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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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价值的题目，使毕业设计的管理、监控更复杂化。例如，在传媒类实习单位做毕业设计的学生，无法保证每周与指导教师见面进行辅导答疑，指导教师对实习单位的题目不一定能胜任。此时，指导教师实际上需要转变角色和工作性质，把指导工作交由学生所在的实习单位相关责任人完成，指导教师只需定期检查学生的毕业设计进度、完成质量、提出改进意见等即可，同时把学生的阶段性成果、进度情况等材料保存好。另外，指导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答疑、交流，了解学生所做毕业设计课题的真实情况，以便确保公平公正。管理和监控办法的多元化，仅是针对在不同地点做毕业设计的学生而制定的。毕业设计的质量要求仍要保证标准统一，严把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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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择1．投资变量。多数文献将资本性投资视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部分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其他资本投资的比例过低，甚至为零，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为固定资产净额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其中，固定资产净额为固定资产原价、工程物质及在建工程三项净额之和。2．融资变量。将融资因素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类，并且外源融资可具体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类。文中采用资产负债表中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流动负债和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来刻画这三个融资因素。融资因素变量也都除以年末总资产来消除公司规模对融资变量的影响。此外，由于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由期初的融资情况决定，本文引入这三个融资因素变量的一期滞后为解释变量。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的研究文献，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控制变量是有益的。本文发现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投资机会和年度虚拟变量等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经回归比较分析发现，当期和往期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较为显著，引入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系统进行修正，但不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本文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时间延续的长短和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数量选取了2006～2011年所有文化传媒上市A股公司的年度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剔除了以下公司：（1）2009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2）经营不稳定的ST、＊ST和S＊ST上市公司；（3）数据存在缺失值的公司。经过筛选后，最后得到20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深市9家，沪市11家，共107个公司年度观察值。

（二）统计分析通过对2006～2011年的年末总资产平均数进行排序来对样本公司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类，20家样本公司中有6家属于大型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14家属于中小型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的分布较对称，且没有较大的异常值；投资规模（I）和投资机会（Q）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右偏，且不同规模的公司偏离程度不一，这说明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规模差异。表3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结果表明：所选取的融资因素变量与投资规模显著相关，各融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太显著。除股权融资变量之外，其他融资变量与投资规模均正相关，但是各变量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还需要通过模型验证才能得知。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发现取值处于1．25和3．14之间，表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本文所取的面板数据存在1～3年覆盖不全的情况，横截面单位数量大于时间序列跨度，且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故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回归估计，并进行了检验干扰项序列相关性的Arellano－Bond检验和检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Sargan检验。表4为模型（2）分全样本、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三种规模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系数的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Robust）处理，均为纠正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后的估计量。从表4可以看出，三种情况下模型（2）的Wald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整体非常显著，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Sargan检验的结果均接受了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表明三种情况下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Arellano－Bond检验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和中小型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情况下，模型（2）符合系统GMM估计法差分后的干扰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一假设，而大型上市公司的动态模型由于横截面个数与时间跨度相同不符合系统GMM大横截面数量、小时间跨度的假设，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实证结果显示：（1）三种情况下滞后一期的投资规模变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估计值为正，表明滞后一期的投资行为与当期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从而说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的确具有显著的累计效应。其中，中小型企业动态模型的回归系数0．958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中小型企业受往期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2）滞后一期的内源融资（IF）的估计系数在全样本和中小型企业的情况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没有随着内源融资比例增加而扩大。虽然内源融资具有低成本、低风险且自主性强等特点，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并没有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3）滞后一期的债务融资（DF）和股权融资（EF）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加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依赖外源融资来满足投资活动的资金的需求。其中，中小型企业的滞后一期的股权融资的回归系数0．994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小型企业具有一定的股权融资偏好。（4）控制变量中除了滞后一期的盈利能力（EBIT）与投资规模显著存在负相关关系外，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基本上都不显著，说明公司规模（ASSET）和投资机会（Q）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5）与全样本相比，中小型企业融资因素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数值相对较大，表明中小型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融资因素的影响更大。这符合中小型企业的处于发展初期的特点，其发展空间更大，对融资带来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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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传播规律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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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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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溯源

“市场进入(MarketEntry)”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一个厂商(或企业)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新进入的企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就会构成进入市场的各种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JoeS.Bain)。贝恩关于进人壁垒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学派。此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在某些或每个产出水平上)，这种成本是打算进入一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位产业中的厂商无须承担的。”‘嘶蒂格勒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解读进入壁垒，这对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市场进入壁垒的社会效应，冯·魏兹塞克认为：“进入壁垒使之必须由试图进入行业的厂商负担，而无须由行业在位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一种扭曲。”该定义涉及进入壁垒的福利问题，如果进入壁垒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会产生。任何一个行业最初的、最基本的进入壁垒都来源于市场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术等原因。当市场进入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进入壁垒分成不同的类别。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把全部进入壁垒归结为三种：规模经济、在位厂商的产品差别优势、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贝恩最早对进入壁垒的分类，主要是从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着手的。此后，贝恩通过对大厂商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造成的进入壁垒进行综合，将各个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划分为三大类：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存在实质性的进入壁垒、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进入壁垒。萨洛普则将进入壁垒分成无意的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还有人将进入壁垒划分为刚性进入壁垒、粘性进入壁垒和弹性进入壁垒三类。

对于进入壁垒的影响，学界一直在争论。不过，有一点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进入和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而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又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是决定厂商数量和厂商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由于缺乏进入威胁，在位者能够赚取超额利润，有可能导致在位厂商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没有动力；在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上。大批的潜在进入者随时准备进入市场，与在位者竞争，并力图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见，进人壁垒对在位厂商和潜在进入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构成维度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传媒产业进入壁垒进行研究。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传媒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从新增传媒机构进入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传媒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考察产业内已有传媒机构与新增传媒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反映的是传媒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传媒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成制度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行为性进入壁垒等不同类型。其中，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响传媒进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结构性进入壁垒是指能够遏制进入发生的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在传媒产业中，也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资源占有、必要资本量等。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存在于任何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产业中。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其边际成本是指每多向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媒介产品或一项服务而生产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众人数。在传媒的大多数行业中，边际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随着规模扩大使平均生产成本降低。那么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利润。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来源。按照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最小单位成本所对应的产量属于“最优规模产量”。如果最小最优规模占全部市场的需求比重较大，那么规模经济的存在就会对进入产生某种阻碍作用。规模经济的存在之所以阻碍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要么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要么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传媒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伴随着生产经营能力的扩大也会出现批量扩大、费用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的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意味着报纸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市场中降低发行价格或者索取较低的广告费用，而发行量较少的报纸则不能这样做。所以，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进入壁垒。模经济几乎可以表现在媒介经营的每一个职能环节：新闻信息的采制、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当传媒发展存在纵向一体化时，其共享利益特别突出，因为处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生产或分销各衔接环节可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种共享资产导致非常可观的经济性。目前，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性媒介集团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媒介集团基本上都具有纵向一体化特点。很多媒介集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

2媒介产品差别

产品差别优势是指在位者在产品的价格一产量关系上要比潜在进入者更具有优势。在相同的销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在给定产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这样，潜在进入者若要获得与在位者相同的产品需求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销售成本。当某一媒介能够为其受众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受众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这个媒介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如果一种媒介产品难以学习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这样，新进入的媒介进行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媒介产品差别优势就会产生。媒介集团的策略、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偏好、设计和生产技术、媒介集团的信誉都可以形成产品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更多的场合是以一种交互的形式发挥作用。首先，媒介集团的策略对于铸就媒介产品的差异，形成媒介集团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进入壁垒不易突破。媒介集团旨在扩大产品差异的策略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品牌战略、内容安排、广告、促销、公关等。一些媒介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对媒介的受众定位、市场定位、栏目安排、内容设置等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媒介的品牌优势。减少可替代性，从而建构媒介的市场进入壁垒。其次，通过服务铸造壁垒。媒介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媒介独特性、差异性的一个有力来源。可以增强声誉和竞争力。这一点往往为一些媒介所忽视，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强的地方。其三，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来创造差异。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媒介产品差异化战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别是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对受众定位、区域定位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产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对较弱，因此容易维持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受众，这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媒介来说，就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

3资源的占有壁垒

资源占有的多少，会影响媒介的竞争实力。有些资源对于在位传媒有重要的意义，而新进入的传媒缺乏这些资源，会对其资金链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不动产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壁垒。一些在位媒介靠长期的利润积累了足够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等。某一新媒介要想进入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在位媒介所垄断。或者在位媒介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新媒介进入市场就受到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增加进入壁垒。在法国，进入全国性报纸市场相当困难，其中印刷设备所要求的高投入，极端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现代化等因素构成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信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壁垒。信息资源是直接增加新进入媒介成本的一种方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调研数据对新进入者尤为重要。媒介产业对信息具有依赖性。如果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在信息获取上处于下风，新媒介必然要面对极大的劣势。所以，信息资源壁垒是新进入者丝毫不能忽视的因素。第三，受众与客户资源是关键性的壁垒。新创办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场中站住脚跟，要看其能否打开局面，赢得受众，吸引大家的眼球。因为受众资源是广告客户所看重的，如果新创办的传媒拥有受众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广告客户，就能够突破这一壁垒。物品可以分为“经验品”和“搜寻品”。媒介产品属于经验品，其内在特征(包括媒介产品的价值与功能等)在购买及消费前的检查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需要用很长时间在一些重大现实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因为经验品的质量确认必须经过消费者一定时期的消费体验才能得以完成。当受众对新的媒介产品质量尚未作出识别时，即使它的真实质量与已知媒介产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众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因此，当媒介产品的质量处于有待确认的“等待期”内。它只能争取到较少的受众和广告客户。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忠实于某些报纸的读者很难改变他们的嗜好。这构成了较高的报业市场进入壁垒。

4必要的资金量

传媒产业竞争异常激烈，潜在的进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场中站住脚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较多的资金投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壁垒。以报纸为例，在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报纸进入门槛很高。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时候，启动资金只需要30万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的创刊时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两年之后，《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经接近1亿元。在国外传媒市场上，新进入市场的媒介也会遇到资金投入壁垒。在美国，Wirth(1986)比较了创办日报、广播以及电视的启动资金发现，1984年，在美国创办一份日报的启动资金，大致为700万美元(发行量为2万份)至3650万美元(发行量为25万份)之间。而创办一个电视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创办一个广播电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还认为报纸市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因为新创办的报纸需要一定的资金去克服读者和广告客户对在位报纸的偏好。《今日美国》创刊时，仅仅对售报机的单项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在英国，《泰晤士报》1993年启动全面改版，仅每年需要的报纸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花费就达到人民币3.13亿元。这种高投入仅仅获得的是一种进入的资格，新创刊的报纸能否取得满意的回报，能否在竞争中立稳脚跟，还要看新进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目前，中国报业市场的“空白”领域越来越少，所以创办报纸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逐年增加。高“门槛”的资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程度。即使媒介创办成功，在没有实现赢利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场退出壁垒，这也是新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

三、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双重效应

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传媒市场带来积极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衡器，没有壁垒不行。壁垒过高也不利。

篇6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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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作者：佚名来源：不详时间：2008-10-810:20:31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业浪潮的推进，传统的精英文化艺术显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这种挑战究，竟来自何方？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消费文化因素吗？是否大众文化就一定要与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对立？要回答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并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确实不仅向高雅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一度红火的电影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尽管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但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电视的大力普及使得有着强烈精英意识?quot;"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抵制电视，因为电视业的崛起确实把一部分人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其二则是取悦电视，因为通过电视的宣传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进而推进他/她的著述和研究。但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认识显然在当今时代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倒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存和共融之关系。我本人在收看电视方面实在是属孤陋寡闻之辈，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今中国的一些电视精品栏目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文化视点》和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作出限定，这样才能对个别案例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本着这一目的。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缡哟渴粲谄胀ù笾诘目觳臀幕刖⑽幕凶盘烊坏亩粤ⅲ虼烁咎覆簧嫌惺裁匆帐跫壑担岩陨鲆帐蹙贰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亩粤ⅲ幕芯恐铝τ诙灾猓佣偈垢哐诺奈幕帐蹙吠ü炼靡宰呦蚱胀ù笾冢钪帐迪执笾谖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谡夥矫妫队亮盼液湍恪芬宰约旱囊幌盗芯方谀炕卮鹆苏飧鑫侍狻H缍越幌炖种富蛹摇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约熬┚绫硌菀帐跫业姆锰福导噬暇投缘缡庸壑诶斫庹庑┮帐跗鸬搅巳魏伪鸬拿教逅岩云鸬降钠占白饔谩V富蛹叶圆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担且恢之分神圣的职业，然而，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饣?quot;，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曰埃壑诓唤龆允粲诖椒冻氲牡缬芭纳愫椭谱饕帐跫肮ひ沼辛烁行缘牧私猓币捕缘佳菝堑男燎诶投辛烁畹睦斫狻R撞飞馕辉缡庞诒臼兰统醯木湮难Т笫Γ残碓诓簧偃丝蠢匆丫保捎谝拙绫旧硭毯亩嘀匚幕肴词蛊淙钥纱蚨笙执缁岬墓壑凇J苤舴ⅲ改康谋嗟颊卟幌ё橹α浚渡嫱蚶锔俨煞茫唤龃锏搅似占熬湟帐踔康模币苍谑导噬掀鸬搅舜俳泄团餐奈幕帐踅涣髂酥亮焦嗣竦拿窦浣涣髦饔谩W罱唇鱿衷谟辽系墓赜谝獯罄杈纭锻祭级洹返难莩鍪悼霰ǖ酪惨欢芷鸬秸庋淖饔茫唤鱿蛑泄墓愦蟮缡庸壑谡故居凶排ê竦?quot;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Φ慕谀考龆四撸庸愦蠊壑谀壳岸哉飧隼溉盏姆从纯矗娴男вο匀淮蟠笊跤诟好嫘вΑU饩托枰颐俏幕芯空叽诱庖幌窒笾谐橄蟪銎渲械拇衅毡楣媛尚缘亩鞑⒓右岳砺刍钪沾锏椒岣晃幕砺郏òù嚼砺郏康摹：廖抟晌剩杂谝桓鲈诘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圆槐?quot;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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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庸壑诤腿宋目蒲е斗肿拥纳矸荻跃佑谥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坏谋本┑缡犹ㄌ嵋坏憬ㄒ椋涸诘苯竦缡咏谀慷嗳缗C彝饔谇潮『椭馗吹那榭鱿拢ψ咦约旱牡缆罚斜本┑厍畔⒖旌投唷⑷瞬琶芗⒋ナ侄蜗冉⒍酝饨涣鞅憷扔攀疲瞥鲎约旱牡缡咏谀烤罚窃诮隙痰氖奔淠谄晟砉蚀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谡夥矫?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

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7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8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New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篇9

作者：赵清

西方国家传媒业中的这种并购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流行起来，这种并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媒行业的多元化、全球化发展，让世界各国的信息最迅速、真实且完整地展现给观众，这种并购行为推动了西方国家传媒业的发展。我国传媒行业的产业并购行为较晚，导致传媒行业的多元化发展缓慢，是我国传媒行业所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面对传统媒体的竞争力逐渐下降的情况，我国传媒行业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改变，依旧保持着传统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观念。这种传统的观念阻碍了新兴媒体方式在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的传媒行业依旧以传统的传媒行业为重心，严重阻滞了我国传媒行业迈向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步伐。行业产出上的对比。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报刊的广告收入为275.6亿美元,同比幅度下降了27个百分点,这种幅度是美国报业的第9次下滑,这说明了西方传统媒体的衰落，但是在报纸广告下降的同时,网络广告收入却快速上升。2009年，美国的四大网络公司（谷歌、雅虎、微软和美国在线）的网络广告收入总额为326.42亿美元，比2008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左右,其远远超过报纸的广告收入。除了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都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些状况都证明了传统媒体的衰退和新兴媒体的兴起，这是一种必然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很多西方国家都将传媒投入着重放在新媒体发展方式上。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广告市场规模虽然从1981年的1.1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899.56亿元，但是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中，广告收入所占GDP的比率为0.63％，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广告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率为1.75％，和国外某些发达国家的比例也相差悬殊；2008年人均广告收入为143.04元人民币，而美国在1989年就达到了人均499美元。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媒行业的产出存在一定的差距。行业技术上的对比。21世纪是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逐渐离不开信息技术，传媒行业亦是如此。以电影传媒为例，西方很多国家的电影逐渐占领我国电影市场，而他们成功的原因在于电影给了观众很独特的视觉享受，如美国《变形金刚》《钢铁侠》等这类能够让观众叹为观止的电影。这些电影中的特效大多都是用技术制作而成的，能够让人感受到激情，这种激情正是我国电影缺少的。这种来自于媒体技术上的差异使得我国的媒体行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严重阻碍了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另外，据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统计,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了499部电视剧。虽然电视剧数量较多，但是从电视剧质量上看,很多电视剧粗制滥造,题材雷同,大约只有1/4在电视媒体播放,资金的浪费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我国传媒业技术上的不足。

针对这一现状，传媒行业都应该不断完善体制的改革。通过完善传媒行业的改革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升我国传媒行业在国际上的地位。优化传媒行业的产业结构。作为十分有潜力的行业，传媒产业必须摆脱过去留下的传统思想，应该认清当前的传媒发展形势，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增强企业实力，提高竞争能力上。当面对全球各国传媒产业的挑战时，我国传媒企业应该理性地反思，找到自身的不足，并依照自身状况和需要准确地制订发展计划，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和交流，来扬长避短。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环境下，我国传媒行业应该在传统产业的发展基础上，努力增强新兴传媒行业的竞争力。就传统的传媒行业而言，其在我国传媒行业中仍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传媒行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更好地规范传统传媒行业的发展，应该健全和完善对传统传媒行业的管理机制。就新兴传媒行业而言，要不断地汲取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将其摆在传媒行业发展的重心地位，让我国的传媒行业能够顺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另外，我国传媒行业还需要加强与国际传媒行业的并购，实现传媒行业的全球化发展。[4]实现传媒行业的转型。我国传媒行业当前的发展还有待提高，而这种提高必须结合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等因素。

而信息技术观念是指要学会接受和适应信息时代下的技术水平和发展前景。其次，结合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要想挽救传统传媒业的发展，必须实现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来更新传统媒体，使我国传统的传媒业能够快速地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最后，传媒行业的转型还需要以技术为驱动。百度、网易、腾讯、新浪、微软等传媒都是技术企业，这说明新的媒体形式都是以新技术为前提的。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传媒行业的转型，必须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提高传媒技术一方面能够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如苹果公司通过实现产品和技术的融合打造了iphone、ipad等产品,有效地激活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用户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技术激发了用户的需求，用户的需求也促进了技术的提高。[5]综上所述，我国和西方国家的传媒行业发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投入和技术上。随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和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传媒行业和信息行业之间的联系也会日益紧密，这也是传媒行业的发展趋势所在。这一点恰好是我国传媒行业中的最大缺点，国家应该注重开发和运用信息技术来推动传媒业的发展。另外，还需要加强与国际传媒业的交流，汲取更多宝贵的经验,将传媒和技术有效地结合,共同促进,从而更好地提高我国传媒产业的竞争力。

篇10

关键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电视营销；经营策略

第一章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现状

第一节全国移动传媒现状

一、全国移动传媒的繁荣发展

随着国内移动人群及移动时间的增加，广大消费者对移动中的信息、音视频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伴随通信及广播技术的发展，数字移动电视市场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数字移动电视能在移动状态、时速120公里以下的交通工具上保持电视信号的稳定和清晰，使观众可以在移动状态中轻而易举地收看电视节目。目前，数字移动电视在国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产业链已经趋于完善。产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及产业企业的大力推进。

截至2007年2月，我国已经有40多个城市陆续开始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2006-2009年中国车载电视市场每年的增长率将超过50%。其中，借势奥运，2008年同比增长率超过80%，2009年中国车载电视市场销量将超过100万台。车载数字移动电视产业潜力巨大。2009年，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将超过36.7万台，到2011年，中国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将会达到54.6万台，2009－2011年，中国车载移动电视年复合增长率为29.1%。2008年，由于奥运会提供的商机及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超过21.17万台。到2012年，中国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将会达到42.47万台，2008-2012年，中国车载移动电视年复合增长率为23.7%。

二、全国第一个移动电视传媒城市—上海

2002年，上海正式推出公交车辆为主要载体的移动电视商用系统及其相关服务，目前是中国首个、全球第二个普及移动电视的城市。由于使用了代表最新科技成果的数字电视移动接收技术，移动电视系统无疑将为上海进一步提升其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象、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风貌起到巨大的作用。上海市广播科学研究所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技术承建单位，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经过长达4年的技术积累和实践摸索，在广泛借鉴了欧洲、北美等多达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数据、资料、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开发出国内首套数字移动电视系统并投入商业运营，迅速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由于上海地区的地形复杂，有着高楼众多、靠近海平面等特点，上海广科所凭借自身雄厚的技术力量，在该地区成功地组建单频网实现数字地面广播覆盖并正式投入大规模商用，使该套系统具备了大规模商用推广的实践基础。2002年底，上海广科所成功完成上海数字电视公交移动接收系统建设，使上海市区固定和移动接收覆盖率达95%以上。建立了由东方明珠电视塔、虹桥广播大厦、东视大厦和教育台大厦四个发射点组成的单频网系统。目前，数字移动电视已经进入上海135条线路的3000多辆公交车，年内总平台将突破7000个。目前，数字移动电视已经进入上海135条线路的3000多辆公交车，年内总平台将突破7000个。①

第二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现状

移动电视于2004年5月28日正式试播，由北京广电系统五家单位出资建组，是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北京市唯一一家运营地面移动数字电视的机构。五年来，移动电视完成了主业架构：建设了“一主三辅”（中央电视塔、北广中心、名人广场、491发射台）4四个数字发射机站、十一个地区14个直放站的单频网，实现了六环路内95%以上的地区有效覆盖；搭建了以公交电视为主，包括出租车电视、社会车辆电视等在内的移动电视业务平台；拥有公交电视终端总量24，000个。CTR监控数据显示，移动电视终端全年平均完好率打97.03%。

移动电视开播以来，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城市服务媒体、应急媒体、交通媒体的优势，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即时播报市民关注的新闻资讯，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安全快捷的传输，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户外媒体。

历经五年艰苦探索，移动电视具备了发展的良好基础：一是单频网传输稳定，初步形成了4+N的网络格局，有力保证节目安全播出‘二是集成、自制、引进“三位一体”，基本构建了以新闻、资讯、娱乐、服务为主要特色的节目体系；三是终端覆盖数量、质量领先，安装在城区的380多条公交线路、12000辆公交车上；四是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日受众超过1，300万次：

五是组织架构运转有序，初步建立了由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班子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六是公交车移动电视广告服务费收入稳定，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第二章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市场环境及SWOT评估

第一节SWOT分析之“O”（opportunities,机会）

移动电视是新兴户外媒体。立足北京，着眼发展，面向未来，必须深刻认识所处的外部发展环境，找准定位；必须理性剖析自身优劣，扬长避短。从发展环境看，移动电视要认清发展趋势：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好，加上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动电视产业增长空间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积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广播影视制作、传输、播映、存储、交易等领域的数字化，积极发展移动电视。未来三年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和“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低于8%。这些因素，为移动电视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

二是信息技术融合加快，移动电视运营领域进一步扩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孕育、催生了信息产业，通信、媒体、技术（TMT）的融合趋势已经显现。2009年5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城市、资讯获取便利的城市、移动互联的网络城市、信息新技术新业务的现行城市、信息安全水平一流的可信城市”。在信息技术融合趋势下，特别是在北京信息化过程中，移动电视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终端能够跻身其中，汲取产业新技术，开拓运营新领域。

北京市继续实行“公交优先”战略，到2012年，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将从目前的37.6%提高到45%，移动电视受众规模将持续增加；与此同时，“绿色出行”、“公交出行”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移动电视受众结构将继续优化。

北京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行《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2009-2012）》，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扩大移动电视发展空间。

移动互联网、数据广播和蓝牙技术更新，移动电视终端满足人们对象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可能性大增。

还有就是通过全媒体大交通服务平台，依附于交通工具，无论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工具，有一个全媒体大交通服务概念，一定要贯穿出行前和出行中，比如跟有线数字电视可以合作，在有线数字电视或者数据广播平台上开辟交通服务平台。

举个例子，2008年的奥运会，奥运对移动电视的机遇，体现出一种现象，叫做奥运漩涡收视，由于非奥运频道的塌陷，会引发奥运频道收视率的暴涨，这种现象称之为漩涡收视现象，有两个结论：一个奥运频道收视率爆发性增长可能由几个原因形成的：第一总体观众规模的增长而形成的，还有一种可能，由于总体收视时长的增长，比如原来平均每个人每周看几个小时电视，奥运会期间可能看十几个小时或者二十几个小时。

所以，马上要迎来的上海世博会，无疑和奥运会一样将成为2010年对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最大的机遇。

第二节SWOT分析之“T”（Threats,威胁）

产业竞争、同业竞争加剧，移动电视不进则退。作为户外视听媒体，在公交车内，移动电视主要面临报纸、手机、CMMB终端和1039新媒体机等异质媒介的竞争；在北京，还面临CCTV移动传媒的竞争。

在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蓬勃发展的道路上，不仅仅要抓住机会，更要时刻关注身边的威胁，而在北京这个首都，文化之都，政治中心，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所以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也正在面临着以下的挑战。

第一，2009年6月，中央电视台把“开拓汽车、火车、飞机、地铁、楼宇等公共试听载体以及机场大屏电视、亿元移动电视等业务”，列为发展重点。

CCTV移动传媒凭借着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有线电视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及电视台领头人的优势，正在抢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市场份额，CCTV的卫星覆盖率远比北广传讹米要大，作为全国最大最权威的电视台，在威望和政府支持上给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带来的很大的压力。

同城、同业竞争构成移动电视现阶段发展的最大挑战。

第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现在的便携式多媒体终端越来越多样化，比如手机3G、CMMB终端和1039新媒体等等，而且都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移动性比移动电视更强，可以随身带，而且对节目的收视行为也比移动电视更容易转变为选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移动电视的信息化是发展的趋势，既然地面数字电视都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移动电视就更应该是了。所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基础电信业务，广播电视业务都是普遍服务，当然以后的互联网业务也是普遍服务。但是，目前移动电视应该是离普遍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上还有很大的差异。②

第三，人们对公权的关注，也将影响公共场所视听终端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公权意识不断加强，都更加重视自己的人权，并更强烈的希望自己的人权得到尊重，在公共场所播出节目，对于那些不愿意在出行过程中观看节目的乘客来说，是一种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因为移动电视的节目输出是强制性的，乘客无法拒绝。这也影响了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视听终端发展。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好，加上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动电视产业增长空间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积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广播影视制作、传输、播映、存储、交易等领域的数字化，积极发展移动电视。未来三年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和“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低于8%。这些因素，为移动电视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

二是信息技术融合加快，移动电视运营领域进一步扩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孕育、催生了信息产业，TMT③的融合趋势已经显现。2009年5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城市、资讯获取便利的城市、移动互联的网络城市、信息新技术新业务的现行城市、信息安全水平一流的可信城市”。在信息技术融合趋势下，特别是在北京信息化过程中，移动电视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终端能够跻身其中，汲取产业新技术，开拓运营新领域。

第三节SWOT分析之“S”（strengths，优势）

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全国移动电视竞争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树立了北京移动电视的市场信心。与其他传播传媒和其它城市的移动电视甚至是全国第一个移动电视城市的上海相比，目前的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优势。

第一，政治优势。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作为北京地域性播出机构，是党的和政府的喉舌，肩负媒体指责，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主张、弘扬主旋律、引导舆论的任务。由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独有的地域优势，地处首都之地，又作为政府的文化输出机构，所以，政府在政策上都会给予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额外的支持，使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可以直接与国家政府和中央机构相扶相持，在北京市场上利用政治优势稳固自己的市场份额，政府的支持相比资金的支持会减少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发展阻力，使得其在层层的审批下能够更加顺利的通过，也能更快的获得相关政策的信息，以提早预测市场走向，制定经营方案。这是上海移动电视和其他城市的移动电视所没有的优势。

第二，经济优势。作为媒体机构，承担为政府管理和市民生活服务职能，在资金、项目等方面，得到政府公共文化采购服务的支持。由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职能内容与要求，使得政府对北京市文化市场的资源和资金都会优先给予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支持，影响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资金和项目。没有资金，节目无法制作，无法播出，更重要的是没有项目根本就无节目可做，也就基本没有市场。而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政府的公共文化采购服务的同时会给予其资金和项目的支持。这对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发展开拓北京市场带来的极大的优势。

第三，技术优势。正如同前一章节里的“一主三辅”模式，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作为首都唯一一个移动电视媒体，身处科技发达且政府部门、中央传输机构林立的北京，利用广电专用频率实时传输视听信号，各个中央传输机构的合作使得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节目安全播出有保障且下行成本较低。

第四，文化优势。移动电视相对于其他媒介，本来就是文化企业，其终端显现的视听节目，文化味浓，能够满足北京市民作为文化之都居民的特殊文化生活需求，相比手机，报纸等媒介方式，在北京这个富有文化气氛的城市，通过节目的动态制作和实时播放更能吸引受众群体，更有媒介优势。

第五，地缘优势。由于北京人口众多，平均GDP较高，教育机构众多，独有的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特色，使得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拥有相比其他城市数量更多，层次较高的受众群。又因为北京的公共交通的便利发达，也给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市场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例如，杭州的公交车票价是三元，而北京只有三角，地铁也只有两元，使得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这就是北京的典型地缘优势。

第四节SWOT分析之“W”（Weaknesses，劣势）

虽然2009年，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希望通过与各省级卫视频道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各台在京的节目发行平台。通过将各台优秀节目介绍给首都观众的方式，密切各台与北京受众的联系，左右受众的遥控器选择，提高优秀节目的收视率，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受众文化消费需要。但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依然存在着不足。

第一，终端处于移动状态，收视环境欠佳。众所周知，移动电视是架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的，所以有的线路的公交车在距离发射站过远或者速度过快的时候信号就会不稳定，影响观众的观看，而且电视的位置是固定的，电视会与有的乘客视距很短或者过长，眼睛不断的变焦，时间稍微长点老百姓会受不了，移动电视终端所处的环境是移动传媒平台与其他通常的媒体平台，比如电视，报纸，电台相比下最明显的劣势。

第二，习惯性收视行为尚未形成。相比传统的普通电视平台和平面媒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乘客都不会像在家中一样坐在沙发上踏踏实实的观看自己想看的节目，都是段时间的随机观看，上车的时候播放什么就看什么，仍旧属于随机性光看，这使得节目的收视率很不稳定，上班和下班高峰的收视与平常会有明显的差距。不是像平常家中观看的节目是自己想看的节目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看，无法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形成选择性的收视行为。这不光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移动电视共同的问题。

第三，资源禀赋不佳，“三分天下”。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面临的市场资源是全国最特殊的，和其他城市的移动电视媒体不同的是，北京的移动传媒分为移动电视，地铁电视和城市电视，其他的城市都是一家移动电视传媒，而且这三个公司还都是隶属于北广传媒集团，不能够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资源禀赋差。地铁电视转播的是移动电视的节目，两者有着合同合作的关系，但地铁资源又不完全属于移动电视，所以，怎么能让三家集团下属的公司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是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盈利依赖于广告，收入来源单一。目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广告，与华视传媒有合作关系，依靠传媒公司，靠广告收入盈利，使盈利的方式和渠道多样化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市场上长久立稳脚跟的基础，不能一辈子吃牢广告。

第五，与空间提供商的议价能力较弱，成本压力不能有效转移。移动电视公司的所有移动电视设备都是架设在公交车上，而且合作伙伴也只有公交系统，地铁和城市公共电视又分别被地铁电视和城市电视经营，没有其他的空间提供商可以选择，所以议价能力较弱，成本附加给空间提供商的部分很少。

第三章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经营策略建议

移动电视节目不同于普通的电视节目，它是有很大程度随机性收视的节目。对于移动电视的经营方来讲，如何让乘客在公交车上被节目吸引才是最重要的，就目前而言以节目的丰富、深刻的内容来培养乘客忠诚度似乎并不切实际，因为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时间很短。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到吸引乘客的眼球，做到稳定收视，是移动电视经营的主要工作，而其中精炼播出策略是当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经营的最佳出路。因为要让乘客在短时间内从节目中可以获得实在有用的东西，这样才可以吸引乘客。

本文所提出的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经营建议，以精炼播出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其它城市的移动电视实际经营策略，就其在经营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提出实质性的建议。但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外的策略固然重要，对内的经营策略一样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实现移动电视的业务创新和信息化，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完善北广传媒移动电视。

第一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对外经营策略建议

一、抢占宣传阵地，扩大市场份额，合理应用资源禀赋

由于北京移动传媒终端市场的特殊性，使得移动电视公司在与地铁电视、城市电视的市场资源中处于平衡状态，但是竞争依然激烈，移动电视不进则退。要在北京的移动传媒这一块已经分割成三块的大蛋糕上再寻找机会，才能使移动电视在北京移动传媒市场的地位得到巩固。

所以要在现有的资源禀赋中开发和拓展，根据北京市广播影视行业“十一五”规划，仅仅依靠政府，利用财政性资金，将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络向远郊区延伸，北京地域比较大，郊区的公共交通线路虽然不是很丰富，但是当地的乘客很多，通过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比城市更多，所以在整体的收视率上前景可观实现移动电视在远郊区的覆盖，是对有限的资源禀赋开发最好方法。

还要实现在地铁内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因为地铁电视也是北广传媒集团下面和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目前已经在五号、十号、十三号、八通线实现了地面数字电视的播出。一二号线正在做改造，一旦一二号线改造成功后，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信号将覆盖所有的地铁内广播电视网络，虽然视听终端属于地铁电视管辖，但是全范围覆盖的节目将极大的提高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媒体影响，而且没有视听终端的沉淀投资，不失为一件一箭双雕的好事。

二、丰富节目内容，增强受众粘性

由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政治特点，节目的受众有政府和乘客两种。

（一）以政府为受众的群体就要以服务政府为己任，将移动电视简称政务信息、应急信息、公共服务信息的重要平台，与政府委办局长期合作2-3档节目；因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政策支持特殊性，具有浓厚的党和政府的北京，要充分发挥这一政治优势，所以服务政府的宗旨不能变，要通过与政府合作的节目来争取政策的支持，以期优化发展环境，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2009-2012年）》，力争将移动电视列入信息基础设施范畴，纳入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积极争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把移动电视纳入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政府部门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机制。咨询政策，掌握信息；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节目让政府了解移动电视，用好移动电视，支持移动电视。

（二）服务政府的同时，也要以民生服务为重点。中国传媒大学曾经对北京的民生受众群体做了一系列调查：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的调查，受众对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满意度超过80%，87%的受众认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是北京地区很重要的户外媒体。随着城市人群在家时间和电视收看时间的缩短和户外出行时间的增长，移动电视媒体，已经成为社会主要消费品生产企业向目标人群介绍产品、推销产品的首选信息投放媒介平台。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的调查，移动电视已成为人们获取最新信息的首选户外媒体，超过了传统的报纸。

总体来说，受众对公交移动电视媒体的接受程度较高，超过76％。而社会消费品主流购买群体15-25岁、26-35岁和36-45岁三个年龄段人群对移动电视接受程度更是分别达到79％、81％、73%。

所以，根据受众的特点，不光要自制节目，更要集成和合作新的节目，争取制作出3-5档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栏目；深化与其他传媒机构的合作，争取与2-3家电视台、2-3家电影电视剧发行单位、2-3家图书音像发行单位建立密切的商业合作，比如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合作的《生活一点通》虽然不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自制节目，但是集成转播后极大的提高了移动电视在公共交通上的收视率，所以，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丰富节目内容，让受众群体在移动电视的平台上可以看到电视台的节目，大片和新潮的音乐，图书以及自制特色节目，强加节目互动环节，吸引观众参与；做受众文化消费的“搜索引擎”。

在节目的播出安排上，不光要有节目内容，也要有节目的时间安排，可以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受众收视习惯和节目播出时段的特点，优化节目编排，形成工作日与节假日，高峰与平峰的差异化节目编排。比如在上下班高峰时间段播放简短的招聘信息，新闻和交通信息，在节假日的出行高峰播放旅游节目。

三、扩大媒体影响，树立品牌形象。

品牌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进行企业CI建设，同意公司对外形象，精心制作宣传片、宣传册；高度重视活动的组织与经营，力争每年策划举办一两个有影响力、可持续性的活动，例如，去年国庆期间举办的“我爱祖国”短信互动，有数百万的群众参与，扩大了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影响；大力加强媒体自身的对外宣传，提高移动电视知名度。同时，通过提升服务水平也是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因为移动电视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服务，在终端维护、广告上刊等日常工作中为合作伙伴做好五福；做好热线电话、网站、短信的受众反馈服务；注重节目的服务性，多报道民生方面的新闻。同时充分发挥中广协移动电视分会的组织作用，团结各地的移动电视公司，集中协会成员单位的资源和优势，开展节目互换、交流培训、合办活动，来树立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北京移传媒市场的良好形象和移动电视的影响力。

四、探索多种模式，实现多元增收。

前面对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现状阐述中提到了，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电视广告收入。所以要想稳定的增收，就要探索多元化增收模式。首先，认真的履行合同，确保公交车电视广告的收入，只有做好现有资金收入的基础，才能更好的探索新模式。

所谓的多元增收，就是要积极探索多种经营模式，在一定规划期内，重点打造、发行平台；神话与政府委办局的宣传合作，通过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努力在经营创收方面实现增长；另外可以加强外联工作，推出《卫视剧场风云指南》节目，就是对每个卫视即将播出的连续剧做评价、介绍和预报，因为在移动电视的终端对象都是乘客，都希望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多了解一些休闲的时候可以干的事情，而电视剧就是众多家庭选择的重要休闲方式，力争提供有偿服务；积极运作出租车图文电视项目，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力争建立给你哦公司的商业运营网站，开发移动人群商业网络价值。

第二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对内经营策略建议

一、完善组织体系，提高运转效能。

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以及由部门主任组成的经营团队的作用，保证移动电视健康有效发展。坚持公司领导班子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提高党性修养、业务素质和领导能力，做好公司发展带头人；部门领导要一身正气，境遇业务，认真履职；树立优化工作流程，做到清晰严谨、简明高效、运转顺畅。

二、加强制度建设，文件规划运营。

继续不断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制度办事；坚持每周办公会制度，集体研究、决策公司所有重大事情；实施稳健财务策略，构建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坚持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进一步加强合同谈判、签署、执行、效果评估的全面管理，做到依法经营；每年委托权威机构对受众收视行为、广告效果进行调研；每半年召开一次观众座谈会或者专家研讨会；逐步推行节目评价体系，并纳入到绩效考核体系中。

三、提升员工素质，培养用好人才。

以提高全员媒介素养、文化素质为重点，持续不断的抓好员工教育、培训；着眼新闻宣传和企业经营，培养一批既懂新闻、又懂经营，既是业务尖子、又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鼓励岗位成才，满足员工职业成长的愿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继续完善薪酬，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确保培训费用只增不降。

四、重视思政工作，培育企业文化。

作为一个文化输出企业，一定要培养和供养自己的企业文化，外塑品牌，内聚人心。

第三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业务创新探索

一、平台

因为信息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前谈信息化，很多人都局限在电子政务，因为电子政务是前几年国家信息化推的很重要的方面，包括北京市做信息化的时候，今年特殊，以前都是发的文件主要讲的是怎么建网站，怎么搞电子政务，从来没有说把广播电视纳入进去。今年不一样了，因为他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推新信息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的内容就是怎么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你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有很多政府的事情实际上是面对普通大众的，普通大众和移动电视的受众是一样的，高度重合的。比如民政局、司法局、教育、体育都是高度重合的，所以移动电视和政府委办局有很大合作的空间，包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和司法局、跟统计局、跟卫生局、安监局都有长年的合作。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可以实现政务信息的时时和高频次。时时，通信网络是不行的，北京市要一个应急信息，北京市这一千多万人，要每个人发一个短信，比如过年了要发焰火爆竹的，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发完。传统的广播电视不一样，但是传统广播电视不可能做到高频次，因为面对的受众不一样。移动电视不一样，因为移动电视的受众是流动的，一天播十几次，很可能在每个针对的受众形成三到四次有效的传播，这是符合传播学理论的，有三到四次就能够留下这个印象。包括北京市奥运期间的限行，包括一卡通的使用，都是通过户外电视来进行高频次传播，传统电视做不到，因为传统电视的受众不是移动的，或者他的收看时间是比较长的，让他在两个小时里面收看三四遍是受不了的。

二、发行平台

发行平台作为北京来说比较容易做一些，因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跟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电台不是属于一家的，所以在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宣传浙江卫视播什么节目，就能够宣传安徽卫视能够播什么电视剧。提一个口号，原来提的是电视指南，现在更愿意提一个TVGoogle，老百姓回家看什么电视是随机性很向的行为，北京模拟频道40个，付费频道100多个，加起来200个频道，这么多加起来怎么看，当然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都会有一个电视指南的频道，但是很少有老百姓看电视指南的频道，都是用遥控器，不合适就换，除非某一个节目有品牌意识，比如娱乐就是湖南卫视。但是电视剧频道有品牌吗？没有品牌，你频道里面的栏目是没有品牌的，老百姓回家看什么电视？大家知道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70－80%是依托于电视剧的广告，这块是很大的市场。如果通过移动电视告诉大家每天下班的时候，就是5－7点之间告诉老百姓北京卫视今天晚上播什么电视剧，中教三播什么电视剧，安徽卫视播什么电视剧。因为受众群体在消费之前受到信息的有效传递，他回家很可能看节目推荐这个，这就直接影响他的收视行为。实际上实践中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已经这样做了，包括去年北京地区收视第一的《最后的王爷》，就是在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做的宣传，因为片花很短，30秒，一分钟，把最抓人的东西告诉老百姓，就可以直接提高收视率。除了电视剧以外还有其他的栏目，还有杂志，杂志发行也是一样的，比如新闻杂志，周刊性质的，每周可以出一个节目叫周刊扫描，这样可以直接带动这些内容提供商发行内容产品的行销。

三、基于数据广播的图文电视

这个是跟移动电视在过去五年的探索有关的，移动电视信号的接收还是有些问题的，尤其是北京的观众，经常有老百姓写信给市委说信号不好，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想一下在有线电视出来之前，家里面信号不好，弄一个室外天线，到处摇解决雪花的问题，那个时候没有人写信给政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移动电视一出来，老百姓就认为是公共服务、普遍服务，因为是时时传输的。所以，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应该利用数字广播技术开发一个新的业态，当然这不一定适合公交车移动电视，可能适合出租车移动电视，出租车电视在全国搞的好的很少，除了广州。问题是视距过短，无论安在什么地方，你跟乘客眼睛之间的视距太短，所以，全国移动电视搞的很好的很少。但是，如果是图文电视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图文电视大体上跟这个框架一样，就一幅幅图，比如讲新闻，一会儿有新华社的领导演讲，跟新华社的合作就是搞图片新闻，不搞动态视频。由于广播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出租车电视是为乘客服务的，不是为司机服务的，司机看不见，如果你两个媒体都存在，两个媒体都有声音，司机就不干。所以，出租车电视的黑屏率非常高。但是播图文就不一样了，就没有冲突了，这样在技术上更简单，成本上更低，效果上更好。

四、三网融合

最后一个，就是基于移动电视终端的智能互动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服务终端。现在电视只是很基本的广播式的信息服务的，传播视频内容，实用信息，但是如果有本地存储，有智能互动以后就不一样了，比如公交车开到国际贸易中心了，说今天有车展，广播电视节目介绍车展的信息是有限的，因为毕竟时间有限。比如这个车模长的好看，有人想了解具体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方式，或者是蓝牙技术，用手机终端和移动电视终端发生关联，因为移动电视终端有存储的功能，就像家庭数字电视一样，受众群体对这个节目里面某一块信息感兴趣，可以跟他发生关联，发生关联就自动下载。这样就真正把移动电视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户外的信息服务终端，这当然只是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

第四章结论与展望

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依然是北京移动传媒的核心，是振兴北京移动传媒市场，与其他城市竞争的中坚力量。未来几年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发展不仅仅是在节目本身质量上的提高，更有经营策略的正确运用。专业而系统化的特色经营将会使北京移动传媒产业真正走向成熟。

首先，要迫切对移动传媒这个市场经营的重要性，适度运用节目外包和合作方式。既不能贬低经营方式的运用，亦不能将“经营”等同于“自力更生”而停留在低层面的经营方式上。经营应把握住节目的关键价值所在。

其次，切实分析移动电视节目的市场定位，进行受众心理分析。移动电视的节目内容和编排应是针对大众和政府，节目的核心价值定位也也应超越小众市场，节目的风格和内容穿心上也要有所突破。

再次，精炼制将继续是节目播出的主要方式。但是，北京市乘客文化需求的区域性依然明显，因为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员流动大，来自全国各地。受众群体多样化，不同城市之间的文化隔阂依然存在。节目的编排策略也要不断的更新，必须结合北京市场现状，使用正确的经营方式，找到合适的节目点制作节目及节目的编排。

因此，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需要的是一种整合经营体系，需要的是我们能够从整合的高度，去建构北京移动电视市场；能够从整合的视角去制作、播出、经营移动电视节目；能够从整合的思维去营造移动电视节目收视氛围和市场培育环境。

总之，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整合经营和节目制作编排精炼化将成为一种趋势，且将成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主要经营方式。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必须强化峰式的节目经营概念。

上下班高峰、出行旅游高峰，平峰、特殊节日或特殊时期的节目市场培养将走向逐渐成熟。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将身体力行地进入开发其他峰期的节目编排行列，贺岁峰期不是移动电视节目峰期的重要资源，受众群体调查机构的介入，以受众需求为核心的精炼式移动电视节目将会大量编排。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节目编排和产业创新方面将实现一个较大的飞跃，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将从单独依靠公交车广告收入的盈利模式转变为移动媒体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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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国目前的传媒批评，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以好/坏二元对立构成的、庸俗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媒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学术产业化的巨大压力使传媒批评不断地反复套用赞扬（好）/批评（坏）的陈旧话语框架。这种好/坏评论式的“批评”，基本上是主观印象式的，即兴而随意，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批评者认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坏”、又坏在哪里，仅仅只能表明批评者个人的倾向、偏好与态度，缺乏文本深层的细读，往往被文本的修辞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时候无意识中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同谋”。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批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向——文化的转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具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维度，跟客观主义和非政治的学术方法拉开了距离，它使人们洞察镌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权力与统治关系，也详细说明了人们可以如何抵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符码意义，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读解。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主潮。但自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以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文化霸权理论又经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异，给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对话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和声音以同样的关注，并试图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和经历是怎样被压得鸦雀无声并从主流文化中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进行斗争，以帮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体的种种观点、经历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达。[1][p6]

在西方学术界，罗蒂提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论转向）是一个伟大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就是这种转向的结果。文本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语言-符号学方法，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结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甚至成为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及新批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

然而文本是不能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它是符号化的现实，而符号绝非纯净、透明的。因为媒介既不是被动地服务于霸权形态的利益，也不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2][p280-281]语言没有零度。甚至如新闻图片、电视新闻等皮尔士所谓与现实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肖像类（iconic）符号——这种符号的能指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实体或知觉上的相似——也与现实不同。照片的能指是高度动机化（motivation）的，因为这里的符号（照片）之形式（景像）主要由其所指性质所决定。影片上的猫看上去不得不像猫。不过，这个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决定，因为拍摄者能够选择拍摄的角度、距离、焦点等。所以一张照片是高度动机化的，但绝非完全动机化。[3][p173]电影电视的影像也是如此。视觉话语也是一种符码化的符号，它将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4][p350]由此可见，在传媒领域，电视相对于报纸、广播而言，更加高度地“自然化”，因为这种符号比单纯的文字、声音更少任意性，意识形态被更加强有力地锚定了，电视批评也就担负了更多的“文化批评”的任务。

虽语言学的转向的确为文化研究提供过某种助益，但这种转向隐含着“语言中心论”的霸权。语言-符号学方法是一种非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它使批评在聚焦文本的同时忽视了文本的制作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的接受与运用等，而这正是文化批评所要关注的重点。“文化转向”即是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的关注，研究视野从以往的语言符号文本扩展到文本的制作和生产的政治经济领域，受众与社会对文本的接受与阐释等，它是一种彻底历史化的方法，使我们洞悉复杂传媒幻象背后的权力图景，考察在文本生产中，哪些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被“编码”进去，哪些意识形态被压制和控制；在文本阅读中，受众又可以通过哪些意识形态的“缝隙”进行抵抗和斗争。丹尼斯·K·戴维斯（DennisK.Davis）概括了传媒研究中文化转向所凸显的重点：

“有些微观的、阐释性的理论，其关注焦点是个体和社会组织如何使用媒介创造和形成结构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这些理论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理论。宏观的、结构性的理论的关注焦点则是社会精英如何运用他们的经济权力控制和利用媒介机构。这些理论认为，作为精英维持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他们有效地运用媒介宣传霸权文化。它们被称之为政治经济理论，因为它们把理解经济权力是如何给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提供基础这一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一些研究者推测，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和革新的媒介运用遭到了制度上的压制。这些理论通过暴露媒介的精英控制和批判霸权文化而向现状发出挑战。”[5][P223]

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语言-符号学方法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它可以被超越，但不可以抛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训练，以确保我们在大胆尝试其他研究模式之前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描述方法，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也确实使得我们要在文本方面花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才去进一步涉及与观众活动和作为话语播放的电视节目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6][P41]它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不会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置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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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批评的文化转向，意味着传媒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是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协商、调停的结果，它是多种意识形态争夺意义和控制权的领域，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主导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种谈判和斗争的过程。“与其说文本确定了它的意义，不如说它为这种意义的争夺划定了一个竞赛区域”[7][P307]，传媒文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征服与抵抗、压制与斗争、同化与异化的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通过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为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争埋下伏笔。在这种斗争中，斗争各方采用的是寻求意义的方式：主导意识形态试图使意义“自然化”，使它们变成全体社会“常识”，然而，对立的意识形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这一策略，并试着使意义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有关一个词的意义的斗争，也是有关谁有权控制这些意义的斗争，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对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控制权是控制包括在这种经验内的那些人的行为、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部分。符号斗争并不反应社会斗争但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8][P303]因此，文化必须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加以研究，在其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文本可能同时促进了控制和抵制，这就需要追踪其中的各种咬合（ARTICULATION），批判那些培育顺从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研究的视点，既坚持了传媒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又避免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它（文化研究）可以识别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从而对各种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权进行有效的批判，对一切有利于建设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新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的评价。”[9][P38]

因此，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必须洞穿传媒文本的表象，直达文本的深层结构，了解和分析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图景，哪些东西被遮蔽了，哪些东西被“自然化”了，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文本。传媒文化的内容，以影视为例，除了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10][P88-89]这就需要进行话语权力的分析和批判。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正是由于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由于限定，话语同时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11][P45]“话语负载较强的言语暗示，这种言语暗示受社会的、物质的和历史的力量制约，这些力量不准人们说某些话，甚至连想都不准想；与之同时，又强迫人们只说别的某些话。”[12][P39-40]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的政治学（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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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意义通过在场者和缺席者复杂的交互作用产生出来。表征既通过展现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而运作。[13][P60]

由于传媒实践所裹携的意识形态，所以媒介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其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潜意识运作方式，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所以不能仅仅将媒体文化视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将其摒弃，而必须把它放在各种你争我夺的社会话语和社会力量的源头里分别予以阐释。“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斗争都在媒体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性媒体）的文本中搬演出来；这些商业性媒体如果要变得受人欢迎和有利可图，就必须制作那种同人们的所思所想相共鸣的文本。”[14][P36]文化转向的传媒批评就承担着对这种霸权进行解构的任务，“从意识形态本质的对立方面来读解媒体文化，探询其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契机，同时分析媒体文本的意识形态设计怎样时不时地失败。”[15][P17]

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还可以改变传统批评的地位。传统评论式批评往往依附于创作而存在，总是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从而沦为创作的附属品。这样看似贴近文本，实则缩小了与文本“对话”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对文本潜在空间的深层拓展。传媒批评并非传媒实践的附庸，它与传媒实践之间，应该是一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不是从属于传媒实践。因为传媒批评的任务决不是对具体作品作出好/坏这样简单、肤浅的评价，它也并不承担为创作提供评估服务的义务。它对传媒实践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深刻的，而不是直接的。

传媒批评家应该成为“抵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与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6][p85]学院派批评者更应该从事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成为在传媒文化建构中的能动者。如果我们把批评者的行为理解为社会活动的生产，而非对社会活动的描述，他们在教室的行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到公众领域。[17][p88]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积极进行避免和挑战霸权的反霸权实践，为建构一个公共传媒批评的话语空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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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传媒业成长充满戏剧性的一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争夺、市场领先者和挑战者之间的争夺与融合使得这一年成为一道分水岭。那些沿着原有经验成长起来的传媒在这一年里遭遇到了寒冬，而那些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传媒在这一年里获得了成长。超越经验，学习创新，成为2005年传媒产业成长的集中体现。

一、报刊业：经验地图上的迷失

2005年，我国出版的日报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日报出版总量的14.5%。全国日报平均期印数达9860.39万份，比上年增长6.6%。日报出版规模连续第五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日报出版大国。截止到2005年7月，全国共出版报纸1926种，全国报纸布局呈现纺锤形结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动下，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出版报纸的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2%；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出版报纸最多的省份为广东省，共出版100种报纸；出版报纸最少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共出版15种报纸。千人日报拥有量2004年达到75.86份，其中有6个省市的千人日报拥有量超过了100份，北京、上海两地的千人日报拥有量分别增至274.2份和268.1份，已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日报普及率2004年达到到户均0.26份，超过0.5份的省市有四个，其中北京(0.85份)和上海(0.83份)已接近每户居民每天1份日报的发达国家水平。[1]

报刊业这一年的关键词是“拐点”和“寒冬”论，前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的观点，后者是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的观点。而对上述观点的最直接的论证是北青传媒的年度中报：2005年上半年净利润仅有17万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的利润为6630.9万元，同比下降99.7%;营业收入总计3.683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138亿元下跌28.32%。这对于一个业绩骄人而又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来说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根据尼尔森媒介研究的数据：2005年1-8月，北京青年报广告刊登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412万元，其中房地产广告减少17470万元，汽车广告减少4714万元，也就是说，仅这两个行业减少的数额就占总差额的78.08%。同期，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的旗舰《广州日报》的收入下跌更集中，房产和汽车两个行业的广告下降额占总差额的98.15%。[2]更为极端的两个案例是《球报》和《南方体育》在8月份的开始和结尾先后退出市场。报刊业上半年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年度的成长性，平面媒体年度广告增长率首次低于年度GDP增长速度（9.8%）。

关于报刊业的挫折，解释的原因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不景气的连带效应，报刊业因为过于依赖广告收入而备受指责。其实，报刊业依赖广告收入并没有什么错，我们经常提到的学习榜样美国报刊业也是如此。问题出在我国报刊业的资源和经验积累过于集中于报刊业运行的传播环节，还没有完成上下游产业链的优化整合；同时，由于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地位强化了对部分行业的依赖，缺乏良好的广告客户资源结构和广告开发的能力柔性。下半年房地产广告的复苏减轻了报刊社的压力，使得信心有所恢复，但是广告客户结构的问题也由此被掩盖掉了。二是互联网勃兴的替代效应，报刊的接触率下降。为此，在2005年11月召开的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上，20余家都市报总编辑签署了《2005年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南京宣言》，高举保护新闻知识产权的大旗，力图反击网络的冲击。

我们认为报业遭遇挫折的原因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产业发展阶段到了德鲁克所说的窗口闭合期，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使得资源配置效率的竞争成为决定报刊成长性的关键，由于缺乏有效率的创新，而原有的经验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使报刊业陷入茫然的状态，上述两方面的力量进而使这一状况演化为谷底的挣扎。一个是经营体制的滞后，缺乏对创新的激励和提供应有的安全感。北青传媒的成长不利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矛盾的激化使得在北青传媒最需要专业化操作团队的时候，经营团队核心高级管理人员却锒铛入狱，进一步加剧了恢复的困难。在已有经营经验和行业管理经验地图上的迷失是年度报业成长失速的主客观原因所在。

但是，正如范以锦所言：我们不赞成报业“寒冬论”[3]。2006年，《环球时报》由周刊改为日报，在此之前的广告市场开拓能力培育方面可圈可点；《京华时报》逆市而上，有望成为京城首家广告收入过10亿元的报纸。但是，报业的成长需要更为广阔的视野。2005年7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把报纸的集团调整为集团的报纸，以传媒的大视野布局未来的集团成长空间。另外，关于报业，去碎片化的行业认知愿望已经成为业内主流，中国报业发展年度报告（2005）的推出，首次为我们勾画出中国报业发展的基本轮廓；如果4月份成立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和此前在中国落地BPA认证可以充分调动起报刊业发行量稽查的热情，这将使我国报刊业进入一个初步规范的运作平台。

二、互联网业：学习创新的好榜样

2005是互联网风光无限的一年，无论产业成长的速度和张力都是传统媒体所羡慕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国网民人数达1.03亿，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很难说是网民数量的激增给了网络更多盈利模式生成的空间，还是网络创造了更多价值点吸引了更多人成为网民，这一年，网络成为最具成长性的媒体形态之一。只是，和5年前价值点的模糊不清、以广告收入为主要设计不同的是，网络在这一年里成熟多了。这表现在两个典型事件上：首先是当年初网站在近年赖以发展的无线业务受限之后，并没有对该行业带来太大的冲击。其中，新浪和搜狐的无线业务虽然下滑很多，但总体收益只是相比上年同期微降，至第三季度已经逐步复苏，没有出现致命的波动。其次，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孙德棣于9月份去世，但是对公司成长性影响不大。据2005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网易总营收、净利润双双领先其他个门户网站，而净收益更是新浪、搜狐和TOM三大门户网站的总和还要多。这大概是互联网行业跌入低谷的过程中，市场逆境送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了。有人调侃说互联网行业是真正的“剩者为王”，虽是戏言，也道出了其中真谛。另外，网络的盈利模式的多元化也显示出了互联网更为成熟的经济结构。以淘宝网和eBay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以盛大、网易和第九城市等为代表的网络游戏服务、以百度、google和雅虎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服务、以新浪和搜狐为代表的网络广告服务分别形成了独特的盈利模式。这种多元化的收益模式给予投资者更多选择，使互联网行业增添更多对资本的吸引力。

互联网2005年度最为耀眼的事件是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的出色表现。8月5日，百度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当天股价上涨354%，开创纳市5年来新股首日增幅之最。而早在2004年6月，百度引入google作为股东，就已经筹划上市。由于此前google在美国股市的出色表现，当百度以“中国Google”的概念和投资商沟通的时候显得相当容易，简单、有效的价值表述把百度排名竞价的成长模式优势表述的清晰而又充满吸引力，可谓价值传播的经典之作。尽管此后百度市值出现了一些波动，但百度的价值也已经深入人心了。其次是阿里巴巴对雅虎中国的购并案。10月25日，阿里巴巴公司顺利完成对雅虎中国全部资产的收购并开始正常运行，购并涉及金额超过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史上最大的一起并购。随后，新雅虎在时隔七年之后重归搜索。购并后的新雅虎首页异常简洁，以雅虎搜索的搜索框为主体，集中突出的体现出搜索的概念。阿里巴巴凭借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和雅虎中国的搜索服务构筑起了坚实的两翼，相互支撑，共同发展，成长稳健、富有张力。互联网行业的年度关键词应该是“博客”。“博客精神”被总结为“草根的、匿名的、真实的”。凭借“参与即生产”的成长理念，博客形成了低投入、快增长的特征。据易观国际11月统计结果显示，至2005年9月，中国注册博客数量已经由2004年年底的1475万攀升到3340万。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博客的出现是在互联网低潮时期、无法吸引到大资金的支持，以较小投入获得扩张的一种独特创新成长方式。它的“参与即生产”的特点大大降低了内容生成的成本压力；同时，个人化写作表现出的整合分析能力、个人化的信息表述方式都避开了门户网站单纯的信息集纳功能强势，赋予信息更为丰富的价值和意义。源于博客精神的互联网操作理念的形成被认为是有别于第一代门户网站经营方式的web2.0时代的到来。虽然博客的成长模式解决了内容生产的资本制约问题，实现了吸引眼球的基本要件的构建，但它却无法提供一个和其生产理念相匹配的盈利模式。从目前的情况看，博客更多的是实现自我写作的梦想，而关于盈利模式的建构基本上还处于互联网初期的广告主导构想阶段，相当于上半身进入了web2.0时代，而下半身还留在了web1.0阶段。但是，博客传播方式的创新为原有竞争者引入了新活力。新浪博客的出现加入了名人元素，用方兴东的话说是新浪博客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博客主流化。[4]同时，11月百度推出“百度知道”、新浪推出与新浪“知识人”。这种提问式搜索引擎以“互动式知识问答分享平台”改变了关键词搜索的特征，把博客“参与即生产”的理念嫁接到了搜索业务当中，不仅提高了搜索的精确度，而且，更为人性化的信息供需方式进一步优化了搜索过程和界面。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成长性更多的表现为学习创新的效率竞争。2004年度，新浪以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成为营业收入规模最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但2005年第一季度，新浪的营业收入被盛大大幅超越；第二季度，新浪又被网易超越。2004年度，新浪也是营业利润规模最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但早在2004年度的第三季度，盛大的营业利润就开始超越新浪；紧接着网易在2005年第一季度超越新浪、第二季度超越盛大。网易重新夺回营业利润第一的宝座，盛大退居第二。网易的胜出得益于它对网络游戏自主创新的专注和积极的市场营销策略，而盛大依靠传奇游戏起家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扩张过速，以至于模糊了主业。盛大2005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尽管净利润较上季度增长17.1%，但收入比上个季度下降7%，其中《传奇》第三季度平均同时在线用户数为23.3万，低于上一季度的38.1万，收入也较上季度下降了33.5%。这显然也与网易的《西游》系列、第九城市的《魔兽世界》的崛起有关。2005年11月至12月间，作为国内网游第一企业的盛大公司先后推出《传奇》、《梦幻国度》和《传奇世界》三款免费游戏，标志着盛大的转型战略的启动。如何选择创新方向、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是未来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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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播电视业：份额守护和创新空间的寻觅

2005年全国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94.48%，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95.81%，比2004年分别增长0.43%和0.52%；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26万户，较2004年增长8.31%；2005年全国数字电视用户413万户，较2004年增长325%。全国付费数字电视用户139万户，较2004年增长275%。2005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888.76亿元，较2004年增长7.77%。其中，全国广播电视广告收入458.63亿元，较2004年增长10.65%。全国有线电视收视费收入151.28亿元，较2004年增长10.15%，其中已完成有线电视数字整体转换的青岛、杭州有线电视收入分别达到2.26亿元和2.20亿元，较2004年分别增长了35.51%和59.31%。[5]另外，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的三网融合已经列入正在制定中的第十一五规划，困扰三方多年的市场开放与扩展问题有望出现实质性的突破。

2005年对于广播业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局。央视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2005年广播广告第一季度平均增长了87.13%。从各行业广播广告投放情况看，在零售、金融保险投资、食品、汽车、个人用品增长最为快速，分别增长了204.17%、169.98%、148.76%、92.99%和120.77%。随后的2005年上半年数据再次显示，广播广告增长49%，是1999年以来增幅最快的一个年度。[6]相比同期电视和平面媒体17%、8%的广告收入增幅，广播业的增长速度其实是惊人的。

电视市场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央视和省级卫视对全国市场争夺。2005年中央级卫视全国累积覆盖人口达到108.5亿，省级卫视全国累计覆盖人口达到111.3亿。其中，浙江、山东和湖南卫视覆盖人口超过7亿人；安徽卫视增长势头强劲，一直保持稳定高速的增长率。双方的竞争在两个维度进行，一个是传统市场的争夺，一个是新的市场空间的抢占。

在传统市场争夺层面，竞争的激烈程度更高。以央视为一方，以文广集团、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为另外的一个阵营，在活动和电视剧两个点上博弈。2005年，湖南卫视联手天娱传媒公司推出《超级女声》，以海选方式实践大众的狂欢。根据央视索福瑞31个城市调查数据，《超级女声》的收视率最高时曾超过《新闻联播》。湖南卫视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冠名、广告和短信收益这三大部分。其中仅“超级女声”冠名费就达到了2800多万，广告价格则攀升到每15秒高达7.5万元，年度总决赛广告报价更高达每15秒11.25万，超过了央视黄金时段最高11万价格。随之而进行的是央视对《超级女声》的批判，一时之间这档栏目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湖南卫视和央视围绕《超级女声》“低俗”与否的争辩，其实质是关于中国电视市场娱乐产品标准制定主导权的争夺。在此之前，央视一直是电视新闻产品质量标准的绝对制订者；同时，也一直居于电视娱乐产品创新的前沿。而在2005年和湖南卫视的较量当中，基于同类节目《梦想中国》的影响力不敌《超级女声》，其产品标准制订者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央视的反应可以视为一种自我地位的维护。如果说关于《超级女声》的是是非非仅仅使央视受到了威胁，那么，9月韩剧《大长今》的热播则进一步鼓舞了湖南卫视争夺电视娱乐节目主导权的信心。该剧被湖南卫视抢先一步获得国内独播权，在很多大城市都超过了10％的收视份额，央视年度电视剧中也只有《亮剑》可以平均10.3%的收视率抗衡。如果考虑到《大长今》晚10点播出，而《亮剑》为黄金时段播出，这种比较更令湖南卫视振奋。而在此间央视播出新版《京华烟云》，湖南卫视则播出老版《京华烟云》，双方竞争如影随形。央视对这种争夺也早有准备。原计划2006年才推出的电视剧频道晚间海外剧三集连播的改版提前到了8月16日，12月又以超速度引入的美国热播剧《疯狂主妇》，但对收视率的提升效果并没有实现。据统计，目前在我国31个省级卫星台中，前5强的收视份额已经与后26个卫星台各占半壁江山。除了上述湖南卫视向全国电视市场的冲击之外，浙江卫视和上海文广集团也表现突出。浙江卫视在2005年推出了《雪山飞狐》等7部独家买断的连续剧，其中新版《雪山飞狐》以总价3400万元、单集85万元的超高价格被买下。此次浙江卫视采取的是“4＋1”联合购片模式，联合三家卫视以及上海文广一起购买电视剧，5家电视台共享全国首播权。针对省级卫视的冲击，央视的2005年成长得虽不轻松但也收获颇丰。2005年第四季度，央视的平均市场份额在全国超过了37％，达到了历年来最高值，整个2005年度中还有几周的市场份额甚至超过40％；[7]据推测，其全年收入也创历史新高，在120亿人民币左右。2005年初，央视提出了“频道品牌化”的发展战略，《中央电视台频道制改革方案》、《中央电视台频道考察评估方案》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中央电视台从中心制开始向频道制的管理方式过渡。5月，电视剧频道全新改版，24小时播出；8月CCTV-5改版说明会举行；9月，CCTV-9在新闻集团旗下Fox新闻频道资深制片人约翰•特伦齐奥的帮助下进行频道包装和节目改版；12月，CCTV-10频道全新改版。同时，央视以2亿元的超支代价连续买断了《京华烟云》《宝莲灯》等优质国产剧的“独播权”，央视一套的“黄金剧场”年度收视份额增长了两成以上。

在对创新空间的争夺方面，手机电视、IPTV、数字电视、高清电视、楼宇电视、移动电视、列车车载电视（CTTV），一扇扇新的产业空间之门次第打开。在这一过程中，上海文广集团、央视、分众走在了前面。央视和文广的高清频道在2005年9～10月间已经试验性地推广，又同时选择在2006年1月1日正式开播它们的高清数字电视频道，前者叫“新视觉”，后者叫“高清影视”，成为国内、也是全球华语最早的两个高清电视频道。在与央视的激烈争夺之后，2005年5月上海文广集团拿到了国内第一张IPTV牌照，希望在三网融合的过程中成就电视业的新成长空间。但是由于文广选择了电信部门而不是广电系统进行合作，市场拓展工作异常艰难。目前文广的IPTV业务还仅限于在上海和哈尔滨两地展开，在其他城市只处在小规模的测试阶段。继2005年12月泉州广电叫停已经发展了近万户的上海文广IPTV业务，2006年1月浙江广电也全面叫停全省IPTV业务的市场推广。手机电视是文广的又一项新业务。“每3天增加1万用户”的惊人数字，使得手机电视市场成长性诱人，先是文广旗下东方龙移动信息有限公司已与中国移动联手，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梦视界”平台，推广手机电视业务，随后SMG又与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联手开发DMB手机电视的项目。

在楼宇电视市场上，分众和聚众明显是行业的巨头。据AC尼尔森和央视市场研究(CTR)的数据显示，分众与聚众已占据整个行业96.5%到98%的份额，形成双寡头垄断格局。2005年7月，分众传媒登陆纳斯达克，市值达到6.8亿美元，江南春还应邀按响了纳斯达克开市的铃声。10月份，分众以总值接近1.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国内电梯平面媒体框架媒介100％股权。但是，正当人们眼看着两家巨头展开全面角逐的时刻，楼宇电视市场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2006年1月7日，分众传媒宣布同聚众传媒达成合并协议，聚众传媒作价3.25亿美元。聚众传媒与分众传媒合并以后，商业楼宇联播网将覆盖中国近75个城市，3万多栋楼宇，分众市值达到15.7亿美元，股价增幅已经超过150%。

总结2005年度中国传媒业成长轨迹，超越经验，学习创新已经成为当前传媒面对新形势的前进方向。理性的培育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将会使传媒的产业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并充满阳光。

注释：

1.以上数据引自王国庆.中国报业年度发展报告(2005).[R],参见人民网.2005<中国报业年度发展报告>全文（2005年8月5日）

2.王卓.质疑“报纸消亡说”：报纸的前景仍然光明[R]，人民网（2005年10月13日）

3.范以锦.南方报业的模式比较安全[J],今传媒,2002年(12)

4.陈亮.门户圈地冲击纯博客网站[N],南方日报，200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