他非零售授信制定其特定的a1 与a0。 因此， N(1.118 x G(PD)+1.288)只是计算系统风险对企业的， 未全面计算非系统风险的影响。 除非银行的授信组合十分分散， 风险集中度接近零， 否则， 在计算风险权重与资本时， 还应根据风险集中度作进一步调整。(1+0.0470 X (1-PD)/PD0.44)是调整系数， 体现出授信期限为3年期， 而非一年期的授信的标准风险权重(benchmark risk weight)。 976.5是调整系数， 其作用是为了让PD与LGD分别为0.7%与50%的授信， 其标准风险权重能够等于100%。

(三) 根据贷款年期与授信组合的风险集中度等因素对风险权重作进一步调整。

1 根据贷款年期调险权重

根据MTM与DM风险模型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反映贷款年期的调整因素b(PD)。

MTM风险模型是根据某授信在整个贷款年期的风险/评级变化及其相应的利差变化(credit spread) 预测授信在贷款期末的价值。

因此， 贷款价值的变化不仅受违约可能性的， 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授信评级下调的影响(即便未下调到违约的评级)， 因此， 对于3年期以上的贷款， MTM模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幅度大于DM模型所做的调整， 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这将加大风险资产。

MTM模型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公式如下: b[PD] =[0.0235 x (1-PD)]/ [PD0.44 +0.0470 x (1-PD)]

DM模型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公式如下: 对于PD 小于5%的授信， b[PD] = 7.6752 PD2 –1.9211PD +0.0774

对于PD 不小于5%的企业授信， b[PD] =0

2 对于风险集中度所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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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颁布，将会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签署新协议的100多个国家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都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国于1996年加入了巴塞尔成员国行列，标志着我国银行业接受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由于《巴塞尔协议》具有很强的公法性质，已经称为国际银行业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国银行业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话，就必须遵循《巴塞尔协议》规则，另外《巴塞尔协议》提出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方法也体现了银行监管中的先进理念和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其中的很多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们需要努力推动我国银行业改革，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使之尽快和国际接轨。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近年来，随着科技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金融创新一日千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大型综合性银行可以不断调整资产组合，使其既不违反现行的资本标准，又能在金融市场进行套利。这些变化导致1988年协议在部分发达国家已名存实亡。巴林银行倒闭事件表明，仅仅依靠资本充足率标准不足以保障银行系统的稳定。针对这一情况，巴塞尔委员会开始考虑制定一个新的银行监管协议。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一个旨在替代《巴塞尔协议》的新协议草案，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不断修改，于2001年1月和2003年4月相继了另外两个征求意见稿，最终在2004年6月定稿，确定了新的银行监管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从新协议的名称可以看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新协议在资本金要求方面同时也作出了重大修改：扩大了风险范围，除了信用风险外，还加入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改进了计量方法，使得风险的计量更加精细准确；扩大了资本约束的范围。另外，新协议还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两种方式来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巴塞尔委员会发给各国的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资本协议概述，讨论新草案主要组成部分的合理性，概述了与 1999 年征求意见稿相比的主要变化，以及委员会希望得到支持和反馈的主要领域。二是新资本协议草案。三是辅文件，概述了委员会制定各类方案的背景信息和技术方案，包括信用风险评级标准法、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资产证券化、操作风险、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银行账簿对利率风险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信息披露要求等内容。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目标及风险管理框架作了完整的论述，也列述了部分有待深化的问题及尝试性的解决方案。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要求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涵盖的风险从最初的信用风险扩大到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协议的最低资本要求也能够更加敏感地反映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程度。

1.风险范畴进一步拓展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银行全面风险的定义，除沿用过去的信用风险之外，又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两大类风险。因此，在计算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公式中，也增加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的内容。

原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而在新协议中，资本充足率公式变为：

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十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 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虽然前后两个公式分子涵义相同，都是指法定的资本数额，但分母差异较大。前一个公式的分母主要反映的是银行信用风险，而后一个公式中的分母是指银行的全面风险。因此，新协议蕴涵了全面风险的重要思想。

2.风险计量更加科学化、定量化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方法(其中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标准法需要借助外部评级机构确定风险资产权量，计算最低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采用银行内部评级，确定资本要求，区分了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两个阶段，循序渐进地增加对资本计量的准确性，力求适用于各类银行。同时，新协议还对于某些高风险的资产对银行稳健经营的负作用给以了足够的估计，甚至对高风险资产规定了高于100%的险权量。而对于操作风险资本的计量，新协议给出了三种计量方法。一是基本指标法。即采用基本指标法银行特有的操作风险资本等于前三年中各年正的总收入乘上一个固定比例并加总后的平均值。二是标准法。在标准法中，银行的业务分为8个产品线，总资本要求是各产品线监管资本按年简单加总后取三年的平均值。三是高级计量法。是指银行用一定的定量和定性标准，通过内部操作风险计量系统计算监管资本要求。

3.资本水平更加全面地反映银行所面对的风险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允许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的同时，还规定了银行在管理方面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新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水平要充分考虑各种风险缓释技术(抵押、担保、表内冲销、信用衍生工具等)的影响，在评估资产风险权重及资本水平时，考虑抵押品价值及其质量、担保人信用和能力等。同时，新协议增加的第二支柱监督检查，既是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更是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

4.强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为风险管理的核心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资本确定标准中增加了内部评级因素；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系统确定资本风险权重；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更高级的内部评级法确定资产权重和资本水平。同时提出了内部控制程序的五个特征：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健全的资本评估；全面评估系统；监测和报告系统；内部控制的检查等。

5.注意到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对于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问题，《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一是在承认资产证券化在分散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为避免银行借此蓄意抬高资产充足比率，新协议建议使用外部评级来确定风险权重；二是肯定了金融工具在降低信用风险上的作用，扩大了此类金融工具中所涉及抵押品范围，并且制定了更为完善、可行的方法。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几点思考

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是金融业务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平台，更是提高服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现状和不足，对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1.完善银行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和西方比较成熟的国际化银行集团的经验，塑造一个治理机制科学、风险战略清晰、目标明确、职责到位的风险管理体系既是促进银行各项业务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同时也是国内银行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需要。一是要抓紧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抓住有限的机遇，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快改革步伐，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议在各家银行的最高决策层和管理层设立首席风险管理官(CRO)。在董事会之下要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稽核审计委员会。在银行组织体系中要设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内部审计部、法规部等与风险控制有关的部门。二是要建立科学高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及管理信息系统，面覆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国家风险等各种经营风险，实施审慎的授信和定价；根据对风险的识别评价实施风险损失准备金的充足拨备和资本金的合理配置。三是要实现四个转变，即风险管理理念和模式的转变，业绩考核办法和激励机制的转变，风险管理目标和组织结构的转变，风险测量定价和控制方法的转变。

2.以内部评级为契机，提升国内银行业风险管理技术

从技术角度讲，内部评级法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凝结了国际先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优秀成果，代表了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文化。虽然新协议适用的对象是国际活跃银行，但巴塞尔委员会也同时提出“基本原则应适用于复杂程度各异的银行”。因此，我国各家银行要想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必然要遵守全球一体的“游戏规则”。而抓住有限的机遇，积极研究开发内部评级技术已成为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为此，一方面需要集中力量，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重点培训，也可选送到国外先进银行与著名评级公司学习他人之长；另一方面，有目的地聘请一些国外咨询专家，协助国内商业银行设计内部评级法整体方案与具体操作方案。

3.完善内控机制，强化岗位之间、环节之间的监督制约

风险管理始于内部控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把加强内控机制和监督检查作为第二支柱进行强调。国内各家银行一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的组织体系，构建风险管理基础平台。二要规范内部控制程序，完善授权授信机制。按照新协议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理顺银行内部控制各个环节的关系，整合工作流程，规范前、中、后台业务运作程序，坚决杜绝逆程序操作现象发生。三是发挥稽核部门的再监督作用，加强对内控机制建设的监督和后评价。

4.切实加强国内银行业风险文化建设

国内外银行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些银行之所以在风险管理上出现问题，究其原因并不是缺乏风险管理系统、政策和程序，而往往是落后的企业文化尤其是风险管理文化导致原有的系统、政策和程序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对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加强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文化建设是解决银行风险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

5.探索并逐步实行以风险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办法

所谓以风险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即根据风险调整的收益(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为主要指标。按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是指经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EL）和以经济资本（Capital at Risk，CaR）计量的非预期损失（ Unexpected Loss，UL）调整后的收益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该公式是西方发达商业银行用来考核风险条件下经营成果的一个核心指标，克服了传统考核指标中不含风险因素的缺陷，我国商业银行也应积极创造条件，把以风险为核心的效益理念贯彻到整个经营管理全过程，建立新的指标考核体系，完善考核办法，以形成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6.通过市场方式充足商业银行资本金

从总体上来说，银行通过市场方式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三个途径，一是利润留成，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通过资本市场来补充资本金，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三是私募扩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原有股东增加投资来达到增加资本金的目的。

7.建立有效的利率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简化存贷款利率期限结构、推进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推出利率衍生产品、理顺央行的利率关系等方式，来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种种迹象表明，利率市场化时代已离我们不远。为此，我们需要健全组织管理体制，设立利率风险管理部门或岗位。同时要夯实基础，建立先进科学的内控制度,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特点的利率走势预测、利率风险计量和利率风险管理的计算机模拟分析模型，提高利率风险管理的科学性。适当放松金融管制，鼓励引导商业银行借助金融衍生工具规避利率风险。拓展经营领域，大力发展非利差获利型中间业务。

8.构建汇率风险防范机制

加强人民币汇率研究，密切关注汇率走势，提高市场反应和应变能力；借鉴和运用先进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实现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统一、实时的监控和管理；开发和引进先进的系统，以保证“一日多价”的实施；强化资产负债币种结构匹配管理，严格控制结售汇敞口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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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报告》中关于银行的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是衡量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性之最重要的指标。作为银行监管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各国银行监管当局提供了统一的资本监管框架，对国际业产生了巨大的，使全球资本监管总体上趋于一致。有一百多个国家以不同的立法形式实施了巴塞尔资本协议。

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以8%的资本充足率为主要的1988年巴塞尔协议已明显满足不了金融监管的需要，它主要反映银行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且对风险的分类较粗。如统一规定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为100%，对于贷款对象是AAA级的或BB级的企业，银行所需的监管资本都是贷款金额的8%。这就是说，监管资本与银行根据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测算的资本(银行相信他们需要的资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多银行还利用1988年巴塞尔协议在表外业务风险监管方面的不足，进行了大量的表外业务创新，以减少监管资本要求。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使各国监管当局逐渐认识到，监管的目标主要是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这样，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对资本协议进行了修改，将市场风险纳入到资本监管中，2004年6月又公布了将于2006年底实施的新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引入了改进资本充足率计量标准、发展监管评价程序和强化市场约束的三个支柱。新协议对资本充足率进行了两项重大创新：一是在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的公式中全面反映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二是引入了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在信贷政策体系中的作用十分显著，能够对全部信用风险进行多维度计量，再线性最优化模型，制定出完整的信贷政策组合，确定一段时期内重点支持和退出的业务领域。银行既可以采用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确定风险权重，也可以用各种内部风险计量模型计算资本要求。由43个国家的365家银行参加的新协议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结果显示，新协议要求的监管资本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下的监管资本基本持平。其中，对于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的美国、欧盟的大银行来说，信用风险资本要求下降了17％，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增加了11％，二者相抵，资本要求下降了6％。这一结果实现了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要提高资本的风险敏感度和激励商业银行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两大目标。当前，作为新资本协议核心内容的内部评级系统及配套制度，正在成为全球银行业开展风险管理的主流模式。

二、我国的监管水平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差距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引进了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人民银行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下发了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资本不足的商业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在资本充足率计算上也放宽了标准，缺乏对贷款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方法，并按分类提取充足的风险准备金，在此基础上计算资本难以反映银行的真实风险状况，难以有效控制商业银行资产的快速扩张，导致监管不力，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银监会成立后，于2004年2月23日公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一是重新定义了资本范围，二是规定了0、20％、50％、100％的资产风险权重系数，取消了10％和70％的资产风险权重系数；三是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约束范围；四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权重使用标准法，经银监会批准，商业银行可以使用内部模型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五是规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并要求商业银行最迟要在2007年1月1日达到最低资本要求。以上情况来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基本内容符合1988年巴塞尔协议要求，同时吸收了新资本协议的有关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规定。但与新资本协议相比有二点不足：一是没有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约束范围，二是信用风险不能使用内部评级法。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2003年7月31日致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表示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我认为，实施新资本协议，一方面要增加操作风险的资本配置，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在数据整理、IT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没有相应的基础条件和管理水平，不具备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条件，不能降低监管资本，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资本配置。从意义上说，巴塞尔协议具有习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特性，中国当然有权可以不遵循。但是，当中国的银行进入国际市场开拓业务时，这种法律特征将会使中国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从发展角度看，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一个致力于国际化发展的银行都无法摆脱它的约束。因此，国内积极寻求国际化发展的银行应对自己提高要求，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以适应新协议的要求。

三、我国银行业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几点对策

第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鼓励商业银行、开发和内部评级体系，逐步向实施新资本协议和内部评级法迈进。尽管内部评级法只是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一种资本监管方式，但它源于西方银行长期的经验，凝聚了大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于这些年来一直在风险管理改革方面进行探索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借鉴新协议可以极大地缩短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改革的进程。为此，政府应鼓励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先进银行在技术选择上应以建立内部评级法为目标。内部评级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两个方面，它能够提供客户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非预期损失率、违约敞口等关键指标，一是可以在信贷审批环节对信贷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可以作为贷款定价的基础；三是为风险限额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四是提高风险预警和风险预控能力；五是可以用于计提损失准备金，补偿或消化银行所承担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维持银行稳健运营；六是作为资本分配的关键步骤。

第二、要建立全面、及时、统一的数据仓库。这也是我国银行业应对新资本协议的“瓶颈”。在新资本协议有关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敞口的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于数据库和相关业务系统的要求。内部评级法建立在精确计量的基础上，对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很高要求。巴塞尔协议要求使用基本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具备5年以上的数据来估计并验证违约概率；要求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必须有7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违约损失率。内部评级法对于基础数据的要求高，同时还要求银行评级的历史数据必须加以保留，作为系统完善和检验的基础和依据。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银行在内部评级系统建立中，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数据清洗和数据整合上。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数据缺乏规范性、数据质量不高，这些如不及早解决，将严重制约内部评级系统的应用。夯实内部评级的数据是基础，没有强大的数据支持，再先进的评级系统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商业银行要加快数据清洗和补录工作，建立并实行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制定数据质量管理规章，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第三、建立适合银行业特点的内部评级模型。目前，国外许多优秀的数学模型，如ALTMAN、KMV、穆迪RISKCAL及标普MEU等，在全球银行业受到广泛认同。模型计算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基础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样，对于每一等级客户，都要单独测算其基本风险指标，使银行更准确地测算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所需配置的资本，并使同一银行内部不同的分析评估人员对同一组客户做出一致性分析，这样将激励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但这些模型大都偏重财务分析，有的大量引入利率、汇率、股价等市场价格变量，这对西方银行可能比较适用，而我国银行在内部评级时，既要借鉴国外模型的、方法和设计思路，又必须结合本国实际，要充分考虑诸如利率市场化进程、财务欺诈现象、数据积累量不足、市场发展不充分、区域风险差别显著、道德风险偏高等国内特有现象，研究开发自己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要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推进内部评级配套制度的研究和建设。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内部评级法不是简单地开发一套评级系统，而要将内部评级方法和系统工具切实运用到业务流程中去，使之发挥决策支持作用，所以内部评级法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的原则。商业银行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协调相关的业务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内部评级在信贷政策、产品定价、限额管理、准备金计提、经济资本分配、绩效考核、资本充足率测算等方面应用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实施内部评级法创造条件。

篇12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1、协议的确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协议在广泛的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次修改，最后于2004年6月公布正式稿，委员会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在成员国开始推行。新协议由三大主题组成，分别从资金管理人和风险管理人角度、监管人角度以及投资人角度对银行风险的内涵、计量方法以及风险防范方式等，作出了建议和规范方法的要求。

2、协议中的三大主题含义:

第一主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金管理者和风险管理者角度)。新协议将银行风险的进行了划分，确定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方面，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

第二主题: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监管者角度)。这部分内容是第一次纳人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适应，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所面对市场的性质、收益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应对市场风险的要求，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Www.133229.COM

第三主题:市场约束(投资者角度)。它是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固。新协议明确了市场有迫使银行合理地分配资金及控制风险的作用，市场中的盈亏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

二、风险管理审计的概念及现实意义

1,概念

风险管理审计是指: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估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价、管理和处理能力等内容的内部审核活。风险管理审计作用是，通过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控制及监督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提高经营过程的效率。

2、实施风险管理审计在银行中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风险管理审计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帮助风险监管者防范风险。风险监管部门的任务是根据实际要求，制定防范风险发生的制度和监管执行这些制度。银行内部审计实施的风险管理审计，是要求审计从第三方的角度，对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重新审核，客观地评价风险防范系统的正确性，使风险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防范，这弥补了风险监管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2)风险管理审计可以增强防范制度的执行力度。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制和监管、稽核制度执行彻底，是形成经营风险的一个因素。风险管理审计可以评价和检查风险应对方法的执行情况，通过审计风险防范实施的过程，确定制度、措施是否被执行，执行的力度如何等，从而起到加强防范风险措施执行的目的。

(3)风险管理审计通过“干预性”方式减少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体现“增值”功能。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独立防线，它并不直接参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和执行，而是对已有风险管理实施再监督，它完全可以促进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另外对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协调、管理，提出控制风险的有效建议，是风险管理增值的另一体现。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风险管理审计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更好的为银行服务

1、以协议为基础，根据自身的情况完善相应的风险管理审计部门和制度。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要正确认识风险管理审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审计部门。针对新巴塞尔协议中提出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和范围，制定适应自身的风险管理审计方向。经营中，每个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不同，其经营中面对的风险也就不同，所以各个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不尽相同，内部审计部门要能够从自身出发制定符合自己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办法和制度。

2、完善风险管理审计的具体实施标准、方法。完善评价标准体系，可以利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基础，参考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教训，研究调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标准。建立风险管理审计方法要本着“衔接”、“配套”、“务实”的原则，既要注意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也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3、工作中做好风险管理审计的新方法研究和探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新审计技术和方法，是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商业银行，应鼓励内部审计人员以新协议中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为基础，结合自己银行的情况，创新审计技术方法并加以实施。另外，在完善风险管理审计方法时，特别要注重探索完善审计抽样、内控测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实施等方面的方法和技术产。增强审计人员与风险管理人员的沟通，以增强审计方法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