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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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地方财政投资乏力。2012年全州地方财政总收入90.98亿元，而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79.6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二是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筹集不足。2012年，全州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12.49亿元，其中财政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收入仅为2879万元，占比为2.3%。三是乡镇建设资金匮乏。全州2012年34个建制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仅为2.6亿元，而镇本级投入不足3000万元。43个乡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1.06亿元，本级投入3122万元。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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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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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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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发展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2.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3]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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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政策导致了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强化下，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城乡融合与一体化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化是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载体——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及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和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1980年，全国城市化率从11.2%，提高为19.4%，30年间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此阶段，国家以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二是1981～1998年，虽然“城市化”并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存在区域性差异。《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7726个，集镇20686个。全国村镇总人口9.86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2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1.3％。村镇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同时，村镇其他方面也发展较快，2005年，村镇新建自来水厂821个，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万吨，新铺设供水管道长度3.99万公里，建制镇、集镇用水普及率分别达84.7％、67.2％。交通、绿化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从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发展较快，这点从我国2005和2006年全国百强镇的分布可以证实，2005年全国百强镇中，广东省有30个，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9、23、17个，其他省市区只有一个镇进入全国百强；2006年中，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8、21、23、20个。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从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来源构成来看（见表1），农民纯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说明东部农民从事非家庭经营，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由于外资投入及当地民营和其他经济发展，这部分经济多集中于中小城镇。另外，东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农民的4.3和3.2倍，其相对差异远远高于平均人均纯收入，这更体现了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城镇化导致关键性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及价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产等。城镇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从这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要素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机会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民生活各项消费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交通通讯、文教及医疗保健方面则更体现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面临着农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威胁。图1是我国1991—2005年粮食产量的波动示意图，图中显示1996—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势头一直持续到200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性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而农村城镇建设对这两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城市化会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城市化会导致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下降。表3的数据能佐证这一趋势，1990——2004年期间，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从66.45%下降到47.61%，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经营制。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波动，但不能归结于的制度问题，而在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国家政策变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农民面临更多的非农业经营与就业选择，相对于其他产业低下的比较利益，部分农民更愿意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农业产业进行经营与就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部分农民因非农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导致种地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土地流转率过低，结果是大量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规模农村城镇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镇）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首先，城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包括提供就业、消费。这就要求城镇具有一定的产业群体。在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消费不成为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通过培育优势和特色产业，以其为基础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市场经济是一个依靠自身内部各因素相互调节与作用的经济形态，其中可能会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间接参与能推进和纠正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需要政府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包括城镇建设规划、公共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结合主要农产品安全问题，我国政府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责任还包括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配套；二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耕地面积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动，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据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且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大规模、现代化经营。其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规范以确保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土地流转只在亲友之间，在小组之内的小范围之内发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不规范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导致部分农民宁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出现了一部分农地被精细化经营管理，而一部分农地被粗放式经营甚至摞荒。农村小城镇建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农村耕地流转制度与市场有利于有限的农村耕地趋于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有利于经济安全。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与集中。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居住在城镇，但其行为、生活方式与以前无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生活也可能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出于对未来生活风险防范的考虑，对其所承包的农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成本比较小，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更是如此。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过大。

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利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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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镇化初期范例—印尼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印尼在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展方面已渐成规模，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和配套扶持体系，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能源结构转型之路。2003年12月，印尼政府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与能源保护政策”，简称“绿色能源政策”，正式踏上能源结构转型之路。由于印尼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能源结构转型更多立足于农村，通过非商业性开发与商业性开发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非商业性开发主要包括印尼政府推动实施的乡村电力化计划和乡村能源自立计划；商业性开发则以私人实体的投资开发为主，其中如乡村光伏发电项目等重大的发展项目还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截至2009年，印尼已推出的新能源发展项目包括：乡村电力化计划（以可再生能源工厂代替柴油机来满足农村地区的电力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联网工程（政府协助中小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与国家电力公司电网联网）、综合微水电发展、乡村光伏发电项目、乡村能源自立计划以及生物汽油开发项目。印尼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积极发展能源农园业，以提高生物质能的生产和使用水平。为吸引农民种植甘蔗等生物能源作物，当地银行还向农民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厂商也向农民提供免费的种子和化肥。印尼政府甚至主动介入生物质能产品的推广。2006年12月，印尼政府开始在雅加达推销一种由95%高级汽油和5%生物乙醇混合而成的高级生物汽油。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得到了明显提高。仅生物质能为例，截至2009年年底，印尼生物柴油年产量已经达到19.24万t，生物乙醇年产量为253万t，截至2008年7月，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已建成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96万kW。

2我国各地区能源结构现状概述

我国近30多年来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据学者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6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其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和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2.1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结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增加。2009年东部地区能源消费量为173842万tce，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48.39%。长期以来，受国家资源和能源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但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可再生能源比重偏低。2007年，东部地区煤炭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该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58.3%和61.7%，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煤炭消费比重高出约33个百分点；油气消费比重在东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占23%，比国际平均水平低36个百分点。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既不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同时也影响了生态环境。目前，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近一半，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与该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极大的反差。近几年来，东部许多大中城市都加快了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能源结构有所改善，优质能源增长速度快于煤炭消费量的增长速度。以广东省为例，1985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煤炭、原油、水电分别占45.1%、41.9%和13%，截至199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6.4%、28.5%、14.9%，还增加了0.2%的天然气；2005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变为52.8%、26.1%、20.8%，天然气增加为0.3%。

2.2中西部地区能源结构特点中部地区处于中国内陆腹地，是连接中国东西部的桥梁，也是南北的过渡地带以及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加上中部地区工业体系相对完备，同时人口、资源和经济都较为密集，中部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2009年中部地区能源消费量为95239万tce，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6.51%。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人口则仅占全国人口的23.0%。2008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57860.7亿元，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9.24%，经济规模与实力与中东部地区相比相对落后。同时西部地区的一次能源平均年消费量不到全国消费总量的1/4。2009年西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90135万tce，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5.10%。以为例，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约90%。2000~2004年煤炭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与全国第一的煤炭储量是分不开的。但在2004年之后，煤炭在全区能源生产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2.3贫困山区能源结构特点截至2000年年底，我国已从根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老、少、边、穷、山区贫困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从能源结构上看，贫困山区农村能源消耗仍以薪柴为主，能源消费结构单一，生物质能利用效率低且消耗严重。以少数民族贫困山区较为集中的云南省为例，森林资源年均净消耗量4520万m3，其中薪柴1750万m3。杨继涛、杨世关等（2009）对滇西北老君山地区典型农户的调查研究显示，薪柴在该地区生活能源消费量中占比高达96.9%。以薪柴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对脆弱的生态系统伤害极大，致使许多树木被砍，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及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又会使得农业产量下降，农民的收入下降，而且还会造成木材资源的减少。因此，贫困地区很容易会形成一个贫困—生态退化—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家庭生活用能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进一步加大了对生物质能的消耗，使得那些依靠薪柴等生物燃料的贫困农村家庭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取能满足基本需求的能源，这给贫困家庭的生存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3启示与可借鉴的经验

3.1东部沿海地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由于东部地区能源资源极其匮乏，且资源禀赋条件差，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在大量开采本地资源的同时大量调入外部资源，使得东部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能源自给率不足40%，其中上海市一次能源全部依赖外调，浙江省90%以上的能源需从省外输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难以通过扩大本地区的传统资源开发利用规模来满足其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区外能源供给的依赖将会是长期的。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可以学习德国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社会发展较完善的地区的能源转型经验，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对此，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降低能耗，积极鼓励节能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三是通过引导产业结构内部调整和优化升级间接节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从生活用能的效率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升级，生活用能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随之大幅提高，“节能减排”在生活用能上的体现也越来越重要。比如建筑节能、绿色交通网建设、环保汽车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力求避免通过高耗能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能源需求，从而达到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的。从工业用能的效率来看，要发挥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能耗较低的第三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改造并提升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发展模式，同时不断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进一步降低能耗的目的。

3.2中西部地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化石能源资源储备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都较为丰富。而占国土面积71.4%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已探明储量的煤炭资源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的41%和65%，是我国一次能源主要的生产供应区域。我国中西部的情况与南非相似，南非在煤炭资源合理利用和能源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对利用好中西部的能源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中西部地区要想由目前的“高碳”自然资源开发型产业结构向“低碳”资源型转变，首先要加强对地下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由“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能源利用转变成“低排放、低污染”的环保式利用，并对传统资源型工业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低碳技术改造，同时，由一次性开发的能源利用转向循环开发利用。其次，由主要开发地下资源，向综合开发利用地下与地面等多种资源转变。着力培育和发展大项目、大企业、走大产业的发展路线，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的小煤矿、小水电、小焦炭等。同时，利用好能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可再生性资源产业，规模化、系统化地利用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等绿色能源。最后，应加快国家统一电网的建设，充分发挥中西部的能源禀赋优势。在转变中西部能源结构的过程中，应着重解决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由技术瓶颈导致的新能源发电成本过高；电网设备落后，新能源入网困难；风电等新能源建设项目出现盲目和重复建设的现象；电力系统定价体制滞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新能源方面的政策缺乏连续性等等。

3.3贫困山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近年来，随着煤炭等商品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和国家对天然林的保护措施的加强，农户获得基本生活用能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村商品能源价格过高的情况。贫困山区需要尽快改变“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传统贫困山区生活方式。首先要加强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非主干电网的建设与管理。目前我国贫困山区存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已有电网布局不合理，设备、设施陈旧老化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提高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电视等家用电器，完善山区电网的建设、改造及管理是必须的。同时，向印尼等国学习，以农村沼气为纽带，利用小光伏、小风电、小型沼气发电等“微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建设“能源自给自足”式新农村。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枝杈柴、畜禽粪便等生物质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并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要充分利用山区农村现有的生物质资源，积极发展农用沼气等经济且可行的技术，实现解决农村能源问题与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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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三区联动”发展，是天津农村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内容，是解决农民安居问题和发展小城镇支撑产业的主要途径。“三区”建设项目，涵盖住宅、路网、电网、供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应急减灾等多个系统，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潜在融资需求巨大，将给银行业机构信贷、投行等业务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根据近期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规划，要分批建成54个示范小城镇、31个示范工业园区、100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60万亩高水平设施农业基地。以示范小城镇为例，会涉及683个村、100余万农民，估算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完成投资1500亿元，目前已基本建成22个示范小城镇，45万农民迁入新居。未来几年，天津第四、第五批32个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仍需投资1500多亿元，扣除项目资本金，尚需从金融机构融资近1000亿元，规划建设的示范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等基建项目也有巨额融资需求。目前，天津仍有270多万本地农民、200余万外地农民工未纳入城镇化规划。根据天津城镇化的实践经验，向城镇转移一位农村人口需投入28万元～30万元，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成本应摊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此，从长远看，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融资需求。

（二）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需求旺盛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现代产业的支撑。随着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降到1%左右，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产业升级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非常旺盛。以示范工业园区为例，31个园区累计签约项目2046个，入驻企业达到6500多家，总投资605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9亿元，后期仍需投入资金超过4300亿元。未来几年，各工业园区将引进更多企业，拟吸纳一百多万人就业、实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以上，金融服务需求更大。而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天津的重点产业，商业、物流、餐饮、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蕴含巨大商机。此外，天津市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40家）、农民合作社（4000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90%以上的农户已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亟需银行业提供高质量的配套金融服务。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产生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业机构拓展信贷、债券发行、财政资金托管、小微企业服务等业务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市民化蕴藏丰富的金融资源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和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带动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以华明镇为例，农民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估价为5万元左右，通过宅基地换房，三口之家可在示范小城镇置换90平方米左右、价值5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家庭财产收入大幅增加；同时，被安置的农民还享有集体企业股金、商铺租金、养老金和薪金等“四金”保障，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3。2011年以来，天津开展了两批“三改一化”试点工作（涉及141个村、40余万农民），即村改居、农改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股份制企业和农民市民化，着力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真正实现医疗、养老、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型农民、新市民不仅在社会保障、投资理财、自主创业等方面需求众多，而且在购置生产和生活用品、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将大幅提高，将为银行业机构开展社保资金托管、养老金、企业年金、创业贷款、消费金融等业务提供良好机遇。

二、天津农村城镇化贷款投放满意度分析：基于AHP方法

根据天津城镇化建设特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和数据可得性实际，本文将农村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的对象确定为两大典型类别4：（1）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三区”基建项目；（2）园区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

（一）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

“三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天津银行业贷款投放的重点领域。其中，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长迅猛。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485亿元，同比增长48%，比2007年末增长31倍，支持小城镇项目29个；示范工业园区贷款余额为113亿元，同比增长36%，比2010年增长94%，支持项目28个（见图2）。两类贷款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均由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宅基地换房后节省的土地（多处于近郊区县）出让收益较高，能实现项目资金预算平衡，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但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主要依靠园区经营主体（多数为民营企业）内源融资。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此类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7亿元，同比增长10%，远低于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速。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园区所占土地多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办理抵押融资仍存在介入障碍和政策风险，例如大部分农村集体土地仍未完成确权，而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二）农村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贷款

近年来，各银行业机构大力支持示范工业园区内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小城镇配套产业经济主体，天津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2012年，银行业机构向上述三类主体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5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工业园区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增长很快，增速分别为79%和37%，但设施农业受制于农村土地抵押难等因素，融资满足率很低，贷款增速较慢。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多个因素作为一个系统，进而将其分解为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进行多因素综合评价的系统方法。本文根据各银行城镇化贷款的投放情况，加上相关主体对贷款投放数量和质量的满意程度的评分来设计评价体系。通过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分析当前银行业贷款投放与城镇化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相关经济主体对贷款满意度的评价体系包括四个指标：（1）对贷款质量的满意指数;（2）对贷款数量的满意指数；（3）对贷款品种的满意指数；（4）对银行贷款创新能力的满意指数。据此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后对所有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模型中A/B分值越高，说明经济主体对该项贷款情况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则满意度越低；计算出的权重值为归一化后满意度评分值，分数越高，说明经济主体整体满意度也越高。为了使分析更加直观，设定标准分数T的满分为10分：贷款质量满意度得分为T*10=2.886；贷款数量满意度得分为T*10=4.356；贷款品种满意度得分为T*10=1.61；贷款创新能力满意度得分为T*10=1.148。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主体对贷款数量的满意度最高，说明当前银行业对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较大。但是，各银行还需要在贷款产品、贷款服务方面加强创新，尤其要增加更适合农业园区、设施农业等薄弱环节的贷款品种，提高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园区、企业的贷款质量。

三、天津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风险分析：基于信贷决策模型

天津农村城镇化在给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外部政策环境也给银行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项目——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巨大，投资周期较长，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流入“前低后高”，而且主要由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承担，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客观上使银行业在服务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风险。

（一）天津农村城镇化主要基建项目的运作模式

天津示范小城镇和示范工业园区均有各区县政府组建投融资建设公司统筹运作，具体职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建设项目实行统一管理，负责项目规划区内土地整理，包括办理前期手续、工程招标；二是负责项目投融资，以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及其他资产收益作为贷款偿还来源；三是负责依法将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用于平衡项目建设资金。

（二）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的构建

本文拟构建一个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贷款决策模型，具体分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成本。假设1: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提前赎回等因素，贷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假设2：银行投放贷款可获得的预期收入为E，贷款本金为B，合同利率为i，还款期数为n，投资总期数N，实际利率为R。假设3：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是天津农村城镇化项目的运作实体，但对借入的资金没有处置权，贷款资金的使用和偿还均由政府统筹安排，贷款能否如期归还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实力和未来土地出让收入的高低。在项目法人实际缺位、地方债务逐步压缩、融资平台监管政策收紧、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可能走低等情况下，潜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假设贷款违约概率为P，贷款违约损失率为L；假设4：某个城镇化建设项目可能存在多个投融资主体（实际也存在），银行需要承担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成本C1；假设5：城镇化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银行可能承受各类附加的行政干预和市场阻力，产生一定的阻滞成本C2；假设6：城镇化项目投融资主体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一定的排他收益来保障稳定的预期收益，银行需要承担一定的排他成本C3。

（三）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简析

从以上公式可见，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和成本，只有保证E＞O，银行才有贷款投放动力。因此，如何有效分摊和缓释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融资风险和各类成本，明晰地方政府、借款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借、用、还”和“权、责、利”关系，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减少项目运作的协调成本和阻滞成本，保证资金的优化分配和高效使用，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和回流机制，是解决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融资困境的关键。

四、支持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融资需求巨大，服务需求多样，涉及业务众多，需要政府部门、银行业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等共同努力，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综合发挥各类金融业态的力量，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杠杆，以部分机动财力做引导，面向社会募集组建“城镇化建设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等，撬动民间社会资本支持城镇化建设。综合运用银行贷款、理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中期票据、私募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和市政设施管理营运，缓解政府负债压力大、融资平台受限多和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

（二）规范项目运作，严密防范城镇化贷款的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应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运作城镇化建设项目。要根据区域国家政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明确产权独立的城镇化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合理界定政府与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风险分配、责任归属和共同目标。应特别重视加强对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运营授权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和监控责任，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项目规范、高效运作。银行业机构应加强客户和项目准入管理，所支持的城镇化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环评要求、土地平衡和资金平衡测算条件，严格落实项目资本金、担保增信和资金监管等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银行业机构要与地方政府、项目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情况，防止项目超预算，确保项目工程顺利推进；严格按照项目施工进度划拨资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督促地方政府与项目单位处理好与相关利益主体（如周边农户）的关系，降低协调和阻滞成本。

（三）加强金融创新，提高城镇化配套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机构应优先支持天津环城四区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综合收益较好、潜在风险较低的城镇化建设项目。重点发展财政金融、金融IC卡、养老金、电子银行等无风险业务，满足城镇化带来的财税资金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电子支付结算等金融需求。积极发展投资银行、住房金融、消费金融等风险较低业务，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转型农民和新市民投资理财、买房置业、日常消费等提供便捷的服务。择优支持相关产业融资业务，例如运作相对规范、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等等。

（四）加强政策支持，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和长期产业支撑，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推动“三农”发展，要以提升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实力为根本，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形成金融、产业、财税、投资等优惠政策合力支持的良好局面。完善政策性的涉农贷款融资担保体系，鼓励银担深化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健全涉农贷款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打通制约农村资产抵押融资的“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处置”等四大瓶颈，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环境，推动金融机构与“三农”经济共生共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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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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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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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赣南粤北城镇化发展状况

1.盐运枢纽———三河坝。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地处繁茂的广东三河镇，汇聚了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河镇地理位置优越，上接赣南闽西，下通潮州各府，水运陆运交通便捷，因此成为了赣南粤北的盐运枢纽，众多盐运商贩聚集的大本营。早在宋中期，三河坝就已经建立了盐务，为检验盐运的关务，之后又设三河站作为盐运转运之所，更设三河巡检司，作为巡视盐运的关卡。后因三河坝日渐繁荣，人员往来众多，遂建城称之为三河镇城。据旧史记载，潮盐销路沿“潮—汀—赣”商路，从潮州运盐到三河坝，经三河坝转运至汀江，越过众多府县之后到达目的地，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在盐运路线上的重要性。据潮州盐法志记载当时三河坝的盐运状况，称从潮州运盐，每次用趸船二只，在广济桥下进行交换盐钱，之后经检验后装入大船中，转运到三河坝查验盐，之后在此处将盐分装成一小娄一小娄，再运至别处贩卖。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起着盐运关卡的作用。这一点在清朝的其他文献中也可以得知，如《鹾政备览》中讲道：“自经三河坝缉私关排验照，盘查之后，均于该处卸载过驳，凡属嘉应各埠引盐，即分运赴埠销售。”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地处盐运重要路段，连接着各条盐运路线，必须通过三河坝转运才能进行正常的互市交易。作为重要的盐运枢纽，三河镇当时的互市交易状况必定繁荣。据《清一统志》的史料记载，当时的三河镇贸易者众多，处处皆是进行盐钱贸易的商铺小贩“，舟楫辐辏，贸易者为浮店。星布洲许，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百货悉备”，可见盛况。三河镇地处要塞，交通便利，往来人员众多，据记载往来的船只每日皆不停歇，大大小小船只六十余艘，又因交易者众多，很多船家都停泊此处，打尖住店，好不热闹。作为盐运之用的船只，称之为兜篷船，有两兜篷和三兜篷之分。而这些兜篷船往来，有的是载米，有的载石，但最为多的，则是运载盐进行交易。还有一种船称为“哨马船”，船体甚大，船头高跷，能够运载盐数众多，是大商铺大商人才会用的船只。“丰市妇女挑盐肩木，往来如织。雇夫过山，辄以女应”。许多的妇人也进行盐的挑运工作，可见三河坝盐运昌盛的景象。三河坝盐运的昌盛，也带来了三河坝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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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安徽城镇化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皖江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皖北地区、皖西地区水平偏低。2012年皖江示范区城镇化率为54.0%，皖北六市城镇化率仅为40.8%，差距高达13.2个百分点。皖北仅淮北、蚌埠两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化区域水平差异大，对城市功能的发挥及城市群的培育产生了较大影响。二是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皖北地区水资源较为缺乏，地表水仅占全省总储量的18.7%，城市人口密度却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对皖北城镇大量集聚人口形成制约。

（三）城镇化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解一是体制机制障碍仍然较多。目前，安徽土地管理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滞后，城乡之间仍处于二元分割的状态，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协调，制约了公共资源在城乡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亟待推进。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土地资金、银行贷款三个渠道筹措城镇化建设资金，缺乏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很难在资金市场上筹措到匹配的资金。政府正在探索与民营资本合伙经营等新型融资模式，但由于规模小、领域窄、风险高等原因，现阶段也难以满足不断攀升的城镇化融资需求。

二、未来安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城镇化水平将快速提升根据战略部署，到2020年，安徽城镇化率将从目前的47.9%提高到60%，实现从“乡村安徽”到“城市安徽”的转变，完成由城镇化中前期向中后期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也将持续上升，半城镇化现象也将逐渐弱化。

（二）城镇化更加注重质量提升我国已明确要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其关键就是要更加注重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未来安徽城镇化发展将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凸显徽风皖韵的城市内涵。

（三）城镇化发展凸显以人为本未来安徽将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四）城市群建设将持续发力未来安徽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皖北城镇群等发展将进一步加速，城市间交通通讯更加便捷，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地理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城市关联度不断提高，城市群发展将更具活力。

三、安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城镇化与四化同步发展安徽城镇化发展必须立足于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城镇高端要素集聚，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创新支撑与人才支撑。稳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将大量的农民从农村中转移出来，有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一步拓宽信息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

（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安徽农业人口众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安徽要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中小城镇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落户。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三）不断提高城镇服务功能完善城镇功能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增强城镇辐射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增强合肥、芜湖双核城市的综合承载力，防治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城市贫困、住宅紧张等城市病。鼓励发展县城和小城镇，进一步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镇公共服务，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坚持传承优秀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塑造地方特色，彰显徽风皖韵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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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节能工作不断推进，能源利用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1）能源消费高增长减缓，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需优化。2007—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势头减缓。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为8591.36万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5997.38万吨标准煤提高了43.25%；能源消费增速由2007年的11.26%下降到2011年的8.4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2007年的0.75下降到2011年的0.69。广西能源生产以水电为主，但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2011年，广西能源生产水电所占比重74.8%，煤炭所占比重25.1%；但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所占比重15.5%，煤炭所占比重高达53.9%。（2）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消耗水平地区差异大。2007—2011年，广西能源利用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广西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费能源为0.73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1.03吨标准煤下降了29.12%；虽然广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不断降低，但内部差距较大。广西14个城市中，南宁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低为0.11吨标准煤，梧州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高为2.01吨标准煤。

1.1.2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部分环境问题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环境逐步改善与优化。2007—2011年，广西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39条主要河流70个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目标要求，水质达标率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一类、二类标准比重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海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个百分点。（2）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201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良好态势。2011年，广西14个设区市中，达到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二级）的城市为13个，比2007年提高了2个。（3）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提高。2007—2011年，广西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染防治不断加强。2011年，广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累计达256.5万吨/日，比2007年的104.5万吨/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处理率达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241吨/日，比2007年的3880吨/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个百分点。（4）园林绿化水平持续上升。2007—2011年，广西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绿化覆盖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绿化覆盖面积为69697公顷，比2007年的60623公顷提高了14.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园林绿地面积为64461公顷，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项生态建设指标欠佳。2011年，广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全国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全国水平低了6.6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55.58%，比全国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问题依旧较突出。广西石漠化面积、潜在石漠化面积均处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92.6万公顷，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04%，位居全国第三（见图6）；潜在石漠化面积为229.4万公顷，占全国潜在石漠化面积的17.2%，位居全国第三。

1.2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智慧”潜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信息化发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广西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行政村基础电信网络覆盖率达到99.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和互联网；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7万户，比2007年的1370.94万户增长了84.7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590.2万个，比2007年增长了近2倍；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042.3万户，比2007年增长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南宁、柳州等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南宁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获“2011年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9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广西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在政策服务及资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电话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西支持工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成熟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投入较少。2011年广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4.94部/百人，较全国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联网普及率为29.4%，较全国同期水平的38.3%低8.9个百分点。

1.2.2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相关产业亟待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在广西工业、商贸、银行等经济社会各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广泛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关键工序控制、营销物流等环节，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显著进展，信息技术在重点工业行业的应用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源监控。二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应用取得良发展，电子支付和结算加快推广，网络信用环境有所改善，网上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西糖网的电子化交易量突破1亿吨，广西移动公司“甜蜜通”项目提升了糖料蔗生产、食糖生产、销售及仓储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三是物流平台。电子口岸实现无纸化大通关，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专业化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投入应用。四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银行卡消费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以上。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区）市相比，广西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总量占广西生产总值比较小。201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中，百色市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均为最高，分别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2.25%，排在广西第四位，但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仅为0.69%，排在广西倒数第二位。

1.3城镇发展关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需落到实处

1.3.1教育卫生事业不断推进，资源配置水平需继续提高（1）卫生资源总量显著增加。2007—2011年，广西医疗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呈上升趋势。2011年，医疗机构床位数为152039张，比2007年的105223张增加了44.49%；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73776人，比2007年增加了26.85%；注册护士数为76505人，比2007年增加了47.97%；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病床数为2.72张，比2007年增加了32.04%；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92人，比2007年增加了28.52%。（2）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推进。2011年，广西学前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每十万人口学前教育在校生数位于全国前列，幼儿在园人数为3129人，比2007年的2169人增加了44.26%；广西成为第一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明显增加，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建成51所，总数达到11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大专程度以上人口为275.12万，大专程度以上人口比例为6.6%，比2007年提高1.96个百分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3个，实现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零”突破。（3）卫生资源配置仍需优化。2011年，广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80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八；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38人，全国排名倒数第五；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43人，全国排名第21位；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2.83张，全国排名倒数第二。（4）教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广西教育发展基础弱，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重要指标与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低。2011年，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688人，比全国水平的2253人低了25.07%；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为6.6%，比全国水平10.06%低了3.46个百分点。广西14个地级市中，南宁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高，为12.65%；贵港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低，为3.24%。

1.3.2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需不断提升（1）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城镇新增就业53.29万人，比2010年增加7.68万人，增长16.8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6%，比2007年下降了0.33个百分点，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2）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2007年的12277元提高了1倍多；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2007年的41.7%下降了2.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2007年的35.3平方米提高了10.48%。（3）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2011年，广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83.75万，比2007年增加了48.64%；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981.32万，比2007年增加了近2倍；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240.77万，比2007年增加了7.6%；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272.52万，比2007年增加了49.39%；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243.77万，比2007年增加了49.14%；全区10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4）居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全国水平的35181元低了28.0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全国水平36.3%高了3.2个百分点。（5）各项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广西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仍较低（除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用水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外，多数指标未达全国平均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城镇居民的期望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2广西城镇化建设规划存在问题

2.1城镇规划科学性不够，各类规划缺乏衔接由于城镇建设涉及很多内容，因此编制的规划很多，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及各部门的发展规划。鉴于各项规划的组织部门与编制部门不同，因此规划侧重点亦有差距，出现了各类规划相互交叉、相互矛盾、衔接不到位的现象。另外，规划的合理性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不论城镇大小都规划大广场、宽马路，道路网一律都是方格网，并不考虑城镇本身的特点，结果导致千城一面，城镇特色渐渐丧失。

2.2规划的权威性不够突出，规划修编较随意城镇规划普遍存在权威性不足的现象，尤其在广西这种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旦政府换届，规划就要重新修编一轮，对于规划修编的必要性，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领导一换，规划重来”，规划沦为政府凸显政绩的重要手段，有点偏离规划原本真正的意义。同时，因为重大项目，或者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公园用地可以改变为商品房开发用地，工业用地可以调整为房地产用地。在香港和西方国家，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制性很强，规划不能任意修改，规划的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规划不只是政府意图的体现，更是民众意愿的表达，民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而广西与国内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2.3城镇规划相对滞后，与城镇建设步伐不符广西的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步伐加快，大、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城镇规划跟不上城镇建设的步伐。城镇建设过程中，规划改了又改，马路挖了又挖，城镇建设呈现无序状态，持续不断地挖、拆、改、建。地下涉及天然气、供水、供电、电讯、污水、路灯、道路指示灯、天网等专用管线道密布，任何一个部门的“修缮”、“维护”、“改造”和“抢修”，均会将一个好好的城市挖得个“百孔千疮”，一场大雨洗刷，城市排泄设施功能瘫痪一览无遗。一来是城镇发展过快，导致各项配套设施跟不上，需要扩容更新；二来是城镇规划的滞后与不合理，缺乏前瞻性，对交通规划及管线综合规划的功能把控不到位。

2.4规划人员缺乏，管理效率与水平有待提高规划管理部门由于受编制、机关规定等的制约，大中专规划专业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城镇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规划管理业务成倍增加，特别是部分管理人员年龄及知识结构老化，缺乏新知识，科班出身的各类专业人才尤其缺乏，直接制约了城镇规划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对城镇规划的资金投入也相对不足，在城镇规划编修过程中，资金经常不到位，给城镇规划和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效率。

2.5缺乏公众参与城镇规划，使社会监督缺位城市规划工作是一项政府职能，体现着城市发展趋向和公众利益，影响着千家万户，必须将规划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下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对规划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评价，并没有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表达机制，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对规划工作的一些失误，公众没有纠正的渠道，只能通过复议、行政诉讼，而这些途径往往都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规划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从而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3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对策

3.1加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体制创新

3.1.1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理念在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中，不仅关注城镇物质空间形态有序、集约、健康发展，也要对城市文化、地方特色、居民生活质量、人文关怀等方面增加关注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提供鼓励和引导政策，市场在相关指引下推动城镇发展建设。规划成为政府与市场衔接的平台，在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市场运作机制中起协调作用。

3.1.2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户籍改革在土地政策方面，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严格征地用地审批手续，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出让或划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五个统一”办法，以有利于城镇发展及农民向城镇转移为原则，健全土地管理制度，不仅要加强土地管理，也要保证城镇建设的必需用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盘活现存量土地，制订并落实土地年度利用计划。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基础上，划分小城镇的土地权属关系，采取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允许集中土地使用权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在户籍改革方面，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政策，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农村居民到城镇落户；使进城落户的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服兵役、抚恤优待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入户门槛，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以北部湾经济区为试点，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推动人口向北部湾聚集，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重要集聚区。

3.1.3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公共设施建设以集约、绿色、智能、低碳和人文等新型城镇建设的目标要求，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状况。一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放开市政公用市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盘活城市存量资产。二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文城镇建设要求，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集约、智能、高效、绿色的要求统筹规划和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大力推动城镇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建设。推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县域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试点；推动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

3.2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多元模式

3.2.1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以内涵发展为主，即围绕新型城镇特征和目标，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创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以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在扩张聚集人口的同时注重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发展内涵。

3.2.2城镇空间布局的多元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镇体系升级，致力于形成功能各异、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新型城镇发展体系。坚持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三化驱动”战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市组群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做大做优中小城镇，打造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地区。以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为沿海增长极，桂柳梧城市群为腹地增长极，玉林、贵港为两城市群的延绵区和节点城市，增强城市群之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广西形成产业互补互动、功能分工明确、层次梯度明显提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

3.3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