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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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地方财政投资乏力。2012年全州地方财政总收入90.98亿元,而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79.6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二是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筹集不足。2012年,全州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12.49亿元,其中财政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收入仅为2879万元,占比为2.3%。三是乡镇建设资金匮乏。全州2012年34个建制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仅为2.6亿元,而镇本级投入不足3000万元。43个乡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1.06亿元,本级投入3122万元。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1.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发展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2.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3]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