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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也高度关注,为此,《侵权责任法》中就设专章对此类案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本院共受理两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一件已调解结案,另一件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从数据可知,本院辖区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理的病例相对大医院而言少且简单,因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09—2013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09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1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11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12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13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09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10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11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12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13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09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10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11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12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13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09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10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11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12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13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09-2013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09-2013年间,女方提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13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抢劫案件的基本事实:2007年7月22日晚9时许,被告人张某某窜至本村村民刘某家中盗窃时被刘某发现,被告人张某某遂持砖头朝刘某头部猛砸数下,后抢劫现金2600元及其他物品一宗。经法医鉴定:刘某系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本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姑母张某某的委托后,经过阅卷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现将有关调查结果逐一向法庭陈述如下:
一、张某某的家庭情况。
张某某的童年时代,父亲张**在某某县某某乡工作后转到德州**公司后来又去济阳承包窑厂,母亲王**在**县一棉储备库工作,父母平日对张某某疏于管理和教育,加之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在与父母生活期间,家庭并没有给张某某带来多少温馨。
八年前(约1999年底)因在济阳承包窑厂亏损严重,父亲抛妻弃子、和张某某的舅母私奔据说去了东北,至今下落不明。因父亲杳无音讯、母亲心灰意冷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基本上对其放任自流,更为严重的是,约在2003年,母亲悄悄的带着年幼的妹妹(现年12岁)出走,再也没有回家,当时张某某12岁。张某某上到小学四年级后就被迫辍学在家,主要跟随年条件极其艰苦的奶奶(现年78岁)生活。
二、张某某辍学后的主要经历。
在其2001年辍学后,家中本就无人管教的张某某又失去了学校的约束和教育。无所事事、生活无着的张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野孩子,整日在外流浪,形同孤儿。这段时间主要是和邻村(铁匠村)的同龄人周浩兵在一起,整日上网游玩度日。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支付上网费,除了从奶奶手中讨点零钱外,张某某主要靠捡破烂卖钱上网玩游戏,不上网时就自己在家看武侠小说。但张某某的奶奶没有精力和能力对其管理约束,自身生活极其艰苦更没有能力照顾张某某的生活。
亲友看到张某某整日沉迷网络,于心不忍。2005年其小姑张某为其联系了**县**纺纱厂(在**县***镇),张某某在该厂工作了4个月。期间表现还算可以,只是很少与工友沟通交流。因年幼且从没有喝过酒,在工友的婚宴上喝多了酒,自觉很是丢人,张某某辞去了工作。继续在社会上流浪,在网吧的虚拟世界中度日。
2007年春天,因小姑父何某某发生车祸在某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在荣庄针灸治疗,张某某在**县***镇*村和荣庄等地守候照料姑父三个月。姑父病情稳定后,张某某离开医院,在花完小姑给的部分生活费后,又回到从前的生活轨道。
三、张某某的性格特点。
幼年时父母疏于管理教育加之教育方式粗暴简单,后来父母相继弃年幼的张某某而离家出走,失去家庭温暖的张某某辍学在家、生活无着,其幼小心灵受到严重创伤,陷入极度孤独、自卑、怨恨的不良情绪中,越来越性格内向,自我封闭,除了和邻村的伙伴周**结伴捡破烂、上网游戏外,不愿与任何人交往,并逐渐对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失去兴趣,平日没有任何爱好,整日沉迷于打打杀杀的网络游戏。
四、实施犯罪前后的情况。
在实施犯罪前的几天时间,张某某一直在平原县城上网度日,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因为无钱支付上网费用,张某某不得不将衣服押在网吧。为了能填饱肚子,他徒步从**县城走回老家**镇*庄找奶奶想点办法。但奶奶不在家,他才想到前邻家偷点东西变卖。
作案后,张某某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依然回到县城、等地的网吧上网度日。
五、对张某某抢劫案件的思考。
张某某抢劫案件,虽属个案,但其反映的却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本案之所以发生,主要因为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是发生本案的深层次原因。家庭的残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因其他原因而失去一方乃至双方时,家庭结构完整性遭到破坏,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家庭的不完整导致家庭成员间情感交流失衡,人际关系冷漠,加之父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张某某逐渐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和厌世情绪。
2、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学校教育是发生本案的又一原因。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足起到弥补和矫正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由于过早辍学,使张某某失去了接受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的机会。
3、沉溺于上网是诱发赵子龙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性格孤独内向又无人管教,上网成为张某某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未成年人不成熟的心理无形中被无限放大。各种充斥着暴力拼杀等不健康内容的网络游戏对张某某的成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在未成年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就是模仿,网络上大量不健康内容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久而久之,耳濡目染,少数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现为极强的攻击性,遇事头脑简单,不计后果,容易导致暴力犯罪。同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解决上网费用和基本的温饱问题,赵子龙靠捡破烂、偷废铁卖钱来维持生计。也正是在实施盗窃的时候,才导致了本案的悲惨发生。
综上,张某某抢劫案件的发生,让人深感同情和遗憾。希望法庭能综合考虑到导致本案发生的各种综合因素,本着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针,对被告人张某某从轻处罚。
(一)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呈总体上升趋势。由于假劣烟利润高达几十倍,且不像假劣酒、假劣药那样具备直接的人身伤害性,不少消费者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给犯罪分子较大的售假空间。蒙山县人民检察院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0日共办理涉烟刑事案件3件12人,其中2010年2件9人,2011年1件3人,连续二年都有涉烟案件发生。
(二)涉案人员一低二多。“一低”是指文化程度低。3件涉烟案涉案人员共12人,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7人,初中文化程度的5人, “二多”是指罪犯中农民和团伙以及本地人所占比例多,12人均是农民,其中本地人员7人,外地人5人,其中来自云南省1人,来自广西荔浦县3人,平南县1人。作案人数最少3人,最多6人。
(四)处罚结果上宣告缓刑居多。除主犯个别判实刑外,其余从犯一般以如实交待犯罪事实,退出违法所得,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等情节,从轻处罚,过多宣告缓刑,会出现烟贩“反弹”现象。在12人罪犯中被判实刑的 仅2人,而被判缓刑的有10人。
(五)犯罪趋势向组织化复杂化发展。涉烟刑事案件犯罪过程出现组织化以及向销售行为的上游蔓延的趋势,其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供应、生产、保管、运输、销售分工严密;同时案情越来越复杂,犯罪现象从早期单纯的销售假烟等行为向着更为复杂的生产、销售一条龙以及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方向发展。
(六)作案方式隐蔽。涉案的主犯往往躲在幕后,租赁乡镇不起眼的民房作为窝点,雇佣临时民工对低档次卷烟进行加工,改装成高档香烟仿冒他人品牌包装成条后进行出售,并派专人负责运输、销售。如云南省罗平县长底乡本块村农民赵某于2007年6月至7月从云南省收购一车烟叶共120包(6000公斤)拉运到广西荔浦县城,以每包(50公斤)550元卖给广西荔浦县烟贩陆某,陆某又将烟叶贩给荔浦县的钟某等人,钟某在荔浦县青山镇永华村自己的家中加工成烟丝进行贩卖销售,于2007年7月至2011年6月间,钟某将加工的烟丝拉运到蒙山县城市场销售给蒙山人陆某等人,烟值70000元,从中获利6000多元。2011年6月28日,蒙山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在钟某家中扣押尚未销售烟丝烟叶359公斤。
(七)主要假冒畅销品牌。蒙山县陆某、陈某、黎某、廖某(夫妻)、杜某、韦某(夫妻)非法经营假烟一案,于2006年5月至2010年1月,从广东省顺德市勒流镇从当地烟贩手中购得冒牌的红塔山、红河、椰树、红梅、五叶神、红双喜等牌子的卷烟,通过班车托运运回蒙山县,6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负责,发货、接货、送货一条龙销售,用三轮车运送假烟到县城及乡镇等地销售,销售假烟烟值61万多元,从中获利。
以上烟叶烟丝,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检验,尚有使用价值,其他卷烟双喜、红梅、红河、五叶神、椰树等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伪劣卷烟, 12名被告人均无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而销售假劣烟。
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建议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主动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凡是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要积极协助烟草专卖部门做好案件侦办、证据固定等工作,确保证据采集合法、及时、有效。同时,公安机关应定期向烟草专卖部门通报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检察院应定期向烟草专卖部门通报涉烟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批捕、等情况,适时介入烟草专卖行政机关调查取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二是进一步完善衔接工作机制,发挥检察机关监督作用。在充分尊重审判独立这一重要司法原则的前提下,扩展衔接工作机制,形成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内的全方位司法协作机制。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加强对案件移送、侦查立案、刑事审判的全方位监督,及时将监督情况反馈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应加大打击制售假冒卷烟犯罪分子追刑力度,以判实刑为主,缓刑为辅,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二)多管其下,综合治理,逐步清除制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窝点的生存土壤,从源头遏制暴利中的“舞者”。
一是从源头上堵塞卷烟打假工作漏洞。在运输环节,针对假烟运输已逐渐由雇人运输发展为物流公司运输这一实际,建议由国家制定出台有关法律或条例,规定物流托运行业实行托运实名制,对所承运物品的安全性、合法性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在烟机生产环节,建议涉案地的烟草和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小型私营机械制造厂的生产和销售渠道,让假烟制造者无犯罪设备来源,彻底切断卷烟制假销售网络命脉;在消费市场环节,烟草部门要及时填补目前国内中低档卷烟的生产空白,以适应当前广大农村市场消费水平,占领“烟贩子”的市场阵地,不给“烟贩子”生存空间。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出租房屋或仓库的管理,使得制售假冒伪劣烟草窝点难以藏身。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喜欢将制售假冒卷烟窝点选择在郊区闲置农房或仓库的特点,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房或仓库出租活动的管理工作,可以采取农房或仓库出租登记备案制度,日常情况信息汇总制度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动态掌握农户房屋或仓库的出租以及承租人的有关经营情况,使得制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违法犯罪人员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