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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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家庭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政策支持取得成效

一是随着家庭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对家庭服务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家庭服务业办公室，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规范家庭服务业的发展。2009年7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商务部等8个部委共同建立的“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际联席会议”，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还专门成立了国务院家庭服务业办公室。并陆续推出《关于推进家政服务网络体系建设的通知》；《关于实施“家政服务工程”的通知》；《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关于“十二五”时期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规定，从规划布局，服务领域，行业规范，家庭服务企业、家庭服务人员、消费者三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全方位对家庭服务业发展进行引导监管，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从2009年开始，国家财政连续三年投入了19亿元，用于推动家庭服务业的发展。

（1）在全国各中心城市建立了家政服务网络中心，在居民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了供需平台，深受群众和家庭服务企业的欢迎。

（2）以品牌培育为导向，促进家庭服务企业的连锁化、规模化建设，涌现出山东的“阳光大姐”，浙江的“三替”，四川的“川妹子”等品牌企业。

（3）国家通过实施“家政服务工程”，每年扶持一批城镇下岗人员、农民工从事家政服务，使得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明显的提高。

（二）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关于“十二五”时期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现有家庭服务业企业和网点近50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年营业额近1600亿元，近几年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0%左右。家庭服务业经过多年的自身发展，已从最初的家庭保洁、家务劳动、老人陪护等项目逐步发展到家庭保姆、月子保姆、育婴早教、幼儿接送、健康保健、家庭教育、少儿午托、营养配餐、居家养老等20多个门类、200多个服务项目，家庭服务业的规模和服务范畴进一步扩大。尽管多数企业仍采取传统的单店经营方式，但少数行业龙头企业已在采用连锁经营、甚至跨区域连锁化发展，而以“懒人家政”、“e家洁”、“阿姨来了”等为代表的家政服务公司，正试图通过互联网改变人们获取家政服务的方式，家政业O2O商业模式悄然兴起。根据“懒人家政”市场数据调研与统计表明，2012年全国家庭服务行业市场总值8366.73亿元，2013年已逼近万亿市场规模，其中保姆约占1788.08亿元，育儿嫂占2247亿元，保洁服务占682.64亿元。

（三）市场需求前景巨大

一是家庭妇女的普遍就业，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育儿和养老模式，传统的代际之间日常生活的互相照料已不再可能,从而增加了对家庭服务的需求；而年轻人又因为职场竞争压力，宁愿花钱买服务，以省出时间去学习培训发展事业，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增大。据劳动保障部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个城市1600户居民需求的调查显示,需要社会提供服务的家庭占到40%,而且家政服务占全部社区服务需求的30%以上。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1500万个潜在的就业机会中,家政服务的岗位可以达到500万个。二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照料、陪护需求不断扩大。2013年，我国有2.02亿的老年人口，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而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结婚生子，“421”家庭结构的普遍，单靠家庭的力量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生活料理和精神慰藉的需要。2008年全国老龄办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居家养老家政和护理服务两项，潜在的市场规模已超过700亿元，2010年增加到1300亿元，到2020年将超过5000亿元，给家庭服务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我国现阶段家庭服务业存在的问题

（一）行业小、散、乱，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由于家庭服务业是微利行业，其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占90%以上的家庭服务业企业以中介制为主要经营模式，只有少数规范企业采取员工制管理。相当数量的家庭服务机构处于自发无序的粗放经营模式，标准化程度低，以分散、单干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这种社会零散的家庭服务严重影响了家庭服务行业的声誉和整体发展水平。

（二）家庭服务业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根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的《家政行业市场调查分析报告》，2013年国内在册家政公司达55万余家，行业从业人员约为1600万人，但家庭服务业市场供需矛盾仍很突出。一是家庭服务人员短缺、招工难是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普遍对发展家庭服务业的认识不足，存在从事家庭服务业是“伺候人”、“低人一等”等传统观念。受此类观念影响，一些居民对家庭服务行业存在歧视心理，使得家政服务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心态、职业道德及与雇主的沟通能力。不仅以下岗职工为代表的城市富余劳动力大多不愿从事该类职业，而且农民工中的年轻一代也难以接受该类职业。二是行业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性大。目前的家庭服务人员多以外来工为主且年龄偏大，加上家庭服务人员工资偏低和社会对家庭服务行业的偏见，愿意从事家庭服务人员减少，行业队伍不稳定。大专院校的家政系毕业生有一半都流失到其他行业。因此，家庭服务人员缺口较大，家庭服务供不应求的问题在总体上凸显出来。

（三）家庭服务业市场管理不规范

一是市场主体不规范。家庭服务业企业是家庭服务业市场的主体。大多数企业设施简陋，管理不规范，多数以中介模式经营，在运作过程中仅仅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他们在向雇主收取介绍费的同时，又收取服务人员的管理费，但缺乏后续的跟踪管理服务工作。二是质量标准不统一。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0年就制定了《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2006年又修改制定了新的职业标准。但这些职业标准没有在家庭服务企业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行，许多企业经营者甚至还不知道有规范的职业标准。家政服务企业现行的服务质量标准不一，各行其是。对行业约束力差，服务质量难以保证，雇主付出的报酬与获得的服务不相称。三是员工培训走过场。现行的家庭服务培训项目一般都由政府有关部门所属或指定的培训机构来承担，培训完了即可申请政府的培训补贴，因此，不少培训机构往往只重视应试培训，不注重家庭服务人员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出现“走过场”的现象。四是劳动关系不明确。大多数家庭服务企业自己定位为中介，缺乏诚信度，与消费者之间没有规范的合同文本和工作标准，对服务人员不实行员工制管理，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逃避给服务人员购买社会保险。如果服务人员发生工伤事故和重大疾病，或是由于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因素造成服务对象身心和财物的损害等，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互相扯皮推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四、对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思考

我国的现代家庭服务业要想尽快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走家庭服务职业化发展和家庭服务人员专业化培养的道路。

（一）依法保障各方权益

由于家庭服务企业、家庭服务员和消费者三方的责、权、利不明确，导致三方基本权益不能保障,纠纷不断。致使社会对家庭服务行业的信任度下降，严重影响了家庭服务业规范健康发展。2012年国家商务部出台了《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对家庭服务企业、家庭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对违反《暂行办法》的家庭服务企业和个人，提出严厉的处罚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重树行业形象，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行业吸引力，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地发展。

（二）推行员工制管理

把家庭服务人员从社会自由人变成职业人，增加服务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普及员工制是未来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方向。为鼓励家庭服务企业发展员工制，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对员工制家庭服务企业，根据员工规模，按月足额缴纳城镇职工“五险”的实际缴交人数，给予适当补助，扶持年限为2～3年等等优惠政策。但对整个行业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中国是社保缴交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降低社保缴交率，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社会保险补贴门槛，有助于家庭服务业企业告别“小而散”向员工制发展，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加强服务人员专业化培训

优质的服务源于专业的培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服务已从过去的家务劳动发展到科学料理家务，熟悉营养搭配，懂得保健护理等高级服务上来，懂外语、能驾驶、会电脑、擅理财并能操作各类家用电器的高级家政服务人员将成为职场宠儿。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人才培训工作的监管力度，根据《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要求，注重基础性和专业性相结合，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加强职业心态、职业道德培训，提高服务人员职业素养，鼓励家庭服务人员持证上岗，从培训环节上稳定从业人员队伍，让技能培训、评定等级等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依托职业技术学校，大中专院校，培养中高级家庭服务人才，满足不同客户的家庭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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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服务外包,战略

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FDI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约占2/3，2005年服务业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与此同时，制造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30％；目前，全球1,000强企业中有95％制订了服务外包战略。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不断扩大，服务外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全球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伴随着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很多为制造业服务的一些服务业价值链也跟着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服务业的转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制造业的要求以及提升服务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价值链也开始走向了大规模的转移，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国家级发展战略

服务业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借鉴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从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来看，1978年我国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1992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目标展开的。总的来看，国家层面制定的各种战略政策是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对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本国情以及比较优势，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有重点、有选择地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外包不能遍地开花，应该有选择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务外包的重点地区，不同的省市发展不同的业务，使不同的省市成为我国各类服务外包的集聚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地区问的无序竞争，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又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来看，1991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较慢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要想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产业基础。另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效率比较低下，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关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发展服务业。

3、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战略。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比较缺乏，起步比较晚，因此，在服务外包市场上，我国在承接战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业外包一样，服务外包一级承包商在获得一级发包商提供的发包合同后，可能把有关业务进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级厂商发包，形成二级甚至更多层次的外包关系。因此，中国内资企业可以选择从二级或三级承包商做起，这样比较容易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场。少部分实力比较雄厚、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应该主动地与一级发包商接洽，直接以较高的起点融入国际市场。

(2)承接国别战略。目前，在开拓欧美外包市场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弱势，例如，既懂专业技术又精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较少，缺乏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美欧的市场已经被印度、菲律宾、爱尔兰和捷克所占领，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国的选择上，我国应该以开拓亚太地区市场为主，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经济上频繁往来以及中国有200万会讲日语和韩语的语言人才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另外，还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在和印度的合作过程中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发展。

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外包更重视质量，因此，发包商在进行发包时，更重视承接企业、行业或国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共享服务和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品牌。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走廊，马来西亚继续吸引着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术企业将其业务落地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以此作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国公司、外商独资和马来西亚的国内企业已达900多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因素极为明显，但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服务外包的品牌企业。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效应，这种现状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速度和数量。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承担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业和产业的重任。

5、完善知识产权环境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业外包对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欧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对于东道国的管理水平、商务和法律的国际规范有着很高的要求，欧美商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环境。从现实来看，发包商主要关心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信息安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支持等问题，因此，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知法、守法，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加大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加快发展外包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高端中介服务，推行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认证，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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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经济结构演进与社会转型进程中，中部地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地上升，初步显现了区域经济发展加速器和增长点的作用，总的来看，表现为以下基本特征：

（一）服务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2001年至2006年，中部各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安徽、湖南和湖北接近全国水平（2006年全国为39.5%）。中部地区服务业近年来吸纳了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大批富余劳动力，但多数进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半左右的劳动者在初级产业就业，比全国平均水平44.8％（2005年）略高。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初级产业就业份额一般都低于10％，如1998年美国为3.1％，日本为5.4％。以恩格尔系数（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分析，近些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36.7％与45.5％之间，中部地区高出全国水平，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低于全国水平。

（二）生产业发展偏缓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中的支柱或主导行业已经集中在新兴行业。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和服务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传统与新兴服务业并举、行业逐步向产业集群方向发展的格局。

传统行业稳步发展。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处于增长保持稳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明显偏高，但比重呈相对下降态势。新兴领域不断拓展。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住房、养老制度的改革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一些新兴行业特别是旅游业、房地产、信息、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繁荣发展，在服务业中的比重相对提高。

按照发达国家生产增加值占全部服务增加值比重60%以上的正常标准，我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均在30%以上，特别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房地产业等行业，中部地区落后于沿海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三）现代服务业竞争力不强

随着中部地区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大，私营个体、外资等非公有经济单位纷纷进入服务行业，资本结构日趋多元化，极大地增强了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实力，促进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但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较少，行业繁杂，分布广泛，条块分割状态严重，一体化程度不足，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资源缺乏整合，竞争力较弱。有些省份科技信息发达、教育水平高，人才聚集，有大批现代化的文化、医疗、体育设施，发展现代服务业有比较优势，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较小，竞争力不强，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

（四）服务业基础条件优势发挥不充分

中部地区一些中心城市的商贸、运输等行业基础较好，具有良好的服务业发展潜力，但未形成整体发展优势。例如湖北武汉是全国第三大教育中心，第二大智力密集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到全省的37.1%和30.3%。资源过于集中于省会城市，这一特点在中部其它省份也同时存在。

中部地区县（市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基本都在农业内部进行，三大产业的结构调整没有质的突破。工业化进程滞后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大了城镇就业难度，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服务业没有大的发展，经济缺乏活力。

目前中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较低，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农村居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支出较低，反映了中部地区农村服务业发展滞后和社会服务化体系的缺陷。

中部主要省份服务业发展水平横向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2003)曾经从规模竞争力、结构竞争力、成长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管理竞争力等五个方面对中国31个省区市服务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其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以沿海地区为主的省市构成了中国服务业竞争力水平的第一梯队，综合得分在60-80分之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5省份进入第二梯队，综合得分在40—60分之间；山西与西部等省区得分均在40分以下，属第三梯队。目前这一状况目前仍然存在，且六省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部6省之间服务业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

（一）发展规模比较

同全国比较，中部六省服务业增加值低于东部地区绝大部分省市。2006年六省比较，山西为1724.4亿元、河南3652.3亿元、安徽2458.7亿元、湖南3038.4亿元、江西1513.5亿元，湖北2993亿元，第一位和第六位分别为河南和江西，最高与最低相差2138.8亿元。

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2006年全国为39.5%。中部六省比重分别为，山西36.4%、河南29.3%、安徽40.0%、湖南40.5%、湖北39.9%、江西34.8%，第一位和第六位分别为湖南和河南，最高与最低相差11.2个百分点，安徽、湖南和湖北高于全国水平。

从服务业发展速度看，2001年到200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山西为14.2%、河南15.8%、安徽15.8%、湖南12.5%、湖北12.5%、江西12.5%，并排第一位为河南和安徽，末位分别为湖北与江西，最高与最低相差3.3个百分点。

（二）服务消费需求和就业水平比较

从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水平看，中部六省2005年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平均支出分别为：湖北2054.1元，河南1913.96元、安徽1743.28元、湖南2541.3元、江西则是2169.68元，山西2075.58元。从中看到第一位和第六位分别为湖南和河南，最高与最低相差627.34元。其中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湖北640.39元，河南460.8元、安徽587.2元、湖南716.43元、江西则是660.53元，山西542.71元，第一位和第六位同上，最高与最低相差460.8元。

从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占生活消费比重看，中部六省2005年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为：湖北30.5%，河南31.7%、安徽27.4%、湖南33.9%、江西27.8%，山西32.7%，第一位和第六位分别为湖南和安徽，最高与最低相差6.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为湖北25.9%，河南24.4%、安徽26.7%、湖南26.0%、江西26.5%，山西28.9%，第一位和第六位分别山西和河南，最高与最低相差4.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总人数看，从2001年到2005年，中部六省比较，山西为472.7万人、河南1299.2万人、安徽1101万人、湖南1139.9万人、湖北1124.8万人、江西749.1万人，第一位和第六位为河南和山西，最高与最低相差826.3万人；从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看，河南23.2%、安徽30%、湖南29.9%、湖北31.9%、江西32.9%，山西32.9%，第一位和第六位分别为江西和河南，最高与最低相差9.7个百分点。

（三）内部各主要行业的比较

从房地产增加值业和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看，2005年，湖北为217.17亿元，比重为8.3%；河南298.19亿元，比重为9.37%；山西106.5亿元，比重为6.8%；江西171.88亿元，比重为12.2.8%；湖南则是233.1亿元，比重为8.8%。在中部6省房地产增加值中，河南、湖南、湖北分别排第一、二、三位。

从2005年物流基础设施指标看，铁路交通最发达的是河南，区域内铁路营业里程为4099公里，其次是山西（3154公里）、湖南（2902公里）、湖北（2525公里）、江西（2424公里），处于末位的是安徽（2353公里）；公路交通最发达的是安徽，区域内公路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56.0公里，其次是湖北（49.0公里）、河南（47.6公里）、山西（44.5公里）、湖南（41.6公里），处于末位的是江西（37.3公里）。2005年河南、湖北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共完成增加值分别为1527.亿元和1096.53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8.1%和41.7%，在中部6省中排第一、二位。

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看，2005年增加值：湖北为153.48亿元，湖南178.68亿元、河南143.4亿元、山西达到81.92亿元，最高为湖南，最低为山西。从通讯设施看，区域内局用交换机容量：河南为2266万门，安徽1623万门，湖北1606万门、湖南1562万门、山西1122万门，江西1096万门。最高和最低的是河南和江西。

从文化体育娱乐业看，2005年增加值分别为：湖南为94.78亿元，湖北为43.75亿元，在中部六省中分居第一、二位。2006年中部六省旅游总收入最高为河南539.74亿元人民币，最低为江西390亿元。

从金融保险产业看，2005年河南、湖北金融业增加值分别为181.74亿元和127.32亿元，占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7%和4.8%。在中部六省中分居第一、二位。

从教育科技方面看，六省之间相差悬殊。最具优势的是湖北，其次为湖南、河南、江西、山西和安徽。教育领域，2005年湖北教育业增加值达到340.45亿元，居中部省份第一。2006年每十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湖北为177人，位居第一，其次分别为江西（150人）、山西（121人）、湖南（119人）、安徽（96人），处于末位的是河南（91人）；在科技领域，河南、湖北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增加值分别为74.98亿元和58.61亿元，分居第一、二位。三种专利授权量依次为：湖北（3860项）、河南（3748项）、湖南（3659项）、安徽（1939项）、江西（1361项），处于末位的是山西（1220项）。

（四）服务贸易发展比较

从服务贸易的情况看，2006年，中部各省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人员年末在外人数（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的自然人流动）占全国比重达到8.23%和10.78%，其中最高为河南省，最低为江西省。按旅游服务、建筑服务、商业服务、建筑服务和通信服务等大类统计的国际服务贸易额，山西、湖北、湖南服务贸易额约为10.9亿美元、5.98亿美元（出口）和5.1亿美元，（安徽、江西、河南数据不祥）。以山西为例计算，其在全国服务贸易额中的比重仅为0.057%，其地位微乎其微。

中部主要省份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

城市化水平差异导致服务消费需求不平衡。2005年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09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9%，为东部水平的65.9%；2005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3%，而这个数字中部地区仅为3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差异在较大的程度上缘于中部六省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

开放力度差异导致市场化发展不平衡。中部地区服务业投资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电力、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福利等行业国有经济投资占绝对比例，这直接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企业经营效率低下。银行、保险、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现代服务业领域，进入门槛较高、行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不足，制约了现代服务业供给能力的扩张。

智力支撑差异导致高层次人才层次不平衡。中部地区各省企业管理、市场服务、科技研发、技术推广、信息技术、电脑软件、电子商务、金融、保险、咨询中介等服务业中领军型、管理型、复合型人才差异很大，制约了现代物流业、会展业、金融业、社区服务业和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加以改进。

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策略

中部地区现已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格局。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处在长江经济带上，河南、山西处在黄河或陇海经济带上，河南、湖北、湖南同处在京广经济带上，并呈现“双十”结构关联在一起；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沿江城市群与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六大城市有利于形成中部地区服务业“群带互动”的发展前景。在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下，实现中部各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和各项措施的协调，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一）树立现代服务业“共赢”的战略意识

中部各省必须统一认识，把发展中部经济、振兴服务业作为基本着力点，把共同构建中部地区大型的增长极作为共同利益目标，加强统一规划，形成合力。

一是充分认识中部服务业协调发展对实现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发展差距的战略意义，各省在指导思想上树立共荣同辱、互补互强的意识。

二是进一步树立以开放为先导的战略思想，积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避免重自身发展战略，轻合作协调的倾向，自觉维护中部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大局。

三是抓住服务业发展机遇，进一步强化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在一个省单独崛起的共识，积极建立现代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打造适合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各省要紧密围绕城市圈、城镇区域和资源中心、产业中心统筹规划服务业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与制造业相适应的生产服务业，形成集约型产业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竞争力。

一是积极开发具有带动示范效应的重大项目，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环保服务、工程总包、国际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中部地区服务业创新的亮点。二是围绕重点，以发展科研院所、信息传输和文化传媒为载体，打造一批软件、工商设计、信息传输和文化产业集群，以金融为载体，构建现资服务体系。

三是以品牌战略为突破口，增强服务业发展的竞争优势。鼓励优势企业以名牌为纽带，推进资产重组，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

（三）营造中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中部各省政府部门要以主动服务、快捷服务为企业创造优质、高效、低廉的商务运行成本，把优化各省服务业软环境作为重点，实现措施性协调。

一是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和完善服务业招商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放宽政策，鼓励和加快对外资和民资开放服务业市场，引资策略要由盲目跟从向重点选资转变，实现引资战略创新。

二是增加投入，建立和完善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机构。例如商务部在中部地区设立服务业发展支持中心，在一些重点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内设立联络办公室，落实协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政府公共服务与发展服务业有效结合。

三是建立以间接促进模式为主的合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商务机构、服务产业发展部门、各种半官方机构和民间社会机构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服务业发展促进体系，保障各省服务业发展利益的形成、增长与分配。

四是实现服务业发展监控机制的协调，避免生产业发展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促进中部地区服务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

（四）实现中部各省服务业良性互动发展

加大中部省际之间服务业市场改革与开放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优势互补。

一是在中部地区打造一定规模的战略产业区：即服务外包业承接区、高新技术业发展区、先进制造业聚集区、优质农产品深加工区和现代物流业中心区。各产业区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二是通过优惠政策引进海外和区域外人才，加快推服务业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同时，加强服务业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防止省际之间服务业信息与资源出现相互损害的情况。

三是多渠道促进中部城乡居民增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提高信贷服务水平；鼓励消费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增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提高整体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1.秦思敏.工业化进程中湖北服务业发展.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研网，2007

2.袁永友.外包服务与我国服务贸易增长方式的缺陷、效应及创新.国际贸易，2007

篇4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