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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是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韦伯理论认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区位,即将生产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的地点。具体做法是根据运输费用来确定生产成本最小的地点,因此农产品加工一般会聚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的交通业十分发达,信息传递也十分高效,为降低成本,农业产业主体也会集中在城镇区域。这种聚集既促进了产业发展的高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而目前,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状况来讲,农村的运输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业产业主体会因地制宜地布局在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条件,主要原因就是要素的流通和使用决定了农村城镇化的快慢。农业产业化要求以盈利为目,以经济效应为导向,此种导向必然会使产业生产主体降低成本。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的价格低,这会吸引大量的农业产业主体到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这也会加速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以前从事耕作的农民会因为更高的工薪去从事龙头企业雇佣下的工作,农村劳动力会以这种方式转化成城镇劳动力。这种最优区位布局驱动着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产生作用。
(二)农业产业化通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村城镇化
在全球发生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产业革命后,大部分的生产劳作工具已经规范化,如生产线更是普及,规模经济发展得以形成,产业化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连。产业内部达到合适的经济规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条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充分使用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而如何使用规模经济也显得格外重要,使用标准化的分工,不断提高科技进步,高效率的融资和大企业的收购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规模经济效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劳动工具不断革新,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也不断提高,原本的耕地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基地。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方式是龙头企业去经营生产基地,具体措施为建立农民与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机制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要素,农业产业化发展地是否成熟,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利益联结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挥。在这个利益联结体里,不管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销售者,都会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不是每个参与者的利益都是均等的,要根据其对整体效益的贡献来作出合适的分配,并且分配要以公平为原则,这样的利益联结机制才是有效的。目前,我国的农业大企业比较少,其吸收能力有限,并不能和农民的利益有效地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龙头企业的运行效率就会很低。为了更好地与农民互动,可以让农民更加地融入到这个企业,可以通过农民参股的模式,农民会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积极参与到龙头企业经营工作中,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支撑力量,可以更好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生产基地的规模经济效益会使农业产业经营收入增高,农民反过来也会因为更好的社会福利而涌入城镇,这就壮大了城镇化的发展。这些涌入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资源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因为除了劳动力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需要劳动力要素去支配,其他生产要素只有和劳动力要素结合,才能产生价值,所以农业产业化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不仅将人口城镇化,也促使了劳动力资源在城镇区域的合理配置,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为发展中的城镇创造经济价值。
(三)农业产业化的外部效益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当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时,它的影响就超出了农业的范围,其外部效益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比如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这种旅游业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收入,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可以带来的不仅是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也促会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如生态农业旅游,餐饮,物流等。由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会吸引大量的就业,对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具有重要贡献,而且服务业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更能直接对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产生影响。因而,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忽视服务业,城镇化的发展应以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点为着力点,这样农业产业化就能通过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此外,产业化的农业已经与单纯的第一产业不同,基本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拥有大量的资金,农业产业化也要与运输,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这些都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将城镇化过程中分散的资源聚拢后进行科学配置,使城镇化的发展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二、农村城镇化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一)农村城镇化可以抵消产业化的副作用
当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时,产业主体所运用的技术会进步,设备更换的频率会提高,生产经营模式会向现代经营方式转变,对耕作土地面积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小,因而农村劳动力已经超出了需求,农民会到城市去寻求就业机会,但是城市本身的就业吸收量是有限的,城市如果拥有过多的劳动力,会造成资源闲置,城市科学治理就会变得有难度,而农村城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城市过度饱和的问题,所以农业产业化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农村城镇化。
(二)农村城镇化会促进农业产业走向规模经济模式
农业依靠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均所拥有的资源比较少,目前来看,农民依然会保留一定的土地并且耕作,但是更多的时间,他们会进城务工,获取更高薪水,土地耕作却变成了副业。这种情况会导致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而土地经营权却不能及时转移到农业龙头公司,龙头公司就无法扩大企业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城镇化的发展会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清除,现有土地经营权就会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不会荒废,所有的生产要素会随着市场规律的变化而科学地流动。只有规模经济体所需的各种要素资源都得到满足,农业产业化才会有机会发展。
(三)农村城镇化可以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良好环境
想要发展农村产业化,必需有城镇化发展环境。农村城镇化以它集中的生产资源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当农业经营发展成集约化,现代化模式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转化成城镇劳动力,它们作为城镇人口,有着比之前更多的需求。城镇化可以拉动大量的需求,比如有更多与第三产业有关的需求,而在农村,最大的需求也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农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原来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他们需要以工作换取生存和生活用品,像房地产,旅游业,服装业等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这种蓬勃发展的服务业会为农业的产业化提供服务,就会大大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增加的城镇人口比以前拥有更多的需求,要满足这些需求需要更多的生产,而单纯依靠传统工具生产已经跟不上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增加的需求会刺激农业进行产业化,因为只有发展农业产业化,采用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城镇化地区拥有比农村地区更多的研发技术资源,农业产业化必须以科学进步来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产业主体仅仅依靠增加产量来扩大市场规模是十分缓慢的,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反向刺激需求,产生新的分工,新的目标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农村城镇化可以为农业产业化提供研发环境,刺进新的需求,间接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另外,我国目前农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并且农村人口数目远远超过城镇人口数目,而人均可耕土地资源却少之又少,这就加深了农村人口和可耕土地的矛盾,这些是导致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的因素。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从整体上为农业产业化服务,有序地将农业剩余人口转移而不会导致社会问题,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发展环境。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
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
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
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
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
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
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叶堂林:小城镇建设的规划与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
[2]包景岭骆中钊李小宁等:小城镇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设计[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一、问题的提出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农村城镇化主要是指通过县城及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农村)实现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从乡村景观向城镇景观转化的过程。同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向现代化进行的转变。在此进程中,农业非农化、工业化、现代化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已有的经验和实践表明,乡村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工业促进型。这类小城镇乡镇工业发达,基础设施较好,以工业小区的发展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农民通过“离土不离乡”的途径实现城镇化,例如苏南、浙北地区;(2)集市贸易促进型,这类小城镇的发展特点是以市兴城,属于传统商品的集散地、集市贸易区,有一定的基础设施,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改善,拓展市贸范围,增大城市密度,进而发展成为以市场交通为主的区域性小商城,如浙江义乌等;(3)旅游促进型,这类小城镇一般都是名胜古迹,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而形成小城镇,如黄山的西递、宏村等;(4)交通促进型,这类小城镇一般处于交通枢纽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可利用流动人员较多,运输成本低下等条件,大力发展二、三产业;(5)城郊型,这类小城镇地处大中城市近郊,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借助大中城市,发展服务型行业或大中城市扩散的工业,进而发展成为卫星城。(6)工矿服务促进型,这类小城镇或农村大多处在大中型工矿企业附近,通过建立为工矿企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成为为工矿企业服务型的小城镇,如淮南、淮北地区的矿区等。
安徽省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业对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促进产生了极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旅游黄金周更是一剂效果明显的催化剂。本文依此剖析旅游促进型对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旅游业促进旅游区城镇化的主要途径
旅游业发展至一定水平则需要城镇化水平的再提高以使自身再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为小城镇带来了外部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得自身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冲击下被异化或成为强势文化保存下来。旅游业不仅把外部的事物引了进来而且也让自己的眼光看的更远,时刻让自己明确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的完善自己,同时不断地提高城镇化水平,以适应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来看,旅游业对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表现为:
1.旅游业改善了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使城镇化整体的综合水平得以提高。例如在皖南的古村落旅游开发中,为提高各古村落之间的可达性、各旅游景点的串联性,解决随旅游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问题,提升旅游层次,政府和相关组织(如开发商等)在旅游区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旅游业的兴起为古村落的居民带来了便捷的交通和顺畅的通讯等。旅游业通过大大改善古村落或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城镇化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打下了基础。
2.旅游业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村民的收入得到增加,提高了旅游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据相关统计显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皖南西递村民的人均收入由1978年120元已经增加到1999年的4600元。旅游业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村民提高了经济收入。同时,旅游业的“出、住、行、游、购、娱”等的发展也带来了其它行业的繁荣,促进了整个风景区的经济发展。
3.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村民的素质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与现代社会的对接。在开发初期,村民在旅游这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较低下,不能很好胜任这一工作,所以开发商和政府在开发前期将对村民进行培训以提高村民的素质进而适应旅游的需要。在笔者对皖南宅坦村的调查中,有89.2%的村民表示自己愿意进行培训以满足旅游的需要。古村落被发展旅游业,这些村民认识到自己的“破房子”原来是块宝,也认真对“破房子”进行了保护。从这可以看出,旅游业使得村民的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也使村民的价值观念朝着有利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4.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落村民的从业结构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向农商结合的模式发生转化。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皖南的“西递、宏村和南屏村民务农比例由原来的41.8%、57.8%和57.1%分别变为36.3%、56.7%和54.1%,其中西递变化最大”;“西递、宏村和南屏村民经商的比例分别由原来的7.7%、14.4%和6.3%上升为23.1%、20%和10.4%,西递的上升幅度最大。”因此,旅游业会使村民的生活方式得以改变,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5.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多种文化的冲击,使农民的视野得到开阔。旅游业的发展会使古村落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在当地村民与游客的长期接触中所产生的。村民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则会不断探索与适应游客的文化,使村民的视野得到开阔,同时村民们的认识水平也上升至新的水平,为城镇化的发展在思想上打下基础。
三、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
旅游业的发展会为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动力,但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为旅游区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在二者的关系处理上要明确一些问题。
开发商、政府与社区居民三方的关系。例如皖南的故村落较多,黄山市徽州区的部分乡镇是在外开发商的投资下进行的古村落开发以发展旅游业的,这在村民中引起了不满的情绪。村民们大多抱怨“自己的油水干嘛分给别人”等等。政府在这方面的解释则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解决资金问题,实现‘别人发财,我们发展’的目标才采取了这种模式”。在对古村落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古村落的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是影响旅游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古村落其自身,对社区居民而言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提高经济收入的聚宝盆,对当地政府而言则不仅是他们行政的下属单元也是他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古村落未进行开发之前,当地处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滞后情势中,因此古村落的开发对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来说无疑是他们致富脱贫的希望,两者在追求古村落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是一致的。社区居民想通过旅游开发为其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而政府则想通过旅游开发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古村落开发过程中,开发商、政府和社区居民之间经常产生矛盾,行动很难一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古村落租赁给开发商进行开发或组成乡镇企业进行旅游开发,开发商一般很少考虑居民的利益,加之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落后,使得古村落居民产生很大的不满;另一方面,社区居民自身从事旅游这一行业的素质和技能低下,很难参与古村落的开发规划设计,因此古村落的开发规划一般很难反映出社区居民的需要,从而减少了居民的从业机会,并且造成居民对古村落保护和规划的淡泊。这样,一些居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惜破坏原有的古建筑物私建旅舍和酒店或自己制造旅游纪念品以欺骗旅客。此时,若政府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则会造成居民与政府的紧张对立,进而使得开发商很难与居民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抑或甚至造成古村落旅游环境被污染直至恶化,以致经济秩序混乱失控。
若要处理好三方关系,在古村落
旅游开发中此三方应建立起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首先,不管政府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旅游开发,都应在前期对村民进行旅游技能的培训和再教育以提高个人素质,为将来居民从事旅游行业打下基础;其次,政府和开发商应广泛收取居民的意见并把其纳入旅游规划中去,这样才能激发村民的参与;最后,政府和开发商要就确实提供多少岗位给居民达成协议,以真正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使村民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旅游,支持旅游和爱护古村落的环境,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确保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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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卫,郭洞.看古村落的保护[J].小城镇建设,2000,(7).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农村城镇化是国之盛策,民之福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引导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水平仍较为落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是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主要来源,土地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进城农民也没有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进城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单一,信息服务不到位,流转操作不规范,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对于企业和大的承包商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偏远地区,很难激起他们土地流转的热情。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被城市边缘化,称之为农民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一是由于进城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业农民无法市民化;二是进城农民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就业竞争没有优势;三是就业农民所期望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就业农民处于城市与农村的游离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
我国城市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却仍然比较薄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以新农保为主,以企业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制度为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保障全覆盖。但这却是低水平的全覆盖,一是农村社保的种类少,项目不全;二是农村社保的实际获益非常有限;三是城乡保障制度不统一,没有建立城乡保证制度统筹制度,尤其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制度难以进行。
三、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建设应是以城镇为轴心的、以便利交通枢纽为网络、以农业水利为命脉、以集团经济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新农村特色的城镇群居体系。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必须长远规划、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根据地区差异化分步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不平衡的特殊生活区和特殊劳动群体聚集地,由于受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各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先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农村城镇示范点,取得经验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与实施,将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等目标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合理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步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集团经营模式,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2、以县域为单位先科学规划再有序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各级村、组集体面临着规模缩小的问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闲置的现象日趋严重。应以县域为单元,做好规划与布局,首先,要对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和推测,计算就地农村城填化的农民总数;其次,以县为单元进行总体部署,在县域范围内,根据城镇规模与人口比例集中建设数量确定的小城镇;再次,要事先规划好支撑产业,确定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农民数量,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把握规划原则,保护耕地,耕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少占耕地,还要建立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即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应退出在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杜绝农民闲置大面积住宅不用的情况下又占据新资源的现象。
3、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由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大致为四类:一是以纯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二是徘徊在在城乡之间农民,三是完全脱离农业长期居住在城镇的现代农民,四是生长城镇基本没有农村概念的新生代农民。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4、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农民赖以生活与生产的土地被流转与征用后,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定额补助、责任分担、缺口自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机制,探索可靠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和有效运营、严格监管的机制,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
5、构建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城镇经济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当地农村城镇的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优质农业资源向高端品牌化产业转化;二是着力发展农村城镇的工业园区,以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实现能耗综合控制、产业集聚、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对农村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大中型银行延伸至农村城镇,并加快农村城镇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组建步伐,拓宽农村城镇资金供给渠道。
6、以信息化促进农村城镇发展
一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依托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实现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二是以信息化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三是围绕农村城镇的主导产业、特色产品等,建立交易平台等电子商务系统,产品购销信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城镇企业与居民利用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产品交易;四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文体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城镇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发展智慧医疗,提高农村城镇的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等。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农民的素质也即农民个人文化水平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呼唤着农村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速和交通的发达,大量的农民都不再愿意生活在农村,追求城镇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使得我国农村现在虽地广却人稀,目前,农村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大量耕地荒废、闲置,农村的学校更是一片荒凉,学校班级合并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优秀教师少之又少,更奇怪的一个现象是教师队伍“阴盛阳衰”,比如在江西九江市的某些农村中小学校,年轻漂亮、素质较高、工作稳定,昔日十分“抢手”的女教师,如今竟也越来越“愁嫁”了,农村学校女教师进入“剩女”的群体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有碍于农村师资力量的建设,倘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将会使得以后的农村教师越来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速度过快,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2.农村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反作用
农村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要持续发展起来,需要新型城镇化的带动。反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村教育能够让农民学习到发家致富的本领,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一旦发展起来,许多教师就会主动留在农村学校,教学硬件设施也会赶上城镇,农村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到那时农村学生一定不比城市学生差,农村的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27%,人口素质低,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这种状况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战略性任务。因此,农民的素质提升尤为重要。当然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直接拨给农民钱或物质,不如教给他们生存的技能和信念,让农民自力更生,让农家孩子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才有可能在农村出人才,才能发展好农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影响重大。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教育资源供给面临的问题
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但是在农村教育中,即便有很多农村孩子和农民需要接受教育,农村这个特定环境存在的一些特定问题,也使需求决定供给定律不能成立。
1.农村教育供给“干涸”:资金投入不足,渠道单一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稳步前进,重城轻乡的倾向使农村教育资金投入虽有所增加,但是仍旧不够,并且投入渠道单一。除了政府每年对农村教育有一定的资金投入以外,其他企事业单位、个体等,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支持方面相当少。总体上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仍是以政府为绝对主体,各种渠道的发展状况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资金是农村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资金缺乏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师资和硬件的不足。近年来,许多农村学校出现了各种资金缺乏引发的问题,如桌椅自带或桌椅破旧,无厕所或厕所破旧,无饮用水设施及饮用水质量差,校舍危房率高等问题。还有一些农村学校由于严重缺钱,一个学校就只有一个老师,即校长。此外,农民培训资金投入也十分不足,也只有政府较少的投入,民间或企业对此基本不投入。没有足够资金的学校,就如没有水的鱼,最终干涸而死。
2.农村教育供给“贫血”:师资力量薄弱,素质偏低
农村教师的来源主要应是农村自己培育出来的和城市培育出来的优秀学生。然而,即便是农村学校自己培育出来的学生,愿意留在农村教书育人的大学生相当少。“人往高处走”,农村虽然空气新鲜、山清水秀,但还是难以抵挡城市生活的诱惑。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完备,包括医疗、教育、娱乐等,更重要的是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而且,农村教师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普遍不如城镇,就连许多本来待在农村的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出农村,走向城镇。另外,在许多农村学校里,存在一些民办和代课教师,即使公办教师也大都是民办和代课教师转正的,还有许多农村学校教师一人教多个学科的情况,农村的小学教学大都实行的是包班制,教师负担太重,因此,这些教师的专业素质有待提升。再加上,严重缺乏英、体、美、音的教师,这些科目也就很难开展。农村中小学教师长期在乡村学校工作,任务重,学习培训机会极少,知识老化、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再加上各种条件的限制,教学仍然还是“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张嘴”的传统模式。这些问题都亟待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缺少雄厚师资的农村教育,就如同贫血的人体,是病态的教育。
3.农村教育供给“缺土”:硬件设施落后,配套缺乏
由于缺乏资金,不仅教师数量和质量跟不上,而且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于城镇。许多农村学校的设施还依旧是建校时的设施,经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房屋多数已成了危房;经历了多少级学生,桌椅已经破旧不堪,许多学校开始实行学生上学自带桌椅了。目前大部分农村学校都是负债累累,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实现多媒体教学。有一个篮球场,对于农村的小孩来说,已经能够让他们很开心了。有的中学虽有实验室,但设施相当简陋,不能够满足教学需要。没有较好的硬件配套设施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就如同小树没了土壤,无法茁壮成长。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教育资源供给增加的对策
1.“下雨”策略:增加农村教育供给资金
“干涸”的地方,最好的办法是“下雨”,来得直接且能够普及。那么,“雨”从何来?最好是多种方法“下雨”,比如自然的,又比如人工的。倘若把自然的“雨”,比做农民自己赚取的收入用于建设农村教育的资金(Mn)。那么,人工的“雨”,则是政府和其他渠道用于农村教育建设的资金(Ma)。(1)增加“自然雨(Mn)”策略。众所周知,自然雨在我们生活中是普遍的,但是雨下得也并不总是那么均等,有的地区多,有的地区少,但都是大自然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水资源。而用于农村教育的资金也是如此,有的村庄的经济发展较富裕,再加上平时缴付的税费也较多,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学校。因此,自给自足是最佳的状态,即自然而然就有足够的“雨水”滋润自己家园的教育事业。农村经济建设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Mn的主要来源之一。只有农村经济发展好了,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一方面,农民口袋里有钱了,才可能用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子女教育及自己的培训中去,激发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民丰衣足食,才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家乡的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有多种,其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相辅相成,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深远,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政府的规划、政府是否廉政、政府的投入等等。再则,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重大,农业创新很有可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建设农村经济的方式方法多元,最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农村经济,才能带给农民更为丰厚的收益。(2)制造“人工雨(Ma)”策略。“人工降雨”是为那些不能自给自足的地区提供的,而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大部分地方对于教育方面都不能自给自足,因此“人工降雨”显得尤为重要。大部分地方政府都采取了这个策略,采取这个策略的具体渠道主要有:一是政府直接增加资金投入。这也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否则也是爱莫能助。要增加政府收入,需要有城市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也就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农村;二是吸引民间资金。包括民间企业或个人借给、捐给农村教育的资金。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我国统计局公布2013年的基尼系数为0.473,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有的企业或个人的财富惊人,若这些民间企业或个人能愿意借贷或捐赠部分资金给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雨水”将会更多、更滋润;三是引进海外资金。要引进外资注入农村经济,需要政府给予足够好的政策,比如每年给予相应补贴,减少投资繁杂手续等等,也需要大力宣传,有了海外资金的投入,农村教育会办得更为生龙活虎。
2.“补血”策略:增加农村教师的供给
目前,农村教育严重“贫血”,许多农村的年轻教师随着城镇化潮流奔向了城市,剩下的都是一些老教师,优秀教师少得可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教育急需“补血”。(1)捆绑教育:增加T1。捆绑教育即定向培养农村教师。培养院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针对已填报志愿的定向生进行面试,然后对拟录取的定向生进行严格的联审,需要签订相关合约,确保定向师范毕业生毕业后,去农村乡镇及以下的中小学(幼儿园)任教。在合约中,可以设置减免大学学习的费用或进行学习补助;也可以设置适当降低高考或考研录取分数;或者对其父母就业、创业提供各种帮助;抑或对其子女以后进入教师行业放宽政策等等。运用这一系列策略将大学生“激励”到农村来执教,为农村教育增添师资。(2)改善农村教师薪资福利待遇:增加T2。农村师资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差,甚至有的教师为了生计还要倒贴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个人劳动力的报酬至少要满足个人的生活最低需要、养家糊口的需要以及培训等的需要,否则劳动力没办法持续劳动,在此亦如此。由于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较差,很多优秀教师都奔向了城市,因此改善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是“补血”策略的重要方面。首要的是工资的提高。要使实际工资大致与城市里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相当,即“同工同酬”,不能过低;其次,福利的改善。福利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就是为了较好的福利而选择一份工作。福利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五险一金、一次性房屋补贴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福利,例如帮助年轻教师解决婚姻大事,又如建设好农村的生活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也能受到优秀教师的青睐。而不是单纯改善表面的福利,农村还需要综合改善生活环境,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堪比城市,而且还有城市没有的山清水秀,以及无雾霾。将这些建设成农村独有的优势,让农村教师不仅愿意留在农村,而更为留在农村不断努力,形成良性循环。(3)城农交换教师:增加T3。要使师资力量壮大,渠道不能局限于生产优秀教师,还可以互换教师。让城市的优秀教师也来到农村教学,而农村教师也可以走出大山来到城里进行教学,不仅可以给农村学生带来优秀的教师,同时也为农村教师带来学习的榜样。而农村教师也可以走出大山前往城里进行教学,在城市里的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向城里教师学习,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以及更优良的专业知识等等。通过这种互动,提升农村教学质量,壮大教学队伍。
推动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三区联动”发展,是天津农村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内容,是解决农民安居问题和发展小城镇支撑产业的主要途径。“三区”建设项目,涵盖住宅、路网、电网、供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应急减灾等多个系统,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潜在融资需求巨大,将给银行业机构信贷、投行等业务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根据近期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规划,要分批建成54个示范小城镇、31个示范工业园区、100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60万亩高水平设施农业基地。以示范小城镇为例,会涉及683个村、100余万农民,估算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完成投资1500亿元,目前已基本建成22个示范小城镇,45万农民迁入新居。未来几年,天津第四、第五批32个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仍需投资1500多亿元,扣除项目资本金,尚需从金融机构融资近1000亿元,规划建设的示范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等基建项目也有巨额融资需求。目前,天津仍有270多万本地农民、200余万外地农民工未纳入城镇化规划。根据天津城镇化的实践经验,向城镇转移一位农村人口需投入28万元~30万元,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成本应摊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此,从长远看,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融资需求。
(二)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需求旺盛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现代产业的支撑。随着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降到1%左右,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产业升级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非常旺盛。以示范工业园区为例,31个园区累计签约项目2046个,入驻企业达到6500多家,总投资605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9亿元,后期仍需投入资金超过4300亿元。未来几年,各工业园区将引进更多企业,拟吸纳一百多万人就业、实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以上,金融服务需求更大。而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天津的重点产业,商业、物流、餐饮、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蕴含巨大商机。此外,天津市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40家)、农民合作社(4000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90%以上的农户已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亟需银行业提供高质量的配套金融服务。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产生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业机构拓展信贷、债券发行、财政资金托管、小微企业服务等业务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市民化蕴藏丰富的金融资源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和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带动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以华明镇为例,农民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估价为5万元左右,通过宅基地换房,三口之家可在示范小城镇置换90平方米左右、价值5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家庭财产收入大幅增加;同时,被安置的农民还享有集体企业股金、商铺租金、养老金和薪金等“四金”保障,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3。2011年以来,天津开展了两批“三改一化”试点工作(涉及141个村、40余万农民),即村改居、农改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股份制企业和农民市民化,着力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真正实现医疗、养老、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型农民、新市民不仅在社会保障、投资理财、自主创业等方面需求众多,而且在购置生产和生活用品、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将大幅提高,将为银行业机构开展社保资金托管、养老金、企业年金、创业贷款、消费金融等业务提供良好机遇。
二、天津农村城镇化贷款投放满意度分析:基于AHP方法
根据天津城镇化建设特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和数据可得性实际,本文将农村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的对象确定为两大典型类别4:(1)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三区”基建项目;(2)园区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
(一)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
“三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天津银行业贷款投放的重点领域。其中,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长迅猛。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485亿元,同比增长48%,比2007年末增长31倍,支持小城镇项目29个;示范工业园区贷款余额为113亿元,同比增长36%,比2010年增长94%,支持项目28个(见图2)。两类贷款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均由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宅基地换房后节省的土地(多处于近郊区县)出让收益较高,能实现项目资金预算平衡,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但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主要依靠园区经营主体(多数为民营企业)内源融资。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此类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7亿元,同比增长10%,远低于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速。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园区所占土地多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办理抵押融资仍存在介入障碍和政策风险,例如大部分农村集体土地仍未完成确权,而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二)农村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贷款
近年来,各银行业机构大力支持示范工业园区内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小城镇配套产业经济主体,天津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2012年,银行业机构向上述三类主体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5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工业园区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增长很快,增速分别为79%和37%,但设施农业受制于农村土地抵押难等因素,融资满足率很低,贷款增速较慢。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多个因素作为一个系统,进而将其分解为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进行多因素综合评价的系统方法。本文根据各银行城镇化贷款的投放情况,加上相关主体对贷款投放数量和质量的满意程度的评分来设计评价体系。通过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分析当前银行业贷款投放与城镇化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相关经济主体对贷款满意度的评价体系包括四个指标:(1)对贷款质量的满意指数;(2)对贷款数量的满意指数;(3)对贷款品种的满意指数;(4)对银行贷款创新能力的满意指数。据此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后对所有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模型中A/B分值越高,说明经济主体对该项贷款情况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则满意度越低;计算出的权重值为归一化后满意度评分值,分数越高,说明经济主体整体满意度也越高。为了使分析更加直观,设定标准分数T的满分为10分:贷款质量满意度得分为T*10=2.886;贷款数量满意度得分为T*10=4.356;贷款品种满意度得分为T*10=1.61;贷款创新能力满意度得分为T*10=1.148。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主体对贷款数量的满意度最高,说明当前银行业对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较大。但是,各银行还需要在贷款产品、贷款服务方面加强创新,尤其要增加更适合农业园区、设施农业等薄弱环节的贷款品种,提高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园区、企业的贷款质量。
三、天津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风险分析:基于信贷决策模型
天津农村城镇化在给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外部政策环境也给银行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项目——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巨大,投资周期较长,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流入“前低后高”,而且主要由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承担,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客观上使银行业在服务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风险。
(一)天津农村城镇化主要基建项目的运作模式
天津示范小城镇和示范工业园区均有各区县政府组建投融资建设公司统筹运作,具体职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建设项目实行统一管理,负责项目规划区内土地整理,包括办理前期手续、工程招标;二是负责项目投融资,以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及其他资产收益作为贷款偿还来源;三是负责依法将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用于平衡项目建设资金。
(二)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的构建
本文拟构建一个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贷款决策模型,具体分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成本。假设1: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提前赎回等因素,贷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假设2:银行投放贷款可获得的预期收入为E,贷款本金为B,合同利率为i,还款期数为n,投资总期数N,实际利率为R。假设3: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是天津农村城镇化项目的运作实体,但对借入的资金没有处置权,贷款资金的使用和偿还均由政府统筹安排,贷款能否如期归还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实力和未来土地出让收入的高低。在项目法人实际缺位、地方债务逐步压缩、融资平台监管政策收紧、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可能走低等情况下,潜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假设贷款违约概率为P,贷款违约损失率为L;假设4:某个城镇化建设项目可能存在多个投融资主体(实际也存在),银行需要承担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成本C1;假设5:城镇化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银行可能承受各类附加的行政干预和市场阻力,产生一定的阻滞成本C2;假设6:城镇化项目投融资主体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一定的排他收益来保障稳定的预期收益,银行需要承担一定的排他成本C3。
(三)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简析
从以上公式可见,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和成本,只有保证E>O,银行才有贷款投放动力。因此,如何有效分摊和缓释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融资风险和各类成本,明晰地方政府、借款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借、用、还”和“权、责、利”关系,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减少项目运作的协调成本和阻滞成本,保证资金的优化分配和高效使用,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和回流机制,是解决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融资困境的关键。
四、支持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融资需求巨大,服务需求多样,涉及业务众多,需要政府部门、银行业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等共同努力,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综合发挥各类金融业态的力量,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杠杆,以部分机动财力做引导,面向社会募集组建“城镇化建设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等,撬动民间社会资本支持城镇化建设。综合运用银行贷款、理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中期票据、私募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和市政设施管理营运,缓解政府负债压力大、融资平台受限多和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
(二)规范项目运作,严密防范城镇化贷款的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应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运作城镇化建设项目。要根据区域国家政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明确产权独立的城镇化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合理界定政府与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风险分配、责任归属和共同目标。应特别重视加强对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运营授权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和监控责任,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项目规范、高效运作。银行业机构应加强客户和项目准入管理,所支持的城镇化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环评要求、土地平衡和资金平衡测算条件,严格落实项目资本金、担保增信和资金监管等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银行业机构要与地方政府、项目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情况,防止项目超预算,确保项目工程顺利推进;严格按照项目施工进度划拨资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督促地方政府与项目单位处理好与相关利益主体(如周边农户)的关系,降低协调和阻滞成本。
(三)加强金融创新,提高城镇化配套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机构应优先支持天津环城四区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综合收益较好、潜在风险较低的城镇化建设项目。重点发展财政金融、金融IC卡、养老金、电子银行等无风险业务,满足城镇化带来的财税资金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电子支付结算等金融需求。积极发展投资银行、住房金融、消费金融等风险较低业务,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转型农民和新市民投资理财、买房置业、日常消费等提供便捷的服务。择优支持相关产业融资业务,例如运作相对规范、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等等。
(四)加强政策支持,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和长期产业支撑,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推动“三农”发展,要以提升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实力为根本,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形成金融、产业、财税、投资等优惠政策合力支持的良好局面。完善政策性的涉农贷款融资担保体系,鼓励银担深化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健全涉农贷款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打通制约农村资产抵押融资的“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处置”等四大瓶颈,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环境,推动金融机构与“三农”经济共生共荣发展。
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众所周知,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推行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收效甚微,类似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沦为“零碎或失效”。首先,进校园的传统文化内容常常是能够“技术化、程式化”的农村传统文化“大拼盘”,最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练、双语教学或各类民族文化知识文本阅读”等。虽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或价值,但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仅定位于此无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学只得传统文化之“形”而遗其“神”,因为传统文化之“神”必须得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浸入”学生的“大脑”,化为其思维或行动的自然、自觉,而非单一的记忆或训练之“获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濡化”过程。其次,与“拼盘式”的教育内容对应的是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化或应景性”,许多情况下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为了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开设的,并非是农村学校教育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选择,其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或学生都应付式地来完成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其当成一种“娱乐或消遣”活动,而缺乏精心组织设计或连续性的贯彻实施。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培养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是“碎片化”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的优势。
2.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
毋庸讳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增长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水涨船高”,相反却存在着众多社会矛盾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破坏,如农村传统人生观或节日礼俗、语言、建筑、服饰、音乐歌舞及传统民间组织等不断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而“消逝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在内容或形式上不断“缩减、异化”以至消失,而这种趋势往往一方面使农村社会成员以“文化旅游增收”为“旗帜”而对农村传统文化“大刀阔斧”地“拆卸包装”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当做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踢开”,视物质现代化的生活为唯一价值圭臬。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以及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熏陶”过程日益降低,他们或者过着“半吊子”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远离其精神,或者不断被充满物欲的现代化价值所裹挟。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意味着一种“活”的潜移默化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认同的教育形式不复存在,代之以深受外来植入式“主流文化”价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为代价。
3.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的“割裂化”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的“染缸”,农村家庭村落生活则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设计者,以农村家庭和村落成人为主体成员组织的各种传统文化生活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观察、参与、体验、模仿的对象和时空环境,而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方式对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产生作用离不开成人榜样的教导和指引。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处于“割裂化”状态,一方面为了增进家庭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而使得农村村落的留守学生“队伍”日益壮大。他们双方经受着“骨肉亲情分离”的“煎熬”,此外还带来了承担农村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础单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断裂,因为在作为家庭文化生活组织者或核心的青壮年缺位下,许多留守家庭的生产生活被“简化”。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生活逐渐远离了村落,被当下一个个家庭为了“盖房、购车”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员互动、互助、互爱的温情乡村“集体生活”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生活不断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内敛保守”而无“开放性或交往性”。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社会人员、生产结构的变化冲击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加以“维护”,农村中小学生不断疏远于宁静、亲和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被所谓的“攀比、名利”的现代生活所捆绑。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现为孕育其传统文化价值或精神生长的教育时空环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的产生、存在及延续呢?
1.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学校教育持有“复制城市教育”的评价,也即认为农村学校教育走的是一条“应试升学”的道路,而这背后无疑与“学历化”社会不无关系。因为学生只有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农村学校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于让学生获得一个升学的“好分数”,其主旨不是为了培养完整人的生命质量提升,而是一个客观的目标“分数”。当然,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方面,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部分学科知识上,为了让学生获得“最高的分数”学校往往运用“题海战术”的强化训练方法和“封闭式”管理,而与考试分数提升无关的学生“身体健康、情感交流、社会体验”等内容都被学校“拒之门外”。可以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物质性”日益强化,因为农村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强,并坚定持有只有进“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价值信念。而在其观念中所谓“优质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点的“升学率”,于是农村中小学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更加强化学校的“分数门面”。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教学陷入“目中无人”的状态,学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为“物”,与学生生命相关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剥夺”和“抽离”,学校和学生都被异化为“干瘪”的“数字僵尸”。因此,虽然农村学校存在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往往被置于“墙上”课程表里的“装饰”,即使间断性地被学校所开展也是出于一种“任务完成”,而且时常被“升学考试课程”所挤占。
2.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无力性”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化意味着外显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及活动的缩减,那么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的“后继无人”将终致农村传统文化的“覆灭”。因为文化的灵魂深藏于人的价值思维中,人们“无心”再过一种“传统文化生活”而对现代化生活“情坚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则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农村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冰火两重天”之态,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将不断被挤压而淡出农村社会时空环境。当然,这不是说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社会成员“权力地位”转换之后,以往作为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忧心”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但其社会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变为留守儿童或中小学生的“保姆”,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和家庭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而导致他们“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们不再是过去村落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他们“无社会权威和经济实力”去组织并号召后辈“中青年人”过一种有“传统文化”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势必被强势的得到“中青年人”认可的“现代物质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辈人的离世而产生农村社会熟悉或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的状况,则危及整个农村传统文化生境的存续问题,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农村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改变,影响重大而深远。
3.农村社会核心价值的“失序性”
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中延续的“精神”或“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中的“亲仁善邻和以和为贵”、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平和坚毅”等,而这些恰恰与当下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如“诚信、友善、和谐”等。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农村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人人认可的基本价值信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诚信、敬业、友善”,并自觉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目标。可是,城镇化在不断将农村社会成员推向“现代化浪潮”的同时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农村社会成员被“物欲”所役使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变成了实现某一“实体目标”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核心价值是“失序”的,发展上表现出“人与物”的倒错现象,造成农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导向“分裂”。许多农村社会成员为了长久以来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梦想而争相离家出走、“骨肉分离”,一旦他们“踏出家门”就会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来“累积或创造”财富,而这种举动一致被农村村落成员视为有“决心意志”而大加赞扬或模仿。当然不可否认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如此生活行为选择是一种现实趋势使然,但这一现象如果变成一种连锁反应引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家庭以长期“隔离亲情”的代价来筑就“梦想”,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儿童数量不断扩张,那么农村社会成员、家庭虽增长了经济收入却因失去文化滋养而“迷失方向”或变得“外强中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且不独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还包括了校外社会教育环境的参与作用。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须采用系统性思维视野,而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来围堵“漏洞”,理应通过“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设进行标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观
农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让农村中小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知识内容和主流价值乃其理所当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农村学校教育就成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杀摇篮。而要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学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应将培养和谐健全的农村中小学生视为使命,为其后续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质”,而非把农村学校变为个别学生“学而优则仕”的桥梁而“淹没”了大部分学生。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状况呢?最为根本的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发展的内在促进作用,从招生、考核、评价等方面凸显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本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在学校中得以积极地培养和保护而非扼杀,并使其从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续生长而非被迫异化为割裂的“双重性格”。因此,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关注农村中小学生文化认同自觉的培养,让他们在积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同时,也能坚守自我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所以,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会就业、评价学生等应从“应试教育”和“学历社会”中摆脱出来,让学校教育变为培养人的自主独立和身心和谐而非改变人命运的场域。而社会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正气、公正、宽容的环境来施展个性或才能。
2.凸显农村文化个性,建构农村学校和文化心理场互补机制
农村传统文化是什么?它是农村社会成员在与周遭环境互动适应、调节基础上形成的稳定反应系统,包括外显的服饰、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组织、歌舞音乐、节日习俗等,以及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濡化而成的内隐的价值思维和心理活动。可以说,农村传统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殊异而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系统,也即农村文化是“个性化”的,这是其自然和历史属性的体现。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现代化”,需要在城镇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个性或精神”,这需要依靠两方面的统一协调。首先,农村学校教育必须要树立起“弘扬”农村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教育引导、校本教材的编写、文化生活的实践参与等方式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乡土情怀,让其成为一个有“文化血脉”的生命个体,而非“无根”的“漂浮者”。其次,学校之外的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资源,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中小学生在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的传统文化事项活动中形成价值和心理思维的趋同。因此,为了促进农村中小学生文化个性的生成,农村学校、社会、家庭要在意识上自觉地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形成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的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机制,发挥它们对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生长的统一作用。
1.1.1按照地理区位因素分类
(一)资源型县域经济。
资源型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依托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例如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进行规模型的发展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有效持续发展。该种发展模式典型分布于我国山西省以煤炭资源为基础而发展的县域经济。
(二)区位优势性县域经济。
区位优势型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依靠地理区位,临近大型甚至特大型城市。在这类城市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积极的承托相关产业,从而形成产业集聚化现象,最终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此类发展模式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三)区域人文优势型县域经济。
区域人文优势性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历史沉淀的基础上,丰富的人文资源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经商的历代传统形成民营经济的发展。此类发展模式最为著名的是温州、宁波一带的民营经济。
1.1.2按发展程度因素分类
(一)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发达国家县域经济是指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的县域经济也曾面临拖累整体国家经济的不利局面,通过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改变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率,同时及坚持市场选择、政府主导以及政策法规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使发达国家的县域经济趋于稳定。
(二)发展中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县域经济是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的一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经济发展分布不均(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明显好于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偏向于资源型经济,同时对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不高和再开发力度不足,导致严重的资源破坏以及环境问题的出现。
1.2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
(一)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现如今中国城乡人口占总人口的49.68%,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相比较之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现了城镇人口比例上升,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而在农村人口中更多的是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劳动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现如今劳动力广泛积聚于大型城市,县域经济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现象,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三大产业比例协调的矛盾。
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如何正确的协调三大产业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会决定此类县域经济的发展结果。同时,县域经济的不同分类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三大产业的比例不同。所以如何正确的协调三大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
二、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关系
2.1农村城镇化的概念
农村城镇化是指各种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集聚,农村城镇人口增多,城镇数量、规模不断增大,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农村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分配的结果,导致的是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镇集聚,是一种渐向的人口流动过程。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较明显的表现为:①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镇;②非农产业的集聚化现象日渐突出;③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地区内传统农业在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下,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大生产化时代到来。
2.2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完成资源的再整合以及农村城镇的建设问题都是艰巨的难题。与此同时,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成功对于整体经济以及局部经济又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全局的意义。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低于全国总体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又面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面对种种农村经济的问题,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对于经济全局的作用尤为突出。农村城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在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上,通过“市场机制、政府主导、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实现的城乡一体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现有的城乡差距,同时对于经济的整体长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因地制宜的选择重点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利用市场的决定作用,去发挥潜在资源的内在价值,从而实现农村城镇化。
(二)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微型经济体的意义。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是广大的农村居民,在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了农村,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再组合改变了以往的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状态。农村居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特色产品进行整合,实现了大生产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有些农村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农村劳动力、地租廉价的优势,进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2.3农村城镇化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2.3.1农村城镇化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涌入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在带来这些城市繁荣的同时,也给这些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城市管理以及交通等诸多问题。久而久之,随着这些特大型城市的成长,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问题,这些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再次面临就业困难的窘境。然而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在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的发挥下,县域经济亟需大量的劳动力承接由这些特大型城市转移来的相关产业,此时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加速的同时,给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3.2农村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县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涵盖面包括城镇和农村两个主要的方面。在城镇这一块,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城镇面积的扩张,大量的占用农业用地,建设工业园,发展工业,这样的建设确实可以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农村城镇化建设对于县域经济产业的协调有着巨大的作用。广大的农村地区一直都是依托传统的农业维持基本生计,农业城镇化的建设,市场机制的进驻,可以为传统农业的大生产提供可能,通过各种资源的重新整合,因地制宜的发展相关传统农业,带动经济要素的发展,实现县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
三、江西省余干县农村城镇化建设现状
3.1重点产业建设现状
江西省余干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物产丰富,毗邻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在传统农业当中,渔业和水稻种植业的比重占据明显优势。所以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中,渔业与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对于余干县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经过近几年余干县渔业和水稻种植业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同时在发展中又面临着相应的问题。传统农业的突破: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渔业的发展在政府引导下的改变技术的基础上,顺应市场机制,积极向大型城市供应淡水鱼,取得了较大的收获。渔业在“科技入户”的指引下进行“数字养殖”,从鱼的品种、水质的监控、投放鱼苗的时间的选择都进行精确化。乌鱼的池塘养殖面积达到8470亩,黄鳝网箱养殖达到6310箱。同时,乌鱼的死亡率为2.9%,较先前年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水稻种植业方面,余干县也在推进科技种植,运用地理GIS技术对土壤环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政府加以引导,推动水稻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的问题:作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一环,渔业和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同样存在发展难题。首先,在科技入户上面临技术交流困难的难题,由于网络在农村的覆盖面不足,相关技术的传递上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次之,农村现有人口中,比较易于接收新技术的青壮年由于外出务工,在技术传达度上不甚理想;最后,对于传统农业的相关经费存在短缺现象,致使渔业和水稻种植业者生产积极性不高。
3.2余干县县域经济新兴产业布局现状
余干县在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同时,对城镇布局进行了规划,在黄金埠镇建立了工业园区,工业园的建设是基于黄金埠发电厂建设发展的工业园区,现如今,已成为涵盖医药、电力、建材、机械、食品、纺织、服装开发等行业的综合园区。综合相关因素不难发现,黄金埠工业园区的建设有以下几点优势:交通便利,运输便利:紧邻济广高速,并有江西省第一条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与之相连,距离南昌昌北机场和景德镇机场仅一小时车程,距离江西省道路交通枢纽城市鹰潭仅30分钟车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抓住大型城市的转型契机,积极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大型城市纷纷发展高科技密集型产业,纷纷向内地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时机。利用自身劳动力廉价的优势,集中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培训,积极承接服装、电子装配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举措有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难题的同时,对于发展县域经济的新兴产业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余干县政府在努力推进教育可持续发展,通过“寄宿制学校工程”建设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实施“均衡教育工程”保证农村优质教育、实施“教育阳光工程”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上述工程在很大意义上有利于解决人口素质问题,同时,为了保证相关产业的技术专业难题,余干县加大推进“职业教育”,县政府投资500万元,兴建了6000㎡的县职教中心,有力的解决了相关产业的一线工人缺乏的难题。
3.3余干县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问题所在
城镇化布局呈现混乱局面,造成较严重的房屋浪费问题。余干县在农村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设当中,采取的是以工业园的发展为中心,临近县城布局新兴产业,带动城镇化进程,而远离县城的农村地区依托自身资源,促使传统农业市场化转型,推向市场。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临近县城布局新兴产业出现了城北、城西、城东各种工业园兴起,但又未能长效发展的尴尬局面,废旧厂房出现搁置现象,同时工业园附近的环境问题日渐严重。长此以往,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经济资源的再开发不足,三大产业平衡度依旧不足。在余干县的农村城镇化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设当中主要着力于解决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问题,对于第三产业这种高附加值、高回报率的产业的布局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余干县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强调要建设成为“省会城市南昌的后花园”,在完善了相关的基础设施之后,没有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第三产业,致使现如今三大产业的发展不平衡日趋明显。
四、县域经济农村城镇化建设经验
4.1农村城镇化建设经验分析
4.1.1江西省婺源县农村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江西省婺源县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兼带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县域经济类型。从历史资料来看,婺源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山区县,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发潜在经济发展因素——旅游经济,使县域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2012年全年,生产总值增长15%(现价),财政总收入增长2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外贸出口增长2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城镇化率提高2.5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城镇调查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及节能减排严格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的指标之内。而作为婺源县支柱产业的的旅游业更是达到全年接待旅客410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000万元,综合收入10亿元的成绩。
4.1.2安徽省怀宁县农村城镇布局发展县域经济。
安徽省怀宁县自1998年县城搬迁以来,进行了怀宁县开发区的建设。到2014年上半年,怀宁县实现财政一般预算9.8亿,其中税收收入6.94亿,增长15.8%,规模工业增长值46亿元,增长13.5%,全社会规定投资61.9亿元,增长20%。现如今,怀宁县开发区总面积15平方公里,开发区的建设上进行分期建设,一期规划建设综合园区,二期规划建设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精密电子等专业园区,三期规划建设新型建材、新兴能源等专业园区。在开发区的建设上严格按照“全面建成、企业驻满、拉开框架”的步骤进行,同时交通网络、学校、广场等基础设施完善,逐渐形成农村城镇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的典范。
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到严格限制,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不完整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被政府所掌控,忽略农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对其产权的收益与处置权利。
1.以征收为主的利用方式,忽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首先,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土地管理法》第43条又模糊了土地征收的公益性,为政府扩大征收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政府可以合法的滥用土地征收权,任意扩大征地范围,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建设用地,以致强征强拆等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侵害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其次,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不完整,弱化了农民集体处分和流转土地的权利,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基本集中在村委会,村长和村委会成员成为实际的所有者,致使土地征收中职务犯罪频发,侵占、挪用、截留征地补偿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无法抵制这些侵害。最后,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不完善,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度和协商机制,政府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对失地农民采取一次性的货币形式补偿,农民没有话语权。政府通过低征高卖所得的增值收益基本与农民无关,农民群体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仅相当于土地征收之后增值收益的1/50,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被否定,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丧失。政府成为土地征收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催生了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的土地收益,更为严重的是农民集体基本被排除在土地增值的受益群体之外,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导致政府、开发商和农民群体三方利益分享严重失衡,与农民的预期收益发生冲突,在利益诉求缺少救济途径的情形下,征地过程中的矛盾不断激化。今年10月13日和14日发生于河南驻马和昆明富有村的暴力冲突事件都源于征地拆迁事件,特别是富有村冲突出现致8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极坏。
2.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为克服集体土地征收的固有顽疾,创新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方式,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提高了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改善了农村面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但在增减挂钩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挂钩周转指标规模,大规模开展拆村并居,强制村民搬迁,增减挂钩变成了让农民“上楼”的行动。实践中对安置楼房的标准、楼层、楼间距等问题都没规定,安置房的建设并没有考虑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农民宅基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的绝大部分都归属于政府,跟农民无关。增减挂钩并没有突破城乡二元化的土地格局,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土地二元制所带来的矛盾,农民的话语权有限,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意愿和机会,仍处于弱势地位。2010年底国务院发文要求对增减挂钩进行清理。农民集体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享有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现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
(二)缺乏科学的建设用地规划,土地利用效率低
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法律对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加之相关制度的缺失,出现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同时扩张,耕地面枳不断减少,导致建设用地紧张与浪费并存的局面。
1.规划的缺失,使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粗放。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没有规划或者对规划执行不力,导致农房建设无序,布局分散零乱,农村居民点呈条状分布且以庭院式结构为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指导,乱圈乱占宅基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存在,难以治理。农村建设用地基本处于自发状态、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管理机制,布局散、用地乱、环境差是当前农村建设用地的显著特点。规划、土地、城管等部门在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管理中工作有交叉,政出多门,形成管理漏洞,存在一定的“扯皮”现象。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造成无序管理的局面。
2.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率低,闲置或低效利用问题突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原宅基地被闲置或废弃。另有大量两栖居民的存在,因宅基地无偿取得且缺失监督和制约,回村又重选址建房,原有的宅基地闲置,出现一户多宅的现象,同时在城镇也挤占建设用地,出现了城市和农村两头挤占耕地的现象,导致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农村空闲住宅达到10%至15%。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宅基地的交换价值不能实现,大量闲置宅基地不能盘活利用,降低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虽有一户一宅的规定,但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重新选址和进城的村民都保留宅基地,由于缺乏积极的土地回收、复垦机制,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健全,各地农村均存在人均建设用地超标、空心村、用地粗放的问题。农村人口在减少,但农村居民点面积却有增无减,出现大量的闲置用地,闲置规模相当于现有城镇用地的1/4到1/3,进城人口占用的宅基地并没有退出。既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状态,又在农村形成事实上的耕地紧缺与宅基地浪费并存的局面。
(三)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流转无序,冲击了国家土地制度和土地交易市场
法律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集体土地的价值难以体现,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逐渐凸显,为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提供了机会。由于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空白和流转成本低,潜在收益导致集体建设用地隐形交易市场大量存在。集体建设用地突破了原有的使用范围,通过私下交易进行自发流转,从自建自用转变为出租、抵押、转让、入股等方式进行流转。农民个人非法占用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和私下转让宅基地,导致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房大量地存在,并且蓬勃发展,屡禁不止,如北京的“画家村”、深圳的“城中村”等;农村集体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地下交易市场,通过联营、股份制、出售、出租等各种形式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而政府也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兴办工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以加快经济的发展,这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背离。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大肆进行“灰色”交易,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频繁地进入“黑市”流转,给土地法律制度带来重大挑战,导致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活跃,冲击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和国有土地交易市场,造成土地利用混乱和交易秩序混乱。缺少法律的保护和制约,易引发纠纷,给流转双方交易安全带来隐患,也不利于保证交易安全。但法律限制了集体土地的流转,禁止集体土地入市,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能和处置权能得不到有效保障,阻塞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渠道。
三、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对策
弱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实现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实现对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优化。
(一)科学制定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促进农村建设用地合理布局
1.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坚持以规划控制为前提。
加强土地规划用途管制,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发挥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控功能。按照控制总量、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要求,加大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严格划定农村居民点,合理确定宅基地数量、布局和用地规模,引导农村居民点由零乱分散变为集中有序、促进自然村落适度撤并,稳步推进居住点向小城镇、中心村集中,禁止散点建房,确保农民新建住宅按照规划、计划使用土地。重新开发和利用废弃、闲置的土地,推行占一补一工程,拆除废弃房屋,杜绝一户多宅情况的发生,逐步清理空心村。统筹生产生活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村庄环境的整治,整治村容村貌,突出乡村特色,实现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有效整合与规范,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的实施。目前农村建设用地有2.84亿亩,承载着7.4亿人,而城镇建成区面积只有5700万亩,却承载着5.7亿人,农村人均占用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8倍。充分挖掘集体建设用地的潜力,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规划和整合,可以避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无序和混乱流转,实行土地利用规划法制化,节约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
2.严格执行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标准,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可效仿海口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收回、退回和置换机制,采取经济措施对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给予补偿和奖励,引导和规范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合理流转,对地上农房依法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对积极复垦宅基地的农户给以土地复垦、整理补助费,以解决一户多宅、超标准占地等问题。推进村镇规划的实施和空闲宅基地的盘活和复垦,提高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标准,引导农民依法按程序申请和使用宅基地,在面积标准范围内,农民无偿使用,对超出标准的部分实行有偿使用,其有偿使用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坚持一户一宅和面积限制的原则,赋予农民对宅基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完整的权能,允许出租、抵押、转让、置换、继承等方式流转宅基地,促进宅基地的商品化。农民一旦将宅基地流转,不能再无偿从集体取得宅基地,只能依转让、出租的方式取得宅基地,对于一户多宅和面积超标的农民住宅,征收宅基地使用费,每年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多宅或超标部分的宅基地使用费。弱化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宅基地分离,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继承人合法的继承权,给予不符合条件的继承人适当的经济补偿,将宅基地使用权收回。
(二)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1.对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
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能,修改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农村房屋的确权登记发证制度。成立专门的登记机构,开展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登记,在确权的基础上,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享有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权利。通过产权制度保障集体土地同权参与城市开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集体土地流转管理的基础,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供条件,切实保障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一、十二五背景下的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
城镇化也可叫做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逐渐转变为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的历史过程。
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两大阶段,分别是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和新型的城镇化。我国在总结国外发展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新型城镇化界定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的城镇化;是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①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是我国历史上最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以坚定的意志推进城镇化。
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生态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农村城镇化的副产品,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科学地处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较好的进行新农村建设这个关键议题。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土地污染。随着人口的飞速增加以及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土地作为人类生存的必备资源在近些年来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由于近年来乡镇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加上其布局比较分散、经营方式粗放,导致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居高不下,加上农用化学药品以及开发矿藏造成的污染,导致了大面积的农田土壤质量下降,土壤污染问题严重。
第二,水污染。水污染具体表现在: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流失进入水体,工业的废水、废料和生活污水的排放,有些甚至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河道或就地处置,再加上水产养殖等活动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等等现象。这些均是导致水体污染的直接原因。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水污染的治理力度,工业废水、废料的排放达标率也一直在逐年提高,水体净化科技的资金投入也大幅增加,但任务依然艰巨。
第三,生活垃圾随处堆放。近些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增加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其成分也愈来愈复杂,生活垃圾以及工业垃圾的随意倾倒,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的经济与社会的持续性的发展。相当多的村庄中并没有设立垃圾的存放点和回收处,村民习惯于把垃圾随意地丢弃在门前屋后以及废弃的沟渠中,这不但影响了村容村貌,还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传播,对农村居民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第四,工矿企业的污染。在农村,民众普遍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够,对矿产资源进行野蛮式开发,破坏资源、浪费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分布在农村周边的小化工厂、小造纸厂、小水泥厂在环境保护、污染物净化方面资金投入不够,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力度、治理资金投入较低,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第五,禽畜粪便以及水产养殖污染。禽畜养殖是农民赚取收入的一个普遍方式。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禽畜粪便70 %未经处理直接向外排放,养殖业粪便处理不当引起的恶臭也对农村的空气环境影响较大。在农村,也存在着部分庭院式的小规模养殖,人畜共处,人畜粪便的处理即是简单的在房屋旁、道路上晾晒或堆肥,这为蚊虫、细菌的快速繁殖和恶性疾病的传播埋下了隐患。
总的来看,农村城镇化面临的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三、环境伦理与生态学理论支持
根据生态学的观点,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也同时出现。对于生态危机的原因,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奥康纳指出“自然界本身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②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环境的尖锐矛盾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中的一种具体表现,生态学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作为其研究的重点。
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非人的一切存在物皆没有内在价值。究其根本,是主客二分的机械论的自然观一直支持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和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从而也有道德资格。环境正义要求公平地分配环境资源和环保责任,生态正义要求人类尊重非人物种的生存权利。其实,在我国,“天人合一”的命题很早就已经从本体论的角度上论证了人与自然万物同质同源;也从价值论的角度上论证了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人生境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占据主导的结果,大自然有其外在的价值和内在的价值,也有其生存的权利。我们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局限性,走向一种更加文明的倡导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的生态文明。
生态学也探索了一条走出生态危机的道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自然和反生态的,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追求利润,这种无限的扩张必然会造成与自然界本身的有限性的矛盾。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要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③
四、结语
生态危机对人类来说,是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危机,这是毋庸置疑的。倘若解决适时,则人类繁荣昌盛,反之,则会危及自身的生存。然而,在当代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此的认识是不足的。以教育宣传为例,百分之八十的小学生仍然认为现在地球“病了”,我们要“保护”它。而事实是,地球经过几亿年的时间,经历数次大的物种灭绝,每次经过大的劫难之后,它都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恢复过来,以其自我恢复的功能,他已经强大到我们无法保护,也没有资格保护的地步。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人,有没有这种复苏的能力?当生态环境糟糕到人类灭绝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自身的存亡危急,而不是地球的存亡问题。所以,在中国城镇化程度日益提高,生活水平日益完善的今天,我们关注生态问题,就要从思维方式上改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树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态文明观。
注释:
① 吴殿廷:《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及其推进策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②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同上
参考文献:
[1] 吴殿廷.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及其推进策略[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2]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王军.高度重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环境保护的建议[N].齐鲁网,2014.
[4] 刘菁.奥康纳“生态学”思想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0.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国所必然出现的城镇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内涵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镇人口的容量,也就决定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兴起,是在中国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推动的。一方面,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阻碍着农村人口的进城;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对城镇化迫切要求,这样,农村地域内的广大小城镇就成为了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民创造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镇的8000万流动人口中70--80%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进城打工农民基本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只要当地条件成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回到本地从事非农生产。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改革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农业剩余,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前提。小城镇建设已具备了现实基础。根据国家体改委等11个国务院有关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小城镇(建成区)经营总收入达6.5亿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亿多元,固定资产净值2亿多元。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整体城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根据国际城镇化发展惯例,当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1999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调整了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应步入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小城镇土地配置现状,于2001年上半年,对全国部分综合改革试点镇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三部分进行,一是结合国务院体改办对小城镇发展考核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省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中,分别抽取四个小城镇进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关系,从中分析人均用地的变化趋势。二是对2000年小城镇用地结构进行了信函调查,对30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格15份。三是对邻近山西、河南近几年小城镇发展较快的小城镇土地利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小城镇当地政府,市、县、镇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小城镇居民,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对小城镇用地管理现状、居民权属概念、土地隐性市场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回收了46户小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问卷调查设计。
调查结果表明,单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对存量土地的管理,导致了诸多小城镇用地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4)用地结构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