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础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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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基础院校进行本土艺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播性教学，很容易形成气候。我国本土艺术产生的地理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我们的学生生长的背景一脉相承。因此，它就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更容易被打动。又因为在基础教育中融入本土艺术元素的教育能够给学生了解和掌握本土民间文化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从本土艺术教学中获取营养。本土艺术元素蕴含着丰富的大众情感元素，又因其当地自然环境、语言和风土人情的有机契合而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艺术元素打动一方人的心声，研究其地方特色，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汲取其中丰富的营养，广大教师也必然能从中得到生活的启发，获得教学、创作的灵感，推动基础教育的丰富性再上一个新台阶。所以，利用基础教育进行本土艺术元素文化的继承发展教学活动，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完全可以非常有效地规模化进行。

二、本土艺术元素融入基础教育课堂的措施

长期以来，本土艺术传承主要以社会文艺团体、民间艺术社团为主体，由文化部门来负责扶持，但由于人员、经费等原因，大多数市县艺术文化的传承仍然“藏在深山人未识”，并正在一片保护声中逐渐消失。而学校艺术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虽然具有很多优势，但却因教学观念、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原因，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本土艺术文化资源进行教育和传承。因此，结合本土实际，必须突出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在保护传承民间音乐过程中的桥梁和载体作用。一是要培养学生对本土音乐的深厚感情。教育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肩负的职能和承载的任务，不光是进行简单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播，而且在本土艺术文化资源的继承发展过程中，要发挥好基础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我们既要紧紧抓住本土艺术文化的深刻继承与广泛传播这个主题，又要围绕艺术学科的自身特点，从人才培养的自身规律出发；既要传授知识和培养技能，更要传播新的理念，通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养成学生对于本土艺术文化的深厚感情。长期以来，失之偏颇的艺术教育理念，使得许多人对祖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本土文化资源有着错误的认知。

好像只有外国的艺术及其教育手段与理念是先进的，一提到中国本土艺术，似乎都是“土气”“简陋”“下里巴人”，甚至是“落后”的。所以，在基础教育的的艺术学科的教学内容中，不仅要加大本土艺术文化的知识容量，更要加大对祖国本土文化的感情培养力度。为此，基础教育艺术学科在进行本土文化教学活动时，要对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有一个正确的规划与认知，关注每一个环节，抓好每一项落实。要从教师培训入手，首先在教师中明确开设此类课程的重要性，使教师真正树立正确引导学生进行民间音乐文化学习和传承的正确思想观念。同时，要合理布置课程设置，抓紧进行教材编写，探索合适进行本土艺术文化继承发展的教学方法，和培养手段等方面，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通过对此类教育内容的加强与落实，纠正偏颇的艺术教育理念，丰富现代基础教育课堂的本土艺术教育内容，为维护祖国传统本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加强祖国传统本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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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学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比较侧重实务层面的改革，对行政层面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校管理改革的自觉性、独立性与特殊性尚待开发。在此背景下，“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就体现出以下的独特性：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有着鲜明的教育学立场，追求和体现着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互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坚持直面学校管理现实，尊重实践本身的独特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始终在“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立场下研究学校管理问题。“新基础教育”并不反对借鉴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但更加自觉地注重学校教育及管理的独特性，坚持将学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学的立场下进行思考。“新基础教育”有其对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体思考，有其对现有学校教育问题的深度考察，更有改变现状、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目标设计和路径创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其具体内涵“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等5个方面。[3]而具体的改革路径，则是研究型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重要的改革实践中，学校管理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层面，而且是在“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学习和掌握“新基础教育”的理论，要认识“新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价值追求和观念系统，理解“新基础教育”的主张与改革措施，从而形成“新基础教育”的理论立场。“新基础教育”并不认为学校管理者只是理论的应用者，而是认为其同样需要思考教育问题，形成教育观念，养育教育智慧；认为学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发展潜力的生命体，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论思考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在研究中丰富理论，不断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改革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中，学校管理者能不断地感受到“新基础教育”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渗透和指导，也能在不断推进着的改革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和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因此，实施“新基础教育”，会促进学校管理者更加自觉地学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管理者必须有综合和整体的意识，要对学校所走过的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学校的发展状态、改革目标、改革进程、存在问题与新的发展空间有综合的认识，对学校各方面、各层面的改革有综合的设计，要有策划、指导、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

对于学校管理而言，有各种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种方面的改革，有外显的改革，也有内涵的改革。从当前的改革状态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学校品牌效应的形成、学校外在声誉的改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前来说，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学校的外延发展，不能替代学校的内涵发展。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对于学校改革和管理来说，最核心、最艰难的就是学校的内涵发展。“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学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学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体转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学校生活形态。这一改革艰难而又非常有意义。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非常关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这种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观念系统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更新等。这种自我更新，是渗透在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过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关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变革。这是最具有实质意义改变。用“新基础教育”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成事”与“成人”的关系：通过“成事”来成人，“成事”与“成人”紧密结合。

“新基础教育”自觉、执著地关注着学校内部的变革，关注着学校内在基质的时代转型，关注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和转型性的改革过程。正是在此意识之下，“新基础教育”才特别看重“过程”、“人”和“日常”这些学校内涵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学校的自我意识

学校管理改革有多种方式，从内外关系来说，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调动学校人员积极性的改革，有的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是学校管理的自我更新。这是一种对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是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唤醒了学校的自我意识。

只有学校管理者想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学校，愿意面对学校的问题，愿意寻找学校的发展空间，“新基础教育”才可能在其学校扎根，才能促进学校自我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过传播理念和改革实践，唤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让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这样，“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就呈现出相当积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在积极地自我更新。这不仅体现为每所实验学校对自己学校发展状态、问题与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仅体现在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积极地推进自己学校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改革领域上，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能够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并不断地重建。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唤醒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着他们的力量。

在几年的改革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坚实的基础，所以开展“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才在学校管理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发展空间，自主规划学校发展，积极开展学校科研，开展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建设，降低管理重心，重构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自主构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关注学校最基本的师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转换。可以说，每一所扎扎实实进行“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学校，其管理层面都显现出整体转型的态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学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没有终点的。“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础教育”的理论建构与改革实践，必将为丰富、拓展学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澜.“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结题总报告[A].“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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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乱象，花言巧语。一些办学豪华的“贵族”学校离开国家课程标准，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开发数百门乃至上千门光怪陆离的所谓校本课程，令人忧心。学校课程发展的原则应当是基于“核心素养”与课程标准，做出富有自身特色、局部课程领域的调整与整合，而不是推倒重来。另外，课程的编制应当是“简约”的，而不是多而杂。信息社会并非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

第三乱象，胡言乱语。所谓的“超级中学”苦心营造“应试集中营”，形成了一套或明或暗的应试教育利益链。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后，却受应试教育势力百般庇护，批而不倒。

众多乱象折射出来的是教育思想乱套，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始终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夹缝中摇摆与挣扎。我们仍然面临着新旧教育思想博弈的考验。基础教育的使命在于为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发展奠基。20世纪的《学习权宣言》（1985年）标志著世界教育早已从“精英教育”时代进入“大众教育”时代。大众教育强调所有学生“共同的基础教养”，这绝不是“平庸教育”，而是“卓越教育”。它不是仅仅满足少数尖子生的所谓“卓尔不群”的教育，而是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和他们能够达到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定位与未来创新入才的价值诉求。

令人欣慰的是，十几年来的新课程改革中确实涌现出一批致力于革新的先锋学校。可以断言，新时代学校革新的经验更多地会出现在旧观念看来是“二流”“三流”的学校。问题在于，我们在揭穿、提防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变种的同时，如何去发现、帮扶星星点点的草根式创造，最终促成学校创新的网络。

21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课堂不变，学校不会变。有人以为课堂研究是“小儿科”，热衷于设计学校图标和制造假大空口号，热衷于课堂之外的“创新”，这是大错特错的。国内外中小学的革新经验表明，应试教育的课堂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教学，只能培育“记忆者”；素质教育的课堂旨在以儿童的学习为中心的教学，培育新时代的“探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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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的观念更新，就是价值观、学生观和学校教育活动观的更新。

教育具有着未来性、社会性与生命性。这些新观点的提出，就是针对现在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学科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轻学生个体生命多方面发展价值的弊端。强调教育的“终身化”联系，体现了基础教育与个体生命关系上时间维度的变化。“教育不只是旧观念中个体生命里程的一个阶段，而是生命全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学生个体而言，教育须承担起为其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为其有可能创造有意义而幸福的人生奠定基础的责任。“人类最宝贵财富是生命的成长。”“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

通过读《新基础教育理论》这本书，能使教师认识到：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自己的心里不仅要有人，而且要有整体的人，处处从发展、成长的角度去关心人，做好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书中还强调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在学生观的更新上，教师要认识和关注学生的“主动性”，“潜在性”和“差异性”。在这样的认识上，开展学校的育人活动，是注重沟通教育理想“彼岸”与学生发展“彼岸”的具有转换功能之“桥”。教育活动最常见的形态是持续渗透，犹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新教育活动观的核心是激活师生在教育活动中的生命活力，使教育活动真正成为朝着目标实现的方向而开展的师生积极互动。”

整本《新基础教育理论》从我国的人口、资源与生态到世界宏观变化、中国社会转型、古代中国的教育回溯与反思，侃侃而谈到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任务、策略，基础教育的重建论，甚至精细到日常教育实践（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详细地论述了教育的过去、现状以及面向未来的特殊意义，读来令人收获颇丰。

教育就是育人，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目标而存在。所以说，教育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字。

如果说教育理论是书写这个“人”字的一撇，那么具体的方式方法，则是构成“人”的一捺。在理论的依托与指引下，行使恰当的教育方法，最终能使书写出的“人”字完整且美观。

针对以上述，恰如书中所谈：当前我国学校教学实践中存在生命价值的缺失。大部分教师对教育价值的选择还停留在“传递知识”上，其中有一些教师虽已关注到学生技能、技巧，甚至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但大多仅为点缀。至于认识范围以外的目标则更少涉及。然而，对于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其学校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当下及今后的多方面的发展和成长。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他主张要从学生的生活出发来改造以书本作为出发点的旧教育。同样，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生命活动的构成，如果一个教师一辈子从事教学工作，就意味着他生命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在课堂中和为了课堂教学而付出的。由此可见，课堂教学的意义对于教师和学生的人生无疑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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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办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为宗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及市、区《关于贯彻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以国家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项目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总课题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化教育创新和教学改革，全面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育公平，提升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整体水平，全面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

二、总体目标

围绕“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目标，坚持育人为本，积极探索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模式和方法途径，全面促进区域教育的高位优质均衡发展，争取经过五年的改革实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有效机制，形成有利于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浓厚环境氛围；树立起先进的教育观念，教育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不断创新，城乡学校特色办学水平及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稳步提高，个性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区域教育现代化水平实现新的飞跃；争创成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和“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区”。

三、工作任务

（一）整体优化办学条件，奠定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坚实基础。建设标准化学校，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是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进一步调整优化学校布局结构。根据城市化建设、人口变动等新情况，制定全区中小学校“十二五”布局调整方案，计划投资3亿元新、改、扩建8处学校，新增校舍13万平方米、教学班280个。到年，小学、初中平均班额分别控制在40人、45人以内，有条件的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生均教育资源占有量稳步增加。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接收比例达到97.5%。二是进一步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按照《省普通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试行）》，以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教学仪器设备更新工程及“两热一暖一改”工程为基础，切实加强中小学校舍、体育运动场地和教学装备标准化建设，全面提高全区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三是进一步提升规范化学校建设水平。新建迁建学校一律按照省级规范化学校标准建设，力争到年，全区省级规范化学校比例达到90%以上，其中农村学校全部创建为省级规范化学校，全区中小学校达到规模总量充足、结构布局合理、资源配置均衡的理想状态，办学条件、育人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和整体优化，为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二）打造优质教育团队，抓住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建设高素质的优质教育团队，是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完善教师管理制度。严把教师入口，从源头上优化城乡教师队伍结构和素质；加强中小学编制管理，年城乡中小学教职工执行同一编制标准，落实学校岗位管理，创新聘用合同制管理方式，逐步实行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人才管理制度，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师动态管理机制。二是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将教师培训工作与“国家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项目建设相结合，与“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课题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将教师培训工作纳入试验区项目建设中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明确目标任务，以加强机构建设、保障经费投入、创新培训形式、完善激励机制等配套措施，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升全体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课题研究与实践取得实质性突破。三是狠抓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实施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名课程团队培养工程，逐步完善骨干教师、名师的选拔、培养、管理及任用机制，不断壮大骨干教师队伍，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到年，重点培养200名“四名工程”人选。小学、初中分别建立5-8个名师工作室，各学科均培养3-5名在省内外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名师。区直学校骨干教师比例达到50%，农村骨干教师比例达到30%。充分发挥骨干教师、名师的帮带作用，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全面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重点。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是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重点。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强化学生思想品德和习惯养成教育。以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习惯养成教育为重点，继续深入探索生活化、课程化和活动化相结合的德育工作模式，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提高以班主任为骨干的教师队伍的整体育人能力，营造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育人环境。坚持以学校教育引领家庭教育，推进家庭教育现代化，完善家长委员会建设，评选优秀家长学校，确保家长受教育率城区学校达95%以上，乡镇学校达80%以上。二是以课程改革为载体，继续深化学科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首先，强化科研成果的普及与推广。全面梳理、总结和提升我区学科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做法，丰富和完善学科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操作体系和评价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优秀教学成果的普及与推广，全面提高全体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第二，继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以关注学生主动发展为目标，以建构生本化课堂为载体，以教育科研为引领，分学段积极探索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发展的有效教学模式和方法，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新体系，真正实现由教师教到学生学的根本性转变，将面向全体、全面发展和主动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第三，丰富课程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在开全课程、开足课时的基础上，加大艺体教育、综合实践、实验教学等领域的课改力度，全面落实“体育、艺术2+1项目”。加强国家和地方课程的校本化、生本化建设，中小学校成立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科学设计学校课程与实施方案，开发特色化、序列化的校本课程，积极挖掘各类特色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适合的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选学的机会，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

（四）强化管理机制创新，构建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保障条件。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是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保障条件。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进一步创新教学管理机制。从区域和学校层面加强教学管理制度的重建，不断完善课程规范、教学常规、师生评价等系列教学管理制度。完善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建立能促进学生全面、主动、个性发展的多元化评价机制。完善以素质教育理念为核心的教师评价体系，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完善“区、学区、学校”三级教学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构建有利于推进教学改革，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机制。二是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管理模式。一方面，继续深化学区建设。贯彻《依托学区平台落实城乡教学、教研、培训一体化管理的实施意见》，以教学改革为重点，加快推进学区内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教师培训的一体化，切实推进城乡教育教学均衡化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城乡学校资源共享力度。科学配置区域内各种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加强城乡学校间校长、中层干部及教师的流动，最大程度地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确保素质教育整体推进落到实处。

（五）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抢占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制高点。区域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引领作用，坚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今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需求，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全区中小学都能达到或高于省规标准，基本实现农村中小学教育装备的现代化。“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5000余万元，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信息化升级改造任务。年每所学校建成一个全自动录播教室；全面完成多媒体教室的升级改造任务；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无线网络环境下数字化校园建设，年建成覆盖全区的信息化、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每年动态更新和优化配置师生用机，保证教师人手一机，小学、初中学校计算机生机比达到8:1。二是强化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普及与应用。继续深化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效整合的课题研究与实践，提炼和推广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全面提高各学科课堂教学效率。继续加强教育资源库建设，建成覆盖所有课程和主要知识点、具有视频和课件点播功能的学生自主学习资源中心。进一步加强网络课程和网络课堂建设，积极创设支持、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无边界”学习环境、多样化的学习终端”和学习条件，切实提高学生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能力。继续深入探索网络环境下城乡学校间教、研、训、管一体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全面形成支撑区域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信息化环境和条件。

四、实施步骤

改革试点工作从年开始，到年完成，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学习启动阶段。深入学习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及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关于贯彻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研究制定改革试点方案，并成立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相关配套文件，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和全面规划部署。

第二阶段为全面实施阶段。落实重点发展战略目标与实施规划，从体制机制、学校布局、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等方面逐一落实；开展阶段自我评估，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明确思路，制定新的举措，争取项目实施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阶段为评估验收阶段。对照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开展全方位的自我评估，查漏补缺，整改提高，总结成果，撰写报告，收集、整理各种档案资料，向省教育厅报送改革试点申验报告，做好试验区评估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保障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区政府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区教育局成立项目执行工作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重点抓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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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期开始，基础教育评价不断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形成了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国际学生阅读素养进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等为主的大规模基础教育评价项目，在教育质量的监测、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决策的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判断教育公共政策的标尺也在发生变化，评价教育体系是否完善或是否需要改进的依据不再是国家教育标准，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表现最为卓越的教育评价体系。近年来，我国在制定国家教育标准、探索“管办评”分离的同时，也在借鉴国际基础教育评价项目的经验。基于此，准确把握国际基础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国家教育决策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国际基础教育评价由于科学性、规范性、广泛性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许多参与评估的国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而解决其国内的教育问题。对于宏观层面的教育决策者和中观层面的学校管理者而言，这些评估结果也有利于其增进对本领域教育的了解，从而制定更为合理的教育政策。可以说，评估结果会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从而推动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进而顺应本国乃至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

以德国为例，2000年，PISA评估结果显示，德国1/4的15岁学生不能顺畅阅读，也未达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引起了德国社会的震惊。迫于压力，德国当局迅速做出调整，转变了全国的教育政策，并于2004年出台新的教育标准。与此同时，德国当局设立了教育体系质量发展研究院，并设置了教育监测体系来检验其教育达标程度。除此之外，德国政府在2006年继续对教育政策进行完善，出台了《教育监测全局战略》，建立了国际、国内评估相结合的评估体系，两年一次《国家教育发展报告》。实施改革以后，德国PISA成绩持续提高，从2009年PISA结果来看，德国教育发展的实际表现与期望值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很多。

再如，2009 年，美国学生在PISA的数学、科学和阅读项目的排名均不乐观，分别排名第17位、第23位和第31位，这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一系列讨论，美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政府就发现在其他国际评估中美国教育暴露出来的短板，当年12月，美国国家管理者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NGA）、重点州学校管理者委员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CCSSO）和成就公司（Achieve）共同了《成功的基准：确保美国的学生获得世界一流教育》的报告，旨在确保学生获得优质的教育。针对PISA结果体现出来的教育问题，美国政府连续几年出台相关的法律，如在2010年颁布《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确定在语言和数学领域联合制定周密的、达到国际基准的教育标准，以提升美国教育的核心竞争力。2012年，美国了题为《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的报告，将美国教育改革提升到了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新高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借鉴国际教育评价坚持的理念和采用的技术，将其纳入本国教育政策制定当中。比如，在德国2004年进行的教育改革中，其小学、初中、高中水平考试的州际比较在某种意义上就仿照了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估，即借鉴了国际教育评估的比较方式。

虽然国家和政府仍是行为主体，但是在涉及世界事务，尤其是文化、教育等方面，社会各方可以参与并结成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教育领域跨国、跨区域的评估，特别是诸如PISA等大型国际教育评估项目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实现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机构的牵头下，各个国家积极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在多边合作中制定方针和协议。要了解教育治理的效果如何，各个国家就需通过国际教育评价来了解自身教育情况，从而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模式和路径。

二、更加关注真实的社会情景和价值观教育

国际教育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2009年，PISA共收集了47 万多个有效学生样本，虽然主要测试内容是阅读，但问卷更新了对学生在数学、科学等方面的评价。就题目内容来看，PISA不是孤立地对待某些领域中的知识，而是把这些知识和学生的能力相联系，关注学生对知识和经验的反思，以及在现实工作环境中的应用等。对于每一个评价领域，PISA均关注学生知识掌握的过程、对理念的理解及其在各种具体情景中的运用。

在关注真实的社会情景的同时，国际基础教育评价也非常重视价值观的测评。虽然PISA、TIMSS、国际公民与公民素养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ICCS）所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均指向学生对于未来生活的适应能力。以ICCS为例，这个测试并非指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习得的基本素养，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学生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上，因而其评估的重点是学生对有关人际交往、社会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观点的把握。最初，相比数学、科学、阅读等学科的评估，很多国家对这种涉及价值观测评的国际评估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价值观冲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化、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提高，国际公民教育评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

评价主体逐渐多元化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持续关注，更多的教育资源流入发展中国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教育条件的改善。国际基础教育评价也吸引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例如，中国2009年首次参加PISA，虽然只对外公布了上海的测试结果，但是对国际基础教育评价以及中国教育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2012年，上海再次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大领域同时获得了世界第一的成绩，引发了全球瞩目――“这让我们又有了当年苏联抢先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时美国人的震撼感”，美国《纽约时报》如此评价。在中国对上海所取得的成绩自豪或反思的同时，2015年，中国的北京、广东、江苏等地也将参与PISA。随着国际教育评价的逐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

之前，评价主要聚焦于学生的学业成就，但从各大教育评估项目的发展来看，也开始关注教师和校长的作用。在国际基础教育评价的初期阶段，评估的主要对象是学生，获得的数据大多显示某地区学生个体呈现的差异。随着国际基础教育评价的逐渐发展，影响评估结果的因素逐渐被考虑在其中。例如，PISA和TIMSS在调查学生学业状况之余，还利用问卷搜集学生学习的背景信息，试图从原因层面对评估的结果做深层次解释。然而，这些方面的评估仅依附于PISA和TIMSS的附加内容，学生之外的教育评估主体的主体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彰显。从国际教育评估发展的趋势来看，为了更好地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体系，除了更好地巩固学生主体，势必要在评估中增加评价主体，如关注教师、校长，甚至学生依赖的社会环境等。其中，以“改进校长工作，提高学生学业成就”（Leadership Improvement for Student Achievement，LISA）和教与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两个项目为代表。

LISA有利于推动整个欧洲教育体系的创新，其并非直接针对学生群体，而是瞄准了与学校管理息息相关的校长，核心问题在于了解中学校长的领导风格、态度和实践，及其在学校改进和学生学业成就提升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了解在PISA等国际评估项目的影响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校长在提升学生基本学习技能方面所起的作用。该测评项目由欧盟委员会教育、视听与文化执行署资助，整个测评项目被置于欧盟“终身学习计划”（The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2007-2013）之下，其目的在于提高欧洲中学绩效，改善校长领导力和学生学业成就，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

教师及其有效教学也是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2007年，OECD发起了TALIS，该项目又被称为“教师版的PISA”，旨在为世界范围内的教师评价提供指导。该项目始于2008年，主要测评了24个国家中学教育中的教师和学校领导。期间，测评主要关注教师的工作环境、教学条件，及其对学校和教师效能的影响。2013年，参与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增加到34个，此时期的调查侧重于教师培训、教师评价及反馈、学校领导力、教师的教学信念以及实际的教学活动。虽然被称为“教师版的PISA”，但是TALIS更倾向于获取教师的态度和声音，针对教师的所思所想进行阐释、分析与评价，进而将评估结果反馈给校园，以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来指导教师的实际教学，推动其专业发展，进而促进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

四、在线测试成为主要方式，

质性数据比重增加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评估方式也逐渐走向在线测试。在线测试相对于传统的测试方式，更加方便、快捷，不受时空限制。在线测试所具有的便捷的资源共享途径，使其测试资源更为丰富多样。同时，测试系统对于学生解答提问的及时反馈，有助于提高教师教学效率。

2012年，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12）的报告提到了数学网络评估系统（Specific Mathematics Assessment that Reveals Thinking， SMART）。SMART系统能够在学生回答完毕后，及时将学生出错的原因和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反馈给教师，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通过SMART系统，教师可以洞察学生的思考过程。SMART系统的使用流程如下：教师首先选取测试主题；其次启用有关此主题的SMART测试题目，并让学生作答；再次通过SMART系统提出的解题反馈，了解每名学生的解题方式；最后教师采用SMART系统提供的新题目继续测试学生。新的测试题目会在原来题目的基础上有微小变动，目的是更准确地判断学生对题目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学生的知识漏洞。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际评估的抽样规模也越来越大。比如，PISA项目自2000年以来，已经实施了五轮测评，调查对象从最初的43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70个国家或地区，样本容量从最初的25万名学生发展到51万名学生。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在线测试，如此大的工作量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反馈资源将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或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

虽然互联网、大数据带来了更多的样本，量化的数据结果也确保了评估的精确性，但随着国际教育评估的发展，质性数据的比重也在增加。以PISA和TIMSS为例，最终显示出来的结果多以量化数据为主，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也将显现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易在量化数据中体现，而更容易从质性资料中显现。因而，在这种情况下，量化研究的结果是否可信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些都是现有的以量化为主的国际评估不能较好地解释的问题，即如何解释数据背后的意义、相同的数据或分值背后是否具有不同的原因和结果等。因此，未来国际评估的发展趋势，将会从以单一量化数据为主到质性与量化相结合，通过访谈等方法，共同揭示各个参与测评国家或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过程与结果并重，

更加理性地看待评估结果

评估通常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尤其是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相对稳定，教育条件不是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国际评价在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主要体现在结果上，即关注学生是否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所需，是否具有适应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能力。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条件相对滞后，在国际评估中不仅关注评估结果，也注重评估过程。其实，许多发达国家的评估仍然注重评价过程，比如欧盟教育质量监测指标当中的教育质量监测涉及学习成就领域、教育成功和过渡领域、教育监测领域以及教育资源和结构领域，都是典型的过程与结构并重的教育质量标准框架。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学术界，在重视评估结果的同时，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评估。通常而言，技能测评和教育制度的国际比较相对容易，文化因素的评估具有一定的难度。例如，上海在PISA中的表现实际上无法准确反映中国的教育表现。受国情、地域等差异的影响，国际教育评估应该淡化排名，以评估为契机，在跨文化的棱镜中审视各国或地区的教育体系，推动其教育发展。国际教育评估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从评估设定的方法论上入手，提高评估的可测性，多维度评估教育主体，而不仅以学生学业成就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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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人才培养模式，简言之，就是“人的发展方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的总称，其实质是培养什么人、用什么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其中，“培养什么人”主要涉及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用什么培养人”主要涉及培养内容，一般以课程的形式体现；“如何培养人”涉及培养过程、方式和方法，主要是指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考核评价方式等。因此，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就是要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人才培养质量的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从而真正提高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模式还比较粗放，尚存在诸多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适应之处，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路径。

明晰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对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体现着人们对基础教育本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水平，并会对基础教育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是事关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客观地讲，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我国基础教育在功能定位和培养目标取向上一直处于矛盾与冲突的状态之中，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由此产生了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人才论”“公民论”“就业准备论”“成人论”“建设者和接班人论”等诸多提法。我们只要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关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培养目标的政策表述和相关规定便不难发现，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基础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基础性”，但是目前国家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定还是过于宏观，表述也模糊不清，且缺乏对实践的操作性指导。这种政策表述上的缺失状态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过分重视高深知识的传承，而忽视公民基本素养的养成和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基础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确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日本在《教育振兴计划》中提出，未来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是“生存能力”。其主要包括：扎实的学力（表现为学习的意愿、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特别强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个人化的学习方法）；丰富的人格（包含社会责任感、感恩之心等）；强健的体魄。美国则提出了五种核心能力，即适应能力、交流能力、解决非公式化问题的能力、自我管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系统化的思维能力。这些是不同国家对未来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必备的能力与素质提出的要求，其对于明晰我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也颇具启发意义。

笔者认为，基础教育的直接使命是为培养未来社会公民服务，为人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使人掌握基本的学习技巧、生活技能和生存本领。学校教育仅是人的终身学习历程的一个阶段，基础教育又仅仅是人的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备基本素养的合格社会公民，而非熟记高深知识、只会考试的所谓“精英人才”。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一些基础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其后续的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打下初步基础。围绕这一培养目标，基础教育应在课程设置、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变革。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一培养目标，使之尽量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凸显课程设置的“基础性”和“综合化”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倾向仍然比较严重，“考什么，教什么”现象十分普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呈现出两种明显的特征。一是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有追求“大而全”的倾向。这与《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倡的“严格执行课程方案，不得增加课时和提高难度”是相违背的。二是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被赋予了专业性的特征。与国外“浅而广”的课程设置相反，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设计在不断强化学科的专业性，推崇“窄而深”。总之，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已少有“基础性”的特征，而更多地侧重于其选拔功能。“难、繁、深、多”的内容和要求越来越偏离学生发展的基础，使得学生失去了部分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我国课程设置的这种弊端正是学生负担日益加重以至厌学、厌世等不良情绪出现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基础教育的最大特性就是“基础性”，即为学生的身心成长、知识技能等各方面打好基础。其不仅包括科学文化基础，还包括思想道德基础，教学生学会做人，为社会成员的未来生存与发展提供条件。它要保证的是所有学生都能受到基本的教育。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不能只关注升学率和分数，还应当关注学生是否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状态。学校不能成为文化的孤岛，把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面“死读书”“读死书”，而要让学生主动关心社会问题，使其把个人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要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因此，未来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应提倡综合化，即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学生社团建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等。

从世界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趋向来看，课程设置的综合化已是大势所趋。一般认为，基础教育课程综合化包括四个层面的内涵，即相邻知识系列的综合、学科之间的综合、课程与社会的综合、课程与学习者的综合。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课程综合化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调整就是在中学课程体系中开设综合课程与编写教材和在高考内容改革中增加综合能力测试题并设置综合能力考试科目。这些综合课程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教育理论界、广大师生和社会的认可。可见，要创新我国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对“课程”这一人才培养的载体实行综合化改革。

创新教师的教学方式

一般认为，教学方式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而采取的基本行为和教学活动在整体结构上表现出来的特性。广义的教学方式既包括教师教的方式，也包括学生学的方式以及师生在教学活动中互动交流的方式。而狭义的教学方式仅指教师教的方式。在这里，笔者主要从狭义的角度来论述教学方式。

在基础教育阶段，课堂教学一般包括复习旧知识、传授新知识、巩固运用已学知识和检查测试等环节。其基本做法是：以“纪律教育”维持教学，以“教师讲学生听”传授新知识，以“题海战术”巩固已学知识，以“掌握技能技巧”运用新知识，以“考试测验”检查学习效果。

虽然这种教学方式强调了教学过程的阶段性，但其却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核心，以讲授法为主，把学生看成是接纳知识的容器，没有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和独立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教师对于新课程改革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等众多新概念感到迷惑不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尽管部分教师努力进行多种教学方式的尝试与探索，但他们更多接触的是课程理念的指导，如何将课程理念转变成适宜的课堂教学方法与策略仍是推进中的难题。因此，为了使广大教师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变得爱教、乐教、会教、善教，转变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教学方式势在必行。

总体而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教师在教学各环节，如备课、上课、作业布置以及师生互动等各方面均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我国应在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教育活动、教育对象和教师工作三者的特殊性，力求通过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教师必须更新教学观念，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学生学习过程不是被动地吸收课本上的现成结论，而是由学生亲自参与丰富生动的思维活动和经历实践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人，教师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和合作者。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提问或学习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某些情况提供示范、建议和指导，引导学生大胆地阐述并讨论各自的观点，让学生认识已获结论的有效性，并对结论进行总结评价。其次，要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的有机整合。目前，现代信息技术在促进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转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为此，我国应以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构建符合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信息资源开发、共享与服务的现代远程教育体系，促进教学内容呈现方式、教师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切实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学校和城乡间开放共享，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持续一贯地表现出来的具有个人特色的方式，它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包括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参与、情感参与、认知参与及社会参与。可见，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学习策略和方法的改变，还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意识和学习习惯的改变。

不同的学习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学习结果。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学生作为教育的对象而非置于主体的位置来看待，因此，传统的学习方式过于强调学生客体性的一面，教师“很少开展以学生查阅资料、集体讨论为主的学习活动”“，布置的作业多是书面习题和阅读教科书，很少布置诸如观察、制作、实验、读课外书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性作业，使得学生只能采用被动的、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去死记硬背和机械地理解教师传授的知识，而很少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观点和意见。这使他们感到学习活动枯燥、乏味，对学习失去兴趣，最终造成学习效率不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下、创新意识不强等结果。因此，我国目前迫切需要改变学生缺乏自主探索、合作学习、独立获取知识机会的现状，彻底变革以教师、课堂和书本为中心的传统学习模式，使学习更加多样化，让现实的、有趣的、探索性的学习活动成为学习的主要形式。

基于对实现学生全面而又富有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考虑，笔者认为，未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方式应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学生的学习是一种为理想而学、为兴趣而学、为爱好而学的活动；其二，学生通过“做中学”“说中学”“试验中学”“网络上学”“图书馆中学”“合作研究中学”等主动研究和主动探索的过程获取知识；其三，学生的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贴近生活、走进社会中去，坚持学习活动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其四，学生的学习方式也要体现“三效”原则，即效率、效果、效能。总之，学校教育应凸显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学习方式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真正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只有当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时，学习活动才能生动活泼、富有成效，学生才会对所学的知识产生浓厚兴趣，才能爱学、乐学、会学、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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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时代的艺术设计基础变革的必要性

在传统艺术设计教学中，设计学习主要是在一定的绘画基础、绘画技能训练的前提下进行的。设计教育以表现技能为基础，技法训练位中心。而现在一台高配置的计算机和photoshop、Illustrator等优秀图形图像设计软件，可将绘制效率大大提高，sketchup、3Dmax等三维制作软件更是可以高效快捷地模拟三维立体空间及产品等效果，课件计算机的便利、快捷远胜于传统手工绘画，而其能进行反复修改以达到最佳效果的特性亦使其成为现在设计行业设计表现的首选。

当前，市场急需大量不但具有高水平设计能力，更掌握精湛计算机技术的艺术设计人才。

2 新媒体时代设计基础教学的主要特征

1.高科技的设计表达

伴随着制作、修改技术、打印方式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快捷、便利，今天的设计基础表达已经越来越多地摆脱了旧技术手段的局限。软件技术的便捷、快速使设计的应用载体增多，平面和空间表现效果处理都更为逼真强烈。先进的数字化表达，追求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科技繁荣，从中凸显高技术在基础教育中的影响力。

2.虚拟化的设计表达

新媒体教育的便捷、无纸化设计的轻松传达拜托了传统手绘对实体的模仿和纯粹功能需要的表达，虚拟化的设计平台、效果生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造型语言与想象力的无限延伸。

3.交互性的设计表达

设计师不仅是设计物品的创造者，更重要的生活信息和交互体验的传播者。引入网络互动时代的人机虚拟对话，扩大和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其立体化的传播与表达方式，使设计获得了前所未有丰富细腻的情感与生命，充满了互动性、人性化特征。

4.更具个性的设计表达

设计需要传达、传达也推动设计。一个优秀的设计是在日积月累中碰撞

提炼出来的。想象力和个人空间的自由舒展、使其表达更具表现力与多样性，数字化设计将成为未来设计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创造性、开拓性、综合性的培养是设计基础教育的关键所在，无论从事哪方面的设计活动，创意与形象始终是设计的根本。计算机既是设计表现的工具，同时也是在积极地辅助设计。

3 新媒体时代的设计基础教学构想

目前，设计师使用的软件很多，有进行数字图像处理的，有进行平面矢量绘图的，进行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进行艺术造型及动画制作的，进行影像编辑技术的，帮助了解网络艺术、网站建设和多媒体展示系统的制作技术的以及ASP、PHP等编程技术。在我们优先的课时里是不可能完全详细地讲授所有的软件工具，也没有必要在这些工具上耗费过多时间而影响到设计能力的培养，毕竟，设计基础教育的根本是设计方法的掌握与创造力的培养。

电脑辅助设计并不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而是对所有其他基础课程的全方位渗透，即对学生的设计思维、设计方法、设计程序的渗透。通过这种学习，学生们掌握的既是某几个软件的操作技能，同时也掌握学习软件的方法，掌握电脑与设计的紧密结合，掌握在数字时代的设计流程、方法与思维，从而将电脑辅助设计和数字化设计的思维渗透到以后的专业学习中去。

1.教学模式的分析构想

在教学模式的各种体系中，探究式教学模式是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注重学生的独立活动，着眼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前认知、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的探究和思维能力，能够培养学生的民主与合作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而这一点也正是设计师所必须具有的素质。根据探究式教学模式构想，可在基础部设立计算机工作室，提供相关软件平台，由计算机专业教师负责，面向全体学生开放，面向所有基础课程开放。

2.教学内容的分析构想

在教学内容上，由偏重基础李林的讲授转向强调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要使数字化设计的思想和方法真正融合到设计基础的教学与实践当中，最理想的方式是能够让学生在基础课程的学习中熟悉和掌握数字化的工具，这样基础教育能容才能够适合新媒体和数字化时代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注重把各种基础原理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把数字艺术设计课程的内容，桶非数字艺术设计学科连接，进行更广泛的综合。

3.教学方法的分析构想

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我们从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必须向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为中心，强调知识传授，把学生当做知识灌输的对象，强调控制和支配。而在今天飞速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时代，只有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学生有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让学生根据自身行动的反馈信息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设计教育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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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教育改革出现了阻抗问题。此时，受改革理论研究问题领域的影响，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开始关注和思考有关教育改革的阻抗问题。

从字面上解释，“阻抗”即“阻止”和“抵抗”。阻止和抵抗这个词，所表明的是人们对某事所采取的一种反对策略，即以各种方式和手段，使某事不能发生；或者即使无法使之不能发生，也要使其不能顺利地进行以阻止行事者达到其目的。

西方各国基础教育改革所存在的阻抗因素，在不同国家是有所不同的，但不管各国存在什么样的阻抗，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学者们所总结各国阻抗之因素，可以阐述为如下阻抗因素：权力阻抗、心理阻抗、价值阻抗以及社会阻抗。

1．权力阻抗

改革会涉及人们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这就出现各种复杂情况，产生了权力阻抗。西方研究者指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最大的阻抗来自于教育改革中的利益集团之相互对立，即所谓权力阻抗。各级利益集团（如领导者、教育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家长等）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施加种种影响，抑制或阻挠改革的推进，影响进程和结果。

西方基础教育改革时，教育者的利益与社会其他利益集团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利益有时是不一致的。非教育的利益集团在教育领域中都存在自己的权益，他们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其自身利益会影响到基础教育改革实行的效果。而在教育者集团内部，教师与教育行政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也不尽一致。行政管理者往往缩小教师的自主性空间，削弱教师的专业特性，导致教师与其对立，相互指责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问题。另外，学校内部斗争也经常涉及收入等经济问题。由此，当某些教育改革的实施损害或危及相关利益集团时，它们通常会表现出消极或反对的态度，甚至会给执行工作设置种种障碍，严重影响其实现。

尤其要指出的是，任何西方基础教育改革的措施，不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最终都要落实到或作用于学生身上，而家长是学生利益的直接代言人，是重要的利益群体。因基础教育改革很少真正能全部放在学生利益之上，教育改革也还需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学生及其家长为了自身利益而形成了利益集团，以便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这也是权力阻抗的一方面。

2．心理阻抗

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阻抗心理是客观存在的，其产生也是极其复杂的。易法建先生在改革心理阻抗研究中指出，个人对改革的心理阻抗，具体表现为个人对基础教育改革缺乏了解或错误理解，存在思维定势，有某种失衡感和不安全感，担心地位，恐惧未来和依赖心理等因素，使其产生阻抗；因经济利益受损或失业，社会群体及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可能产生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组织对改革的心理阻抗方面，也有组织领导、组织结构、组织资源、经济效益、团体规范和人际关系等影响，这些方面极有可能引起心理阻抗。基础教育改革的所有参与者在面对改革时，总会或多或少地面临心理上的压力。其过程中，主要有认知偏差、习惯心理和不安全感等。 总之，基础教育改革引起参与者心理上的失衡和行为上的抵制，他们担心害怕、不稳定，感到不适应、不习惯，心理无法承受，这就在心理上产生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心理阻抗。

3．价值阻抗

价值阻抗存在于个人和群体的不同思想意识、基本信仰等方面。改革就是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而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不是容易改变的，中他们不一定适应或认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举措，他们甚至有着与改革相反的价值观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产生了价值阻抗。

4．社会阻抗

基础教育改革是一种复杂的想象，是理念、政策和体制结构、历史和文化的大融合。基础教育改革本身与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社会方面涉及公平和社会凝聚力的问题，也涉及在阶级或种族基础之上建立学校和社区，而且也要考虑人口、社会风俗习惯、劳动力市场、人权观和能力观、法律和性别角色的变化问题，改变教育环境意味着对以上问题的改变。况且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收入和贫困差距扩大的现象，经济上的松绑和结构重组孕育出更大的社会不稳定性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原子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基础教育改革很容易出现社会阻抗状况。

二、西方基础教育改革阻抗研究之消解策略

多重阻抗因素对基础教育改革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克服这些阻抗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西方一些学者研究了阻抗消解问题，如格罗斯就提出了克服改革阻抗的模式概念，它强调改革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者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引入前的各种抗拒，对于成功的基础教育改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库尔特·列温提出了“力场分析法”，他认为，任何改革都会有两种力即支持改革的动力与反对改革的阻力起作用。“力场分析法”就是对所有的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进行分析，比较每一因素的强度，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逐步减少并消除其阻抗。针对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阻抗因素，为了克服其阻力，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更好效果，一般可采取以下消解策略。

1．消解权力阻抗之策略

领导—阻抗指导模式是这一阻抗消解的策略。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动、组织实施和组织化或拒绝阶段这三个连续的阶段里，政府应考虑各利益集团，加大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投入，消解因经费不足和失衡给改革带来的阻抗；在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筹集改革经费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建设具有科学、民主、服务型的教育行政体系，来化解利益集团给基础教育改革带来的阻力；设立领导和决策咨询机构，利用集体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策；开放信息公开、传播渠道，保证决策的民主、合理、科学；下放领导和决策权力，赋予学校、教师更大的自；以学生的利益为重，考虑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使这些阻抗因素减少或消除。

2．消解心理阻抗之策略

面对基础教育改革，人们会对未来的工作内容、经济收入、能否适应等表示担心，由恐惧发展成为反对改革。要消解心理阻抗，就要改革消极的观念、习惯、传统并建立起新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定势；要充分考虑人们的兴趣和心理情绪，不失时机地进行心理调适，从而使人们欢迎改革，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鼓励人们参与并制定一系列的鼓励政策，运用政策导向作用来鼓励其参与改革，吸引他们对教育改革的关注与支持；让人们对改革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其合理成分吸收到方案中，使改革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是领导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任务，从而使他们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消解心理阻抗因素。

3．消解价值阻抗之策略

价值阻抗存在于个人和群体两方面，应利用“群体动力学”原则来推动组织的改革，也就是说，利用群体来改变个体或群体本身的行为，这是消除改革阻力的一种可行的办法。群体动力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群体越具备凝聚力，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越强，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就越大。因此，要努力使小群体的目标与改革方向达成一致，做好小群体的工作，发挥小群体的凝聚力，使因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阻抗得到消解；要对有关教职工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改变观念，提高素质，使他们有信心、有能力适应改革的新要求，以此来消解价值因素所带来的阻抗。

4．消解社会阻抗之策略

基础教育改革中的社会阻抗涉及许多方面，社会背景环境、社会风俗习惯的不同都可能产生阻抗作用。为了消解这些社会阻抗，应尽可能地考虑到基础教育改革涉及的公平和社会凝聚力，考虑在阶级或种族基础之上建立的学校和社区，加大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薄弱学校等，并尽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同时大力宣传新的思想、观念，让社会了解目前基础教育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教育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宣传教育改革的目标、措施、方法等，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明确改什么、为什么改、怎么改，从而消除社会大环境所产生的社会阻抗因素。

三、西方基础教育改革阻抗研究之启示

基础教育改革并不能使人人都能够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有些人甚至会受到损失或暂时受到损失。正因为如此，那些受到损失或没有受益或受益较少的人就会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具有抵制或反对改革的动机，形成对改革的阻力。借鉴各国学者对阻抗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更有效地推进。

1．基础教育改革阻抗是改革中所不可避免的因素

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阻抗是任何改革中所不可避免的因素，基础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抗，而教育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消解阻抗的过程。阻抗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其目标的实现。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改革阻抗的消极作用，也应该看到改革阻抗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积极的价值，它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来帮助改革者选择好改革的策略，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并接受改革阻力存在的客观性。

2．教育改革阻抗的形式与性质不同，其消解策略也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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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任务

成为创新型国家，是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为什么每一届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很少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少?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缺少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这种类型人才的缺少，正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虽然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但是在时间过程中并没有把创新能力当作对学生基本评价标准之一，谈及基础教育更多的对于应试教育的误读，这种误读把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建立在对其创造力的牺牲之上。［3］首先，静态的应试指标缺乏创新，规范化、标准化的考评标准成了学生和老师们的枷锁。其次，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破坏创新，学生被动的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教师成了课堂的主角，学生从属整个教学流程，缺少启发式的、创造式的思考方式。再次，强制消化、记忆所学的知识抹杀创新，这种学习方式贯穿学生的学习过程，创新最终只能是水中镜月。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应该把培养创新能力当作主要任务，并贯穿至教学的始终。不能为了考试而学习，也不能把升学当作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这既无法迎合当今社会对于人才的发展需求，也违背人的成长规律。因此，在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让学生用探究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这才是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创新是源于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该让学生主动担任学习的主要角色，这样他们能从学习中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引导提问、鼓励基础上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只有这样基础教育才能培养学生创新的源头活水。

3．结论

综上所述，一方面，基础教育是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最佳时期。再次，基础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任务。基础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同样对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方面也有着是重要的作用。因此，继续深化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注重教师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评价体系的完善也是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虽然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探索，但是我认为这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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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农村高中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定位

和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面临更多的选择：继续升学、进城务工或回乡务农。升学导向的课程目标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现实乡村教育中单一的价值预设模式恰恰先在性地排斥了其中的大量儿童，他们在这种教育中是无望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到了知识技能的训练和眼界的开阔，但他们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身在其中的失败和无望的被排斥。”〔3〕单一课程目标下的教育是“给定性”的，仅仅给人提供唯一发展的可能性，个人没有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只能被动发展，这种教育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农村学生升学、务工、务农三种流向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无论为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农村青年的发展，农村高中基础教育课程目标都应是多元的，应该为农村学生提供多样化、可选择的课程，为不同学生提供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一）目标之一：为大学输送新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影响，我国城乡差别将长期存在，农民子女如果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身份和命运，除了接受教育之外，似乎别无他途。在历史上，辛苦求学的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升学往往成为评价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农村学校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保障升学率，使部分农民子女通过受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升迁。农村教育应保障升迁渠道的畅通，促进社会公平，这既有利于农村学生的发展，又顺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二）目标之二：提高农村学生的务工能力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长期存在。可以说，进城务工是大部分未能升学的农村学生的选择，然而升学导向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并没有为这部分学生作任何准备，“升学无门、致富无路、就业无术”是他们面临的困境。当然，使学生获得一技之长、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主要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但是，面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的现实，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增加职业类课程应该是可行的策略，既能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又能增强基础教育的吸引力。（三）目标之三：提高新一代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民的数量会减少，但农民将永远存在。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可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尤其是精英农民的流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没有明显的改善，农业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但这种外源性的发展战略对农村持续发展的作用有限。从长远看，农村的发展需要走一条内生性的发展道路，即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激发农村的内在活力。农村内发性发展的启动点在教育。农村基础教育应担负起提高新一代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职责，这是基础教育性质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应把农村看成一个教育场域，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环境优势，培养学生基本的乡村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获得一些生产知识和技能，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成为愿意留在农村、有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新型农民。

多元目标下的农村高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学生的素质未能全面提升，从而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从整体来看，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应能向学生提供现代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与道德规范，使他们具备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形成进取、乐观的生活态度，提高对职业的自主选择和适应能力，无论他们升学、务工还是务农，这些素质都是必备的。因此，应提高现有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高水平的师资和完善的设备设施。一方面，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向农村教育倾斜的政策，如“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等，这是课程改革在农村有效实施的根基。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政策倾斜的力度，体现“弱势补偿”。另一方面，要激发农村教师的活力。一般认为，和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素质偏低，这是客观现实，但农村也不乏优秀教师，农村也有成功教学的典范。所以，应立足农村实际，探索一条引导农村教师自我完善、主动发展的自强之路，这是提高农村基础课程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农村学生素质的关键。加强乡土课程建设农村高中基础教育课程脱离农村这样一个基本的场域、脱离农村学生的生活世界，这种倾向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学生不愿、也没有能力承担建设农村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学以致用，学校教育的吸引力也大大下降了。当然，重视乡土课程并不代表要拒绝代表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而是说，在农村高中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上，要认识到知识和认识方式的多样性，发现乡村社会所蕴含的智慧，因此，应加强乡土课程建设，完善现有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根据国外课程建设的经验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际，乡土课程建设可采取下列两种模式。第一，渗透式模式，即将乡土教育内容渗透到各门学科之中，通过各门学科化整为零地实施乡土教育。这种模式使学生在各科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和情感，保留了现有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不增加学生的负担，比如，家电的养护和维修、正确的施肥方法、花木的种植、民间艺术等都可在物理、化学、生物、艺术等课程的适当章节讲授，并动手实践。第二，跨学科模式，即将乡土教育内容组成一门或几门独立的课程。这种课程模式更具有针对性与系统性，也更具灵活性，比如，为了满足学生了解家乡的需要，教他们一些乡土艺术、地理、动植物、历史知识等；为了满足学生的劳动需要，教他们一些乡土的生产知识和技能等。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这些课程可作为选修课，也可以采取微型课程或课外活动的形式。总之，农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民间文化形式、多样的生产实践活动都是农村教育的优势，应充分利用这些乡土课程资源，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和技能。发展综合高中，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课程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由职业学校实施，但在农村，发展综合中学、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课程应是可行的策略。综合中学兼顾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更能满足农村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为了避免过早专业化、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初中阶段不宜开设专门的职业教育课程，而应该发展综合高中。综合高中主要有两种办学模式：分段制和一贯制。分段制将高中分为两段，前一段实施普通高中教育，后一段根据学生的需要分流，分别实施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主要有“2+1”模式和“1+2”模式，也有“2+2”或其他分段模式。一贯制将普通教育课程与职业教育课程贯穿于整个高中阶段，根据学生的能力、兴趣、特长等个体差异，提供多种类型的课程，满足学生升学或就业的需求，此类综合高中较能体现“普职教渗透”的多元化高中教育的世界趋势。无论哪一种模式，职业课程的合理设置都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建议农村综合高中职业类课程分类设置，如农业类、林业类、兽医类、技术类、社会服务类、贸易类等，学校可根据当地的实际和学生的需求开设2～4类课程，供学生选择。普通课程和职业课程应相互渗透，实现综合高中课程的综合，而不是简单叠加，否则只能增加学生的负担，所以，应该开发综合高中的课程体系。为了保障职业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可以聘请专业教师，也可以聘请当地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

作者：谭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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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