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考察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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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一中初二（5）班 邮：528300

调查目的：

通过对华盖路及其附近环境的调查，了解华盖路步行街的布局特点；培养自己收集、分析、处理各种信息资料，以及联系生活实际来学习的能力。

调查方法：

1、 通过上网查找有关华盖路步行街的资料；

2、带齐笔记本和笔到该地进行实地调查；

（注：被调查商店为：班尼路服装专卖店、日顺皇皮鞋专卖店、意法运动系列专卖店、大众眼镜连锁店、卡西欧钟表专卖店。）

调查结果：

1、华盖路步行街的概括：

华盖路长约1千米，于前几年曾进行大型改建、维修与装修，使其变成为一条富有古式欧陆风格的步行街，有数百家商铺。现已有数家着名品牌的商店进驻，人流不断，商机无限，使步行街成为大良最热闹的街道之一，也成为大良着名的旅游区和象征之一。

2、调查华盖路步行街商场店铺类别、商品基本结构。

商场店铺类别

鞋类

服装类

百货类

眼镜类

钟表类

商场店铺名称

日顺皇皮鞋专卖店

班尼路服装专卖店

意法运动系列专卖店

大众眼镜连锁店

卡西欧钟表专卖店

商品主要来源

国内

国内

国内、外

国内

国外

商品档次情况

中低档

中档

中高档

低档

高档

经营情况评价

比较好

好

比较好

好

一般

生意好坏原因分析

位置好，价钱比较合理

位置好，品牌较有名，但价格较高

位置好，信誉好，有固定客源

位置一般，价格偏低，但质量一般

位置较一般，且价格较高

问题分析：

1、如果你开店经营，你考虑的主要货物（类型）有哪些？

答：我会考虑销售一些顺德的特产，如崩沙、牛乳等。

2、请你对华盖路步行街的布局进行评价，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篇2

（一）发展旅游业要选好项目，培育市场，梯度开发，形成规模。

这次考察了解到的国外旅游业的一些情况，对我们策划、发展自己的旅游产业不无启发。

高度重视保护环境。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良好的环境。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小镇，都是整洁无比。特别是奥地利、圣马力诺、南非等国，整个国家就象是一个大花园，绿草、白云、蓝天，一尘不染。各种鸟类若无其事地围绕在人们的周围，向游人觅食，与人们嬉戏，悠闲自在，毫无怯意，真的是“过尽行人都不起”。良好的环境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旅游产业，在环境上一定要有高的标准。

适度开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和谐。在奥地利、意大利、梵蒂岗等国考察中我们发现，那里的建筑物、城市广场以及一些参观景点的设计建设，都显得自然、和谐，没有过分做作和强加于自然的痕迹。

主题明显，配套完善。这些国家的一些旅游设施均有鲜明的主题和完善的配套。这些各有特色的主题景观吸引了游客，而完善配套的服务则满足了游客的各种需要，也增加了经营者的收入。把每一个旅游项目都当作一个以游客为中心的完善的服务系统来做，这是做好一个旅游项目的共性。

人性化管理，专业化经营。很多城市的文化、休闲设施象博物馆、艺术馆、公园、甚至很好的景点，一般都设有免费的介绍资料、免费的明信片，还会有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讲解，且服务周全，会给你物超所值的感觉。相对于国内很多旅游景点高价门票和层层购票的情况，我们感到反差很大。

（二）奥地利种植业、畜牧业及其相关产业呈现高度的产业化和绿色化。

可以说，奥地利算作是农业比较重要的国家，农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葡萄种植区，其二是畜牧区，其三是农作物区。奥地利的农业带有典型的山区农业特点，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在畜牧业产值中，奶牛的产值居第一位，其次是肉牛，第三位是猪，最后是禽和蛋。农业生产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在自愿、互助、互利的原则上组成名为“莱夫埃森”农业合作社，主要负责农产品贮存、销售和加工，以及向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和贷款。另外还有乳制品加工合作社、贮存运输合作社、酿酒合作社等，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城市规划建设的超前化和法定化，对提升城市内涵，增强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意大利考察期间，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城市建设多层次、立体感，古代建筑与现代融合为一体，不得不叹服其城市建设的井然有序和风格的一脉相承，显示出了城市的丰富内涵和人性化的魅力。

意大利各级政府在制定规划时，坚持以下原则：1.注重保护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2.综合考虑大区、省、市镇规划相协调；3.注重动态规划；4.注重环境保护，如留有足够的空间发展绿地等；5.考虑人口因素，如随着意大利人口老龄化，如何为老年人提供市政设施服务问题。以城市改造为主的城市建设在意大利现行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法律中，有70％的法律对城市改造问题作出规定。如威尼斯在城市改造的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中央政府给威尼斯拨专项资金，直接用于改造的项目；二是威尼斯市政府自筹一部分资金；三是利用私人的资金投资改造。威尼斯市政府在城市改造中，十分注意保护城市原有的风貌，保持威尼斯固有的特点。

篇3

南非草原生态恢复与“三化”草地治理考察报告

南非草原生态恢复与“三化”草地治理培训团

（四川省草原管理站，四川 成都 610041）

2003年11月，为学习和借鉴草原生态恢复与“三化”草地治理以及发展畜牧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四川省畜牧食品局和四川省外专局联合组织的草地生态恢复和“三化”草地治理培训团一行14人，在南非比勒陀尼亚、约翰内斯堡、开普顿等地，就草地生态、人工种草、土壤肥料、牧草与饲料的生产和贮藏，放牧与农牧场管理、矿碴治理等内容进行了教学培训，对安格卢（ANGLO）矿业公司矿渣植被恢复区，比勒陀尼亚大学试验农牧场、开普顿家庭牧场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现报告如下：

1 南非基本概况

南非位于非洲的最南端，面积122．7万平方公里，人口4300多万人，西南部临大西洋，东南部临印度洋，最南端的好望角为两洋交汇处，地形地貌西部几乎是沙漠，中部和东部是草地和森林，多以平坦地貌为主，山丘较少见。海拔高度从沿海的几米上升到内陆的3000多米，气候特点则是从开普半岛的地中海式气候变化到夸祖鲁海岸的亚热带气候，但在东北部内陆则是草原气候。日照充足但变化较大，全年平均降雨量400毫米左右，多集中在夏季，但时空分布差异较大。全国农耕地占10％左右，可灌溉地区占5％。干旱、半干旱地区占85％，湿润地区占15％。

南非的牧草生长受雨量条件的制约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畜牧业以草原畜牧业为主。分布大致是：东部主要是肉牛、奶牛、猪、家禽等优良品种及杂交种，是畜牧业最集中的地区；北部降雨少、温度高，只适宜饲养当地的品种；西南部几乎是沙漠，主要饲养美利奴细毛羊；南部沿海地带主要饲养良种奶牛和肉牛；西北部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种植业主要是玉米、高粱、向日葵、土豆和小麦，也种植蔬菜、葡萄等。南非以矿产闻名，金矿贮量占全世界的51％，钻石和宝石贮量相当丰富，居世界第3位。铀矿贮量居世界第一。交通发达，全国已形成较完整的交通运输网络，高速公路人均占有里程居世界第3位。从国民经济结构看，南非以矿产为主的重工业占国民经济的50％以上，畜牧业占30％左右，种植业、酿酒、旅游及其他产业约占20％。

2 草地生态恢复和“三化”草地治理的主要特点

通过培训和学习，感受到南非草地生态保护和“三化”草地治理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法和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2．1 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把草地建设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南非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得天独厚，草地和森林资源不算丰富，缺水十分严重。但是，南非从城市到公路，从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到私人住宅周围生态植被良好，青草、绿树、鲜花是他们的主旋律，形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由绿色植物覆盖的世界。长期以来，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环境立法和执法已实施多年，政府对农牧业生产的投资并不多，但不惜投巨资用于环境保护，大力提倡种草和植树，并对生态环境保护有严格的规定。对采矿企业，在开矿之前必须要有恢复生态植被的规划，政府才发营业执照；如果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及时恢复生态植被，政府则立即吊销营业执照，关闭采矿企业。城市和公路建设注意保护原有植被，同时规划了足量的草坪建植和树木种植面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南非在干旱、半干旱生态十分脆弱的地区，建立规模较大的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政府规定造纸厂必须先植树，只有一片山林成材后，才允许伐树用来造纸。从而形成先造后用、造用结合的良性循环。在南非种草和植树，已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2．2 矿产企业以种草为主要途径，恢复矿渣生态植被 南非是矿产大国，如果管理不当，乱采滥挖会给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矿业公司十分注重生态环境、劳工健康、人身安全三方面工作，把恢复矿渣生态植被作为己任，实行一边开采一边进行植被恢复。根据矿渣上层回填土层的高度，种植不同的植物恢复矿渣植被。回填土层高度在60cm以上，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30～60cm种植一般农作物，低于30cm就种植牧草。矿产企业几乎用种植牧草来恢复矿渣植被。我们到安格卢（ANGIO）煤矿公司实地学习，了解到该公司为提高矿渣草地植被恢复的科技含量，与比勒陀尼亚大学合作，解决矿渣草地植被恢复的技术问题。

2．3 发展人工种草，实行围栏轮牧休牧 南非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成为发展草地畜牧业的最大制约因素。畜牧业主要靠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来解决牲畜的饲料来源。因此，家庭牧场都十分重视利用雨季开展人工种草，尤其是在东部和沿海畜牧业比较集中地区的奶牛场和肉牛肥育场，几乎靠人工种草发展畜牧业。种草面积视饲养规模而定，以栽培禾本科牧草为主或禾本科与豆科牧草混播，选择耐旱、产草量高、草质较优的品种，在牧草生长季节进行放牧利用；雨季结束后牧草因干旱缺水而干枯，其枯草的营养价值仍较高，也可在旱季（或冬季）放牧利用，但大多数牧场都在雨季刚结束时割草调制青干草。家庭农牧场在种植牧草的同时，一般都安排一定面积的土地种植玉米，作为枯草季节饲草料的主要来源。种植饲草料，实行机械化播种、收割和管理。人工种草，既发展了畜牧业，又恢复了草地植被。

与此同时，牧场主十分重视合理利用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大力推广草地钢丝围栏技术，实行划区轮牧。在当地的春季，牧场主利用雨水和光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季节，实行休牧，让草地有休养之机，使草地得到可持续利用。

2．4 提高牲畜质量，实行草畜平衡 南非把减少牲畜数量、提高牲畜质量，既作为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的关健措施，又作为保护好草原的重要手段。除北部地区因温度高、降雨少，主要饲养当地的山羊品种外，其余地区都饲养良种畜和杂交种。肉牛品种主要是安格斯、夏洛来、海福特及其与本地牛的杂交种，奶牛品种以黑白花品种为主；南非是波尔山羊的原产地，山羊品种主要是波尔山羊；绵羊品种主要有饲养美利奴细毛羊和Dorper肉用绵羊。国家十分重视家畜良种的培育和推广，设立了国家和民间的良种公牛中心，专门向全国各地的奶牛场、肉牛肥育场提供优良种畜。全国基本形成了国家的、民间的良种中心到生产场的良种繁育推广网络体系，牧场主通过限制牲畜数量、提高牲畜质量的措施来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并根据草地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牲畜的饲养量，实行草畜平衡，既能避免破坏草原，有效保护草原，又能实现长久的经济效益，推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5 灭治草原蝗虫，治理虫害草地 南非蝗虫对草原的破坏十分严重，在蝗虫危害区域每平方公里有蝗虫4000～8000万只，3400只蝗虫一天的采食量相当于1只羊的采食量（1．5kg干草），全国蝗虫每天要损害6000t牧草。南非政府对治理草原蝗虫十分重视，建立了蝗虫预警制度，要求发现蝗虫必须立即上报，每年政府投资3000～5000万兰特专项用于灭治草原蝗虫。灭治方法主要是在草原专家的指导下，一般在蝗虫的产卵季节农牧民喷撒化学药剂灭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6 实行科学饲养管理，注重科研与生产结合 南非的草地畜牧业是以家庭牧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牧场主一般都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农牧和生物技术科研、教学的专家、教授，大都有自己的农牧场，实行科学养殖，其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也较高。牧场主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实行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注重投入、产出和效益。

南非国家设立了农牧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农牧高新技术研究；地方设立了农牧科研所或站，主要研究农（牧）场的实用技术；大专院校也设立了专门从事农牧科学研究的机构和实验基地，大多数从事基础研究。农牧科研单位的人员工资由政府提供，但科研经费由公司或农场主提供，公司或农牧场主根据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关健性技术难题，与有关科研所和大专院校签订协议，出资进行研究，其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出资者，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从而避免了科研与生产的脱节，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ANGLO矿业公司的矿渣植被恢复，就是该公司出资由比勒陀尼亚大学进行试验研究，在矿渣上种植牧草和农作物均获得成功，并在全国进行大面积推广。

3 几点建议

通过20多天在南非的培训和学习，很受启发。结合四川实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进一步抓好“三化”草原治理，恢复草原生态植被 我省草原位于长江黄河上游和源头，草原面积3．13亿亩（合2087万公顷），占全省幅员面积的43％。近30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到2002年，全省有沙化、鼠虫害、其它退化草原面积达16010万亩（合1067．33万公顷），并集中分布在川西北牧区，这是我省草原保护建设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借鉴南非恢复草地植被的经验，切实抓好我省“三化”草地治理工作。积极开展沙化草地治理的科学研究，推广沙化草地治理的实用技术，恢复沙化草地植被；继续采取生物、化学、物理、保护天敌等综合措施，治理草原鼠虫害；大力推广补播、除杂、施肥等草地改良技术，治理好一般退化草地。特别是在川西北牧区，因采金、挖矿毁坏草原植被的现象很突出。借鉴南非恢复矿渣草地植被的成功经验和技术，切实抓好矿产企业的草地植被恢复。

3．2 建立草畜平衡等三项草原保护制度，合理利用草原 一是以乡为单位划定基本草原保护范围，树立标志，并公告保护，建立基本草原保护制度。二是根据草地资源状况和草原承载量，合理确定牲畜发展数量，防止超载过牧，建立草畜平衡制度。并通过加强技术服务和市场引导，加快畜群周转，优化畜群结构，提高牧畜质量，使传统型的数量畜牧业向质量型的效益畜牧业转变。三是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定不移地实行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视其退化程度分别进行禁牧、休牧，建立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

篇4

（一）发展旅游业要选好项目，培育市场，梯度开发，形成规模。

这次考察了解到的国外旅游业的一些情况，对我们策划、发展自己的旅游产业不无启发。

高度重视保护环境。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良好的环境。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小镇，都是整洁无比。特别是奥地利、圣马力诺、南非等国，整个国家就象是一个大花园，绿草、白云、蓝天，一尘不染。各种鸟类若无其事地围绕在人们的周围，向游人觅食，与人们嬉戏，悠闲自在，毫无怯意，真的是“过尽行人都不起”。良好的环境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旅游产业，在环境上一定要有高的标准。

适度开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和谐。在奥地利、意大利、梵蒂岗等国考察中我们发现，那里的建筑物、城市广场以及一些参观景点的设计建设，都显得自然、和谐，没有过分做作和强加于自然的痕迹。

主题明显，配套完善。这些国家的一些旅游设施均有鲜明的主题和完善的配套。这些各有特色的主题景观吸引了游客，而完善配套的服务则满足了游客的各种需要，也增加了经营者的收入。把每一个旅游项目都当作一个以游客为中心的完善的服务系统来做，这是做好一个旅游项目的共性。

人性化管理，专业化经营。很多城市的文化、休闲设施象博物馆、艺术馆、公园、甚至很好的景点，一般都设有免费的介绍资料、免费的明信片，还会有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讲解，且服务周全，会给你物超所值的感觉。相对于国内很多旅游景点高价门票和层层购票的情况，我们感到反差很大。

（二）奥地利种植业、畜牧业及其相关产业呈现高度的产业化和绿色化。

可以说，奥地利算作是农业比较重要的国家，农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葡萄种植区，其二是畜牧区，其三是农作物区。奥地利的农业带有典型的山区农业特点，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在畜牧业产值中，奶牛的产值居第一位，其次是肉牛，第三位是猪，最后是禽和蛋。农业生产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在自愿、互助、互利的原则上组成名为“莱夫埃森”农业合作社，主要负责农产品贮存、销售和加工，以及向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和贷款。另外还有乳制品加工合作社、贮存运输合作社、酿酒合作社等，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城市规划建设的超前化和法定化，对提升城市内涵，增强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意大利考察期间，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城市建设多层次、立体感，古代建筑与现代融合为一体，不得不叹服其城市建设的井然有序和风格的一脉相承，显示出了城市的丰富内涵和人性化的魅力。

意大利各级政府在制定规划时，坚持以下原则：1.注重保护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2.综合考虑大区、省、市镇规划相协调；3.注重动态规划；4.注重环境保护，如留有足够的空间发展绿地等；5.考虑人口因素，如随着意大利人口老龄化，如何为老年人提供市政设施服务问题。以城市改造为主的城市建设在意大利现行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法律中，有70％的法律对城市改造问题作出规定。如威尼斯在城市改造的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中央政府给威尼斯拨专项资金，直接用于改造的项目；二是威尼斯市政府自筹一部分资金；三是利用私人的资金投资改造。威尼斯市政府在城市改造中，十分注意保护城市原有的风貌，保持威尼斯固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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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考察实践活动教学的背景

地理学科以其实践性强的特征，在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知识运用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地理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树立起新的学生观，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促进学生个性全面、自由、充分地发展。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教师要甘愿担当配角，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评价者。要引导学生有序高效地开展实践活动，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要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变成为学生身心发展的指导者和启发者。

二、“尧山旅游资源及其开发”考察活动

1. 选择尧山的原因

旅游地理是中学地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统的教学中多以教师讲述、展示图片资料、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尧山旅游资源丰富，为旅游地理教学的考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尧山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西，地处伏牛山东段，在亚热带与暖湿带分界线上，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因尧孙刘累为祭祖立尧祠而得名，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尧山的奇峰怪石、红叶、飞瀑、温泉、原始森林、珍禽异兽及人文景观构成了完整的风景体系，是平顶山人的骄傲。选择此处进行地理考察活动，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显得亲切、真实，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学生在学习探知，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既领略了秀美的自然景色，又得到了历史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了教学目的。

2. 考察活动的主要内容

（1）考察活动目标：①通过考察，了解尧山旅游景区整体的地理环境，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组成和特点；②通过查找收集有关尧山旅游业建设与发展的资料，认识旅游业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③通过考察，培养学生的观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

（2）考察活动过程：

①准备工作。

A.确定活动内容：尧山旅游资源及其开发考察。

B.进行分组：自愿组合，教师协调不同层次、能力组员搭配。推选组长，确定本组考察研究目标，分配每人的具体工作。

C.活动要求：收集并整理地图、统计资料、有关报告、历史记录等资料，形成对考察区域的初步印象。按要求完成自己的工作，共同完成本组任务，遵守纪律，保证安全。

D.活动成果要求：通过考察活动，学到了什么知识，学会了什么方法和技能，有什么样的感想？以小论文、考察报告、导游词等形式呈现。

②实施过程。

A.确定小组主题：自然景观考察组、人文景观考察组、交通及旅游产业发展考察组。

B.实地考察。

a.自然景观考察组主要内容：了解尧山的自然景观特征。

学生进行观察：植物资源主要树种以松树为主，还有杜鹃和尧山紫荆。动物资源以陆栖脊椎动物为主，如金钱豹、金雕、羚羊等，还有大量水生动物。瀑布、温泉、地质遗迹非常吸引游客。

查资料并思考：尧山地质公园形成原因及过程。

b.人文景观考察组主要内容：获知尧山旅游区的历史素材，找出尧山原名及其更名的原因。

通过查访得知尧山的历史资料：尧山也称大龙山，是尧的裔孙刘累立尧祠纪念先祖的地方，为天下刘姓发源地，又因山上众多石峰酷似人形，后史称之为石人垛、石人山。

通过查找资料得知尧山更名原因：石人山景区作为伏牛山生态旅游发展的龙头，未来必将飞速发展，成为我省旅游业的支柱。然而，石人山现在的称谓不能反映出其固有的文化底蕴，隔断了历史传承的脉络，丧失了宝贵的人文气息。从品牌角度考虑，尧舜文化应该是世界知名品牌。因此，把石人山的名字恢复为尧山是非常必要的。

在此，使学生认识到社会、经济条件对尧山旅游景区的影响，认识到旅游业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

c.交通及旅游产业发展考察组主要内容：考察尧山旅游景区的交通、休闲旅游服务设施。

学生事先设计对游客的访谈内容。

调查结果：多数人认为到达景区的交通非常便利；一部分人认为景区的服务基本完善，安排较为合理；少数人认为服务点较为集中，不利于游客的及时供需。

（3）考察活动总结：

学生在考察活动中整理出实地观察的情况及结果，经过分析写成实践报告，在小组内进行交流，然后各小组之间再进行交流，最后每位同学以论文、报告等形式写出收获。

三、考察实践活动教学的成效

1. 促进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

在地理考察活动中，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在活动需要，研究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这就迫使教师必须改变自己的角色，从演员变为导演，还给学生足够的空间来发展自己，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学习。

2. 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学生从书本里、教室中走出来，贴合实际进行考察，通过自己收集资料，进行探访、讨论分析、交流总结，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学习能力、交流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3. 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在尧山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进行学习。首先，学生学习时心理上是愉悦的。其次，学生可以在选题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题目来进行探索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创意，这样可以满足学生不同个性发展的需要。

时代在发展，教育的改革在不断深化，地理教育也在向前发展，地理学科本身有着极强的实践性特征，地理实践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地理实践活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我们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去摸索，使地理学科成为学生们爱学的学科，成为能够很好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学科。

篇6

[中图分类号]G63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60117

一、地理实践活动课程基地建设的提出――建设条件

1.地理新课程改革的推动。地理新课程改革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转变地理学习方式，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这为课程基地的建设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理论依据。

2.拥有天文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南京一中在1985年建成了全国首家中学生天文台――望星楼，旨在让学生了解天文知识，增强对天文学的兴趣，同时也培养学生进行天文观测的能力。2005年又建成了江苏省首个中学生天象厅，2009年该校被授予首批“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星光基地”并获得江苏省天文学会的表彰，2010年校本课程《望星》荣获南京市校本精品课程一等奖等，这些天文科技教育方面的优势为课程基地建设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厚实的实践活动基础。中学地理教学必须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学校长期致力于开展丰富多样的地理实践活动，从校内的“立竿见影”――测量日影，到校外的“识图用图”――定向越野、参观1865――寻访工业遗迹、考察冶山铁矿等，积累了一定的实践活动经验。

4.勇于创新的教师团队。在积极组织和开展学生活动的同时，也不忘加强教师团队的建设，组织教师进行理论培训、外出考察、动手实践、合作探讨等，不断增强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

二、地理实践活动课程基地建设的回顾――建设过程

1.成立项目小组，强化组织管理。课程基地的建设离不开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校长亲自挂帅成立专门项目小组，定期研讨，分工明确，力求课程基地建设高质高效。

2.加强学习研究，细化建设方案。课程基地建设的过程并非单打独斗、闭门造车，而是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建设方案。组织相关人员外出取经，学习其他院校的一些成功做法，同时邀请一些课程基地建设方面的专家能手来校指导，最终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最佳的建设方案。

3.加强软硬件建设，开发实践课程资源。硬件方面主要是场馆设施、各种标本、实验模型、模具教具等；软件方面主要是课程建设，如邀请专家开展讲座、建设专题网站、开展活动平台建设等，积极开发实践活动课程资源。

三、地理实践活动课程基地建设的成果――成果展示

（一）地理实践教学环境已经形成

1.天文台：近年来学校不断更新仪器设备，可以实现学生开展对太阳、月球、大行星等天体的观测探究。

2.天象厅：可以逼真地演示四季星空、月相变化、流星雨、彗星运动、日食月食过程等天文现象。

3.古生物地质陈列馆：以开放的形式向学生展示精美的矿物、不同类型的岩石、不同地质时期代表性的古生物化石等。

4.地理园：作为古生物地质陈列馆的室外延伸，展示了太湖石等各类奇石，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内外力对岩石的作用和影响。

5.校园自动气象站：可自动实时监测校园内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力等气象要素并与南京市气象网，实现实时数据共享，通过气象信息显示屏及时呈现且每隔20分钟自动更新一次数据信息。

6.数字化创新地理教室：通过触摸式电脑一体机、电子白板、音响系统、网络互动、语音立体地图等现代化设备，创建数字化、信息化的互动式地理学习教室。

7.地理过程探究实验室：配备了风力地貌、流水地貌、喀斯特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海岸地貌等常见的地貌模型，这里是学生进行地理实验的主要场所，同时配备数字立体多媒体投影设备，可实现双屏联动。

8.校外课堂：积极开发校外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如江苏六合国家地质公园开展野外地质学习和考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探究，行知学农基地感受农业生产过程，1865产业区寻访工业遗迹等已成为学生最受欢迎的校外实践活动课程。

（二）三级课程体系日趋完善

1.第一级基础性实践课程：围绕国家必修课程核心内容，面向全体学生，设计系列微实验，构建实践活动模型。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地理微实验如：地转偏向力、热力环流、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温室效应、流水作用与地貌、流水的沉积过程、 褶皱、地幔对流的过程、洋流等。

2.第二级拓展性实践课程：学校结合了学生兴趣、办学特色、高校资源等，开设了《望星》《动手做地理》《地理信息技术与人类生活》等校本课程，拓展了学生的实践活动知识。

3.第三级创新性实践课程：以学生社团活动和研究性学习为平台，为少数优秀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提供帮助，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途径。

（三）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增强

经过多年地理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学生的创新探究和综合实践能力明显增强，真正做到了在活动中学习，在活动中成长，在活动中发展。如2014年第七届“国际路边天文夜”，天文社团的成员们组织和指导市民观测星空，到瓜埠山野外考察并撰写考察报告，参加国际天文竞赛和地球小博士科技大赛并多次获奖等。

篇7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07―0121―01

“风水”同一切历史文化遗产一样，具有合理与非理的两重性，既有迷信、过时的内容，也有合理、有价值的因素。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的凸显、现代生活对人的精神“挤压”等，又引起了人们对“人地关系”的重视。重新认识“风水”文化，会对我们继承古代优秀的地理思想，以及生活、生产态度及方式带来有益的启迪。

作为教师，在地理教学中引入“风水”文化，对培养学生地理考察能力、增强批判意识、突出地理实用价值等大有好处。下面，我浅谈一些做法。

一、设置问题，打通地理与“风水”的隔膜

我在教学中，经常提出有关“风水”的问题，引导学生懂得地理科学与“风水”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例如，我提问：为什么长江边上涌现出了那么多著名的大城市，如武汉、南京、上海等？请同学们试着从自己所理解的“风水”文化角度分析。我让学生组成小组展开讨论，最后师生共同归纳：从“风水”上讲，人们选择居住地要考虑不能犯“冲煞”，选水流弓背处，最吉利；从地理角度讲，这样在有洪涝时可避免灾害。对于长期淤积的土壤，“风水”中讲“土生万物”，能够“养气”；地理上讲，肥沃的土地有利于农耕生产。“风水”讲究“水主财”、“得水为上”、“蛟龙环抱”，从地理学上分析，三面靠水，提供着灌溉和航运的便利，同时又是有效的防御工事，战争时相当于护城河。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最佳选择。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生产和经济相继繁荣，于是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大城市，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金融中心。

再如，我又提问：“风水”中讲究住宅不宜对着寺庙、道观等，为什么？学生们各抒己见，最后师生共同归纳：“风水”中讲，因为寺庙、道观“阴气”重，对“阳宅”不利；从地理角度讲，这叫文化环境，寺庙、道观让人时时产生阴冷感、恐惧感，不利于心情，当然就不利于生活。“风水”中讲，居住不宜对“火煞”，寺庙、道观经常烧香冒烟；从地理角度讲，这是避免火灾，远避空气污染。再提问：为什么门对门不好，为什么大门一进去不能直接看见房门和后门？“风水”中讲门与门“对冲”、“易生口舌是非”，大门一进去直接看见房门和后门是“前面进，后面出，无法积财”。其实，从地理的角度讲，是门对门，空气对流强，家人易得感冒等季节病。

设置这类题例，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白，地理中有“风水”、“风水”中有地理，“风水”中的科学成分就是地理学。

二、引导学生考察“风水”，培养学生思考总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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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4-0206-02

地理学科本来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目，对地理知识的教与学如果只停留在老师讲与学生记的层面上就背弃了地理学的特性。新课程标准强调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协调组织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积极开展地理实践课教学的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那么以什么形式来开展地理实践课教学呢？现就笔者在教学中的采用的小组合作式学习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首先说小组的划分形式。小组划分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能局限于一种，人员也要有所变动。否则如果长期不变，一些学生会形成小团体，造成同学之间的不团结，而小组划分的不固定性可以使同学们产生新鲜感，同时也方便同学间的广泛交流。小组的划分形式可以采用以同桌前后桌结为一组，这种划分对班级整体秩序破坏不大，方便组织。一般在教室授课的情况下教师大多采用这种形式。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弊端也很明显，有的组实力很强，而有的组则实力很弱，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来划分。组间同质是为了保证小组之间的公平竞争，组内异质是为了保证小组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这种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小组每个成员的作用，学优生对学困生的帮助较大，而学困生的自尊意识也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从而使小组的综合学习效益大大提高。而小组之间的竞争也为组内成员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内驱力。

另外如果是室外课可以采用自由结组的方式，成立地理兴趣活动小组，同学间的兴趣爱好脾气相同，互就比较强，可以减少老师的组织时间和其它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如果是利用假期时间进行野外考察或是课余时间进行观测可以根据学生居住地的地域范围来划分，总之室外课无论以何种形式组织，安全教育必须放在第一位，要慎之又慎，否则会酿成大祸，违背初衷。

下面通过一个教学案例来说明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地理实践课上的运用。

内容：必修——22页实践活动（此活动安排在本节内容结束后）。

用具：每组准备两拳大小的地球仪一个、手电筒一个。

环境：教室暗置（阴天，全部放下窗帘）。

分组：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把全班分成10个小组，每组6～7人。

步骤：第一步：教师设置以下问题，学生按小组进行演示实验。

1.把地球仪放置在桌上，按自转方向旋转地球仪，再用手电筒代替太阳光直射赤道。观察：世界各地的昼夜交替现象如何？

2.当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时，在地球自转的过程当中，观察：有没有无昼夜交替现象的地方？如果有，是哪些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3.注意观察：太阳光线和晨昏线是什么关系？

4.注意观察：移动手电筒使直射光线从赤道移向北回归线，看极昼首先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后扩展到哪里？（反复做，细观察）

第二步：小组成员讨论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员记录讨论结果。

第三步：小组成员根据观察结果每人画一幅地球公转过程中，太阳直射赤道和南北回归线的示意图，其中两人一小组，分别画直射赤道、直射南回归线、和直射北回归线，然后组内展示、交流、修正。老师在各组间巡视，发现问题个别指导。

第四步：观察所绘制的示意图，根据南北回归线的度数和太阳光线求出出现极昼极夜现象的最低纬度数。（组内学优生讲解启发学困生）

第五步：小组讨论填注书中表格。

第六步：展示，由三个小组分别推举一名同学在班内展示本组的讨论结果、所绘示意图、所填表格（利用投影展示，还可略作说明）。

老师小结：本节课各小组的演示实验做得很好，同学们的观察比较仔细到位，通过合作学习同学们的收获很大，热情也很高，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每个小组都做展示，剩下的7个小组请把你们的成果交上来，我们会择优张贴出来。

篇9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方法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 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工业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影响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问题，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计算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现代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社会(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研究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社会经济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 Liu(刘翠溶)，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epment 1800—1911．Harvard University，Disser- 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理学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篇10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