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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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权人权人民

宪法在赋予人民的同时也赋予以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和实现上述基本权利，宪法又赋予人民以诉讼权，并设立司法机关尤其是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使其依法确保人民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获取精神性和物质性利益的愿望得以实现。为发挥此项司法作用，依照宪法规定精神，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授权人民法院负责实施和运作。①因此，诉权可视为公民基本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中的体现。

一、诉权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诉权作为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石，指导整个诉讼程序的启动、设置、运作，体现在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的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它具有极其重大理论意义，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上：

(一)诉权作为法律实施的组成部分，与审判权一起构成了诉讼

由于司法审判权作为国家统治权的重要表现形态，代表国家权力在发生纠纷领域发挥作用，要求一般的权益争端均需由当事人依法提请司法机关解决，这是国家职能发达的表现，要求排斥私力救济。于是诉权作为桥梁和纽带将民事争议与获得国家司法保护、审判权之间连接起来。当事人要求国家按照法律的预设最终实现自身权益的请求权利，即是诉权。②诉权是

法律实施制度的基本条件和组成部分。正是诉权使得审判权得以启动、行使，两者一起构成

了诉讼，而诉讼则使得司法权由静态转为动态，成为法律实施的最终保障。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③一方面，审判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解决的途径可以是自行和解，或经中立者(如第三者、商业行业、工商部门、仲裁机构)解决，向法院则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诉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权、反诉权、申请权、质证权、辩论权、处分权、上诉权、请求执行权等等均受到审判权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决定着诉权的行使是否能达到实现当事人权益的结果。另一方面，诉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当事人权利，对于审判权的启动和诉讼程序的运行有重大影响。所谓“不告不理”，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只能依赖于当事人行使诉权，审判权特有的属性是被动性，不能主动审理、解决民事纠纷。审判权不仅指人民法院具有保障诉权行使的资格或能力，而且意味着必须提供这种保障，审判人员无权任意取舍。当事人行使诉权可以对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产生的约束力，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带瑕疵而符合法定条件，均应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果。裁判者负有保证此效果发生的责任，不得谋求任何个人利益。从此意义上来说，诉权的行使能监督和制约审判权的依法行使，保证民事程序的公正性，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体现了诉权理论的基本精神

诉权理论指导，调节着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并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中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形成的，以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主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相互之间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并受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以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诉权相结合而产生，是以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为主导的多面法律关系。它以权利义务为研究内容，诉权理论必然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不同的诉权理论，其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相应地也会不同。由于诉权不仅是一项阶段性权利，而且贯彻整个诉讼活动始终；不仅由原告享有，而且由原告、被告双方享有；其广泛性和贯彻始终性必然会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中。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其中诉讼权利义务同等原则、诉讼权利对等原则、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体现了诉权理论精神。

(三)诉权理论与民事诉讼法目的有着天然联系

民事诉讼法目的从程序设置者(即国家)方面来说，其诉讼目的为解决纠纷、维护法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而从程序利用者(即当事人)角度来说，其诉讼目的是民事权益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以诉讼方式保障自身权益。无论程序设置者的诉讼目的是什么，其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实现程序利用者的目的来达成，因此法律明文规定了不同诉讼阶段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作为诉权的具体表现形式监督制约诉讼活动的进行，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从而保障了当事人权益。

(四)诉权是从法的价值这一母体中孕育而生的

价值是指某一事物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可理解为有用性和积极意义，它具有精神追求，崇高信仰的意义。法的价值，从其目的价值来说，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法的信仰或精神指导，对于法的制定、实施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诉权来说，法的价值中的人权、民主、正义、平等观念对于诉权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人权是一定时代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为本质的人的权利⑤。人权具有应然性，它是现实社会生活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应然权利。人权具有平等性，是一种普遍的平等权。人权既是政治概念、道德概念、还是法律概念。人权的法律化既包括立法的上法律化，也包括实施上的法律化，即指不仅将人权表现为法律权利，还应将人权作为法律权利予以实现。诉权作为对公民基本人权如人身权、财产权等的保障和实现的一种程序性权利而产生，服务于人权，并随着人权保护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大而不断发展扩大，表现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明确和扩大。

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一个关键性尺度，就是民众的参与权制度化和程序化，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有着精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法律程序保障。这种法律程序保障的前提就是诉权，诉权使得各种权利得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历史发展的趋向表明，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不可阻遏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断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是推动着民主。⑥民主作为社会进步的结果，促进着作为权利保障和程序保障实现的前提的诉权的不断发展扩大。

正义含义之一即对于受害者的保障或救济。在权利义务已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仍会有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需要修复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在法律的权利、义务上，或者体现为法律权利的滥用，或者体现为法律义务的不履行。法律权利的滥用必然导致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导致不正义的产生；法律义务的履行，也必然导致他人权利的无法实现，也同样会导致不正义的产生。⑦惩罚违法行为以保障法律正义可以表现为终止违法行为对正义的继续损害，补偿受害损失以恢复正义。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诉讼为基本形式，给予受害者恢复正义的权利，即为诉权。同样，法律是平等的重要保障，在存在着无视法定规则去谋求法外特权或侵犯他人利益、平等受到威胁和损害的情况下，诉权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诉讼保障平等的权利。

二、与传统诉权理论相比，现代诉权理论有自身的特点

(一)诉权为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

现代诉权理论认为，诉权是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有着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不应视为实体权利的派生物而抹杀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权利的现实意义在于从事一种正当的行为以及社会保护这种行为的活动。一项完整的权利至少必须具备四个要素⑧一是主体的形式要素，即权利主体的行为选择自由；二是主体的实质要素，即追求利益的行为；三是社会的形式要素，即社会对权利的态度；四是社会的实质要素，即社会对权利

的救助行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国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制定法律来确认权利和相应的

救助行为即诉讼，赋予当事人享有诉权以实现实体权利的保障。诉权与实体权利存在以下关系⑨：1、诉权是实体权利的保障和前提。没有诉权，一切权利都不成其为权利。2、实体权利是诉权的基础。没有实体权利，诉权便没有真实内容，便是空的权利。3、诉权是实体权利的组部分。任何权利都包含对义务人的要求和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两个方面。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并不在于主体有支配客体的强力，而是在于它是社会承诺。社会承诺相对于权利而言即是诉权。因此，诉权是权利共通性的概括，实体权利是对权利特殊本质的概括，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社会正当性的体现。诉权与实体请求权有内在联系。诉权的行使需以国家诉讼法律规定为条件，而实体请求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是实体权利受侵害或产生纠纷的特殊形态。它在诉讼发生时，只是一种法律假设，实现与否，取决于诉讼结果。诉权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直接现实性，是为实现实体上的请求权而进行诉讼的程序性权利。

(二)人民思想，促进了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

人民的基本要求是人民应以者的身份、地位自行决定如何实现国家统治，并重视法对统治者的抑制和约束。人民在民事诉讼领域则体现为“人民的意志是决定法应该如何形成及继续发展的原动力，人民才是抉择如何组成、运动司法制度的主体”。进一步可具体为程序主体地位的提升和强化，即程序主体原则。依照该原则，司法裁判程序的构成及运作必须以保障受裁判者享有程序主体即程序上的基本人权为前提；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施行均应致力于充实诸程序制度，巩固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而不是受审判权支配的客体。⑩人民思想对诉权理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现代诉权理论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使当事人由诉讼的客体转为诉讼的主体，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第2款规定：“当事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最高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来看，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除上述第(2)项属于法院审查和核实证据的手段外，其余各项是否收集证据，完全由法院自由裁量权决定。这种不受当事人决定诉讼争点和提出证据的限制，有权裁判当事人未主张事实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权力大于私人权利的职权主义的传统诉讼观念。无论是英美法系采取的当事人主义，还是德国等国家采取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进行主义的民事诉讼，都是以当事人申请证据或提出证据为前提，法院不主动去调查当事人未申请的证据，当事人在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方面享有完全的自，如申请权、质证权等等，这符合现代诉权理论程序主体观念和市场经济平等观念的要求。要求法院查明案件客观真实而赋予法院不受当事人权利限制和制约即作出裁判的权力，使整个诉讼突出了法院的权力，诉讼不可能真正成为以当事人之间诉讼活动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尽管对诉讼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但当事人之间诉讼行为却不在诉讼中起决定作用，当事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求助于法官的权力，走后门，托人情，甚至行贿，这正是司法腐败的重要制度根源。?因此，要使诉讼成为以当事人之间诉讼活动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就必须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确定诉讼焦点和收集证据的诉讼权利和程序，扩大原有的诉讼权利。2、现代诉权理论站在程序利用者的角度，保证当事人能够及时、便利地利用法院国家对人民不但有使其便利使用法院的职责，还有及时作出裁判的义务；人民对法院则享有司法裁判请求权，以获得适时、适式之审判；任何形式的拒绝裁判和无故拖延都是不能容忍的。我国民事诉法规定只要符合四项条件并办理必要的手续，当事人即享有权，除法律规定的七项不符合条件外，法院不能拒绝受理。现代诉权理论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增加和扩大利于当事人及时、便利利用法院的各种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诉权是由宪法予以保障并由具体法律关系主体依据有关诉讼法律规范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其在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的全部程序性权利的总称。现代诉权随人民和人权保护的扩大而不断发展扩大，涵义更为丰富广阔。现代诉权理论指导着民事诉讼更好地服务于当事人，充分发挥了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体现着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①李祖军、田毅平《利益保障目的论之功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P48。

②毛玮《论诉和诉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P13。

③李祖军、田毅平《利益保障目的论之功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P48。

④吴明童《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P18。

⑤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74。

⑥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4。

⑦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80。

⑧北岳《法律权利的定义》，法学研究，1995年3月，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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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现实的角度来探究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利与权力的配置

从我国的法律环境来看，在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相对而言，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则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司法程序的理念，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不断地学习外国先进的程序设置策略，并将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才能使先进经验发挥其能效，将有益的实践经验以及思想内容充实到我国当下的法律体系之中。同样，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利与权力的配置问题，以及二者间的协调问题，还须拿到现实领域中来定夺与论证。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利”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利”与“权力”配置的问题是国内外法学理论界热讨的议题，因其对国家的稳定和谐有着独特意义与价值，刑事诉讼中“权利”与“权力”配置存在着某种的关联，令二者在不断地演进过程中相互依存，互相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直接影响是立法分工的日益细化，立法体系从诸法合体向诸法并立演变是法律环境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利”与“权力”配置的问题更值得世人深思。通过法律思想精髓在社会环境中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法律观念与意识才能逐步得到改变与强化。就目前我国法律环境状况来看，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权利”相关内容的描述对于国家刑法推行的现实意义重大，它不仅代表的是个人的“权益”，更是体现着国家法制对于公民或组织内部“权利”内容是如何定义的。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我国新型法律体系的完善，刑事诉讼中对“权力”内容的界定不容小觑。从其根源上来讲，诉讼法能够促进社会系统体系的构建，而且，从公民间权利与义务的划分的角度来看，基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环境虽然不是唯一的实现途径，却是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广的实现途径，它支撑着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当前社会体制的主体内容，以及影响着所谓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力度，因此，只有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将“权利”明确，才能有效维护我国整体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体制来辨析权力的配置问题从历史发展进程、社会体制变化以及法律制度的改革过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当权者对于国家治理经历过一段强权统治。但鉴于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对于“权力”的理解与驾驭策略则不尽相同。从本质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治理机制对于我国推进公开、平等、竞争的国家体制环节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从中受到了启发。相对而言，我国的“权力”之争并未阻碍到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实际上，国家内部对于权力的配置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配置原则，即所谓的“权力”是被上级管理者或组织核心层赋予给下级或执行者的一种责任，本着“服从”的原则，将复杂的问题处理好。对于“权力的配置”过程而言，其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较为重要，同时，对总体任务的分派需进一步明确。由于“权力”本身需要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定夺，相对于法律的制式特征而言，“权力的配置”就更具委派的意味。从社会现实中来看，国家对于“权力的配置”的把控程度要弱于国家刑事诉讼中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作为组织成员间内部关系的体现，“权力的配置”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配置，与此同时，“权力的配置”本身更具灵活性。从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的“权力”代表着一种稀缺的资源，因此，对“权力的配置”的探索，则意味着需要找到一种和谐的处理方式，将“权力”这一资源配置到各个渠道当中，使得社会能够实现良性的运转。但实际上，如若对“权力”这把“双刃剑”控制不当，则很可能出现一种负面的效应，即“权力”的控制者滥用“权力”造成社会腐败或殃及群众“利益”等［5］。因此，无论从国家刑法还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对“权力”的配置都是一项极为关键的工作内容。总而言之，随着全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一个良性的法律环境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律逐渐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权利”与“权力”的配置问题也日渐明朗。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质性内容来看，法律当中所提及的“权利”问题仅仅是国家法制体系当中的一个细小分支，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影响面也较广，凝结着我国社会变革中的各项优良政策和举措，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及国家主体的治理责任囊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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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护理人员自身因素

1.1.1不落实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历年来，护理事故发生率最高的一类是由于不落实规章制度造成的［2］，表现为责任心不强，违反制度或操作规程，上班不坚守岗位、脱岗、睡觉、。

1.1.2忽视病人的需求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对病人不能做细致的解释工作，对病情复杂或危重病人的病情交代不清，对所反映的病情不予重视，甚至无理训斥。忽视了病人心理需求，致使医患角色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

1.1.3护理人员技术水平低由于护士自身不重视学习和业务技术培训，专业知识缺乏，经验不足或合作能力不高，会对患者的安全构成威胁。随着新技术、新业务的大量引进和开发，护理工作复杂程度提高、技术方面风险加大，影响护理安全。

1.1.4护理人员配备不足医疗效率指标的提高，使护理技术和基础护理工作量成倍增长［3］。临床护理员长期缺编，达不到卫生部有关规定要求的床护比例，临床护士经常处于高度紧张、超负荷劳动的疲惫状态［4］。

1.1.5护理人才流失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护理人才大量流失，培养一名有较好业务素质的护士需要3年，新护士边培训边上岗，培养的速度跟不上护理人才流失的速度。护理队伍成分的快速更新，使护士业务能力下降，增加了护理安全的隐患。

1.1.6缺乏法制观念忽视护理记录中的法律问题在护理工作中常可发生因说话不严谨而引发病人及家属的不满。对临床工作原始记录不重视，病情变化观察记录不及时，甚至伪造生命体征记录，对工作中的失误可能引发护理纠纷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使护理记录存在隐患。

1.1.7未经医嘱执行治疗超越护士职业权限［5］医嘱是护理人员对患者实施治疗、护理的法律依据。护理人员没有权力更改、拖延或拒绝执行医嘱，更没有权利擅自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临床护理工作中，常有护士凭经验、靠感觉，不自觉地超出职业权限的现象。如在非抢救情况下执行口头医嘱。

1.2基础设施不完善病床无护栏、无摇床、输液架升降失控，水管电线老化，插座不牢，卫生间无挂钩、地面潮湿，损坏的摇床、轮椅，没有及时修理，也没有醒目的标志。

1.3护理管理因素

1.3.1护理管理人员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护理人员缺乏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规章制度不健全，约束力不强，缺乏逐级管理、监督、检查和指导［6］。

1.3.2护理管理人员对影响病人的不安全因素缺乏预见性未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及时［7］。

1.3.3管理不规范，质量监控机制不健全，措施不力物品、药品放置混乱，位置不固定。内服药和外用药标签不明，无菌物品和污染物品混放，消毒不严密所致院内感染［8］。

1.4住院患者因素住院患者应当自觉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配合医务人员的管理，但有的住院患者对医院规章制度不遵守、不配合，如私自离院外出，或者请假不能按时返回，一旦发生意外将引起法律纠纷。

2护理安全管理对策

2.1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常规护理操作规程和护理规章制度都是长期临床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甚至是用患者的生命和血的教训换来的，每个护理环节都必须遵循操作规程，稍有大意都可铸成大错，甚至危及患者生命［9］，也给护士带来终身遗憾。因此护理工作者一定要加强责任心，要有职业责任感，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基本功训练，力求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10］。

2.2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把爱岗敬业精神贯彻到护理工作的每个环节中去。

2.3加强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是护理安全的重要方面［11］，应向全科室护理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使她们了解和掌握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并掌握最新的护理标准和要求。

2.4建立合理的护患比例合理配备使用人力资源应该从患者利益考虑，配置适宜的护理人员的数量。护士长应该根据护士的才能、资历，安排适合其能力的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防止因疲劳过度或操作环境不良造成差错事故的发生［12］。

2.5稳定护理队伍减少护理人才流失稳定队伍是目前护理队伍建设的重点，护理人才的大量流失应引起医院管理层的重视，如何留住护理骨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6加强语言修养重视护理记录中的法律问题护理人员应使用保护性语言，避免用刺激性语言，自觉地运用语言去护理和愉悦病人的心灵。重视现阶段护理记录中存在的问题，规范护理文书记录，认真执行护理记录中的“十字原则”，即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提高认识，分层次进行护理记录的法学化培训，避免护理记录中的主观推断［3］。

2.7提高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护理人员应学习有关法律规定，明确职责，既保护自己也有益于他人。可以定期开设一些法律知识班，培训时设案例分析课，让护理人员懂法、依法。

2.8完善基础设施创造有安全保证的工作环境要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陈旧的护理设施要更新，损坏的物品要及时修理，在修理前有醒目的标志提醒病人不要使用。护士要加强对设备的管理，使设备状态良好，创造一个有安全保证的工作环境［13］。

2.9明确责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行护理部—科护士长—病区护士长三级或护理部—护士长两级目标管理责任制，对各级护理人员严格要求，定期与不定期的督促检查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把好环节质量关，确保护理安全。

2.10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抓好安全管理关键环节［14］安全管理应该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因此对护理工作中不安全的因素要及时进行识别、评估并采取措施以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护理安全管理应重点抓5个关键环节［15］（1）抓关键病人：急重症病人、疑难病人、手术病人、接受特殊治疗病人；（2）抓关键制度：值班交接班制度、查对制度、消毒隔离制度、分级护理制度；（3）抓关键时间：节假日、双休日、中午班、夜班、人员少工作忙、交接班时；（4）抓关键人员：护士长、技术骨干、新上岗护士、进修实习人员；（5）抓关键部门：手术室、监护室、产房、消毒供应中心。

2.11加强院内感染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消毒技术规范》，提倡使用一次性医疗用品，根据护理用品的性能选用正确的消毒的方法。加强院内感染监控，最大限度的降低医院内感染率。

2.12加强患者宣教制度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加强对住院患者的宣教，让患者了解住院期间应遵守的规章制度。给患者全面的身心护理，尊重其人格、尊严、信仰及价值观，以良好的护理作风获得病人的理解和支持，可减少护理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董慰慈，张桢先.护理学基础.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44.

2王秋华，迟凤玉，蔡宝英.刍议新时期护理安全盲点的管理.护士进修杂志,2000，15（12）：8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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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筱慧，叶文琴，朱建英，等.“举证倒置”与护理管理新思维.护理杂志，2003，20（3）：71-72.

5戴付敏.重新认识超越职业权限的护理行为.实用护理杂志，2003，19（7）：69.

6蔡学联.护理安全信息管理初探.护理学杂志，2000，15(10):55.

7潘绍山，孙芳敏，黄始振.现代护理管理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349-352..

8田晓丽，李秋杰，王丽波.手术常见差错事故的分析与防范.中国医院管理，2000，20（4）：51.

9卢金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防范护理纠纷.中华护理杂志，2000，35（10）：611.

10陆莹.护理行为与安全管理.护理管理杂志，2002，2（4）：11-13.

11鲁清芬.影响护理安全的因素及对策.天津护理，2002，10（4）：210-211.

12桂斯卿.日本名古屋第一红十字医院防范护理事故概况.国外医学护理分册，2001，19（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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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护理人员素质对护理安全的影响分析

1.1职业道德、思想素质

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工作责任感是做好护理工作的前提。护理人员每天面对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担负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任务，有着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如果护理人员缺乏职业道德修养，不遵循医德规范和规章制度进行工作，疏忽大意，就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和损害。常常表现为：责任心不强、观察患者不细致、病情记录不详细、不及时汇报病情、延误病情、查对不严格、不坚守岗位、、有章不循、工作态度不严谨、违反制度或技术操作常规、交接班不认真、服务态度差、缺少同情心等，这些都极易造成护理不安全，引发护患纠纷。

1.2业务素质

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是保障护理安全的重要基础。患者病种各异，病情多样复杂，需要护士具有较为全面的理论知识、技术操作水平和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及时果断地采取相应措施，实施准确的护理。一些护士由于业务知识缺乏，经验不足，护理技术水平不高或不熟练，操作失误或错误，观察不到位，对潜在并发症预见不足，不能及时判断处理，均可给患者造成不良的后果，导致患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或额外增加患者痛苦，引发护理纠纷。有些护士缺乏沟通的艺术和技巧，护理过程中态度生硬，造成护患间沟通不良，引起患者及家属的不满。

1.3法律意识

护理安全与法律法规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护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而发生的护理缺陷或纠纷时有发生。如进行治疗和护理时没有注意遮盖患者的隐私部位或随意议论患者的隐私；漏记、错记临床护理记录单；在做护理、治疗前未充分做好解释工作，征得患者同意，这些都可能侵犯了患者的权利，为医疗护理纠纷埋下隐患。可见在护理工作中一些不在意的小事情都会隐含了法律的问题，护士若对护理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认识，工作中侵犯了患者的权利，就可能引起护理纠纷。

1.4身体、心理素质

发生护理安全事故除了与护理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差、法律意识不强的因素有关外，还与护理人员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目前很多医院普遍存在护理人员少，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护士是一个多元化、多角色的个体，多重角色的担任及超负荷的工作，使护士身心疲惫，产生厌烦心理，有畏难情绪。造成工作中责任心不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大，一旦不能很好地应对，即严重影响护理安全。

二、对策

2.1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护理人员高尚的职业道德是护理服务的首要前提。很多护理纠纷是由于护理人员在服务过程中缺乏职业道德修养及服务态度欠佳而引起的。医院要利用报告会、政治学习、观看电影、录像等各种形式对护理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护理人员的道德信念和慎独精神，增加责任心，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树立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理念，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遵循病人至上的宗旨，敬业爱岗，认真负责，工作严谨、细致，对患者关爱、同情和理解，才能很好地完成护理工作，不出差错。

2.2加强在职培训，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

护理人员良好的业务素质是保障护理安全的基础，护士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护理操作技术，熟悉各项护理常规和专科护理，并善于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病情变化，制定正确的护理对策与措施。因此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性护理缺陷的发生，促进护理安全工作的落实。护理管理工作者应鼓励护士参加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拓宽护士的知识面，获得国内新知识、新观念、新动态，强化“三基”训练和考核，可通过组织护士业务学习、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提高护理人员业务水平和积极性。对新毕业的护士要加强岗前培训，实行专人带教，加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护理人员自身也要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还要有侧重地学习心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高沟通技巧和能力，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2.3加强护理安全性教育，提高护理人员法律意识

医院应对护理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教育，教育应注意与规章制度学习、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使护理人员认识到护理安全的重要性，增强做好护理安全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加强法制学习，特别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士管理办法》等与护理人员关系较密切的法律、规章制度，使护理人员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增强护理人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认识到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上均有可能涉及各种潜在的法律问题。让护士认识到违法的后果，加强责任心，自觉地以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言行，在工作中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其次，还要懂得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即使发生了纠纷，处理时才会从容不迫，有理有节。

2.4合理配置护理人员，减轻职业压力

护理人员配备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医院的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国际护士会将2006年护士节的主题确定为“保证安全的护士配置，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其内涵在于强调临床护士的数量配置及专业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身体康复，强调世界各国要共同努力解决临床护士的短缺和护士超负荷工作问题。护理人员编制、配备应以满足临床需要、保证病人安全为前提。护理管理者要根据每个科室的具体情况，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保证临床一线护士的数量和素质，并注意结合学历、职称、年资及实际能力等综合能力，对护士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分层次使用护士，倡导弹性排班，定期为护士进行体检，为护士身心健康提供保障，避免超负荷的工作，减少护理人员疲劳、疾病的发生。

护士职业压力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近年来，一些医院引入员工援助计划（EAP）服务，对护士进行职业压力和情绪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缓解了护士职业压力，提高了工作积极性、适应性，使护士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医院护理管理者要加强与护士的交流，了解她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动态，为其解决实际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聘请专业人员对护理人员进行行为、心理的辅导和学习，培养其良好的行为和心理素质，提高护理人员自我控制和应变的能力，学会科学地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以稳定的情绪和轻松的心态面对病人，才能保证护理安全。

【参考文献】

［1］潘绍山，孙方敏，黄始振.现代护理管理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349.

［2］阎成美，翁庐英，李妮.护理不安全因素分析与管理对策［J］.中华护理杂志，2003，38(7):547.

篇5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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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在进行急救作业和护理过程当中,时常会接触到具有传染性的患者,如患者的血液、分泌物、体液和有毒气体等,因为疾病没有进行明确诊断,而在急救过程中又不知道患者的具体情况,也就增加了医护人员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所以急诊护士成为了潜在感染的高危群体。而医院常用的一些消毒剂,像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戊二醛等又会对呼吸道、皮肤、黏膜产生刺激作用,受到刺激会有头痛、咳嗽、胸闷等症状,常时间刺激还会导致肺水肿哮喘、癌症、职业性皮炎等疾病,可能还会诱导细胞变异、致畸形、致癌,而急诊护士在工作过程中会更多的接触到这些消毒类药品,带给她们的危害就会更大。

1.2机械性的因素

由于急救工作的特殊性,在急救的过程当中会有使用各种锐器的时候,例如手术刀片、碎玻璃、注射针头等,由于神经干度紧张,还有时间紧迫,在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及容易损伤皮肤黏膜,意外被刀割伤或针刺伤。之后被沾染到性不明的液体、血液、分泌物等还会被感染如各类肝炎、皮肤软组织感染、艾滋病等一些血液病,接触或是被针刺污染血液而被感染HCV的机率是1.8%,感染HIV的几率是0.3%。

1.3物理因素

急诊环境有时会处于混乱状态,中间有患者的、有家属的不满声、有人员来回走路的声音、有各种仪器发生的声音、有电话声音等,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要专心抢救患者,同时需要面对混乱的工作环境,也会使护理人员的精神处于紧张状态,压力加大,长期这样,护理人员则会出现疲劳、头痛、胸闷和烦躁等表现,再有护士还要送患者去做各种检查,在急诊抢救室内,护士还要接触X光机和床边X光机,虽然接触范围不大,但长期接触会引起各种病变,如癌和畸形等。

1.4心理因素

在治疗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急、危患者,而且有时还会出诊参加急救任务,工作具有较大压力,所以护理人员的精神常常处于紧张状态和应激情况,还有目前医疗环境条件不能保证,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也不易处理,人们过于强调自身健康,但内科常常达不到患者的治疗要求,再因为工作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护士在面对患者时的态度有时会引起患者的不满,与患者不能做好及时沟通,经常发生投诉事件,有时还会出现打伤护理人员的现象,另外还有的患者是打架或酗酒患者,这些患者的情绪还处于激动状态,也会影响到护理人员的身体健康。这些外部因素再加上过大的工作量,会使护理人员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压力过大,因此会出现高血压和血管紧张性头痛、消化性溃疡等疾病。

2防范措施

2.1加强安全知识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要做好安全知识教育工作,可以使护理人员准确了解自身情况,正确认识职业损伤,进行教育过程中要加强护理人员的预防意识,依据操作规定进行操作,定期体检,同时注意预防接种各种疫苗,如果出现职业损伤,则需立即登记并上报,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积极治疗。

2.2生物、化学因素的防护

在处理医用垃圾时应该使用达到规定要求的防漏而刺和密封锐气收集器,进行分类处理,防止发生污染,要求护理人员准确应用消毒剂,应该在戴有防护面具和手套的情况下取用消毒液。洗手时要严格遵守六步法,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2.3机械因素的防护

要正确操作锐器,防止发生锐器伤,积极预防各种血源性疾病传播。正确处理各种针头,使用过的针头要及时加装针帽,避免针刺伤手,有时也会遇到不易处理的患者,如酗洒者,这时要在他人帮助下操作。如果出现锐器伤就要马上挤出伤口的血液,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充分冲洗,用碘酒消毒,包扎,内科中会存在大量传染病,因此要做好登记工作,同时还要跟踪和处理,要定期检查患者血液中的抗体,进行疫苗接种。

篇7

1．2方法：对所有患者护理情况利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记录患者所有资料和数据，进行深入探讨骨科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对不安全因素进行概率分析和统计，然后针对患者个人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护理对策和方法，防止不安全因素发生对患者骨科护理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对患者进行护理满意度调查，认真听取患者对骨科护理的评价和护理意见。

1．3统计分析方法：采用SPSS15．0软件，对收集的所有骨科患者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不安全因素统计分析：经过对所有患者进行统计分析，在骨科患者护理过程中，下肢静脉血栓、床上跌倒、褥疮、磕碰等都是骨科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患者在骨科护理中发生意外情况。

2．2满意度统计分析：对患者进行骨科护理满意度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共10个题目，每题1分，共计10分。小于5分：得分小于5个满意题；5－7分：6个满意题；7－8分：7个满意题；8－10分：8个满意题以上。

3讨论

篇8

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和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已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与实践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需要完善各项具体立法和制度，而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确立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也是关系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完善的重大举措。

一、宪法诉讼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

宪法诉讼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与违宪审查同一意义上使用，二是专指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解决违宪争议的诉讼形态。[1]本文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宪法诉讼概念，即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涉及宪法的争议的审判活动。宪法诉讼可以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活动，由专门机关按照宪法诉讼专门程序进行的活动，如体制下的宪法诉讼；也可以是与其他的具体法律诉讼并无严格程序区分的诉讼活动，如普通法院司法审查制下的宪法诉讼。笔者认为，宪法诉讼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承认宪法条款的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解决宪法争议。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的内容。

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需要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并且通过普通法律的实施得以实现。然而，普通法律并不能完全替代宪法本身对权利的保障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在通过其他诉讼手段不能得到维护或者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有效补救时，应当有权提起宪法诉讼，从而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2]宪法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如果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不能通过诉讼得到保障，也不能直接依据宪法提讼，那么宪法基本权利的存在也就失去其独立的意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权利救济体系中，诉讼救济是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方法，而宪法诉讼则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诉讼所具有的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正当性和高度的程序性等特性，使得宪法基本权利的争议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被侵犯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恢复。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但由于立法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以及成文法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必然发生一些无法通过这三大诉讼制度来解决的权利争议案件。由于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缺乏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也就使得这一部分权利的争议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1998年发生在上海的女大学生钱某诉屈臣氏超市搜身案和1999年北京的王春立等诉民族饭店侵犯选举权案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宪法进入诉讼的必要性。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也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政府签署加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以后，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并为最终批准这两个公约创造条件，已成为众目所注。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既有一个完善各项人权保障的具体立法的问题，而宪法进入司法，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大为提高。在权利被侵犯时，人们更多地、经常地诉诸法律，希望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的弊端与局限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进行改革。

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效力

建立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在理论上首先涉及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诉讼中的直接效力的认定。承认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实行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已成为世界性的惯例，不仅在发达国家被普遍认可，也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群起效法。

在英美法系，宪法基本权利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英国，没有宪法典，但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性法律。基本权利大多表现为宪法判例。宪法判例本身就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司法。美国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则是直接将宪法典作为可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

在大陆法系国家，宪法直接效力的确定晚于英美法系。但在二战以后，也都逐步承认宪法也是法律，确立了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文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以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在学术界，基本权利可拘束行政机关一切行为的观点已成为通说。葡萄牙1982年宪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关于权利、自由与保障的宪法规定，得直接适用。”欧共体成员国的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受到双重司法保障。成员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甚至可诉诸欧洲人权法院。

在我国宪法理论上，一直存在着宪法效力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分歧。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的规范具有原则性，且无制裁性规定，宪法只能通过具体立法实现，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也不能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直接引用。[3]据此，宪法的基本权利也只能通过具体立法才能实现，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上述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根深蒂固的，从而导致了我国宪法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

笔者认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其最终实现方式上可以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分。然而从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上来说，从它对行为的约束力上说，不仅是最高的、而且也是直接的，宪法规范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应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案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引用宪法的条文。但这只是说明在具体立法相对完善的条件下，司法机关没有必要或不需要再援引宪法的条文。没有必要或不需要，并不是说不能引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正是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宪法应当进入司法、建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的重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宪法诉讼的基本特征。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不只是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宣告，还在于它是各项具体的人权立法的基本精神所在，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为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指导；同时通过它的原则性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漏，避免出现法律保护的真空。在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诉讼案件中，也已涉及到宪法的原则规定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

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与普通法律的具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需要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而普通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应当以宪法为指导，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在依据普通法律不能解决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时，应当引入宪法或者进行宪法诉讼。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承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和司法适用的基础上。确立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诉讼的适用范围

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诉讼，已经成为当代宪法发展的共同趋势。然而在宪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这与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约束对象和效力范围的传统观念紧密相关。

在西方传统宪法理论中，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为了保障人民免遭国家权力（公权力）滥用的侵害，是公民对抗国家侵犯的一种“防卫权”，而不是为了防止私人的侵犯。宪法对权利的保障通常只是约束国家和国家机关，私人行为只受法律约束而非宪法的约束。因此宪法诉讼只限于对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非针对个体公民，并不适用于民事领域。如日本学者宫泽俊义认为：“基本人权本来在国家关系上是保障一般国民的权利的”，私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属于私人自治的领域”。[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大量的个人所有的工商企业等法人组织、学校、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产生，就使得这些组织，尤其是一些在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组织及个人，有可能凭借其“压倒的实力”地位，侵犯其他居于“实力劣势”地位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人们对国家权力应否介入私人领域，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对私人之间关系的效力的关注。而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司法机关受理传统的私法领域中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例。在美国，基于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一般只是针对政府侵犯，而非私人侵犯，私人行为一般只受法律约束的传统观念，宪法诉讼也主要针对政府机构而非个体公民。但是，带有“国家行为”的私人行为，即私人的所作所为以某种方式和政府相联系，则被认为是一种“例外”。[5]

在德国，学者们提出了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者效力理论”，即宪法基本权利对国家与人民关系外的第三者，亦即私人与私人间的效力。如H……C.Nipperdey提出，基本权利是“最高层的规范”，如不能直接在私人间被适用，则宪法的基本权利之条文，将沦为仅“绝对的宣示性质”罢了；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的法律关系中有“直接效力”，法官可以“直接引用基本权利”的规定，审理民事案件。G？Müller也认为，基本权利乃“首要之规范”，应该在法律的所有领域内获得实现；所谓“市民国家”的时代已过去，宪法所确立“社会国家”原则，要求基本权利能有“对第三者”的效力。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移植”到私人的法律体系，是侵犯了“私法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私法体系的“基本价值”。[6]

1957年，德国联邦劳工法院裁判著名的“单身条款案”，法院认定以契约规定“维持单？quot；的条款，违反基本法保障的”婚姻及家庭“制度（第6条第1项）、”人类尊严“（第1条第1项）、以及”人格发展权“（第2条）等，此类契约应为无效。强调民事法是受到宪法所预期的”基本价值体系“所拘束，故民事法不能被视为宪法外之物。在日本也出现了法院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裁决私人间争讼的先例。如在三菱树脂案件中，三菱树脂公司以申请雇佣人员在大学参加过政治活动为理由拒绝雇佣，该申请雇佣人员向法院控诉三菱公司的歧视行为，法院经审理宣告公司的行为违宪无效。

而从我国的宪法传统观念和现实的宪法规定来看，宪法规范不只是调整国家权力的运行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而且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公权力，而且也涉及私权力的领域。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其所涉及的各类社会关系都是直接有效的，宪法诉讼在其范围上，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也应当包括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在内。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宪法理论实践中，并不存在强调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的观念。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由国家机关具体行使的权力，是一种制约，然而国家机关不仅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同时还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义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代表和保障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公民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人民（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当然谈不上“防卫”。如果说有对抗，那是针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第二，从我国宪法的具体规定看，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不只是对国家和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有效；而且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行为也具有约束力。例如，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4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4条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8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等等。宪法的上述规定表明了公民基本权利不仅是针对国家机关的，而且也是针对“社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都受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约束。

第三，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不只是来自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学校等社会组织，甚至某些个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社会组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组织凭借其相对于公民个人的“实力地位”，如经济组织对其所聘用人员，学校对其员工、学生，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等，实施的侵权行为；另一类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社会组织还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如选举的组织、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发放、人事档案的管理等等，凭借其实施管理的权力，侵犯被管理对象的基本权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主要是受普通法律的约束，承担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法律责任，但这并不能排除必要时的宪法适用。在普通法律尚不完备、存在某种局限，或者通过民事、行政或刑事的诉讼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引入宪法，通过宪法诉讼使得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完善民商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但是民事活动也不能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学者认为，从长远目标看，应当是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具有直接效力，但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则主张采用“先公后私、先易后难、逐步扩展”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宪法传统中并不存在基本权利只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的观念，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也不是约束国家机关的行为，在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上应当不存在“先公后私、先难后易”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民事领域的宪法诉讼要“易”于公权力的领域。

四、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所面临的障碍

宪法诉讼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的习惯的影响，实践中也缺乏与宪法诉讼相关的个案，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第一，宪法本身的规范性程度不高，弱化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一方面，某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本身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程度并不高，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权利保障的需要。例如，对公民财产权的规定，只限于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未能包含债权、知识产权和具有财产性质的公物使用权等权利。在关于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中，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然而“禁止”的三种行为并不能涵盖侵害人格尊严的全部行为，难以避免在权利保障上出现遗漏。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宪法缺乏保障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诸如德国宪法“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括性条款），也不利于宪法诉讼作用的发挥。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完善其规范化的程度。

第二，现行的诉讼制度的局限，也不利于宪法诉讼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宪法诉讼来纠正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大多与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有关。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有不少是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法院不具有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院应有权裁定其无效。第三，宪法制裁方式在具体运用上的局限。从我国宪法的规定看，宪法的制裁方式主要是撤销和罢免两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也即宣布其无效。而罢免则是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制裁，它只能由法定的机关和单位行使。撤销和罢免的宪法制裁形式，并不能简单适用于宪法诉讼。在法院不拥有违宪审查权的体制下，撤销权的运用范围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在宪法诉讼中适用的制裁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确认行为的违宪，因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这类情况下，往往只要确认行为违宪而无效，公民被侵犯的权利即可得到恢复。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作出的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决定、命令。二是确认基本权利受侵犯的状态，从而判定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具体法律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宪法争议并不涉及行为是否有效，或者说确认行为是否有效并不能使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需要同时采取其他相应的权利救济手段。例如，发生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侵犯选民选举权案，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无效，并不能使原告的被侵犯的权利得以恢复。

第四，司法人员观念上和素质上的障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宪法不在司法审判中适用，缺乏相应的宪法判例，在司法人员中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建立宪法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要求司法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可以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可以在实践中选择较为典型的涉及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通过审判活动形成司法的判例，在最高法院公报中公布，以探索宪法诉讼的经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确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

注释：

［1］在钱某诉屈臣氏公司一案中，两级法院均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但在对侵权行为的性质判定和法律的适用上并不相同。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按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名誉权来判案，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则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屈臣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8条和《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侵犯了钱某的人格权。在法律界引发了能否引用宪法来判案的争议。在王春立等16人诉民族饭店一案中，原告以民族饭店的行为侵犯选举权为由，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王春立等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案的审理结果表露了，由于宪法不被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致使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纠纷不能得到合法的解决，因此也失去了法律的有效保障。有关内容可参见：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32-33页；史卫民、雷兢璇著《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87页。

［2］据《参考消息》1998年10月7日报道：在我国政府代表签字加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表示欢迎，并呼吁我国“采取额外措施，在批准公约之前就采用公约规定的准则”。

［3］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受理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一案中，认定被告第八工程公司与被告罗友敏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友敏负责”，把只有企业才有能力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第42条第2款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的规定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的规定，该约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不受法律保护，第八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体现了宪法的原则规定在民事赔偿案件中的具体应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5期，第172-173页。

［4］关于宪法的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可参见拙文《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第3期，第23-24页。

［5］关于德国的“单身条款”案和日本的三菱树脂公司案件，可参见陈新民著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下册，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6月版，第82页；张庆福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页。

［6］有关主张可参见周永坤著的《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一文，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27页。

［7］如各级人大罢免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选民或选举单位罢免由其产生的人民代表。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刘志刚。试论宪法诉讼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J].法学评论，1998，（3）：26-30。

[2]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49。

[3]徐秀义。宪法学与政权建设理论综述[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47。

篇9

1.2护理工作超出专业范围和护理人员配备不足护士不仅要做好输液、发药和基础护理等工作之外,还肩负对患者催款、解释交费和电脑录入医嘱等工作,这些非专业性的工作削减了护士的时间和精力。另外,许多医院领导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造成产房产床和助产士的比例、爱婴病房床位和护士的比例都达不到标准的局面。

1.3产科工作本身的风险较高产科住院分娩的人数明显增加,但是产科工作人员少。孕产妇情况变化快,发生的意外情况多,潜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产科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较高。另外,产妇和家属对分娩过于焦急,容易误解或者不满医护人员。

1.4产科护理工作环境狭窄固定床位供不应求,医院通常会在走廊和房间加床位,使空间变狭窄。在开放的环境,探望患者的人员较多,而确认家属的专用系统不够完善。

1.5产科病房人流量大,孕产妇、家属、医护人员、清洁工、办理出院和办理入院的人员等,人流量极大,医院在防盗方面还存在隐患。

2预防措施

2.1建立完善的护理管理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医护人员的行为,做到奖罚分明,促使管理人员自觉遵守制度,创造良好的医务氛围。

2.2普及产前、产时和产后的健康教育通过宣传知识小册、宣传栏或者上孕教课的方式向孕妇普及相关的妊娠、分娩的知识,增强孕妇对分娩的了解,使孕妇积极地配合医护人员把孕期保健的相关工作做好,使孕妇能早些做好心理准备。生产时要提供“一对一责任助产”,这样可以增强孕妇以及孕妇家属与医护人员的交流,尽量避免发生产妇和家属误解护理工作的事件。全程陪伴产妇分娩,引导产妇应付分娩的不适感,消除产妇对分娩的恐惧,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保证孕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加大安全事项教育的力度,严格遵守新生儿交接制度在向产妇及其家属交代清楚所有安全注意事项之后,再把产妇转入爱婴区。任何人不得随便抱婴儿离开产妇,如有人抱婴儿离开产妇事件发生,则值班护士应立即到产妇床边确认。产休区的护士接产妇和婴儿进爱婴区时要再三交代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提高产妇和家属的防备,以避免新生儿被盗事件。

2.3创设安全的环境

2.3.1定时检查病区环境加强对开放环境的安全管理,在产科设立安全门,保持24h都有门卫守护着大门。对于出入产科的人员要严格地检查其陪人证,同时,要对探望的次数和时间做出规定,控制探望的人数,有利于预防交叉感染。消灭客观环境的危险因素,防范孕产妇跌倒或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

2.3.2尽量避免加床相关调查显示,每增加1张床位,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就会上升30%。所以,要坚持“以产妇和婴儿为中心”的护理理念,保证孕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不可以盲目的接收孕产妇入院。应该建立弹性受孕产妇入院和办理出院制度,使入院和办理出院安全有序,尽量避免加床行为,加床问题得到解决后,转床的几率也随之降低。

2.4合理配置护理人力根据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护理的工作量和患者的需要对护理岗位进行合理地配置,采取“一岗多人,一人多岗”的管理模式,如此既避免人力浪费,又能提高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使孕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得到保护,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2.5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为了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对护理人员进行层级培训、核心能力培训,对护理人员展开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并实行定期考核制度,奖罚分明。加强培训有关法律法规知识,树立护士的法律意识,使其在护理工作中贯彻知法、守法、用法的观念。在护理工作中严格遵守新生儿查对制度和办理出院流程,杜绝抱错婴儿等事件。加强培训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提高其人际沟通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保证护理安全。

篇10

选取我院2012年4月至2014年7月收治的新生儿78例，其中男46例，女32例；出生时间0~8d，平均年龄（4.6±0.5）d；体重2.3~4.1kg，平均体重（3.3±0.4）kg。

1.2方法

1.2.1护理方法

给予所有新生儿优质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给予添加辅食、喂养及预防注射等常规护理方法，给予新生儿的喂养方式主要为母乳，能显著提高新生儿的免疫力。同时也可给在辅食中添加适量葡萄胎，防止新生儿缺少母乳而发生低血糖；（2）创造一个优质护理的环境，按照新生儿的需求，挑选护理操作熟练、责任心强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对新生儿进行护理，提高护理质量。并按照弹性排班制度，严密观察新生儿的情况，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健康，避免由于护理人员的疏忽而发生差错；（3）在新生儿进食1h后，护理人员需给予新生儿抚摸护理，通常以指揉法对新生儿的头部及背部进行按摩，再以挤捏法对新生儿四肢进行按摩。在给予新生儿抚摸护理时，可让家长从旁学习，护理人员需指导家长熟练掌握手法，便于以后自行给予新生儿护理；（4）新生儿的病房及沐浴室等每天要进行清洁及消毒操作，并将湿度及温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防止发生感染。

1.2.2研究方法

仔细观察并记录在护理过程中发生的异常情况，将新生儿家属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按照调查结果进行护理满意度的评价。

1.3观察指标

选择我院自制护理质量评分表评价新生儿护理质量，按照评分的高低情况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比较满意及不满意四个等级，满意度=（非常满意+基本满意+比较满意）/总例数×100%。

1.4统计学分析

我院采用SPSS17.0软件来进行统计学分析。以（x－±s）表示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用率表示计数资料，进行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对于78例新生儿护理工作，家属非常满意26例，基本满意28例，比较满意22例，不满意2例，满意度为97.4%。新生儿中出现啼哭不止2例，发热2例，喂食延误1例，护理出错率为6.4%。

3讨论

3.1不安全因素分析

环境因素：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不断发展，医疗安全意识也越来越高。同时广泛开展的医疗保险及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使在医院分娩的产妇越来越多。但临床病区不够集中，提高了管理难度，导致发生很多严重医疗事故，如丢失新生儿等。院内感染：（1）新生儿容易发生医院感染，尤其是早产儿及体征过低的新生儿，主要原因是新生儿免疫力较低。而感染的发生主要是人为的侵入性操作，若不采取正确的方法对新生儿的呼吸道进行清理，会增加新生儿感染的机会；（2）医院内也容易发生交叉感染，若护理人员不重视洗手及对手进行清洁和消毒，也会增加感染机会。执行护理制度不到位：护理人员仅在巡视病房时观察新生儿的呼吸、面色及精神状态，若在夜间家属休息时新生儿发生异常情况，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家属便会推卸责任，造成严重医患纠纷。

篇11

二、从田间到车间，逐步规范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追溯管理

建立加工经营台账，通过统一包装标识和编码制度，记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整个链条信息，实现产品“身份”有据可查。目前，乐陵市国强亚联、山东飞达、中谷淀粉、希森马铃薯等多个企业均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流程，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形成产、供、运、销一体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网络。

三、扩大检测平台，基本满足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需求

企业均已建立了自己的检测中心，实现自检自控，其中飞达集团的实验室获得辣椒出口公共服务检测中心称号，在自检自控的同时还能服务周边企业。成立农产品质量综合监测站，配备专门的检测人员，负责职能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管工作，可随时抽检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在全市建立起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服务便捷的农业质量监督检测网络，不断提高我市在农业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检验检测水平，至今，共抽查果蔬样品720份，合格率100%。

四、统筹多方力量，构建多层次立体化执法监管网络体系

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的例行监测工作，并定期农产品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质量安全监测信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的区域，加大跟踪督查力度，促进落实整改措施。

篇12

 

速度是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在比较物体运动快慢时，我们的方法不应该只有一种。如图甲所示，让几个同学在操场的跑道上从同一起点同时出发向前跑，一段时间后谁跑在前面谁的这段路程里速度就快，这是一种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方法：相同时间内比路程；如图乙所示，让几位同学在操场跑道的同一起点同时出发向前跑，分别几下每一位同学到达跑道的同一终点处所用的时间，睡的时间短谁在这段路程中的速度就快初中物理论文，这又是一种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方法：相同路程内比时间。而我们最终选择了第一种方法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并且得出了速度的计算公式：速度=路程/时间，即v=s/t。这是因为，第一种方法中，数据大物体运动就快，而第二种方法中数据大物体运动反而慢，所以第一种更加符合我们的习惯核心期刊。实际上，两种方法比较的结果是一样的。

例1．在江苏省，体育已经纳入了中考的考查中，其中的1000m长跑是必考项目。在小轩就读的学校，1000m长跑测试是初中阶段每个年级都要进行的测试项目。七年级时，小轩的成绩是3分50秒，八年级时小轩的成绩是3分30秒，关于小轩的1000m长跑成绩，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七年级时小轩的速度大 B．八年级时小轩的速度大

C．小轩在七八年级时的速度一样大D．无法比较小轩两个年级的速度大小

解析：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比较小轩在七八年级时1000m长跑中的速度大小。第一种方法：因为小轩每次长跑的路程是相同的，都是1000m初中物理论文，所以他两个年级里运动的路程相同，而他在两个年级里所用的时间是不同的，八年级用的时间少，因此八年级时它的1000m长跑速度快；第二种方法：因为小轩七年级跑完1000m用了3分50秒，而八年级时跑完1000m用了3分30秒，我们可以转换一下视角，将这两次长跑全程录像，当八年级3分30秒跑完1000m时，七年级的长跑中他还在路上，即在3分30秒这一段相同的时间内，八年级时跑的路程比七年级长，因此八年级时的速度快。

答案：B

点拨：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答方式，但是最终的判断结果应该一样。

二、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平均速度是物体在某一段运动时间内，运动路程与运动时间的比值。它是用来粗略地描述做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快慢程度。之所以说是粗略的表示运动的快慢，是因为不知物体运动过程中何时加速，何时减速初中物理论文，何时中途停留。平均速度公式：。我们说一个物体的平均速度，必须指出它在某段时间内，或某段路程中的平均速度，否则平均速度的含义就不确切了核心期刊。在公式中，S和t之间有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S一定是t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t一定是通过的路程S所用的时间。

瞬时速度是指运动物体在某一瞬间的速度。它反映的是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运动情况。

对于匀速直线运动来说，任何一段路程或者人和一个位置的运动情况都是相同的，所以匀速直线运动中某一段路程的速度可以代表其他任何一段路程和位置的速度。

例2．（2011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甲、乙两辆汽车在水平路面上同时向东行驶，路程——时间图像如图所示，则甲车的速度是_______m／s；两车行驶过程中，若以甲车为参照物，乙车向________运动。

解析：阅读图片可以发现：这段路程中两个物体都在做匀速直线运动，其中横坐标表示运动的时间，竖坐标表示运动的路程。因此要想知道甲车的速度，我们只要任意找到甲车的一段路程和这段路程所用的时间，我们可以找到甲车图像上t甲=10s，s甲=150m的这一段进行计算：V甲=s甲/t甲=150m/10s=15m/s；以甲车为参照物初中物理论文，要想判断一起向东行驶的乙车的运动方向，首先还是要解决乙车的速度。对于乙车而言，我们还是只要任意找到乙车的一段路程和这段路程所用的时间，我们可以找到乙车图像上t乙=50s，s乙=300m的这一段进行计算：V乙=s乙/t乙=300m/50s=6m/s.相对于地面来说，乙车比甲车慢，所以以甲车为参照物，乙车向西运动。

答案：15 向西

点拨： 对于匀速直线运动而言，计算速度时所选择的路程是任意的，但是要注意时间必须和这段路程对应，而且如果是在图片上寻找数据，一定要找到这样的点：路程和对应的时间要能直接在图上的坐标轴上确定数据。

例3.在千岛湖之旅中，小虎和爸爸乘坐的游船以20km/h的速度顺流而下，从仙人岛到达溶洞岛，然后又以12km/h的?俣饶媪鞫上，由溶洞岛返回仙人岛初中物理论文，小虎想知道游船在两岛往返过程中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解析：用S表示两岛之间的距离，则游船往返一次所通过的路程为2S，从仙人岛到达溶洞岛所需的时间为，溶洞岛返回仙人岛所用的时间为，用v表示游船在两岛往返中的平均速度为，根据平均速度定义：

=2×20km/h×12km/h（20km/h+12km/h）

=15km/h核心期刊。

点拨：平均速度和速度的平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平均速度，速度的平均。因此本题不可出现简单的将两个速度求平均值的错误。

三、平均速度的测量

平均速度的测量原理是，因此我们要想测量平均速度，就是要测量某一段路程的长s和物体通过这段路程所用的时间t。

例3.（2011江西）某物理兴趣小组利用带有刻度尺的斜面，小车和数值钟“测量小车的平均速度”，如图所示，图中显示的是他们测量过程中的小车在甲、乙、丙三个位置及其对应时间的情形，显示时间的格式是“时：分：秒”

（1）请你根据图示完成下表

 

 

 

小车由甲至乙

小车由乙至丙

小车由甲至丙

路程S/cm

26

 

 

 

 

时间t/s

 

 

4

 

 

平均速度v/（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