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以德育人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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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以育人为本的教育观

就必须献出自己的全部爱心忠诚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热爱学生。我们经常讲的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学生无私奉献的爱。只有树立以育人为本的教育观，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实际上，爱学生本身就是检验教师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师德教育的本质内容。热爱学生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献出自己的全部爱心。这种爱应如同父母一样的爱，或者是高于父母之爱。这种爱是高尚，纯洁，无私，博大的，是人间其它的爱所无法比拟的。它具有更深厚，更高层次上的社会意义。这种爱，笔者认为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要对全体学生都热爱

对每一个学生都要高度负责，不能有所偏爱。对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或品德有缺陷的学生，更要加倍的关心，绝不允许有任何歧视。

（2）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思想品质，文化知识，劳动能力，身心健康等方面，全面关心学生，引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是他们潜在能力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3）要严格要求学生

古语说“教不严，师之惰”，严是爱，松是害。同时，要注意严而有度，严而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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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3-087-01

在时下的社会中，随着科学革命、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

恩惠与便利，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的失落与人格的缺失。作为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重要场所，学校应该担负起人格教育的重任，而语文作为提升学生素质修养的学科，其对人格的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应试体制下的语文教学，课堂上没有打动人心的朗诵、没有美文的赏析，只有语法分析、试卷讲评，是把知识全部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而语文也完全抛弃了它开启学生智慧、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功能。

一、实施语文人格教育的意义

何谓语文人格教育？程红兵老师认为：语文人格教育是语

文教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有意识、有计划地结合语文知识传授语文能力培养，对学生实施人格教育的活动。这一活动过程中，语文教师作为教授过程的主体，学生作为接受教育的主体，两者相互依存。语文课堂能陶冶人的情操、语文教学中的逻辑思维因素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格中的认知结构；语文教学中的伦理道德因素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格中的伦理结构；语文教学中的审美因素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格中的审美结构。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既是发展人的个性的需要，也是语文教学自身的需要。

二、语文人格教育的目标

终极目标就是人格完善，这是语文教师必须坚持的理念。而且应把它置于语文教育目标体系的最高层。具体目标是结合语文教育的性质、特征而设置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近期目标。终极目标和具体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终极目标制约具体目标，具体目标是终极目标的具体化，并服务于终极目标。通常人们多指真善美、知情意。

1.认知目标

语文人格教育的认知目标从广度看，包括耳、口、目、手、

体、脑。中国人学汉语与学外语不同，汉语是本民族的语言，从出生开始，就受到语言氛围的熏陶，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已经习得听与说的能力，而阅读与写作应是学习的重点，语文教学应该主要发展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从心理特性看，认知品质主要包括认知的客观性、批判性、条理性、创造性。

2.情感目标

从涵盖内容看，主要包括爱真、爱国、爱人、爱美。从心理

层面看，包括情感的稳定性、紧张性、丰富性。

3意志目标

意志品质是指人表现在自觉的、有目的的行为中的一种坚

持目的、克服困难的心理活动模式。从所包括的内容层面看，作为学生而言，主要包括学习、工作自我修养方面的意志。从心理层面看，意志具有自觉性、自制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进取性。

三、实施语文人格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家先生在《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

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事业也，如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与人类也。”可见，人格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正如特级教师于漪所说：“离开‘人’的培养去讲‘文’的教学，就失去了教师工作的制高点，也就失去了教学的真正价值。”语文教育必须将“育人”的理念贯穿于“教文”的过程中，通过“教文”达到“育人”的目的，通过“育人”提高“教文”的功效，这也是语文人格教育的重要性所在。

1.语文人格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

中国古代的教育可以说基本上是以语文学科为主体的教

育，而其实质是以人伦教化为核心的儒学道德教育，是通过学习礼乐诗书、经史典籍等“语文教材”，既使学生有一定的应对、颂诗、作文的能力，又使学生温文尔雅、知书达礼，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只要我们剔除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封建思想，吸收借鉴其好的思想内容，仍能为今所用。

2.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实施素质教育是新世纪我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素质教育

思想集中体现了现代教育理念，明确了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属。当代的教育并不似应试教育般只强调学生的成绩，而增加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这就要求必须改变过去教育强调的人的社会工具价值，而必须让位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在这种转换与让位过程中，语文素质教育应该承担自己的重任，发挥自身的文本优势，以人为本，发掘人的潜能、培养健康人格。

综上所述，在实施语文人格教育意义的指导下，明确实施语文人格教育的目标，才使教师有目的地进行教学。在教学意义和教学目标的引导下，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的指导和经验借鉴，也能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充分认识到在语文教育中进行人格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语文人格教育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有着广阔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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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医学是直接应用于人的科学，人不是机器，人都具有人文属性，医疗活动必然会伴随着人文活动。然而，建立在分析方法之上的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就是把人当作机器来对待的。生物医学模式注重人体的研究，忽略了人的身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注重人体结构和微观层面的生理和病理研究，忽略了人体系统功能以及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注重肉体的研究，忽略了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

无数事实证明，特定的人文因素会导致人类某些疾病的发生，要治疗这类疾病，就要运用相应的人文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病种面前，生物医学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生物医学模式主导的医疗活动中，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医学伦理难题层出不穷而且难以得到解决。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O.L.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文章对生物医学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

新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本质上就是对人文的呼唤，呼吁人们在医疗活动中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与之相呼应，医学教育必然要融入人文教育。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文知识的医学生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此外，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医学科学的发展以及医学科学大师的横空出世都与彼时彼地的人文环境有着极大地关系。可以说人文环境极大地影响着医学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例如：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人体解剖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同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封建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人体解剖为封建礼教所禁止，解剖学学科无法获得创建和发展的机会。因此，一个医学生要想理清医学的发展脉络，把握医学发展的方向，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二、医学人文教育实施构想

目前，虽然在医学教育中加强人文科学的教学已经成为医学教育界的共识，但医学教育模式仍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医学教育仍然过于关注技术，人文科学在医学教育中仍然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医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切入点还没有找到，医学人文的教育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其实，人文知识的获得就是一个长期的修养过程，要达到较高的水平，一靠引导，二靠积累。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讨论医学人文教育模式的构建问题。

（一）引导与教学

1.宣传人文知识在医疗实践中的实用价值，增强人文教育的吸引力

第一，让学生了解人文社会致病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文社会因素是十分重要的致病因素。人的不良行为和情绪都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据统计，“目前人类46.7%的疾病均与自身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密切相关，不良的心理、行为因素已成为除生物、社会和自然因素外，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1]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极端的长期的负面情绪会导致某些疾病的发生，如古代外科四大绝症之一“失荣”就是由情志不畅、忧思郁怒而引起的。人的精神活动如“七情（喜、怒、思、忧、悲、恐、惊）”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的，但长期的剧烈的情绪波动或消极的精神刺激就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并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人一旦生病，就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不良情绪，消极情绪又会反过来促成疾病的恶化。今天，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凡难以治愈的疾病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艾滋病等，其背后都隐藏着令人心酸或震惊的导致疾病发生的世事人情。

第二，让学生了解人文医学的作用。医学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2]人文医学是以人文手段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医学。人文医学和技术医学同属于医学科学。例如：一个好的医生在诊疗实践中不但要会遣方用药，而且要会做思想工作以消除消极情绪对治疗的干扰，同时调动患者的积极情绪以加速疾病的痊愈。医生对病人的人文关怀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活动，科学证明大约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疾病在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有自愈的倾向。

第三，让学生了解医学人文学的作用。什么是医学人文学？目前国内尚无权威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医学是一门直接面向人的科学，医学人文科学是一门医学与人文科学交叉的科学。医学人文学是“随着现代医学所遭遇的伦理困惑和当代生物医学遭遇到的种种难题，由社会和医学本身，为解决上述难题和当前医德医风问题并思考未来医学性质及目的而主动提出的。”[3]医学人文学的功能就是赋予医学生更多人文精神，以培养有道德、有处理医疗问题能力的医生。

2.强化课堂教学，让学生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

第一，提高教师素质，保障教学质量。医学与人文学的相互渗透和结合要求从事相关学科教学的教师要具备医文两方面的知识修养。具有人文科学学历背景的教师要加强医学知识的学习。医学院校里的文科教师学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向医学生学习、向医学专家学习，可以很方便地走进医学专业教师的课堂。具有医学学历背景的教师要加强人文知识的学习。这部分教师可以采取访学、进修的形式系统地学习相关的人文科学知识，要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以积累人文科学素材。教师要将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具有教书育人的能力，又要具有指导人文医疗和参与解决当前医疗热点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具有沟通和组织能力。能够组织各种学生实践活动，能够将相关人员及专家学者请进课堂。

第二，课堂教学形式要多种多样。教师既要组织好正常的课堂教学，又要组织好各种情景教学。如请一线临床医生或科研人员谈体会，请医疗纠纷当事人谈体会，请重大医疗政策决策者做报告，就医疗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演讲。同时还要布置好学生的课外作业，如指导学生阅读，指导学生写作，指导学生参加相关的社会活动。

第三，医学专业教师不但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且还要注重对学生加强科学精神的熏陶。事实上，医学的每一门分支学科都拥有功勋卓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这些杰出人物都拥有超凡脱俗的科学精神，这些科学精神就是本学科的精髓所在。

（二）积累与实践

医学人文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学生的考核不能仅凭一次考试就了事，应为医学生建立教育及实践电子档案，让电子档案跟踪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过程，毕业前夕，教师才给学生做出综合评价。

1.电子档案的内容

电子档案应包括如下内容：（1）考试成绩。考试成绩体现了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2）历史文献案例的收集和分析。查找历史文献，收集典型案例，并对案例加以分析，感知人文与医学的关系。历史案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普遍性的案例，如君王过度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历史名人工作强度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等。第二，独具特色的案例，如蔡桓公讳疾忌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等。第三，历史上著名医学家的成才之路及重大医学发明创造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分析。（3）亲身参与科研和医疗活动，对所参加的活动进行评价。（4）旁听医院伦理委员会对重大医疗活动的伦理辩论和决策，做好记录并对伦理辩论和决策进行分析。（5）跟踪了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医疗纠纷，并对处理结果做出评价。（6）观察并体会人文因素对人类身体的影响。这类观察和体会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自身的观察和体会，如精神创伤（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有受伤的时候）对身体的影响。第二，观察周边人士，如失恋、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等负性事件对当事人身体的影响。（7）调查知名医生运用人文知识治疗疾病的案例。（8）考察新病种的形成是否有人文因素的作用或影响。如对现代建筑综合征、电脑综合征等文明病形成原因的考察。（9）与患者沟通的能力。（10）团队合作精神。（11）科研组织和管理能力。（12）阅读书目及读书报告。

2.电子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第一，电子档案的建立。以学籍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医学人文教育的特点建立医学人文教育学生电子档案，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发起建立电子档案的主体应该是谁？是任课老师、学生辅导员还是学校层面的主管人员？如前所述，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文教育在整个医学教育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人文教育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着现代医学教育的成功与否。因此，发起建立电子档案的主体应该是学校层面的主管人员，学校主导有利于形成全面而良好的学习氛围。

第二，电子档案的管理与利用。电子档案建好以后，就应该交给学生本人和相关任课教师或带教教师来共同管理。电子档案内容的第二至第八条应该由学生按照要求定期填写，教师给予评价。电子档案内容的第一条以及第九至十一条应该由相关任课教师或带教教师填写，第十二条由学生提供详细材料，教师提出指导意见并录入电子档案。电子档案的数据可以很方便地成为考核学生人文知识积累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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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背景，国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强调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到鲍姆加登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注：见邵大箴，《温克尔曼及其美学思想》，载《希腊人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5—6。） 但是，西方研究温克尔曼的专家阿历克斯·波茨(Alex Potts)则认为，温克尔曼关于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并不像是歌德、施莱格尔和黑格尔那样的德国唯心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倒是更接近于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必要继续作一番研讨。

我们都知道，尽管温克尔曼在1738年进入曾是沃尔夫的讲坛所在地的哈雷大学学习神学，而且他还听过沃尔夫的学生、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登的课，（注：鲍姆加登于1737—1740年间在哈雷大学任教。） 但是他对鲍氏的哲学很是不以为然。（注：见[德]西海·贝格瑙，《论德国古典美学》，张玉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6。） 通观温克尔曼的著作，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温克尔曼是在德国的学术中心哈雷大学接受了正规的神学教育，他也熟知莱布尼兹、沃尔夫一派的哲学理论，但是温克尔曼的著作中并体现不出德国哲学家擅长的形而上思考的特点。显然，从温克尔曼对待鲍姆加登的态度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给人以鲍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却是不能因为作者的主观姿态而否定掉的。温克尔曼史学思想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为体系的艺术史、自由与艺术的繁荣、关于理想的美——事实上都与他之前的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克尔曼把艺术史作为一个“体系”去进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国所接受的哲学训练，这种探索体系形式的理论训练先是由莱布尼兹灌输到了德国哲学中，继而在沃尔夫那里得到了强调，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而英、法的哲学在笛卡尔之后对于庞大哲学体系的建构则基本上持着一种排斥的态度。（注：关于德国哲学在体系思维上的训练及其与英、法哲学的区别的论述参见[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26—327。） 正是因为温克尔曼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已经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专家，而是德国人温克尔曼发明了现代的、综合的艺术史学科。在讨论自由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时，温克尔曼把“自由”这一基本的原则当作一个对于艺术之繁荣来说必须事先存在的理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美”的问题上，温克尔曼根据他对希腊艺术的研究勾画了一个理想的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绝伦，因此一些学者把温克尔曼称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注：“美”的性质在温克尔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意见不一。克罗齐、韦勒克、贡布里希、朱光潜都把温克尔曼看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而文杜里则对此予以否认，黑格尔也把温克尔曼归为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美的学者之列。相关论述见：[意]贝内戴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105；见[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凯身、杨自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18，鉴于朱光潜受克罗齐影响之深，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来自于克罗齐；[意]L.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迟轲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1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尔的见解。） 然而，无论说温克尔曼的美是来自于夏夫兹伯里这个赞成理性主义的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说它来自于莱布尼兹对于“美”的理解，在我看来都只是看到了温克尔曼关于美的论述的一些表面的问题。恰恰是温克尔曼的这两位前辈在模仿普罗提诺，而温克尔曼则是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使理想的美从具体的材料中生发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把理性主义者的论述用经验主义的方式颠倒过来了。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经验主义的影响确乎更大。经验主义在当时整个德国的文艺理论界也是占优势的。18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对于温克尔曼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时的德国学术比起英、法两国的学术来说实在是太薄弱了。（注：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状况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79—282。） 对于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更多的影响来自于英、法。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进行“古今之争”的时候，德国人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古今的优劣，而是他们的文艺是应该借鉴法国还是英国，足见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莱比锡派与以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在德国的延续，其结果则是以经验主义的胜利告终。（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82—286；以及[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11—281。） 法国的启蒙思想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是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思想家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这与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参见[英]柏林，《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载《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193—224。） 而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事实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根据罗素的分析，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英国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牛顿对于宇宙演化的解释超越了笛卡尔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学在英法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牛顿的威望，而把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到法国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尔泰。（注：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175。）

1726—1729年，伏尔泰流亡英国三年，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曾写道：“尤其在哲学方面，英国人是其他民族的导师。”（注：见[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496。） 在自然科学方面，伏尔泰成为牛顿的信徒；在历史学的领域，他则创立了一种以《风俗论》(1756)为代表的新的方法论方案，也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卡西勒指出，这种方案就是不让历史写作单纯的依赖哲学或者神学的建构力量，而是试图直接从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注：见[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195。） 伏尔泰的兴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继，而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内在的关系。伏尔泰抱怨历史知识较之自然知识而言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历史也应当能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历史以《圣经》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顿的力学从最基本的历史材料出发建构新的历史模型。这个历史模型把人类的历史从神学的救赎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试图通过对人生活的环境气候、民族、风俗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考察勾画一个世俗的人类文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把从鲍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风俗论》的转变称作是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精神史上危机的标志。（注：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21。） 卡西勒对伏尔泰历史编纂观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认为伏尔泰并不否认理性作为一种人类先天的禀赋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够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经验的历史才能够充分地展现理性的发展。（注：[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页213—214。） 而伏尔泰是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前导，熟悉伏尔泰的温克尔曼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启发。事实上，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也表现出了与伏尔泰的历史逻辑相似的一面，尽管他深受德国理性主义哲学训练，却也用一种经验的方式去进行艺术史研究。

二

前述的认识论背景对于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艺术史》绪言中，温克尔曼说：

“我所着手写作的古代艺术史不仅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要说明在那些年代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这个词，这种意义就是它在希腊语中所具有的含义；而且我的目的是试图提出一种体系。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古代国家之艺术的论述——涉及到每个单独国家的艺术时我已经力图实施这个构想，这一点在论述希腊艺术时尤为显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温克尔曼提出了他的艺术史不是一部罗列事件的编年史，而是“提出一种体系”。把艺术史作为一种体系去研究，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体系性的思维去构架艺术史写作的结构，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体系”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涉及到图像、风格、文献材料的考据等一般的艺术史方法，它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西方现代哲学史上，从莱布尼兹开始，德国的古典哲学大家们多倾其一生，努力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像康德、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也被称作“体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对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论述的相关研究中曾用相当的篇幅讨论过“体系”的概念及其历史，特别是“体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认为，这一渊博而又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很有帮助的，这一论述不只对谢林有效，因为体系的观念是近代哲学思维逻辑的一个基本的“语境”，所以我想首先简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尔的研究。（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0-65。）

海德格尔首先考察了何谓“体系”？“体系”来自于希腊语συνιστημι，意为“我来安排”，他有两个意义的指向：其一是内在的、给事情提供其根据与支点的结构；其二是外在的随意的堆积框架。后来“体系”这个词逐渐被使用于认识领域，由于其本来所具有的两种意义指向，从而使得人们一方面创造真正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随感堆砌起来，以“体系”的名义招摇。海德格尔简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也就是古希腊，如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在中世纪，像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学大全》也不算是体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乱，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不及，更不用说是和像黑格尔、谢林那样的真正的体系相比，因而中世纪的各种神学“大全”不算“体系”，而是神学的教科书。接着，海德格尔对于“体系”的概念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反对把“体系”当成是对现有的教学材料进行的划分排列，指出：“体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的内在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地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性内结构与衔合的合知识性的安排。”（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5。）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体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纪形成的，因为直到近代“体系”才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数学的理性体系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在进行了以上论述之后，海德格尔指出，在从17—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体系”是“整个哲学的主导词语”。（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55。）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出一条最为核心的理念，即“体系”必须是某种理论内在的结构秩序。然而，海德格尔的论述是着重于德国的唯心论哲学传统。前文中，我强调了温克尔曼与经验主义的关系，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接近海德格尔所谓“体系”概念的实质，而与温克尔曼的联系又更为直接的论述呢？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对“体系”一词有专门的词条解释，解释者正是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伏尔泰说，“所谓体系，无非是一种艺术或科学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组合，这种秩序使他们彼此相互依存；从其原始因素可以导致并说明其最终因素。那些用以解释其他因素的，称为原则，而原则的数量愈少，体系就愈完善，最好是减少到只有一个原则……在所有的体系中也只有一个首要的原则，而构成体系的各个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梁从诫译自[美]斯·坚吉尔的英译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页349—350。） 伏尔泰认为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三类原则，他们形成了三个类型的体系：第一类原则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种原则的体系被称为“抽象体系”；第二类原则是一些假设，以此作为基础的体系称为假说；第三类原则是由事实所构成的，这些事实，是在实验中收集到并经过考察和鉴别的。伏尔泰认为“真正的体系是在最后一类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体系。”（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0。） 而且，真正的体系要以事实为基础，它要求有大量的观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种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伏尔泰坚信“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艺术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体系的。”（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3。）

伏尔泰的解释使我们意识到，“体系”的问题在17、18世纪是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说：“为了认知人类文化和社会某些关键层面的经验的多样性而精心构建一个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课题。”（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温克尔曼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相联系。的确，有许多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区别的，并不像阿历克斯·波茨说得那么简单。从伏尔泰对于“体系”的解释看，“体系”的概念以及人们对于体系思维的认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种笼统的趋势概括它在当时的发展和影响。卡西勒曾指出，当时的英、法正流行着一股反体系的潮流，对温克尔曼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夫兹伯里甚至说“体系是把人变成傻瓜的办法”。（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327。） 孔迪亚克在1759年发表了《论体系》一书，他强烈地主张在物理学中消灭“体系癖”，而17世纪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大厦正是从这种“体系癖”中产生的。孔迪亚克反对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释，而是主张必须直接对现象进行观察，通过对现象的经验性质的联系作出清楚的规定。接着，把牛顿奉为经典的伏尔泰也用这种理想向笛卡尔的物理学发难。（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51。） 伏尔泰在解释“体系”的词条时，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反对以前的理性主义者主要通过演绎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主张一种基于现象的观察建立的经验的体系的思考。按照伏尔泰的设想，关于艺术的研究显然也应该能够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体系”，也就是基于观察的、由事实建立的体系。温克尔曼在大家都在反对“体系”的时候却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艺术史的“体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系”，这首先应该说是莱布尼兹灌注到德国哲学中“体系精神”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应。当然，深受英、法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温克尔曼不会把这个“体系”建构成“抽象的体系”，而是伏尔泰所说的那种新的经验的“体系”。

由于温克尔曼本人并没有对他的“体系”的概念作出说明，阿历克斯·波茨在研究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的“体系”概念及其理论结构时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把《古代艺术史》“体系”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体系”原则相类比得出结论。（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讨论“体系”的概念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从海德格尔和伏尔泰的相关论述中抽象出来的，可以作为阿历克斯·波茨的相关论述的补充。涉及到温克尔曼的“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既是一个从那些作为自明真理的原则中推衍出来的概念结构，又是一个从实物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分类框架，这些实物证据联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现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艺术。”（注：Ibid. p. 33. ） 进而，他又对这一论点作了发挥，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尽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之上，却不能被完全认作是来自于先验原则的推演。他认为这个体系乃是为了认知经验的材料而组成的“假设的结构”(hypothetical constructs)。单是推演或归纳性的论述都不可能证明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说过，温克尔曼的思想从大处说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综合影响。理性主义注重演绎，经验主义注重归纳，在他的“体系”中，无疑也反映了这种影响。但阿历克斯·波茨的这种表述过于折中，而且从基本的原则往下推演逻辑方式涉及到温克尔曼的“美”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温克尔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历克斯·波茨所说的“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这些原则是可以“经验”的，而且在古希腊是已经“经验”过的，只不过对于当时来说像是一种“先于当下经验”的存在罢了。我赞成关于“体系”是一种思维综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种折中。我不否认这些原则在温克尔曼的脑子里先是作为一种预设的结构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温克尔曼的这个“体系”中的原则都是由经验建构起来的，他以具体的艺术作品和史料为基础对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鉴别，其“体系”不是“抽象体系”，也不是假说，完全可以把他归入伏尔泰所谓的“真正的体系”。

三

温克尔曼的“体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则、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以及具体的论证过程。古代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由与艺术的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想的美等问题都是构成温克尔曼的“体系”的基本原则；《古代艺术史》中比较初级的风格分析、题材与历史、神话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辨别真伪的分析等问题都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涉及到具体艺术作品、碑铭的论证则更多。我们可以把后两者全部归入到一般经验的领域，而组成“体系”的基本原则却是由这些最基本的经验论证所支撑的。作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们只研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古代艺术的发展规律问题，也就是温克尔曼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也就是古代艺术的兴衰模式，他说《古代艺术史》的目的“是要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国家、时代和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风格，而且要尽可能地从现存的最古老的遗迹开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样，把艺术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过程。但是，在温克尔曼那里艺术并非如瓦萨里所言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他认为艺术以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却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来，温克尔曼关于艺术发展过程的描绘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是陈词滥调，因为把历史的发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荣衰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在温克尔曼的表述下面却是不平凡的发现。首先，尽管温克尔曼继承了瓦萨里的艺术进步论，（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时却已经不像瓦萨里那样套用《圣经》的历史序列了。（注：见[意]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译本《中世纪的反叛》卷，刘耀春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页21—23。） 他摆脱了一般的历史循环论，（注：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将温克尔曼与瓦萨里相比，认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模式，而阿历克斯·波茨则认为，比之一般的艺术史循环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不能通过《名人传》和《古代艺术史》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是循环论的结论。《古代艺术史》写的只是“古代”，而《名人传》则一直写到瓦萨里的时代，后者是能够全面反映作者史观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艺术的历史序列，不构成作者完整的历史观。温克尔曼对于当代艺术要朝着古典的“美”前进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没有讨论新的历史循环。启蒙的时代是历史进步论的时代，温克尔曼也是进步论的，只不过他的历史进步的目标是“好古”的罢了。关于贝尔廷和阿历克斯·波茨的观点，参见《艺术史终结了吗？关于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学的反思》，载《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页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艺术的进程重新确定为对至高无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寻。无疑，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温克尔曼跳出了瓦萨里无法逾越的属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给整个古代世界的艺术发展勾画了一个合理的图景，这个图景也就是一个描述古代艺术的通史的结构。正是在这个通史的结构中，希腊真正成为古代艺术的典范，成为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缩影。哈斯克尔所说，“温克尔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贡献是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鲁斯坎人在内的整个古代艺术——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个完整、综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学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温克尔曼不仅给古希腊勾画了艺术的兴衰，而且给整个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兴衰的参照体系，轴心是古代希腊的艺术，这是一个大跨度的人类精神实践的历史综合。他说，直到希腊人去发现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艺术如同一棵没人知道它的好，却被悉心照料的树木；伊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腊人的艺术则像是一条穿越富饶峡谷的弯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满河道却不泛滥。（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这一点对于他以后的西方艺术史的价值描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他还给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的古希腊艺术勾画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轮廓，把古希腊的艺术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种风格从远古到菲迪亚斯为止，相当于政治上希伯战争之前的时间，风格以直线和僵直的造型为特点，被称为“远古风格”。第二种风格延续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当于雅典自由城邦极盛的时期，风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称为“崇高风格”；第三种风格随着上述三人学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风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时期了，风格以模仿为主。（注：[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载《希腊人的艺术》，页173-201。） 以前的法国古物学家也想构建一个希腊艺术史，但是只有温克尔曼给希腊艺术拿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年代学框架，从而描绘了希腊艺术发展的历史序列，这个历史序列也就是希腊艺术风格演变的序列。这个风格序列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它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出发，通过对风格的历史分析从而达到对古代艺术的认知。