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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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该学派主要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又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位置，也有可能处在边缘位置，这与当时该文化系统中其他文学子系统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正是由于各个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一对对立的子系统，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文学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中）或者处于“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者文学真空的情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策略的变化。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是创新的力量，这时译者就不再套用本国文学中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相反，译者会打破本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而遵守源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时译者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译入语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规范。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慎重考虑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从原语中寻找蕴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不偏离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要使译入语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其意义。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英译本中，当属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响力。但是，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

杨宪益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敬仰和崇尚之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而且杨译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它把《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更加注重对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实于原文。而对霍克斯来讲，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影响，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处在边缘位置，译成英语的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系统中，也同样处在边缘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就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也定位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

例如，对书中端阳节的翻译，杨译本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赛龙舟的文化意向，将其译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译本只是点出了这个文化意向的时间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使很多翻译学者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文学，因此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之中，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指导商务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务英语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商务英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商务广告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译入语的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商标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一）Rejoice 飘柔；Heads&Shoulders 海飞丝；Safeguard 舒肤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点---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庆的事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这种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正反映出了译入语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规范。与直译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麦当劳 ；Nokia 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尔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进到中国，同时中国人在心理上也更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外来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来考虑，采用了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语音效果，使其听起来更具异国情调，更有“洋味”。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四、多元系统理论指导翻译的不足之处

虽然多元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其理论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其理论中评价性术语的界定问题。佐哈尔提出了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提到“边缘”和“弱势”，但是对其应该如何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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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南峰的“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由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充的多元系统”，该理论认为，就翻译研究而言，可以假设文化大多元系统是由六个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统所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多元系统。“每一个多元系统，都从自己的某些原则或价值观衍生出一套规范，不但支配系统内的活动，有些还试图参与其他系统的运作”。

二、以“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看电影字幕翻译

1.字幕翻译面临挑战。近年来，大量的外国电影涌入中国市场，而2014年10月的《银河护卫队》，早在上映之初，就因电影字幕翻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民间译者“谷大白话”对电影官方字幕的批评和勘误。

电影字幕是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同时作用于译者，译者主动地接受这些力，各种拉力最终与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译“硬”错误之外，民间和官方翻译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扩充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进行解释的。笔者对此用多元系统理论，对制约字幕翻译的规范做一描述。

2.对《银河护卫队》字幕翻译焦点问题的探讨。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译。该句直译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说明他们过于拘谨。官方字幕是“教会了人们扭屁股”，民间译者认为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译制方解释，如果“忠实”翻译，会违背我国的电影审查规范。众所周知，审查尺度就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外国影片经常通过“性暗示”的手段达到幽默或双关的效果，而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性”的包容度比较小，这样的台词不能公然出现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译为“小浣熊”，民间译者认为蔑视之意欠缺，应换做 “鼠辈”，但官方译者称“小浣熊”也相去不远，重点是该译法获得了发行方认可。票房问题为重中之重，如果翻译不贴近观众，恐怕难以达到满意的市场反应。所以，发行方会提出“接地气”的要求。“小浣熊”一词比“鼠辈”更贴近中国观众（源自一种食品的风靡），目前的观影主力――80后、90后年轻人，对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由此看到来自经济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发行方为了经济利益，利用有限的话语权，也在左右字幕翻译。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译。官方字幕是“我为什么要为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牺牲。不难理解，这是语言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字幕一闪而过，就需要尽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译。这类人被称为“废柴”，即失败者，片中该词被译为四字短语“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废柴”，不了解美国文化的观众无法准确理解，由此可见来自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

3.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首先，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规范多结合在一起对电影字幕翻译方向进行规约。政治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份，通过控制影片的翻译渠道以及多层次审查确保翻译结果不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经济多元系统主体为电影制片方，他们要求电影字幕不拖“后腿”，影响其经济利益。如果翻译词不达意、晦涩难通，势必打击观影热情。所以，他们会提供台本、名词对照表等保证字幕翻译的准确，另一方面，则会对翻译提出要求，让翻译内容贴近译入语文化。

来自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则对字幕翻译的具体用词、用句进行约束。比如使用中国观众熟悉的短句，尽量不适用倒装句、插入语、被动句、从句等。对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辞方式，则有必要转换成中国观众了解的修辞手法，不能通过字面硬译，造成观众的困惑。

对于翻译多元系统的规范，除“忠实”、“对等”之外，笔者认为字幕翻译本身也可以理解为翻译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的子系统，不同于其他类型翻译的规范，可总结为“简洁明了”。钱绍昌教授提出影视翻译具有“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等五个特点，可见字幕翻译之独特性。

三、结语

如今，观影的观众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翻译批评群体，加之电影语言的对白为主、语言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强、文化色彩浓郁等特点，都让字幕翻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多元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电影字幕翻译的各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认识字幕翻译活动，还能够解释字幕翻译中官方和民间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间平等、友好地交流，这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引进片字幕的翻译水准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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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统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对整个翻译界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掀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相互交错的多种系统（包括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标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就是多元系统。其中多种交叉的关系网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响巨大，有的则微弱，但无论影响大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当一个关系网发生变化时，要结合整体对其进行观察。

二、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语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会或者团体定的规范和习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底线、“三观”认识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文化语境并不属于语音语境。而我们将多元系统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其实就是想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文化语境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相关的创造，所以文化语境因素影响着译者自身，同样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时，译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无疑要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对译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创造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译者不能脱离原文的意思，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进行合理的创造，这种创造性体现了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其次，文化语境与读者。译者的译文是不变的，但是读者是变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对动态因素的考察，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这都是可变因素，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可变因素，在多元系统理论的结合下促使译者对译文不断更新，为的就是适应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满足读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语境与文本“复译”。多元系统理论对因素变化的考虑，使得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1]。就如之前所说，读者的文化语境在进行更新的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会随之改变。文化语境的更新给复译的译文带来新鲜的血液，让复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多样的变化。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翻译学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繁荣，翻译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为更重视文化的转换。[2]这样做也是让翻译成为科学的转换和文化的交际。

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繁荣的，在多种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文化语境的顺应显得尤为重要，译者不仅要考虑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语境，也要结合现在的文化语境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译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来翻译，使得最后的g文都归化了。现在更多的译者尝试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但是异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语境顺应，必要时也要采取归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结合。

首先，应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说其是转换也不够恰当，因为翻译的过程还要设计相应的文化内容，这不是在语言的范畴内。语言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异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归化过于严重，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在感受不到异国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在读本国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本国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其次，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各学科的深度认识，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与众多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使得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翻译必须跟上其文化语境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文化语境也发生改变，所以对翻译的要求就是不断顺应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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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鲁迅.“题未定”草［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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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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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文学系统；局限性；理论；不足

一、多元文学系统理论简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多元系统。翻译文学被佐哈尔定义为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通过其在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来研究翻译文学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以便于更加客观有效地了解和发现文学翻译的规律。

佐哈尔认为，存在着三种情况，使得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佐哈尔认为，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引领着文学形式库的创新，并会对文学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时，作品的原创与作品的翻译之间不再有很严格的界限，翻译规范很有可能过于异化，而翻译作品存在着忠实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趋势。主流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译的。在这样的文学模式的构建中，翻译这一行为引进了新思想，引进了新的语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在翻译研究方面可谓是创新之举。多元系统理论从以往的纯翻译研究扩展到了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该理论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会随着当时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中的地位而变化，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将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学系统理论中，佐哈尔仅仅详细论述了文学或语言多元系统，因此该理论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1、忽略译者的主观性

根据多元系统论，在周而复始的系统运作之中，译者的主观性成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是多元系统论的一大缺陷。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对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译者的主观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尽可能选择自己熟悉的体裁，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在这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

此外，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则，但实际上，译者不是机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多元系统理论一再强调并规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符合实际，明显剥夺了译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性。

2、忽略其他社会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抽象简化，简单地认为译入语的文学形式库就能决定翻译文本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所提供的规则只是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是要考虑之前提到的译者本身，以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佐哈尔并没有从真正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文本的产生，而只是将假设的结构模式和概括的理论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与事实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元”不能仅仅是某类文学，还应该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考虑进来，并加以详细地说明。而佐哈尔仅仅在其理论中简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将其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的影响一一加以说明。这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丰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没有关键概念的明确标准

在多元系统的概念中，处处可见作者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理论核心概念的定义，如一级、革新等等。然而我们不由得会产生疑惑，这些一级与二级、强势和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标准是什么？

以我国民国时期的多元文学系统为例，一部分认为我国的文学系统亟需变革，因此主张直译，如鲁迅等；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仅需吸纳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张意译，如梁秋实等。所以说，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强势”还是“弱势”、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状态？标准在哪里？佐哈尔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给出标准。也就是说，佐哈尔自己也没有对这些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仅仅通过主观上的分析来进行判断。

三、小结

科学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局限性。佐哈尔的理论产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着与实际不甚相符之处。首先，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译者自身的三观取向，没有考虑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其次，该理论对于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因素考虑不够深刻，还可以继续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尔对于理论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存在着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活动现象时，要批判地、辩证地来运用该理论。可以看出，多元文学系统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只有充分认识到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贴合实际，进而完善理论、使多元系统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3]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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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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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发展， 也需要大量的人才。为了满足现代化我国不同领域对人才的需求，满足当下通信工程信息人才需求，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把元智力理论和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设结合发展，增加了对人才这一主体的关注度，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进行分层次的评判，来提高通信工程信息人才的质量和专业知识水平。

一、把学习内容进行分类化教育

多元智能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以人为主体的基础上，因此，对于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来说，对于教学内容的构建，需要保教学内容的多踊，对多元智力理论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处理和教育，增加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增加通信工程信息人才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来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类型人才的发展需求。现阶段，通信工程信息人才教学中，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主要是利用整合性的关联网，结合信工程信息人才的主要特征，把主要信工程信息教育知识点，来利用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与移动技术、宽带网络和数字技术来进行教育和处理，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性，可以对不同信工程信息人才教育内容和知识点进行优化和完善，增加了不同板块和不同系统的联系性，利于培养信工程信息专业性人才，提高信工程信息人才的综合能力与素质。

二、把教学方法进行分类

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在实际应用时，要对教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化处理。对通信信息人才和培养和教育，利用分类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育，主要是针对每个不同的个体来教育，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优势，每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的弊端。因此，对于通讯信息人才的无法建立在统一模式的基础上，来进行教育。如果对不同优势和劣势的人才，利用统一方式进行教育，将会降低人才的教育效果和质量，所以，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时，在进行教育前期，要增加对每个个体的了解，利用分类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和培训。例如：教师在进行教育时，为了增加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效果，增加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育人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进行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增加培训和教育课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其次，教师也可以利用互动教学方法来进行教育，来对不同个性特点和具有不同优劣势人才的进行教育，在教育和培训前期，给予学员讨论的命题和话题，把学员划分成不同小组，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在学员讨论后，教师做出总结和评价。最后教师可以依据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教学的主要特点，来利于智能教学方法，来对学生进行逻辑和数理教学，来增加不同板块之间的交换性，对不同知识进行整合，保证每个学员可以依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来学习多样化的知识，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增加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力。

三、增加教学评判的全面性和多样性

为了保证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效果，为保证多元智力理论教育有效性，教师在利用分层的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进行分层化教学后，为了保证多元智力理论教育效果，教师要及时的对多元智力理论教学情况进行评判，增加评判的全面性和作多样性，对培训人员进行日常的工作和学习的评判，来判断培训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来发现通信信息工作人员的优势和劣势，来进行针对性的多元智力理论培训。

其次，对于多元智力理论教育人员来说，其在实际评判过程中，要明确自身的评判标准，在增加对学员了解的同时，增加学员自身对自己优势和劣势的了解，来全面发展自身的能力。

最后，为了保证多元智力理论教育评判有效性，教师在进行评判时可以把理论评判和实际操作能力进行整合评判，来保证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科学性，保证评判的科学性，来提高通讯信息人才的素质和实际业务能力，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四、结论

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满足当下通信工程信息人才的培养目标，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可以把学习内容进行分类化教育，把教学方法进行分类，增加教学评判的全面性和多样性。

参 考 文 献

[1]霍力岩.等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研究[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03（23）：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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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神州集》；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39-02

前言

艾兹拉・庞德( Ezra Pound, 1885- 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庞德的诗歌理论推动了英美的现代派诗歌，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庞德译介中国诗的第一本英译诗集《神州集》在中西方译学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国内对于庞德翻译思想及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其中蒋洪新、刘军平和祝朝伟译述庞德的翻译理论较为全面；而对庞德翻译的《神州集》的研究, 蒋洪新首先做了整体性探讨, 谢丹肯定了庞德的翻译创新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神州集》问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经济政治因素等原因，当时的英美国家对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对于强大、成熟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正处于边缘、弱小的形成地位。因此，为了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后期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文学，并且发展美国的民族诗歌，庞德发起了提倡以清晰的意象和对事物的直接描述为特点的意象派运动。这一运动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大量与意象派的创作原则有着共鸣的诗篇，为意象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范例。中国诗歌为西方现代主义注入了清新、强有力的因素，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从而获得重建和新生。

庞德的《神州集》(有人译作《华夏集》、《国泰集》、《中国》等)1915年4月在伦敦发表。这部诗集包括18首诗歌，这些诗歌是以美国东方学者和文艺史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mest Fenollosa)的中国古典诗歌笔记为依据的。《神州集》一经发表，即可获得成功，并在西方立即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引来了用自由诗译中国古典诗的。对于这部译作，国内翻译界大体上还是“颇为欣赏”，认为庞德能够虚心接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在拓展诗歌写作技巧方面。《神州集》被看做是庞德对英语诗歌的“最持久的贡献”，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T.S.艾略特对庞德的译作是这样评价的：“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庞德的翻译比理雅各（James Legge）这类汉学家的翻译更能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中国诗的真精神。”因此，《神州集》被视为“20世纪诗歌的杰作”。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 Polysystem theory) 理论源自俄国的形式主义,特别是梯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有关系统的理论，埃文・佐哈尔（Even-Zoher）对梯尼亚诺夫的核心概念“系统”（System）和“关系”（Relational）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使之成为多元系统理论中的支柱。“多元系统”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1978 年佐哈尔出版的《历史诗学论文集》中，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佐哈尔在《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既不能确定为主要的也不能确定为次要的，而是有变化的，这变化取决于本土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具体情况。为此，他勾勒出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中危机或转折点时。”在这三种情形下，本土文学不仅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写作的形式和技巧也会被模仿。 如果不存在上述三种社会条件,本土文化系统处于强势，有丰富的作品时，本土文学就不依赖翻译文学，那么此时翻译作品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就会处于次要地位。

三、《神州集》与多元系统理论

构成多元系统的处于不同层级的各个子系统一直不断地竞争系统的中心地位。可以说，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处的“中心―边缘”位置的变更，就是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相互竞争的结果。庞德的《神州集》就是在与美国文学的竞争中，以其传神的创造性翻译和通俗的、当代的、散文体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胜利。从内容上讲，《神州集》呈现出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如地名、人名、典故等在诗集中有所丢失，但诗歌内在心境、情感氛围却得以重现、强化；从语言上讲，诗集用词浅白典雅，文法简洁单纯，呼应了20世纪美国现代诗歌中一种清新自然地的诗语，而且能够达到这种诗语的最高境界；另外，诗集中意象虽与原诗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却得以重构。诗集中有着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正是因为庞德的再创作，使诗集自身具备独特的文学实体性，在美国文学系统中表现出特有的价值。

庞德的译作，有相当一部分创意英译的中文英译诗被经典化，一方面丰富了现代英语诗歌的宝库，在美国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也在另一方面充分验证了多元系统论：诗人庞德发挥了现代英语优美和通俗的优势，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韵味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使译作《神州集》赢得了目的语读者对中国诗歌的喜爱，在美国本土文学系统中获得了一定的中心位置。

四、小结

多元系统理论是翻译理论中第一种把翻译现象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翻译现象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源语文本在目标语中的对应物的局限。翻译是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间交流的媒介，翻译文学是目标语文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目标语文学系统的构建，并对目标语文学系统，乃至文化系统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E. Pound，“The Renaissance” in T.S. 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 Fabor, 1954.

[2]、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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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94-02

一、引言

多元理论自近代被引入国内以来，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该理论由以色列文化学家伊塔文?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把翻译活动放在一个由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例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多元系统中来研究。此理论对近代中国的翻译状况研究是否能做出合理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展开讨论。同时，该理论也受到很多批评，很多学者也指出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基于此，赫曼斯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操纵学派，在此方面对多元系统做了补充。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二、多元系统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这些系统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地在斗争以取得中心位置；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是文学多元系统依然“稚嫩”。二是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弱势”。三是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者真空。

三、操纵学派理论简介

操纵学派是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文学翻译。代表人物是赫曼斯和勒非弗尔。在《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一文，勒非弗尔认为，文学（包括创作和翻译）可以看作是由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组成的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具体指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等。当一部作品远离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时，“专业人士”就会站出来进行干涉或禁止。主导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诗学和意识形态。外部因素则指赞助人力量。因此勒非弗尔总共提出了三个要素：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力量。

四、从多元系统论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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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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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光潜.谈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篇12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16-03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